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村落街巷空間游客路徑選擇與決策行為研究

李 早，蔡 靜，吳文濤，孫 霞

（1.安徽建筑大學 建筑與規劃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合肥工業大學 建筑與藝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傳統村落擁有天然形成的街巷空間結構，承載了地域文脈的珍貴基因，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在此環境下，利用人文景觀資源進行旅游開發具有天然優勢［1］。

有眾多學者曾對傳統徽州村落街巷空間的形態和特征展開研究：羅連杰等［2］分析傳統村落街巷空間界面構成、空間尺度等，揭示了古村落街巷空間的內在形態特征；陳碧嬌等［3］利用空間句法理論和大數據技術，深入分析宏村街巷空間；段進針［4］對西遞和宏村的村落空間形態演變展開研究；張曉冬［5］針對西遞這個獨特案例，試圖研究影響村落空間形態發展的因素及背后的原因。在傳統村落遺產保護的背景之下，村落旅游的興起和對景區規劃的關注促進了對村落空間感知研究的增加［6］。王天成等［7］以“流觀”的空間感知方式為手段，以呈坎村的街巷空間為研究對象，探析其空間形態的豐富性，為營造趣味性的路徑空間提供了參考；也有學者針對街巷空間與行為關聯性展開研究，葉茂盛等［8］從空間與行為關聯視角出發，通過GPS 行動實驗調查徽州街巷中村民與游客的行動和停駐情況，探討空間因素和組織模式對居游停駐的影響機制。

既往研究多關于村落空間形態的演變和發展，部分學者關注村落空間與游客行為的關系，但針對村落中游覽決策的研究文獻甚少。由于景區開發者重盈利，易忽視景區內部的活動組織和游覽引導，導致游客在游覽過程中容易感到迷茫，不清楚方位甚至不知道游覽路線［9］。從路徑決策視角研究街巷空間，有助于緩解游覽時的決策困難，進而提高游覽效率，豐富游覽體驗。因此，本文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游覽過程中游客的路徑選擇規律和決策行為特征。

1 研究區域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

本研究以西遞街巷空間為對象。西遞作為旅游開發較早的徽州典型傳統村落，地少人多，空間格局較為完好。其發展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也帶來道路的曲折變化，街巷空間也因此會產生空間收放、寬窄驟變等富有動態感的變化。經過時間的推移，西遞逐漸形成了一種不規則、具有地域特色且等級明確的路網結構（圖1）。寬窄不一、變化莫測的街道和巷道穿插在整個村子中，橫貫東西的大路街、前溪街和后溪街組成了村落的主要街巷，再搭配上與其垂直的橫路街和相互貫通的巷道，就形成了西遞的總體街巷網絡［10］。

圖1 西遞街巷網絡結構Fig.1 Street network structure of Xidi village

1.2 研究方法

（1）空間句法：空間句法理論是由比爾· 希利提出的一種研究空間組織與人所處的環境之間關系的方法。它可以對建筑空間、城市空間、傳統聚落、景觀要素等人居環境進行量化，并將空間視為獨立單元，以可視化的方式描述和評價空間形態［11］。

（2）GPS 軌跡追蹤：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NSS）作為第二代衛星導航系統，已經廣泛應用于各行各業［12］。使用GNSS 采集器可以獲得精準的戶外定位數據、實時查看位置和軌跡。采集到的原始數據主要為kml 格式，需要使用GIS OFFICE 軟件將其轉換為csv 格式，并在Excel 中轉換坐標后導入Arcgis Map 進行核密度分析。同樣地，導入AutoCad 中的原始數據軌跡線可以進行糾偏，以便使被試者游覽過程中的速度和軌跡可視化。

（3）行為觀察：人類行為是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通過對人類行為的觀察和記錄，可以了解人群的分布狀況、活動內容和集散程度等指標。同時，通過對空間場所的對照分析，可以進一步把握某一特定場所空間人的行為與空間場所的關聯性［13］。

2 句法視角下的街巷空間分析

通過Depthmap 軟件分析西遞村的整合度，發現街巷網絡的可達性從中心向外逐漸變弱，整體形狀呈梯形。全局整合度在0.399 ～ 0.868 之間，平均值為0.598。局部整合度在空間半徑為3 時平均值達到1.20，其中整合度最高的區域由大路街、直路街和前溪街所圍合，原因在于此區域的街道寬度適宜，形態規整。村子的中心地帶是追慕堂和敬愛堂這兩棟歷史建筑所在區域，直路街連接了大路街和前溪街，游客最容易到達。村落外圍和部分盡端式道路在整合度圖中主要呈藍色，說明這些街巷的可達性低，游客在街巷游覽時可能會面臨決策困難。前溪街的中間段的局部整合度最高，因為它連接了直路街和大路街，因此在局部空間考慮中，前溪街的中間一段與周圍相鄰空間的連接度較高（表1）。

表1 西遞街巷網絡整合度分析Tab.1 Analysis of integration degree of street network of Xidi Village

從可理解度看，西遞可理解度較低，呈現出線性分布，自村口到村落中心可理解度逐漸增高。從數據來看，西遞整體的可理解度為0.39，根據既往研究，R2數值在 0 ～ 0.5 之間說明系統可理解度差，在0.5 ～ 0.7 之間表明系統可理解性較好，在0.7 ～1.0 之間表示系統可理解度極強，絕對數值顯示西遞的可理解度較低［14］。

綜上所述，整個村子可理解度基本較低，對于不熟悉西遞環境的游客來說，在村落中游覽時，很難將自己所處的空間與整體空間關聯起來，從而容易產生決策困難現象。

3 實驗設計

3.1 實驗目的

通過進行游覽決策實驗，歸納分析游客路徑選擇模式，再結合決策行為的數據了解街巷交口空間對決策過程的引導機制，從而分析游客游覽偏好和決策行為特征，以期在加強空間引導性的基礎上完善游覽體驗，提升游覽效果。

3.2 實驗設計與流程

實驗任務點的選取考慮到兩個方面：一方面，研究希望從可達性低的村落邊緣區域逐漸過渡到可達性高的中心區域，這種過渡和變化的路徑搜索過程會帶來豐富多樣的行為和心理感受；另一方面，盡可能地提高路徑覆蓋面積，兩個任務重合的面積越少，游客在實驗中就越有可能經過多個種類的巷道和交口，從而為全面了解村落街巷空間與決策行為的關系做鋪墊?；谝陨戏治?，為實驗任務設置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路線為村口至敬愛堂，第二階段路線為昆侖旅社至西遞鎮衛生院。

3.3 實驗對象

研究按照男女均衡原則在西遞村口附近尋找被試者，說明實驗目的和實驗步驟，并承諾相關數據僅用于研究。在保證被試者為初次到訪的前提下，確定其同意參加試驗和數據公開。參考既往研究選擇實驗對象：日本學者三浦金作選取14 名學生，了解人在路徑搜索時的行為與軌跡特征［15］；日色真帆等選取20 名實驗對象在東京展開路徑探索實驗［16］；渡邊昭彥等在兩所醫院各選取10 名實驗對象，研究路徑搜索過程中的軌跡和視線特征［17］。

因此，本研究選取初次到訪西遞村的游客26名（男性和女性各13 名）分別完成兩組實驗（2022年6 月29 日至7 月6 日）。在所有被試者中，10人擁有本科學歷，16 人擁有碩士學歷，其中建筑學相關專業8 人，非相關專業18 人（表2）。

表2 實驗概要Tab.2 Experimental summary

3.4 實驗步驟

實驗一共分為三個步驟：被試先從西遞村口開始尋找敬愛堂，完成任務后再由實驗人員帶領，沿著村落外圍繞至第二個任務起點昆侖旅社，隨后游客繼續前往第二個任務目的地西遞鎮衛生院，實驗完成后，填寫關于游覽過程的問卷。在實驗開始之前，被試會獲知實驗要求：為了更加真實地體現游覽狀態，實驗未規定或預設路線，同時在游覽過程中不得尋求幫助或使用導航，只能依靠村落現有的條件獨立完成任務。此外，鼓勵被實驗者在實驗過程中盡可能多地說出心理感受用于采集語音，從而佐證決策行為發生的原因。

為了記錄游覽軌跡，本次實驗過程中被實驗者全程佩戴GNSS 記錄儀，在SBAS 模式下進行線采集，每3 s 采集一次軌跡點，實驗人員跟隨被實驗者，保持2 m 距離進行全程錄像，用于觀察決策行為。

4 游覽路徑選擇結果分析

4.1 游覽路徑選擇規律

游客因個體差異形成了多樣的游覽軌跡，現將兩個任務的軌跡以經過的主要街巷為標準進行分類整理：任務一形成了4 種路徑選擇模式，A1、B1、C1、D1 的主要差異在于是否選擇大路街、橫路街以及是否從大路街轉向其他巷道；任務二也分為4 種路徑選擇模式，A2、B2、C2、D2 的差異在于是否從后溪街快速轉入前溪街。這些路徑模式按照平面形態的規整度和轉折次數的高低又可以分為距離路徑和迂回路徑：以A1、B1 和A2、C2 為代表的距離路徑轉折次數較少，形態較為規整簡單；以C1、D1 和B2、D2 為代表的迂回路徑轉折次數更多，路徑形態更復雜（表3）。

表3 游客路徑選擇模式Tab.3 Tourist route selection mode

統計每種路徑模型的選擇人數可以發現：任務一中80%的被試選擇了以大路街和橫路街為代表的距離路徑，而任務二選擇迂回路徑的人略高于選擇距離路徑的人，有比例較高的游客徘徊于前溪街與后溪街之間的生活片區。通過與游客交談發現：任務一所覆蓋的街巷有較大范圍繁華商業，街巷比例適宜，因此更多人選擇了距離路徑；而任務二所處的生活氣息濃厚、少有游客出沒的后溪街不似大路街具有引導性，反而帶來一定迷惑性，誤入生活區后巷道夸張的高寬比、相似的建筑風貌更是成為游覽決策中的障礙因素。這種路徑選擇規律與環境行為學和環境心理學中的空間知覺、認知等理論相符合。游客在選擇路徑時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通過認知來獲取空間信息，然后進行判斷和選擇。如果周圍環境具有較強引導，游客更容易選擇距離路徑。反之，如果周圍環境相對復雜、模糊，旅客更容易選擇迂回路徑，以尋找更為合適的道路。

4.2 游覽績效量化

對比不同路徑模式的平均軌跡距離、平均速度等指標發現：游客選擇迂回路徑時，總平均軌跡距離明顯高于距離路徑，游覽速度相對較慢。距離路徑的游覽距離明顯偏短，速度也更快。結合訪談可知：當空間引導性較強、建筑風貌較為相似時，游客更加傾向選擇距離路徑，加快游覽速度；而部分選擇迂回路徑的游客表示自己更加注重游覽體驗和景點欣賞，因此會放緩游覽速度。

4.3 速度點分布差異

游客在游覽過程中因為多種因素的影響會呈現出不同的速度，速度的快慢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出游覽過程中的細節，也暗示著不同種類空間對游客決策的阻礙或引導程度。研究按照滯留（0 ～0.4 m/s）、低速（0.4 ～ 0.8 m/s）、中速（0.8 ～ 1.2 m/s）和高速（大于1.2 m/s）這幾個區間將速度點進行劃分后可以發現速度分布規律［18］。

如圖所示，滯留點較為分散，基本無連續性，有少數街巷交口處核密度較高；低速點的分布相較于滯留點來說，由較為單一的散點狀變得更具有連續性，但點狀聚集仍然明顯，同樣在一些街巷交口空間密度較高；再從中速點和高速點的分布來看，中速點的形態開始展示出一定的連續性，已經形成軌跡線的基本輪廓，主要聚集在一些巷道和街巷交口處；高速點主要聚集在以大路街為主的街巷處（表4）。

表4 游客游覽速度篩分Tab.4 Screening of tourist speed

由于本研究主要關注游客在游覽過程中發生決策困難的情況，而低速和滯留點則代表了游覽決策狀態，因此下文針對決策行為的研究區域將聚焦在街巷交口。

4.4 交口穿行頻次特征

交口空間的穿行頻次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游覽過程中交口形態差異對游客的吸引程度。梳理西遞交口空間類型，可分為寬窄不變、轉側變寬、轉側變窄、交口坦空間和外墻傾斜五種（圖2）。同時對被實驗者游覽軌跡所經過的交口空間進行編號（編號標準主要依據交口所處的街巷名稱），例如XQ 代表西遞前溪街上的交口，XZ 代表西遞直街上的交口，XT 代表西遞其他巷道上的交口。

圖2 街巷空間交口分類Fig.2 Classification of spatial intersection of streets and lanes

通過對游覽軌跡所經過的交口分別進行歸類并統計穿行頻次發現：任務一外墻傾斜的交口穿行頻率最高，交口坦空間的平均穿行頻率緊隨其后，寬窄不變和轉側變寬的平均穿行次數基本持平，轉側變窄交口穿行頻率最低。任務二交口坦空間的平均穿行次數最多，其次是轉側變窄的交口空間，轉側變寬和外墻傾斜角度的交口基本一致，寬窄不變的交口平均穿行次數最少。

結合被試在游覽過程中的語音可以得出選擇偏好的原因（圖3）：放大的坦空間會帶來一些思考時間，且放大的空間帶來的心理感受比狹窄空間更好，這也很好地解釋了交口坦空間在實驗中穿行頻次最高以及轉側路寬不變的交口穿行頻次最低的原因；外墻傾斜的交口空間因墻體本身的彎曲具有一定的引導性而獲得較多被試的青睞；轉側變寬的交口空間，符合人們對放大的空間心理偏好，因此也呈現出高頻率的穿行。

圖3 各交口穿行頻率Fig.3 Crossing frequency of each intersection

相較于大空間，轉側變窄的交口空間一般不會被游客選擇，但從統計結果看，兩次游覽任務轉側變窄交口空間的穿行頻次占總穿行頻次的較高比例。通過與被試交談，發現被試在這些交口處會受到環境要素引導，使得轉側變窄的交口的被選擇傾向得到提升。

4.5 游覽決策行為量化

決策行為總體上分為猶豫、折返和停駐三種，猶豫指游客在交口處速度明顯變慢且產生決策現象，一般表現為左顧右盼，回頭張望等；折返行為指游客在決策上發生了改變，并折返到已經經過的地點或路徑；停駐指游客因碰到決策障礙在某個特定地點而發生的停滯行為并保持停滯狀態時間達到3 s 或者以上，一般表現為停駐思考（表5）。

弗吉尼亞·伍爾夫：回憶往事的時候我會有很強的滿足感，這份滿足感并不是源于往事的美好，而是因為我只有在回憶往事的時候，才能真實深切地感受到我活在當下。

統計不同種類交口空間的行為頻次可以分析出規律：任務二總行為頻次高于任務一，說明任務二比任務一游覽難度高。對應到交口空間上，轉側變窄的交口決策行為頻次高達36%，最容易發生決策障礙；交口坦空間緊隨其后，總頻次達到33%；轉側變寬和外墻傾斜交口決策行為頻次基本保持一致；寬窄不變交口行為頻次最少。

統計經典交口發生的具體行為可以發現：猶豫行為發生的頻次在所有行為中最高，占到了總頻次的60%以上；緊接著是停駐行為，也達到了28%的較高水平；折返行為的發生頻次最低，僅有6%。

梳理交口處的空間要素并結合前文的語音分析行為原因（圖4）：

圖4 典型交口決策狀態分析Fig.4 State analysis of typical intersection decision

（1）猶豫：穿行頻次較高的交口坦空間最容易產生猶豫行為。與被試交談得知空間的突然放大會使其感到迷茫。此外，坦空間一般連接著多個交口，有更多的選擇性，游客往往會在不同路口猶豫徘徊，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做出決策。由于被試一般不會選擇導向作用較弱、路寬變化不大的交口，從而導致寬窄不變的交口空間最少發生猶豫行為。在轉側變窄的交口，大部分被試都會謹慎選擇，因此也出現較多的猶豫。

總的來說，猶豫行為的發生大多是由于交口空間尺度的變化，交口尺度變小因不符合人的心理偏好而導致猶豫，交口空間放大也會因為大小空間的轉換造成不適應而導致猶豫，可以說，猶豫是被實驗者在游覽過程中最常見的一個狀態。

（2）折返：折返發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空間尺度的變化以及對環境信息的重新獲取。有小部分被試在轉入狹窄巷道后因內心情緒上的變化而產生悔意，因此導致了折返。絕大部分還是加工確認環境信息后才轉變策略，比如經指示牌引導發現自己走錯路而折返、看完指示牌后不確定又折返確認、沒有找到標識但受到一些人工環境要素，如拱門片墻等引導，發現方向錯誤而折返。這說明，空間尺度變化和環境要素信息同時對游覽過程產生作用，且環境要素信息才是造成折返的主要原因。

（3）停駐：停駐行為的原因主要是交口空間的尺度變化導致猶豫過久以及對標識牌的信息進行確認這兩方面。

經過以上分析可知：游覽過程是復雜多變的，初次到訪的游客會對空間環境信息進行感知、加工和理解，經過路徑決策、改變決策、確認決策等一系列流程才能夠真正完成路線選擇。在此過程中，會伴隨發生猶豫、停駐、折返等決策行為，這些行為受到交口空間形態和尺度的影響，同時對環境信息的獲取加工以及個體心理偏好等都會綜合影響游覽過程。

5 結論與建議

第一，游客的路徑選擇呈現出迂回路徑和距離路徑兩種模式，環境引導性強時，游客偏愛距離路徑；環境信息復雜時，游客因觀賞、決策等因素更多地選擇迂回路線。并且，迂回路徑較距離路徑的游覽距離更遠，時間更久，速度更緩。

第二，對速度點篩分后發現，低速和滯留點分布呈現明顯散狀，主要聚集在巷道交口處。這就說明較街巷空間，交口空間更容易導致路徑決策困難。

第三，游客對交口的選擇偏好方面，相比較轉側變窄的交口，更喜歡寬敞規整和具有引導性的交口空間。從決策行為看，猶豫是被實驗者在游覽過程中最常見的狀態，且大多是因為交口尺度的變化。折返發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空間尺度的變化以及對環境信息的獲取，這說明空間尺度變化和要素信息同時作用于整個游覽過程下的路徑決策，且環境信息是導致折返的主要原因。停駐行為的原因同樣是交口空間的尺度變化。

為了提升游客游覽效果，提出以下優化策略：

（1）增設多元游覽線路：不同游客人群在村落的游覽需求有所差異，因此在游覽線路規劃時，應該考慮到不同游客的偏好，制定不同的路徑選擇方案，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游覽服務。增加可供選擇的線路數量以及不同主題的游覽線路，游客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時間安排選擇合適的線路，讓游覽更加輕松愉快。對于注重游覽體驗和景觀欣賞的游客，可以延長游覽線路，并串聯更多的景觀節點，增加游覽的樂趣和深度，提升游客滿意度；而針對需要便捷游覽的旅客，可以提供更加直接方便的游覽線路，縮短游覽時間和距離。

（2）加強交口空間引導：適宜的空間引導可以提升游覽效果。位于非旅游線路上的轉側變窄交口和坦空間應設置導向至主要街巷的信息。游覽線路中業態的繁華和適宜的街巷尺度顯著影響著決策過程，因此在繁華商業片區的轉側變窄交口應考慮增設相關空間要素來加強引導。而尺度較大或者平面形態沒有明顯導向性的交口坦空間，也應該考慮改變空間的方向性或者添加指示信息等方式來引導游客。此外，以交口坦空間和轉側變寬為代表的放大空間處標識系統可以結合風貌進行特色設計，并使其指向更加明確。同時還可以結合地面與墻面等位置完善標識系統，以提高游客游覽效果。

（3）合理配置交口要素：交口空間要素對游覽也存在一定的引導性。在沒有明顯指示信息的生活區，建議設置導向性強的人工環境要素，諸如可產生強烈引導的拱門等，以緩解游覽決策困難問題，從而提升游覽效果。而在要素眾多的繁華商業區，建議利用自然環境要素去輔助引導。此外，在交口坦空間和轉側變寬這兩處空間中，由于空間尺度放大，在配置要素時建議考慮主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