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兩線影響下書院景觀之適變

許舒 過偉敏

引言

書院發端于唐代，于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因光緒新政書院改制退出歷史舞臺，[1]是承載各類古代士人活動的重要場所。它的產生有官府和民間兩大源頭，主要功能以及其創建者、所屬和服務對象，在不同時期都會有一定變化，有著異于其他文教機構的多變性和特殊性。正因為如此，書院景觀一方面有著較高的景觀品質，另一方面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豐富多變的內容。近年來的書院相關研究發展逐漸豐富，但多數是圍繞現存書院遺跡內容進行分析，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古代書院景觀研究，缺少在相應時代背景下書院景觀的深入討論。[2]少數研究，如王鵬、趙鳴所撰寫的《中國古代書院園林》，雖然一定程度上進行了縱向討論，但在景觀變遷及不同時代特征方面的分析浮于對修建記錄的轉述，討論寬泛，缺少對諸如景觀形成及變遷影響因素方面更深入的發掘分析。部分觀點，如認為唐代書院景觀多為“山間庭院”[3]，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觀性和準確性。故而，有必要從書院發展的源頭對其景觀縱向發展開展進一步討論。這不僅是對中國文人景觀研究的補充與深化，也是對書院這一特殊文教機構的深入認識。

本研究運用縱向性研究、歷史性研究方法，從書院歸屬、管理與使用者的角度出發，結合不同時代背景梳理書院景觀形成的主要因素，并進一步把握各發展階段書院景觀的營建特點及整體演變趨勢，力求為書院景觀遺存的保護及當代文化景觀設計提供更切實可信的參考。

作為一種文化機構，書院的創建者與服務對象決定了其景觀營建過程中包括營建目的、建造經費、設計決策等具體內容，從而影響到書院的選址、功能、規模、建筑樣式、植物、配景等景觀相關內容。同時，隨著朝代更迭，形勢變化，書院所處的社會環境、針對書院的政策、相關人員都在變化，書院的組織管理方式也隨之改變，書院景觀也在這一影響下為不斷適應需要產生諸多變化。

1.選址：由自然向城鄉集中

書院選址環境，大致可分為自然環境型、城鄉環境型兩類，即風景優美的山水自然環境或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城市或鄉鎮。[4]書院分布的歷史變化呈現出由散布城鄉山林，到逐漸匯聚城鄉之中的態勢。

唐代書院剛剛生成之際，即有官辦、民辦之分。這一時期官辦書院作為官署機構，被修建于宮城之中。最早的官辦書院位于東宮麗正殿，隨后，又陸續修建的兩處麗正書院，一所位于大明宮原命婦院所在地，另一所位于原太平公主宅。[5]第四、第五所官辦書院分別建于興慶宮、華清宮。而民間書院作為私人研習場所，選址相對自由多樣，城市、村莊、山林均有分布。從《全唐詩》中與書院相關的詩篇文字描述中可以略見一二（表1）。其中，涉及唐代私人書院17 處，通過詩文并結合方志記載能夠辨析選址的有9 處。盧綸所作《同耿拾遺春中題第四郎新修書院（同錢員外春中題薛宰少府新書院）》一詩中提及的書院在“薛宰少府”內的“西園”之中，但無法確定宅的位置。姚合的《題田將軍宅》由“臨街新起看山樓”可判斷為位于街巷市井深宅之中。其余可根據“山廚共石泉”“林杪見晴峰”等詩句的描述可判定為山林地。上述唐代史料所確定書院共計24 所（表1），其中可以確定書院大體選址位置的17 所，能夠辨析是為自然環境型或城鄉環境型的15 所。[6]其中山林自然環境之中的8 處，位于城鄉的書院共計7處，兩類選址在已知選址書院中分別占比53.3%、46.7%?？梢钥闯?，這一時期的自然環境型書院數量要略多于城鄉環境型。

表1 唐代書院景觀情況匯總

五代時期延續唐代舊制，仍分為官署機構修建的書院和民間私人創辦的書院。這一時期官方書院的相關記載幾近于無，但由其官署機構的性質可推斷選址應仍在城中。而民間書院雖然開始受到官方的關注，但因政局不穩戰亂頻發，依舊偏向建立在遠離政治中心之處。經資料搜索到的13 處五代書院（表2）[7]，可確定選址環境的11 處。其中，自然環境6處，城鄉環境5處，各占比54.5%、45.5%。

表2 五代書院選址情況匯總

北宋初期書院有因戰亂一度停滯的情況。官方因久戰初平無力復興官學，通過鼓勵書院發展以興學養士，故而書院在這一時期很快得以發展壯大。此時，官方主要是通過對書院賞賜表彰促進其發展，并無過多干預。而士人們為了避免戰亂，同時有能陶冶心性且相對安靜的環境讀書學習，有相當一部分依舊在延續以往書院選址偏向山林的情況。北宋后期的官學復興中，書院失去了政府的支持，但社會環境發展平穩，民間力量修建的書院多位于生活交通便利的城鎮鄉村之中。通過各地后世地方志對北宋時期書院的梳理，按照前文定義查找到的154 所書院中，有119 所可以辨析其基址環境情況。其中屬于自然環境型的55 處，城鄉環境型的64 處，各占已知選址書院比例46.2%、54.8%。兩類選址占比已經與唐及五代時期情況產生了反轉，城鄉環境型選址的書院數量開始多于自然環境型。

南宋受金威逼，偏安江南，政局尚穩定，加之理學家為傳播理學爭取到官方重視，掀起了書院復興運動，使得書院蓬勃發展。雖曾有“慶元黨禁”一度阻礙了書院的發展，但理學與書院的深度交融使得書院在開禁之后得到來自官民雙方持續高漲的支持。[8]在以民間力量為主流推動，官方力量長期支持的形勢下，書院選址相對自由。社會環境的相對穩定使得更多書院偏向建在人口聚集靠近政治中心之處。杭州這一時期書院的數量上升便是例證，整體選址的分布也印證了這一點：由各地方志搜集統計到可判斷選址的南宋時期書院294 處，其中自然型選址140 處，城鄉型選址154 處，已知選址書院比例47.6%、53.4%。

元統治時期，宋遺民避而不仕，結廬教書以延續斯文，部分書院因此建于山林之中。但統治者為克服種族差異與文化隔閡，更好地進行統治，通過積極支持書院體現對儒學的認可。[9]同時，元代中后期統治者著力加強管控，與理學一體化的書院被等視為官學，通過賞賜、指定書院山長加強對書院的控制，所以書院的官學化，也就成了元代書院最顯著的特征。[10]元代書院政策分為三個階段，即保護原有書院、提倡在先儒名賢過化之地建立書院、將書院山長納為官員。表面上看似乎沒有直接影響民間建造書院時的選址，但前朝書院建設的“慣性影響”猶在。宋遺留書院的保護維持，先儒名賢過化之地書院的保留都確保了前朝城鄉環境型的選址書院的數量。在此基礎上，后期元代書院的創建都需要有官方審批手續，創辦者需要說明創建地適合創建書院的具體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鄉環境型書院的數量。這使得元代雖不是士人心目中 “天下有道”之時，也愿意在城鄉中興書院講學傳道。通過各類史料搜集到可以辨析其基址環境情況的元代書院共計175 處，其中屬于自然環境型的64 處，城鄉環境型的111 處，各占比26.6%、63.4%，城鄉環境型選址數量明顯提升。

明代書院經歷了比宋代更加復雜的興衰過程，歷經277年發展，可考書院多達1962 所。這一時期與宋元時期相比，官民兩方力量在書院建設中所起的作用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官方力量超過民間力量成為推動書院發展的主力。[11]因這一時期書院數量巨大，對其選址的考證統計采用隨機抽選的方式，抽取100 所書院，其中自然環境型占比25%，城鄉環境型占比75%。此時城鄉環境型選址數量已呈現出明顯優勢。

清代，朝廷有明令“不許別創書院”，并通過政策引導將書院納入官學體系，這也成為書院城市化運動的標志。[12]同時，清代所創書院中，有高達76.72%的書院是由各級地方官吏創建的，[13]這也使得書院受到更深、更廣泛的官方控制。所以在這一時期，除前朝已經創立的書院外，再行選址于城鄉地塊之外的書院已近乎無。這一時期書院數量較之明代更巨，同樣采用隨機抽選的方式，對100 所書院進行選址情況的分析統計，最終得到自然環境型占比22%，城鄉環境型占比78%的結果。城鄉環境型書院數量繼續有所增加。

縱觀歷代書院的選址情況，逐漸呈現出由 “自然環境型”略多于“城鄉環境型”逐漸向“城鄉環境型”比重不斷擴大的趨勢。但由于部分“自然環境型”選址處于城中，諸如常熟虞山的游文書院，以及早期圣賢“過化之地”書院如白鹿書院的延續等原因，“自然環境型”書院始終存在。將可數據化的官辦書院數量（圖1）作為“官化”程度的一個參照，可以看出城鄉環境型選址比例（圖2）的不斷升高與書院官化程度的深化基本呈正向關系。

圖1 唐宋元明清的官辦書院比例[14]

2.規模：適應“供需”變化

書院規模主要由創建者的資源調集能力、營建目的和需求所決定。通常情況下官辦書院規模較為宏大，而民辦書院規模視財力的投入以及創辦目的而變化。隨著民辦書院公共性加強以及官方力量的加入和推動，其整體規模有擴大趨勢。

唐代開元時期，官方重點興建的書院是用于修書的衙署，被置于皇宮內，取用宮殿作為其辦公場所，景觀尺度較為宏大。通過對唐代官辦書院占地的統計（表2），可以了解到京師最早的麗正書院，東西長五十八步，南北長六十九步。將唐代長度單位“步”與當今的“米”進行換算[15]，約合長103 米，寬87 米，總面積超過9000 平方米。而最小的一處集賢書院，面積也超過1500 平方米。相較于唐代官辦書院尺度的明確記載，民辦書院規模的考證相對困難，但由詩文等零星記錄尚可窺其一斑?！度圃姟分信c唐代書院相關的詩篇，可以按照主人身份分為三類書院：未入仕者的書院，官宦及其家屬書院以及出世士人的書院。其中，未入仕者的書院，諸如宇文褧書院、李寬中秀才書院、南溪書院，它們有的依托寺廟，有的是 “白室”或“茅屋”，條件較為簡陋，實質就是一間書房或是有院子的小書屋，規模很難大得起來。而在位官宦家庭的書院則相對豪華：薛宰少府書院，可以開游園會，其間可供讀書、游宴、留宿等；田將軍家中的書院除了有專門的院落，還筑有“山樓”。另有出世士人的書院，如李泌書院，實際是李泌在衡山煙霞峰下的隱居讀書之所，由李泌行事性格來看應低調樸素，規模有限；再如李太守書院，詩中稱太守“家似布衣貧”，從側面透露了書院的規模體量不會太大。以上書院，至簡是一座小草房，最奢靡也僅是官員家中一個院落，很難與官辦書院規模比肩。

五代時期，社會動蕩，官方沿襲唐制設官方集賢書院，但并未有相關規模的文字記載。而民間部分書院應辦學需要，建筑規模較之唐代有所擴大。如《范文正公文集·竇諫議錄》中載，致仕官員竇禹鈞 “于宅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再如，南唐保大四年洪州奉新縣的華林書院，“筑室百區，廣納英豪，藏書萬卷”[16]。還有這一時期興復的唐代舊書院，如同治《德安縣志》記載的東佳書院也有“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游學之資”。書院由私人書屋向私人辦學性質方向變化，帶動了書院規模的擴張。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規模的擴張也有賴于創建者的財力。上述兩例的創建者或為致仕官員，或為家族創建，是具有足夠財力支撐其規模的。

宋代經歷南北宋兩個時期，整體時間延續三百多年，其間官方對書院的態度時有起落，但總體上促進了書院的發展。特別在宋初及“慶元黨案”之后對書院大力支持，使得相當一部分民間書院受資助后有顯著擴大的趨勢，而純粹的民辦書院，其規模視其創建者資產投入情況而定。例如《至正金陵新志》中記載：南軒書院原為宋代淳祐三年以前著名學者張栻私人講學精舍，依寺廟而建，僅有“屋六七楹”；淳祐年間“知府杜杲為屋六七楹”；咸淳中南宋名臣“馬光祖建主一堂，求仁、任道、明理、潛心四齋，極高明樓，為屋九十二間”。官辦書院在這一時期更是得到了高度重視，獲得來自官方的大量物質投入。如知名的應天府書院，以原睢陽學舍為基礎，“祥符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庚戌，詔應天府新建書院……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余卷……”[17]，規模蔚為壯觀。此后各朝書院規?；狙永m宋代書院建設的規律，即官辦書院規模宏大，民辦書院規模主要視其創建者財力投入情況而定。民辦書院財力投入情況也十分復雜，從辦學人員來看，有士人、鄉紳、商人、家族之分，即便同類創辦人群也會在資產投入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如元代眾多宋遺民入元不仕，創建書院講學，他們中有像湖南譚淵、丁易東，江西劉君舉、劉塤等有一定經濟實力自行結廬講學的，也有像江西張卿弼，自身經濟實力不足，由門人出資創建書院講學的。[18]

3.功能：從逐漸豐富到固定延續

書院景觀營建最本質的目的與價值在于對書院環境使用功能的需求?，F今對書院主要功能普遍公認的總結是“三大事業”，即“教書、藏書、祭祀”[19]。實際上，三大功能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漸發展成熟的。這一過程及最終的結果主要體現了官方管理和民間使用的需要。

唐代、五代十國時期書院教學與藏書功能相對獨立，祭祀功能尚未完全成型。這一時期的官辦書院，即麗正書院或集賢書院，主要用于修書藏書，而民間書院的則主要是為私人學習或開展教學場所。這一時期，單個書院的功能相對簡單，主要功能僅占三大事業中的1-2 項。大部分私人或家族書院的景觀主體即是供個人讀書或聚眾教學的書房、講堂。諸如前文提及的可辦“西園會”的薛宰少府書院，“風景似桃園”的南溪書院等，都明確提及作詩、論文等學習活動。也有如李泌書院，“藏書三萬卷”，將藏書作為主要功能的私人書院。與此同時，祭祀作為唐代官辦學校的硬性要求[20]，也可能在這一時期逐漸對部分用于聚眾教學的書院產生影響，但并無明確的歷史資料表明此時祭祀已成為書院的主要功能或固定功能。

宋初，戰火方止，朝廷無力恢復官學來培養人才，而民間被長期壓抑的教育需求出現井噴趨勢。極具使命感的中國士人主動站出來分擔了發展教育的責任。[21]于是書院自然成為社會教育的重要角色，這也促成了書院教育功能的強化。藏書作為教育的重要輔助功能，也在此時得到強化。唐五代時期大量由官方控制的書籍通過民間流傳以及官方賞賜的形式匯聚到民間書院中，書院廣建“藏書閣”“藏書樓”。與此同時，在宋初，書院中有確切的祭祀活動存在，如長沙岳麓書院于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朱洞創建時便進行了祭祀。[22]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宋真宗詔令各地學校、書院修繕孔子廟堂“可視為宋代全面實施‘廟學’制（含官學與書院）的開始?！盵23]至此，書院已基本具備教書、藏書、祭祀這三大功能，相應的景觀內容，講堂、藏書樓、祠廟也成為書院景觀中的主要固定內容。書院景觀功能分區在這一時期也有所體現。以理學名家呂祖謙所認可的北宋四大書院“嵩陽、岳麓、睢陽、白鹿洞”，都已具備講堂、藏書閣、祠廟的設置。

南宋至清末結束書院制，絕大部分書院都延續了三大功能。即便是有“國家出版中心”[24]之稱的西湖書院，講堂、祠廟、尊經閣及書庫一應俱全。偶有出現僅有祭祀功能的書院，如南宋道州判府提刑楊允恭為褒揚周敦頤父子對理學發展的貢獻，在周氏故居“俾祠于正堂”，同時“立儒學齋于其右”，并上奏請賜御書“濂溪書院”額。[25]這處書院就是以祭祀為主要目的創建的，但這種情況并不多見，多數書院還是以講學為主，祭祀作為教育內容的組成，藏書作為講學的重要輔助，三方面功能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完整的書院功能。

4.建筑：官建與民建的影射

官式建筑與民間營造是一組互為補益的辯證關系。[26]地方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并持續演進的營造傳統，官方營建制度則是階段性的。這在書院建筑的空間與裝飾上都得以體現。不同時期官方出臺的不同制度促使書院形成縱向變化，同時部分時期官辦書院和民辦書院的差異，構成橫向變化。不同的民辦書院之間也因地域差異等因素形成橫向差異。

4.1 建筑空間

書院建筑的初始原型與書院起源一樣有官建與民建兩個源頭。就現有書院景觀資料來看，主要可以分為衙署與官學形態、寺廟與宮觀形態、民居與祠堂形態三類。這三種空間類型本身也是官方建筑特征、官民共建建筑特征和民間建筑特征的體現。這同樣是書院景觀官民共創特征的體現。

4.1.1 官署與官學形態

唐與五代時期官辦書院被視為官方衙署，設立在皇宮內，其空間布局嚴格遵循官方建筑的布局，多按中軸進行對稱布局（圖3）。后世部分書院設立在官學或官方機構周邊或其舊有基礎上，如江陰暨陽書院。又有在原有官辦機構舊址上進行建造的情況，如江陰南菁書院（圖4）。部分書院由官員主持營建，其空間營建方式往往受到官方建筑的影響，使得書院建筑空間形態與官署、官學多有相似。這都使得相當一部分書院建筑空間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官方影響，形成與官方衙署或官學相似甚至一致的空間形態。

圖4 長江水師京口營游擊衙署與南菁書院平面比較圖[28]

4.1.2 寺廟與宮觀形態

書院空間以寺廟、宮觀形態為原型，有兩個主要形成因素：一是，儒學與道教、佛教的緊密聯系。一方面作為書院營建、使用主體的士人，與僧人、道人接觸頻繁，常有借住寺院、道觀讀書學習的情況，其后就參照或毗鄰寺院、道觀，甚至就寺院道觀基址建造書院。另一方面，儒釋道在周易這一共同文化背景的影響下，對環境景觀的認知與審美意趣高度一致，并在這樣的認知和審美指導下按照主次、動靜規律進行空間排列產生高度一致的結果。歷史上諸如明代嘉靖年間貴州貴陽陽明書院始建于城東白云庵舊址，清代乾隆年間江陰澄江書院就城東廟宇進行重建等情況屢有出現。二是，書院與此類宗教場所在功能上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書院需要祭祀，寺院道觀需要膜拜；書院需要刻書藏書，寺廟需要刻經存經；書院教書育人，寺廟道觀傳播其信仰。書院依照現成的空間模式進行景觀空間的安排存在很大便利。廣東肇慶的端溪書院就是與漢地寺院平面模式高度吻合的典型例證（圖5）。

圖5 漢地寺院平面模式與端溪書院平面比較圖[29]

4.1.3 民居與祠堂形態

書院的民間建設力量在整個歷史過程中長期占據主導，民眾自發建設書院的情況比比皆是。其中有直接以民居宅院建成，如元代陜西咸寧邑人王庭瑞所建的魯齋書院。也有直接安置于宗族祠堂之中的書院，如著名的廣州陳氏書院。更多新建的民間書院建筑也都出自民間建筑工匠之手。無意識的傳承民居與祠堂形態和民俗特征也就自然形成了。正因為如此，民居自由、實用的空間特征，祠堂相對嚴謹的型制（圖6），在書院景觀中都多有體現。

圖6 祠堂平面模式與衡陽西湖書院平面比較圖[30]

4.2 建筑裝飾

官方通過法令和建筑實體對書院建筑加以影響。例如唐代對建筑裝飾就有明確的要求?！短茣份d：“非常參官，不得造軸心舍，及施懸魚、對鳳、瓦獸、通袱、乳梁裝飾?！庇纱丝芍?，在皇宮內的官辦書院及官員私宅中的書院，其建筑很可能有懸魚、對鳳、瓦獸、通袱、乳梁等裝飾。而作為未入仕途的普通讀書人，他們書院堂舍不加各類修飾而顯得更加樸素，于是在唐詩中我們所讀到的書院會被稱之為“草閣”“白室”“茅屋”。又如唐玄宗詔令官方修書，最早的一處官方書院作為設置于東宮麗正殿，其建筑即為宮廷建筑，按照太子的身份地位其居所建筑的裝飾也必然富麗堂皇。后來的幾處官辦麗正書院同樣被作為衙署進行建設，都有著較高規格的裝飾。部分宮廷建筑裝飾后世也不再局限于皇宮。如《太平御覽》載：“唐會要目，漢相梁殿災后，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尾，以厭火祥?！惫识缙邙|吻使用早宮廷建筑上的，而后世不僅在官辦書院中，眾多民間書院建筑上同樣使用這一裝飾（圖7、圖8）。隨著時間的推移，朝代的更迭，官方建筑及相關的建造法令都會有所改變。宋代《營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在詳細規范官方建筑裝飾方法和樣式的同時也間接影響了民間建筑，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書院建筑的裝飾。

圖7 有鴟吻裝飾的官辦書院建筑（學海書院）[31]

圖8 有鴟吻裝飾的民辦書院建筑（東林書院）[32]

民間建筑對書院建筑在裝飾方面的影響更加多樣、顯著，書院建筑裝飾的地域差異便可以簡單明了的說明這一點。此處以廣州陳氏書院建筑裝飾、山東尼山書院建筑裝飾、江蘇正誼書院的屋頂裝飾為例（圖9—圖11）。通過圖片可以明顯看出，地處嶺南的陳氏書院建筑屋脊大量使用灰塑做裝飾，屋頂灰塑數量遠遠超過山東、江蘇地區的書院建筑。同時其所包含的內容、造型、色彩都更為豐富多樣，令人目不暇接。而蘇州正誼書院的建筑屋面裝飾中，灰塑主要用于歇山頂側面等局部位置，屋脊以瓦片的排列進行裝飾，整體吸取了當地民間建筑色彩低調，制作精細的工藝特色。山東尼山書院的屋面則體現了北方建筑的粗獷。一方面屋檐出挑明顯少于前兩座書院建筑，另一方面裝飾簡潔，屋脊有少量浮雕形式的灰塑，裝飾走獸造型簡潔。由此可見，不同地域的書院建筑在建筑裝飾上的差異千變萬化，而它們建造的依據則來源于各地民間工匠在當地建筑營建的實踐經驗。

圖9 陳氏書院屋頂裝飾[33]

圖10 正誼書院屋頂裝飾

圖11 尼山書院屋頂裝飾[34]

5.山水景觀：人工營建的增加

書院山水景觀由最初的崇尚自然山水景物，緩慢向營建抽象的人工山水景觀發展。

唐五代時期書院山水描述資料有限，但從唐詩片段中尚可窺見一二?！度圃姟分?7 首書院相關詩篇，有涉及自然山石水體的5 篇，人工立石的1 篇，未見人工開挖池沼記述。由此可見，唐人更愿意描述自然山水，或與民間士人對自然山水的偏愛有關。結合唐代書院選址自然環境型多于城鄉環境型的情況，可推測當時書院疊山理水的投入十分有限。

宋代起，城鄉環境型選址的書院超過了自然環境型，但位于城鄉環境中的書院其營建者是否就積極營造其內部山水空間這一點，并沒有足以支撐的歷史資料加以證明，更多文獻描述及歷史圖繪顯示書院中的庭院多是簡單種植少量花木的院落，甚至是種植作物的菜園，而并未見更多疊山理水的情況。如宋代“明道書院之圖”[35]（圖12）及明道書院的更詳細的文字描述中，就完全未見山石景觀。水景僅僅有“庭中荷池”[36]，在圖中顯示為一處很小的圓形“月池”。城鄉環境中經費充足的官辦書院尚不事山石池沼，自然環境中有現成山水的書院就更少著意于此。宋代著名的嵩陽書院、泰山書院、南溪書院等都可佐證這一點。

圖12 明道書院之圖

書院景觀山水營建真正的人工化轉折可能晚于我們所了解的一般園林的發展歷程，直到清代才有相對顯著的人工山水營建活動。初創于明代正德年間的無錫二泉書院，在其第一任主人邵寶的描述中，書院景觀中的山水內容在當時幾乎全部是惠山當地原生山石和水體。但其生活在清代的第八世孫邵涵初對書院的描寫，就出現了一塊立石和一小方開挖的水池造。清代位于蘇州可園內的正誼書院，景觀環境中的人工山水環境更為顯著，在其講堂東部有人工山丘、荷塘（圖13、圖14）。乾隆年間創建的溫州中山書院甚至在其后部設有一處專門的山水庭園（圖15）。

圖13 蘇州正誼書院荷塘

圖14 蘇州正誼書院山丘

圖15 溫州中山書院

隨著官方推動下書院選址的城市化，人口增加后人類活動的擴大化，自然山水環境中的書院越來越少，對環境有所追求的書院營造者不得不在城鄉人口密集的環境中營造適宜修身養性、讀書習字的書院空間，而這需要更多的物質投入作為支持。對于大多數經費有限的書院是存在困難的。城市書院山水景觀數量的顯著增加或與書院數量的顯著增多，景觀營建著述的問世，營建者審美意識的提升，投入經費的增加等等來自官民兩方的影響存在諸多聯系。來自官方與民間對書院景觀發展的影響雜糅在一起，形成了一定數量的“人工化”書院山水景觀。

結語

書院的產生有官方和民間兩個源頭，在兩方的影響下發展，其景觀的變化也在不斷適應官方管理與民間使用的需求：選址主要受到官方管理的影響，逐漸城市化；書院規模方面官辦通常較大，民辦由視使用需求及建設者投入資產多少決定；書院功能從早期因個人或單方需求而定，逐漸發展成相對固定的“三大功能”；建筑在官民共同影響下由截然不同，發展到相似、相近；山水景觀的城市化不斷加強，營造形式也在官民共同影響的審美、技術等影響下一步步走向全面的人工化。

中國書院景觀的發展，具有顯著的適變性特征，其營建既順應官方管理的要求，又迎合民眾的使用和心理需求。于是在其發展過程中，縱向維度有顯著的時代特征，橫向上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征與個性化特點。當今學界對現存書院景觀內容的研究已有諸多成果，而對其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形態變化缺乏關注，橫向比較數量也欠豐富。事物的歷史變化過程與差異往往是抓住事物規律的重要著眼點，通過“官民共建”這一視角，已經能夠大略看出書院景觀的很多縱向與橫向的變化與差異，尚有諸如書院所處時期經濟條件、不同流派與地方文化等更多空間值得深入探索挖掘。相信有更多有價值的信息孕育其中，可為當今文化景觀的保護與建設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