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蔣介石對農民問題的認知與實踐

陳紅民 王錦濤

傳統中國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度,“農民”一詞古已有之?！斗Y梁傳》有“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1)柯劭忞撰,張鴻鳴點校:《春秋穀梁傳注》卷10,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294頁。之表述,農民泛指傳統社會中“辟土殖谷”以務農為生的鄉民。進入近代之后,“農民”一詞的內涵有所轉變并逐漸豐富。梁啟超認為,中國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地主食租,勞力者(農民)受庸,資本家享贏(利息)”,三者能否分工協作關乎國計民生。(2)《生計學(即平準學)學說沿革小史》(1902年5月8日至1904年8月25日),《梁啟超全集》第3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83頁。孫中山進一步強調不參與勞動生產而單純作為“分利者”的地主和資本家對農民血汗的剝奪,提出通過“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來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3)《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18頁。馬克思主義學說傳入中國后,“農民”被納入階級學說的框架之內。李大釗認為地主與農民“一方是掠奪者,一方是被欺壓者”,雙方之間存在著緊張的階級競爭。(4)《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5月、11月),《李大釗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頁。在實際的政治斗爭中,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也成為各派政治力量競相爭取的對象。到20世紀初,“農民”一詞基本上完成了由“身份標簽”到“階級屬性”的蛻變,“農民—地主”的對立關系確立。進入民國后,隨著外國勢力的進一步侵入與中國社會的轉型,農業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日益下降,農村日趨凋敝,農民生活更加艱困,農民問題成為國家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

作為一個接受過傳統教育又留學日本的“新舊兼具”的人物,蔣介石自然認識到農民在中國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與份量,以及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我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為農民?！?5)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卷69,臺北“國史館”2012年版,第156頁?！拔覈赞r立國,農民為構成社會之中堅?！?6)《重印康濟錄序》(1933年),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5,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150—151頁。蔣介石對農民問題有較多的論述,且隨著其地位的攀升,需要直面和處理更多與農民相關的具體事務。在大陸時期,他對農民問題的基本認知是什么?采取了怎樣的措施來爭取農民?前人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7)目前學界關于蔣介石與農民的研究主要有翁有為:《民國時期的農村與農民(1927—1937)——以賦稅與災荒為研究視角》,《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尹雪英、陳利根:《南京國民政府農村土地合作政策及啟示》,《中國農史》2016年第5期;徐暢:《1927—1949年國共兩黨農村合作比較研究》,《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6期;楊天石:《蔣介石與陳誠在臺灣的土地改革》,《文史哲》2018年第6期;張士杰、郭海儒:《蔣介石的農村合作經濟思想》,《民國檔案》2004年第4期等。以上研究主要聚焦于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宏觀的農業農村政策以及產生的影響,對于蔣介石對農民的認識與策略變化涉及不多,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研究蔣介石對農民問題的認知及其相關實踐的意義,不僅在于對研究蔣介石的思想有一定價值,還在于蔣介石大權在握,他的認識會指導其行動,他所采取的政策與措施在歷史進程中對廣大農民的命運甚至國家發展均產生實際的影響。

農民問題牽扯的層面甚多,蔣介石執政的時間較長,對農民問題的論述與相關政策措施也較多。筆者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引入概念史的方法與視角進行研究。本文選取收錄蔣介石文章較全的《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以下簡稱“《思想言論總集》”)作為基本史料,用全文檢索方式統計蔣介石對“農民”一詞的使用情況,從語義、語境、復合詞、詞頻等方面著手,分析大陸時期蔣介石對農民問題的基本認知。(8)本文系“用概念史方法研究蔣介石”系列論文中的一篇?！端枷胙哉摽偧酚蓳问Y介石秘書多年的秦孝儀主編,1984年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全書分為專著、演講、書告、文錄、別錄、談話、書面致詞等類,共40卷,計1500余萬字。據秦孝儀自述,1966年為慶祝蔣介石80歲生日,他主編《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在此基礎上增補1966年至1975年間蔣介石的各類遺稿及以前未曾公布的文件而輯成《思想言論總集》,編輯過程中又請曾在蔣介石身邊擔任文字工作的蕭自誠、曹圣芬、唐振楚、楚崧秋、周應龍諸位“分別校閱,俾臻完備”(9)《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序》,《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第4頁。。由此推知,《思想言論總集》是由最熟悉蔣介石的人所編輯(1966年編的《蔣總統思想言論集》蔣介石應親自審閱過),由國民黨官方出版,貫穿蔣介石一生,體量最大的蔣介石文集。因此,研究蔣介石對農民問題的認知,這不失為一個基礎的文本。當然,筆者在研究過程中,充分注意到政治人物文集編輯過程中有文章的選擇與修改等局限,也注意到蔣介石言論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差異,盡量用史料來源的多樣性加以校正,以期研究的結論更趨客觀。

一、蔣介石對農民的基本認知

蔣介石出生于毗鄰農村的浙江奉化溪口鎮,其父以經商為主。蔣介石一生沒有務農的經歷,自幼生活就比一般農民優渥,但卻自稱其“一生的事業,完全是以農村生活做基礎”(10)《合作訓練之意義與目標》(1932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第674頁。,可見農村對其影響深刻。筆者所見相關材料中,蔣介石第一次提及“農民”一詞,是在1923年受孫中山之命前往蘇聯考察時,“往訪蘇維埃議長加里寧,其人完全一農民”(11)《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年11月16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據筆者對《思想言論總集》全文檢索統計,蔣介石1950年前的著述中,有118篇文稿提及“農民”一詞,該詞共使用357次,其使用的時間分布情況統計如下:

資料來源: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蔣介石常將“雇農”“農工”與“農民”混用,故統計中將“雇農”“農工”二詞包含在內。圖1 《思想言論總集》中“農民”一詞使用時間分布情況

如上圖所示,蔣介石對“農民”的關注呈現出一種起伏的態勢,而這種變化,大致與國內政局及蔣介石個人地位的變化相關。1927、1929、1940、1943、1946年這5年中使用該詞較為頻繁,每年均超過20次。1927年,蔣介石等人發動“四一二清黨”,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需要制造鎮壓中國共產黨的理由,大肆污蔑中國共產黨在兩湖地區領導開展的工農運動。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進入“訓政時期”,開始籌劃包括復興農村在內的各項建設舉措。這兩年蔣介石在各種文告、演講中分別提及“農民”一詞58次和69次,是其在大陸時期的高峰。與之相鄰的1928年和1930年,因為蔣介石忙于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戰,提及“農民”的次數寥寥。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的兵源與基本物資供應(尤其是糧食供應)多依賴農民,蔣介石在1940年連續發表14篇文告和演講,提及“農民”28次,號召農民支援抗戰。1943年,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與《中國經濟學說》兩書,其中涉及對國家建設的構想與民生主義等,共提及“農民”33次,達到了又一個高峰。

表1 蔣介石使用與“農民”相關的復合詞組詞頻統計

表2 毛澤東使用與“農民”相關的復合詞組詞頻統計

作為對比,筆者對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1—4卷進行了全文檢索,統計出中共領袖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對“農民”一詞的使用情況。毛澤東共有77篇文稿提及“農民”,該詞共計使用784次?，F對蔣介石與毛澤東1925—1949年間使用“農民”一詞的頻次進行逐年統計,制成如下對比圖:

資料來源: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毛澤東選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圖2 蔣介石、毛澤東1925—1949年間使用“農民”詞頻統計情況

此圖大致描繪出蔣介石、毛澤東二人各自逐年使用“農民”一詞的狀況。由于選擇樣本不一,該圖并不能精確地反映二人的差別,但至少可以作為示意圖,了解其大概:在相同的時間段內,蔣介石在118篇文章中使用“農民”357次,平均每篇使用3.03次;毛澤東在77篇文章中使用“農民”784次,平均每篇使用10.18次。蔣介石提及“農民”的文章比毛澤東多,但所有文章中使用“農民”一詞的總數卻只有毛澤東的46%。大致可見,毛澤東對農民更為重視,論述“農民”時更專門更集中,相比之下,蔣介石卻將“農民”放在相對分散的議題中。

作為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蔣介石與具體的“個體農民”接觸并不多,他所考慮與討論的,基本上都是作為群體與社會階層組成的農民。

中國的農民自古以來被束縛于土地上,終生辛勤勞作,艱苦樸素,精打細算,以養家糊口、傳宗接代為目標而無大志向。蔣介石也是這么認識農民的。他1923年在日記中說,蘇聯議長加里寧完全是農民,是因為加里寧“言語誠實,行動自在,問其國外大勢,則不知所答”(12)《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3年11月16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蔣介石在分析蘇聯軍隊士氣高昂的原因時指出:“蘇俄軍隊的主體都是農民,農民多半是保守的,都愛他的故鄉,保衛故鄉的觀念,可以說是俄軍士氣的原動力?！?13)《說士氣》(1957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7,第137頁。

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與北伐戰爭前期,國民黨軍隊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與農民的利益基本一致,其作戰行動獲得農民支持。蔣介石1925年10月下旬在廣東作戰獲勝,前往農民歡迎會講演,“到者約千人,見我農民之樂,勝于勝仗幾倍,不勝欣慰”(14)《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5年10月21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幾日后,蔣介石在前線視察時突遇險情,得到農民援助,當時“敗兵紛紛退來……幸有農民帶路,不致差誤”(15)《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5年10月27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次年8月,蔣介石率領北伐部隊到達郴州,“沿途民眾歡迎,爆竹必發之聲不絕于耳,各村人民與農會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可感也”(16)《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6年8月3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傮w上,蔣介石對于自己接觸到的恪守本分、埋頭苦干又能支持自己的農民抱持好感。1947年7月,蔣介石與宋美齡同游湯山,“沿途見農作甚忙,雨水調勻,農民喜樂,殊為憂患中最快慰之事”(17)《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年7月5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

作為一個長期被束縛于土地之上的群體,農民很少有機會接受教育,缺乏新知,這使他們成為愚昧落后與民智未開的代名詞。蔣介石對此也認同。如他分析軍隊戰斗力差的原因時說:“軍隊的士兵,多系農民出身,一般多是知識低,能力差?！?18)《訓練的目的與訓練實施綱要》(1939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6,第220頁?？箲饡r期,四川糧食征購不利導致糧價飛漲,蔣介石認為是農民的私心作祟:“各縣農村擁有糧食的人民,缺少知識,期待高價,把糧食閉藏起來,不到市場上出售?！?19)《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川省同胞書》(1940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1,第211—212頁。他甚至認為,農民“知識低,能力差”正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發起和領導農民進行革命的基本原因,“農民協會和農團軍都亦為共產派操縱”(20)《蘇俄在中國》(1956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9,第37頁。。

蔣介石本人雖不事稼穡,且長期在都市生活,但對農民之于國家的重要性有著較為清晰的認識。他時常強調:“我們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以農立國。國民之所恃以生存與國家之所賴以托命者,端在農業?！?21)《國父遺教概要》(1935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第75頁?！拔覈赞r立國垂五千年,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之人口,農民占百分之八十,潛力之大,舉世無匹?！?22)《對中國農民銀行成立九周年紀念特頒訓詞》(1942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40,第1頁。同時,作為一個由軍事起家的政治領袖,蔣介石很看重農民對國防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現代的戰爭,是全民的戰爭”,理想中的形態是農民與士兵合為一體,在生產與打仗的角色中隨時互換,即“兵農合一”:“平時的農民就是戰爭的士兵,平時的儲積就是戰時的資糧?！?23)《中國經濟學說》(1943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5,第25頁。蔣介石提出:“兵農合一,始有廣大的兵源。兵農合一,始有豐富的餉源。兵農合一,戰爭始可以普遍而持久?！?24)《中國經濟學說》(1943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5,第23頁。正是基于將農民當作潛在兵源的認識,蔣介石不僅推動國民政府實施征兵制,在地方施行保甲,創辦民團以保證兵源,而且經常要求軍隊與農民接近,號召“中國的軍隊一定要與農民打成一片,無論生活上、心理上都要與農民息息相關,密切聯系”(25)《軍事教育的要務》(1940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7,第492頁。。

蔣介石對農民生產凋敝、生活困頓的情形也有所了解,他不止一次提道:“一般農民,時常在天災人禍之中,以度其饑寒交迫的生活。由于農業衰敗的結果,國人衣食所需,亦多仰給于外國,以致國家益陷于貧困危亡的境地,這是何等心痛的事情?！?26)《國父遺教概要》(1935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第75頁。但對于導致農民生活艱困的原因,蔣介石無法從近代中國被迫卷入全球化的進程,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身處被剝削被壓迫地位,當局無力應對才使農業凋敝這樣的高度來認識問題,而只從表面現象出發,歸之于農業技術與生產方法的落后。他說:“現在我們中國農業,不僅生產方法毫無進步,而且生產質量也每況愈下。又是水利不興,完全要靠天吃飯?！?27)《國父遺教概要》(1935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第75頁。有鑒于此,蔣介石強調:“中國農村經濟已到破產的地步,農民生活的困苦,已達極點,故救濟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為一切建設事業的基礎?！?28)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版,第50頁。他希望推動農業的發展,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

蔣介石使用“農民”話語時,通常是使用“農民+XX”或者“XX+農民”的復合詞組。復合詞組的使用頻率在某種程度上反應了其對農民的認知與態度。通過對《思想言論總集》的全文檢索統計,蔣介石提及與“農民”相關的詞匯中,出現次數列前5位的復合詞組分別是“農民生產”“農民運動”“農民生活”“幫(扶)助農民”“指導農民”。具體統計如下:

細究這5個復合詞,又可分為以下3類:

1.“農民生產”“農民生活”這兩個復合詞基本上是對農民客觀行為與生活狀態的描述,顯示了其對農民生產與生活狀態的關心?！稗r民生產”還與經濟建設等有關。農民生產——“抗戰資源與民生日用品的充實,根本上必須從發展農業入手,因此今后的設施,要盡力發展農業經濟,充裕農村金融,增進農民生產,農林部的獨立設置,就是要使農林墾殖有專管的機關,此后必當本此方針,積極推進,務期以國民經濟的充實,減少我民眾在戰時不必要的負擔和痛苦,增進我勞苦人民一般的福利”(29)《集中力量推進政治經濟建設》(1940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7,第216頁。。農民生活——“實業計劃以交通與農礦為最根本的事業。一般人看見中國要工業化,只就工業而談工業,殊不知要中國的工業發達,首先要開發遼闊的內地,改造農村經濟,提高農民生活”(30)《中國經濟學說》(1943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5,第31頁。。

2.“農民運動”則是與組織起來作為社會政治力量的農民群體有關。農民運動——“民眾之最大多數為農工,我黨本以協助農工運動,與發展其組織為基本政策;乃農工之事,幾皆為共產黨所包辦,關于農民運動,除促其抗租,工人運動,除唆使要求增加數倍之工資外,別無宣傳,余則利用以殺人越貨,作政爭之工具”(31)《告中國國民黨同志書》(1927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第29—30頁。。

3.“幫(扶)助農民”“指導農民”這兩個動賓結構的復合詞,多數閱讀語境下,其主語“國民黨”或“政府”雖有幫助農民脫困之意,但背后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很強。幫助農民——“我國以農立國,基本是在農村,一般人完全離開農村,輕視農村,不知道沒有農村,便不成國家,我們現在要救中國,就要先救農村。各學員都是來自鄉間,將來仍要回到鄉間,指導農民,幫助農民,做農民的模范,不可輕視他們,甚至如現在一般青年羞于與鄉人為伍”(32)《合作訓練之意義與目標》(1932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第673頁。。指導農民——“我們是要指導農民,使他們成為一個現代的國民,現代的農村,這樣國家、社會才有希望,國民革命才能成功……我們到農村工作,去改良社會,改良農村,我們先要自己改良,養成整齊清潔的習慣,能夠做農民的模范,才配指導農民”(33)《合作訓練之意義與目標》(1932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第673、675頁。。

比較毛澤東與蔣介石使用“農民”復合詞的頻次,也頗有趣味。前文所述,蔣介石使用頻次最多的5個復合詞為“農民生產”“農民運動”“農民生活”“扶(幫)助農民”“指導農民”。而毛澤東使用頻率最高的5個復合詞分別是“農民協會”“農民運動”“農民革命”“農民戰爭”“幫(扶)助農民”。統計如下:

對比之下,二人使用相同的2個詞語是“農民運動”與“幫(扶)助農民”,不同的有3個。毛澤東使用頻次最高的是“農民協會”,這是將農民組織起來的一種政治團體。與之后的“農民運動”“農民革命”“農民戰爭”一樣,無一不是將農民視為一種政治的力量去依靠,去發動,去組織。而在蔣介石的文章中,這三個復合詞出現得很少,或沒有出現過。蔣介石使用頻次最高的“農民生產”“農民生活”等,在毛澤東的話語中很少出現。這明顯地反映出他們均關注農民,但聚焦的點是不同的。試舉毛澤東的3例復合詞如下:

1．農民運動——“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里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34)《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2—13頁。。

2.農民革命——“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農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35)《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頁。。

3.幫助農民——“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是互相關聯的。如果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就不能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因為帝國主義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為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而農民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如果不幫助農民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就不能組成中國革命的強大的隊伍而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36)《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37頁。。

即使是同樣使用“幫助農民”的復合詞,在蔣介石與毛澤東的表述中,幫助的目的也有巨大差別。蔣介石只是要幫助農民改善生活,提高他們的素質;毛澤東則是幫助農民推翻地主階級,使農民加入到民族與民主革命的隊伍中來。同樣,“農民生活”在毛澤東的語境中,也與革命目標密切相聯:“農民群眾應當組織起來,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行各項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時,努力耕種,使現有的農業生產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農民生活,并供給城市人民以商品糧食?！?37)《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59頁。

二、蔣介石對農民生產與生計問題的思考

既然農民問題重要,農民的生計又日益困難,農民生計的改善成為國民黨政府爭取農民支持、夯實統治合法性、維持社會安定的重要指標,蔣介石自然需要重視。蔣介石思索解決農民的生產和生計問題,深受孫中山民生主義與《實業計劃》的影響。

1926年8月,蔣介石在率兵北伐后發表《國家建設綱要》,表達其對未來國家建設的總體設想。其中農村部分的要點是,先發展實業以帶動農業改良,“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對于農業則“改良農村組織,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稅額之法律,增進農民生活”。(38)《國家建設綱要》(1926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6,第219、220頁。這個綱要內容多是重復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并無多少創見,更多地具有宣示意義。在國共合作支持農民運動的背景之下,蔣介石對農民運動抱持著比對工人運動更為積極的態度:“對工人運動主緩和,對農民運動積極進行,以為解決土地問題之張本。余意只要農民問題解決,則工人問題亦可解決?！?39)《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6年12月7日),原件藏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他的這種態度,使得共產國際與中共一度認定其為國民黨內的“新右派”和“中間派”,是可以爭取的對象,在黨政軍各方面盡力扶持其指揮的北伐。(40)參見陳紅民、胡馨儀:《〈向導〉周報與中共早期國民黨左派、右派概念的建構》,《學術界》2022年第4期。豈料不久之后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清黨”,與中共徹底決裂。

及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在形式上統一全國之后,蔣介石逐漸成為國民黨的領袖,對解決農村與農民問題有了迫切感,思考和言行逐漸增多。蔣介石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和解決農民生計問題的方式逐漸右轉。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和民生主義是蔣介石推行相關政策的理論依據,他深信“中國的實際社會和周圍的環境是非常復雜而特別的”,“在民眾和社會經濟的改革上,到處要分個輕重先后和緩急”。蔣介石在處理農村與農民問題時,更傾向于在維持農村既有秩序與地主利益的基礎上尋求農民生活的改善。他曾說,改善農民生活,第一要緊的是要使社會健全安定,不能過急過亂,就像大病初愈的病人,“我們要先恢復他的基本體力,使得病邪沒有再侵入的機會,而后可以著手進行根本的醫治”(41)《革命和不革命》(1929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第368頁。。

正是基于這種緩和改進的思想,蔣介石改善農民生活的措施是從減輕沉重的地租負擔開始的。他試圖通過減租的形式,讓地主少收些地租,給農民以休養生息之機。當時農村的地租通常是產量的一半,即農民須繳收成的50%給地主。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即于1927年5月頒布《佃農保護法》,規定“佃農繳納租項等不得超過所租地收獲量百分之四十”,減輕農民的繳租負擔。1928年,蔣介石首先在家鄉浙江省推動試行“二五減租”,浙江省政府明令全省土地“定正產全收量百分之五十為最高租額,佃農依最高租額減百分之二十五繳租”,稱為“二五減租”。定最高租額是產量的50%,農民在此基礎上減少25%,亦即農民只需繳納全年產量的37.5%為地租?！岸鍦p租”最早是由孫中山提出的平衡地主與農民收益、解決農民生計的辦法,此時成為一項政府的政策。(42)《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農民問題、土地問題》(1926年10月1日),《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頁?！秶顸h中央及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之經過》(1926年12月30日),《惲代英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2頁。1930年頒布的《土地法》更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43)侯坤宏編:《土地改革史料》,臺北“國史館”1988年版,第33、37、38頁?！秶裾C發土地法的訓令》(1930年6月3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5輯 第1編·財政經濟(7)》,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頁。,稱之為“三七五減租”?！岸鍦p租”與“三七五減租”表述不同,但實質相同,都是限定農民上繳地租的最高限額為產量的37.5%。這不僅低于當時農村的實際租額,也比1927年的《佃農保護法》又減少了2.5%。

“二五減租”與“三七五減租”等措施,是蔣介石等人力圖在不變更農村土地所有制關系的基礎上,通過調整租額來減輕農民負擔、促進農村發展的辦法。但這一政策實際收效并不大。首先是土地所有制未改變,農民不滿意;減收了地租,地主不滿意。他想平衡雙方的利益,但雙方都不滿意。其次是當時國民政府實際管轄的區域并不大,即使在國民黨管轄的江浙地區,地主們因利益受損而紛紛加以抵制,揚言如不取消減租就不納田賦。而國民黨為了維持農村秩序,不敢對地主采取強硬措施。浙江省主席張靜江也以“糾紛迭起,佃業雙方均受其害,有弊無利”為由力主廢除該舉措,浙江省的“二五減租”施行不及一年就因遭到官紳們的反對而草草收場。(44)《蕭錚回憶錄》,中國地政研究所1980年版,第28頁。湖南、湖北、江蘇等省也相繼頒布過減租辦法,然均未實施即被取消。(45)金德群主編:《中國國民黨土地政策研究》,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頁。當然,“二五減租”確實有助于減輕農民負擔?？谷諔馉帟r期,中共在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內推行“減租減息”,其標準也是“二五減租”。

對于中共在蘇區領導的剝奪地主土地財產分配給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蔣介石堅決反對。他首先抹煞中國農村社會存在著激烈的階級對立與斗爭的事實,沿用孫中山的說法,稱中國全體國民生活都貧苦,區別只在大貧小貧之間,“并沒有真正的階級斗爭”,因此“依照歷史的教訓,土地問題不能夠用暴力來解決……單是用暴力平均分配土地,土地縱令可以平均分配,很短的時間以后,便會再起不均的現象”。(46)《中國經濟學說》(1943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5,第28—29頁。他甚至擔心工農運動興起后,農民反過來壓迫地主:“今日革命之勢力既已普及,地主資主已不敢再肆摧殘與壓迫……故今日不患地主資主之壓迫農民,而反恐農民之轉而壓迫地主資主。此亦以造成社會之不平,為本黨主義所不許者也!”(47)《對于關稅自主之感想》(1929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第360頁。蔣介石指出,政府有辦法調節地租等分配方式,奉勸農民不能要求太高,更不能以運動的方式抗租?！稗r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過高,國民政府當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來減輕,不待農民的要求,更不須農民的運動。如果因抗租而擾亂社會秩序,致生產事業不能發展,也是自取滅亡?！?48)《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1929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第392頁。

然而,面對農民生產艱困的現實與全社會關注農民的呼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蘇區領導的土地革命,國民黨漸進式改革難以滿足時代呼聲與農民要求。尤其是國民黨軍在“圍剿”紅軍重新占領原蘇區后,如何處置農民已經分得的地主土地,成了棘手問題。1932年6月中旬,蔣介石在廬山召集豫、鄂、皖、贛、湘五省軍政會議,強調“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策略,并推出《農村土地處理條例》。會后,成立農村復興委員會,領導新占區土地的確權、經界整理、分田等工作,要求在“分散之田地一律以發還原主”的基礎上,逐步推進五省的土地改革。(49)《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32年1月至6月),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919頁?！督恕胺恕眱雀魇∞r村土地處理條例》(1932年6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5輯 第1編·財政經濟(7)》,第178—188頁。為了籌措“剿共”和土改的資金,蔣介石早在同年2月就致函江蘇、浙江兩省主席,指示籌設農民銀行,以謀財政金融自立,建立社會經濟基礎。(50)《致江蘇顧主席浙江魯主席函指示籌設農民銀行以謀財政金融自立并建立社會經濟基礎》(1932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7,第38頁。次年4月,鄂豫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正式在漢口開業,該行擁有貨幣發行權,負有恢復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的責任,發行一角、二角、五角三種小額流通券,用于農業信貸與農村救濟。(51)賈欽涵:《蔣介石與戰前中國農民銀行的紙幣發行》,《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墒?蔣介石的設想并未達到預期目的,農村的衰敗與階級斗爭更趨激烈。據專門派往原蘇區調查的人士觀察,“收復后土地關系不僅未加改善,且有更加惡化之趨勢”(52)汪浩編著:《收復匪區之土地問題》,正中書局1935年版,第52頁。。

日本的全面入侵使本已凋敝的中國農村經濟雪上加霜。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堅持抗戰,西南大后方農村與農民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蔣介石在1940年4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上宣布:“今后的設施,要盡力發展農業經濟,充裕農村金融,增進農民生產?！?53)《集中力量推進政治經濟建設》(1940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7,第216頁。為了穩定四川的農業生產和物價,他下令四聯總處籌辦1億元的農民貸款,并要求保證“合理支配,能夠真正用到農民身上,來發展農村經濟,增進農民生產”(54)《推進地方自治之基本要務》(1940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7,第291頁。。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國人民終于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中充分肯定了農民和工人對抗戰勝利作出的貢獻:“我們作戰部隊兵員的補給,以農民為主要來源,而后方武器與民生物資的生產以工人為基干。在此抗戰的綿長歲月之中,工商都市大批殘破不堪,于是軍隊兵員的補充與國家戰費的負擔,乃大部分落在農民的肩上?！睘榛謴徒洕?、減輕農民的負擔,蔣介石下令全國兵役及收復區田賦均停征一年,(55)《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1945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2,第126—127頁。以利農民休養生息。

1945年11月,國民政府設立最高經濟委員會,負責促進戰后全國經濟,完成經濟復原。蔣介石在大會致詞中強調要扶助農民:“以往八年抗戰,曾經嚴重的破壞了我們的經濟……我們的農業也是同樣的大受阻礙,農民和勞工都需要政府有力的扶助?！?56)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893頁。然而,戰后國共矛盾迅速激化,蔣介石戰后對農村與農民的政策尚未實施,內戰的硝煙已經悄然升起。內戰爆發后,盡管他曾電令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會同中國農民銀行發行農貸、救濟東北農民,(57)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上),第165頁。也曾指示國民黨中央黨部飭令各地方黨部深入農村,以輔助農村復興、改善農民生活為目標開展工作,(58)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下),第489頁。甚至出臺旨在推動農村繁榮、提高農民購買力以奠定國內輕工業基礎的經濟改革方案,(59)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下),第516—518頁。但這些都難以挽回國民黨政權在農村中的失勢。國民黨僵化而龐大的黨政軍機構反而要從農村和農民那里榨取最后一點能量,用以維持戰爭機器的運轉,最后完全失去農民的支持。與之相反,中共長期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形成了完整的動員與組織農民的理論與方法,在解放區積極開展土地改革,提高農民發展生產、參加革命的積極性。1949年6月,蔣介石在檢討失敗原因時,也不得不承認:“士兵都是農民出身,決不愿為本黨效力?！?60)《本黨革命的經過與成敗的因果關系》(1949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3,第10頁。

大陸時期,蔣介石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踐基本是失敗的。他將失敗的原因主要歸結于外部環境,即“強權侵略連年不斷的接踵而來,使我國家得不到從容建設的時間”(61)《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1950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2,第245頁。。而實際上最主要的癥結還是國民黨與地主的關系、從上到下的貪腐和營私。國民黨內有人抱怨“一些前輩同志,在首都及其他大都市,已買進大批土地建筑大廈,甚至經營房地產生意,因之更牽涉到本身利害關系”。即使有蔣介石“快干之訓也”的推動,反對者多施以“應慎重”“再研究”等延宕策略,終使“土地改革的一切政策都遭到了擱置”。(62)《蕭錚回憶錄》,第72—73頁。此外,在當時中國的農村環境下,蔣介石只取漸進、溫和的方式,而不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中共更有效的解決農民生活與生產問題的方式沖擊之下,更顯得緩不濟急。

三、蔣介石對農民的爭取

基于對中國國情的基本認識,蔣介石對農民的重要性也有深刻的體會。他曾多次談到“我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為農民”,“救濟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為一切建設事業的基礎”。在波詭云譎的政治斗爭中,誰能掌握人口數量最為龐大的“農民”話語權,誰就擁有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作為一個實用至上的政治家,蔣介石自然十分重視拉攏和爭取農民,并經常利用“農民”話語權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但同時,蔣介石對農民始終有居高臨下的統治者意識,時常不自覺地表現出利用農民的下意識,如他說過:“土地就是金錢,人民的勞力,更是生產的資源”,只要利用方法得當就可以“不要金錢,而可做成種種的事業”。(63)《推進政治注重農村建設》(1934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2,第565頁。他幻想著農民可以為其建設與戰爭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資與人力支撐。

在北伐戰爭時期,北伐軍得到各地農民運動的配合,蔣介石曾一度對農民運動給予支持。1926年9月,他曾通令各部隊要求“對于農民利益予以保護,農民運動予以扶持”,蓋因“我黨軍兩次東征至今,前線后方,均與農民關系密切”。(64)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冊,臺北“國史館”2014年版,第504頁。但當其勢力到達長江流域時,他對于兩湖地區中共領導下的農民運動的態度迅速右轉:“武漢之工運與農運各機關,均被共黨所把持,而在武漢之總工會與各地之農民協會,且擁有武裝,到處造成赤色恐怖?！?65)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第143頁。及至1927年發動“四一二清黨”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后,蔣介石對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大加詆毀,“不僅是到處罷工罷市抗租,而且到處從事沒收土地,沒收工廠,沒收商店,結果使湖南農民沒有田可耕,湖南工人沒有工可作,民生凋敝,社會紛亂”(66)《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1929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第385—386頁。。與此同時,他試圖通過宣傳,將廣大的農民群體重新拉回到國民黨陣營。蔣介石在各種場合不斷強調國民黨“扶助農工”的屬性,“我國民政府之農工政策,始終以補助農工為主旨,自總理以來,未有變更”,即國民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農工生活,增長農工智識,增加農工生產技術與效率”,而抨擊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抗租、罷工、怠工、減工,徒使農工生產不能發達,農工咸趨絕路,而國家受無窮之害”。(67)《對于關稅自主之感想》(1929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第358—359頁。他進一步宣稱:“國民黨反共產黨,不是反農工?，F在正是真正農工自己起來組織最好的機會?！?68)《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1927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第42頁。

有鑒于農民分散、無組織無紀律的特點,蔣介石也曾思索盡量拉近國民黨與農民之間的距離,將其組織起來,密切“黨群”關系。他的辦法之一就是通過知識青年推動農村改造,拉攏農民。1932年,他下令組建了鄂豫皖贛四省農村合作指導員訓練所,專門培養農村工作人員。他要求各學員要“回到鄉間,指導農民,幫助農民,做農民的模范”,使“他們成為一個現代的國民”。(69)《合作訓練之意義與目標》(1932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第673頁。1936年,他又下令創辦了大學生暑期農村服務團,“組織各地大中學生,利用暑期機會,參加農村普遍的義務工作,改進農民生活,喚起農民對于國家和民族的觀念”(70)《新生活運動三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1937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第208頁。。1937年6月,蔣介石發表《告農村服務諸生書》,指示學生服務的要點,即“不但要指導社會,幫助農民,而且要盡量采訪農民之意見,與深切察知農村之疾苦所在之點,研究改良與設法解除之”,同時要求學生尊重鄉村風俗習慣,“無關緊要的不必過問,如認為有改革必要,亦當與地方當局善為勸導,逐漸更改,斷不可操之過激,無補實益,徒傷農民的感情”。(71)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第58頁。

蔣介石也要求其軍隊改善與農民的關系。他批評國民黨軍隊無形中成為一個養尊處優、作威作福的特殊階級,官兵完全忘卻他們過去家鄉的農村生活,“對于農民的心理和痛苦,亦完全漠不關心”?！败娒駡F結”自然是其愿景,他要求其軍隊“到處就要與農村接近,到處就要能與農民合作,不僅要了解農民的生活、習慣,而且要具備農民的常識技能”,進而達到“隨時隨地能與農民密切合作,真正建立人民的軍隊”的目的。(72)《軍事教育的要務》(1940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7,第491、492頁。

全面抗戰爆發后,蔣介石更多的是思考如何動員農民參戰、保證物資供應,因為“抗戰資源與民生日用品的充實,根本上必須從發展農業入手”。他曾多次號召“要盡力發展農業經濟,充裕農村金融,增進農民生產”(73)《集中力量推進政治經濟建設》(1940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7,第216頁。?？箲鹬泻笃?國統區的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以糧食為主的生活日用品緊缺,引發物價大幅上漲,不僅民眾的生活嚴重受影響,軍糧也成了大問題。蔣介石不得已號召駐川各部隊官兵發揚“革命精神”,多食用雜糧,且“每餐不必求飽,但求足夠養生,把過去個人心理上非吃米飯不能過活,吃飯非飽不足以養生的錯誤觀念,切實改正過來”(74)《駐川部隊長官目前之急務》(1940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7,第575頁。。面對糧食危機,國民政府采取了“田賦征實”政策,即要求農民按照田賦規定的數量繳納糧食,而非之前的相應貨幣。在通貨膨脹之下,糧價飛漲,農民卻被迫按原價繳納糧食,實際上受到很大的盤剝。(75)關于田賦征實增加農民的負擔,詳見李向遠:《抗戰時期田賦征實政策新探——以國民政府高層間的互動為中心》,《近代中國》2020年第2期;郝銀俠:《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糧政研究——田賦征實弊失分析》,《歷史檔案》2010年第2期。同時,蔣介石動員農民多出售余糧,以平抑飛漲的糧價。1940年9月,他發布《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先聲稱在“圖謀川民福利,尤其是謀大多數農民的繁榮”的理念下,四川省基本實現了“人人有飯吃”的目標,然后話鋒一轉,勸說農民出售余糧:“你們的痛苦是解除了,而你們手中有糧食的時候,卻不惜把痛苦加在沒有糧食的同胞身上,你們現在有糧不售,造成市場糧食供給的缺乏,且不說在國民責任上說不過去,對于我扶植農村與解除民眾痛苦的一番苦心,在道理上又如何說得過去呢?”(76)《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1940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1,第215頁。事實是,當時四川農民生活仍然艱困,遠非其所說的“繁榮”。蔣介石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在另外的場合也表示過,“后方同胞服兵役者為國忘家,從事生產者負擔綦重”(77)《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1945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2,第129頁。。但他卻用“國民責任”等道德說教來強制農民提供糧食,只能說明在眾多利益沖突交織時,他想到的仍是犧牲農民。戰時蔣介石對農民的憐憫與關心是有限度的,實用主義成為他取舍進退的主要考量。農民所具備的兵源、財源、糧源價值,才是其進行決策更基礎的出發點。

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一度將日軍侵華期間造成中國淪陷區農民的貧窮作為宣傳材料,以啟發日本民眾認清軍國主義侵略者的真面目,喚起他們反戰和平的人道主義之心。他在1939年的《告日本民眾書》中,向日本民眾揭露日軍對淪陷區中國民眾的殘暴統治,尤其是對中國農民造成的損失:“農民土地也許多被沒收了;在工商各業被侵略者獨占之后,人民生活只剩下農業,而農民的土產所有權逐漸被侵蝕,或被沒收,并且農民的生產品不能自由販賣,農產必須賤價出售,而一切生活必需品卻要用高價買回來,這種細大不捐的層層剝削,用不了幾年,就使一般農民完全喪失田產,而陷入農奴的境遇了?！?78)《抗戰建國兩周年紀念告日本民眾書》(1939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1,第85頁。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曾推動設立最高經濟委員會,組織戰后復原,恢復農村生產,改善農民生活。但國共矛盾激化,全面內戰很快爆發。1946年8月,蔣介石擬令農民銀行發行土地和糧食兩種證券,前者“以土地證券向地主征借土地,分配于農民”,后者“要一般農民自行申報存糧,登記之后,就將糧食集中到一定地點,而發給糧食證券,填注糧價,到期付款”。(79)《政工人員對于時局應有之認識與努力》(1946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1,第379頁?？紤]到國民政府的財政狀況和財政信用,此舉無異于以空頭支票騙取農民的存糧。戰局陷入完全被動后,蔣介石于1948年的元旦公告中再次要求農工生產者全力配合“戡亂”,“必須使國軍能足衣足食,足械足兵,此實有賴于全國同胞與政府同心一德各盡職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80)《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1948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2,第195頁。。國統區的農民未能改善生活,反而被裹挾進國民黨的戰爭機器當中,更加艱困。

國民黨的農村政策與對農民的態度引起許多非議,蔣介石的盟友美國對此也有所指摘。他為獲取美國的援助以推動所謂的“戡亂”,力圖“糾正”國內外各方勢力對國民政府的看法,特別指示綏靖區黨政軍工作人員:“特別要注意土地的處理和分配,要比共匪處理土地的情形,還要表現更好的成績出來,使一般民眾皆能了解我們的土地政策是為民眾解除痛苦,使農民得到利益。然后國際的觀感,也可因此改變?！笔Y介石要求選擇幾個較有成績的試點,邀請中外記者去調查,“如此,國際間才知道我們黨政軍人員真是有能力,能為民眾解除痛苦。如此,外國人的觀感,將會隨之轉移,知道我們政府的能力了”。(81)《綏靖區之中心工作》(1946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1,第453—454頁。細究這段話的語境與邏輯,顯示了其推動農業改良、改善農民生活的出發點首先是贏得良好的國際觀感,農民生計的改善只是客觀的結果。

蔣介石對農村與農民的認識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政治對手中國共產黨,形成此消彼長的“拔河”現象。有感于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支持中共,蔣介石曾要求國民黨政工人員聯系貧困農民,“對于地方窮苦民眾亦應該時常訪問他們的家庭,調查他們的生活,每天至少要作一件有益于他們的事”。他以為,如能做到此點,就可以真正得到民眾的信仰和擁護,“發揮軍民共同的力量”。(82)《政工人員對于時局應有之認識與努力》(1946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1,第378頁。然而,國民黨重城市輕農村,在農村又以維持現有秩序、保護地主基本利益為優先,與農民的關系從未親密過。對比中共對農民的爭取與組織,其可謂徹底失敗。1947年,蔣介石對此亦有反思:“我們說黨要以農工為基礎,要改造社會,要為人民服務,要實行民生主義,但是本黨已經執政二十年,在民眾中究竟已有了什么基礎呢?如果我們過去真正做了下層工作,在民眾中奠定了不拔的基礎,那么共產黨也就不至于會有這樣的猖獗,我們也就不會遭受國內外如此難堪的批評和侮辱了?！睘楦淖兇肆觿?他提出國民黨要痛切反省,“特別注意農工黨員的吸收和組織,使本黨黨務工作向農村發展,真正組織民眾,鞏固基層”。然而,國民黨已經病入膏肓,無法振衰起敝,黨務工作依然如故,“只重形式不問實際,只要農民工人來入黨,而不求切實的效果”(83)《最近一年來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之報告》(1947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52、53頁。。蔣介石及其政權最終被廣大農民所拋棄。

農民是蔣介石重要的兵源和財源,他對農民的拉攏和爭取貫穿整個大陸時期。蔣介石對農民的爭取更多是出于政局變動的需求,其措施多數是“口惠而實不至”,利用才是其與農民關系的主線。正是基于此,蔣介石對農民問題的認識、改善農民生活與爭取農民支持的努力,顯然無法與其對手中共相比,實施效果上差別就更大。蔣介石對中共的做法有相當的了解,并一度表示要向共產黨學習:“我們一定要學習共產黨的長處,要有宗教家傳道的精神,真正到農村里面去,真正為民眾服務,改善他們的生活,增進他們的福利,和他們打成一片,以取得他們的信仰?！?84)《最近一年來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之報告》(1947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53頁。但是,高高在上的蔣介石對農民根深蒂固的認知、國民黨的屬性及其與地主存在的千絲萬縷聯系、官員對民眾的輕蔑與腐敗作風,都決定了他們并不會因一時的醒悟而從根本上有所改變。廣大農民轉而擁護中共,并在其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國民黨政權與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

余論

大陸時期,蔣介石雖然認識到了農民的重要性,并試圖推行一些改革性的政策與措施來促進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的生計,指示黨政軍工作人員加強與農民的聯系,但他始終只采取漸進緩和的辦法,不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滿足農民對于土地的渴望。蔣介石改善農民生活、組織農民的意志并不堅定,每當面臨一些利益沖突時,他時常選擇犧牲農民。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低效更使其設想基本落空。

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前后,蔣介石痛定思痛,重新思索大陸失敗的原因,包括對農村與農民問題的政策與措施,下定決心在臺灣進行較徹底的土地改革。1949年初,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蔣介石手諭治臺方針,中有“收攬人心,安定地方”一條,意即支持陳誠在臺灣開展土地改革。(85)蘇圣雄:《蔣中正與臺灣土地改革初探(1949—1956)》,黃克武主編:《重起爐灶: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年版,第306、309頁。10月,蔣介石發表《臺灣省光復四周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提出在臺灣進行土改的基本目標,即“解決農民問題,穩定幣值以安定人民生活,更進而增加生產,發展對外貿易,使臺灣經濟日漸繁榮”(86)《臺灣省光復四周年紀念告全省同胞書》(1949年),《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2,第242頁。。臺灣的土改經過“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三個步驟,歷時三年基本完成?！案哂衅涮铩笔古_灣的土地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多數農民擁有了土地,變成“自耕農”。臺灣土改大致實現了蔣介石所說的幾個目標,農民生活“已大改良”(87)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2,第51頁。。有學者甚或認為土改是臺灣經濟騰飛的起步點。(88)楊天石:《蔣介石與陳誠在臺灣的土地改革》,《文史哲》2018年第6期。

蔣介石在臺灣推行土地改革,改善農民生活,擴大統治基礎,是其此前施行農村與農民政策夢寐以求的結果。細究之下,蔣介石在臺灣推動土改的指導思想與大陸時期基本相同,方法也基本上是漸進緩和的方式,卻能較順利地推行,除去蔣介石接受了大陸失敗的教訓之外,一些客觀條件的變化也需指出。這里包括:蔣介石通過國民黨改造運動,對黨的控制力遠較大陸時期為強;臺灣社會在美國的庇護之下總體環境較為平穩,國民黨對臺灣社會的控制力也遠強于大陸時期;國民黨政權從大陸遷臺,與臺灣地主沒有密切的利益關系,分配土地時政權內部的阻力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