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影響因素與組態路徑
——基于34個縣域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

熊春林，曠 樂，劉 芬

（1.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湖南長沙 410128；2.湖南農業大學東方科技學院，湖南長沙 410128）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電商，在農副產品的推銷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是大有可為的?！盵1]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要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引導加工企業重心下沉，把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增值收益留在農村、留給農民[2]?？h域農產品網絡零售不僅可以減少農產品流通環節，讓農民獲得更多的增值收益，而且可以推動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提升農產品附加值，創造更多的農民就業崗位，為農民增收創收、農村發展創新提供強大動力。為更好地發展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促進鄉村振興，黨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21 年10 月，商務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編制的《“十四五”電子商務發展規劃》明確鼓勵創新農產品電商銷售機制和模式，提高農產品電商銷售比例。2022 年1 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農業農村部等部門聯合印發《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 年）》，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網絡銷售區域特色農產品，積極打造農產品網絡品牌，以品牌化帶動特色產業發展。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深入實施“數商興農”和“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推進鄉村振興。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我國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迅速。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編制的《2022 年中國網絡零售市場發展報告》顯示，2022 年，全國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5 313.8 億元，同比增長9.2%，連續多年保持良好增長態勢。不過，當前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包括農產品生產集中化程度低、農村物流基礎設施不完善、農村居民對網絡零售認知不足、農村市場秩序不規范、農村交通不便導致運輸成本高等[3]。影響農產品網絡零售的因素有很多，且各因素對農產品網絡零售的重要程度也存在差異。因此，采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影響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的關鍵要素，分析各要素組合作用的發揮，對促進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高質量發展，進而推動農村三產融合、農民增收創收和鄉村全面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學者們對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比較廣泛的研究。我國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起步較晚，影響因素主要包括農產品冷藏保鮮技術不成熟、物流系統不健全、技術導致的網絡安全隱患、網絡基礎設施薄弱、生產者觀念陳舊、信息化和營銷人才缺乏等[4-7]，這是由于發展初期我國網絡零售技術尚不成熟，電子商務發展水平低，受技術發展水平限制網絡零售覆蓋面積小。綜合看，初期影響我國農產品網絡零售的因素多為技術方面的因素。隨著網絡信息基礎設施的迅速發展，影響我國農產品網絡零售的技術問題大多被解決，之后學者更多關注農產品網絡零售的環境因素。信息安全隱患以及信用體系建設遲緩[8]、網絡零售的政策法規不健全[9]、農產品市場管理不規范和物流體系不健全[10]、交易安全無保障和缺乏資金支持[11]、交易風險大、農產品品牌建設薄弱成為了制約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主要因素。一些學者也關注到了農產品網絡零售的組織因素，指出區域產業發展水平[12]、經營主體規模[13]、行業組織建設[14]等是影響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重要因素。

上述關于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影響因素的研究十分豐富，但仍存在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其一，學者們一般研究單一因素或多個因素對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影響，較少關注影響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各因素之間的關聯性，少有探究不同影響因素的組合效應，也很少對不同影響因素重要性進行比較和判斷，因此，有必要研究影響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組態路徑，識別出其中的核心影響因素。其二，在進行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影響因素研究時，有學者分析單個區域或農產品案例，也有學者微觀調查研究利益相關者的行為態度，還有學者利用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但很少有學者進行多案例定性比較分析。本文選取34個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案例，使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csQCA）方法，依據TOE框架從技術（Technology）、組織（Organization）、環境（Environment）三個層面分析不同條件組合對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組態路徑的影響，找出并闡釋不同組態路徑的核心條件，有助于加深對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驅動機理與路徑的理解，豐富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研究。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框架

農產品電商是一種農產品生產、流通及消費與現代網絡信息技術高度融合的新業態。學術界常將網絡零售等電子商務銷售新模式置于技術采納與應用的視域展開分析。關于技術應用情境的研究分析框架有很多，其中，托納茨克（Tornatzky）等[15]1990 年在《技術創新的流程》中提出的TOE框架應用得最廣泛。該理論分析框架的立足點在于組織而非個人，主要是通過技術、組織和環境三個層面探討新興技術應用擴散時組織面臨的內外影響因素，強調多層次的技術應用情境對技術應用效果的影響，從本質上看是一種基于技術應用情境的綜合性分析框架[16-17]。其中，技術因素集中表現為技術自身的特征及其與組織的關系，聚焦于技術的可用性、易用性和相對優勢等[18]。組織因素是指組織內部的條件，包括組織規模、組織結構、組織發展、組織水平等[19]。環境因素包括組織所處的市場結構、外部政府的管制政策等內容[20]。在TOE 框架中，各個因素并非獨立產生影響的，它們之間存在協同效應，因此，可以利用該框架做進一步的組態分析[21]。本文依據TOE理論分析框架，結合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從技術、組織和環境三個層面構建我國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框架（參見圖1）。

圖1 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TOE研究框架

1.技術因素

技術因素是促進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數字技術水平是本文選取的影響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技術層面因素?？h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需要一定的數字技術水平支撐，數字技術能夠賦能農產品網絡零售創新發展[22]。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可以憑借高效信息傳遞與獲取、數據挖掘分析、精準識別匹配等優勢，在農產品網絡零售的商品對接、倉儲物流、支付金融等環節，節約運營成本，提高生產和流通效率，改善顧客的消費體驗，促進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23]。

2.組織因素

組織因素是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內在推動力，行業發展水平是本文選取的影響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的組織層面因素?？h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需要農林牧漁服務業、信息技術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商務服務業等行業組織的支持和推動，沒有這些行業的配套基礎設施和服務，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將受到極大限制[24]。相關經營者及其相關配套行業組織的發展情況更能反映出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的行業發展水平，這些行業組織的規模與范圍更是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組織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配套行業組織可以通過延長農產品產業鏈、加強農產品信息資源管理、健全農村商貿流通體系、提升農產品網絡零售服務等措施，提高行業組織發展水平，促進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的發展。

3.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是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外部制約力。政策制度保障、財政支農力度和特色品牌塑造是本文選取的影響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環境層面因素。

其一，政策制度保障。在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方面，政策制度保障是促進其發展的重要環境因素之一。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政策制度保障，如健全的農產品電商標準體系、完善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制度、優惠的稅收與信貸政策等[25]。政策制度保障的強弱不僅可以反映當地政府對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重視程度以及各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和配合程度，也會直接影響農民對農產品網絡零售的了解和認同程度。政策的有力支持和有效引導可以促進地方政府重視與廣大農民參與，推動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的發展。

其二，財政支農力度。財政支農資金對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h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需要現代網絡、道路交通、倉儲物流等基礎配套設施，而這些準公共產品的設施建設多為一次性投入，所需資金量大且回報周期長，僅靠農產品網絡零售經營者難以承擔[26]，需要政府財政的大力支持。財政支農資金可以用于農村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農產品流通骨干網絡和冷鏈物流體系建立與健全，數字田園、數字灌區、智慧農牧漁場等示范項目打造與推廣，以及農產品網絡零售的稅收優惠或減免、補貼獎勵、培訓指導等。加大財政支農力度不僅可以有效健全和完善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網絡、物流等基礎配套設施，而且可以降低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的成本和風險，提高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的效率、效益以及競爭力。

其三，特色品牌塑造。特色農產品是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重要發力點。培育具有品牌溢價和產權保護的特色農產品，可以大幅提升農產品競爭力與附加值，對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27]。通過樹立品牌形象、提高品牌知名度、增強品牌忠誠度等舉措加強特色農產品品牌建設，不僅可以擴大網購消費群體，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網絡銷售合作伙伴，促進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快速發展。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主要采取QCA方法進行研究。QCA方法通過排除冗余變量和矛盾組合找到影響結果的關鍵因子與關鍵條件組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并發現某類現象的發生條件[28]。QCA方法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csQCA）、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多值集定性比較分析（mvQCA）、時序定性比較分析（TQCA）等多種具體方法，它們各有優缺點，適用于不同的研究情境。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一般用于處理二分變量，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可以處理定距變量，多值集定性比較分析可以對變量的數值進行多分類處理，時序定性比較分析可以處理涉及時間因素的數據[29]。因為本文的變量都是二分的，案例數量較少，同時為探究結果發生時條件變量是否始終存在，進行了單變量必要性分析，最終決定選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方法的有效性主要通過一致性和覆蓋度來檢驗，當一致性超過0.8 時，表明該條件變量是結果變量的充分條件；若一致性超過0.9，則表明該條件變量是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30]。一致性計算如公式（1），覆蓋度計算如公式（2）。

其中，XI表示數字技術水平、行業發展水平、政策制度保障、財政支農力度、特色品牌塑造5 個條件變量，Xi表示第i個縣域的條件變量值；Yi是第i個農產品網絡零售排名上升的縣域?？梢杂靡恢滦怨絹砼袛郮I是否為Yi的必要條件。如果一致性指標大于0.9，則可認為XI是Yi的必要條件。在分析單個條件變量的必要性后，可進一步通過覆蓋度指標公式來判斷條件XI對結果Yi的影響程度，覆蓋度公式描述了條件XI在實際中對結果Yi的解釋力度，覆蓋度指標的數值越大，說明XI對Yi的影響越大。

在研究過程中，通過對這5 個條件變量的分析，全面剖析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影響因素的邏輯聯系，揭示其中隱藏著的復雜因果關系。

（二）研究設計

1.結果變量

借鑒已有研究成果[31]，本文確定的結果變量是同一縣域在不同年份的排名變化。選取農業農村部信息中心、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研究院發布的《2019 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報告》（以下簡稱《2019 年報告》）、《2021 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報告》（以下簡稱《2021年報告》）作為數據來源。

《2021 年報告》中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TOP 100 排名中有許多縣域是《2019 年報告》中所沒有的。為確保數據的可比性，選取《2021 年報告》與《2019年報告》中都出現的縣域進行排名對比。與2018 年相比，2020 年農產品網絡零售額排名發生變化的縣域情況如表1所示，共計34個縣域，其中排名變化顯示“+”的為上升，顯示“-”的為下降，根據布爾代數、二分賦值法將排名上升的縣域賦值為1，排名下降的縣域賦值為0。

表1 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排名發生變化的縣域（2020年與2018年對比）

2.條件變量

根據前述理論分析，本文的結果變量為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TOP100排名中的變化情況，條件變量包括數字技術水平、行業發展水平、政策制度保障、財政支農力度、特色品牌塑造。條件變量的選取建立在已有文獻基礎上，并根據本研究背景做適當修改。

各變量的數據來源及賦值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設置及數據來源

3.變量真值表的構建

按照前述賦值方法并結合本研究獲取到的實際數據，根據QCA的研究步驟建立變量真值表，如表3 所示。其中，每一個案例（case）代表一個縣域，Q1代表結果變量。

表3 變量（部分）真值

根據表3，案例1（浙江省義烏市）的解釋變量真值結果是1、1、1、1、0、1，表明浙江省義烏市在報告中排名上升主要是由數字技術水平、行業發展水平、政策制度保障、財政支農力度導致的。

三、實證分析

（一）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

普遍認為，QCA分析應包含前后有序、相互關聯的兩個分析步驟，分別是條件的必要性分析和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且前者要先于后者。原因在于，通過對必要條件的剖析，可以避免將充分性分析結果中始終出現的條件作為必要條件的陷阱[37]。因此，有必要對所選取案例的條件變量進行單變量必要性分析。

如表4所示，所有變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說明它們不是促成同一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在不同年份的報告中排名發生變化的必要條件，縣域排名發生變化是由不同條件變量綜合作用而引起的。

表4 單一因素的必要性分析結果

（二）條件組態的充分性分析

將數據導入fsQCA3.0 軟件中，根據樣本數量和總體情況，將頻數閾值設置為1，一般性閾值設為0.8[38]。通過計算，fsQCA3.0軟件給出了三種方案，分別是復雜方案、簡單方案和中間方案。復雜方案是根據變量設定而得出的結果，不納入任何邏輯余項，通常包含最多的構型數量。簡單方案是根據變量出現強弱而得到的結果，但有可能發生與實際情況不相符的情形。中間方案的結果介于復雜方案和簡單方案之間[39]?；趥鹘y的邏輯運算，復雜方案考慮了所有可能的組合條件，這樣會導致方案的數量和組態的數量都非常龐大，很難對方案進行解釋，所以借鑒已有文獻[40-41]的做法，本文組態分析以中間方案為主、簡單方案為輔。

表5給出了六條不同的路徑，是導致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排名上升的六條原因路徑。各條路徑的一致性均大于0.8，表明六條不同路徑都是造成排名變化的充分條件。其中組態解的一致性為1.000，覆蓋度為0.429，說明實證分析有效，具有較高的必要性解釋力度，組態路徑能夠解釋42.9%的案例。由表5 的分析結果可知，核心條件為行業發展水平、政策制度保障、財政支農力度，分別屬于組織層面和環境層面，且六條路徑都擁有核心條件，同時大部分組態路徑都有數字技術水平。這表明本文建立的TOE 模型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同時，必要條件檢驗結果顯示，行業發展水平、政策制度保障、財政支農力度這些核心條件都不是縣域排名上升的必要條件。由此可知，促進縣域排名上升的影響因素是綜合的?；谠摻Y果，結合目前農產品網絡零售的現實情況，將以下組態路徑分類后分別命名為環境驅動型、組織驅動型和組織環境驅動型，進一步對各組態進行比較分析。

表5 組態路徑

環境驅動型。對應組態路徑S1（財政支農力度）、S4（政策制度保障×特色品牌塑造）、S6（數字技術水平×政策制度保障×財政支農力度×特色品牌塑造）。在這些路徑中，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核心條件）或有力的財政支農力度（核心條件），可有效促使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排名上升。此類優化路徑的典型案例有廣東省南海區、江蘇省興化市、湖南省長沙縣。廣東省南海區主要發揮財政支農力度的作用。2022年南海區統籌整合涉農資金6 506.41萬元，針對南海區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業產業發展兩大短板，開發涉農資金項目7 個，補齊發展短板；積極實施廣東省委提出的“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加快農村道路交通、商貿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農產品種養殖、深加工、大流通，助推農產品網絡零售的高質量發展。江蘇省興化市主要發揮政策制度保障的作用，同時激活農產品特色品牌塑造。興化市利用建設國家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的契機，建立線上線下融合、覆蓋全程、綜合配套、安全高效、便捷實惠的現代農村電商發展政策體系，健全涵蓋電商從業者、村級服務站負責人、農業合作社、涉農企業等的全員化農村電商培訓制度，全面實施“一村一品一網店”建設規劃，全力促進興化大米、大閘蟹、大麥若葉青汁等特色農產品網絡零售，并以此爭取更多的國家政策支持，做大做強當地農產品網絡零售。湖南省長沙縣在發揮財政支農力度重要作用的同時，發揮數字技術水平、政策制度保障、特色品牌塑造等共同作用。2021年6月湖南省財政廳等7部門印發《湖南省財政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管理辦法》，2018—2022年長沙縣年均投入涉農財政資金151 736萬元，促進農村網絡、道路交通、倉儲物流等農產品網絡零售配套設施建設與升級，實現4G和千兆寬帶全覆蓋，積極推進5G 網絡建設與應用，同時加快建設國家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建成覆蓋90%以上行政村的縣級電子商務公共中心，帶動綠茶、花卉苗木等農業特色優勢品牌發展與壯大，2022 年實現農產品網絡零售額10.5 億元，占全縣農產品交易總額的64%。

組織驅動型。對應組態路徑S2（數字技術水平×行業發展水平）、S3（數字技術水平×行業發展水平×特色品牌塑造）。一個縣域如果擁有較高的行業發展水平（核心條件），且數字技術水平較高（邊緣條件），或者特色品牌塑造較好（邊緣條件），就能夠促使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排名上升。此優化路徑類型的典型案例有浙江省蕭山區、云南省呈貢區。浙江省蕭山區主要發揮行業發展水平的作用，并注重數字技術水平提升。2022 年蕭山區的農林牧漁服務業、信息技術服務業、倉儲和郵政業等第三產業增加值1 203.93 億元，其中，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227.07 億元；在加快5G 等新基建建設的同時，與阿里巴巴等電商企業合作，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治理數字化和數據價值化，以數字技術助力農產品網絡零售駛入快車道。云南省呈貢區主要發揮行業發展水平的作用，同時利用數字技術水平和特色品牌塑造共同促進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2022年呈貢區第三產業增加值達341.99億元，農林牧漁服務業、零售業、金融業、倉儲業發展保持良好勢頭；加快推進農業物聯網、農業大數據、農業云平臺、智慧農業監管平臺等數字技術的應用；加大對寶珠梨特色農產品品牌、斗南花卉交易市場等建設的扶持力度，依托行業發展、技術應用和品牌打造，降低運營和物流成本，提高農產品競爭力，推動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的高質量發展。

組織環境驅動型。對應組態路徑S5（數字技術水平×行業發展水平×政策制度保障×財政支農力度）。在這條路徑中，一個縣域在進行農產品網絡零售時，當地政府能夠通過提高行業發展水平（核心條件）和財政支農力度（核心條件），實現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排名上升。此優化路徑類型的典型案例為浙江省義烏市。該市主要發揮行業發展水平和財政支農力度的作用，同時結合數字技術水平、政策制度保障等共同促進農產品網絡零售。2022年義烏市的網絡零售額達2 272.28億元，連續六年位居浙江省各縣（市、區）第一，快遞業務量達93億件，在全國城市中排名第二，這為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奠定了良好的行業基礎。2018—2022 年義烏市年均投入涉農財政資金94 621 萬元，相繼出臺《義烏市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工作實施方案》《關于促進市場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義烏市電子商務發展“十四五”規劃》等政策，大力推進以“百村電商”工程為主導的電子商務專業村建設，極大改善了農村信息網絡、交通物流、冷鏈倉儲等設施，提升了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水平。

數字技術水平和特色品牌塑造可以為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提供支持與幫助：數字技術可以通過電商平臺、物流配送等方式，提高農產品的銷售效率和降低物流成本；特色品牌塑造可以通過品牌營銷、品牌推廣等方式，提高農產品的知名度。但數字技術和特色品牌塑造并不是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的核心條件，因為數字化轉型已成為當前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大部分縣域在發展中或多或少都具備一定的數字技術水平。此外，《農產品地理標志管理辦法》自2008年2月1日起施行，至今大部分縣域都擁有一定數量的國家地理標志農產品，但是品牌價值的建設進度有所差異。根據上述分析可知，盡管這兩個條件在組態路徑中多次出現，但只是影響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的邊緣條件。

（三）條件間的潛在替代關系

比較S3、S5、S6 三條路徑，可以進一步識別技術、組織、環境條件的潛在替代關系。首先，通過對比組態路徑S3和S5可以發現，對投入較多數字基礎設施的縣域，在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時，特色品牌塑造（環境）可以和政策制度保障與財政支農力度（環境）的條件組合相互替代，以推動縣域網絡零售排名的提高，如圖2 所示。其次，對組態路徑S3和S6的比較表明，對擁有完善數字基礎設施的縣域，在發展農產品品牌時，行業發展水平（組織）可以和政策制度保障與財政支農力度（環境）的組合相互替代，如圖3所示。最后，對組態路徑S5 和S6 的比較發現，對擁有數字技術水平（技術）、政策制度保障與財政支農力度（環境）的縣域，行業發展水平（組織）可以和特色品牌塑造（環境）相互替代，如圖4 所示。技術、組織、環境條件的潛在替代關系表明，特色品牌塑造和行業發展水平兩個條件具有更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在特定的客觀條件下，特色品牌塑造和行業發展水平都能夠發揮財政支農力度和政策制度保障組合出現時才有的作用（如圖2、圖3 所示）。特色品牌塑造是一種主觀可控環境條件，縣域往往能夠在短期內通過改變特色品牌塑造情況提升其農產品網絡零售額。而行業發展水平是一種客觀條件，縣域往往難以在短期內快速改變現狀。

圖3 行業發展水平與政策制度保障、財政支農力度的替代關系

圖4 行業發展水平與特色品牌塑造的替代關系

（四）穩健性檢驗

穩健性檢驗是QCA 分析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穩健性檢驗方法主要包括原始一致性閾值的調整、變量計量方式的調整、樣本的更換或刪減等。本文借鑒已有文獻[42]，選擇調整案例個數和一致性閾值的方法。其一，隨機剔除15 個案例樣本，僅選取19 個案例樣本進行QCA 分析，結果顯示剔除部分樣本后所得到的組態與現有結果基本一致，僅一致性和覆蓋度有略微變化；其二，將原始一致性閾值由0.8 調整到0.85，重新得出相應結果，發現有效路徑、一致性和覆蓋度并未發生較大改變。以上檢驗表明，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拓展的TOE 框架，從技術、組織、環境三個層面構建理論框架，選取5 個條件變量，依托34個縣域案例，運用QCA 方法分析影響農產品網絡零售的主要因素與組合路徑，得出如下研究結論：

第一，從總體上看，技術、組織、環境因素中任何單一條件都不是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排名上升的必要條件，在某個或某些方面不具優勢的縣域，可以通過組態效應實現農產品網絡零售快速發展。

第二，促使農產品網絡零售快速發展具有多樣化的組態，且不同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快速發展的路徑存在差異，不同的條件變量組合可以實現殊途同歸，這些組態可分為組織驅動型、環境驅動型和組織環境驅動型三種。

第三，行業發展水平和財政支農力度是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普遍存在的兩個核心條件，表明農產品網絡零售發展需要產業結構轉型和財政資金的支持。

第四，對數字技術水平較高的縣域，在政策制度保障和財政支農力度下，行業發展水平可以和特色品牌塑造相互替代。

（二）政策啟示

第一，推動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快速發展需要多種條件組合?？h域在發展農產品網絡零售時，不僅要注意縣域技術條件的提升，還需要組織、環境條件組合配套，發揮條件間的組態效應，提高農產品網絡零售額。

第二，對不同類型的縣域開展網絡零售的政策扶持應因地制宜。不同縣域所擁有的資源不同，在進行政策扶持時應根據現有資源制定符合縣域實際情況的政策。因此，在推進農產品網絡零售過程中，不同縣域要選擇適宜的條件組合，促進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大幅提升。

第三，農產品網絡零售的高效率需要縣域物流的高效率和合理的產業結構?？h域要實現物流高效率，必須優化產業結構，建立配套的農產品物流系統，提升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配合政府財政支持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促使農產品的成交機會和交易量大幅度增長，增加農民創業創收機會，促進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推進鄉村全面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