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理控制對大學新生社交焦慮的影響:核心自我評價和負面評價恐懼的鏈式中介作用*

武春霞 薛朝霞 李 靜 閆丹鳳

①呂梁學院教育系 033001 E-mail:llxywcx@163.com ②山西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③呂梁學院學生處 ④山西醫科大學學生工作部

社交焦慮主要表現為對人際情境的過分緊張與害怕,在公共場合或人際交往的過程中體驗到的持續而強烈的緊張、焦慮等不良情緒[1]。大學生正處于從青春期向成年期過渡的這一特殊的心理發展時期,不僅承擔學習壓力,還要考慮就業問題,心理承受能力較弱,是社交焦慮的易感人群[2]。研究發現,45.7%的大學生存在社交焦慮[3],16%的大學生有嚴重的社交焦慮[4],大一新生的社交焦慮問題尤為多見[5]。社交焦慮不僅會降低大學生的學業成就[6]、主觀滿意度[7],而且容易誘發網絡成癮[8-11]、酒精依賴[12]等問題行為。因此,探討大學生社交焦慮的成因和機制,成為近年來研究的熱點。

生態系統理論指出,家庭是影響個體身心健康的微系統環境因素[13],父母教養方式是眾多家庭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14]。心理控制作為一種常見的父母教養方式,是指父母以愛之名,控制子女的思想、情感和行為,以符合父母的期望,這種教養方式限制了子女的自主權、忽視了子女情感與心理需求[15]。研究發現,父母心理控制是社交焦慮的風險因子之一,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子女的社交焦慮程度越嚴重[16-17],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能夠預測后期子女的社交焦慮水平[18]。然而,父母心理控制是如何影響子女社交焦慮的,以往有關其內在心理機制的研究鮮少報道。父母心理控制作為一種外在環境因素,可能通過對子女的內在因素間接影響其社交焦慮。為了更好地完善內在機制,本研究試圖從認知因素(核心自我評價)和情緒因素(負面評價恐懼)兩個方面來深入探討父母心理控制對社交焦慮影響的作用機制。

核心自我評價是個體對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和價值的最基本結論或底線評價,是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控制點和神經質4種人格特質背后的一個更為基本的結構[19]。社交焦慮認知模型認為,消極的自我認知和評價是社交焦慮產生和發展的風險因素[20-21]。多項實證結果表明,核心自我評價能夠預測社交焦慮,核心自我評價越低,社交焦慮水平越高[22-23]。此外,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與子女的自我認知密切相關[15]。感知父母心理控制水平高的子女容易缺乏自尊自信[24],自我效能感較低[25]。心理控制水平高的父母,給予子女的情感溫暖和理解支持較少,不利于成長過程中所需要的自主自控和成就體驗感,從而削弱了子女的核心自我評價[26-27]?；诖?提出研究假設1:父母心理控制可能通過核心自我評價間接影響社交焦慮。

負面評價恐懼是指個體對他人可能的負面評價的擔憂與恐懼[28],是社交焦慮的一個重要風險因素[29-30]。以往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個體的負面評價恐懼水平越高,社交焦慮程度越嚴重[31-33],負面評價恐懼能預測個體未來的社交焦慮水平[34]。臨床心理研究結果也顯示,通過干預個體的負面評價恐懼水平可以有效降低個體的社交焦慮水平[35]。以往研究發現,負面評價恐懼受父母教養方式的影響。個體感知到的父母控制水平越高,對自我的能力認可度越低,對他人的負面評價恐懼越敏感[36]。反之,如果父母給予子女適度的關懷和鼓勵,讓子女通過家人對自己的接納與認可,感受到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可以有效降低對他人負面評價的恐懼[37]?；诖?提出研究假設2:父母心理控制可能通過負面評價恐懼間接影響社交焦慮。

核心自我評價側重于個體對自身整體的、深層次的評價。作為最基準的評價,核心自我評價是其他所有評價的基礎,影響著各種具體環境下相關的評價[38]。負面評價恐懼是個體在具體情境中因擔心自己的行為表現達不到他人標準而對他人負面評價的恐懼。情緒認知理論認為個體對事件的認知和評價是個體情緒產生的關鍵因素。因此,核心自我評價可能影響個體在具體情境中的情緒,即核心自我評價低的個體,在具體情境對自我的行為表現及后果持消極否定的態度,進而懼怕他人的負面評價。自尊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均與負面評價恐懼顯著負相關[39-40],神經質與負面評價恐懼存在顯著正相關[41]。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神經質均是核心自我評價的組成要素?；诖?提出研究假設3:核心自我評價負向預測負面評價恐懼,且二者在父母心理控制對社交焦慮的影響中起著鏈式中介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方便整群抽樣的方法,對山西省某高校的大一新生進行施測,共980人參與問卷作答,其中92份問卷因作答時間太短或明顯作答不認真而被剔除,最后獲得有效問卷888份(90.61%)。其中男生251人(28.27%),女生637人(71.73%)。城鎮學生259人(29.17%),農村學生629人(70.83%)。獨生子女150人(16.89%),非獨生子女738人(83.11%)。大學新生平均年齡18.84±1.27歲。

1.2 方法

1.2.1 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選用Wang等人編制的父母控制量表中的心理控制分量表[15]。該量表共18個題項,包括引發內疚、收回關愛、堅持權威3個維度。量表采用5點計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數越高,表明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是0.95。

1.2.2 核心自我評價量表 采用Judge編制、杜建政等翻譯修訂的核心自我評價量表[42],該量表共10個題項,采用5點計分,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被試的核心自我評價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7。

1.2.3 負面評價恐懼量表 采用陳祉妍修訂的簡明負面評價恐懼量表[28],該量表共12個題項,單一維度,采用5點計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說明個體對負面評價的恐懼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7。

1.2.4 交往焦慮量表 采用Leary編制的交往焦慮量表[43],共15個題項。采用5點計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社交焦慮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是0.86。

1.3 統計處理

本研究通過問卷星施測,采用SPSS 26.0對數據進行描述統計、相關分析,使用AMOS 26.0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并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數的Bootstrap法對結構方程模型中核心自我評價和負面評價恐懼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根據周浩等人的建議[44],采用Harman單因素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將父母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評價、負面評價恐懼、社交焦慮4個變量的所有項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有7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解釋總變異的60.36%。第一個公因子的方差解釋率為29.04%,小于40%的臨界值,表明可以接受數據。因此,本研究中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2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

表1列出了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矩陣。相關分析表明父母心理控制與核心自我評價顯著負相關,與負面評價恐懼和社交焦慮顯著正相關;核心自我評價與負面評價恐懼和社交焦慮顯著負相關;負面評價恐懼與社交焦慮顯著正相關。

表1 各變量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r)

2.3 中介模型的檢驗

為了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潛變量間的關系,對社交焦慮量表進行項目打包。以往研究表明因子法中的平衡法這種縮小組間差異的打包策略模型擬合較好,且打包成3個指標時擬合度最好[45]。因此本研究采用平衡法,依據因子負荷將社交焦慮的15個題目打包成3個項目包。

以社交焦慮為因變量,父母心理控制為自變量,建立結構方程模型考察父母心理控制對社交焦慮的直接影響。模型擬合度指標為χ2/df=2.59,CFI=0.99,TLI=0.99,GFI=0.99,AGFI=0.98,RMSEA=0.04,模型擬合良好。父母心理控制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社交焦慮(β=0.24,P<0.001)。

以社交焦慮為因變量,父母心理控制為自變量,核心自我評價和負面評價恐懼為中介變量,進行中介模型檢驗(見圖1)。模型擬合度指標為χ2/df=3.09,CFI=0.99,TLI=0.98,GFI=0.98,AGFI=0.97,RMSEA=0.05,模型擬合良好。父母心理控制能夠顯著負向預測核心自我評價(β=-0.36,P<0.001),顯著正向預測負面評價恐懼(β=0.20,P<0.001),對社交焦慮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06,P>0.05);核心自我評價顯著負向預測負面評價恐懼(β=-0.50,P<0.001),顯著負向預測社交焦慮(β=-0.37,P<0.001);負面評價恐懼顯著正向預測社交焦慮(β=0.46,P<0.001)。

圖1 父母心理控制影響社交焦慮的鏈式中介模型

父母心理控制對社交焦慮直接效應的95%的置信區間(-0.12,0.01)包含0,說明父母心理控制對社交焦慮的影響完全通過中介路徑實現。具體包括3條中介路徑:第一條路徑為“父母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評價→社交焦慮”,其中介效應值為0.133=(-0.36)*(-0.37);第二條路徑為“父母心理控制→負面評價恐懼→社交焦慮”,其中介效應值0.092=0.20*0.46;第三條路徑為“父母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評價→負面評價恐懼→社交焦慮”,其中介效應值為0.083=(-0.36)*(-0.50)*0.46。上述3條路徑中介效應值的95%的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父母心理控制對社交焦慮影響的總效應等于3條中介效應之和,見表2。

表2 父母心理控制對社交焦慮的中介效應檢驗

3 討 論

本研究發現,父母心理控制與大學新生的社交焦慮顯著正相關,父母心理控制顯著正向預測社交焦慮,這與以往相關研究結果一致[24]。父母心理控制對大學新生社交焦慮的影響,可能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父母過度心理控制導致其人際交往能力不足,無法與他人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甚至遭到排斥,進而引發社交焦慮[46]。另一方面,父母長期心理控制會讓子女缺乏安全依戀感[47],難以與他人建立親密穩定關系[48]。親密感的匱乏與缺失更容易引發個體在社交情境中的焦慮情緒。

研究結果發現,核心自我評價在父母心理控制與社交焦慮間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假設1得到驗證。一方面,父母心理控制作為消極的教養方式,通過對子女日積月累的影響,使其逐漸內化形成一個相對穩定、消極的自我概念[49]。父母心理控制導致子女基本心理需求受阻[50],自我價值感受抑[51],也會降低子女的核心自我評價。另一方面,核心自我評價負向預測社交焦慮,這與以往相關研究結果一致[52]。核心自我評價低的個體在社交情境中更容易注意到關于自我的消極信息,出現信息加工和理解偏差,進而強化自我的消極認知和評價,影響其后續的情緒體驗和行為表現[53],因而表現出更多的焦慮情緒。

研究結果還發現,負面評價恐懼在父母心理控制與社交焦慮間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假設2得到驗證。一方面,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預測負面評價恐懼,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36]。父母心理控制限制了子女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導致他們面對問題缺乏解決應對能力[54],表現出對負面評價的恐懼。另一方面,負面評價恐懼正向預測社交焦慮,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33]。負面評價恐懼高的個體,對威脅性和不確定環境的警覺性高。當面對可能被評價的社交情境時感受到更多的壓力,往往高估消極后果發生的可能性,因此體驗到更多的焦慮情緒[32]。

研究結果還發現,“核心自我評價→負面評價恐懼”構成的鏈式中介也是父母心理控制影響社交焦慮的重要途徑,占總效應的26.95%,研究假設3得到驗證。核心自我評價低的個體,更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認可,對他人的評價更敏感,總是擔心他人的負面評價會對其地位和價值造成威脅[39-40]。核心自我評價低的個體,缺乏自我效能感,在接收到負面評價等消極信號時,不是建設性的積極應對[55],而是陷入對負面評價恐懼的消極情緒中。

總之,父母心理控制既能通過核心自我評價和負面評價恐懼的單獨中介作用影響社交焦慮,也能通過核心自我評價和負面評價恐懼的鏈式中介作用影響社交焦慮,以上結果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對社交焦慮影響的完全中介心理機制。本次研究結果對今后改善大學生的社交焦慮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