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月刊現代文學英譯作品中構建中國形象的途徑及效果

李可楨

(1.滁州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滁州 239000;2.滁州學院 中國文化傳播與比較文明研究中心,安徽 滁州 239000)

1935年8月,《天下》月刊(簡稱《天下》,英文名為T’ienHsiaMonthly)創刊于上海,是由吳經熊主編的全英文學術期刊,是中國第一本致力于向西方介紹中華文化的期刊,后因戰爭所累,于1941年9月?？?共發行12卷56期。在其創刊之際,它便致力于向西方社會傳播中國文化,并樹立一個嶄新和向上的中國形象。因此,它被譽為民國時期最有學術水準和文化底蘊的中國人自辦英文雜志。

此前,西方人了解中國的方式,囿于傳教士、外交官、商人、游記作家等的言說。這些與其說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毋寧說是他們為了照清自己的樣子而構建了一個“他者”形象罷了,并非真實的中國形象。

不同于西方英文期刊,《天下》月刊在中國迫切需要世界認同的時代,率先肩負起了傳播中華文化和形象的責任。曾有學者評論《天下》月刊的譯作,認為這些譯文雖然不是中文原作,但就像中國畫的高質量照片,比西方社會的任何評論性文章更能有效激發西方人對于中國創造性藝術的理解。因此,《天下》在譯介傳播中國現代文學和樹立中國形象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形象的四個側面

本文在分析《天下》月刊現代英譯作品的基礎上,歸納出四類“中國形象”:一是以魯迅作品為代表的“覺醒的中國”;二是以沈從文作品為代表的“詩意的中國”;三是以姚雪垠、老舍等的抗戰題材小說為代表的“不屈的中國”;四是以凌淑華、冰心、蕭紅等女性作家為代表的新時代女性視角下的“變革的中國”。

(一)魯迅作品:覺醒的中國

魯迅為啟蒙民智、改造國民,塑造了阿Q、孔乙己、華老栓、祥林嫂、閏土、魏連殳等愚昧、惶惑、頹廢、荒唐的國民形象。

以魯迅小說《孤獨者》(王際真譯)為例,譯文精準生動地體現了舊中國農民形象。例如,小說原文在描寫魏連殳的奶奶下葬場景時,兩次提到了“大家”這個詞,其實指的是村里人,王際真并沒有翻譯成 villagers(村里人),而是先后使用了spectators(旁觀者)和 assembly(眾人)這兩個詞,形象地表達出村里人是靈魂游離于肉體之外的冷漠的旁觀者[1]。

此外,譯者還使用了sob(嗚咽),howl(怒號),pain(傷痛),fury(暴怒),sorrow(悲苦),heartbreaking(心碎的)等詞語,展現原作的壓抑情緒,并在語義上形成了互文的“語義場”,構成了作家和讀者群體在觀念和情感上的共鳴[2](P166)。

魯迅作品中批判性的文學模式是他憂國憂民、渴望變革的心理在文學上的投射,與西方人剖析并批判中國社會和人性的目的截然不同。這種以反抗和自我改變為基礎的啟蒙文學模式,旨在激勵民族的自主發展,并以“追求健康積極的國民性”作為參照系,來推動國家的進步和發展[3]。

(二)沈從文作品:詩意的中國

與魯迅筆下封閉、愚昧、落后的中國形象形成鮮明對比,沈從文描繪了充滿詩情畫意的田園中國,他在《邊城》這部小說中構筑了風景美、人物美、民俗美的立體且富含詩意的中國圖景。

1936年,《天下》月刊開始連載沈從文《邊城》的英譯本《翠翠》(GreenJadeandGreenJade),在國外大受歡迎。此外,沈從文的《蕭蕭》(Hsiao-Hsiao)也刊登在《天下》,在國外也受到了較多的關注。

沈從文的作品之所以在西方社會受到歡迎,是因為西方文化始終存有一個美好的“田園中國”形象,而沈從文把中國的鄉土人情塑造成充滿詩意的田園形象,恰好喚醒了西方人塵封于心中的這一原型,使現代工業文明禁錮下的西方人能夠回歸自然的精神家園。當一種文明把另一種文明視為“異類”時,其認知和想象就會擁有一種獨特的原型,這種原型超越了歷史的意義,即使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人們也會發生局部的變化,甚至會偏離這種原型,但最終仍會重新回歸到這種原型[4](P116)。

《邊城》的第一個英譯本《翠翠》是項美麗(Emily Hahn,1905—1997)與邵洵美(筆名辛墨雷)的合譯(連載于《天下》月刊1936年第2卷第1至第4期、1938年第7卷第3期)。兩位譯者筆觸優美,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文化風貌和詩意情調,構建了詩意中國形象。

首先,“邊城”這個小說名沒有被直譯為地點The Border Town,而是以主人公“翠翠”的名字作為標題?！按洹弊忠矝]有被直譯成顏色green,而是譯成了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 Green Jade(翡翠),突出了翠翠這個清純俊俏的人物形象,較好地傳達了原作的文化內涵。

此外,原文中的“這些人”被譯為“these creatures”[5],creature這個詞能在譯文讀者的認知中產生一種原始質樸的美感,傳達出邊城居民原生態的純樸狀況,構建了一個陌生而美好的東方形象。如果被譯為these people,則質樸氣質蕩然無存。

更值得注意的是,兩位譯者在涉及中國傳統民俗時沒有采用注解的方式,而是直接在譯文中闡述。這樣的翻譯方式保證了閱讀的連貫性,讓讀者沉浸在閱讀時不知不覺地了解中國民俗。譯者項美麗曾經說過,在翻譯中國的風俗習慣時,她會插入一些解釋以幫助外國讀者更好地了解這種習俗。由于沈從文先生的文章常常帶有諸多注釋,因此這種翻譯方式顯得非常自然。例如,小說提及湘西地區特有的端午節“畫額”習俗,人們蘸取雄黃酒在孩子的額頭寫一個漢字“王”。原文并沒有解釋這一習俗,因為中國人都能明白其中寓意,而譯者在文中添加了解釋,老虎的額頭有類似“王”字的花紋,給孩子畫“王”是借著虎威表達驅邪避兇(frighten away all the devils)的希望[5]。這種簡單直接的翻譯方式,極大地保存并傳播了原作中的湘西民俗風情。

最后,譯者在英譯過程中始終緊扣原作。沈從文以簡潔平白的語言引入小說開頭部分,譯文也因此使用了最簡單的語言與句式。例如,刊于《天下》1936年第2卷第1期的《翠翠》的英譯本GreenJadeandGreenJade,原文中用簡單的并列結構提及了小溪、白塔、獨戶等樸素景象和老人、女孩、黃狗等簡單人像、物象,譯文也對應了這種簡單并列結構,如表1所示。

表1 《翠翠》原文和譯文對照

由此可見,項美麗在翻譯時對原文中的“詩意中國”形象進行了跨文化重塑,并有效保留了這種形象,這是最令人欣賞之處。西方讀者以異國心態欣賞《邊城》時,譯文有效地喚醒了他們對“田園”中國的集體想象。

《天下》月刊將魯迅和沈從文作品的譯本所塑造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中國形象同時傳播到西方社會,魯迅作品的“啟蒙—解構”與沈從文作品的“詩性—建構”互相補充和借鑒,極大地增加了中國形象在世界文壇的多維性[6]。

(三)姚雪垠、老舍等作品:不屈的中國

從1938年開始,《天下》月刊陸續刊登了姚雪垠和老舍等作家的抗日戰爭題材小說的英譯本。例如,姚雪垠的經典作品《差半車麥秸》和老舍的《人同此心》等。這些抗戰題材作品的英譯本既呼應了國內抗戰前期強烈的民族主義話語,極其鮮活地勾勒出了底層農民在抵抗侵略時樸素的民族意識——“鬼子不打走,莊稼做不成”的入伍動機;也呼應了西方語境中正在形成的不屈的中華民族形象,向西方讀者展現出了中華民族氣節。

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聚焦全民抗戰,是《天下》月刊與民族主義話語最緊密的一次結合。小說運用生動的方言詞匯講述了一個外號叫作“差半車麥秸”的普通農民的成長故事。他是一個思想愚昧、眼界狹隘,但本質卻純良質樸的農民。在參加了游擊隊之后,隨著集體生活的教育和殘酷斗爭的錘煉,他不斷地提高覺悟,克服缺點,從起初不理解抗日到后來積極參加抗日,最終成長為一名出色的游擊隊員,但不幸在一次行動中身負重傷,英勇犧牲。

這部小說之所以能在西方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并樹立不屈不撓的中國形象,要歸功于小說的英文譯者葉君健和陳依范(葉君健又名馬耳)。他們向英語讀者傳神地還原了中文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和話語風格。原小說中還有一處比較經典的漢語常見俗語“你這二百五”,指的是頭腦簡單、做事魯莽之人,譯文“blockhead”雖然一定程度上損失了原小說特有的文化意象[7],但仍然能夠展現人物的生動形象。

形象學研究認為,某些文化在一段特定時期內都會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詞匯,而這些詞匯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給他人特定形象的信息。簡言之,這些特定文化中的特定詞匯,有助于形成一個語義場,使異族文化中的他者可以進行集體想象,構建文化形象。

(四)凌淑華、冰心、蕭紅作品:女性視角下變革的中國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進步人士逐漸意識到,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女性是衡量其是否文明進步的重要標準之一。女性問題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熱門話題。此時涌現出一批優秀的女性作家,如凌叔華、冰心、蕭紅等。她們的作品受到歡迎,譯作能在《天下》月刊刊登,都充分表明了女性在現代中國社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一時期的女性作家們傾向于聚焦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揭示當時中國女性所面臨的各種生存困境。例如,蕭紅的《手》講述了一位來自鄉下小染坊的農村姑娘在城里學堂讀書求學的故事。姑娘的雙手因染坊工作而變得烏黑難看,因此受盡嘲笑與排擠,再加上學業困難,最后不得不輟學回家?！笆帧钡男蜗笤谛≌f中成為一個象征,形形色色的“手”意味著城里人與鄉下人身份懸殊、城市與農村的壁壘,也暗指農村女性想要進入現代社會時將會面對的艱難境地。

蕭紅的小說聚焦了農村女性,而同時代的另外兩位女性作家,凌叔華和冰心,則更加關注中國知識女性在現代生活中認定自我身份時面臨的巨大困境。

冰心的小說《第一次宴會》刻畫了一個中國社會傳統觀念里“賢良淑德”的妻子形象。小說講述了一位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的故事。她家中有病重的老母親需要照料,但作為妻子,她必須跟隨著丈夫生活。因此她告別母親,隨新婚丈夫搬來北平生活。即使她一路疲憊,心中擔憂母親,也不得不忙碌著布置新居,準備晚宴招待丈夫的朋友,最終受到客人們一致的好評。作為一位時代的新女性,她卻只能在傳統的男性主導的價值觀中找尋她自己存在的意義。而妻子這一身份,被描寫得越是賢惠,她作為一個女人的自我價值就顯得越模糊。從這個層面來看,小說借著贊美賢妻,實則表達了對于男性權力的嘲諷與不滿,有著強烈的諷刺意味[8]。

凌叔華在《寫信》和《無聊》中通過對大家閨秀形象的戲仿,揭示了女性在現代社會中遭遇的身份認同困境,女性的主體意識深深地受制于傳統價值體系,而壓制之深,連她們受過的現代啟蒙教育都無法撼動。

西方社會的女權運動自20 世紀以來日益盛行,因此女性的主體意識逐漸被喚醒。在西方的影響下,中國女性也開始自己發聲,通過文學創作尋求獨立價值?！短煜隆吠ㄟ^刊登這幾位女性作家作品的英譯本,向西方社會展示了中國知識女性對于實現女性價值的思考。月刊對于女性的高度關注是符合歷史潮流的,具有現代且進步的重要意義。

二、中國形象構建的效果

盡管《天下》月刊通過其刊發的現代文學英譯作品,努力塑造上述四種全新的中國形象,但最終呈現出的中國形象與原有期待不盡相符。主要表現為兩類:

(一)語言風格消融化

《天下》中的很多譯文雖然流暢直白,語言簡潔規范,但風格單一,缺乏特色。還是以《差半車麥秸》為例,原文使用了大量的北方方言和俗語,作者有意借此突出地域文化特色,然而譯文ChabanchehMakai(刊于《天下》月刊1938年第7卷第5期)卻極大地弱化這種特色。如:小說中對妻子的稱呼有“屋里人”“小狗子他娘”等,這些稱呼方式可以顯示人物的社會階層和地域特色,而譯文全部將其化約成了“my woman”[7]。雖然“my woman”比“my wife”更接地氣,卻喪失了北方方言濃厚的鄉土氣息和微妙的語境表述,原本地域特色鮮明的農民形象就被化約成了模糊的普遍形象。

譯文還略去了很多粗俗卻生動的漢語詞句。例如,譯者在翻譯原文“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抹在鞋底上”的粗俗行為時,簡單處理成了打噴嚏sneezed。這樣雖然降低了作品的理解難度,有利于在英語語言環境下的傳播,但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中國農民形象的不自信,尤其是在面對強勢和相對先進的西方文化時的謹小慎微。

雖然《天下》月刊的作家寫作風格迥異,譯者又各不相同,但譯文在不同程度上消融了原文的語言風格差異,譯成了通俗易懂的“簡化版”。與原文對比時不難發現,原有的特點和風格被磨蝕掉了。更嚴重的是,不同作品的譯文之間的語言風格差異也模糊不清了。

(二)文化勢差下的翻譯策略與文化博弈

在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傳播的過程中,不同的譯者會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導致最終的譯文與原文在內涵和風格上產生了明顯的差異。尤其是來自不同文學和文化背景的中外譯者進行合作翻譯時,則更需要采用靈活多變的技巧來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以此協調巨大的文化差異。同時,譯者文化心理上的差異也是常見情況,翻譯常常以強勢譯者認為更易被接受的方式進行,導致表述上有很大差異。

《邊城》的第一個英譯本是由項美麗(Emily Hahn)與邵洵美合譯的。從譯文的最終效果不難看出,邵洵美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因為譯文更多地體現出他的文化選擇。

凌叔華的《瘋了的詩人》是由凌叔華和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合譯的。在原文開頭,凌叔華以細膩清雅的筆調描繪自然美景,使用了“濛濛漠漠”“縹緲輕靈”“濃淡”等具有濃烈藝術氛圍的詞語來展現自然美景的多姿多彩,營造出的整體意境飽含中國傳統山水畫的雅致;而小說的英譯本APoetGoesMad(刊于《天下》1937年第4卷第4期)卻使用了很多簡單句和普通詞匯,雖然語言風格簡單易懂并且流暢,但是卻大大消減了原作的文化意蘊。原文與譯文對照如表2所示。

表2 《瘋了的詩人》原文和譯文對照

對比可知,譯文未能有效傳達原文的靈動和詩意?？赡茉闹羞@些特定的隱喻和熟語難以翻譯,或者太冗長和充滿詩意,朱利安·貝爾閹割了凌叔華營造意境的描述性詞語。雖然譯文這樣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英語讀者的文化陌生感,但卻極大地減弱了原文的文化特征和語境意味。而且貝爾和凌叔華的翻譯合作也體現了跨文化交流中對于文化和語言的誤解。導致此類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在于譯者的文化心理和翻譯策略的選擇。

歸化翻譯是彼時的主流翻譯方法。因為當時孱弱的中國處于文化劣勢,譯者為了博得西方讀者的認可和接受,普遍采取了歸化翻譯法。不難發現,英美文化翻譯史是一部外來文化的歸化史(domestication of cultural alterity),是將外來文化融合到本土文化和本國經濟、政治活動中的歷史過程[10](P419)?！短煜隆返拇蠖鄶底g者都是曾經在英、美等國家受過語言文化教育的,他們不約而同地采用了歸化翻譯。當時西方的大多數出版商、評論家和讀者都傾向于認可那些讀起來通順易懂的外語文本,只要能夠反映外國作家的個性與意圖或基本意義即可,毫不在意它是否剔除了原有的語言特征。

雖然異化翻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中華文化特色,但是中國文學作品的異化翻譯在西方社會是一種另類的文化實踐,它的發展建立在本土處于邊緣地位的語言文學價值觀和被排斥的異域文化基礎上。因此,當異域文化處于文化劣勢時,異化翻譯作品便很難進入強勢文化區。此外,異化翻譯體現了精英主義意識,也就是說,異化翻譯是不適合大眾的,它的讀者是相對小眾的社會精英們。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異化翻譯勢必受到強勢文化的排斥,損失很多大眾讀者,因此歸化翻譯法就是當時譯者們的不二之選了[11](P7)。

以《瘋了的詩人》為例,朱利安·貝爾與凌叔華的合譯,體現了跨文化交流的難關——要么譯文向讀者投懷送抱,要么反之。凌叔華在合譯中的地位相對被動,因此小說中的一些中國元素遭到刪除。為了獲得西方社會的認可,譯者們常常對原文中的“中國元素”進行刪減重造,以期符合西方讀者們的審美標準。而事實上,正是那些被刪除的異質性部分,才能對西方文化帶來沖擊效應。

三、構建形象未能達到預期的原因

《天下》月刊翻譯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是為了構建一個立體而豐富的中華民族形象。然而,由于復雜的歷史文化因素制約和翻譯本身的局限性,其文化傳播的信度和效度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其構建的中國形象最終未能達到預期。不論是詞匯的含義、發音節奏等無法翻譯的部分,還是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都使譯文與原作之間拉開或近或遠的距離。主要原因概括為以下兩點:

(一)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西方社會對于中國形象的認知經歷了一個波折起伏的過程,從早期的充滿神秘色彩的東方大國,變成了愚昧落后的迷失羔羊,再到二戰后的落后形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中西話語對峙語境下,中國被西方話語塑造成一種落后、愚昧、未開化的形象,而這種形象很容易受到西方思維和話語定式的影響并且被固化,從而銷蝕了中國形象的自我塑造,削弱了中國話語表述并導致真實中國形象難以確立[12]。

(二)以折損文化內涵為代價的翻譯方法

形象構建的過程就是通過持續地選擇和使用不同歷史時空中的各種文本和話語,在受眾讀者的認知中構建出某些特定的畫面和印象,翻譯正是這一過程中的關鍵途徑和工具之一。然而,翻譯界延續至今的“文化化約主義”的弊端,使中國語言文化的內涵不可避免地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失去一些重要的元素?！短煜隆吩驴参茨塥毶破渖?其刊發的中國現代文學的英譯作品也常有此類情況。

四、結語

雖然《天下》月刊在其創刊之初確實有著非常強烈和真摯的文化輸出意愿,而且也充分利用自身文化資源的優勢來努力實現這一目標,但是由于西方價值觀的強勢影響和翻譯的限制,它最終呈現出的中國形象與原本預期的有所出入。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新年賀詞中指出:“今天的中國,是緊密聯系世界的中國?！苯袢罩袊c世界深度交融,中國與西方文化的博弈將是未來中西文化相處的基本狀態[13]。中國新時代的文化使命是擺脫中西文化交流的枷鎖,以文化大國身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華文化。本文指出《天下》月刊構建中國形象的不足,并非為了凸顯其歷史局限,而是以史為鑒。我們必須時刻警惕和反思當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流方式,時刻準備面對跨文化交際中可能會遇到的話語困境,這便是研究《天下》月刊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