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地區北宋晚期瓷業技術轉變考

楊君誼

引言

北宋晚期，山東地區窯址的數量與分布范圍有所擴張。由于磁州窯制瓷工藝技術的傳入，以及山東地區生產與銷售主流產品的改變（表1），促使部分新瓷窯的興起，而其中燃料與工藝技術明顯限制了部分窯場的生產。即衰落的窯場附近無煤資源，燃料不足是導致窯場消亡的主要因素。另一原因為部分窯口裝飾手法、燒造工藝對外交流滯后，全無創新，也導致了其生產明顯衰退。

表1 北宋主要窯址的瓷器工藝類型

1.主要裝飾工藝

北宋早中期，磁村窯與磁州窯均以生產白釉瓷產品為主。北宋晚期，磁州窯的產品器類與裝飾工藝技術趨于豐富，相繼產生白釉刻花、白釉劃花、白地黑花釉下彩繪、紅綠彩等裝飾工藝技術，改變了北宋早期以生產青釉瓷與白釉瓷為主的面貌。[1]因其技術的對外傳播，北方地區逐漸形成了所謂的磁州窯系[2]，在釉藥配方及裝飾技法為核心的工藝技術有了明顯突破。磁州窯工藝技術在對外傳播過程中，順理成章地影響了山東本地的窯業生產，尤其是其胎裝飾及釉彩裝飾的傳入[3]，改變了山東瓷業生產的主要裝飾手法。金代，山東地區瓷器的裝飾工藝可能主要來源于磁州窯和定窯等北方地區窯口。

北宋晚期之后，磁州窯瓷器向包括山東地區在內的整個中國北方地區大量銷售。與此同時，山東地區原已具備模仿磁州窯產品的技術基礎。山東地區瓷窯對磁州窯瓷器的模仿主要有兩種，一種為對產品器形與裝飾紋樣的模仿，本地已有技術基礎；一種為技術模仿，主要體現在各種制瓷工藝方面。而這種仿制僅以本地窯工的技術模仿是無法完成的，主要靠掌握仿制磁州窯窯業生產核心技術工匠的流動完成。

1.1 胎裝飾

北宋晚期至金元，山東地區的瓷器生產相繼出現白釉刻花、白釉劃花、白釉剔花、印花、粉杠等多種胎裝飾工藝，其中白釉刻花出現相對較早。[4]白釉刻花工藝產生之前，山東地區已具備胎體刻花的工藝基礎。

山東的刻花工藝可以上溯至北朝晚期寨里窯生產的青瓷蓮花尊。它就已經開始采用刻花、模印貼塑等工藝進行裝飾。磁村窯在生產劃花白釉瓷器之前，便已生產刻花青釉瓷器，具備一定工藝基礎。北宋早中期，刻花瓷器的數量仍不多。磁村窯正是在此技術基礎之上對定窯、磁州窯產品進行模仿。但這種刻花技術并非來自定窯或磁州窯。在北宋晚期的遺存中發現白釉刻花瓷器（圖1）[5]，但不見青釉刻花瓷器。磁村窯生產的白釉刻花瓷器紋飾模仿定窯、磁州窯（圖2），但刻花裝飾更為簡單。山東當地窯口生產的刻、劃花白瓷器主題紋飾多為花卉紋，[6]而白釉劃花是在白釉刻花工藝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但劃花線條相對較淺，通常作為輔助紋飾裝飾（圖3）。

圖1 淄川磁村窯址采集刻花白瓷殘片標本

圖2 北宋萱草紋白釉盤

圖3 宋家村窯址采集隋代刻花青瓷殘片標本

磁村窯址目前發現的白釉刻花、劃花瓷器的數量并不多，即便如此，仍有細白瓷、粗白瓷的區分。細白瓷不施化妝土，直接在胎體上進行刻劃紋飾，多模仿定窯。由于白釉瓷胎土的淘洗工藝較高，瓷土內的含鐵量有所下降，所以細白瓷為磁村窯生產質量較高的產品。而粗白瓷胎土淘洗草率，其含鐵量相對較高，胎體表面多施以化妝土，再于胎體化妝土上刻、劃紋飾，這應是模仿磁州窯同類產品。

淄川磁村窯址白釉剔花瓷器的裝飾工藝產生于北宋晚期。淄川磁村窯址第五期產品遺存中發現有白釉剔花的瓷器遺物。[7]白釉剔花工藝建立于刻花、劃花的裝飾工藝基礎之上。剔花工藝技術是在施有化妝土裝飾的胎體上，先以刻、劃工藝來裝飾主題圖案，再將主題紋飾之外的化妝土剔除，胎色與化妝土之間形成鮮明對比的裝飾手法。

北宋早中期，山東地區瓷窯的裝飾手法中尚不具備剔花工藝。北宋晚期，白釉瓷器的產品類型中，剔花工藝的裝飾紋飾運用較少，仍以刻花裝飾為主，剔花工藝僅作為刻花工藝的輔助裝飾技術（圖4）。金代以后，磁村窯的白釉剔花工藝才開始成為主題紋飾，地位日漸顯著。

圖4 淄川磁村窯址采集北宋晚期白釉劃花殘片標本

白釉剔花工藝推斷應由本地區窯口產生。原因在于剔花工藝技術建立于刻花、劃花的基礎之上，剔花工藝技術相對簡單，便于窯工掌握。北宋晚期，磁村窯址瓷器局部裝飾有剔花紋飾（見圖5），但比磁州觀臺窯址出土的剔花瓷器更為簡單，也未發現其他釉色類型的剔花瓷器。大街窯、坡地窯、磁村窯也均發現有剔花瓷器，而淄博以外的其他窯址并未發現，表明剔花瓷器僅在淄博地區的瓷窯進行生產。但這一時期，白釉剔花瓷器作為高檔瓷器，生產數量少于白釉刻、劃花瓷器。

圖5 淄川磁村窯址采集第五期白釉剔花殘片標本

印花工藝的使用年代大體在入金以后。[8]印花工藝以模具印制大量的同類紋飾產品，故而比刻花、劃花、剔花工藝更為簡單便捷。大街窯址發現了大量制胎模具[9]，也發現有以纏枝菊紋為裝飾的青釉印花盤[10]（圖6）。由于青釉瓷胎體的受力程度相對較高，在印花技術不成熟的時期更適合推廣普及。

圖6 博山大街窯址出土金代青釉印花瓷器標本

磁州觀臺窯址北宋晚期地層出土的白釉印花瓷器[11]，采用纏枝菊紋的印花裝飾（圖7），與大街窯址出土的青釉瓷印花紋飾相近，表明印花工藝可能也是從磁州窯傳入。

圖7 磁州窯址出土北宋晚期印花瓷器標本

粉杠瓷器（圖8）發現于磁村窯址第五層，生產年代為金代。[12]中淳于窯址、德州窯址均有所發現。

圖8 淄川磁村窯址采集的金代粉杠瓷器殘片標本

磁村窯址發現的粉杠瓷器標本[13]，為山東地區生產年代最早的產品類型。觀臺窯址第三期遺物（北宋晚期至金代初期）中發現的粉杠瓷器，生產年代也早于磁村窯同類瓷器。粉杠瓷器的生產工藝流程：先以素胎作為裝飾基礎，在胎體上堆塑線條紋飾。堆塑的線條凸起，器表再施以黑釉，燒成后，凸起線條呈黃色或白色，與黑釉釉面形成對比。

磁村窯址生產的粉杠瓷器以三條排列整齊的黃白色線條為一組，磁州窯系其他窯址的粉杠瓷器上的線條呈黃色（圖9），線條呈色是胎土內含鐵量的不同所致。粉杠瓷器的裝飾工藝較為復雜，可能借鑒磁州窯。金代之后，粉杠瓷器的生產有所減少。

圖9 磁州窯系鶴壁集窯址出土的金代黑釉線條罐標本

綜上所述，北宋晚期之后，山東地區制瓷業，胎裝飾成為主要類型（表2）。白釉刻花、劃花、剔花工藝可能較早出現在山東地區，裝飾紋飾較為簡單。青釉印花、粉杠工藝類型可能由磁州窯址或磁州窯系的其他窯口傳入。

表2 胎裝飾工藝類型

1.2 白地黑花裝飾工藝

1.2.1 生產年代

白地黑花彩繪是在白釉瓷器的生產基礎上，釉下施以黑彩彩繪的裝飾，在白釉瓷的胎體或化妝土上，以點、染、繪畫的技法用來裝飾瓷器。白地黑花瓷器多發現于金元時期的窯址與墓葬，[14]表明山東地區瓷窯生產這類瓷器的年代應為金代。德州窯址、磁村窯址、大街窯址、坡地窯址、中淳于窯址、中陳郝窯址均發現白地黑花瓷器，表明這類瓷器當時是山東窯口生產的主流類型。

河南方城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范致祥墓出土了一件白地黑花碗，為紀年墓葬中發現年代最早的該類瓷器，面貌與磁州觀臺窯址的瓷器標本相同。[15]磁州觀臺窯可能為最早生產白地黑花瓷器的瓷窯。磁村窯址金代地層發現的標本，為山東本地生產最早的白地黑花瓷器，早于山東其他窯址。[16]可見，山東白地黑花的生產工藝也應晚于磁州窯。

白地黑花工藝中的彩繪顏料從富含氧化鐵的斑花石中提取。[17]斑花石資源在山東地區也有所分布。金元時期，白地黑花作為一類釉下彩繪工藝，山東地區瓷窯與磁州窯黑彩呈色與紋飾特征相近，表明山東瓷窯借鑒了磁州窯白地黑花瓷器的生產工藝，并模仿其紋飾。

1.2.2 裝飾特征

磁村窯、坡地窯、大街窯同屬淄博地區窯址。由于三處窯址的分布距離較近，所以工藝技術的傳播速度較快，三處窯口均生產有白地黑花瓷器。其中，淄川磁村窯址發現的金代白地黑花四系瓶（圖10），器形與裝飾紋飾，明顯模仿了磁州窯四系瓶（圖11），應為磁州窯工藝直接傳入磁村窯后的產物。中陳郝窯址南區第2 層中發現的白地黑花瓷器的生產年代為金代，[18]出土的器類以碗、罐、缽、壺為主。其中的白地黑花卷草紋雙系罐（圖12）繼承了本地北宋晚期白釉雙系罐的器形特征（圖13），表明了本地對磁州窯白地黑花瓷器裝飾的模仿具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模仿磁州窯白地黑花瓷器，包括器形與紋飾；另一種是借鑒白地黑花瓷器的紋飾工藝，在原有的器形上進行裝飾。

圖10 淄川磁村窯址出土的金代四系瓶

圖11 磁州窯金代四系瓶

圖12 棗莊中陳郝窯址出土的金代白地黑花卷草紋雙系罐

圖13 棗莊中陳郝窯址出土的北宋白釉雙系罐殘片

金元時期白地黑花瓷器依據紋飾的不同，可大體分為動植物與文字兩類。文字的裝飾內容多為詩文，也有將產品的生產地、定燒者書寫于瓷器器表。當然部分文字書寫也并非用于裝飾的目的。動物紋飾以魚藻紋為主，并產生分層裝飾的工藝。植物紋飾以卷草紋、竹葉紋為主，繪畫技法為一筆點畫的工藝。磁村窯繪畫技法與磁州窯相同，表明磁村窯址白地黑花瓷器的裝飾技法直接來源于磁州窯。

磁村窯址、中陳郝窯址發現的金代白地黑花魚藻紋折沿盆與磁州窯的同類瓷器的器形與紋飾相近。磁州窯、磁村窯、中陳郝窯三處窯址出土白地黑彩魚藻紋盆的中心繪有魚藻紋飾，四周具有卷草紋。其裝飾紋飾的相近，也表明山東窯址的裝飾工藝存在相互模仿的現象。

2.北宋晚期瓷業的生產技術來源

磁州窯址所發現瓷器的裝飾工藝具有多種類型，其中白釉刻花、劃花技術產生于北宋中期，白地黑花、粉杠、青釉印花技術則產生于北宋晚期[19]（表3）。淄川磁村所見白釉刻花瓷器的生產年代為北宋晚期，白地黑花瓷器為金代。

表3 窯址的主要裝飾工藝類型

山東地區的傳統瓷器裝飾工藝中，并無釉下黑彩彩繪、釉上紅綠彩等技術。從淄川磁村、棗莊中陳郝等地生產瓷器的特征來看，其器形特征、裝飾工藝與磁州窯所見者相似（表4）。這也表明，山東地區新見瓷器成型、裝飾等工藝技術，是來源于磁州窯。之后至金代，磁州窯相關技術繼續影響本地，但又與磁州窯產品有所區別。如淄川磁村產粉杠瓷器的器形較小，堆塑線條呈黃色；白釉刻、劃花裝飾紋飾較磁州窯產品簡略。磁州窯址瓷器產品的胎色呈白色，本地產瓷器胎的含鐵量較高，胎色呈灰白色。金代，磁村窯址白地黑彩瓷器彩料與磁州窯白地黑彩瓷器彩料的呈色相同，繪畫的圖案紋飾相近。磁州窯白地黑花魚藻紋大盤，盤中心繪畫有魚藻紋，除了魚身方向與磁村窯產品相區別外，其分層裝飾的工藝技法，以及輔助紋飾與磁村窯相同（表4）。淄博地區窯址發現的白釉爐、白釉雙系罐的器形也與磁州窯相近。這表明金代淄博窯業技術受到磁州窯的深入影響。元代，磁州窯生產的白地黑花瓷器的彩料呈色為褐色，而淄博地區窯口生產瓷器的彩料呈色亦與磁州窯相同，表明金元時期磁州窯一直對本地的裝飾技術有所影響。

表4 磁州窯址與山東地區窯址主要產品工藝類型

自北宋晚期起，磁州窯生產技術開始影響山東地區。雖然并未徹底改變本地的工藝傳統，但導致本地傳統生產技術走向衰落。北宋晚期，本地區除淄博外，所生產瓷器種類與工藝技術單一。正是在此階段，形成以淄川磁村、博山大街、淄川坡地、鞏家塢等為中心的窯址群，相關的瓷器制作工藝與磁州窯相近，但產生年代相較為晚。

《中國陶瓷史》中，按工藝、釉色、造型、裝飾的差異，將宋代窯口分為六大體系[20]。這也是依據生產工藝技術、裝飾手段進行的初步分類。在一定的時間范圍內，不同窯址的主要產品類型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可以組成為一類窯系。[21]由于不同時期窯系內部的窯口所生產瓷器的器類與裝飾工藝特征有所變化，所以將窯系生產具有裝飾工藝共性的瓷器產品限制在一定的生產時期內，作為窯系生產的主流瓷器產品。

北宋晚期至元代，本地區窯業產品裝飾工藝主要以白釉刻花、劃花、剔花、紅綠彩、釉陶三彩、白地黑花等為主，而以上工藝技術借鑒或來源于磁州窯。淄博地區窯口的工藝技術，是建立在本地青釉瓷、白釉瓷的生產基礎之上。其生產的瓷器器類、裝飾工藝與磁州窯產品多相近，主要區別僅在于制瓷原料就近取材，生產種類較磁州窯為少，所以本地窯口也可以歸屬于磁州窯系。

3.裝飾工藝的演變原因

3.1 磁州窯裝飾工藝的傳入

北宋早中期，本地生產以青釉瓷、白釉瓷產品為主[22]。北宋晚期，窯業生產的產品工藝類型趨于豐富。德州窯址、磁村窯址發現具有模仿磁州窯的大量瓷器遺存，而中陳郝窯址保留了部分原有的產品器類與裝飾工藝，表明磁州窯對中陳郝窯的影響較少。北宋時期，磁州窯窯業生產工藝技術向磁村窯傳播，其產品在山東地區銷售并有所流行，對磁村窯址產品的對外銷售產生了明顯阻礙。

北朝晚期以來，本地窯業生產技術一直受到河北地區窯址影響。北宋晚期，磁州窯工藝技術的傳入，與淄博地區原有的生產白釉瓷的工藝基礎相關。金元時期，山東窯址除模仿磁州窯產品，也具有鮮明的本地工藝特征。原因在于磁州窯址技術傳播僅為部分瓷器種類的生產工藝。本地區制瓷原料、原有的生產工藝基礎與磁州窯相區別。

北宋金元時期，本地區窯業生產一直受到磁州窯影響，裝飾工藝的演變與磁州窯瓷器向本地區的銷售以及裝飾工藝的傳入有關。

3.2 適應周邊消費的需求

北宋早中期，南、北方的窯業產品已銷售至山東地區，出土的北宋瓷器種類有：景德鎮窯、耀州窯、磁州窯等多處窯址的產品。[23]本地區北宋晚期窯業生產的瓷器種類較少，窯址分布相對分散，其中以淄博地區的窯址分布集中。與磁州窯系的其他窯址相比，本地窯不具備生產優勢。

由于外域窯口的瓷器產品大量運輸至山東境內，對本地產品的銷售起到阻礙作用，本地瓷器產品多流布于窯址的周邊區域，于是本地窯模仿磁州窯生產工藝。與磁州窯產品相比，本地產品的質量及裝飾工藝較差，而利用獲取資源的便利以及運輸條件來減少成本，但對外銷售不具備優勢條件，不能與外地窯口的產品相競爭。

北宋晚期之前，淄博窯址僅發現白釉瓷產品，北宋晚期，本窯口以白釉刻劃花、紅綠彩為主要產品。磁州窯生產的紅綠彩以實用器、塑像為主，淄博窯址僅發現紅綠彩塑像類瓷器，并與磁州窯址的工藝特征相同。表明淄博地區的窯業生產初期，是以模仿磁州窯瓷器的器類、器形與裝飾工藝為主，但其器類少于磁州窯址，是淄博窯址周邊的銷售對象所限制。宋金時期，因淄博本地區的消費群體有限，產品除在本地區銷售之外，推斷應通過南運河的水路運輸銷售至其他區域。由于瓷器的器類與裝飾工藝與磁州窯相近，有利于對外輸出。

北宋晚期至元代，淄博窯址的瓷器生產工藝與磁州窯相同，說明其生產技術一直接受磁州窯址的影響。元代之后，磁州窯窯業生產有所衰落，作為磁州窯系的窯口之一，中心窯口的窯業生產衰落對淄博地區窯口具有影響。元代之后，淄博地區窯口的生產衰落，與磁州窯生產技術衰退相關。作為磁州窯向本地技術傳播的中轉窯址，其生產的變化，也導致山東其他窯址的相繼衰落。金元時期，淄博窯址在本地區的窯業生產中，起到借鑒磁州窯技術與再傳播的作用

3.3 本地水路等交通優勢

北宋時期，磁村窯址為本地的窯業生產中心，其主要受到磁州窯的生產技術影響，隸屬于磁州窯系。唐晚期，白釉瓷的生產工藝，為本窯口的裝飾工藝進一步發展建立了基礎。北宋晚期，磁州窯產品在山東地區銷售并有所流行，對磁村窯址產品對外銷售起到阻礙作用。金代之前，磁州窯、定窯的瓷器已向本地區銷售。磁村窯址生產技術的轉變，在于對磁州窯與定窯生產流行的產品進行模仿，有利于本地窯業產品的對外銷售。

北宋時期，京杭大運河以及水路資源的利用，對磁村窯產品的對外輸出起到推動作用。墾利縣海北遺址所發現的瓷器遺物為河運貨物，其中磁村窯址瓷器發現的數量較多，表明其瓷器產品通過水路對外輸出。由于其瓷器生產受到技術的制約，工藝技術主要借鑒磁州窯，產品多為實用器。所以，磁村窯的窯業生產、運輸成本與其他山東地區窯口相比，在本地市場銷售上具備優勢。

結語

山東地區窯口的制瓷技術轉變發生于北宋晚期，推動的動力在于市場的銷售需求，技術改變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工藝技術，以及磁州窯技術向山東地區窯廠的傳播。山東地區的瓷業技術轉變，促進了金元時期山東地區制瓷業與磁州窯的技術互動。北宋晚期至金元時期，山東地區瓷業產品模仿磁州窯產品，在產品上作為磁州窯產品在山東地區銷售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