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與社會治理的對話邏輯：損之所在與法治所歸

張馨丹

（吉林大學 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吉林 長春 130012）

一、問題的提出

現代社會的風險構成始終處在動態關系之中，在社會全面進入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科技和社會生產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帶來的社會風險也在不斷增加[1]。在貝克看來，現代社會中以財富分配為主的邏輯正向由風險分配的邏輯轉化，日益成為現代社會的結構性特征。這種風險不同于傳統的風險。傳統風險的可預見性、可控性的特征正在發生改變[2]。隨著文明的外延在不斷地試探著舊倫理的邊陲，一項又一項舉世矚目的成就像一柄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文明的半空。正如烏爾里?！へ惪说臄嘌裕阂粋€習慣于淡化問題的社會，在面對“未來的沖擊”時必然會顯得手足無措[3]。人類社會面對風險的慣?？梢愿爬橹鲃宇A防與被動對抗兩種境況。作為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的風險，它的產生與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會受到人類意志的干預。與風險相伴，人類企圖預判風險、規避風險、減弱風險甚至克服風險的沖動無時不在，也正是因為這種與風險的羈絆，產生了催動現代文明的力量。同樣，與文明共進的，還有風險的進化及其高階形態的擬成。作為群體文明的產物，法治如何與形態上不斷進化、數量上近乎呈幾何級數增長的風險進行對話，是求證現代法治價值的重要輔助線。

二、風險的圓周：損害與趨利勾勒閉環

（一）風險與損害的關系厘定

人們對于風險的認知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F代漢語對“風險”的解讀大致包含兩層含義：一種定義強調風險表現為收益不確定性；而另一種定義則強調風險表現為成本或代價的不確定性。不論它作為一種文本的定義，抑或是一種動態的描述，在核心含義與外延概念上均較為廣泛。風險的特點在于，其不僅在數量上難以被猜測，在程度上亦難以被有效估量，并且它常常意味著與損害相伴而生。也有學者從相對柔性的認知視角，將其理解為一種偏“負”但可逆的可能性。①劉炳君教授在《認真對待我國現階段的社會風險——關于特定社會風險的法社會學憂思與展開》一文中將風險的概念界定為：“所謂風險，是指造成一定危險的可能性，是介乎于安全和崩塌之間的一種可逆的中間狀態”。但可以確定的是，不論追索詞源之上的文義，還是對其在傳播學上引發的效果進行探尋，該詞均具有樸素情感偏向，即“負向”的認知。

現代社會，風險帶有的負面特質變得更加突出。因為人類總體福祉的增加以及文明的遞進，任何有損于福祉與文明進程的羈絆，均是被視作以“損害”的形式存在的?，F代社會的福祉與文明的總量是無限增加的。因此，風險的損害性也在無限增強。一方面，是福祉與文明的增多，另一方面卻難逃風險損害的增強，二者的數量關系是否因此陷入一種零和游戲呢？如果用一種相對低級的遠古文明，與高度發達、高度文明的現代社會相比，風險總量（包括發生風險的次數、風險的形式、風險的破壞效果）一定增加，那為什么文明和福祉是應當被追求的呢？風險的本質一定意味著損害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對此論證將在下文詳細展開。

（二）風險與利益的關系厘定

如果說風險也是一種利益，恐怕在情感上很難發生共情。后續論證會嘗試從情感計算的角度進行求證。首先，以“福祉文明”來代表人類社會宏大情感共識中的正向元素，其次用風險對其進行消減，進行一個簡單的公式運算：

數字如果有意義，也應當產生于“區分”當中。[4]從區分的角度，數字“0”除卻純粹數值符號的含義，它與“1-1=0”“2-1-1=0”“100-1-1-...-1=0”等算式呈現的意義是否一致呢？自然中的數理邏輯無法反映全部的人類社會關系，數字“0”本身從數值含義上來講，代表著一種自始至終的不存在、不擁有，是一種從源頭杜絕發生的態度符號。與其相比，由數字構成的算式“1-1=0”的意義與“0”作為天然數值的存在方式不同，這個算式的表達經歷了算式左側第一個“1”也即作為被減數“1”的過程，該被減數與減數互動過程可以持續的時長，便是人類文明福祉發展至風險產生以前，所擁有的福祉積累的時長。與自始不存在的數字意義上的“0”相比，在時間空間維度上，在通過算式的描繪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便是“不確定性”所產生的力量。以此類推，在等式右側的“0”出現之前，如果等式左側作為被減數的數字越大，減數出現的次數越多，則等式越長，人類文明的歷程就越長、文明累積的時間就越長，機會利益也即因此產生。

更何況，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其實不只是一個僅僅在做減法的公式計算。因為文明的不斷增進，如果可以通過減小減數數值、增加減數出現次數的方式將文明的時間線軸拉長，同時將福祉的運算周期拉長，則意味著人類擁有更多的在這個減法等式中做加法的機會，抑或試錯的機會。此時，減數（也即風險）在次數上的增加，為加法贏得了時空條件，在這種語境下，解釋了有觀點將其視為“利益”的發生理據。

（三）社會發展帶來風險總容量的增加

但是，這種基于“減法公式模型”證得機會成本增加的方式，其前提建立在首先承認風險是一種“負”的認知之上，其次才能在邏輯上進行遞進，進而認識到風險可能帶有的“正”的意義。因此，對于風險的利益認知需要建立在邏輯的后段上，也即需要承認“風險”本身偏“負”的樸素情感，才能進一步建立減法公式所產生的關于利益觀的認知。

隨著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得益于人類在認知心理學上所取得的突破，我們知道了福利和價值都是帶有主觀的成分的[5]。如若福利與價值是主觀的，那么作為風險的總量，它的增加與減少，在客觀性的判斷上尚存疑惑。申言之，文明福祉與風險，是否能以客觀之尺進行度量，該目標價值的方向性與可行性均需要打上問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存在，但即便我們有這樣一把數字鑄造的精確之尺，恐怕也難以丈量，文明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同樣帶來了更多的風險。我們究竟該如何區分風險與常態，又如何進一步的去計量風險。從可知論的角度，風險是可以被固化乃至呈現的。如果趨利是風險的外部動力，實際損害往往就是風險的內部填充，正是由于外部趨利與內部損害之間的試探與碰撞，不斷勾勒著它的邊際，進而形成了風險的輪廓。隨著文明遞進速率的提升，觸發趨利外部動力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大。與此同時，現代社會中所面臨損害的種類不斷在飛速增加，后果也愈加嚴重，風險的外部動力與內部填充不停地拓展各自的空間，這個由趨利和損害在相互碰撞中形成的閉環（通常在二維世界中作為周長的形態出現，三維世界中作為容積的形態出現）也相應得到外拓。由此可知，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風險總容量趨向增加的答案是可以確定的。

三、作為預防風險的法還是作為彌補風險的法

面向風險容積增加的社會，決策者的決策對風險產生的速率以及發生的規模承擔著至關重要的控制者的角色。作為決策的關鍵，選擇以何種姿態面向風險直接關系著治理效果的成與敗。

前述分析系站在風險中心主義的視角，對風險及法治與風險的關系進行了認知。但是認知本身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如若站在法治中心主義的視角向外投射，同樣需要對法治本身、法治與風險之間的關系形成認識。

（一）法治置于風險前提的角色立場

自法治現代化以來，法治對于社會治理的價值越發凸顯。與此同時，現代社會的風險及其所引發的一系列聯動反應如同洪水猛獸般洶涌，甚至有學者用“爆炸力”來形容它的威力。從自然風險到人文危機，從個體風險到公共危機，人類社會運行的每時每刻無不面對著無數種風險。但也正是因為與風險的不斷博弈，催動著文明的進程速率不斷攀升。盡管風險社會的治理離不開多種調控機制的支持，但在現代危機環境下，社會治理的維持更多依賴于法治。法治相較于宗教、道德等調整行為模式、倫理邊界的方式，是一種文明程度較高、世界通用性較強、經驗相對成熟的秩序形式，承擔著不可推卸的使命與責任。人們期冀于法治能力的不斷攀升，對風險的發生進行預先的調控，但無數次風險的產生都在告訴我們，將法治放置在預言家的角色上，是理想也是無奈。

在決策的面向上，將法治置于風險前提的角色立場，相較而言表現出保守的立場秉持。以近些年針對人工智能法學的話題表現強勁為例，在該領域的態度傾向性上，有積極和保守兩種相對鮮明的觀點。在態度的趨勢上，越到發展的后段，越出現了相對非理想主義的聲音與保守主義的態勢。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相較于積極的對抗觀念，作為預防的法治的觀念往往在話語的掌控上比較后發。作為前提的法治更多的是以立法的形式出現，在操作上往往對立法的科學性和立法的前瞻性有著極高的要求。此時，如果給作為前提的法治的品性進行畫像，那么它面對風險的品性一定是相對謙抑甚至是較為悲觀的。

（二）法治置于風險結局的角色立場

與此相反，作為彌補風險的法，與作為預言家的角色截然不同，其可以比喻為一種滅火隊的角色而出現。俟風險發生后，再對其進行處理，是作為彌補風險的法的角色特質。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程遞進，會有愈來愈多充斥在各領域的難以產生預防的治理困境，這對于建立起長效持續、具有實踐生命力的法治風險化解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

作為結局的法治相較于作為前提的法治是更為常態和普遍的，這說明法律自身的滯后性特征是相對突出的。依照作為結局的法治理念，此時的決策面向的重點在于如何解決已經產生的風險，也即因此，作為結局的法治需要對風險有著更強的解決能力。在喪失了預防的主動權之后，如果不對風險進行有效阻擊，此時風險就會轉為實際的損害。所以，大家普遍對作為結局的法治要求較高，相較于更多以立法形式出現的作為前提的法治，作為結局的法治則是立法、司法、守法兼具的，是一項系統工程。在作用方式上，作為結局的法治有兩種形態：一是逆轉風險使其不發生，二是消滅已產生的風險帶來的損害。作為結局的法治的活躍度關系著守護福祉的最后一道防線的強度，如果為作為結局的法治的品性進行畫像，為了更好地發揮出它的兩種作用形態，作為結局的法治在性格上需積極甚至強勢。

（三）法治與風險在社會治理中產生交疊

正因為風險的系統性正在形成，生態風險、科技風險、核安全風險日益進入我們的視線。這些由風險與機遇的并存所產生的諸多新型的人與外界的交互關系，使得人們越發地將對“有序”的期冀訴諸法治。從社會治理視角看，從法治主動應對風險社會的角度，迫切需要在制度建設層次上，構建并運作具備合理規制能力的社會治理機制，以適應風險社會的治理需要。雖然風險社會的治理需要借助多元的社會控制機制，但是現代風險條件下公共安全的保障和社會秩序的維護更多地還是仰仗于法治，這對中國而言就更為如此[7]。通過構建制度、構造規則從而實現與風險的共生，這種并存的有序無疑對法治的質效產生了極高的依賴與追求。

高度發達的科技文明帶來了諸如人工智能的便利與危機同在、理想與幻夢同在的機遇。人類的銳意進取總是伴隨著野心的肆意，現代化風險呈現出時空壓縮的特征[8]，風險仿佛就是文明指派的，甚至如若我們把法治也解讀為廣義文明的一種，那么就連法治本身也是充滿風險的。人類社會的運作與發展無時無刻不在催促著法治的進步與調整。社會的總體福利總是存有邊際的，因為人天然地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因此，作為寄托著良法善治追求的載體，法治應當具有與時俱進的能力，并依照法治與時代的互動能力以及法治對風險的自控能力，判定法治質效是否得到提高。雖然法治的進步在近年來取得了諸多成就，但它的時代追趕能力以及法治本體內部的風險自控能力是否明顯提升，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存有爭議的。

四、法治與治風險的對治關系

究竟是法治對治風險，還是風險對治法治，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不能一概而論。法治與風險，其二者誰站在決策的出發點上決定了二者的關系范式，這個由托馬斯·庫恩提出的哲學概念，經常被用以形容事物之間代表著的共同的特質，并抽象地證明了內在的邏輯與秩序。[9]

從對抗風險的決策角度，此時的法治作為一種手段與方法，應當以風險為本位對其進行研究和解析，并針對性地構建制度、施以治理，因為在一些復雜、棘手的風險決策案例中，風險溝通扮演了關鍵角色[10]。作為法治的指向標，需要提高風險的識別能力，與此同時，明晰法治與風險間的互動關系，從而實現社會良性治理的效果。

（一）單線縱向性邏輯

在依時間軸遞進演繹的對話模型中，法治與風險的溝通可以視作一種順序的進階，這是直觀觀察法治與風險進行對話的途徑。作為法治社會的理想狀態，風險天然地扮演了指向標的角色，正如貝克的觀點形象地對這樣一種邏輯模型進行了描繪：站在風險中心主義的視角，其認為風險的內涵當然不止于已經發生的影響和損害，風險的內涵在于其總是作為激發行動的先兆。[11]根據風險激發行動的發生學理據，可以得出下面這樣的理想化模型，如圖示1 所示：

如圖1 所示，按照順序和時間軸線所排列出的風險與法治的對話關系呈一種線性邏輯排布，我們可以進一步將其抽象精簡為這樣一種比較直觀的“風險—法治—風險”的縱深式的線性邏輯模型。抽象提取的縱向邏輯有助于從認識論的角度厘清風險與法治之間是如何發生關系的。有了認識上的共識，才能為對策論視域下的探討準備條件。

圖1 單線縱向性邏輯模型

圖2 一般模式

圖3 復合型邏輯模型

（二）復合型邏輯

如果說簡單的縱向線性構造只是一種停留在宏觀層面的抽象認知，其作為一種相對抽象的理性模型，無法映射全部的法治與風險之間對話的邏輯形態。那么，從微觀視角來看，法治與風險的對話此時可以理解為一種相互排斥卻又彼此糾纏的樣態。

此外，從風險的利益觀視角，文明創造機遇的同時同樣產生風險，甚至作為文明形態之一的法治本身亦會帶來風險。將風險和法治所具有的特質融入二者之間構建的公式模型（圖示2）及形成的對話邏輯的比對變化。

基于上圖的主體結構，將風險與法治的動態糾纏關系納入該公式模型后產生的新的邏輯關系圖示如下（圖示3）：

基于分別站在風險中心主義和法治中心主義視角得出的認識，風險與法治本身具有的動態內涵以及二者間的互斥、糾纏的對話方式均需要納入思考。原始模型中的元素從常量變為變量，比如圖示中，原代表文明福祉的符號A，因風險常常以一種機會利益的形式出現導致算式左端不斷加長，所以文明福祉得以在時間軸拉長之后得到充分的成長時間，此時文明福祉的積累不僅僅包含原始積累的內容，也包括后增加或裂變出的A1 甚至An 福祉。依此類推，代表著風險的符號B 的變化同理可求。在這個邏輯模式中唯一增加的符號就是代表著法治與風險發生對治關系的符號C，它的出現標志著將風險與法治關系的考量納入了整體的計算。改變后的邏輯模型從線性縱向邏輯拓展為一種橫向樹狀結構的模型。

（三）容量與質效的抵消

厘清了風險與法治間的關系模式，我們是否能回答是法治對治風險還是風險消減法治的問題呢？理想的狀態是，計算文明福祉的公式經過運算可以得出大于零的結果，這意味著文明福祉的增加，也即意味著在法治與風險的相互對治之中，法治取得了成效，此時的法治即可稱為“良法善治”。從另一個角度，通過構造有序的對話邏輯以實現風險容量與法治質效折抵后能夠產生文明福祉余量的“正數”效果，這個折抵與抵消的過程就是一項消減復雜度的工程。之前討論的重點一直聚焦在公式的左側，如果把目光移向公式的右側來看，若最終的效果為正，則從這個結果出發，倒推回公式左端的運算，通過二者的折抵實現風險容量與法治作用力的抵消。在結局為正的前提下，折抵與抵消的意義在于簡化運算、減少投入，使法治的每一次出擊都可以對風險帶來的不利益產生正效應。這其中的關鍵要義在于：精準地找到損失，有效地將法治施向其中。

五、持續的對話：損之所在即法之所歸

（一）風險與社會治理的對話不終結于風險

有效地破除對話困境是持續對話的前提。一方面要科學對待風險帶來的指引效果。這首先要求社會具有較高的風險敏感度和風險感知力。當作為決策的控制者角色出現的時候，對社會風險的暴露應當具備基本的誠實，不能掩蓋風險背后的真實。治理不力的損失遠超過風險本身。突發公共性的群體事件的概率增加等，倒逼了整體的制度安排需要更加關注如何合理分配資源及更高質量實現公平正義，使得“良法善治”意義上的制度設計及其運作需要更進一步的反思和創新，借此推動國家治理方式逐步走向現代化。[12]但從另一個方面，作為政策的研究者，與此同時也應有意識地避免陷入唯風險指向主義的功利。哪里有最“誘惑”的話題，就將全部的注意力和研究能力投入其中，長此以往，不利于資源的合理調配。從社會的良性運營效果來看，熱點話題與基本研究應當并進，資源進行均勻調配，有利于降低風險的發生概率。

另一方面，即便強風險的出現，阻塞了法治的運行，造成了法治對某些問題、某些領域的“失聲”，即便如此，我們對適當程度的對話困境的出現應抱有一定的包容，此時強風險的出現并不意味著終局的出現，對話的困境不必然導致對話的終局。

（二）風險與社會治理的對話不終結于法治

人類的企圖心從未消失。從古時對智者的崇拜到現今對精密立法技術的崇拜，似乎希望甚至相信總有一天法治發展到足夠強大的程度，就足夠將風險終結，并不斷地向著這個目標努力。近代以來，理性主義精神同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逐漸形成了一種“技術理性主義”，它在帶給人類豐裕生活和空前主體能力的同時，也逐漸異化為脫離并凌架于人性之上的統治力量，“法律被看作是社會管理和社會控制的一種獨立工具，好像在社會內部體現一種自律性”[13]。然而真相不同于想象，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天，一次次的經驗都在告誡著我們：我們只不過一直在路上。風險無法終結與法治的對話，法治也無法終局地消滅風險。為了避免法治萬能主義的膨脹，首先需要承認社會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法治是其中的重要一環，社會的進步是所有元素協同的結果，其中甚至也包含了風險的作用。

（三）動態模型的接納與維護

前述分別從風險與法治的出發點完成了評價，得到二者都不應該被視作對話的終結者的結論。作為決策的博弈，由風險與法治構造的棋盤始終處于動態的過程和變化之中，從保持對話的目標出發，決策者如何根據棋局落下棋子，對決策產生著關鍵作用。首先，由風險構成的系統始終處在動態之中。風險是言說未來不確定性的時間語義，這是因為，根據盧曼的觀點，其以假設存在與未來收益或損失有關的不確定性為前提，將風險定義為決策的一個面向[14]。其次，立基于法治構造的系統也在以相對平緩的速率與社會產生交互并產生著變化。在追求法治本體提升的同時，法治同時也受到社會或其他社會規則的改造。這表明，法并未實現對社會的變革，而是在尋求實質法治的過程中，被社會所重塑[15]。

從另一個角度，作為決策者的衡量，制約棋子位置的關鍵因素在于決策角度的不同?；跊Q策的框架效應，參照點的位置將最終影響決策定制者的風險偏好。因此社會治理決策的發出應當保持中性，注意排除“有干預”的風險參照點。這對風險坐標參照點的精度提出了要求，需要注重對風險變化的觀察，對風險的社會宣稱應當避免決策者的價值偏好，對風險的報道應做到真實，不操控風險暴露的每一個環節，破除法治秩序的國家“構建主義”[16]頑疾，還原最真實的風險參照點。[17]

結語

如何化解社會發展中風險持續擴張產生的負面影響，其解決路徑也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需要不斷的規則創新。[18]構造一種科學的風險對話系統，不要過擬合也不要欠擬合。一方面，鼓勵法治與風險的有序對話。根據組織行為學的理論，在激勵與組織目標不一致的情況下，正式激勵機制力度越大，目標替代的現象越嚴重，共謀行為的驅動力便越強。[19]因此，需要不斷地調整激勵的著手點，使其始終保持著與社會目標的契合。另一方面，減小法治與風險之間對話的噪音，建造回應的對話機制，從微觀上對“制度與生活”進行社會洞察，建立“回應型法”[20]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