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歷史經驗
--以“環境-任務-策略”為框架的分析

上官酒瑞

統籌發展和安全，歷來都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礎性工作。新時代，習近平圍繞發展與安全關系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并在理論與實踐結合上不斷深化認識，形成了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創新理論。對此，學術研究主要為闡明理論內涵1參見鐘開斌：《統籌發展和安全：理論框架與核心思想》，載于《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7期。、解析理論意義2參見丁忠毅：《統籌發展和安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戰略遵循》，載于《鄧小平研究》2023年第2期。、提出實踐路徑3參見鄭國光：《統籌發展和安全 著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載于《紅旗文稿》2021年第10期。等。這對深化該理論研究很有意義。但研究更多以發展與安全的統一性為理論預設，對二者對立性關注不夠；更多以問題或目標導向分析新時代發展和安全的統籌，對歷史演進探討與經驗總結不足。雖然也有人梳理黨統籌發展和安全理論的形成脈絡4參見張偉：《百年黨史視野下統籌發展和安全理論形成脈絡》，載于《中國應急管理科學》2022年第4期。，但多為總結黨應對風險挑戰的歷史經驗5參見柳建輝：《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應對困難和風險挑戰的重要啟示》，載于《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劉志明、朱思遠：《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應對風險挑戰的歷史經驗》，載于《江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本文以發展和安全的對立統一性為立論，更深入探討黨對二者統籌的歷史經驗。從歷史看，“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6《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270頁。。創造“兩大奇跡”的“果”，源于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因”；習近平提出該理論，也是對歷史經驗的深化。從發展看，歷史是“教科書”“清醒劑”，學史可明理增信。中國的國家治理越是推進和拓展，遇到的安全風險越是紛繁復雜，越要總結歷史經驗，統籌好發展和安全。為此，本文回答的問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統籌發展和安全在不同時期體現了哪些階段性特征？對實現更好統籌有何合價值性與合規律性的經驗啟示？

一、發展和安全統籌的治理難題及分析框架

在國家治理中，發展與安全如鳥之兩翼，相互支撐、不可偏廢?！鞍l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頁。二者統則興、分則弱，缺乏安全保障的發展，難建長治之業；脫離發展基礎的安全，難成久安之勢。但 二者應該統籌是一回事，能否統籌是另一回事。多見情形是，發展未必帶來安全，安全也未必助力發展，甚至在左支右絀中顧此失彼，出現安全焦慮、發展瓶頸等。因為發展意味著變化、變動、變革，內含競爭性、風險性；安全意味著免于威脅、危險、危害，要求穩定性、確定性。二者有著不同價值偏好，存在內在關系張力，是現代化建設的兩難選擇、國家治理的難題悖論。這也是發展經濟學、比較政治學等的研究議題。如亨廷頓研究發現，與很多發展中國家現代化伴生的是社會不安與政治動蕩，正可謂：“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2[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頁。。如此現代性風險隨著全球化不斷轉移、傳播，讓進入世界體系的國家在享受發展紅利的同時，也面臨著高度關聯、異常復雜的風險。因此，統籌發展和安全是國家治理難題，是本研究的立論前提。

作為不同偏好的治理原則、關系對立的價值目標，發展和安全并不能自發形成相互強化關系，破解難題的關鍵在于“統籌”?！敖y籌”是統一籌劃、通盤考慮之意，是攜帶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方法，又與現代治理思維高度契合。發展和安全的統籌治理水平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環境，即科學判斷環境，把握國際形勢與時代主題，有利環境推動發展，不利環境伴隨安全風險的發生傳播，這是統籌緣由；二是任務，即適應環境變化與安全情勢，明確治理任務，這是統籌目標；三是策略，即根據環境風險、圍繞任務目標，有效選擇治理理念、政策、方式等，這是統籌方略。此三方面密切關聯、相互作用，構成一個閉環，如圖所示。

統籌發展與安全分析框架圖

其中，環境OA線、任務OB線、策略OC線，如能有效銜接、集成、整合，方可形成環境與任務融合的OAB面、環境與策略契合的OAC面、任務與策略統合的OBC面，共同支撐統籌效能這個OABC體，并可隨OA、OB、OC線延伸不斷拓展、得以增強；相反，無論哪個因素、環節出現偏差，都無法支撐高水平高效能統籌，甚至陷入安全困境、發展陷阱。

在特定時空中，發展和安全的統籌治理，即促成“三線”“三面”良性互動的過程，也是不斷提升統籌效能（“一體”），形成發展和安全互動互促互補互強關系、推進國家治理的過程。這是一個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組織行為學分析框架。共產黨統籌發展與安全也是如此行為與治理過程。運用該框架，本文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統籌處理發展與安全的歷史經驗，這不是歷史研究，而是基于歷史事實的邏輯分析與理論總結。

二、中國共產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歷程及階段性特征

根據“環境-任務-策略”的理論框架，結合黨史、新中國史分期，可將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歷史分為三個時期，并描述相應特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寓發展于安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融安全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統發展與安全。

（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寓發展于安全

在環境上，以戰爭與革命為時代主題。新中國成立，雖然得到蘇聯等國家承認支持，但美國等則采取敵視態度，進行封鎖威脅?！靶律嗣裾嗝媾R著錯綜復雜的國內形勢和國際環境，黨和人民政府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面對嚴峻環境，黨延續了以往“世界是處在戰爭與革命的新時代”4《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頁。的判斷。同時，黨也認識到世界和平力量在增加，“戰爭威脅依然存在”，但“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5《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頁。隨著抗美援朝勝利、社會主義改造、“一五”計劃順利推進，黨對國際形勢有了新認識。毛澤東指出：“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15、27、28頁。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他強調“國際的局勢已經趨向和緩”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15、27、28頁。。這些認識在大會報告中得以確認，1959年他還提出“整個國際形勢是在好轉”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341、340頁。。

但進入2 0 世紀6 0 年代，蘇聯大量增兵我國邊境并聲稱要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美國升級對越南侵略戰爭，國民黨叫囂“反攻大陸”等，讓我國面臨嚴重安全威脅，使黨對時代環境認識發生根本變化。1963年毛澤東提出“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341、340頁。。此后，他對戰爭估計是“不可避免”“迫在眉睫”，多次要求做好打仗準備，雖然也立足國家利益提出“三個世界”思想，為處理發展和安全關系提供了指引。

在任務上，以政權鞏固和制度安全為根本。新中國成立初期，黨應對安全風險的首要任務，是維護領土完整、主權獨立，鞏固新生人民政權。最先的威脅是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內戰、侵入臺灣海峽。黨從政權、軍事安全出發作出抗美援朝決策并取得勝利，捍衛了國家安全。習近平就此指出：“經此一戰，中國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陳兵國門、進而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的圖謀，可謂‘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帝國主義再也不敢作出武力進犯新中國的嘗試，新中國真正站穩了腳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73頁。戰爭期間，黨也適時調整原則，統籌戰爭與建設全局。

隨著國際局勢“趨向緩和”，黨開始更注重發展，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主體任務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標志著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黨的八大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頁?；谠撆袛?，黨的中心任務轉變為解決這個矛盾。此后，圍繞中心任務黨形成了一系列發展決策。

遺憾的是，由于多種原因，黨的八大提出的正確路線沒有得到很好堅持。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引發了黨中央高度警惕；1957年杜勒斯提出和平演變戰略，宣稱要推動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從內部瓦解，引起了毛澤東極大關注。此后，他反復強調要警惕防止和平演變。于是，黨對國家政權與制度安全更為重視，進而斗爭重心從“國際戰爭”向“國內革命”轉化，而理論認識與政策也作了調整。如混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改變黨的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論斷，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頁。；甚至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把斗爭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雖然主觀上是維護政權與制度安全，但客觀上誤判了階級斗爭形勢。

在策略上，以保障安全推進發展。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一個組織低層次的安全需求沒有保障，實現高層次發展需求只能是空話。在戰爭與革命環境下，黨處理發展與安全難題時，必然以政權和制度安全為出發點，行動策略為在保障安全中推動發展。

面對環境挑戰，黨重視經濟建設，但更重視國防建設。1949年毛澤東就強調：“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8《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直面外部軍事挑釁、安全威脅，黨和國家堅決通過軍事手段應對，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越戰爭、珍寶島戰役等。隨著國際形勢趨緩，黨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及“兩步走”方略，也開始加快經濟建設。毛澤東還專門分析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軍政費用支出，“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資金，多開些工廠，多造些機器”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15、27、28頁。?！耙驗檫€有敵人，我們還受敵人欺負和包圍嘛!”1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15、27、28頁。顯然，強調搞經濟建設是為更好加強國防、不受欺負包圍。他還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341、340頁。這反映了保障安全的生存型發展思想。

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黨將發展和安全的天平向安全一邊傾斜，提出“準備打仗”，我國由此長期處于臨戰備戰狀態，在行動上最有代表性的是三線建設。按照毛澤東指示，從1964年起全國廣泛開展三線建設，以應對軍事威脅。中蘇交惡后，1970年“四五”計劃編制提出以“備戰、備荒、為人民”“要準備打仗”和“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以臨戰的姿態做好反侵略戰爭的充分準備”1楊偉民等：《新中國發展規劃70年》，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頁。，要求集中力量加快三線建設，盡快建成部門齊全、工農業協調發展的強大戰略后方。這是以空間置換保安全、促發展的策略。

（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融安全于發展

在環境上，以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改革開放前夕，鄧小平指出，“國際形勢變化很大，許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現實，過去老的戰略規定也不符合現實了?！?《鄧小平思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頁。1977年他又指出：“國際形勢也是好的”，“戰爭可能延緩爆發”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162、276頁。。這改變了以往世界戰爭“迫在眉睫”的認識，很快成為領導層共識?；趪H力量對比，鄧小平指出：“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有兩個比較突出。一是和平問題……二是南北問題。這個問題在目前十分突出?！?《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373頁。此后，他多次談到這兩個問題。這作為對世界形勢的全局性、戰略性認識，有客觀依據：世界上不斷增長的和平力量超過戰爭力量；超級大國擁有相互毀滅的核力量對戰爭形成遏制；經濟一體化發展也是制約戰爭因素等。黨的十三大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是認識的飛躍，也是發展所處環境。

從黨的十四大到黨的十八大，黨的報告都堅持相同判斷。領導層也多次強調：“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同時這兩大課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適應形勢環境變化，黨不斷深化認識。面對冷戰后的新形勢，江澤民強調：“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動的歷史時期。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222頁。面對21世紀初世界大變革大調整，胡錦濤指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7《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49、624頁。。這些認識為黨統籌發展和安全提供了總依據。

在任務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進現代化建設。對時代主題的新判斷，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工作中心轉移至經濟建設、開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前提。黨統籌發展和安全，也從注重安全轉向強調發展。任務何在？“一句話，就是搞現代化建設?！?《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162、276頁。改革開放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現代化建設為目標的。在鄧小平看來，現代化建設要從中國國情實際出發。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創造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及黨的基本路線，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首先要實現小康社會等，都體現了以發展為導向的任務目標。特別是，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為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進而要求學習“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373頁。等，為發展打開了空間。

自1990年起，黨始終以發展為執政興國第一要務。江澤民強調：“必須把經濟建設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中心，各項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10《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除非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能動搖這個中心”11《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222頁。。胡錦濤強調“要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12《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49、624頁。，并提出科學發展觀，“對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作出了新的科學回答”13《胡錦濤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18頁?！，F代化建設由此釋放了強大活力、發展潛力。

在策略上，以推進發展保障安全。適應和平發展環境，聚焦現代化建設，黨以推動發展保障安全為行動策略。鄧小平高度關注經濟發展，強調“發展壓到一切”，也非常重視安全穩定，強調“穩定壓到一切”?！耙恍囊灰獾馗闼膫€現代化建設，必須一心一意地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162、276頁。就改革開放引發的不穩定問題，“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頁。這體現了以發展保安全的清晰邏輯，可稱為發展型安全。

在注重發展的同時，各類安全風險接踵而至，維護穩定要求日益緊迫。改革開放新時期，黨主要通過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來破解發展與安全困境。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同穩定的關系”，強調“必須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2《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頁。。面對國有企業“下崗潮”等問題，黨既推動經濟發展，也重視社會穩定。江澤民強調：“把握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是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要領導藝術?！?《江澤民思想年編：一九八九-二〇〇八》，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頁。經歷了21世紀初“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等，黨堅定謀發展決心，并加強應急管理體系建設以維護穩定。胡錦濤總結“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為指導改革開放的重要經驗，認為“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沒有穩定，什么事情也辦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去”4《胡錦濤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40、651頁。。雖然發展與安全關系張力愈強，但黨仍以發展保障安全為策略。

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中的“發展”，主要指經濟發展，“穩定”則涉及政治、社會等各領域。該時期，黨的文件報告中使用“穩定”的頻次不斷增加，黨的十五大達20多次；報告中也有了“安全”的表述，如黨的十四大4次提及“安全”，首次提出“國家安全”，此后漸次增多；有別于傳統安全，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拓展了安全內涵，乃至后來提出“新安全觀”“安全發展戰略”等。不過強調“安全”仍處于改革發展穩定關系框架中，主要針對生產生活領域、社會政治穩定等。質言之，發展與安全是兩個領域，安全是條件、環境，發展是目的、根本，安全保障是通過發展實現的。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統發展與安全

在環境上，以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世界形勢深刻變動，但黨堅持認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5《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48頁。。其依據是：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有利于世界和平；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各國間合作向多層次全方位拓展，有助于形勢總體穩定等。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仍堅持這一判斷。

在新時代，黨強調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更強調我國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和環境壓力；提出發展仍處于戰略機遇期，但風險挑戰前所未有。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作了相似判斷，但也有微妙變化。如前者表述為“世界經濟增長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6《胡錦濤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40、651頁。，后者則為“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7《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48頁。。這表明“不穩定不確定”已不只是經濟領域，而是全方位的；也不只是“增多”，而是“突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表述為“明顯增加”。2022年3月18日，在中美兩國領導人視頻通話中，習近平指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面臨嚴峻挑戰，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寧?！?《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視頻通話》，《人民日報》，2022年03月19日。要指出的是，自1987年黨的十三大以來，黨的二十大首次不再提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一定意義上反映了黨對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認識。尤其是習近平提出“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謂新時代黨對國際形勢的標識性判斷。2017年他參加駐外使節工作會議時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關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74頁。此后，該論斷被反復強調，加之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10《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2、22頁。?！拔覈l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录S時可能發生?！瓬蕚浣浭茱L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1《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2、22頁。這是根據世界大變局對我國統籌發展與安全形勢的新判斷新要求。

在任務上，以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互動為要求。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總量不斷做大，但大而不強，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出路惟有高質量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發展理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要求統籌發展和安全?！皥猿纸y籌發展和安全，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既通過發展提升國家安全實力，又深入推進國家安全思路、體制、手段創新，營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在發展中更多考慮安全因素，努力實現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90頁。既要高質量發展，也要高水平安全，這是新時代應對世界動蕩變革，統籌發展與安全的任務目標。

事實證明，高質量發展對應著低風險隱患，可增強抗御各種沖擊的能力和韌性，而低質量發展對應著高風險隱患，往往是各類安全問題的產生累積。新時代意味著新環境，環境越是深刻變化，風險隱患越是頻發多發，發展和安全越是需要統籌；意味著新階段，即進入“發展起來以后”的時期，遇到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面臨的安全困境更多；意味著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離開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會蕩然無存，美好生活也將落空；意味著新使命，即“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尤其是實現強起來、民族復興，越是接近這個目標，發展壓力越大、安全風險越多。

黨和國家最早使用“統籌發展與安全”是在《2006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但當時是作為國家安全戰略一部分提出。立足新時代，習近平思考世界形勢和發展任務，明確提出“統籌發展和安全”，黨的十九大確立為國家治理重大原則，標志著該創新理論的形成。統籌發展和安全要求“實現發展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統一”2《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15頁。，“不是把砝碼只放在安全上、把發展擺在次要位置，而是要在發展中更多考慮安全因素，在確保安全的同時努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了發展而不顧及潛在風險挑戰，是不對的；為了安全而在發展上裹足不前，也是不對的”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53頁。。黨的二十大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4《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43頁。，強調確保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等。這意味著將“兩件大事”化為“一件事”，在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間劃上等號，體現了“統籌”的任務內涵。

在策略上，將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新時代的國家治理中，黨反復強調發展與安全的深度融合、統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列“統籌發展和安全”專章并作出部署，要求“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5《〈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53頁。，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的策略。新時代國家安全的內涵外延、時空領域、影響要素等，都比以往變得更復雜、寬泛、多樣，各種可預見、難預見的安全風險前所未有。既有傳統安全，也有金融、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既有國土、生活、現實空間的安全管控，也有國際、虛擬空間等的安全治理；既有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也有外部、周邊環境的風險挑戰。既然安全拓展至全方位、風險來自各領域，那么統籌發展與安全自然要貫穿至各領域、全過程，要建構新安全格局以保障新發展格局。

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理論形成中，習近平創造性提出并發展了總體國家安全觀。這是一種破解國家發展總體性安全風險的大安全觀，其亮色在“總體”二字：“要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6《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3、43頁。?？傮w國家安全觀也是一種方法，即運用全面、系統、發展觀點，在統籌中思考發展和安全的整體性、貫通性、融合性；要求協調好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等，實現安全發展、發展安全的任務。

在行動上，新時代增強統籌發展和安全效能的一項制度安排，是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堅持黨中央對國家安全工作的全面領導，遵循“集中統一、科學謀劃、統分結合、協調行動、精干高效”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頁。的工作原則，以形成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為將安全發展貫穿到各領域全過程提供了保證。與此相應，黨領導制定了《國家安全法》等，推進國家安全法治體系建設；制定國家安全戰略，深化國家安全體制機制改革，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開展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整合全政府全社會資源力量，構建國家安全“人人有責、人人參與”格局等。這為統籌發展和安全提供了堅實保障、社會基礎和能力支撐，也讓發展與安全融通互動成為新時代國家治理的新特點。

三、中國共產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歷史經驗與啟示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推進國家治理的歷史，就是不斷探索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歷史?；凇碍h境-任務-策略”分析框架，研究發現黨統籌發展和安全，經歷了從寓發展于安全到融安全于發展，再到統發展與安全的過程；即便進入新時代，探索也是從“穩定”到“安全”，從“發展安全”到“發展安全兼顧”，再到“統籌發展和安全”。這說明發展與安全極具價值沖突性、內在張力性，探索規律并非易事。雖然在不同時期黨的統籌呈現不同特征，但也蘊含著合價值性與合規律性的共同特點；雖然也有教訓，但創造了“兩大奇跡”，更積累了經驗，對新時代更好統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啟示意義。

其一，堅持統籌兼顧是根本點。歷史地看，無論是寓發展于安全、在保障安全中推動發展，還是融安全于發展、在推進發展中保障安全，都是特定環境下統籌兼顧二者的選擇，還將發展與安全作為兩件事情、兩大原則，并存在統籌水平不高、效能不強問題，甚至也有教訓值得總結。但二者融合貫通、互動互強要求兼顧起來、共同籌劃，這本就是黨統籌發展和安全探索形成的規律性認識。這啟示我們，統籌發展和安全必須走出二元論認識局限，關鍵是重塑發展與安全的“一體化”特質。1參見陳進華：《發展與安全統籌治理的中國邏輯》，載于《學術界》2022年第7期。習近平強調，要“在把情況搞清楚的基礎上，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突出重點、帶動全局”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頁。。在新時代，要堅持統籌兼顧這個根本點，即統籌時代主題、發展任務與行動策略，兼顧全領域、全場域、全要素、全主體、全周期，以提高效能，實現“合二為一”、良性互動。

其二，正確認識社會主要矛盾是結合點。統籌發展和安全，即推動時代環境、發展任務、行動策略有機結合，關鍵在于正確認識社會主要矛盾。只有準確判斷世界形勢環境，才能科學認識社會主要矛盾，明確安全風險的本質屬性，進而實事求是確定任務目標。換言之，社會主要矛盾與時代主題、工作任務、行動策略密切關聯，是將統籌發展和安全的三個核心因素和變量關聯起來的中介，是重要結合點。新中國成立以來，貫穿黨統籌發展和安全歷史的一條主線，即科學把握和有效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比如，“對國際形勢的過于嚴重的估計和過度的反應，就使得黨內容易接受當前國內的階級斗爭日趨尖銳的錯誤論點，容易接受國內階級斗爭和黨內斗爭是同國際階級斗爭緊密聯系的錯誤論點”3《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46頁。。這是黨的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正確認識被否定的重要原因。隨此而來的，是強調政權和制度安全，是備戰高潮到來，忽視了經濟規律、造成發展問題，是統籌的失誤失衡。進入新時代，黨科學認識到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于是提出新發展理念、以高質量發展為首要任務、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等。這也是提升統籌發展與安全效能，取得歷史性成就的關鍵，要一以貫之堅持發展。

其三，建設包容性治理體系是立足點。統籌發展與安全雖然在不同時期展現了不同特征，但方向目標都是“既要善于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4《習近平關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263頁。。這要求在統籌發展和安全框架中“三線”“三面”的良性互動與“一體”的效能提升；要求科學研判環境、明確任務目標、選擇有效行動并整合起來，進而涉及統籌的價值理念革新、體制機制變革、工具方法創新等。根據結構功能主義，增強發展和安全統籌效能是功能性需要，取決于結構性安排，立足點是包容性治理體系和卓越治理能力建設。在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場景中的發展與安全，價值偏離不斷凸顯、張力關系日益緊張，于是總體性領導的整體治理體系得以建立?！翱傮w性領導”是黨對發展和安全工作的全面領導制度；“整體治理體系”是由黨的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民參與、法治保障、技術賦能構成的治理體制和治理共同體的不斷完善發展。這種整體主義體現了“統籌”的本質，可廣泛動員治理資源和主體，形成合力，化解治理碎片化、離心力，克服統籌悖論。

其四，用好底線思維是關節點。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統籌發展與安全本就內含著風險觀念、憂患意識，要求“守底”“托底”“保底”。這并非要徹底規避風險、在“溫室”中發展，即便是在嚴峻環境壓力和安全威脅下，也要以動態開放的視野思考安全問題，相反過度安全化，會造成治理資源浪費、治理成本高企，無助于經濟社會發展，甚至削弱持續動態安全塑造能力。特別是，現實中的安全沒有絕對的，只有相對的，安全不是最高目標，“發展就是最大安全”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頁。。堅持底線思維，不是守住底線而無所作為，而是在風險可控范圍內做到下好“先手棋”與打好“主動仗”的統一，是統籌關節點。習近平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頁。新時代黨統籌發展與安全，已初步形成了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互動格局，還要不斷提高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統籌韌性，增強安全治理體系的適應力、防御力，以及化危為機、轉危為安的恢復力，讓“統”得更高明、“籌”得更有效；要實現“有守”與“有為”結合，統籌中以守住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為價值立場，以保障人民主體地位和人民根本利益為評判尺度。這是黨守初心、擔使命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價值所在，是重要的經驗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