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國資本家與中日沖突之演變(1931-1932)

馬建凱

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斗爭都是階級斗爭”(1)恩格斯《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360頁。。由是觀之,抗日戰爭史既是政治軍事史,也是社會革命史?？谷諔馉幉粌H是一個民族國家對另一個民族國家的侵略與后者對前者的反抗,還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剝削乃至消滅以及后者對前者的反抗。此推論雖過于強調階級對立,但給予學界一個提示,即從唯物史觀出發,廣義的抗戰史可詮釋為社會各階層間激烈地相互作用的歷史。有感于中國近代侵略與反侵略的歷史書寫過于強調民族國家政府間的外部博弈,有學者指出,“外來侵略者”或“外國在華存在”通過條約體系“內化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或“直接組成部分”,“這些西方代表在中國表述著‘西方’卻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2)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11頁。。有鑒于此,通過對“外國在華存在”的“在地化”研究,恰可有助于呈現中國抗日戰爭及日本侵華戰爭作為階級間相互作用的社會革命面相。

上海外國資本家執掌著上海外國社區和貿易往來,無疑是近代列強重要的在華存在(3)關于資本家的歷史描繪,往往帶有污名化的色彩。本文取價值中立的立場,將外國資本家目為支配上海工商業界的大商人,如英美煙草集團(British American Tobacco)、沙遜洋行(David Sassoon &Sons Company)、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紐約城市銀行(City Bank of New York)、三井物產、日清汽船、日本棉花等大公司的在滬負責人。參見:埃德加·斯諾《舊中國的上海和一二八抗戰》(1933年),埃德加·斯諾《斯諾文集3:為亞洲而戰》,宋久、柯南譯,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354頁;歐內斯特·O.霍塞《出賣上海灘》,周育民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106、200-201頁。。在“九一八”事變至“一·二八”事變期間,其中的英國資本家較為強勢,而美、日次之。對于上海外國資本家在此一時期中日沖突的因應,學界尚無深入的專題研究。表面上看,相較于上海日僑中下層,日本資本家在此時期的中日沖突中似無明顯的戰爭責任,學界由此多重點闡述中下層日僑在沖突中的角色尤其是對中國民眾的暴行(4)如周丹(Donald A. Jordan)《一九三二年淞滬戰爭中的日本平民》,楊恒生譯,蔣永敬、張玉法等編《近百年中日關系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版,第333-340頁。。也有少數著作較多論及日本資本家,給予筆者一定啟發,但皆重點闡述此時期日本資本家與中下層日僑、日本政府之間的關聯,而未注意到其與歐美資本家的聯結(5)如高綱博文《近代上海日僑社會史》,陳祖恩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8-99頁;陸偉《日本在滬資產階級與一二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前后的上海商工會議所》,《上海黨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頁。按:高綱博文著作中的“會社派”日僑的領導者,即為日本資本家。。就上海英、美資本家而言,學界多以英、美政府視角,闡述英、美勢力對中日沖突的因應,并重點述論其戰爭責任(6)具有代表性的有:吳景平、趙哲《評美國對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的態度——兼析“史汀生主義”的提出及局限性》,《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3期,第43頁; Donald A. Jordan, China’s Trial by Fire: The Shanghai War of 1932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235-236.,在此大敘事下,間或提及資本家的作為(7)如趙嵐曾論及上海英國資本家對日本侵滬的支持,參見:趙嵐《“九·一八”事變后英國、國聯對日政策演變》,《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4年第5期,第119頁。。部分研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或外僑集體的著作,對此問題有一定的闡述,對筆者也有所啟示(8)如朱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與一·二八事變》,《上海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8月,第212頁; 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149-150.。

基于上述研究現狀,通過對中、日、英、美四方史料的梳理,本文嘗試借鑒傳統革命史中的階級分析法,以上海日、英、美資本家為中心,研析“九一八”事變至“一·二八”事變期間僑滬外國資本家的社會角色。本文嘗試先考索外國資本家作為一個階層的集體動向,即有關中日沖突的集體行為,然后辨識諸般行為背后的集體意識,并探究這些意識所反映的社會結構及其經濟要素。值得注意的是,筆者無意就此進行理論形塑,更無意以政治話語代替事實邏輯,僅期望對相關階層的歷史表述由了解之同情達同情之批判,還原更多歷史面相,略陳管見,以求教方家。

一 兩副面孔

1933年,中日沖突的親歷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是這樣描繪中日對抗中的上海外國資本家的:“九一八”事變前,公共租界工部局中的上海外國資本家“特別想使租界獲得永久性的地位”,“并把它擴大到鄰近的中國地界里去”,“宣布為‘自由市’”和“外國保護下的永久非軍事區”。在事變后,他們把日本海軍將軍鹽澤看作“救世主”,“鼓勵了這個年老性急的海軍將軍去犯這致命的錯誤”(9)埃德加·斯諾《舊中國的上海和一二八抗戰》,埃德加·斯諾《斯諾文集3:為亞洲而戰》,第355、356頁。。親歷者歐內斯特·O.霍塞(Emest O. Hauser)也如此描摹:“現在,十九路軍的實在壓力又增添了南京政府的外交壓力,大班們真的害怕極了。大概是應該有什么人給中國人一個教訓的時候了?！薄叭毡舅坪跤绕溥m合實施這個教訓的了?！?10)歐內斯特·O.霍塞《出賣上海灘》,第209頁。兩篇追述,同一面孔。斯諾與霍塞皆記述了上海外國資本家在中日沖突期間鼓動日本發動戰爭,借以捍衛條約權利的行為。該敘事塑造了一個臉譜化的形象,即積極反華、崇尚暴力的外國資本家,為后世所因循(11)如朱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與一·二八事變》,《上海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研討會論文集》,第220頁。。然而,有關此時期上海外國資本家的行動,時人不僅有全負面的記述,也有不少全正面的記述,后者雖不如前者流行,卻與之形成強烈反差。

同樣親歷事變的上海傳教士費吳生(George Fitch),如此追憶上海外國資本家的行為:“一·二八”事變后,上海外國資本家經由扶輪社(Rotary Club)“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旨在終止戰爭”,由兩名日商牽頭,“他們地位很高,誠懇且有才干”(12)My 80 Years in China,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Files of George Ashmore Fitch,File 21-1.。副社長、英商哈里斯(E. F. Harris)也投身其間(13)《費吳生戰時日記》,姜良芹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費吳生夫婦檔案匯編》第1冊,馬建凱編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8-29頁。,出力甚多。須知,上海扶輪社為跨國商人團體,高階成員多為僑滬大商人(14)“Rotary Club Here Spends $48,000 in Aiding Local Refugee, Medical Relief,” The China Press, January 25, 1938.。這一記述同樣存在輔證。當時的上海西文報刊報道稱,“九一八”事變后,上海扶輪社便呼吁國際扶輪社“促進和平”(15)“How Little America Knows of Culture of Orient,” The Shanghai Times, October 9, 1931.?！耙弧ざ恕笔伦兒?該社積極尋求“停止中日敵對行動”,并“募集1950美元,用于救濟中國難民”(16)“Rotary Unable to Prevent War,” The China Press, February 26, 1932.。相關社員代表為“四個頭腦冷靜的商人”,“工作得非常和諧”(17)“Efforts of Rotary for Peace,” The Shanghai Times, February 26, 1932.。在此敘事中,上海外國資本家似乎又成了冷靜持重、熱愛和平的集體(18)管玉婷、陳蘊茜《民國時期中國扶輪社發展初探》,《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第156頁。。他們在中日沖突中究竟有哪些作為,展現何種姿態,已混沌不清。

上述兩種敘事都基于線性單調的行動,塑造了臉譜化的形象。其價值判斷的準繩也十分淺顯,與今人差異不大,即反華與否,支持戰爭與否。前者措意于沖突影響力的橫向維度,揭橥資本家與沖突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后者系由時間遞進的縱向維度勾輯資本家與沖突擴大或縮小的聯系?；貧w歷史現場,分而觀之,無論在沖突影響,還是沖突的規模嬗變方面,僑滬各國資本家的行為均較為復雜,甚或自相矛盾,并非黑白分明。

整體來講,日本資本家縱向維度上的助戰與橫向維度上的沖突受害者形象似皆證據確鑿。1933年,日本資本家編纂了自述性質的紀實報告《昭和七年上海事變志》。通覽該書可知,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在滬日本資本家大多始終呼吁對華強硬,且大力支援滬戰中日軍的“后勤”(19)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蘆澤印刷所昭和8年(1933)印行、第40、193、442頁。。日本外交文件也顯示,受中下層日僑鼓動,日本資本家也主張“強硬論”,極大地推進了日本海軍發動事變的行動(20)「上海居留日本人の強硬論の海軍側への影響について」、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満州事變』第2巻第1冊、昭和54年(1979)發行、第43-44頁。。與此同時,《昭和七年上海事變志》稱日本資本家是沖突的“受害者”,他們自身產業乃至人身安全處于危機之中,還要援助與救護中下層日僑(21)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84-86、301-303頁。。西文報刊同樣描述了此時期日本資本家的窘迫(22)“The Boycot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October 22, 1931.。部分日本資本家一邊助戰、助己,一邊還援助此時期的中國難民。在1945年倉皇撤離時,三菱公司所屬明華糖廠廠長喜多村貫二,不慎將其日記遺落中土。該日記的記載頗為吊詭,其中稱此時期他曾兩度收到“感謝信”:一個系滬戰日軍所授,表彰他作日軍的“后援”;另一個系滬戰中國難民所授,感謝他釋放被日軍“誤捕”的中國平民(23)《昭和七年上海事變明華日記》,上海市檔案館:資源委員會中央化工廠籌備處檔案,檔號Q42-1-866,第9-94頁。。日清汽船在滬董事、日商領袖米里紋吉與喜多村相類似。萬寶山事件后,米里紋吉便發動、代表日僑呼吁對華強硬(24)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39頁。;同時,他也積極援救此時期中國長江流域的洪災難民(25)《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委員姓名錄》,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732:社會·社會救濟》,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昭和七年上海事變志》塑造了日僑為租界戰斗卻不為西方所喜的孤勇者形象,英國資本家對日本軍事行動感到“欣慰”,但出于“嫉妒心”而表露出反日情緒,美國資本家則大肆表態反日(26)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719-720頁。。既有研究及英國外交文件均顯示,此時期英國資本家確曾持續向英政府呼吁維持在華特權,滬戰后頻頻勸說政府借戰爭“調整各種問題”(27)Sir M. Lampso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DBPO), F 2454/65/10; 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149-150.?？傮w上看,英國資本家似無公開反日的言辭,卻有高調攻擊中國民眾運動、看似為日軍辯解的表示(28)“A Disastrous Ye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6, 1932.。英國資本家中有無反日暗潮,姑且存疑,但他們在反華的同時也有部分親華行為,如捐助上海市政府的“戰后重建”(29)“Shanghai Loa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6, 1932.。日軍侵華引起美國國內乃至上海美國傳教士、知識人等群體的反日聲浪(30)“100 Americans in Shanghai Appeal to Borah Against Japan’s ‘Inhumanity and Stupidit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1932.?！熬乓话恕笔伦兒?美國資本家確曾暗中向美政府抗議日軍在東北的破壞(31)The Consul General at Mukden (Myers)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Johns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FRUS), 1931, The Far East, Vol. Ⅲ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118-125.,但在公開場合,受美國資本家控制的上海美國商會,僅發出兩次恪守中立的聲明(32)“Shanghai American Trade Leaders Insist on Maintaining Open Doo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1932; “Business As Usual Asked by Americans,” The China Press, February 28, 1932.,此外并無明顯集體表態。日方的反日記錄,概為草蛇灰線,暫且不論。

分而觀之,可窺見各方各自的主觀行為及層累的外國資本家整體形象,但并不能呈現既存權勢結構規訓與限制下資本家的縱橫捭闔。依循相關共同體合而觀之,或許更能突出他們作為一個階層的真實樣態。

前述兩種敘事為尋覓資本家在共同體中的集體作為提供了線索,不難發現,兩者主要依據公共租界工部局、扶輪社、上海自由市計劃的相關事項歸納上海外國資本家的行為。公共租界為外國資本家聚居之地,其工部局號稱上海外國資本家掌控的“上海市政府”,扶輪社為外國資本家參與程度最高的民間團體(33)“Seven Nationalities Among Rotary Club Officers,” The Shanghai Times, April 2, 1932.,上海自由市計劃的發動者即工部局董事、扶輪社社員、各外國商會會員。工部局象征著外國資本家的官方機構,扶輪社象征著他們的民間組織,自由市計劃的發動者象征著外國資本家官方與民間組織的結合。依此三條線索覓蹤,應是兼具概括性、代表性的選擇。筆者也嘗試依循三大共同體爬梳上海外國資本家的集體行動,力求全面辯證地呈現他們的作為。

如眾所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是工部局的權力核心。是時,董事會名額以英商最多,官階最顯,而美、日次之。通過對董事會會議錄及相關外交文件、報刊的整理,可以發現,若依前述反華與否、支持戰爭與否的價值準繩,董事會中的外國資本家確有諸多不當行為。

“九一八”事變后,董事會采取了打壓反日群眾運動的舉措(34)《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關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裝沖突〉的備忘錄》,戴逸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鑒(1840～1949)》第8冊,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908頁。,并繞過中方擅自制定有損中國主權的租界防御計劃,為日軍以防衛租界為名發動戰爭提供了口實(35)Mr. Brena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DBPO, F 2569/1/10; 《淞滬抗日戰斗詳報》(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防部史政局和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檔號七八七7073,第7-8頁。。董事會試圖借力打力,以事變為召開一次中國政府和各主要的、與此事有關系的西方國家參加的對華協商租界事項會議的“良好時機”(36)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頁。,后因駐滬領事反對而作罷?！耙弧ざ恕笔伦兒?董事會縱容日軍以租界為侵華基地(37)《淞滬抗日戰役史材》(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防部史政局和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檔號七八七7070,第56、88頁。,試圖壓制有關租界的反日報道(38)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04頁。,公開抨擊中國法院(39)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Ⅳ, 628-629.。

論及以董事會為代表的上海外國資本家在此中日沖突時期中的作為,前人多集中于闡述其推動戰爭的行動(40)如張智慧《“一·二八事變”與上?！白杂墒小庇媱澥寄?《學術月刊》2011年第8期,第148-149頁。,部分著作甚至以“邪惡”二字概括其行動性質(41)朱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與一·二八事變》,《上海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研討會論文集》,第217頁。。平心而論,若依前述價值準繩,董事會中的外國資本家也有諸多正面行為,即保持中立、維系和平,甚或親華的行動。

“九一八”事變后,董事會曾壓制日僑的反華集會(42)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2,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47.,提醒日軍不要進行特別的軍展(43)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2, 1931,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163-164.?！耙弧ざ恕笔伦儼l生時,董事會也同駐軍執行了前述防御計劃,但與中方有所協商,并對日軍進行強烈譴責?；羧Q,面對日軍利用租界,大班們“看得目瞪口呆”,“也不公開指責日本的粗暴行徑”(44)歐內斯特·O.霍塞《出賣上海灘》,第217、218頁。。其記述較為準確,董事會確未曾公開譴責日本(45)《淞滬抗日戰役史材》(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防部史政局和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檔號七八七7070,第56頁。。在霍塞的敘事中,此跡象似更坐實外國資本家的幫兇角色。然則從相反的角度考量,在暗箱操作的層面,董事會頻頻抗議日軍,似也能說明其與日軍并無太多私下的勾結。

美商政治代表、董事會總裁費信惇(Stirling Fessenden)為董事會的戰爭責任辯誣稱,其他軍隊防衛租界,有些許侵占華界時,均向中國市長溝通;而28日日軍侵略閘北時,他曾質問日方“為何進行這種占領”,但并未得到清晰答復(46)Mr. Brena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DBPO, F 2569/1/10.。以上即費信惇向美國領事的剖白,或許僅系其推咎之辭。英美外交文件同時記錄,事變后不久,董事會曾“針對日軍擾亂租界職能及隨即而來的粗魯、殘暴行為表示最強烈的抗議”(47)Mr.Brena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February 17,1932, DBPO, F 2795/1/10;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30,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116.。防御計劃的存在,已可判定他們的戰爭罪責無法開脫。但是,由上述記載可見,他們對日軍、戰爭的支持程度有待商榷。至少可以說,他們并未支持日軍殺害平民、利用租界發動戰爭以及以之作為作戰基地。

可佐證上列判斷的是,“一·二八”事變后,董事會頻頻向日本方面、列強駐滬領事抗議日軍殺害“無辜平民”,破壞租界中立原則(48)The British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198-199;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9,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258.。同時,身為日本資本家和董事會日董的福島喜三次、岡本乙一,在此類抗議中發揮了一定作用。董事會尤為稱頌福島的功績,認為其“和氣”、“公正”、“不偏不倚”,為工部局同日軍、日領事大力斡旋(49)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01、502、530、570頁。。言語間,福島似有杰出外交家姿態。董事會還曾“捐款5萬元”援助中國難民,設立“國際委員會”抵制日軍“非法逮捕”行動(50)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38、501-502、507-508頁。,協助上海市政府處理“閘北對上海公共衛生的威脅”(51)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11,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566-567.。對于租界及附近中國人的失業問題,董事會還聲稱給予“最認真的考慮”(52)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21頁。。

董事會因應中日沖突的行為,透露出外國資本家行動的多歧性。無獨有偶,由董事會長期參與的上海自由市運動,也透露出外國資本家行動的繁復。上海自由市計劃由來已久,目標在于擴大租界權限,以自由市為口號,以召開各國代表參加的圓桌會議為形式,具體規劃包括組建國際中立區、國際法庭等。若依前述價值標準,上海自由市主張無疑是不正當的,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熬乓话恕笔伦冎痢耙弧ざ恕笔伦兤陂g,該行動較沉寂,“一·二八”事變后方重啟?；蛞蛑С至α枯^為復雜,學界對“一·二八”事變后英、美、日政府對此主張的應對多有論述,但對民間之暗流涌動則語焉不詳(53)如王敏論及此問題,僅以外僑集體概之。參見:王敏《上海何去何從?——論南京國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問題”政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6-117頁。,上海外國資本家在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仍未厘清。

“一·二八”事變后,民間的上海自由市運動,經歷了由秘密轉向公開的過程。起初,隨著中日停戰,英、美、日資本家以商會、董事會等為發聲平臺,向英、美、日政府呼吁或另起爐灶,或于停戰協定中加入自由市規劃的內容(54)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Switzerland (Wilson), at Geneva, March 7,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526-527; Sir M. Lampso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March 5, 1932, DBPO, F 2166/1/10.。此暗流集中于1932年3、4月間,形式較隱秘,社會輿論尚未察覺。之后,一本頗具神秘色彩的“小冊子”開始在上海傳播,封面標有“私人機密”,但無任何署名。有媒體猜測,此冊子應“與某些外國房地產公司有聯系”,新上任的工部局董事、泰隆洋行(Barlow &Co.)經理貝爾(A. D. Bell)當時有類似講話(55)“The ‘Independent-Free-City State’ Scheme for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pril 23, 1932.。神秘氛圍籠罩在上海社會,人們似乎知道外國資本家與此事有關,但又不能確定。

1932年5月,一封同樣標有“機密”字樣的信函,不幸被報刊捕獲,上海自由市運動被迫揭開。該信系英國資本家執掌的英居民協會(British Residents Association)發給各在滬外國商會的信函,信中請求各外國商會提請各國政府召開圓桌會議,“以確立上海的地位”。有西方記者揣測,種種跡象表明,英國人之率先提議與日本資本家及政府有一定關聯,雙方可能同謀(56)“Woodhead’s Scheme for Making Shanghai ‘Saf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May 28, 1932; “Norway Chamber Backs British on Shanghai Status,” The China Press, May 22, 1932.。此推斷固然符合雙方行為趨向,但直至今日,未見有直接證據可證明英居民協會起初便與日本人合謀。該信披露后,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國輿論“強烈抵制”,各方媒體紛紛探求各大商會的回應,但所得消息似乎令好事者失望。各商會中除日本商會“決議通過”,其余均保持沉默,似有不贊同之意(57)“Woodhead Move to Alter Shanghai Status Runs into Hornet’s Nest,” The China Press, May 20, 1932.。因此,中方輿論判定,此時的上海自由市計劃,在外國商界也不得人心(58)《英僑協會進行之圓桌會議》,《民報》1932 年5月25日,第2版。。

1932年6月,形勢發生反轉,令人猝不及防,似又在意料之中。由英商執掌的上海外國總商會打破沉默,發表聲明,“強烈支持”英居民協會(59)“Foreign Chambers Ask Consuls and Ministers to Hold Shanghai Parley,” The China Press, June 2, 1932.。各大商會的真實態度,也浮出水面。雖然相關商會的會議仍是秘密舉行,但已有不少消息傳出,“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和荷蘭的商會都支持這項決議”(60)“However, One Official Admits Sanction Was Given,” The China Press, June 3, 1932.。中方輿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61)《各國領事討論圓桌會》,《國民導報》1932年6月5日,第2版。。各外國商會紛紛出動,看似聲勢不小,但最終仍以列強政府未能達成一致而失敗(62)Mr. Ingram (Peking) to Sir J. Simon, June 25, 1932, DBPO, F 5095/1/10.。

在這次自由市運動中,英國資本家最為賣力,而日本資本家次之,美國資本家貌似僅系附和。更有甚者,美商政治代表費信惇,公開發聲反對自由市計劃,稱其“不切實際”,“會構成對中國國家主權的侵犯”(63)“The Free-city and Demilitarized Zone Ideas are Bound to Fail,”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ne 25, 1932.。費信惇的反對有迎合中國輿論之嫌。但從美國外交文件中可見,費信惇確曾向美國領事提出類似函件,其反對并非官樣表態(64)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403-404.。

工部局董事會猶如上海外國資本家操控的官方機構,與之相對應的是,上海扶輪社則猶如他們操控的民間組織。依憑前述價值標準,關于扶輪社與中日沖突的研究,較多強調其正當行為,即救護難民、呼吁和平的行動(65)如劉本森《扶輪社與民國社會初探》,《民國研究》2013年春季號(總第23輯),第134、138頁。。毋庸置疑的是,上海扶輪社確曾致力于終止敵對、援救難民,并博得美名。如前所述,“九一八”事變后,該社曾致函國際扶輪社,希望其運用影響力終止中日對抗。

“一·二八”事變后,上海扶輪社又試圖制止戰爭。由哈里斯、美房地產商休·桑德爾(Hugh Sandor)、日棉紡廠協會會長船津辰一郎、日商務參贊橫竹平太郎等組成特別委員會,向日本駐滬領事館、上海市政府提出和解請求(66)《費吳生戰時日記》,姜良芹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費吳生夫婦檔案匯編》第1冊,第28-29頁。。該行動后因日軍悍然進攻而失敗。相關研究表明,該社對滬戰難民的援助不止1950美元,與前述西文報道似有出入,日商對此也有贊助(67)劉本森《扶輪社與民國社會初探》,《民國研究》2013 年春季號(總第23輯),第134頁;馬建凱《國際主義抑或人道主義:一·二八事變中的上海扶輪社》,《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1年第4期,第76頁。。部分身為社員的日商,還積極援助此時期長江的洪災難民。在日、英商人的協作下,該社也曾援救一些受日軍或戰火所困的中國難民。如同英、美報刊所載,當事人費吳生頗為贊賞外國資本家在一系列扶輪社活動中的作為,聲稱各國商人在“九一八”事變后的表現實現了“促進相互理解、友善和國際和平”的扶輪社精神(68)“Relief Ship Sails Back to Japan with Supplies,” The China Press, September 29, 1931; 《費吳生戰時日記》,姜良芹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費吳生夫婦檔案匯編》第1冊,第8、17、29、30頁。。在一片稱贊聲中,該社成員也有不少行為似乎越出費吳生敘事的軌道。依照前述價值標準,正當的行為固然存在,不正當的行為也有很多。只不過,不正當的行為未有時人匯總,散亂無章,不易察覺。

一位匿名的外國記者曾發出一番戲謔言論,稱“有很多自稱中國的外國朋友的人,在國外用最不合理、最武斷的方式抨擊中國”,其所舉實例便是“上海扶輪社一位杰出英國成員的言論”,該成員在國外宣稱“滿洲里應屬于日本”(69)“False Foreign Friends of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February 27, 1932.。系杰出英國社員,又對東北問題頗有研究的上海扶輪社成員并不多,時任扶輪社副社長、曾親赴東北考察的哈里斯便是其中之一。當然,不能據此判定為和平事業奔走呼號的哈里斯就是記者抨擊之人。但是,哈里斯的行為,確有自相矛盾之處。如在工部局大會上宣稱增加“土地委員會”華人權益時,哈里斯率先發聲質疑董事會決策(70)“Macnaghten Urges Internationalizing of Local Courts,” The China Press, April 14, 1932.。他也曾準備代表英商參加圓桌會議,力求上海成為“自由港”(71)「上海を自由港」、『大阪毎日新聞』、昭和7年(1932)3月17日。。

矛盾的是,同樣為扶輪社和平事業奔走的船津,是所擬圓桌會議的日方代表。不僅如此,“九一八”事變后的船津,似不主張和平解決中日爭端。他作為在滬日商的代表,頻頻返回日本,聲稱民間反日運動已成“無形之暴行”,希望日本政府采取“強硬手段”(72)「工人を挾んで工場閉鎖?罷業?」、『大阪毎日新聞』、昭和七年(1931)10月11日;《日商紗廠恐慌 船津赴東京請愿》,《上海報》1931年10月10日,第3版。。值得注意的是,船津如此,福島亦如此。同時,身為工部局董事和扶輪社成員的福島,也是圓桌會議的支持者(73)《日方醞釀上海自由市之經過》,《上海報》1932年5月12日,第4版。,曾致函日政府呼吁對華強硬(74)「在上海居留民関係」、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97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戦前期外務省記録A門/保護、引揚及避難関係 第四巻/在留邦人保護、引揚、避難及被害関係。。

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上海外國資本家群體的行動,并不全屬于非黑即白的兩副面孔之一。在由各國資本家主觀行動層累的形象中,他們既是沖突轉化為戰爭的助力者,也是宣稱中立的旁觀者;既是試圖借沖突侵害中國主權的侵略者,又是援助難民、助華重建的人道主義者。在各共同體中,資本家集體影像的自我矛盾之處更為突出。他們不僅是戰爭助力者、中立者,還是呼吁終止戰爭的和平主義者;不僅是侵略者、人道主義者,還是反侵略的親華者。如此一來,厘清他們行動中的真實動機,對于探索他們復雜行為的本質,更顯重要。盧卡奇稱,“正是在暴力問題上,正是在階級與階級之間赤裸裸的生死斗爭的情況下,階級意識的問題才表現為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75)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等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11頁。。中日沖突充滿暴力,是毋庸置疑的。外國資本家的階級意識或其他的集體意識,可以為解釋他們復雜、矛盾的行為提供一把密鑰。

二 反戰與否

依照前述時人價值準繩,無論在層累的視域下,還是在既有共同體中,上海外國資本家的行動均可歸納為兩組矛盾。一為反戰與否層面,即有關資本家對沖突縱向演進的影響。他們看似主戰,多有助日為虐的行動;同時又宣稱中立,乃至試圖制止沖突,抵制日本人暴行。二為反華與否層面,即有關資本家對沖突橫向影響的作用。他們一邊看似反華,力圖趁火打劫,延長乃至擴大租界權益;一邊又宣稱反對借機侵害中國主權的行動,援助中國難民,力促社會恢復。辨析這兩組集體行為背后的真實動機,才能呈現外國資本家應對中日沖突行動的本質,才能認清他們的真實面目。

在第一組矛盾中,工部局董事會扮演了重要角色。董事會曾擅自制定針對中方的租界防御計劃。這一作為的背后,是外國資本家對民族主義群眾運動的極度警惕,對條約權利的眷戀?；貧w防御計劃本身,其中稱反日群眾運動充滿暴行,“與近十年來中國發生的一切排外運動都有直接關系”,“致使兩個民族間的沖突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此一表述指向明顯,即反日群眾運動是針對日本人的暴行,也是針對所有外國人的暴行,是中日沖突爆發的根源,言語間竟流露出一番唇亡齒寒之意,于是,防御計劃防御的目標也很明確,即中國軍隊和“受共產主義或類似非法動機所驅使的半有組織的暴徒”(76)《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關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裝沖突〉的備忘錄》,戴逸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鑒(1840～1949)》第8冊,第908、909、910頁。。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何日軍大力參與防御計劃,且聲稱發動事變是防衛租界。

董事會視反日群眾運動為戰爭淵藪的觀點,頗具代表性?！耙弧ざ恕笔伦兒蟛痪?總董麥克諾登(Ernest Macnaghten)宣稱,“反日活動的罪行”受中國法院包庇,“無疑是導致閘北事件的原因之一”,該言論受到上海英國新聞界的“強烈支持”(77)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14,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Ⅳ, 629-630.。這種對抵貨等群眾運動的恐懼,令“一·二八”事變前的英美資本家草木皆兵。故董事會美董曾致函美國領事稱,如果可以的話,將美政府所派一切武裝力量都帶來上海(78)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7,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74-75.。至于董事會是否安排了日軍侵滬,系一歷史謎案。筆者認為,他們未直接參與策劃,但有一定的附和思想,因為“一個階級的利益能得到實現的條件常常只有依靠最殘忍的暴力”(79)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第111頁。。上海英國報人伍德海(Henry Woodhead)就是這樣認為的,“要恢復治外法權只能依靠打仗,否則就只好讓其民眾回國了”(80)伍海德(Woodhead, H.G.W.)《我在中國的記者生涯:1902～1933》,張珂等譯,線裝書局2013年版,第136頁。按:譯者把英國人伍德海譯為伍海德。實際上,民國中文報刊多以伍德海稱呼他,這或許系他自取或默認的中文名字。。1933年,伍德海為其在沖突中的行為辯白,通篇強調治外法權重要性時,無意間流露此言,透露出外國資本家對維系治外法權手段的認知,即無奈之下只好作戰。伍德海是上海英國資本家的政治代表,他的這一觀點也很有代表性。

滬戰后,董事會回憶制定防御計劃的背景是,“五卅”事件以來,工部局的活動“受到極端的中國民族敏感性的阻礙”,國民政府表示迫切希望廢除治外法權后,立志排外的十九路軍使“局面更為棘手”(81)《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關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裝沖突〉的備忘錄》,戴逸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鑒(1840～1949)》第8冊,第917頁。。從這個意義上講,董事會制定針對中國的防御計劃,并讓日軍大力參與,乃有抵制收回主權“騷亂”之意。

“一·二八”事變后,記者高爾德(Randll Gould)、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注意到,外人中流行一種言論,“日本省去了白人讓中國人講道理的工作”(82)Randall Gould, China in the Sun(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Inc., 1946),149; Hallett Abend, My Life in China 1926-1941(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3),190.。此類主戰說辭雖系發自外國社區,但并不能就此判定董事會的外國資本家也這樣認為。對于這些長袖善舞的董事,英美外交文件提供了關鍵輔證。戰時英美董事皆曾向各自的領事流露出對戰爭的支持,稱“可以在必要時,通過向中國人施加軍事壓力來迫使其同意有利租界的措施”(83)Sir M. Lampso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March 5, 1932, DBPO, F 2166/1/10.。英董萊斯利(N. Leslie)領導下的亞細亞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更曾私下表示,愿將可供空軍作戰的汽油售予日本人,而不愿售予國民政府(84)Mr. Brena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February 2, 1932, DBPO, F 828/828/10.。以上足以證明,除了警惕反日群眾運動,眷戀在華特權,也是董事會擅自制定租界防御計劃的動因。這也構成了董事會縱容日軍以租界為基地的動機。

胡繩指出,“當中國的軍閥統治者壓制不了人民時,帝國主義者就可以極方便地隨時自行動武”(85)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版,第196頁。。在董事會的邏輯中,十九路軍鼓動反日群眾運動,是壓倒日本人對華和平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同樣也是致使他們從反戰到主戰的最后一根稻草。若細審董事會的官方辯護,也可發現其立場變化之端倪。他們稱,“任何強國的可以被解釋為破壞這種中立地位的行為,其責任應由各該強國擔負”,“公共租界不是一個主權國家”,“這樣一個諒解只能由主要有關強國來達成”(86)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05-506頁。。董事會對列強負責,向列強申訴,而相對于中國人,日本也系列強,董事會與日本的立場固然更為一致。

董事會從對民族主義群眾運動的極端警惕出發,在“九一八”事變后,其打壓反日群眾運動的行為,似乎也不難理解。董事會壓制反日報道的行為亦由來已久?！熬乓话恕笔伦兒蟛痪?英領事收到消息,租界中人越來越擔心,“對民眾的煽動可能會普遍針對外國人”(87)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October 9, 1931, DBPO, F 5540/1391/10.。董事會中的外國資本家,就是這些外國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打壓的當地小報及反日報道,大多被認為是“發表不準確的報道和有煽動民眾感情傾向的文章”(88)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31-533頁。。

董事會沒有直接參與日軍侵滬的具體行動?？墒?出于對民族主義群眾運動和喪失在華特權的恐懼,他們被綁在了日本的戰車上。他們試圖制止沖突和抵制日本人暴行的行為,可以看作是脫離戰車的掙扎,但并不是將戰車掀翻在地的堅決行動。容易理解的是,“九一八”事變后,董事會試圖制止中日沖突的行為,其主要動機是維護自身賴以生存的租界及周邊的社會治安(89)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2, 1931, FRUS, 1931, The Far East, Vol. Ⅲ, 164-165.。另一較隱秘的動機,與董事會助日為虐的動機,有極其相似之處。相同的訴求,卻造就相反的行為。董事會擔心中日沖突“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排外示威”(90)The Minister in China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3, 1931, FRUS, 1931, The Far East, Vol. Ⅲ, 532-533.。這些外國資本家,恐懼針對日本人的群眾運動擴大到所有外國人。這顯然不是真正的反戰思維。

上海日本資本家是主戰與反戰行為矛盾的集中點。他們一邊參與看似主張和平的行動,一邊又助力其他日本人的侵略。有一種較常見的觀點,認為較之日僑平民層,有大量日本資本家穩重、反戰,后受平民裹挾而主戰(95)高綱博文《近代上海日僑社會史》,第98、99、113頁;重光葵《日本侵華內幕》,齊福霖等譯,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頁。?？紤]到當時日僑社會情形,裹挾論似有很大解釋力。但筆者認為,日本資本家并未被平民裹挾,其很早即已主戰,且有意推動平民激進化,推動主戰思想傳播,其中極少有反戰者。

福島、船津為日本資本家之領袖,素有穩重美名,其行為矛盾之處也較明顯。通過解析福島、船津的真實動機,或可收一葉知秋之效。董事會喉舌中的福島,是和氣公正、不偏不倚的長者。而筆者認為,真實的福島,是始終積極主戰、盛氣凌人的好戰分子。曾任扶輪社社長的費吳生,向來極少記錄社員不好的言行,福島是一例外,恰為了解福島真實心態提供了一扇私密之窗。費吳生書信載有,“九一八”事變后,福島在扶輪社會議上稱,“日本必須在她和蘇聯之間設一緩沖國,并愿為之拼盡最后一滴血”(96)《某人致瑪麗》,姜良芹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費吳生夫婦檔案匯編》第1冊,第244-245頁。。這一言論站在反共的角度,似有博取在場商人同情之意?？共豢固K,難以判定,至少可從中看出福島十分主戰。費吳生日記記載,“一·二八”事變后,費吳生拜訪工部局總董恰遇福島,福島向總董說,“剛剛登陸的分遣部隊很快就能粉碎中國軍隊的抵抗”(97)《費吳生戰時日記》,姜良芹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費吳生夫婦檔案匯編》第1冊,第26-27頁。?？梢?福島不僅主戰,還認為日軍能像在東北一般速令中國屈服。

福島為何主戰?費氏零星記錄難以窺透。福島致日政府的呈文,或有真實心跡表露,其稱日繼續作戰乃為解救上海三萬僑民(98)「在上海居留民関係」、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97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戦前期外務省記録A門/保護、引揚及避難関係 第四巻/在留邦人保護、引揚、避難及被害関係。。反日群眾運動,或即福島主戰之緣由。他似乎認為,開戰即可迅速消滅反日運動。英美外交文件錄有一秘聞,福島曾向某英美董事交底,“中國沒有政府”,“談判無益”,只能發動武力,快速迫其尊重日本人在華特權,且日本人會幫助租界(99)Mr. Brenan (Shanghai) to Sir M. Lampson (Peking), February 1, 1932, DBPO, F 713/1/10.。此一交底,不知是否專為迎合英美,但至少可得出福島的又一可能動機,即發動戰爭來捍衛或擴大日本人特權。

那么,既如此主戰,福島緣何又助董事會抵制日本人暴行?為應對“中國方面的反日宣傳”,日政府曾發動“日本人俱樂部中的有識之士”(大多是大公司的支店長),向歐美社會廣泛宣傳“日本方面的真相”(100)松本重治《上海時代》,曹振威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4頁。?？梢酝茰y,身居要職的福島,當為日本政府的對外宣傳員之一。這也可以說明,福島為何助董事會與日本人溝通,乃至傳遞抵制日本人的消息?！豆げ烤侄聲h錄》所載部分福島言論,可以佐證這一判斷。福島曾在會上辯稱,日軍以租界為基地,乃“執行保衛公共租界的任務”,拘捕、殺害中國平民,乃防范“中國便衣隊”(101)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06、513頁。。福島此番言論,無疑是在為日本人暴行辯護,宣傳所謂的真相。

再者,英美報刊載有福島曾向日僑大會喊話,“敦促日本政府采取強硬態度”(102)“Japanese Mass Meetin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ember 8, 1931.。若此為孤證,則難以駁倒福島平和之形象。佐之前述,可以確信,福島在將其主戰思想向日本僑民傳播。不難想象這樣一幅畫面,西裝革履、自信滿滿的福島在臺前揮斥方遒,為了滅絕反日運動,為了外人在華特權,日本必須對華作戰,且戰則必勝;所遇之日僑大多揮手稱是,所遇之歐美資本家亦有不少拍手稱快者。

在西人眼中,為扶輪社和平事業奔走的船津,也頗具顧全大局的美名。筆者認為,就“九一八”事變至“一·二八”事變中日沖突而言,船津也系主戰分子,且裹挾日僑與中國人對抗,是滬戰爆發的助力者。較明顯的是,上海英美報紙刊有多篇“九一八”事變后船津為日辯白的文章,其政府宣傳者的身份不言自明。他的辯護邏輯是,反日抵貨是“報復性的致命武器”,且中方“將一切沖突責任諉過日本”,英國也曾是“這種做法的受害者”,受此影響,“中日關系將發生最令人沮喪的轉折”(103)“China and Japan,” The Shanghai Times, October 3, 1931; “The Japanese Boycott,” The Shanghai Times, October 8, 1931;T. Funatsu, “The Psychology of the Boycot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October 9, 1931.。提及英國受抵貨運動的影響,可見其文面向歐美世界的初衷。出兵東北尚不算中日關系的最大轉折,可見其威脅中日在他處將有一戰。船津的話頗具藝術性,并未將自身放在一定支持戰爭的地位上,而試圖令人相信,若有戰爭爆發,抵貨運動才是元兇,可謂老謀深算,綿里藏針。只不過,此一番宣傳言辭,似尚不能看作是他的真實想法。

由船津在日本商界所作之報告,可窺其心跡。身為在華日棉紡業領袖的他,確實深為抵貨運動而煩惱,認為此舉有“相當惡意”,并因此呼吁日本政府對華強硬(104)「成行如何で一斉閉鎖を決意」、『神戸又新日報』、昭和6年(1931)10月13日。。如此看來,他對抵貨運動的抨擊,既是宣傳,也是切身感受。船津似乎并未在日僑中高調宣傳主戰思想,但其所作所為,迫使日僑不斷激進化,日軍“不得不”進軍上海。

身為日棉紡廠協會會長的船津,被授予是否關閉上海日棉紡廠的決定權,但他遲遲不作關閉決定(105)“Tajiro, Funatsu Return From Japan Without Announcements,” The China Press, January 28, 1932.。這為日僑與反日群眾源源不斷的沖突打下了基礎,也為日本平民施暴打下了基礎,同時還配合了米里領導的上海日商工會議所力促實施的日僑現地保護,而非撤離上海。他的主張是,反日群眾運動受到中國官方的鼓動,日僑一旦撤退,日本人多年在華經濟積累便會瓦解,故不得撤出,只能由日政府用強硬措施予以現地保護(106)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216頁。。船津未作大力鼓動,便將大量日僑拴在自己的作戰馬車上。他也未留言辭,其行為本身便表示,他認為并主張日本不能撤退,只有迎頭痛擊抵貨運動,才能捍衛權利。

針對租房市場出現的亂象，多地監管部門采取了行動。7月份以來，已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和西安等20余個城市出臺住房租賃新政，通過用地保障、增加房源投入、規范“租金貸”及其他住房租賃交易服務等舉措，促進住房租賃市場健康發展。

經由其行為內在邏輯的分析,福島、船津主戰者乃至戰爭推動者的角色,大概可以確定。其心跡的共同點在于,發動戰爭以消滅反日群眾運動。雖有不同國籍,但他們對反日群眾運動的恐懼,與董事會中的英美資本家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船津身上,尚有謎團。作為主戰者,船津為何為扶輪社的和平事業奔走?這一問題引出了第一組矛盾中最后一個重要角色——扶輪社。

扶輪社的和平行動,看似囊括多位主張和平的英、美、日資本家,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又扮演了戰爭幫兇的角色,這使得扶輪社的和平行動有懸牛首賣馬肉的嫌疑。馬克思指出,“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107)卡·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頁。。擁有治外法權的英、美、日資本家,無疑是上海的半個統治者。他們也想成為徹底的統治者。以尋覓外國資本家自身利益的視角,細究扶輪社的和平行動,其和平口號也變成了“流俗的偽善”(108)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06頁。?；蛟S他們真的認為,將上海剝離中國掌控,才會有永久的和平。扶輪社提出的調解方案是,建立中立和平區,歸中國主權所有,“由各國組成的混合部隊管理”,“該區之國際法院不受任何政治勢力擺布”(109)“Rotary Unable to Prevent War,” The China Press, February 26, 1932.。初看似乎并無大礙。若配合上海自由市計劃觀之,其雖聲稱保留中國主權,但事實上該地已由國際共管,且建立了不受中國司法管控的法院。如此,該地便是又一租界,也即小型之自由市?；蛟S有真正愛好和平的外商,想通過扶輪社達成停戰。但也有如船津、哈里斯者,習慣性地以犧牲中國主權為建立和平的代價。扶輪社的和平行動,看似是為了公共利益,實則只是為了這些人的自身利益。

綜上,經過對董事會、典型日本資本家以及扶輪社相關主戰、反戰動機的考辨,就反戰與否這一價值準繩言之,上海外國資本家本身就藏污納垢,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過,與前人所論不同,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對戰爭的支持很有限度,僅是戰爭的附和者,而非強有力的引導者(110)受資本家世界既有權力結構制約,英方執牛耳,引領集體風向,日方主戰思想作用有限。。筆者認為,他們未安排日軍發動戰爭,也大多僅支持速戰速決的作戰,悸恐戰事綿延及日軍暴行。他們的真實動機中,較強烈的兩點是,對民族主義群眾運動的恐懼,對維持乃至擴大外人在華特權的渴望。

三 反華與否

在反華與否的矛盾中,各國資本家推行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上海自由市計劃,雖談不上親日,卻與日本人訴求一致,為反華的典型。而部分美國資本家挺身而出,呼吁尊重中國主權,反對該計劃,看似是親華的典型。另外,作為戰爭幫兇的董事會,竟主動幫助中國難民、失業工人,幫扶上海市政府整頓衛生。他們的行為,也頗有與中國人親近之意,構成了與前述主戰思想相左的動向。

董事會聲稱,幫助中國政府處理租界周邊的治安和衛生問題,乃是“純粹出于人道主義的觀念”(111)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41-542頁。。在這里,他們再次將其“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112)卡·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頁。。他們內部的討論,毫無保留地揭示了戰爭環境下其對自身衛生環境的擔憂。如幫助租界及周邊中國難民接種牛痘時,其內部討論稱,“為了界內居民普遍健康的利益,到會董事一致同意保證全體難民接種牛痘的極端重要性”;他們在協助處理租界周邊尸體時也稱,“若要不使公共租界居民的健康遭受危害,在軍隊撤離地區處理尸體與采取衛生措施乃是最為急迫的問題”(113)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14-516、539-541頁。。

作為幫助中國難民的重要舉措,設立審理平民遭日本人拘留案件的國際委員會,自然如前論抵制暴行時所言,為維持租界的秩序,也為人類天然之正義感。當時有人質疑,“獨立法庭的設置會開創一個侵犯特區法院對中華國民的裁判權的一個危險的先例”(114)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02頁。?；蛞蚯叭耸妨戏g問題,質疑緣由,看似復雜,實則一句話,侵害中國主權。前文已述,董事會中的外國資本家確有設一國家法庭、脫離中國司法管控的想法。但筆者認為,雖其有如是做的動機,但尚無直接證據證明他們設立國際委員會的初衷,乃披著人道外衣分裂中國司法的行動。

董事會對中國其他難民的援助,也全非假人道外衣行利己之實,但仍有所限界。在內部決策過程中,董事會反對在租界設立援助、接納難民的專門“委員會”,乃至反對董事于此類慈善委員會中任職。他們的援助底線是,“在租界界內承擔大規模而普遍的賑濟難民的責任是不可取的,而就租界界外設置的難民收容所糧食供應而論,工部局愿意合作”(115)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19-520、536頁。?？梢钥闯?此番決策中,董事會懼怕難民涌入租界,無非擔心擾亂租界秩序,更擔憂發生中國民眾的動亂。

這種對中國民眾既憐又懼的心理,頗具典型意義。從伍德海的自白中可見,上海外國資本家普遍視上海的“現代化”為自身功勞。他們猶如天使,遠徙中國,肩負傳播現代智識,拯救下愚華人的使命(116)伍海德《我在中國的記者生涯:1902～1933》,第130-132、139-141頁。。他們既視中國平民為潛在的現代人,也視其為須接受教育的愚昧、魯莽之人。喜多村支持戰爭,即源于其認為作戰僅為消滅中國人不守“現代國際道德”的惡行,以便更好地與之通商、交流(117)《昭和七年上海事變明華日記》,上海市檔案館:資源委員會中央化工廠籌備處檔案,檔號Q42-1-866。?！皫煾荡驅W生”的姿態,自不待言。這大概也可解釋他為何一邊援日侵略,一邊又開釋中國平民。

董事會對中國失業工人的問題高度重視,反復提及,視為“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中國民眾大量失業,或許會影響外人的商貿,但也不至于令高高在上的租界執掌者如此注目。與其立于同一境界,這個問題便不難理解。外國資本家害怕被稱為資本家掘墓人的工人。董事會會內討論的只言片語,佐證了這一判斷。有董事稱,“假如他們長期失業,共產黨鼓動家就會利用局勢,煽動風潮”;又有人稱,針對華人失業問題,“鼓動家們正在利用時機”(118)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25冊,第507-509、512-513、520-521、527-528頁。?？梢?他們對中國工人運動的自發警惕,并非筆者依據慣性思維強加于其身。

綜觀董事會一系列行動背后的動機,既有利己心理,也有人道精神。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并不親華,反而有一種恐懼縈繞其間。

如表1所示,筆者盡力匯總了1932年上海外國資本家提出的各類上海自由市主張。從中可以看出,其用詞較為固定,證明幾次申訴之間有很強的連貫性,其發起人或有高度重疊,或有密切聯系。其中,英國資本家發起較多,其次為日本資本家,最次為美國資本家。他們的主張,除籠統的自由市,出現最多者為設立國際法院,其次為設立非軍事區,解決租界外部道路問題。這大概也是他們最為強烈的愿望。上海外國資本家的請愿多為私密遞送,或內部會議,公開消息也多系被動流出,非面向公眾。因此,在沒有更多私密記述的情況下,他們的主張,為探究其真實想法,提供了必要的門徑。

表1 上海外國資本家請愿發起人及主張一覽表

資料來源:“Shanghai As Free City,”SouthChinaMorningPost, Mar 9, 1932; “Shanghai News,”TheNorth-ChinaHeraldandSupremeCourt&ConsularGazette,March 22, 1932; Sir M. Lampso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March 22, 1932,DBPO, F 3404/65/10; Sir M. Lampso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March 5, 1932,DBPO, F 2166/1/10;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32,TheFarEast, Vol. IV, 628-629; The Minister in China (Johnson)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32,TheFarEast, Vol. Ⅲ, 682;《英僑協會公然主開圓桌會議》,《申報》1932年5月20日,第4版; “A Disastrous Year,”SouthChinaMorningPost, May 6, 1932;《日僑會議通宵》,《申報》1932年5月15日,第4版。

上海外國資本家迫切要求設立國際法院,是源于其認為,在中國法院及當局的縱容下,抵貨暴行導致了中日戰爭。上海外國總商會會長、英國商會會長皆指出,中國法院縱容抵貨,縱容中國人不守商業道德和法規,致使中日戰事爆發;列強應趁此時機,召開國際會議,設立國際法院(119)“A Disastrous Ye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6, 1932; “Shanghai New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 March 22, 1932.。匯豐銀行董事馬西(P. W. Massey)稱,“75%的中日爭端是因為中國法院在調節中表現不佳”(120)Sir M. Lampso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March 10,1932, DBPO, F 2441/1/10.。上海美國商會會長弗雷德·弗蘭奇(Fred French)指出,因中國政府無法控制“那些對日本滿洲行動感到憤怒的中國人”,中日之戰不可避免(121)“Shanghai American Trade Leaders Insist on Maintaining Open Doo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1932.。這些英美資本家的邏輯,與船津所述日本被迫發動戰爭的邏輯,驚人的一致。

上海外國資本家要求解決租界外部道路問題,是源于其想要保證自身產業的安全。他們要求建立非軍事區,是源于其認為中國軍隊有極大威脅。1932年5月,在意外被公開的英居民協會的自由市規劃中,透露了資本家呼吁解決租界外部道路問題、設立非軍事區的心理原因。其中稱,“關于第一問題,貴會當已在報端閱悉華人業已強硬反對工部局之修路,按此項道路,皆工部局之產業,乃貴會所素知者也。關于第二問題,上海四周駐扎非必要之武裝軍隊,實甚危險,隨時可以重見一九二七年之嚴重時局,致有派駐巨額外國軍隊保護租界之必要”(122)《英僑協會公然主開圓桌會議》,《申報》1932年5月20日,第4版。。兩項原因,同一指向,皆為擴大租界?？上攵?若是擴充租界范圍,加上列強駐軍,其自身產業之危險,中國軍隊之威脅,皆可消弭。

此外,上海外國資本家在呼吁上海自由市活動中的隱蔽姿態,也透露出一種集體意識,即他們懼怕中國民眾的抵制。1932年5月,每每走在呼吁最前列的英國資本家,也向其領事要求,所遞規劃“不可在中國公布”(123)Mr. Ingram (Peking) to Sir J. Simon, May 25,1932, DBPO, F 4438/65/10.。加之紛紛以抵貨運動為原罪,外國資本家對中國民眾運動的恐懼,可見一斑。一場隱秘、曲折的上海自由市請愿活動,將外國資本家反華之心跡暴露無遺。其未必親日,卻與日同船而渡。

然而,美國資本家之政治代表費信惇,高調宣稱反對自由市計劃,為美國資本家反華與否的問題又增迷霧。對照上海自由市計劃的核心概念,費信惇的真實目的,方水落石出。費信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先譴責自由市計劃侵害中國主權,不會被接受,繼而又譴責日軍破壞租界中立,最后才推出他的方案(124)“The Free-city and Demilitarized Zone Ideas are Bound to Fail,”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ne 25, 1932.。如此鋪墊,易令人感覺他似乎與自由市計劃的推崇者不同,與日本人更無勾結。他的方案聲稱,“能夠防止任何國家在保衛租界的幌子下,對中國人發動軍事入侵”(125)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404-405.。層層美名鋪墊之下,其實際卻無甚高論。其中稱,“在上海建立一個非軍事區,包括美國人在內的所有外國人都不得進入該地區。中國軍隊也將被禁止”(126)“The Free-city and Demilitarized Zone Ideas are Bound to Fail,”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ne 25, 1932.。自由市計劃也系劃定一個中外間的中立區。兩者差別大概在于,有人主張自由市的中立區應由各國派軍共同駐守,而費信惇的非軍事區則是任何國家都不駐軍。此類區域劃定的前提,都是割裂中國的一部分領土主權。正如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指出的:“經常有人引用盧梭這樣一句話:‘最強者并非永遠能保持其主人的地位,除非他將力量化為正義,將服從化為責任?！?127)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版,第9頁。費信惇之心跡,與自由市提倡者無別。只不過,他想打著維護中國主權的旗號,令中國人自己交出主權。

值得注意的是,費信惇公開與其他資本家唱反調,其背后確有與自由市活動相抗衡的美國資本家勢力存在。伍德海作為自由市活動的先鋒,對該活動之敵友應較為了解。1933年,他在追述自身捍衛外人在華特權時稱,美商雖享受治外法權的優惠,但并不認同英商通過武力捍衛治外法權的主張(128)伍海德《我在中國的記者生涯:1902～1933》,第169頁。。斯諾也有類似觀察,“(美國人)‘通過不斷抨擊英帝國主義而享樂,另一方面則分潤英國的好處’”(129)埃德加·斯諾《我在舊中國十三年》,夏翠薇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36頁。?！稌r事新報》甚至稱,上海美商有抵制日貨的行動(130)《美商停止東方貿易》,《時事新報》1931年9月22日,第2版。。這些跡象表明,美國資本家譴責上海自由市計劃,是極有可能出現的場景。費信惇公開唱反調,并非孤例。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相較于英、日,美國資本家對上海自由市活動的支持力度最小。

或許有部分外國資本家異乎尋常。然則就整體而言,他們并不一定親日,但大多反華。其動因是迫于中國群眾運動、對中國軍隊的不安全感,也系其堅持在華特權心理所致。他們也有傳播現代化、教化中國人的心理,故其反華行動有所限界,不欲使上海社會遭受大肆破壞,最終目標乃是與中國民眾和平共存。就反戰與否、反華與否的價值標準言之,上海外國資本家群體本身既藏污納垢,非時人及后世記述使之蒙塵,但其不正當形象實有限界,非時人及后世所述那般惡劣。

四 資產階級與權貴

探討上海外國資本家所作所為的初衷,還需深究其集體意識背后的社會結構及其經濟要素。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當時的中國社會,猶如學者亨廷頓所言之“普力奪”社會,國家被迫卷入現代化潮流,政治失卻重心,各階層紛紛干政,加劇社會動亂(131)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178-179頁。。這一“普力奪”社會,為上海外國資本家高度參與中國政治、攪動風云提供了基本的社會條件。有學者指出,若以西方近代社會為尺碼,與江南不同,近代淮北似乎長期處于前近代社會(132)馬俊亞《近代淮北糧食短缺與強勢群體的社會控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第102、115、117頁。。筆者認為,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作為江南地區,雖已步入近代節奏,但由于整個中國的資本主義時代特征并不明顯,上海社會既有資本主義時代的風向,也“殘存著封建等級制”(133)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第114-115頁。。

概言之,外國資本家之于這樣的上海社會,扮演著雙重社會角色。他們既是商人,也像貴族、封建官僚,既以現代貿易維生,又被治外法權授予中國社會的貴族特權。受雙重社會存在支配,上海外國資本家因應沖突時,表現出了等級意識與階級意識的含混(134)此處階級、等級意識的概念,取自盧卡奇,前者“歸因于生產過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可反映階層自身客觀經濟利益,后者“把意識直接固定在它的特權上”,“針對著構成那個時代等級特權的社會的過去狀態”。參見: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第109、117、118頁。。他們行動的矛盾之處即源于此。他們因眷戀貴族式的治外法權,而表現出強烈的等級意識,欲打壓中國平民的民族主義運動。同時,他們又以上海的現代化為自身的功勞,表現出一定的階級意識,仇視抵貨,欲教化民眾接受現實,與其進行現代貿易,不欲使上?，F代化成果遭戰火洗劫,祈望戰爭適可而止。

分而論之,上海日本資本家雄厚的經濟基礎,長期的在華經驗,奠定了其政府對華顧問、在華日僑領袖的角色。質言之,既像官僚、貴族,也系商人。他們與日本國內聯系較密切,時常上報中國形勢及歐美在華動向,“一言一動,頗足以左右僑滬日本官民之勢力”。據時論觀察,船津、福島、米里均有如是地位(135)孔志澄、葉祝九編《日本現代人物傳》上冊,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第236、237頁;神駿《福島未死》,《社會日報》1932年3月17日,第2版;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40頁。。

相較于歐美商品及國貨,此時期的日本商品多走薄利多銷路線,正適合中國人低下的購買力(136)《民國二十一年度營業概述》,上海市檔案館:申新紡織企業聯合檔案,檔號Q193-1-629;《傾銷貨物審查委員會關于煤油、俄日水泥、電燈泡、日本人造絲貨、橡膠靴鞋傾銷案之審查、調查報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實業部檔案,檔號四二二2545,第13頁。。且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日商更為仰賴中國銷路(137)坂本雅子《財閥與帝國主義——三井物產與中國》,徐曼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頁。。從當時歷史環境來看,上海日本資本家欲求發展,則不能失去中國市場。他們在華經濟也有致命弱點,不同于英、美,其多以棉紡業、制糖、皮革等輕工業為主,經濟命脈較為脆弱,易受市場影響(138)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84-86頁。。國民政府藏有一秘密報告,其中論及滬戰背景,極言抵貨的聲威,“海內風從,不數月間全國一致”(139)《淞滬自衛作戰經過報告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防部史政局和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檔號七八七7070。。如此便不難理解,日商窘迫境遇何以迭見外國史乘。因其經濟脆弱,反日抵貨運動確實極大影響日本資本家經商,也令他們產生發動戰爭以迅速消滅運動的想法及主張。日僑平民層的經濟基礎更為脆弱,故表現出更明顯的反華情緒(140)《昭和七年上海事變明華日記》,上海市檔案館:資源委員會中央化工廠籌備處檔案,檔號Q42-1-866;上海居留民團編『昭和七年上海事変誌』、第84-86頁。。

時論傳言,日本資本家內分“穩健”、“激進”兩派,一者較反戰,一者較主戰(141)《日僑會議通宵》,《申報》1932年5月15日,第4版;神駿《福島未死》,《社會日報》1932年3月17日,第2版。。經前面考述,筆者認為,在經濟基礎及社會存在的作用下,日本資本家圖謀較為一致。兩派之分,雖也可成立,但僅系實現目標的手段各異。日本資本家于幕后臺前,均是領導、指揮工作,不在時人視野。故有學者襲取時論,判定很大一部分日本資本家為平民所裹挾,被動主戰。實則不然,利用日僑在滬領袖、日本政府在華聯絡員的社會地位,日本資本家有的公開煽動,有的暗暗鼓動,推動主戰思想的傳播,將日僑平民、日本軍政勢力導向激進;又因不能失去中國市場,日本資本家欲速戰速決,隨后及時參與所謂和平行動,收割果實。恰如呂思勉所論,古往今來的政治思想都可以“進取”、“保守”兩派概括(142)呂思勉《呂思勉全集》第16卷,第396頁。。日本資本家的兩派之分,不過政治手段不同而已。

滬戰后不久,一件始料不及的囧事,令英、美駐滬領事尷尬不已。日軍聲稱發動戰爭乃據前定防御計劃,為了保衛租界,而英、美領事竟渾然不知防御計劃為何物(143)Memorandum by the Minister in China (Johnson)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Comman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at Tientsin (Burt),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Ⅳ, 132-133; Mr. Brena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February 7, 1932, DBPO, F 2569/1/10.。這種局面的形成,源于英、美資本家與本國政府、領事的隔閡。英國資本家因主張對華強硬,與英國政府、領事幾成對立(144)Sir M. Lampso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March 23, 1932, DBPO, F 3404/65/10; Letter from Sir M. Lampson (Shanghai) to Sir V. Wellesley, March 18, 1932, DBPO, F 3336/1/10.。后者主張放棄武力政策,有轉為對華友好協商的較強趨勢;英國資本家如同“棄子”。較之英國資本家,美國資本家與國內聯系較密切,但因美政府采取所謂對華友好政策,并向來重視美僑生命而輕視財產(145)吳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1870-193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1頁。,故美國資本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自視為政府所棄,與政府也有齟齬(146)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13,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316.,1927年應對國民革命時即是如此(147)陳志剛《1926-1941年美國在華武力護僑政策研究》,南京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4-25頁。。就社會角色而言,英國資本家既像統治租界的貴族,又是英國的棄子,算半個上海本土商人;美國資本家的角色,也大概如此。

上海英美資本家的經濟狀況頗為相似,上海及周邊為其重要經濟據點。他們長期經營,已將自身經濟基礎與上海及周邊的中國市場融為一體(148)“165 Americans Live in Nanking Distric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1932.。因此,他們對上海有極強歸屬感,視上海的現代化為己之功勞(149)“A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 June 7, 1932.。

日貨受抵貨運動阻滯,英、美商品則更為暢銷(150)“Our Business Booms in China Because of Japanese Boycot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1931.。即便如此,如前所述,英美資本家流露出較強烈的反抵貨情緒。他們視此為短期利益,其在上海的長期利益更為重要,消弭抵貨,有助于外人集體在滬經商(151)“A Disastrous Ye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6, 1932.。也正因如此,他們僅支持日軍速戰速決,不愿其損害上海的現代化成果,若戰事拖延,也生抵制情緒?！熬乓话恕笔伦兒?由于日本悍然侵略中國東北,英、美資本家在東北也有很多損失,尤以美方為多(152)The Consul General at Mukden (Myers)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Johnson), October 5, 1931,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119-125; “How Japanese Occupation Hurts Shanghai Business,” The China Press, April 16, 1932.。較諷刺的是,滬戰爆發之際,美國資本家仍高調宣布中立,并稱“日本接管租界周邊區域的行動,在美國商業集團看來是平靜的。他們只尋求有秩序地控制遠東商業都市附近的普通設施”(153)“Shanghai American Trade Leaders Insist on Maintaining Open Doo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1932.?？此浦辛?、實則有所偏向的作為,最終自食惡果。在日本人不斷進軍下,上海工商業停滯,英美資本家獨木難支,其工商設施也遭破壞,蒙受“重要經濟損失”(154)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3,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420-421; Sir M. Lampson (Shanghai) to Sir J. Simon, March 10, 1932, DBPO, F 2441/1/10.。在此背景下,英美資本家不得不私下抗議日軍暴行,參與和平行動。

總之,作為一個集體或階層,上海外國資本家既是商人也像貴族。他們在上海擁有雙重社會存在。這導致他們眷戀貴族特權,又有意或無意間普及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價值觀念。中國平民,既是他們壓迫的對象,也是他們進行現代貿易、傳播現代意識的對象。正如馬克思所論,“既然你們站在國家的頂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著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嗎?”受到壓迫的中國民眾發起抵貨運動,抓住了現代貿易的軟肋,成功使外國資本家陷入兩難困境,“要挽救它的錢包,必須把它頭上的王冠摘下,并且把保護它的劍像達摩克利斯劍一樣懸在它自己的頭上”(155)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頁。。外國資本家的王冠,也就成為他們自由貿易的限制。他們要么丟掉王冠,作為純粹的資產階級;要么丟掉自由貿易,純粹依靠“完全寄生”來存活(156)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第114-115頁。,作侵入中國社會的貴族。他們并沒有舍棄其一,抵貨運動也沒有消失,他們遂訴諸速戰速決的武力。如此一來,作為歷史的合力之一,上海外國資本家與中國民眾間的相互作用,構成中日沖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損華化的社會根源之一(157)有限暴力化,即推動沖突中的暴力不斷加劇,轉向戰爭,但有所限度;有限損華化,即引導沖突侵害中方權益,但有所限界。。

以上筆者建構了一種較為接近事實的敘事。史家常言,所論愈有條理系統,則去真相愈遠。誠然,上述主流敘事之外,還有些許暗流、支流隱于其間。就英方言之,據時論觀測及后世研究,英國資本家長期在華經商,自知商品銷售、勞動力雇傭全賴中國民眾的善意,故到20世紀30年代初其思想已有所改變(158)“Fresh Air,”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 July 20, 1932; 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134.。只不過受國民政府及民眾運動呼吁立刻收回租界的驚嚇,又急速轉回對華強硬。就美方言之,因美國國內及美僑間反日聲浪高漲,美國資本家集體雖仇視抵貨而僅宣布中立,間或有部分美國資本家公開抨擊帝國主義行徑,也確有部分美國資本家參與抵制日本(159)《美商停止東方貿易》,《時事新報》1931年9月22日,第2版; “Big U.S. Names Associated With Boycott Appeals,” The China Press, March 27, 1932.。就英美合而言之,時論及英美外交文件均錄有一觀察,即在英美資本家中,在上海有大量房地產利益者,相較于普通貿易商,更為支持自由市及類似的反華規劃,常常裹挾后者一起運作;因為前者維持乃至擴大租界,可維系、增加其自身房地產利潤,而后者深知欲進行現代貿易則不可開罪中國民眾(160)Record of a Meeting at Shanghai on March 30, 1932, DBPO, F 4092/1/10;The Minister in China (Johnson)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9,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Ⅲ, 683-684; “The Free-city and Demilitarized Zone Ideas are Bound to Fail,”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ne 25, 1932.。

日本資本家與英、美之間也非鐵板一塊,頗有貌合神離之相。外僑聚居地公共租界長期受英國人掌控,日本僑民最多,反而處于次座,又每每遭受英美盎格魯-撒克遜聯盟的打壓,日本人有挑戰英國人權威的野心(161)高綱博文《近代上海日僑社會史》,第11頁。。當時上海盛傳一種消息,借由戰爭,“日本人企圖在租界事務中取得更大的控制權”,這自然引起英、美、法資本家的警覺(162)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 1932, FRUS, 1932, The Far East, Vol. Ⅳ, 631-632;《楊煥彩電陳參謀處長滬上戰事或不致擴大因日本意在擴大租界現已弄巧成拙》(1932年2月18日),臺北“國史館”:閻錫山史料/各方民國21年2月往來電文錄存(三),檔號116-010108-0191-076。。英、美資本家私下抵制日本有關租界的行動,也系宣示霸權。日本資本家所撰《昭和七年上海事變志》自視為孤勇者,指稱英、美資本家反日的謎題也概源于此。這恰似入江昭所言“世界政治中的遠東隔絕”(163)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88.,列強僑滬資本家之間及內部,或有爾虞我詐的爭斗,或有不即不離的君子協定,但面對中國民眾時卻保持了較一致的警惕姿態。

五 結論

回歸時人的歷史表述,可以發現,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上海外國資本家有關中日沖突的集體行動,呈現出主戰與反戰、親華與反華并存的復雜面相。層層迷障之下,他們的真實動機乃是對民族主義群眾運動的恐懼,對維持乃至擴大在華特權的渴望。不過,其自視有傳播現代化的功勞,有教化中國平民的義務,對后者也有些許憐憫。整體而言,與前人所論不同,就對沖突橫向影響的作用觀之,他們不是徹頭徹尾的侵略者,也非一心公益的人道主義者,而系有所限界的反華者。就對沖突縱向發展的推動觀之,他們是沖突擴大化的附和者,而非強有力的引導者。

兩個關鍵問題的發覆,或可呈現前人偏差認知的源流。日軍聲稱發動滬戰乃據前定防御計劃防衛租界。后世受該計劃及日軍宣傳影響,認為資本家群體與日軍私定防御計劃,并有意開啟緊急狀態,事實上安排了滬戰的爆發(164)如朱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與一·二八事變》,《上海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研討會論文集》,第216-220頁。該文僅稱防御計劃縱容日軍侵犯閘北,是可證明“陰謀”挑起戰事的關鍵。計劃原文指出,租界華界犬牙交錯,該安排有糾正1927年防衛計劃軍事缺點的考量。該文在一定程度上貶低了防御計劃與歷來防衛計劃間的連續性。該文僅稱制定計劃時,工部局有意允許日軍加入可獨立行動的條款,忽略了原計劃強調采取獨立行動須報防衛委員會主席批準的規定。參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關于〈1932年上海中日武裝沖突〉的備忘錄》,戴逸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鑒(1840～1949)》第8冊,第909-915、918頁。。經考證,資本家群體有借戰爭打壓群眾運動的企圖,但不會讓日軍以防衛租界為名發動戰爭。制定防御計劃,乃“五卅”以來租界應對群眾運動的慣性思維。他們對戰爭的支持實有限界。

受扶輪社和平、人道旗幟的影響,時人未深究其調停規劃,多記錄資本家群體通過扶輪社呼吁和平、援助難民的行動。后世因襲此說,產生了親華、反戰的臉譜化認知。事實上,該社活動的重要斷面與自由市運動無別,資本家群體在推行有所限度的反華行動。

外國資本家在上海扮演著雙重社會角色。作為貴族,他們眷戀治外法權而壓制中國平民。作為先覺的資產階級,他們將源源不斷的現代價值帶給平民。中國民眾在他們有意或無意的促進下覺醒,不斷掀起反抗特權的抵貨運動,令外國資本家恐慌。正如馬克思所言,“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會權力,就應該摧毀它的政治權力”(165)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56頁。。而外國資本家既不愿放棄政治特權,也不想放棄自由貿易的社會權力,遂求助于速戰速決的武力。這種上海外國資本家與中國民眾間的相互作用,是構成中日沖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損華化的歷史合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