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對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研究

馮素玲 張 錚

(1.煙臺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5；2.濟南大學商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2)

一、引言

消除貧困是歷史性和世界性的難題，是全人類共同的美好理想和長期奮斗目標。 2021 年2月2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強調，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 中國實現全面脫貧在人類反貧困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解決了中國人民的貧困問題，還為全世界人民的脫貧事業提供了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 但是，脫貧人口的生活水平仍然較低，并且存在返貧的風險。 在絕對貧困問題得到解決的背景下，中國的貧困治理要注重貧困的多維性和動態性，一方面，由于貧困具有復雜性和綜合性，收入貧困和消費貧困的標準已經不能體現中國脫貧的質量，需要從教育、健康、醫療、就業、生活質量和收入等方面綜合考察多維貧困狀況(陳怡、陶曉瑩，2022)[1]；另一方面，貧困不只是靜止的狀態，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貧困的動態性特征需要得到體現。 因此，對脫貧的衡量應包括多維能力改善和貧困動態變化兩個方面。 多維貧困脆弱性是指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概率，能夠從多維性和動態性兩個層次有效反映脫貧狀況，如何降低多維貧困脆弱性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金融是扶貧的重要手段。 金融服務在事前通過提供風險分擔機制、優化家庭資產配置、促進家庭的創業從而提升家庭的風險抵御能力，在事后通過“輸血”和“造血”功能幫助家庭度過困難期(李建軍、李俊成，2020)[2]。 從貧困的多維性特征看，金融服務促進貧困戶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的積累，為貧困戶提供流動性支持，緩解多貧困狀況(董曉林等，2021)[3]。 金融服務還通過提供貸款直接緩解教育貧困(徐小陽等，2020)[4]，金融的增收效應和涓滴效應通過提升貧困戶的營養支出和保險支出以及社會公共福利開支改善健康貧困和保險貧困。 從貧困的動態性特征看，金融可以提升家庭風險管理能力，降低風險沖擊致貧的概率，還通過促進家庭創業提升家庭可持續發展能力。 但是，受交易成本過高、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制約，傳統金融服務面臨結構性失衡問題(趙亞雄、王修華，2022)[5]，存在“金融排斥”和“精英俘獲”等問題，低收入弱勢群體的金融需求無法得到滿足。 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降低交易成本，緩解信息不對稱和金融排斥問題，提高金融服務的廣度、精度和效率，彌補傳統金融的不足，為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提供可能。

關于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現有研究集中于數字普惠金融與收入貧困、多維貧困和貧困脆弱性關系的探討。 收入貧困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可以直接促進收入增長(張勛等，2021)[6]，也可以通過經濟增長效應和收入分配效應間接緩解收入貧困(錢海章等，2020)[7]，還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緩解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包容性增長(楊德勇等，2022)[8]。 關于數字普惠金融與多維貧困的關系，現有研究存在不同觀點。 支持的觀點認為數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緩解個體信貸約束，提升個體人力資本水平(吳本健等，2022)[9]，促進就業和創業，進而緩解多維相對貧困。 反對觀點認為由于數字鴻溝的存在，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擠占了弱勢群體的就業機會，加深了其多維貧困的程度(何宗樾等，2020)[10]。 貧困脆弱性方面，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供信貸支持，提高家庭風險管理能力，優化家庭資產配置(張海洋、韓曉，2021)[11]等方式對家庭產生影響，緩解家庭貧困脆弱性。 數字普惠金融對不同群體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存在異質性，而傳統金融和數字普惠金融的良好互動有利于緩解不同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家庭的貧困脆弱性(丁杰等，2022)[12]。 但尚未有研究從多維貧困脆弱性的視角探討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 那么，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否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本文主要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方向、內在機制和異質性效應，可能的邊際貢獻如下:第一，研究對象方面，從多維貧困脆弱性的視角研究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 多維貧困脆弱性兼具動態性特征和多維性特征，更能體現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 第二，機制分析方面，從緩解多維貧困程度和提升風險抵御能力兩個角度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內在邏輯；從促進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商業保險支出，緩解不確定風險沖擊三個機制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如何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產生影響。 第三，異質性分析方面，不同物質資本水平、社會資本水平、政治地位以及城鄉的家庭對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可能存在差異，為分析數字普惠金融能否克服傳統金融的金融排斥問題和精英俘獲問題，進一步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不同家庭的異質性效應。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一)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

多維貧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來多維貧困的可能性(Feeny 和Mcdonald，2016)[13]。 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發生主要由家庭多維貧困程度較高和風險抵御能力過低兩方面導致。 家庭多維貧困主要包括教育、健康、住房、就業、生活質量和收入等方面，當家庭這些維度的能力較低或貧困程度較高，即家庭的多維貧困處于較高水平時，家庭面臨較低的風險沖擊就會導致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發生。 面對外部風險沖擊和家庭內部變故時，維持正常穩定的生活水平離不開金融的支持，金融服務對降低家庭多維貧困程度和提升家庭風險抵御能力具有積極作用(李政、李鑫，2022)[14]。 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使弱勢家庭通過正規金融渠道獲得資金的支持。家庭獲取資金可以用于耐用品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健康投資、醫療教育投資等，提升家庭內生發展動力，降低家庭多維貧困程度，進而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可以緩解家庭面臨的金融排斥問題，避免家庭通過非正規金融渠道獲取資金，降低家庭面臨的不確定風險，提升家庭通過正規渠道抵御不確定沖擊的能力，進而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綜上，提出如下假說。

H1: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二)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作用機制

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促進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家庭商業保險支出、緩解不確定性風險沖擊三種渠道降低家庭未來陷入多維貧困的概率，三種機制從降低多維貧困程度和提升家庭風險抵御能力兩個角度共同作用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降低家庭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可能性。

人力資本投資對家庭多維貧困程度和風險抵御能力均會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首先，教育是多維貧困的重要維度，受教育水平不足，直接導致家庭陷入教育貧困(王亞芬等，2022)[15]。 其次，人力資本投資可以提升人的勞動技能，影響工作的搜尋與匹配，促進高質量就業，進而提升收入水平，提升家庭的經濟狀況，減輕就業貧困和收入貧困程度。再次，人力資本的提升還可以幫助家庭培養良好的健康意識，降低家庭陷入健康貧困的風險。最后，人力資本投資本質上是對人的能力進行投資，通過教育和培訓可以使個體具備更高的知識和技能水平，更加理性地參與投資，以實現分散風險的目標。 因此，人力資本投資可以通過降低教育貧困、收入貧困和健康貧困等方式降低多維貧困程度進而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還可以通過提升家庭風險抵御能力，進而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數字普惠金融借助新興金融科技進行風險識別與管理，有效緩解了家庭面臨的信貸約束和金融排斥，可以提升家庭教育與培訓支出，促進家庭人力資本投資(閆思宇等，2023)[16]，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商業保險可以有效應對家庭面臨的風險，提升家庭的風險抵御能力，從而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家庭面臨的風險不確定性越大，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可能性越高，如何處理家庭面臨的風險尤為重要。 商業保險作為正規風險的處理方式，有效地將家庭風險轉移到外部，降低風險的不確定性，進而降低家庭發生多維貧困的可能性。 數字普惠金融可以借助互聯網平臺從供求兩個方面促進家庭商業保險的參與。 一方面，保險公司可以借助家庭在支付寶等數字普惠金融業務平臺產生的信用信息及相關信息精準匹配用戶保險需求，降低信息搜尋成本，緩解保險市場的道德風險以及逆向選擇問題，提高供給質量。 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提高了商業保險的可得性、便利性和多樣性，降低了商業保險的交易成本，提高家庭金融知識水平和社會互動水平從而促進了保險參與(李曉等，2021)[17]。

不確定性風險沖擊會降低家庭的福利水平，帶來失業和工資收入下降等問題，惡化家庭經濟狀況，加深家庭多維貧困程度，使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風險上升。 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可以促進家庭金融資產的參與，促進家庭資產的合理配置(吳雨等，2021[18]；王修華、趙亞雄，2022[19])，合理的家庭資產配置可以實現資產的保值升值，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分散家庭面臨的風險，平滑經濟損失，提升家庭風險抵御能力，緩解不確定性風險沖擊，降低家庭多維貧困程度，進而影響多維貧困脆弱性。 另外，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可以為家庭抵御風險提供可靠的資金來源，降低不確定性風險導致的教育、健康等投資支出下降的問題。 因此，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可以從風險發生前優化資產配置，風險發生后提供資金支持共同緩解不確定風險沖擊，進而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綜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說。

H2:數字普惠金融通過促進人力資本投資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H3: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高家庭商業保險支出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H4: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緩解不確定風險沖擊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為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和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兩者之間的關系，主要使用以下三個方面數據。 第一部分數據包括被解釋變量、戶主和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 本文選取該數據庫中2014 年、2016 年和2018 年家庭經濟庫和個人庫的數據，并剔除存在變量缺失的樣本。 第二部分數據是“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詳細的編制過程以及各省市的數字普惠金融現狀可以參照郭峰(2020)等的研究[20]，受限于數據可得性并且為緩解反向因果關系，實證分析采用2013 年、2015 年和2017 年省級層面數據作為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與微觀數據庫匹配。 第三部分數據為地區層面控制變量的相關數據，該數據來自《中國金融年鑒》。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多維貧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概率，借鑒Su 等(2023)[21]提出的計算貧困脆弱性的方法，并參考張棟浩等(2020)[22]的做法，采用三階段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衡量樣本家庭未來陷入多維貧困的概率，具體的做法如下。

從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中選取變量衡量多維貧困指標，并對指標賦權加總得到家庭多維貧困的變量(Alkire 和Foster，2007)[23]。 多維貧困指標的選取借鑒何宗樾等(2020)[10]，從收入、就業、健康、教育、住房和生活質量六個維度出發衡量家庭多維貧困的脆弱性，共選取八個具體的指標。 多維貧困變量的構建方法以及具體指標見式(1)-(3)和表1。

表1 家庭多維貧困指標

其中，MPIit是家庭i 第t 年的多維貧困程度，取值范圍是[0，1]，取值越大表示家庭多維貧困越嚴重。 Incomeit、Employit、Healthit、Educationit、Houseit和Lqualityit分別表示收入貧困、就業貧困、健康貧困、教育貧困、住房貧困和生活質量貧困的狀況，均為二值變量，當取值為1 時，表示家庭存在此貧困，反之不存在。 House1it和House2it是住房貧困的二級指標，同樣為二值變量。 House1it取值為1 時，表明家庭存在住房產權貧困；House2it取值為1 時，表明家庭存在住房面積貧困，家庭人均住房面積小于12m2。 Waterit和Fuelit是生活質量貧困的二級指標，同樣是二值變量。 當Waterit取值為1 時，表明家庭存在生活飲水貧困，即家庭無法獲得清潔的生活飲用水；當Fuelit取值為1 時表明家庭存在生活燃料貧困，即家庭無法獲得清潔燃料。

根據Su 等(2023)[21]的貧困脆弱性的計算方法以及Feeny 和McDonald(2016)[13]關于多維貧困脆弱性計算方法，采用三階段廣義最小二乘法來計算樣本家庭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概率，判斷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程度。 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計算如下所示。

其中，VMPit是i 家庭t 年在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概率。 MPIit是i 家庭t 年多維貧困的剝奪得分。 Xit可能影響多維貧困的變量。 k 為多維貧困的臨界值，根據已有做法，k 的取值為1/4 或者1/3，本文基準回歸中選取k 等于1/3，在穩健性檢驗及部分回歸中k 取1/4。 當MPIit大于k 時，家庭處于多維貧困狀態，當MPIit小于k 時，不處于多維貧困狀態。 Φ 是正態分布的累積分布函數是家庭多維貧困剝奪得分的估計值是多維貧困剝奪得分波動的估計值。 多維貧困脆弱性計算的是家庭在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概率，需要先計算家庭未來多維貧困的期望值與方差。 將作為未來多維貧困剝奪得分的期望值，將作為未來多維貧困剝奪得分的方差，帶入公式(4)可以計算出家庭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可能性。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指數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包括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三個二級維度數據，其中，使用深度包括支付業務、貨幣基金業務、信貸業務保險業務、投資業務和信用業務，具體的指標選取以及指標的計算方法詳見郭峰等(2020)[20]。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多維貧困脆弱性數值上相差過大，為了使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數量單位處于同一水平，將數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標進行除以100 的處理。

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的選取借鑒何宗樾等(2020)[10]的研究，包括戶主層面、家庭層面和地區層面的變量。 戶主特征變量包括戶主的年齡、性別、教育狀況、婚姻狀況、工作狀況和健康狀況。 家庭特征變量包括家庭規模、老年人比例、少兒比例和家庭儲蓄。 地區控制變量包括地區經濟水平以及傳統金融發展水平。 地區經濟水平用人均GDP 衡量，傳統金融發展水平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衡量。

(三)模型設定

為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設定如下基準模型:

多維貧困脆弱性VMP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概率。 DFi，t-1為家庭i 所處地區t-1 年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Xit表示戶主層面、家庭層面和地區層面的一系列控制變量，λt表示年份固定效應，φj表示省份固定效應，εit為不可觀測的誤差項。 β1衡量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方向和程度。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本部分著重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和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VMP)兩者之間的基準關系，表2為揭示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因素以及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參考。 其中，列(1)僅加入省份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未加入任何控制變量，列(2)-(4)逐步加入戶主層面、家庭層面和省份層面的控制變量。 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程度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值，且均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程度，在加入全部控制變量和固定效應后，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每上升100 點，家庭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概率下降9.3%。 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也大致符合預期，假設H1 得到驗證。

表2 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基準回歸

(二)內生性問題

基準回歸中驗證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緩解作用，但是還需要關注反向因果關系以及遺漏變量偏誤等帶來的內生性問題。 對于反向因果關系，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家庭的資金來源、資金使用、資金配置等問題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另一方面，不同多維貧困脆弱程度家庭對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情況也不相同。 對于遺漏變量問題，雖然模型中已經加入較多的控制變量，但是依然可能存在一些無法觀測的變量或者一些難以精確測量的特征變量，并且這些變量會對多維貧困脆弱性程度產生影響，從而使得回歸結果產生偏差。 在基準回歸中，已經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滯后一期和微觀數據匹配，并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內生性問題，接下來繼續使用工具變量法來進一步緩解內生性問題。 借鑒何宗樾等(2020)[10]的做法，選取家庭所在省份的省會城市與浙江省杭州市的距離和全國層面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均值(除本省外)相乘作為工具變量。與杭州的距離越大，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一般越差，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并且與杭州的距離對家庭的多維貧困脆弱性無直接影響，滿足排他性約束。

表3 是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仍可以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但回歸系數比基準回歸結果有所下降。 基準回歸結果成立，假設H1 再次得到驗證。

表3 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內生性問題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基準回歸結果的可靠性，采用替換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和替換模型的方式檢驗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表4 中列(1)-(3)分別將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二級維度指數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 列(4)將多維貧困的臨界值k 從1/3 改為1/4，重新計算多維貧困脆弱性程度，新的多維貧困脆弱性程度變量降低了多維貧困的臨界值，擴大了多維貧困家庭群體，提升了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程度。 然后，使用新的多維貧困脆弱性程度對數字普惠金融進行回歸。 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是家庭未來陷入多維貧困的概率，取值范圍是[0，1]，是兩端受限變量，因此，列(5)使用Tobit 模型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回歸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二級指標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均可以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但數字化程度降低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不顯著，現階段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比較大，而數字化程度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尚未凸顯。 更換多維貧困脆弱性的計算后，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仍然可以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替換為Tobit 模型后，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依舊穩健。 表4 回歸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結論穩健，假設H1 再次得到驗證。

五、進一步分析

(一)異質性分析

實證分析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顯著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為了加深對兩者關系的認識，進一步研究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在不同家庭之間是否具有異質性。 異質性分析有助于強化數字普惠金融和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 以效率最大和風險最小為目標的傳統金融可能會忽視弱勢群體的信貸需求，使得弱勢家庭面臨金融排斥問題，而精英群體憑借自身優勢獲取更大的資源，傳統金融市場存在較為嚴重的“精英俘獲”現象。 “精英俘獲”會使普惠金融的發展偏離其初心，加劇家庭之間的差距，扭曲資源配置。 家庭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可能會影響家庭數字普惠金融的參與，進一步影響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家庭位于城市和農村接收到的金融資源也不盡相同，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家庭的影響程度也可能不同。 為分析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哪些群體影響更大，能否實現其普惠性的目標，本文從以下幾個角度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異質性效應。

1.經濟精英異質性

家庭物質資本較為富裕的家庭可能從傳統金融的發展中獲取更大的收益，那么數字普惠金融是否也更加有利于物質資本較高家庭的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緩解呢? 本文使用“家庭凈資產”作為物質資本的代理變量，賦值物質資本大于均值的家庭為1，生成“經濟精英”變量，并將經濟精英變量和該變量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交互項放入回歸中進行實證檢驗。 表5 列(1)匯報了經濟精英變量的調節效應結果，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是-0.091，且在1%的水平顯著，但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精英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 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且對物質資本較低的非經濟精英家庭影響更大，物質資本削弱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緩解作用。 因為傳統金融的金融排斥和屬性錯配問題，低物質資本家庭面臨的金融排斥問題更加嚴重，但數字普惠金融發揮了普惠性和包容性的作用。 可能的解釋在于，經濟精英的家庭本身更不容易面臨資金約束，擁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和資產，有利于平滑不同時期的風險。 對于非經濟精英的家庭，為了維持家庭生存開支，無法保留更多的風險儲備金，需要金融的支持，并且因為缺乏抵押資產，受到金融排斥的概率更高，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這部分家庭的邊際效應更大。

表5 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異質性分析

2.社會精英異質性

社會資本更加富裕的家庭可能從社會網絡中獲取更多的資金支持，分擔家庭風險，那么數字普惠金融是否也更加有利于社會資本較高家庭的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緩解呢? 本文使用“人情禮支出”作為社會資本的代理變量，賦值社會資本大于均值的家庭為1，生成“社會精英”變量，將精英變量和該變量與數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項放入回歸中進行調節效應分析。 表5 列(2)匯報了社會精英的調節效應結果，數字普惠金融系數顯著為負，但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 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社會資本較低的非社會精英家庭影響更大。 可能的解釋在于，社會精英家庭的資金渠道更豐富，自身信貸需求已得到滿足，家庭面臨風險沖擊時可以通過社會網絡籌集資金，獲得民間借貸，數字普惠金融對其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緩解作用較小。 而對于非社會精英家庭，面對經濟風險等問題時，其無法從社會網絡中獲取民間借貸，無法支持家庭的教育、健康和生活支出，需要外部資金的支持，數字普惠金融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對社會資本比較低家庭的邊際效應更大。

3.政治精英異質性

政治地位可能會影響家庭的資源獲取，政治地位較高的家庭可能社會地位同樣比較高，其可以通過更加豐富的渠道獲取資金，自身經濟能力也較強，那么數字普惠金融是否也更加有利于政治地位較高家庭的多維貧困脆弱性的降低呢? 本文使用“是否為中共黨員”作為政治地位的代理變量，若戶主是中共黨員，則家庭為“政治精英”，賦值為1。 表5 列(3)匯報了政治精英的調節效應結果，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顯著為負，但其與政治精英的交互項顯著為正，數字普惠金融對非中共黨員家庭的影響更大，對非政治精英家庭的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緩解效應更強。 可能的解釋在于政治精英家庭本身經濟水平可能更高，多維貧困狀況處于較低水平，多維貧困脆弱性也更不易發生，不需要外部金融的支持。 此外，政治精英家庭的社會網絡也更加健全，即使遇到經濟危機與非預期風險的沖擊，家庭不需要正規金融渠道就能夠度過困難期，數字普惠金融的邊際效應也更加小。 而對于非政治精英家庭來說，其可獲取的金融與信息可能處于較低水平，對資金的需求較大，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其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緩解作用更大。

4.城鄉異質性

中國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資源向城鎮傾斜，而農村的資源較為匱乏，相較于城鎮居民獲得的金融服務和信息資源，農村居民受到的金融排斥問題更加嚴重，金融成本高昂使得傳統金融服務難以覆蓋偏遠和農村地區。 那么數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利于破除地理限制，發揮普惠性作用，更加有利于農村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降低呢? 本文將城鄉變量作為調節變量納入回歸方程中，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異質性影響。 表5 列(4)匯報了城鄉變量的調節效應結果，數字普惠金融系數顯著為負，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發揮了更大的減貧效應，對農村居民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緩解作用更大?？赡艿慕忉屧谟?，農村地區金融服務更加稀缺，且農村居民處于征信的空白區域，長期被排除于金融服務之外，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更大，數字普惠金融發揮的邊際效應更強。 而城鎮居民經濟水平更高，金融需求可以通過傳統金融服務得到滿足，數字普惠金融對其只作為一種補充渠道，在金融服務水平較高的城鎮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揮的邊際效應較小。

(二)機制分析

數字普惠金融緩解多維貧困脆弱性的主要途徑是促進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商業保險支出和緩解不確定性風險沖擊。 為驗證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內在機制，將人力資本投資、商業保險支出和不確定性風險沖擊作為被解釋變量對數字普惠金融進行回歸(江艇，2022)[24]。

人力資本投資有利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緩解，為驗證數字普惠金融能否促進人力資本投資進而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根據“教育培訓支出”構造人力資本投資變量，并將該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對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進行回歸。 表6 列(1)匯報了人力資本投資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結果，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為1.799，在1%的水平上顯著。 回歸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顯著促進了家庭人力資本投資，驗證了數字普惠金融促進家庭人力資本投資進而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機制。 內在邏輯在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降低了金融的服務成本，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了金融服務的覆蓋廣度和服務效率，緩解了信貸約束和預防性儲蓄動機等問題導致的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的問題，增強家庭內生發展能力，降低教育貧困和提升風險抵御能力，從而緩解多維貧困脆弱性。 假設H2 得到驗證。

表6 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機制分析

保險可以有效分擔家庭面臨的風險，降低不確定風險對家庭的影響，有利于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程度。 為驗證數字普惠金融通過影響保險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根據“家庭商業保險支出問題”構建商業保險支出變量，將該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納入到回歸方程。 表6列(2)匯報了商業保險支出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結果，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為2.090，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可以促進家庭商業保險支出，而商業保險可以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家庭商業保險支出進而緩解多維貧困脆弱性的機制得到驗證。 內在邏輯是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提高了商業保險的可得性，降低了商業保險的交易成本，緩解了保險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提高了保險市場的效率，進而提高家庭的商業保險支出。 商業保險為家庭提供防火墻和緩沖器的作用，降低家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和因為意外風險導致家庭陷入多維貧困的概率，從而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假設H3 得到驗證。

不確定風險沖擊會提升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利于家庭抵御風險沖擊，從而緩解多維貧困脆弱性。 為驗證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緩解不確定風險沖擊的機制，將家庭人均純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對戶主和家庭特征變量進行回歸，得到殘差值，以殘差值衡量不確定風險沖擊。 表6 列(3)顯示了不確定風險沖擊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結果，結果為負向顯著。 回歸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緩解了不確定風險的沖擊，驗證了數字普惠金融影響不確定風險沖擊進而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機制。 內在邏輯在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通過風險分擔和提供信貸支持降低不確定風險的沖擊，降低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概率，緩解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假設H4 得到驗證。

(三)子指標分析

為進一步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和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因果關系，分析數字普惠金融通過影響了多維貧困的哪個子指標進一步影響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 研究結果如表7 所示，其中住房貧困和生活指標貧困維度分別有兩個子指標，若其中任一子指標存在貧困，則住房貧困和生活指標貧困賦值為1。 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緩解了收入貧困、健康貧困、教育貧困和生活質量貧困，進而緩解了多維貧困程度和家庭風險抵御能力，最終影響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結果與理論分析和機制分析結果相符合。

表7 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子指標分析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全面脫貧的背景下，降低貧困的多維性和脆弱性是下一階段的目標和任務，數字普惠金融的快速發展對緩解中國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產生了深遠影響。 本文利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微觀數據庫，探究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多維貧困脆弱性的綜合影響，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內在機理，聚焦于家庭物質資本、社會資本、政治地位和城鄉等特征的內在差異，揭示數字普惠金融對多維貧困脆弱性影響的細分差異。研究結論如下:第一，從總體影響看，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降低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并且數字普惠金融中的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影響更顯著，數字化程度的影響不顯著。 第二，從異質性影響看，相較于物質資本較高的家庭，數字普惠金融對物質資本較低的家庭影響更大；相較于社會資本較高的家庭，數字普惠金融對社會資本較低的家庭影響更大；相較于政治地位較高的家庭，數字普惠金融對政治地位較低的家庭影響更大；相較于城市的家庭，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家庭的影響更大。 第三，從影響機制看，數字普惠金融通過促進家庭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商業保險支出，緩解不確定風險沖擊，緩解多維貧困脆弱性。 細分子指標看，數字普惠金融對收入貧困、教育貧困、健康貧困和生活質量貧困的緩解作用顯著。

研究揭示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家庭多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綜合以上研究結論，得到如下政策建議:第一，注重降低貧困的多維性和脆弱性。 多維貧困脆弱性關注的是家庭未來發生多維貧困的概率，兼具貧困的多維性和動態性特征，是對高質量長效脫貧機制的反映，在扶貧時不僅要關注家庭的貧困現狀，還要關注家庭的多維可行能力現狀，并從脆弱性視角建立多維貧困的返貧預警機制，注重家庭多維可行能力的改善和風險抵御能力的增強，從源頭避免多維貧困的發生，降低新貧困和返貧的發生。 第二，持續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 在數字技術快速的發展和支持下，數字普惠金融是金融未來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及時抓住科技信息革命的機遇，推動金融服務的普惠化和數字化，建立數字普惠金融和脫貧的有效連接，滿足多維貧困脆弱性家庭的金融需求，充分發揮金融服務的減貧作用。 同時，在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過程中應注意重點突出、先后有序，優先完善落后地區和農村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基礎設施。 第三，幫助家庭有效合理使用數字普惠金融。 數字普惠金融對不同物質資本、社會資本、政治地位以及城鄉的家庭發揮出不同程度的影響，應強化其對弱勢群體的作用，積極引導長尾群體使用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充分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在促進人力資本投資，增強商業保險支出和緩解風險沖擊等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