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理論基礎、演進邏輯與實踐路徑
——基于實體經濟支撐視角

徐華亮

2023年5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會上他強調,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要求保持并增強產業體系完備和配套能力強的優勢,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1]。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的情況下,黨中央作出“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大戰略謀劃,以期在未來發展和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

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承載體,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防止經濟“脫實向虛”,必須牢固樹立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根基的總基調。然而,現有研究普遍從靜態層面探討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而缺乏在動態情景下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邏輯進行研究;較多從要素、結構、功能的維度對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過程進行比較分析,但較少基于價值創造邏輯視角分析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響應過程。文章從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理論基礎、演進邏輯與實踐路徑三方面進行研究,以期引起各方面重視。

一、實體經濟支撐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理論基礎

(一)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本內涵

闡述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本內涵需要將理論與實踐統一,找到“契合點”,即在理論上能夠闡釋現代化產業體系演化邏輯分析框架,在實踐上能夠對我國產業適應新興技術范式具有借鑒意義。黨的二十大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2]28,這為文章從實體經濟視角解析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本內涵、演進邏輯以及建設路徑提供了根本遵循。實體經濟是存在生產性勞動價值創造的經濟活動[3],價值創造是實體經濟的本質特征?；趦r值創造視角分析現代化產業體系,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經濟學分析提供了可行路徑?？梢哉f,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以價值創造為核心,以實現技術、資本和人力等要素資源優化組合為目標,具有現代產業生態系統的經濟體系。

(二)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相關理論

關于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研究有:一是“量”與“質”說。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產業發展不確定性增強,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絕非局限于某個或某些產業領域發展,其核心要義是在發展與競爭動態博弈中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實現產業質的提升;政策制定也不能簡單地以GDP增長量論英雄,應從現代化整體進程中定位現代化經濟體系[4]。二是共演觀和結構觀說。有學者認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要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新階段相適應,需要與實體經濟環境共演發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依賴勞動、資本、技術三要素投入[5],需要處理好人與人、地區與地區、人與自然、國內與國際等多重結構維度的發展關系[6]。三是層次與秩序說。一方面,產業體系內部的科技、人才、金融資源以及企業、基礎設施、治理體系等要素呈現出相互依存、彼此交織的關系,形成了相應的層次結構;另一方面,層次性的特點使得產業結構體系及特征體系在現代化演進過程中容易形成比較優勢差異,存在演進的先后秩序之分[7]。四是安全與創新說。韌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必須具有安全可靠特征和創新特征[8]。一方面要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集中力量解決基礎、核心能力短板和“卡脖子”難題;另一方面要通過創新來化解產業鏈被切割、被分解的風險。

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是我國經濟能否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以及我國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已有研究認識到量與質、共演與結構、層次與秩序、安全與創新對于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意義[4],但很少有研究將實體經濟作為自變量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影響機制進行深入系統分析。

(三)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功能作用

對于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功能和作用的研究目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發展階段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有助于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我國產業面臨從發展中國家發起的低端擠壓。隨著中國勞動力要素成本不斷上升,“世界工廠”有向東南亞轉移的趨勢。我國產業還面臨從發達國家發起的高端擠壓。一個國家的產業體系處在傳統產業主導但增長不斷下滑,現代產業雖然成長但存在“卡脖子”狀態,則可稱之為產業體系發展的“結構性陷阱”[8]?，F代化產業體系是產業布局優化、產業結構合理、實現產業升級、能夠顯著提高產業效益的發展戰略、發展模式,有助于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9]。二是從價值鏈主導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有助于我國在未來發展和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重塑產業價值鏈,著重解決影響產業發展和經濟暢通循環的問題,推動我國產業價值鏈不斷向中高端邁進,提升我國產業體系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力及現代化水平。三是從科技創新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有利于提高我國經濟體系的韌性。地緣政治競爭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能源危機,破壞了多邊機構的合法性,嚴重干擾了經濟全球化進程,全球產業鏈格局面臨重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有利于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以及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等問題的解決,有助于提高我國經濟體系的韌性[10]。

本文嘗試把實體經濟作為理論研究的邏輯基點,試圖從理論、實踐、邏輯維度搭建一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解釋框架,旨在全面洞察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黑箱”(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框架

二、實體經濟支撐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演進邏輯

我國在“追趕式”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門類最全、配套最完備的產業體系[11]。但在此過程中,我們應該客觀地認識到,“追趕式”的工業化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產業附加值偏低,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過程存在諸多卡點瓶頸?；谇拔姆治隹芍?我國要打好產業體系現代化攻堅戰,需要在實體經濟支撐層面實現價值創造的突破。文章以“單點應用—局部優化—體系融合—生態重構”的動態演進邏輯為基礎分析新穎價值創造、效率價值創造、互補價值創造以及共創價值創造[12]與現代化的產業體系構建的相互作用機制。

(一)單點應用的新穎價值創造:解決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

單點應用是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微觀基礎,主要體現在企業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等關鍵環節在實踐應用上的創新突破,從而在關系安全發展的領域加快短板補齊,實現“從0到1”的創新突破,創造新穎價值。解決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在要求。

一方面,應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需要解決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近年來,民粹主義、排外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抬頭以及中美兩國的貿易戰愈演愈烈,國際科技創新合作面臨前所未有的“逆全球化”挑戰。在全球經濟增長出現疲軟的態勢下,產業體系中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直接影響到整個產業鏈的發展、運行和升級,對我國優勢產業領先地位的鞏固帶來不確定性沖擊與風險。美國以所謂的“國家安全”的名義,對我國企業發起單邊的“科技制裁”、“技術斷供”與“技術禁運”等技術封鎖、貿易封鎖策略[13],甚至宣布將全面禁止美國企業投資中國高科技企業,意在實現中美高科技領域的全面“脫鉤”。這使我國部分產業與領軍企業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受到嚴重沖擊,對我國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構成巨大挑戰,嚴重威脅到“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形成,技術要素跨國自由流動受阻成為制約我國產業體系在全球價值鏈攀升的“絆腳石”。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堅持創新驅動,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需要解決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一是從技術革命演化史看,技術是經濟社會轉型的原動力。以蒸汽機的發明和廣泛應用為主要標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同時帶動了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快速發展;以電動機、內燃機技術為核心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德國成為工業強國,同時讓人類跨入一個新的時代,實現了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以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和空間技術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國成為世界超強經濟大國。當前,信息網絡技術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解決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是事關我國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二是從全球價值鏈攀升看,需要通過科技自立自強重塑國際產業分工。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跨國公司利用信息網絡傳遞可編碼的知識,將價值鏈中可分解制造和組裝的部分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產業組織從傳統的垂直一體化結構向垂直分離結構演進[14]。近期,美國《芯片和科學法案》條款中明確提出在美國投資、在美國發明、在美國制造,若有企業與中國合作將不能獲得補貼,其打壓中國半導體發展的意圖明顯。從這個層面上講,向價值鏈高端攀升必須依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尤其是基礎性技術創新。三是高質量發展需要以創新為基礎的核心生產要素驅動。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我國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重要戰略部署,其發展函數的重要自變量是技術創新,需要依靠技術創新驅動全社會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重塑經濟發展新動能,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要聚焦產業基礎高級化,發展一批核心基礎零部件、基礎元器件、基礎材料、關鍵基礎軟件和先進基礎工藝[15],有力地支撐我國工業體系的創新升級。

(二)局部優化的效率價值創造:實現多業務環節和流程系統的局部集成優化

局部優化是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中觀基礎,主要是對傳統已建立的規則發起挑戰或對既有方案的改造升級。實現局部優化的目標,要將過去局限于某個設備、系統或業務環節的業務進行系統性集成管理,打破信息孤島,實現跨部門、跨系統和跨業務環節的局部集成優化,從而達到產業向現代化轉型升級的目的,創造效率價值。多業務環節和流程系統的局部集成優化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舉措。

一是從產業鏈整合視角看需要局部集成優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深刻影響著全球技術要素和市場要素的配置,給當前制造業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帶來變革。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制造業產業鏈整合提升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多個國家的戰略選擇。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紛紛加大對產業鏈集成優化的布局,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在此過程中,全球制造業創新體系發生轉變:創新載體從單個企業向跨領域多主體轉變,創新流程從線性鏈式向網絡式協同轉變,創新領域由技術創新向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多種模式相結合轉變。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已成為世界制造大國。但是,我國制造業仍處在全球價值鏈中下端,由于產業鏈整合力度不夠導致產品的附加值比較低,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都出現過周期性產能過剩與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問題[16]。另外,目前我國各地區之間資源要素未能按照市場機制實現有效配置,以至于未能發揮我國經濟縱深廣闊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難以為繼,要想保持或持續提升國際競爭力,內部需要通過多業務環節集成優化創新提升全球價值鏈地位。

二是從鞏固優勢產業領先地位看需要局部集成優化。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必須“鞏固優勢產業領先地位,提升戰略性資源供應保障能力”[2]30。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利用優勢產業組建創新聯合體,聚集核心資源要素,實現高端化發展,從而形成世界一流產業集群,有利于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例如,日本以其優勢地位帶動高端機床、汽車制造、半導體原材料、光學儀器、冶金、工業機器人、精密儀器等的升級發展,實現了全球制造業強國目標,擺脫了二戰初期以來被先發國家主導的、中低端的全球產業分工地位。我國目前優勢產品的國際影響力、國際市場開拓能力、國際要素整合能力還比較弱,需要強調系統思維,優化產業布局。

(三)體系融合的互補價值創造:實現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的快速融合

體系融合是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宏觀基礎,體現為多個環節的協同優化,有利于現代服務業深入產業生產經營的全過程?，F代服務業是建立在現代商業模式、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和組織形式基礎上的服務產業。推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一方面,要將管理知識、工藝機理、專家經驗等沉淀封裝形成可復用、可移植的微服務組件,并結合海量數據分析和決策優化,實現機理模型結合數據科學的智能化,突破原有知識邊界和封閉知識體系,帶來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通過人、機、物的深度融合,打通產業研發設計、生產、供應、銷售、服務等各個業務環節,實現各方面資源要素的連接與整合,推動資源的高效配置與內外部的協同優化。近年來,現代服務業行業市場火爆,其應用場景跨越式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技術、安全和多樣性的創新。用戶需求的爆發式增長,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服務業的應用場景?？傊?開展體系融合的目標是通過現代服務業匯集各要素資源,形成支撐能力,以實現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全鏈條業務的優化和協同共享,創造互補價值。

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加速融合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有力支撐。一方面,“兩業融合”正在改變傳統的產業形態與競爭格局。從產業的演變脈絡看,傳統行業的邊界變得愈加模糊。隨著消費升級與新一輪技術革命持續推進,不同的產業資源相互滲透重組、加乘借力、邊界消弭,推動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直接導致了企業間原有經驗合作模式的改變,今天的競爭對手可能成為明天的合作伙伴。原企業不僅需要與供應商建立強有力的合作伙伴關系,還需要與技術和軟件運營商建立強有力的合作伙伴關系,因此未來動態彈性的競合格局或將更為普遍。從商業模式創新看,傳統的產業形態也在逐漸改變。5G、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的加快推進,使得制造業向服務制造業轉型,這是產業分工更加細化、產業協作更加緊密的產物,制造業正在努力向價值鏈高端環節拓展和延伸,紛紛從傳統的以產品為中心的發展模式轉向以“服務投入”和“服務產出”為導向的服務型制造模式。另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與現代農業加速融合是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客觀需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結構從產量絕對不足的供給匱乏,發展到糧食供給過量但結構單一,直至今日的產品種類結構、品質結構和空間結構交織影響下的相對過剩。從供需信息反饋看,農業信息服務機構建設滯后,信息傳輸渠道不暢,信息資源缺乏、可靠性差,農業生產經營者無法根據消費者信息及時安排生產與合理布局,從而“過?！焙汀安蛔恪钡冉Y構失衡問題隨之產生;從供給側要素配置看,當前我國農業供給側慢變量無法匹配需求側快變量,需求側信息不能有效對供給側要素配置起到引導作用,資源配置扭曲導致農業供給結構失衡;從產業鏈視角看,農業科研、生產、加工、流通等環節之間耦合性差,農業信息得不到有效整合,產業鏈協同“梗阻”導致生產與消費的匹配性差。因此,生產性服務業可以有效整合政府、企業和中間組織等各方力量,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尋租行為”,促進農業生產智能化、經營網絡化、管理高效化和服務便捷化,有效降低生產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農業效率。

(四)生態重構的共創價值創造:實現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生態重構是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三觀基礎,生態重構如同生物系統重構一樣,強調生物系統適應發展環境、發展環境牽引生物系統升級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數字技術對實體經濟開展全要素、全流程、深度賦能改造,不斷涌現的新技術與新商業模式顛覆了原有的產業競爭格局,產業的持續發展正從競爭邏輯向共生邏輯轉變,從單打獨斗向合作共進、合作共享、合作共贏的新生態轉型?，F代化產業體系生態重構主要目標在于通過依托數字經濟衍生的各種新業態、新技術,將人才流、物流、技術流、資金流轉化為數據流,然后嵌入到實體經濟之中實現價值增值,形成以價值共創為連接點的產業生態群,從而實現實體的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資本鏈、服務鏈的泛在互聯與深度協同,創造共同價值。

數實融合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的戰略選擇。

首先,數實融合在提升產業體系的鏈條中發揮關鍵作用。數實融合在提升生態“鏈”韌性中的作用表現為強化產業鏈競爭力、增強產業鏈韌性、提升產業鏈附加值。通過對海量數據實時聚合分析,優化生產制造流程,助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實體經濟,催生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數實融合可以降低產業組織的信息搜索成本,提高運行效率;借助新一代信息技術預判和防范行業風險,提升產業組織的柔性和適應性。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的精準對接,降低研發成本,提升研發效率,實現產業鏈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變。

其次,數實融合催生商業模式創新。數字技術深刻改變了產業鏈上下游環節的業務形態和服務模式,進而影響了整個行業的價值網絡,有利于提高產業生產率和競爭力,催生出新的業態模式。促進智能化生產發展,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機器設備智能化,推動企業內資源集聚整合;促進網絡化協同發展,依托數字平臺創新協同設計、協同制造、協同運維模式,實現運營模式等變革;促進多樣化定制發展,通過打通產業鏈上下游的數據通道,以數字化供應鏈滿足多樣化定制需求,推動產業鏈高效協同;促進服務化延伸發展,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基于數據的產品和服務模式優化。

最后,數實融合促進高水平開放。數實融合過程能夠將生產、銷售、服務全球網絡有效整合,通過數字平臺系統積極突破關鍵技術、拓展國際市場,最終提升產業生態核心競爭力和安全水平。一方面,促進生產制造全球化分工。數字技術發展打破了交易的時空限制,降低了國際貿易的成本,推動了出口生產中的分工細化,形成網絡化生產組織方式?；ヂ摼W的“全球統一市場”特性推動了出口生產的跨區域協調與分工,促進全球資源優化配置。另一方面,助力全球產業以網絡創新合作的方式進行發展。隨著數字經濟發展,產業僅靠單一內部創新活動已經無法快速應對不確定的市場環境,產業需要向外部渠道獲取創新資源。美國等發達國家多年來持續并強化布局先進制造業網絡,都將網絡創新合作視為增長的“新動能”,探索產業升級、全新生產模式乃至商業范式的創新。

總之,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是一個動態演進過程,可以按照“單點應用—局部優化—體系融合—生態重構”邏輯框架,獲取創造價值。單點應用為現代化產業體系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的解決提供支撐,誘導局部優化和體系融合,獲取新穎價值;局部優化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多業務環節和多業務流程系統的局部集成優化提供支撐,連接單點應用與體系融合,獲取效率價值;體系融合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三次產業融合提供支撐,統籌單點應用和局部優化,獲取互補價值;生態重構基于數字技術將資金、人才、技術、知識等要素進行整合,為單點應用、局部優化、體系融合提供共演平臺,獲取共創價值。

三、實體經濟支撐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實踐路徑

(一)實體經濟支撐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引發實體經濟的價值創造導向調整。一方面呈現產業發展范式從要素投入到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轉變;另一方面要求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具備完整性、先進性和安全性,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向高端價值創造轉變。因此,分析實體經濟支撐下戰略價值導向的變化規律,有助于找到我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問題。目前我國并沒有真正形成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從產業安全提升、產業結構調整、產業跨界融合、產業要素流動等實體經濟支撐的價值維度分析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關鍵問題[17]。

1.產業安全提升方面,需要解決產業體系創新力不足問題

在全球價值網絡生態系統中,我國產業生態仍處于從屬地位,高端芯片、先進工藝、工業軟件等關鍵核心技術仍存在“卡脖子”難題,這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構成嚴重挑戰。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程度是0.01,美國為0.29,德國為0.14,日本為0.08,表明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位于上游位置。2023年8月10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令設立對外投資審查機制,監管美國在半導體、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和某些人工智能領域對中國企業的投資。這是美國剝奪中國發展權利,實施經濟脅迫和科技霸凌的最好例證。因此,我國必須在供應鏈、產業鏈上形成相對閉環,向全球價值鏈上游攀升,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2.產業結構調整方面,需要解決產業發展“急于求成、大而不強”問題

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產業結構演進服從“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庫茨涅茲工業法則。各地在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過程中要立足于區域資源稟賦條件,謹防罔顧產業基礎和特點,一味貪新求快趕進度、貪大求洋趕數量,熱衷上馬各類熱門“形象工程”,卻忽略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吨袊圃鞆妵l展指數報告(2021)》數據顯示,我國制造“結構優化”分項指標數值為25.19,遠低于美國的50.05、德國的49.24和日本的33.52?，F代化產業體系的規模固然重要,但質量更重要。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就必須要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布局。

3.產業跨界融合方面,需要解決三次產業缺乏融合的發展問題

三次產業深度融合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也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必然選擇。有些地方對于三次產業的發展,還存在割裂對立傾向,例如,對制造業與服務業采取“兩分法”,認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各自獨立[18]。三次產業之間雖然有著內在差異性,但將其割裂對立認識是不符合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規律的。目前,我國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存在程度不深、范圍不廣、層次不高等問題,對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作用還不凸顯,亟須促進產業間互通互聯,實現要素自由流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發揮三次產業的融合乘數效應。

4.產業要素流動方面,需要解決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程度不高的問題

“相通則共進,相閉則各退”,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特征,閉門造車意味著要素循環受阻。盡管我國已基本構建了規模大、體系全、競爭力較強的產業體系,已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在全球價值鏈中,我國不少核心材料、關鍵技術還處在“卡脖子”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開放合作才能高效集聚全球創新要素。對內來看,需要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將人、設備、系統和產品等要素連接起來,打通全要素、全價值鏈和全產業鏈的“信息孤島”,并且以國內大循環“引進來”全球資源要素,使要素能夠自由高效流動。對外來看,需要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鼓勵核心企業在全球布局創新產業生態體系,主動“走出去”融入全球科技和創新網絡,深化國際交流合作?？傊?要“引進來”“走出去”并重,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主動參與全球競爭和合作。

(二)實體經濟支撐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實踐路徑

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在新時代、新征程具有新的指向。黨的二十大報告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總綱進行部署;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聚焦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科技”創新引領路徑,從實體經濟層面突出強調產業政策要“發展和安全”并舉。因此,圍繞融合和循環產業發展,要推動三次產業融合發展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圍繞數字化和生態化產業安全,要鞏固優勢傳統產業領先地位和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1.聚焦融合實踐路徑,推動三次產業融合發展

大力構建服務業新體系,是持續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內在要求。因此,需要探索融合發展路徑,形成三次產業的融合乘數效應。一是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高端化方向發展。深化市場化改革,為各類資源和要素的高效配置營造低交易成本的市場環境;放寬市場準入、強化服務市場競爭,推進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利用稅收等杠桿,支持和鼓勵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調整財稅政策,強化產業關聯,實現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產業互動和融合。二是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制造業特別是先進制造業是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動力,支持本土龍頭企業自主搭建或合作布局工業云服務平臺、供應鏈公共服務平臺;探索實施生產性服務業倍增計劃,以產業鏈延伸、產業交互作用為重點,推動服務業與制造業在更廣范圍、更深領域融合發展。推進農業土地、資本、勞動、技術、生態資源等要素的配置手段創新和制度改革,打通市場、政府、企業及農戶各環節,推動現代服務業同現代農業深度融合。三是突出市場導向,構建創新足、影響大、競爭強的現代服務業企業陣營,全面鞏固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主導地位,發揮其作用。實施現代服務業骨干企業培育計劃,鼓勵現有企業強化核心競爭力,推動產業鏈的垂直整合和兼并重組,向規模集團化、服務專業化、功能體系化發展,打造全產業鏈龍頭企業和關鍵環節鏈主企業。

2.聚焦循環實踐路徑,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著力暢通制約經濟循環的堵點,提升資源優化配置能力,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一是推動資源配置的效率變革。政府不僅要堅持底線思維、紅線管理理念,破除產業鏈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非合理壁壘,還要通過體制改革與政策引導,形成動態優化、前瞻性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是全面夯實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人才根基。構建新型人才培養體系,完善人才培養與項目、平臺的耦合機制,圍繞項目實施、平臺建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成果轉化應用需求,培育引進急需緊缺人才;根據現代產業發展規律,加快培育科技領軍人才、創新創業人才、創新團隊和青年人才,打造適應需求、結構合理的人才梯隊;深化人才評價改革,充分發揮人才評價的正向激勵作用。三是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商品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規范制度,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振市場主體信心;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

3.聚焦數字化實踐路徑,鞏固優勢傳統產業領先地位

優勢傳統產業并非落后產業,推進優勢傳統制造產業升級,把優勢傳統制造產業做大做強,事關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全局[6]。通過人工智能、自動化技術、現代傳感技術、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信息化手段,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優勢傳統產業進行升級改造。一是以“平臺+服務”助力專精特新企業發展。為企業辦公、業務辦理及營銷提供數字化平臺工具,構建以公有云為基礎的一站式數字化應用平臺與在線服務平臺,以“平臺+服務”模式降低企業數字化投入成本,拓展企業市場渠道,助力集群轉型。二是構建優勢產業的數字化底座。優勢產業在全國范圍內具備較強的影響力,面對行業特征和復雜的業務場景,行業云為特定行業集群提供數字化底座,在公有云基礎上為企業提供一系列行業特定的平臺和應用,包括配置、服務、組件、模板、數據集、AI模型、預配置的工作流程、用戶界面、架構最佳實踐等,為區域的特色行業服務。三是以智算平臺為支撐助推領軍型產業創新生態構建。數字經濟時代,算力是產業的關鍵要素,而隨著人工智能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和滲透,智能算力的重要性凸顯。它有利于為領軍企業提供支撐,為科研、公共服務和高新技術企業機構提供強大的智能計算服務。領軍型產業在數字經濟新發展階段,應以智算為支撐,構建繁榮的智慧產業生態,服務集群發展。

4.聚焦生態化實踐路徑,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生態系統成為經濟全球化時代產業競爭的重要基石[19],要把維護產業生態安全作為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中之重。一是推動形成“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的融合生態系統。加快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建立“卡脖子”技術識別方法,制定關鍵技術短板清單,集中優勢資源進行技術攻關;圍繞產業鏈、供應鏈部署創新鏈,開展產業鏈、供應鏈補短板、鍛長板行動;建立促進創新要素高效自由流動機制,推動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領域的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人才鏈融合發展。二是推動形成“戰略性+競爭性+集聚區”空間發展格局。通過組織模式創新,構建“政產學研用”生態系統,并依靠新型舉國體制,匯集全球創新要素與資源開展協同攻關,努力形成一批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領域的世界級產業集群。三是推動形成“新興性+專精特新+中小微”行業創新生態。加強對優質中小企業的梯度培育,實施品種體系優化工程,支持企業做大獨家品種、特色品種,形成優勢品種產業支撐;推動專精特新企業深度“上云上平臺”,加快數字化改造、網絡化協同、智能化升級,打造一批典型應用場景,提升專精特新企業整體數字化水平;遴選和支持一批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范平臺和核心服務機構為專精特新行業提供“點對點”的技術創新、上市輔導、投融資、數字化應用、工業設計等專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