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經典的一種方法

□鮑國華

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問世百年來，已成為舉世公認的文學經典。然而與其同時代的作品，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卡夫卡的《城堡》、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同樣出于魯迅之手的《故事新編》等更為文化精英所關注的名著相比，《阿Q正傳》的受眾除作家、學者等專業群體外，還包括數量遠超前者的普通讀者。這使其作為一部文學經典的確立與傳播過程，呈現出較為獨特的面貌。一方面，作家、學者基于不同的知識結構和審美趣味，不斷對作品做出詮釋，力圖挑戰陳言，提出新見，彰顯自家的智慧和修養。形形色色的理論與學說各擅勝場，使《阿Q正傳》的研究史，成為一部百年中國思想和文藝觀念的流變史。另一方面，普通讀者對《阿Q正傳》經典性的認知，未必建立在對小說文本的閱讀之上。相當數量的普通讀者并未接觸小說原作，而是通過其他文藝形式，如戲劇和影視的改編版本，了解阿Q及其命運。更有讀者甚至連戲劇和影視的改編版本都不曾涉獵，而是通過他人對小說情節和人物的講述（有可能依據原作，也有可能依據戲劇和影視的改編版本，還有可能是依據他人的講述而進行轉述）來獲取對于這部經典作品的“閱讀”印象和記憶。

阿Q與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閏土、祥林嫂，以及假洋鬼子、丁舉人等經典人物形象，早已突破了文學文本的界限，植入普通讀者的日常語匯之中，或用來指代他人，表達善意的戲謔，或借以自指，承載無奈的自嘲，獲得了超越小說原作的獨立的存在價值。漢語世界里能夠產生這一文化效應的作家，除魯迅外，大約只有金庸了。由此可見，在《阿Q正傳》成為永恒的經典作品和阿Q形象成為永恒的經典人物的過程中，來自精英的、專家的和民間的、大眾的立場和聲音——或者借用文化人類學的術語，來自“大傳統”和“小傳統”的立場和聲音，同樣起到至為關鍵的作用。特別是后者，使《阿Q正傳》和阿Q形象進入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記憶之中，獲得了超越單一文學史標準的永恒的經典價值。

綜上可知，面向普通讀者的對《阿Q正傳》的普及性研究成果，在小說經典化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絲毫不亞于、甚至可能高于以專業人士為閱讀對象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后者標志著作品闡釋的深度，前者則決定了作品傳播的廣度，可以為普通讀者提供進入經典的有效路徑，從而吸引更多讀者從原作而不是改編或他人講述的版本入手，了解小說的思想和文化內涵。這樣看來，魯迅研究的資深學者黃喬生先生的新著《〈阿Q正傳〉箋注》（商務印書館2022年1月版）的出版，作為一項普及性學術成果，為打開這部經典作品探索了新的方法，進一步拓展了《阿Q正傳》的傳播空間。

在《〈阿Q正傳〉箋注》問世之前，1958至2005年間出版的不同版本的《魯迅全集》（包括“文革”期間刊行的“征求意見本”《吶喊》），對小說均有不同程度的注釋，且多側重于知識的解析。新加坡著名學者鄭子瑜先生則以注解古籍的方式，編撰《〈阿Q正傳〉鄭箋》，在史料與闡釋上均有所創獲，體現出扎實穩健的學風。與鄭箋相比，同為“大家小書”的《〈阿Q正傳〉箋注》在史料的搜集上也頗為用力，不僅對小說涉及的眾多詞語、典故、風俗、器物等加以考釋，還大量引述前人對《阿Q正傳》的重要論斷，用以闡釋小說，并對這些闡釋進行評價與辨析，呈現出解讀小說的多重路徑。

與前人的成果相比，《〈阿Q正傳〉箋注》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

首先是“以魯注魯”。正如黃喬生先生所言：“箋注的首要目的是回到魯迅的本意?！薄丁窗正傳〉箋注》在注釋中大量引用魯迅作品的原文，其中除與《阿Q正傳》相關的文本，如小說《風波》，雜文《忽然想到》《〈阿Q正傳〉的成因》《答〈戲〉周刊編者信》，以及與小說的日文譯者山上正義（林守仁）的通信外，凡涉及小說中的文本細節以及一些思想和文化問題，均引用魯迅的作品加以闡釋與印證，使被引用的作品成為《阿Q正傳》的副文本，與后者共同構成一個較為完整的文本系統，彼此間呈現互文性的關聯。魯迅以《阿Q正傳》承載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國民性問題的思考，這一思考并沒有因為小說的完成而終止，而是在其日后的寫作中反復出現，逐漸深入?？梢?，魯迅對國民性問題的思考，貫穿于從《阿Q正傳》問世前后幾十年的文學實踐之中，借助以這篇小說為中心的、涉及數十篇不同作品的文本系統，才能更有效地理解和闡釋阿Q形象及其思想文化內涵。因此，箋注《阿Q正傳》，以魯迅的相關作品為副文本，必不可少。

其次是兼及古今。黃喬生先生在《箋注者后記》中說：“我開始做箋注時，有一個想法，就是把讀者設想成外國人?！睋?，《〈阿Q正傳〉箋注》不僅介紹背景知識和解釋各類名物，還對小說的幾種外文譯本的得失加以評判。不過在箋注過程中，黃喬生先生也意識到“箋注終歸主要是寫給中國讀者的”。外國讀者與《阿Q正傳》可能存在文化空間的阻隔，而今天的中國讀者，由于時間的落差，對百年前小說的理解未必具有文化優勢。因此，《阿Q正傳》中涉及的古典，如引用古文、歷史掌故、鄉風民俗等，自然有注釋的必要，而在小說創作過程中產生的若干今典，隨著時間的流逝，其本來面目也日漸模糊，有些甚至較之古典更為生僻，也須通過箋注解疑。如對小說第三章《續優勝記略》中阿Q撫摩小尼姑頭皮一句的注釋：

摩：原作紹興方言“攎”。攎，音lù。據《越諺》：“不視而輕手撫摩曰攎，暗索曰摸?！?/p>

后文引用章廷謙《當魯迅先生寫“阿Q正傳”的時候》中回憶魯迅在創作過程中對“攎”與“摸”的權衡取舍，最終使用“摩”。這則注釋，還原了魯迅在小說創作過程中，如唐人作詩的“推敲”一般，反復錘煉字句的重要細節，體現出小說家的藝術匠心。此類注釋不乏其例，茲不一一舉證?！丁窗正傳〉箋注》對這類今典的注釋堪稱一大特色。

再次是圖文互釋。在《阿Q正傳》經典化的過程中，中外美術家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書籍的封面、插圖，以及獨立的繪畫作品，都成為《阿Q正傳》文本序列中的獨特環節，在小說的傳播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其意義不限于與小說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和衍生性，也能從中體察民族背景、時代風潮、文化立場和審美趣味各異的美術家對《阿Q正傳》的不同理解與闡釋。如果能夠依照魯迅編選的《死魂靈一百圖》，編纂一部《阿Q圖史》，其文學史、美術史和傳播史價值，均會極為可觀?！丁窗正傳〉箋注》在注釋小說文本之余，對瞿秋白、蔣兆和、劉建庵、郭士奇、劉峴、聞青、陳鐵耕、豐子愷，以及蘇聯人科岡、克拉甫謙珂等以小說為藍本創作的各類美術作品，連同小說英、法文譯本的封面，也做出了評價和闡釋。特別是對依據小說中的同一情節、場景創作的不同美術作品的比較研究，其辨析優劣、判斷得失，公允而恰切。如對小說第五章《生計問題》中的“龍虎斗”，《〈阿Q正傳〉箋注》比較了豐子愷和劉建庵的同題材繪畫，指出：前者作為浙江人，更熟悉當地風物，因此在背景墻上用“鴻禧”而不是“?！弊?。對美術作品的關注，使《〈阿Q正傳〉箋注》由圖文互現，進而實現了圖文互釋，從而在《阿Q正傳》的小說文本解讀之外，開辟了另一重審美視角和闡釋空間。

最后是專為小說作注。較之其他有關《阿Q正傳》的箋注本，黃喬生的《〈阿Q正傳〉箋注》更貼近小說文本，也更有專為小說作注的意味?！栋正傳》諷刺性至為突出，每借助戲仿，語多調侃揶揄，雖謔而不虐，卻屢遭詬病，為成仿吾、夏志清等批評家不喜?！丁窗正傳〉箋注》于解詞釋義之外，更注重對小說的思想文化內涵的申說，表達方式也努力與小說的幽默風格相契合。第一章《序》有注云：“（傳記文章）還有很多失敗的或不很成功的，不勝枚舉；也有正在嘗試而尚難預料能否成功的，如想寫《魯迅傳》的我等?！蓖徽逻€有注云：“魯迅也可能有借為人立傳而不朽的想法，但阿Q怎么能算大人物？他之所以‘往回想’，是因為擔心自己寫小人物文章意思不大，沒人愿看，傳不下去——現在看來，是多慮了。一百年后，不但仍有人讀，而且還有人奉為經典詳加箋注?！弊⑨屩羞€包含對小說敘述細節的深入解讀。第五章《生計問題》注云：“小D雖還小，卻已相當乖覺，懂得向阿Q示弱?！钡诹隆稄闹信d到末路》注云：“貪婪之心，人皆有之，未莊女人如此，男人亦然，下等人如此，上等人亦然?！边@些注釋，可以說是為《阿Q正傳》量身打造的。

整體觀之，《〈阿Q正傳〉箋注》在史料與闡釋上均呈現出嚴謹性和開放性，不強調闡釋的終結，不尋求唯一的彼岸。這不僅有助于《阿Q正傳》的普及，還為經典作品的傳播探索了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