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建構與馬英文學的發端：《海峽華人雜志》研究

趙 穎

1897 年，《海峽華人雜志》創刊于英屬馬來亞，以季刊形式發行。因經濟問題難以為繼，1907 年12 月?？??？锇l行的這十年，恰逢西方主導的社會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艱難復興之時，可以看作是南洋華人在特殊時期所作的選擇與努力。盡管辦刊時間僅有10 年，但這已是殖民地時期馬來亞土生華人刊物中維持時間最久的雜志?！逗{華人雜志》是一本英文刊物，限定的閱讀者是具備英語讀寫能力的人群。該雜志的宗旨是培養海峽華人的身份認同，并進行宗教傳播，表達對英國殖民政府的效忠，并培養僑領在社區管理上的責任感。該刊作為研究19 世紀末南洋社會的重要史料，國內尚無專門性的研究。本文擬以《海峽華人雜志》辦刊情況和社會功能為切入點，針對那個時候的華人身份建構與馬來西亞英語文學（簡稱馬英文學）的發端展開討論。

一、《海峽華人雜志》創刊的歷史背景

近代馬來社會的變遷是與來自西方社會的殖民統治相始終的。最早的西方殖民入侵是從葡萄牙人對馬來亞的入侵開始的，導致馬六甲王朝在1511 年滅亡。1641 年，荷蘭殖民者取代了葡萄牙的殖民統治。18 世紀后期，英國開始對馬來半島的控制。1786 年，英國占領檳城。1819 年英國通過與荷蘭人交換殖民地得到馬六甲，隨后聯并新加坡，于1826 年成立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統領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三地，俗稱三州府。1867 年4 月1 日，英國殖民地接管三州府，并劃入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設總督駐守新加坡，這樣的政治體系一直延續至1946 年結束。西方的殖民統治帶來了馬來亞族裔政治、社會文化、文學生產等多方面的動蕩和變遷。

英國殖民統治期間，殖民政府大量招徠勞工，以華人和印度人為主的移民源源不斷地涌入馬來亞。19 世紀開始的華人移民潮使得馬來族群結構發生變化，華人成為馬來亞第二大族群。英國殖民政府對馬來半島實施“分而治之”的管理，對不同族群設置職業分工和居所。在學校教育方面，英國殖民政府允許開設華語、馬來語學校，同時大力發展英語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個語言的出版物同時出現在馬來亞地區。

新加坡和馬六甲的印刷事業都發端于傳教事業，而檳城的報業則是出于商業的需要。1815 年8 月5 日，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米憐（William Miline，報刊署名博愛者）在馬六甲創辦了木刻版線裝書《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直譯為《中國月刊》）。1828 年，英國倫敦布道會主辦的中文報刊《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也在馬六甲以活字散頁的形式創刊，該刊由馬六甲英華書院第三任校長，倫敦傳教士奇德（Samuel Kidd）負責編輯和發行工作。這份刊物以單行本形式出現，使用活字印刷。1837 年，郭實臘在新加坡復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Inquiry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該刊1833年創辦于廣州，作為在廣州創辦的近代第一份中文報刊，由于受到清政府的查辦，加之當時中國人對于報刊，尤其是傳教性質的報刊接受程度有限，在出版12 期后，遷至新加坡出版。

1824 年1 月，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官員弗朗西斯·詹姆斯·伯納德（Francis James Bernard）創辦了第一份英文報刊《新加坡紀年報》（Singapore Chronicle），此后直至60 年代，有四家英文報刊《新加坡自由西報》（The Singapore Free Press），《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每日時報》（The Daily Tim）和《海峽觀察報》（The Straits Observer）登上歷史舞臺。英文報刊的創辦遠早于其他語言，其影響是促進了馬來亞辦報意識的覺醒。新加坡學者王慷鼎和莊欽永先生根據《海峽殖民地政府公報》和《海峽殖民地檔案》等一系列資料考證，1858 年已經出現了華文報刊《日昇報》。1876 年，新加坡又出現了泰米爾文報紙Singai-Warta-Mahniz 和馬來文報紙Jawi Peranakan，其中泰米爾報紙的創辦時間要比馬來文報紙早數月。真正由華人自主創辦的報紙是1881 年薛有禮創辦的《叻報》。

在殖民政府眼中，英文的讀寫才是通往現代化之路，部分優秀的華人通過殖民政府提供的女皇獎學金赴英國讀書。諸多因素促使華人中的知識分子對于文化啟蒙和身份認同的覺醒，他們通過辦刊來實現自我言說和政治參與。在19 世紀末海峽華人發行的各類出版物中，無論是就社會歷史影響還是發行的時間長度與數量來看，最有影響的當屬《海峽華人雜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二、《海峽華人雜志》的相關出版信息

殖民地時期的馬來亞，英語的使用是能夠帶來一定的利益和價值的。這種價值不僅僅是語言本體在文化傳承、信息傳遞或歷史記錄等方面的功能，還有在民族和諧與政治認同上的作用。這樣的意義在出版信息和刊物內容上得到了一定的體現。

關于刊物的辦刊宗旨，在《海峽華人雜志》首期發刊詞中表示，這份刊物目的在于“促進海峽華人的文化活動，并結束華人中存在的輿論混亂狀態①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3,1897,p.2.”，“讓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借此探討各種社會和政治問題，凡是與全體海峽人民利益有關的事情，都在討論的范圍內?！雹诶钤?《林文慶的思想：中西文化的匯流與矛盾》，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0 年版，第231 頁。因為在海峽華人中“需要一個媒介去宣傳政治、社會和有關海峽華人社會事務的媒介，這些人群中，同樣需要周期性的文學作品滿足需要③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3,1897,p.1.”。另一方面，《海峽華人雜志》在創刊初期希望按照倫敦文學協會所辦類似雜志的方法出版，因此，這本英式刊物的投稿者多為受西式教育的中華基督教會會員。

最初兩年，《海峽華人雜志》在新加坡最早的華人印務社——古友軒印刷，1899 年開始在海峽華人印務所印刷，1904 年在萊佛士坊的“殖民印務”印制，1906年在“海峽時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第一期刊物確定訂閱費為1—50 新加坡元，發行地包括新加坡、馬六甲、檳城和吉隆坡等地。投稿內容與方式方面，內容必須圍繞公共事務，必須將文章直接以信件形式投遞給編輯，但是不保證每份投稿都能刊出，編輯部不承諾發回退稿?？飪热輫@海峽社會政治生活和社會事務，設置“教育”“歷史與政治”“地方政治”“宗教”“科學”等板塊，每期10 篇左右文章。從1902 年開始，刊物還在每期文末刊載來自巴達維亞、倫敦、愛丁堡、檳城、馬六甲等地的報道。關于《海峽華人雜志》的發行量，創刊第一期800 本，迅速售完。根據1907 年雜志的介紹，該刊每年有1200 份的發行量，這個發行量是同期其他刊物難以比肩的。同一時期，華文報刊界影響最大、發刊時間最長的《叻報》發行量只有兩三百份，英文報紙《每日時報》發行量也只有400 份左右。①陳蒙鶴著，胡興榮譯：《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廣東科技出版社2008 年版，第38 頁。雖然報紙和雜志發行的時長有差別，但《海峽華人雜志》擁有的讀者群更為龐大，卻是事實②發行數量不能直接與讀者數量等同，馬來亞出版物發行的同時，書報社還會給有閱讀需求而無識字能力或經濟實力的普通華人提供閱讀機會，因此實際讀者數量會是發行數量的數倍。。

作為一份綜合性期刊，《海峽華人雜志》并沒有太多的商業化傾向。發行十年間，只登載過兩次廣告，第一次是1897 年12 月第四期最后一頁登載的麥凱藥房廣告（見圖1），第二次是1904 年9 月第3 期登載的中國互惠人壽保險公司的廣告（見圖2）。即便是類似的商業廣告，也是用相對單一的文字形式進行表示。當然，非商業化的運營模式也直接導致期刊后期無法得到經濟上的支持，不得不?？?。

圖1

圖2

《海峽華人雜志》的主編為海峽華人，雜志主編為林文慶，宋旺相擔任編輯委員，1904 年后分別增加伍連德和曾洛克博士（Dr.P.V.S Locke）擔任編輯委員。為說明英式教育背景，雜志封面主編名字的后面通常注明畢業院校。例如，1904 年3 月出版的《海峽華人雜志》封面是這樣的：

LIM BOON KENG,M.B,C.M(Edin)

SONG ONG SIANG,M.A,LL.M(Cantab)

GNOH LEAN TUCK,M.A,M.D(Cantab)

三人中，林文慶畢業于愛丁堡大學，宋旺相與伍連德畢業于劍橋大學。這樣的身份使得他們在海峽殖民地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海峽殖民地時期，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的差異與峇峇和新客、土生華人和海外華人、受華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或是社會階級之爭所帶來的分化有關。作為海峽殖民地華人，無論在經濟、政治、社會還是文化教育，都充分展現了他們在殖民地時代所占據的主導地位。在經濟方面，由于他們通曉馬來語、英語以及熟悉當地情況，歐洲商人需要通過他們來推銷洋貨和采購土產，因此在商務上占了先機。在政治方面，他們通常都被培養成為擔任政府官員的職務，如立法、行政及市政會委員等公職，使他們成為華人社會的上等階層。在社會上，海峽華人有自己的組織，如1900 年成立的以林文慶、宋旺相和陳若錦為領導的“海峽英籍華人公會”（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目的是為了維護華人的各種利益，并有自辦刊物，如1894 創辦的《伯拉奈干》（Straits Chinese Herald）和《東方之星》（Bintang Timor）。印刷業的發展帶來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峇峇文學。教育方面，受到殖民地政府的重視，英國人在 19 世紀初在海峽殖民地設立了四所英語學校。如 1814 年在馬六甲成立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6 年在檳城成立的檳城自由學校（Penang Free School）、1823 年在新加坡成立的新加坡工學院（Singapore Institute），1867 年以后改名為萊佛士學院（Raffles Institute）以及 1826 年在馬六甲成立的馬六甲自由學校（Malacca Free School），后來在 1878 年改名成馬六甲高級學校（Malacca High School）。這使得英語成為海峽華人知識分子的公共語言，一定程度上也為雜志發行與閱讀奠定了語言基礎。

三、《海峽華人雜志》的三重認同與社會參與

作為個人多重認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存在于個人的意識中。但是，這種認同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會根據社會情境的不同而突出某種認同。身為華人，海峽殖民地華人這個群體生于南洋，又接受了英式教育，三重身份使《海峽華人雜志》的主編的認同呈現出多重性：作為華人對族群文化的認同、作為海峽殖民地華人對新加坡的本土認同以及作為英籍子民對英國的認同。這種認同在刊物內容上有種種體現。

（一）血緣身份：華人

作為華人，對中國的關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針對中國文學、文化的譯介和傳播，二是對晚清政治變革的關注。

對中國古典文獻的翻譯最早是1897年陳德順（Tan Tek Soon）翻譯的《莊子》（1897年第2—4 期），陳德順在文中直言“中國古典文學毫無疑問是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文學”。此后雜志還登載了元末明初劉基的政治寓言《賣柑者言》的英文譯本以及《左傳》等英文譯本。在俗文學方面，1901 年刊文介紹《封神榜》，并將其翻譯為《眾神之戰》（The wars of the gods），1904 年第3 期開辟中國民間傳說的專欄，登載哭竹生筍、鑿壁偷光、和氏璧、花木蘭等6 個故事的譯本。1903 至1904 年還設有專欄介紹中國傳統典故中的著名女性，分別有大禹之妻娥皇、女英、涂山女、周武王之母太姒、齊宣王之妻姜后、衛宣公夫人、衛靈公夫人、齊孝孟姬、靈公之妻等人。

此外，根據林文慶的建議，從1899 年第3 期開始，連續六期開辟專欄介紹新加坡萊佛士圖書館關于中國參考書目的目錄，這份清單在當時幾乎涵蓋當時世界范圍內有關中國“中央王朝”（Middle Kingdom①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3,1899.p.97.）的全部書籍和文章。

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則體現在對儒家思想的關注上，以林文慶為代表的南洋社會的知識分子主張保留自己的文化根源。儒家思想是華人保存族群與文化認同的主要武器，華人知識分子將思想倫理與社會秩序結合起來，引導華人的精神建構。在中國歷史上，素有“父之黨為宗族”的傳統。宗族作為由男系血緣關系的家庭組合，集合為族群。人類學家安東尼·史密斯認為族群是“擁有名稱、共同的神話和祖先的人類共同體，擁有共享記憶或更多的共享文化”。②安東尼·史密斯著，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4 頁。華人族群的維系，不僅需要血緣、地緣作為基礎，更需要類似倫理、禮儀等意識范疇的核心。

林文慶等人參照其他宗教樣式，將族群認同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和精神價值之上，通過一系列活動，試圖將儒家思想宗教化。林文慶在同時期的華文報刊中也清楚地表達了這一觀點，指出儒教和其他宗教的區別在于沒有固定的神祇，“天”是萬物本原，“信儒教之人，但當信天”，“奉最大之天而萬物莫能外其于鬼神怪誕之說③林文慶：《論儒教再續》，《日新報》，1899 年12 月15 日?！?，指出南洋華人“悉棄其可信之天而求鬼神怪誕之說，此所以民智不開也”，“為今日計而欲轉移世變，必乎使人人知天命之理，于盡量而后孔教可興乎”，“惟孔子教為大中至正，亙千古而不可易④同上?！?。在林文慶看來，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教義基本相同，伊斯蘭教即便沒有出現其他宗教中的“三神三位”之說，但“其言怪誕么事者亦視二教為最少，惜其行事與人道之五常多不合處，若但論其教則較易令人信也”。

在刊物樣式上，《海峽華人雜志》不僅在封面上用華語標注《論語》中的“過則勿憚改”，同時警醒刊物編者和讀者，有錯即改之。正文中對于《論語》也多有詮釋，發表關于儒學與儒教的專文《儒教與基督教》《儒教中的人倫觀》《儒家倫理基礎》《儒教中的孝道》等。

對清末國內政治變革的關注主要表現在刊物內容上。例如，針對戊戌變法，不僅在刊物上進行報道，并且發表英文四行詩《改革殉道者之歌》，①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1,1900.p.25.將六君子視為“殉道者”，在當年的刊物上刊登戊戌六君子的照片以示紀念。針對中國的發展問題，發表撰寫戒煙、強教育、發展科學等措施的《如何讓中國壯大》。②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4,1907.p.155.1901 第3 期報道醇親王載灃受命出使德國，為庚子事變時德國公使克林格被殺道歉這一事件。1906年刊載《中國的立憲草案》，對包括清政府迫于壓力，在辛亥革命前夕宣布為預備實行君主立憲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進行評論。對中國的關注有一部分則是出于功利性的考慮，如1898 年刊載針對劉玉麟（Lew Yuk Lin）的采訪，劉氏為中國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學生之一，1893 年派為駐新加坡總領事館翻譯官，之后任新加坡總領事，當期刊載的專訪中，劉玉麟對海峽華人的實業發展做了較好地評價。

（二）政治身份：英國國籍

宋旺相認為：“海峽華人的國籍是什么？換句話說，他們對哪個國家的君主有政治上的忠誠？一個公理是，所有在海峽出生的華人都是英國的臣民。③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3,1899.p.62.”中國政府則認為這個殖民地出生的四代華人都應是中國的臣民。而對于海峽華人本身，“不會馬上放棄自己的英國身份。④Ibid.,p.65.”

后殖民時代，面對文化差異性，弱勢文化在強勢文化圈的輻射下，要想保持自身的延續性，是非常艱難的。作為海峽華人，面對的是英國主導的西方中心話語，一方面要對英國保持絕對的忠誠，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斷地獲取、學習甚至接受西方的政治話語。而擁有英籍身份，《海峽華人雜志》的英語寫作者，在思維、敘事和寫作范式上更為天然地貼近西方話語體系，在他們看來，“英語是世界上所有語言中最豐富的”⑤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1,1897.p.15.“華人應該對自己的英人身份感到驕傲⑥Ibid.,p.4.”。

對英籍身份的忠誠，首先表現在海峽華人群體對待英國王室的態度，在當時，正如《海峽時報》對《海峽華人雜志》的評價，“大概可以被視為海峽華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陛下登基六十年紀念的獻品”，①宋旺相著，葉書德譯：《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 年版，第245 頁。無論是否巧合，這個評價都表現出殖民地政府強大的影響力。1897 年維多利亞女皇登基六十周年，雜志第2 期專門刊載賀詩。1902 年，英國王室和內閣為愛德華七世加冕典禮，宋旺相作為海峽華人代表參加加冕儀式，并專文記錄，而同年的雜志也記錄了新加坡對于加冕儀式的歡迎。

對西方文化的接受還體現在報刊中的傳教思想上?！逗{華人的道德現狀》站在西方的視角上，認為海峽華人具有道德上的缺陷，而且“沒有道德標準糾正他們的錯誤，并引導他們走向正常的道路，他們似乎不接受宗教上的歸訓，他們祖先的對于美好道德的追求似乎在當下沒有什么影響。②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1,1899.p.4.”宗教的歸訓作用被不斷強調。亨廷頓曾以弗羅本紐斯、斯賓格勒和博茲曼的“借鑒理論”強調“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選擇地借鑒其他文明的內容，接受、改變和吸收它們，以便加強和確保自身文化的核心價值的延續?！雹酆嗤㈩D: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 年版，第68 頁。因此，《海峽華人雜志》登載具有傳教性質的文章，也有文化傳播的目的。僅1901 年就刊有《對圣經教義的思考》《新加坡基督教青年會》《對圣驚魂和基督教的思考》《圣經的教導和基督教實踐》等文章。1898 年第2 期，刊載英國漢學傳教士家雅格禮（James Legge，1815 年-1897 年）的傳記，雅格禮曾編寫《英、漢及馬來語詞典》，后用作馬六甲英華書院的教材。為紀念這位漢學家，《海峽華人雜志》極為罕見地刊載了他的照片，照片名為《雅格禮和他的三個學生》（即吳文秀、李金麟與宋佛儉④宋佛檢被《海峽華人雜志》稱為“最好的海峽之子”，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4,1900,p.186。）。

對于殖民地政府的服從也是有必要的，署名“海峽生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撰寫《華人會黨和金文泰總督》一文，直指秘密會黨的危害，以及殖民地政府專項整治的效果，表示“殖民地當下和未來幾代華人都將永遠感激外史密斯先生，為他發起并實施的鎮壓秘密會黨的條例，并成功的在困難重重中得以實施”。⑤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2,1897.p.61。

（三）文化身份：海峽華人

《海峽華人雜志》始終強調海峽華人文化身份的獨特性。有大量的文章專門討論海峽華人，如《海峽華人的教育需求》《海峽殖民地的女皇獎學金》《海峽華人的精英教育》等。即便是殖民地政府統治，海峽華人也有保持自我文化獨特性的要求。例如針對華人的喪葬習俗，雖然認為華人有必要改革婚姻習俗，但是“華人完全自由的遵守他們自己的喪葬習俗”。⑥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3,1898.p.85.在1899—1890 年，雜志連載六期林文慶的《海峽華人的改革》，內容涉及到針對海峽華人群體的服裝、兒童教育、宗教、孝道、喪葬的內容。林氏對海峽華人的身份有著更為清楚的概括：

大清太后的臣民必須遵守大清的法律和制度。他們只能在刀尖上改革，他們只能通過無數人在鮮血中跋涉，才能獲得獨立。即使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皇帝也不能為他們減輕官場暴政和壓迫，所有愛國的華人一定渴望看到帝國那數百萬人認識到人權，從而引導他們為擺脫壓在他們身上的枷鎖而斗爭。

但我們海峽華人是自由人!我們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是女王的臣民，女王根據憲法原則統治著大英帝國，通過她，所有不同的種族在英國國旗的庇護下團結在一起……作為英國的臣民，我們必須要求行使作為英國臣民應有的一切特權，但為了使我們的要求得到適當當局的尊重，我們必須用我們人民的生活、行為和工作證明我們有資格成為大英帝國的公民權。①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3,1903.p.97.

在華人血緣和英國國籍之間，文化的傳承尤為重要。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對待海峽華人的語言態度，雜志批評一些華人因為馬來語夠用，就忽視中文和英文的學習。一方面評價“英語是最好的語言”，華人要利用好自己的英籍身份，重視英語學習。②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1,1897.p.3.另一方面，以林文慶為代表的報人認為，華人不懂中文是一件極為羞恥的事情。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吾人若插足馬來半島，最使人觸目驚心者，即為一般僑生青年雖自認為中國人，然實際生活已經歐化，或馬來化，語言文字已完全與祖國隔絕。馬來半島之青年男女皆以能說英語為能事。因能說英語則可向行政機關或洋行討生活，而可驕視一切。馬六甲之僑生，則更喜說馬來語，一切起居飲食馬來化，以此為美，殊可驚嘆！此輩人不特己身如此，且欲令其子女如此。不使其子女學中國語，識中國字，入中國學校。易代以后，寧復緊念祖國？③劉繼宣、束世澂：《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233—234 頁?！薄秿Q峇的語言》④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1,1899.p.11.不僅指出三州府華人群體語言的雜糅和發音特點：“峇峇的語言是馬來語的一種方言，其中又雜糅了大量的外國俚語和詞匯?！狈治隽巳莞趯嵱谜Z言上的差異，檳城的峇峇們比其他華人更精通語言，不僅能說，而且會讀。馬六甲的峇峇由于在當地定居時間長，幾乎忘記了祖先的語言。而華人對于華語的學習始終是根本。

身為海峽華人，有必要為自己的發展同心并力，甚至這種發展可以促進中國本土的變革，因此，海峽華人必須關注中國問題，《峇峇們在中國發展中的作用》⑤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3,1899.p.22.一文，指出海峽華人在特殊的地理時空具備的新的精神，例如更便利地通過日本文學的翻譯和西方文學的接觸，增加東西方之間的了解，必須“利用和擴大峇峇的作用”。除此之外，提出有必要預防中國移民犯罪，分析如何消解傳統中國社會規范面對現代化國家機器時的矛盾①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3,1897.p.74.。此外，復旦大學前校長李登輝在《海峽華人雜志》發表兩篇文章《祖先崇拜的中國社會的影響》（1901年第1期）、《宗教在社會中的地位》（1902年第1 期），李氏表現出的社會改良主義，期望通過教育、家庭變革推動社會進步。

華人女性也是《海峽華人雜志》關注的問題之一。清末南洋女性一方面依然受中國傳統倫理的影響和制約，一方面又開始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19 世紀末，華人女性的地位總結為“沒自由”“被忽視”和“依附性”，②S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1,1897,p.16.20 世紀初是華人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開始。女性此時的覺醒包括身體和精神兩個層面，身體上杜絕纏足等舊習，“流寓諸友，其原籍多為閩粵名鄉，素以纏足為貴……立會后，首先為家人倡，弱妹嬌女皆不令纏足”。③《答人問不纏足會事》，《天南新報》，1898 年9 月14 日。精神上將男女平等的平權思想推向躬身實踐，尤其是華校、女校的建立，讓女性有接受教育的權力，接受謀生技能、新思想，有能力走向社會，參與社會事務的治理?！段覀兊哪锶恰发躍traits Chinese Magazine,No.4,1903,p.129.一文要求變革社會中的娘惹一改往日溫順、封閉的生活，“幾乎都能堅持自己的權力”，要讓“海峽華人成為一個更好、更幸福的族群”。對于“富有的海峽華人”來說，有責任讓女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除非女性通過教育啟蒙才能保證社會不斷地發展，“否則海峽華人的族群狀況不可能得到普遍的改善”。文末則號召對海峽華人女性教育感興趣的人向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捐款。

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只要自己的利益與他者的利益必須協調起來，那么，實用話語也就表明了妥協的必然性。在倫理—政治話語中，關鍵在于闡明一種集體認同，這種集體認同必需為個體生活方案的多樣性留有余地。⑤哈貝馬斯著，沈清楷譯：《對話倫理學與真理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92 頁?！币噪s志傳媒為基礎的公共領域既可以培養海峽華人的共性，有利于強化族群認同，又可以促進華人群體之間相互理解溝通的氛圍。

四、文學板塊與馬英文學的發端

馬來西亞英語文學只是馬來西亞文學的一部分，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必然是以馬來西亞“國民”為主體的意識形態，這一形態同樣是伴隨著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出現而產生的。本文在討論這個概念時，判定的三個維度分別是“地理概念的馬來西亞”“以英語作為言說工具的語言形式”和“以馬來西亞本土為創作對象”。之所以不用作者身份作為區分，是因為馬英文學創作者的族裔身份和國別相對復雜。馬英文學是與歐洲人接觸并殖民地化的歷史條件下才產生的，早期的文學活動主要見于西方殖民者的游記、文本翻譯和創辦的英文報刊。在馬來亞主體意識形成后，馬英文學的創作者既包括馬來西亞的永久居民，也包括生于馬來西亞，以及因各種原因移民至馬來西亞的公民，這一群體中包括馬來西裔、華裔和印度裔等族群身份。本文研究的馬英文學，僅指英語原創文學，馬來文創作后被翻譯成英文的文本（如《馬來紀年》的英譯），以及被馬來文翻譯的西方英語文學則不在討論范圍內。

馬來西亞英語文學從誕生至今的百余年間，不僅是馬來西亞文學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范圍內英語文學中相對邊緣卻不可忽視的一部分。馬英文學歷經了英國殖民統治、國家獨立階段以及現當代全球化發展的不同的時期，在多民族、多語言的復雜文學場域中涌現出數量龐大的作家和作品。

馬來亞地區早期出現的英文作品，并沒有“國別文學”或“族群文學”的概念，多是歐洲人的游記、見聞錄以及關于南洋奇風異俗的書寫。19 世紀中葉，英國開始以輸出自身的文化、制度和宗教，對被殖民地區進行社會改造，通過實施“4C 政策”，即通商（Commerce）、傳教（Christianity）、文明（Civilization）、殖民（Colonization）將其納入以英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體系，以完成大英帝國體系的建構。萌芽期的文學創作，以殖民地宗主國的價值觀和文學標準為創作準則，以英國人或馬來亞接受殖民教育的人為潛在讀者，作品盡管生動描繪了南洋地區的熱帶風光，呈現的卻是英國背景下道德倫理。殖民中后期，出現了伊莎貝拉·伯德·畢曉普（Isabella Bird Bishop）1883 年在《閑暇時間》雜志發表的《馬來半島素描》。與此同時，冒險小說與游記小說風靡一時，英國出版了多部以馬來亞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其中駐地殖民官創作的小說側重于真實生活中的軼事和準確的地理歷史細節，而東南亞環游作家的創作更偏向虛構想象。共同的情節通常都是鴉片海外貿易、船只遇難，東南亞生活，宗主國營救等要素。如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英國食鴉片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English Opium Eater）（1821年），凱瑟琳·戈爾（Catherine Gore）的《婆羅洲》（1849 年），詹姆斯·格林伍德（James Greenwood）的《魯本·戴維杰歷險記》（1865 年），約翰·康羅伊·哈奇森（John Conroy Hutcheson）《檳城海盜》（1885 年），G.A.亨蒂（G.A.Henty）的《在馬來人的手中》（1905 年），其中又以康拉德的《阿爾邁耶的愚蠢》（1895 年）、《島上的流浪者》（1896 年）和《拯救》（1920 年）“馬來三部曲”三部曲最具影響。此類作者多以旁觀者或“過客”的視角進行創作，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馬來西亞英語文學。

學界關于馬英文學的起源爭議有二，但無論如何馬來西亞英語文學的發生與報刊的興起有著密切關系。一種觀點是以《海峽華人雜志》視為發端，如馬來西亞學者林加樂在《馬英文學管窺》中源引學者菲利普·霍頓（Philip Holden）的觀點，認為“新加坡最早的英文作品見于《海峽華人雜志》”，因新加坡在1963 年才獨立建國。林加樂將馬英文學的起源前推至1897 年《海峽華人雜志》。第二種觀點則是將《熔爐》與《新熔爐》視為起點，認為由馬來（西）亞人書寫的真正馬英文學可追溯到1940年代末愛德華七世醫學院聯會（the King EdwardVII Medical College Union）文藝與辯論社出版的英文雜志《熔爐》（The Cauldron），以及馬來亞大學學生發起的英文報刊《新熔爐》（The New Cauldron，1949-1960）。①Mohammad A.Quayum,One Sky,Many Horizons: Studies in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Shah Alan Selangor: Marshdl Caveudish Editions,2007,pp.16-17.

此種爭議源于對馬英文學的定義，延展至馬來文學就需要討論它是作為族裔文學的存在，還是作為國家文學的存在。國家文學以創作者的國籍來確定，民族文學則以創作者使用的語言來決定。民族作為一種文化共同體，以語言為紐帶，母語傳達倫理規范。但民族不同于現代化的國家觀念，民族需要現代化國家捍衛文化共同體的利益，現代化國家又為民族提供合法身份。參考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理念，馬來亞很難形成單一的“民族—國家”一體化形態，因而在文學觀上顯得更為敏感。事實上，兩者在文學領域生產的文本，都為命名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支撐。作為族裔文學，英語文學就不在討論范圍之內。作為現代國家的馬來西亞，無論族群或是文化都是以多元化為特點的，那么馬來語文學、華語文學和英語文學都應屬于馬來文學的范疇，馬英文學在美學層面的表現是獨立的文學傳統。馬英文學的整體研究往往來自于研究者基于特定意圖設計的“共同體”，并根據這樣的“共同體”，建構研究路徑與闡釋方向。因此，只有厘清馬英文學的命名內涵，才能實現與它的“對話”，進而解讀相伴相生的歷史語境。

以馬英文學的概念推論，第一批接受英式教育的峇峇的英文創作理應是最早的馬來西亞英語文學。19 世紀末期英國殖民政府允許在馬來亞地區開設華語學校、馬來語學校的同時大力發展英語教育，1814 年在馬六甲建立英華書院，設立女皇獎學金培養英語人才。許多土生華人擁有馬來語與英語的雙語能力。見諸文獻的第一部馬來西亞英語文學作品是《海峽華人雜志》1897 年創刊號中的詩歌A GREETING TO OUR FIRST-BORN，從作品來看，符合詩歌的格律形式，具有文學性。與此同時，若從創辦者的身份而言，雜志的辦刊人林文慶、宋旺相均是在馬來亞本土出生，具有海峽殖民地居民和華人雙重身份，同時接受英式教育。三重身份使這批創作者的認同也呈現出多重性：作為華人對族群文化的認同、作為海峽華人對新加坡的本土認同以及作為英籍子民對英國的認同。而雜志刊載的文學創作多以馬來亞為描摹對象，因此，以此作為馬來西亞英語文學的開端是合理充分的。

A GREETING TO OUR FIRST-BORN

Welcome,little stranger,shrink not from our sight,

We are glad to see thee,welcome,star ol light;

Let us hear thy prattle,sing to us thy song.

Tell us that onr infant is full of life and strong.

Welcome,little infant,though the world is cold,

Though all men should seek for nought but wealth and gold.

Thou’rt in the midst of friends,who will cheer thy heart.

Who will try to give thee in their lives a part.

Welcome,little infant,life is pleasant here,

Come not just to visit us or stay but a year;

Thou wilt be more precious as the days go by,

We will try to nourish thee,come not but to die.

Welcome,once again,thou,child of human brain,

Bind our interests closer with the golden chain

Of our best and noblest thoughts in thy being wrought,

We shall bless thy mission and love thee as we ought.

筆者以為，在討論文學的屬性及其邊界時，必須承認文學與文化的常態化變遷，即在固守與開放之間確定一種制衡狀態。正如賽義德所說：“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是孤立單純的，所有的文化都是雜交性的，混成的，內部千差萬別的。①賽義德著，謝少波、韓剛譯：《賽義德自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179 頁?！庇懻擇R英文學的定義，同樣要用更為包容的視野進行探索。

確定屬于國別文學的馬英文學，需要思考的就是關于“馬來亞性”的意味，與賽義德筆下的“東方主義”類似，“馬來亞性”這個概念建立在想象中的差異和對立基礎上。所謂“馬來亞性”，更多的指涉為能夠保持馬來傳統習俗、承襲馬來亞文化等伴隨著自我獨特性的倫理與規范。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以什么作為“馬來亞性”的內涵。與此同時，共生的問題是，面對西方學術話語體系對于“中心”權威性的消解，馬英文學究竟應該是馬來亞地方的獨特的文學，還是英語文學中的一支？涉及的主題是否必須是反映馬來亞本土性？創作者是為本土讀者服務還是以世界性的英語閱讀者為對象？

以系列問題為思考的原點，《海峽華人雜志》關于英語文學的內容包括文學作品介紹、評價和文學創作兩部分。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強調文學的“本體”，抑或是重塑文學創作者的“本體”，都呈現“馬英文學”這一概念的自我表述，保留海峽華人族群意識對文學的輻射、規劃。

1897 年第2 期，《海峽華人雜志》用近十頁篇幅介紹馬來亞的本土文學史，既有馬來文學的起源，又有關于班頓、地方戲劇的介紹。1898 年第2 期介紹英國作家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詩歌三卷《營房謠》《七?！泛汀陡柚{》，第4 期介紹馬來本土戲劇。1900 年第4 期對介紹并評價柯南道爾（Conan Doyle）《偉大的布爾戰爭》。

創作作品按照文學文體分類，《海峽華人雜志》一共刊載神話2 篇，一篇是1897 年四期連載的羽衣型神話“比目魚和斑尾林鴿的起源”，呈現了一個極具馬來地方特色的民間故事，無論是主人公姓名、倫理、敘事方式還是敘事結構都具有強烈的馬來亞地方特色。二是1904 年第2 期介紹關于中國民間神話如哭竹生筍、鑿壁偷光、和氏璧、花木蘭等六個故事。小說體量最大，一共29 篇，多圍繞在地生活環境，主題以家庭生活為主，具有極強的敘事性。詩歌分為兩類，9 首Verse 以頌詩和敘事為主，7 首Poetry 以贊頌自然和風景為主。

從作者名字的拼寫方式來看，絕大多數作品的創作者是海峽華人。毋庸置疑，馬英文學的創作和傳播多得益于“英語”作為世界性語言的作用，馬英文學的出現既是英殖民政府在馬來亞推行殖民教育的結果，又是馬來亞華人知識分子借助媒介進行言說和自我表達的路徑，英語作品的傳播比馬來語創作傳播的地理范圍和接受族群更為廣泛。究其原因，作為“共同體”的馬英文學并非只是族群地方性場域的相似理解，而是已經內化為海峽華人精神認知的文學程式。19世紀末誕生的馬英文學，恰恰是英國殖民地教育與文化政策在馬來西亞的影響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