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SG評價的我國流通企業高質量發展：價值、責任與績效

唐任伍，馬 寧

（1.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北京市 100875；2.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河南鄭州 450046）

流通企業作為鏈接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的橋梁與紐帶，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人們常說“要想富，先修路”，保證生產要素的流通是老百姓富起來的前提，大力發展流通企業，做到人暢其行、貨暢其流，是保障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我國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實踐證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流通企業也較發達；相反，那些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大多交通閉塞，流通不便，人才、商品不能活躍起來，外部先進要素進不去，內部優質土特商品出不來，不能適時轉化為價值，更產生不了高附加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建設基礎設施，投資“鐵（路）公（路）機（場）港（口）”，目的就是讓人口、商品和各種生產要素流通起來。事實雄辯地證明，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正是得益于基礎設施的改善、流通企業的發展，得益于人口流動起來、商品流通起來、要素激活起來[1]。因此，我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實現流通企業的高質量發展。

流通企業高質量發展，需要一個適應時代發展潮流的科學評價標準和體系，ESG恰逢其時。所謂ESG，是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者英文單詞首字母的縮寫，是一種融生態環境、社會效益、治理績效于一體的新發展理念與標準[2]，呈現出動態、綜合與可持續發展的特征。尤其是對于企業來說，綠色投資和ESG績效已成為推動企業提高可持續運營的關鍵催化劑。人類對經濟和環境可持續性的日益關注，引發了要求企業披露其ESG 信息的趨勢。ESG 活動要求企業的社會和環境行為涵蓋甚至超出其相關市場或經濟體法律和監管的要求。

我國對ESG標準和體系也越來越關注，ESG與我國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3060”雙碳目標高度吻合。ESG在我國已經從一種流行語演變為實踐行動，并且成為衡量商業戰略是否成功的標準。因此，基于ESG 來評價我國流通企業的價值、責任與績效，對于建設高質量的我國流通企業，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一、ESG的提出及其發展演變

ESG 狹義理解只是一種分析與討論問題的框架、評估體系或方法；但廣義的ESG，本質上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理念和追求長期價值成長的投資決策[3]。ESG作為一種行動價值指引，一般認為起源于20 世紀初，主要應用于企業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領域，諸如勞工保護、消費者權益、社區參與等。但是，作為一種平衡商業利益與社會責任的價值理念，ESG 脫胎于18 世紀的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19世紀末，部分資產管理機構專門設立條文，禁止對武器、煙草和酒精的投資，就內含對投資機構社會責任的約束。1971 年Pax World 推出了第一支名為“和平女神”的可持續共同基金，明確要求投資必須遵守社會和環境責任標準；1977年民權領袖萊昂·沙利文為公司制定了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準則，到1987年，有125家美國公司相繼簽署了《沙利文原則》。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環境保護問題日益凸顯，必須考慮生態環境變化對企業發展帶來的影響。因此，生態環境開始成為考量企業綜合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隨著社會對環境保護問題的逐漸重視，投資機構需要對企業進行全方位的評估，以便做出是否可持續投資的決策。在此背景下，公司內部治理受到關注。1983 年12 月聯合國專門成立了布倫特蘭委員會，歷經三年專項研究，于1987 年發布了影響全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鼓勵各國通過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和社會平等，實現可持續發展。1992年該委員會又發布了綜合全球行動計劃的《21 世紀議程》，提出21 世紀如何使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行動綱領和行動藍圖，后來該計劃演變成《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入21世紀后，聯合國又推出全球契約，提出企業在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腐敗方面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在2000年9月聯合國紐約首腦會議上，189個國家簽署了《聯合國千年宣言》，旨在2015 年之前將全球貧困水平降低一半[4]。2004 年6 月聯合國在《有心者即贏家》（Who Cares Wins）的報告中首次使用ESG概念，將環境、社會和治理作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核心議題。隨之一些國際組織和標準制定機構紛紛效仿，開始建立行業標準，諸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金融機構聯盟（UNEP FI）于2006年合作發布了《負責任投資原則》（PRI），為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提供了ESG評價標準。尤其是2015年，193個會員國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通過了《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世界各國領導人在應對氣候變化和適應其影響方面達成共識，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簽署了《巴黎協定》。

ESG 概念正式推出后，形成了從理論到實踐、從標準到應用一個完整的演化鏈（見圖1）和體系。全球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機構非常認同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企業需要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構建一個涵蓋生態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的完整的ESG評價體系。這一評價體系是對傳統評價體系的完善和發展，按照我國傳統智慧的說法，就是將企業作為一個生命體，從“天、地、人”一體的角度來看待其發展，因此更有生命力。

圖1 從社會責任到標準體系及應用：ESG的演化鏈

2006年上海和深圳兩大證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提交社會責任報告，這可以說是ESG 在我國發展的萌芽。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引起更大的重視，同年上交所發布《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對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提出了具體要求，成為推動我國ESG 發展的里程碑式事件。至此，上市公司每年要向社會發布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披露企業的環境信息，促使企業和投資者重視環保行為，接受社會監督。在“雙碳”革命、綠色發展、共同富裕、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實施下，證券公司、上市企業引入ESG來衡量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和未來發展潛力。ESG 逐漸被監管部門用來評價上市企業的信息披露，我國的ESG標準不斷完善，企業的ESG實踐也越來越豐富。不僅傳統的大型企業開始注重ESG，新興的科技企業也開始將ESG納入自己的戰略考量之中。在此過程中，雖然我國企業在ESG 實踐上還存在諸多問題，但在政府和市場的共同推動下，我國的ESG 發展已取得顯著進步。

二、ESG 視角下我國流通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導向

ESG 作為一種評價標準和體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特別是在人類面臨著各種自然的、社會的、人文的變局加劇的今天，ESG 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注入了一股清流。流通企業作為資本的外殼，其善惡一直具有爭議。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5]。為了利潤，“資本”可以為所欲為、不顧一切。然而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背景下，資本具有了人民性。拋開意識形態約束的ESG評價體系，以資本一般的中性視角傳遞資本向善的理念，推崇的是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義利并舉”雙贏的價值觀。這就是說，流通企業是否自愿和樂意，在歷史進程中，按照倫理投資（Ethical Investment）、責任投資、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等價值取向一直要求“資本向善”。

ESG 視角下我國流通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導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綠色發展價值導向。ESG 評價標準的第一個要素是環境，涵蓋環境風險、環境價值等領域，內含氣候變化、能源消耗、資源管理、污染防治、廢棄物利用、生物多樣性、碳中和、綠色產品、技術開發等各個維度，與我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規劃、綠色低碳的新發展理念、“雙碳”革命的價值取向一脈相承[6]。國際能源署最新一份報告《CO2Emissions in 2022》顯示，2022 年全球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再創新高，達368 億噸以上，同比增幅0.9%，這使投資者對企業“碳改善”行動的關注與偏好增加。眾多與氣候主題、與轉型相關的投資基金將能源轉型、低碳技術以及數字化技術納入核心投資組合，ESG主題類投資基金更關注長期價值，市場上逐漸涌現出更長存續期的基金產品，使企業在追求財務回報的同時主動創造積極的且可衡量的社會價值和環境效益。根據ESG評價體系，這就要求我國流通企業推進綠色轉型，作綠色發展的踐行者、“雙碳”戰略的引領者，打造綠色、低碳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助力人類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喝上干凈的水、吃上無污染的食品，享受著和煦的陽光和綠色的森林草地。

二是社會責任價值導向。社會責任價值導向是ESG成長的源頭，對世界、社會、消費者負責，與投資者、員工和諧相處，用心做流通、做服務、做公益，這不僅是ESG 視角下流通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內生要求，更是當前傳承我國優良文化過程中企業必須履行的時代使命。盈利能力是流通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但企業不應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應注重長期發展，積極回饋社會，履行社會責任，推動社會發展。在傳承“義以生利、不取不義之財”中華價值美德的同時，以資本向善之心，主動納稅，捐資助學，扶危濟困，促進科技發展，特別是助力攻克危及人類生命健康的各類疾病的醫療技術，讓人們生活得更快樂，以實現對社會責任價值的引領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三是可持續發展價值導向。沒有可持續發展，就意味著經濟系統缺乏韌性，一遇風險就會破產倒閉?？沙掷m發展是ESG評價體系和標準的目的，也是流通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生存之本，其標志是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生態環境的優良，也就是說在滿足現代人需求的同時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不損害子孫利益，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大氣、海洋、淡水、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資源和環境，使子孫后代能夠永續發展和安居樂業。因此，ESG 的核心價值在于可持續發展[7]。這就需要流通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增強核心功能、塑造企業品牌、控制企業成本，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模式創新、流程創新，始終掌握行業的制高點，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秉持“服務至上、誠信可靠、安全高效、持續創新、合作共贏”的價值理念，打造倉運配一體、循環利用的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創造流通企業的長期價值。

四是共享共贏價值導向。ESG 凸顯了流通企業與時代同步發展的價值導向。企業需詳細披露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內部治理方面的關鍵指標和數據，以建立在投資者、客戶、員工、供應商、社區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中的透明度和信任度[8]。這展示了企業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承諾，促進與利益相關者的良性互動，擴大社會影響，保障可持續發展。透明、詳細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流通企業通過系統收集，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分析ESG相關數據，及時識別潛在的環境、社會和治理風險，發現低碳經濟、社會創新與可持續供應鏈的商業機會，為企業帶來長期穩定的發展價值和競爭優勢，提高績效。此外，信息披露也有助于回應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使他們能夠設定和跟蹤流通企業的ESG目標、策略和實踐，了解企業的發展和社會責任承擔，共享企業發展的紅利。

三、ESG 視角下我國流通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責任擔當

流通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之一，承載著民族復興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使命。從本質上看，流通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責任擔當，一方面當然是要追求經濟利益目標，不違“義”而趨“利”；另一方面，在必要時要將社會、國家等更高層次的利益目標置于流通企業自身的經濟目標之上，為民族利益、國家利益或命運共同體“大義”而犧牲企業自身“小利”，以局部利益換取整體利益[9]。這就是ESG強調的責任擔當。具體來說，ESG視角下流通企業高質量發展嵌入的責任擔當，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內生的責任擔當，即為員工、為股東謀利益。流通企業首先是企業，做大企業規模、實現經濟增長、獲取利潤是流通企業天然的經濟責任。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流通企業最重要的利益相關方是企業員工和股東，為員工、為股東謀利益，是流通企業內生的責任擔當。流通企業承擔著為員工提供公平的報酬，保障員工自身及其家庭生存、發展所需要的收入，為員工提供發展進修、培訓和適應時代發展的平臺，為員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場所，保障員工的人身安全，使員工有足夠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股東是企業的投資者，流通企業有責任向股東提供透明、詳細的ESG 數據信息，保障股東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10]。

法律的責任擔當，即為國、為社會分憂。按時、足額向國家繳納稅收，不偷逃稅款，是流通企業責無旁貸的法律義務和責任擔當，也是ESG 內涵的重要元素。同時，不拖欠員工工資和供應商的貨款，不使用童工，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營造與社區的和諧關系，既是企業的法律責任擔當更是企業的良心體現。發揮流通企業在國家全局中的重要性，主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商業安全和生態安全，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暢通。通過遵守法規，保障員工權益，關注社區和環境，企業不僅是國家經濟的支柱，也是社會責任的承擔者。這些努力不僅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更體現了企業在ESG框架下對環境、社會、和治理的全面關注，推動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倫理的責任擔當，即和諧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倫理道德責任不僅是企業對社會、對世界、對人類永恒的責任擔當，更是企業對未來子孫的責任擔當[11]。流通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是與人、社會、自然和諧共生的共同體，有責任和義務為人、為社會、為自然的和諧承擔倫理責任。首先，對人的倫理責任表現在對員工和消費者的關懷。在滿足員工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的基礎上，靶向更高的自我實現需求，實現員工個人價值，在保障其安全感的基礎上疊加自豪感。對消費者的責任則在于提供安全、透明、優質的商品和服務，包括準確的信息披露和周到的售后服務，同時尊重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絕不欺詐顧客，這是對消費者權益的尊重和保障。其次，對社會的倫理責任體現在企業與社會的互動。企業應為社會提供就業機會和財富創造，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致力于改善社會環境，同時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需求，為殘疾人、孤寡老人等提供相應的幫助。這種積極的社會參與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體現，也有助于增進企業與社會之間的互信及和諧相處。最后，對自然的倫理責任呼吁企業積極參與生態保護、倡導綠色流通、實現零碳排放以及推動污染治理。企業應當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與維護，在生產與經營過程中積極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12]，推動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這種行為不僅體現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更是對未來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長遠承諾。這些綜合的倫理責任體現了企業對ESG目標的承諾，為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作出實質性貢獻。

慈善的責任擔當，即扶助弱勢和特殊壓力群體、發展社會和國家的公益事業、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流通企業的慈善責任擔當是社會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富有人性、同情心和良心的體現，傳遞著仁愛、關懷、資本向善的理念，既有助于解決社會問題和公共危機，發揮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實施中的作用，又能夠提升流通企業的聲譽、樹立企業的品牌形象，為企業帶來無形的社會資本，增強企業內部凝聚力，擴大流通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流通企業的慈善責任擔當主要體現在：一是對弱勢群體、特殊壓力群體的扶助。在競爭市場上弱勢群體、特殊壓力群體無法獲得滿足維持生活所需的物質，流通企業根據ESG的要求，為這些人群捐款捐物，助殘濟困扶弱，幫助這些人群實現發展。脫貧攻堅中大批流通企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履行了自身的慈善責任擔當。二是服務社會公益事業。為實現共同富裕，做到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就需要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13]，流通企業通過捐資助學、養老助殘、修橋鋪路等措施，助力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履行ESG要求的慈善責任擔當。三是服務國家公益事業。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還面臨著許多卡脖子的難題，流通企業要為國分憂，聚集力量創新發展，攻克卡脖子難題，助力“一帶一路”倡議，構建聯通五湖四海的流通鏈。四是服務人類文明發展的公益事業。中華民族要為人類作出貢獻，流通企業在做好產業發展的同時，要設立各種促進科學教育事業發展的基金和獎項，資助、鼓勵科學家進行具有突破性的原始創新，諸如研發攻克癌癥、艾滋病、心腦血管疾病、老年癡呆等疑難雜癥，開發預防各種傳染疾病的疫苗，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和平發展、為人類探索未知世界作出中國人的貢獻。

四、ESG促進我國流通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績效

流通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績效是需要精準化的系統治理才能獲得的。ESG 評價體系本身只是一種自愿的商業行為，但遠不只是一種合規機制。它不僅能衡量和評價流通企業非財務方面的績效，還是創新、市場差異化和長期增長的引擎。隨著消費者意識和監管審查的不斷增強，引領潮流的流通企業將ESG要素納入戰略規劃成為一種必然。ESG作為一種評價體系，能有效評價流通企業在環境、社會治理領域的綜合表現，幫助投資者了解流通企業在可持續風險與機遇方面的情況，有效緩解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了投資決策的成本。最后，ESG評價體系保障了價值觀和社會需求的同頻共振，為流通企業提供了戰略機遇和明智的商業視角。管理者駕馭ESG，不僅會創建一個對社會負責的組織，還會創建一個財務穩健、有彈性的組織。這證明ESG 能夠以鮮明的發展愿景，詳細的信息披露，構建一個具有嚴密的理念、規劃、治理架構、制度的組織架構，通過一系列指標體系的評價，督促流通企業做好內部治理，從而實現多層面的價值創造，獲得高質量發展的績效。

首先，ESG 促進流通企業核心業務高質量增長。企業一旦將ESG 戰略納入到核心產品中，就可以使企業具有可持續的發展愿景、增強可持續的創新動力、提高可持續拓展新市場的能力、獲得可持續的營銷機會。具體表現在：競爭優勢加強，核心產品與可持續性指標的結合，使企業在生命周期分析策略中能夠及時識別和減少潛在的設計低效和缺陷，從而有助于打造符合當代價值觀和消費者期望的產品和服務[14]；業務收益增加，通過建立與公眾的信任，傳統的和創新的商業模式都可以從ESG 戰略中獲得巨大收益，還能使流通企業更敏捷地通過公眾監督或監管審查期；利益相關者關系更加融洽，ESG要求流通企業與利益相關者建立更加緊密的社會契約關系，使互動更順暢、審批更快；消費者和顧客對綠色服務、綠色產品的可持續需求得到積極回應，使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得到彰顯并滿足獲得增長機會的意愿。

其次，ESG促使流通企業大幅節約成本。ESG注重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和諧，企業就必須踐行“減少、再利用和再循環”的可持續實踐，遵守可持續原則，削減能源和材料成本，節約寶貴的自然資源，從而提高財務效率，減少在整個運營過程中不必要的價值損失?？沙掷m發展不僅是一個道德概念，它本質上還是一種創造現實財務優勢的實用策略。踐行ESG 戰略時，可持續性實踐帶來的節約成本效果是顯著的，它要求流通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包括供應鏈的重新設計、物流的數字化管理等[15]，以便更加環保。同時，流通企業將廢棄物重復使用，將潛在的浪費轉化為價值創造。這種做法不僅有利于環境，還能為利益相關者創造可衡量的價值。因此，通過在ESG 框架下的可持續實踐，企業在環保方面不僅可以取得積極效果，而且可以在財務和社會責任方面創造雙贏局面。

再次，ESG督促流通企業依法守法經營。遵守法律法規，接受國家對企業的監管和檢查，不僅是ESG標準的內生要求，更是流通企業維持可持續發展的本質屬性。流通企業參與ESG 活動，有助于及早發現潛在風險，有助于減輕促進ESG 目標實現的新法規所帶來的行政負擔，降低訴訟風險和監管費用。因此，流通企業積極主動理解和遵守流通行業的ESG標準是至關重要的。

最后，ESG有助于企業吸引和激勵員工。ESG在吸引員工、提高員工留任率和滿意度方面非常重要。企業通過強調環境、社會和治理的可持續性原則，在行業中樹立良好的聲譽，創造積極的工作環境，激發員工參與度和忠誠度。這種關注ESG的企業文化有助于形成積極的員工體驗，提高整體員工留任率和滿意度。ESG 可以降低內部組織沖突的風險，確保公平待遇，提供適當的工作環境，并使組織目標與可持續實踐保持一致，不僅可以培養積極的工作文化，還有助于運營的穩定性和效率。

ESG 不僅是一種衡量流通企業績效的標準和體系，更提供了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機遇。提升流通企業ESG 績效是一項持續性任務，需要企業的管理層積極參與ESG 決策，建立自上而下的ESG管理架構，為ESG 的長期實施提供保障。一個符合ESG標準的流通企業，通過資源的優化組合，降低運營成本和各種經營風險，堅持合法合規經營，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能獲得更多信任和支持，更好應對發展中的風險和機遇。

五、基于ESG評價的我國流通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展望

截止到2023年9月7日，我國上市公司共5 282家①，其中流通企業占了相當大的分量。我國政府對推進ESG非常重視。2023年7月，國務院國資委辦公廳印發了《關于轉發〈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專項報告編制研究〉的通知》，明確要求上市企業進行ESG報告編制，并規定了ESG報告的內容、指標體系和參考模板，為我國國有企業開展規范化的ESG信息披露提供了指導性意見。越來越多的我國流通企業也開始將ESG 運用到公司治理當中，事實表明在治理結構設計、社會責任、環境保護方面確實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流通企業在ESG進程中仍然任重道遠。

一是公認的ESG 評價標準和評估機制尚待統一與完善。權威、公正、信譽良好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尚未建立，導致流通企業在信息披露、社會責任認定、治理成效評價等方面，缺乏統一的參考標準[16]，致使流通企業的ESG報告質量良莠不齊、樣式千差萬別。為博取市場好感、滿足投資者需求而隨意美化或夸大ESG 表現的報告比比皆是，投資者和利益相關者難以從ESG報告中獲取可靠的信息，給決策帶來了一定難度。

二是信息披露不全面、監管環境尚待完善。政府部門對ESG的監管還存在缺位、錯位、失位等短板，再加上流通企業對ESG理念理解不全面，監管部門又缺乏相應的指導，流通企業只選擇性地披露那些有利于企業形象的ESG 信息，不披露或少披露負面性的ESG 信息，從而加大了投資者和社會公眾了解流通企業ESG表現的難度。

三是大部分流通企業尚未找到ESG 與商業模式的有效結合點，無法實現ESG 與商業模式有效融合，不能獲得商業和社會雙重效益。大多數流通企業尚未明確ESG 的商業價值，沒有從戰略層面將ESG 因素納入流通企業長遠發展規劃，而僅將ESG 作為應對政府和社會各方需求的權宜之計，使得流通企業缺乏推廣ESG的積極性和內生驅動力，在資源配置和策略選擇上只追求短期利益。

流通企業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廣泛推行ESG 既是責任也是機遇。適應并擁抱ESG，不僅可以幫助流通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能幫助企業挖掘新的商業機遇、提升企業競爭力，使企業獲得持久穩健發展。因此，ESG作為國際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通用標準和評價體系，流通企業實現ESG 與商業模式的有效結合，是保障企業獲得充裕資本、專業化人才、數智化要素支撐，實現可持續發展轉型和基業長青的戰略機遇。

隨著全球對環境和社會問題的意識不斷增強，ESG標準已經從社會責任的流行語演變為現代商業戰略的綜合評價標準，強調可持續發展、道德行為和負責任的治理，這些原則正通過降低成本、提高員工積極性、提升品牌形象和開辟新的市場機會重塑我國流通企業，成為流通企業運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我國綠色發展、“雙碳”革命戰略目標的確立，流通企業和社會公眾對ESG 價值觀的深入理解，政府公共政策的有力推動和科技創新的引領，對流通企業監管壓力逐漸增加，消費者偏好也發生巨大變化，我國的發展正經歷一個至關重要的變革期。ESG發展勢頭強勁，成為負責任和可持續的代名詞，與ESG 標準保持一致的流通企業將獲得競爭優勢，不僅可以生存，而且只要做好下列工作，未來將會得到蓬勃發展。

開展內外部ESG 溝通。積極有效的溝通不僅有助于確立ESG 目標和政策，還是建立透明度和信任的關鍵一環，在流通企業的整體可持續發展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不斷強化對溝通價值的認知，建立完善的交流渠道，主動與利益相關者展開ESG 議題的積極對話，并在實踐中深入了解和回應其關切和期望，實時把握資本市場上ESG 標準的最新動態，更需要將國外先進實踐與我國國情需求密切結合起來，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國實際的ESG報告標準和體系（見表1），明確流通企業必須披露的環保成本、員工福利支出、社會責任認定等，并規定具體計算方法、披露格式和頻率等，以保障可操作性和可執行性。

表1 適合我國國情的ESG標準和指標體系

政策精準發力驅動和引導國內ESG 發展?？紤]到我國特有的國情體制，以“雙碳”目標為契機，自上而下利用公共政策驅動和引導ESG 發展，各部委、國家機構及行業協會陸續出臺若干政策文件（見表2），支持將ESG融入投資體系。

完善ESG 信息披露機制，制定明確且具有可執行性的政策，強化執行力度，加強對流通企業ESG 報告的審核和抽查，并設立相應的激勵機制；鼓勵公眾參與，促使流通企業在公眾的壓力下主動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和數量；建設專門的信息披露平臺和內部信息收集和處理機制等。

建立獨立的信譽上佳的評估機構和嚴謹的評估流程，引入擁有專業知識背景的ESG人才，為流通企業對標ESG 標準提供個性化的改善建議，為投資者提供客觀、公正的評估結果，引導他們進行更精準的投資決策。獨立評估機構的存在，在提升ESG 透明度、推動企業改善ESG 表現，促進社會各方對ESG 的認識和理解等方面將發揮重要作用。

流通企業發揮內生動力主動求變，將ESG 納入自身長期戰略規劃，從源頭改變業務設計，尋找ESG與自身商業模式的有效結合點，既服務國家大戰略，滿足政府和社會需求，又能挖掘ESG的商業價值，將ESG作為業務發展的內驅力，推動自身可持續長遠發展，實現短期經濟利益和長遠ESG 目標之間的平衡。

注釋：

①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