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心理健康與父母養育方式、社會責任感、生命態度的相關性*

白 琴 胡慧慧 許 鵬 蔡 燕

①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吉林長春) 139924 E-mail:BAIqin2088@163.com ②江蘇航運職業技術學院招生就業處 ③南通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

大學生不能完全等同于社會上的青年,因為學業、生活、情感、就業、新冠疫情等方面壓力以及有別于其他群體的心理生理狀況,更易產生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進而導致休學、退學、攻擊行為以及自殺等現象,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已經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1-2]。父母養育方式是指以親子關系為中心,父母在家庭生活中對子女進行撫養教育時傳達行為、態度、情感的綜合反映,對子女產生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穩定的[3]。已有研究表明[4],父母養育方式在子女成長過程中始終影響其心理健康水平,從兒童期到青春期再到成年,子女情緒行為問題與父母消極養育方式存在正相關。社會責任感是個體積極幫助他人或承擔社會責任的一種比較穩定的心理品質,是個體全面發展、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5]。大學生是國家發展進步的后備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增強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因此,重視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方面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及必然性。生命態度是個體對生命相關的人、事物或觀念、傾向如何感覺、如何行動的描述,不僅包括個體行為傾向,還包括個體對生命的認知以及情感層面,是生命價值觀的具體表現[6]。鄭節霞等[7]認為,生命態度積極的大學生消極厭世情緒少,能夠思考生命意義,尋找生命價值,更珍惜、熱愛生命,同時生命態度一方面通過心理健康對自殺意念起積極作用,另一方面通過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鏈式中介作用影響自殺意念。學者史瓊[8]開展的一項研究顯示,大學生社會責任感處于良好狀態,性別、經濟情況、撫養方式均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有影響,同時社會責任感與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應對方式存在密切關系,父母父母的理解和關愛有利于促進大學生社會責任感形成,父母消極教養方式,特別是專制型母親不利于大學生形成社會責任感。因此,本研究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分析大學生心理健康與父母養育方式、社會責任感、生命態度的相關性,旨在為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思路。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于2022年2-6月,采用整群抽樣法,選取南通市某所高校一、二、三3個年級大學生為調查對象,共發放1590份問卷,剔除不合格問卷后,有效問卷1542份(96.98%)。其中,男生793名(51.43%),女生749名(48.57%);年齡16～24(19.73±1.66)歲;農村大學生648名(42.02%),城鎮大學生894名(57.98%);獨生子女906名(58.75%),非獨生子女636名(41.18%);漢族大學生1403名(90.98%),少數民族大學生名139名(8.95%);貧困生169名(10.96%),非貧困生1373名(89.04%);年級:大學一年級528名(32.24%),大學二年級523名(33.92%),大學三年級491名(31.85%);理科生814名(52.79%),文科生728名(47.21%);雙親家庭1157名(75.03%),單親或其他家庭385名(24.97%);有留守經歷711名(46.11%),無留守經歷831名(53.89%)。所有調查對象均在調查之前從研究人員處獲悉本次調查的目的及內容,自愿參與本次調查,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一般資料調查表 自制一般資料調查表,包括性別、年齡、民族、成長地、年級、專業類型、家庭結構、留守經歷、是否獨生子女、是否為貧困生等。

1.2.2 父母養育方式評估 采用楊紅君等[9]于2009年修訂的父母教養方式量表(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該量表分為母親版(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Mother,PBI-M)與父親版(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Father,PBI-F)兩個分量表,共有關愛(11個條目)、鼓勵自主(6個條目)、控制(6個條目)3個因子及23個條目,各條目采用Likert 4級計分法,從“0”代表“非常不符合”到“3”代表“非常符合”,分別計分0～3分,其中PBI-M中條目2、4、14、16、18、22與PBI-F中條目2、4、14、18、22均為反向計分,關愛因子評分(0～33分)越高反映父母對孩子越理解、支持,鼓勵自主因子評分(0～18分)越高反映父母越鼓勵孩子獨立和自主,控制因子評分(0～18分)越高反映父母越過分干涉孩子成長及限制孩子自由。本研究中PBI-M、PBI-F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37、0.819,重測信度分別為0.744、0.706。

1.2.3 社會責任感評估 采用賀菲菲[10]于2020年編制的大學生社會責任感量表,該量表包括自我責任感(5個條目)、家庭責任感(6個條目)、他人責任感(5個條目)、集體責任感(5個條目)、國家責任感(5個條目)、全人類責任感(6個條目)6個維度與32個條目,各條目采用Likert 5級計分法,從“1”代表“完全不符合”到“5”代表“完全符合”,分別計分1～5分,總分32～160分,評分越高代表調查對象社會責任感越高。本研究中總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941,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為0.792～0.888。

1.2.4 生命態度評估 采用謝曼盈等[11]于2003年編制的生命態度量表,該量表包括理想(13個條目)、生命自主(11個條目)、存在感(11個條目)、愛與關懷(11個條目)、死亡態度(12個條目)、生命經驗(12個條目)6個維度與70個條目,各條目采用Likert 7級計分法,從“1”代表“完全不同意”到“7”代表“完全同意”,分別計分1～7分,其中31個條目反向計分,總分70～490分,評分越高代表調查對象生命態度越積極。本研究中生命態度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37,重測信度為0.914,各維度Cronbach's α系數介于0.672～0.804。

1.2.5 心理健康評估 采用李虹等[12]于2002年修訂的一般健康問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20,CHQ-20),該問卷包括自我肯定(9個條目)、焦慮(個5條目)、憂郁(6個條目)3個維度與20個條目,采用二分類計分法,“0”表示“否”,“1”表示“是”,其中自我肯定維度涉及條目反向計分,總分0～20分,評分越高代表調查對象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本研究中CHQ-20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71,重測系數為0.754。

1.3 質量控制

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擔任主試,在調查前采用統一指導語向學生介紹調查目的。問卷填寫注意事項,強調本次調查的匿名、保密原則,取得學生配合以順利完成調查,提高調查問卷有效性。以班級為單位發放調查問卷,輔導員協助將調查對象集中于教室內,要求調查對象獨立答卷,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獨立判斷,不受他人影響或影響他人,現場回收問卷進行篩查,剔除錯填、漏填等不合格問卷,確定最終有效問卷。

1.4 統計處理

2 結 果

2.1 大學生各研究變量的基本情況

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父母養育方式、社會責任感、生命態度得分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1。

表1 大學生各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2.2 大學生各研究變量的人口學特征差異

單因素結果顯示,心理健康評分、生命態度評分及父母養育方式中父母關愛得分、父母鼓勵自主、父母控制評分在留守經歷、成長地、獨生子女、貧困生、家庭結構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不同人口學特征的大學生社會責任感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大學生各研究變量的人口學特征差異

2.3 大學生心理健康與父母養育方式、社會責任感、生命態度相關性

Pearson相關分析顯示,大學生心理健康與社會責任感呈負相關性,與生命態度呈負相關性,與父母養育方式中分維度父母關愛得分、父母鼓勵自主評分呈負相關性,與父母控制維度評分呈正相關性,見表3。

表3 大學生心理健康與父母養育方式、社會責任感、生命態度的相關性(r)

2.4 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多重線性回歸分析

結合單因素分析,按納入(α=0.05)、排除(β=0.10)標準,共10個變量(留守經歷、成長地、獨生子女、貧困生、家庭結構、社會責任感、生命態度、父母控制、父母鼓勵自主、父母關愛)進入多重線性回歸分析。分析顯示,大學生有留守經歷、成長地為農村、非獨生子女、單親或其他家庭、家庭貧困、父母關愛評分低、父母鼓勵評分低、父母控制評分高、生命態度評分低,則心理健康水平低,見表4。

表4 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多重線性回歸分析

3 討 論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1542名大學生的GHQ-20評分為7.49±1.74分,焦慮維度為1.89±0.41分、憂郁維度為2.47±0.55分,自我肯定維度為3.13±0.78分,說明多數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良好,對自己有一定的自信心,能夠積極肯定自己的價值,也未出現嚴重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可能與高校開設心理教育課程有關。姚明珣[13]對473名天津大學、天津醫科大學兩所高校大一到大四年級的學生進行調查,結果顯示GHQ-20評分為7.96±4.73分,大部分學生的焦慮、抑郁水平較低,自我肯定水平較高,整體心理健康水平較好。吳曼等[14]對698名對蚌埠醫學院護理學院一年級至三年級在校護生進行調查,結果顯示GHQ-20評分為4.77±3.38分,大部分護生能夠維持較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調查所得GHQ-20評分略低于姚明珣對大學生的調查結果,高于吳曼等對本科護生的調查結果。雖然此次調查發現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總體較好,但仍有少數學生存在消極情緒。大學生是一個承載家庭、社會高期望值的特殊人群,隨著社會競爭不斷加劇以及后疫情時代經濟復蘇力較弱,導致大學生在面臨學習、就業、經濟等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使得部分大學生出現心理適應困難,其心理健康問題不斷增多,而在校大學生中出現心理障礙傾向的人數也有逐年上升趨勢,是亟需重點關注的。

本研究結果表明,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評分為120.47±20.48分,處于中等偏上水平,說明多數大學生的思想狀況總體上是健康積極和奮發向上的,也具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仍在積極履行對自己、家庭、國家、社會和他人的責任,積極投身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征程中,這與賀菲菲[10]的調查結果保持一致。本次調查結果中,大學生比較重視家庭責任,對個人和國家也充滿責任感,這可能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孝道和家庭生活,認為百善孝為先,將孝道作為家庭和睦之本,所以大學生具有強烈的家庭責任感,同時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調愛國主義,大學生在校學習期間也接受愛國教育,他們高度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有著使命感,另外大學生有著較強的自我責任意識,意識到對自己負責即是對家庭、國家、他人負責,懂得為了自己的未來努力奮斗,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生命態度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態度,包含對生命的認知、關于生命的情感、關于生命的行為傾向。由于生命態度概念是抽象化的,既往也缺乏科學的研究工具,導致對大學生生命態度的研究長時間停留在個案研究層面,沒有進行深入、全面的了解。隨著近年來國內外編制了相應的生命態度測量工具,才在這方面進一步深入研究,對大學生生命狀態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本研究運用謝曼盈等編制的生命態度量表對某高校大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大學生的生命態度評分為330.24±39.07分,處于中等水平,與余博[15]的研究結果相似,提示多數大學生的生命態度是積極向上的,但擁有比較完善生命態度的大學生占少數,有些大學生的生命態度消極,對生命持不負責任的態度,這是因為他們缺乏對生命的正確認識、理解及足夠的掌控能力,缺乏生命自主能力,沒有人生理想,常因無所事事而感到空虛、無聊甚至煩躁,自我存在感缺失,意識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面對生活、學習中的各種挫折、困難,更容易采取消極、逃避的態度及行為,出現自殺、傷人等不尊重生命、蔑視生命的概率更大。因此,大學生的生命態度狀況值得高校關注并予以重視,建議高校開展生命教育課程,構建內容專業、系統完善的生命教育課程體系,幫助大學生樹立積極正向的生命態度。

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家庭是微觀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家庭成員產生直接影響。養育方式是父母在教育子女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穩定的態度、情感、行為的表達方式集合,集中反映父母對待子女的思想、態度、教育觀念及具體行為,是父母以自身價值觀念來推動子女社會化,父母采取何種養育方式會對子女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16]。本研究調查結果中,父母關愛維度得分為2.32±0.56分,父母控制維度得分為1.97±0.46分,父母鼓勵自主維度得分為2.21±0.49分,說明大學生父母養育方式處于平均水平,與羅蕾等[17]研究結果相似。本次調查顯示,民主、關懷類型的養育方式最多,其父母關愛、鼓勵自主得分較高,與子女有著完美的親子關系,可以游刃有余的處理與子女之間關系,不會一味的溺愛驕縱或嚴苛子女,能夠給予子女恰當、合適的關愛,子女更容易感受到來自父母的情感溫暖,這種養育方式有利于子女成長,讓子女的身心得到健康發展,成功形成自主意識并完成社會化。其次最多是高關愛、高控制的專制型養育方式,在生活中給予子女過度的關愛,對子女的控制欲也較強,常將自身想法強加于子女身上,希望子女完全服從自己的安排或命令,另外是放任型養育方式,這類父母在教育子女過程中缺少理解、支持與關愛,很少鼓勵子女獨立自主,在教育環節存在缺位,專制型、放任型均不利于子女成長,導致子女幸福感較低。在教育子女過程中,父母采取合理養育方式,多鼓勵、關愛子女,營造和諧、輕松的家庭氛圍,更有利于親子關系和諧。

多重線性回歸分析顯示,在不同人口學特征中,留守經歷、成長地、獨生子女、貧困生、家庭結構與大學生心理健康存在密切關系,分析原因可能是受社會經濟發展大環境影響,大部分生長地為農村的大學生具有留守經歷,在其成長過程中,缺乏父母必要的陪伴、教育和關愛,在情緒情感方面獲得父母的支持相對較少,人格塑造相對而言不健全,更容易出現內向、自卑、敏感等人格特質,在人際交往中易消極應對,遭受負性生活事件時,因缺乏與父母傾訴或有效溝通的渠道,導致負面情緒不斷積累,生長過程處于情緒壓抑狀態,易心理健康問題[18]。同時,家庭環境也是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中家庭結構、家庭經濟狀況、是否為獨生子女均屬于家庭環境。家庭結構缺陷對大學生造成的資源損害是全面的,家庭結構破裂導致家庭環境不穩定,損害了家庭有形及無形資源,可能導致大學生偏向物質主義價值觀,情感支持匱乏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發展的消極影響更為突出,單親、多子女家庭均會導致大學生個體受父母的關注度減少,增加其內心痛苦,埋下心理健康風險,同時家庭經濟困難會導致大學生自卑、焦慮、敏感,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存在掩飾、逃避心理,對周圍事物的存在嫉妒情緒,對擺脫貧困易產生焦慮、無奈情緒,更易產生心理問題[19]。既往研究也表明,大學生家庭結構缺陷、家庭資源匱乏,若持有較高物質主義價值觀,可能存在更大的心理健康風險,需要引起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重視[20]。因此,對于高校教育工作者來說,需要重點關注農村、非獨生子女、單親家庭、有留守農村、家庭困難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通過定期心理健康評估、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疏導干預及加大貧困生經濟幫扶力度,來改善其心理健康狀況。

本研究相關行分析顯示,大學生心理健康與社會責任感呈負相關性,與生命態度呈負相關性,與父母養育方式中分維度父母關愛得分、父母鼓勵自主評分呈負相關,與父母控制維度評分呈正相關性;同時多重線性回歸分析也顯示,生命態度、父母養育方式是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重要影響因素。溫慧等學者[21]采用整群抽樣方法抽取某高校805名大學生,采用父母教養方式問卷、大學生人格調查問卷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父母教養方式是大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影響因素,父母提高對大學生的關愛程度,能夠促進大學生心理健康發展。鄭節霞等[7]采用生命態度量表、大學生人格問卷對2572名大學生進行測評,相關分析發現生命態度與心理健康之間均呈顯著相關,生命態度越積極則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上述研究與本研究結論有相似之處。合理的養育方式、積極的生命態度度提升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父母在子女教養過程中,采用鼓勵、關愛、溫暖的養育方式,能夠促進子女形成自我意識,肯定自我的價值,有利于子女心理健康的發展,在溫馨家庭中成長的大學生,具有更加積極的價值取向,擁有良好的情緒和穩定健康的人格,成年后出現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的概率更低。擁有正向積極生命態度的大學生,能夠思考生命的意義,尋求生命的價值,對身處的世界持接納和關懷態度,在生活中有值得投入的目標,能夠主導自己的人生,有助于大學生自我價值的肯定,使大學生以正向態度及行為面對生活中各種負性事件,提高對現實刺激的順應能力,減少刺激產生的沖擊與精神傷害,有助于減少自身焦慮、抑郁情緒體驗,提高心理健康水平。這一結論提示高校需重視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完善心理干預機制,幫助大學生及時解決心理問題,開設生命教育課程,通過體驗式生命教育激發大學生的生命情感,培養大學生積極的生命態度,樹立合理的人生目標,并通過加強與父母溝通建議其采取合理養育方式,進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綜上所述,本次調查的3所高校大學生心理健康整體處于良好狀態,父母養育方式、生命態度是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的主要影響因素,積極的養育方式和良好的生命態度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產生積極影響。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本研究僅在3所高校隨機抽取被試,樣本量較小,樣本覆蓋面積窄,代表性不足,可能會導致調查結果存在偏倚性。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通過橫斷面研究探討了大學生心理健康與父母養育方式、生命態度、社會責任感的關系,方法比較單一,未從縱向角度研究大學生心理健康、生命態度、社會責任感的發展變化,缺乏訪談等定性研究方式。今后在研究中會進一步增加樣本量,擴大樣本覆蓋面積,增加樣本代表性,豐富研究方法,嘗試定量與定性結合的方式研究,并考慮采用縱向研究方法,進一步驗證本次研究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