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脫貧時代廣東潮汕農村的社會流動與語言生活

付義榮

（汕頭大學文學院，廣東 汕頭 515063）

引言

2020 年，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2012-2019 這8 年間，現行標準下近1 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 個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自此步入“后脫貧時代”，貧困治理的重心開始由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再是發展的絕對落后而是內部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這在農村地區尤為如此。黨中央、國務院在其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中明確指出，“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鄉村最為突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現在鄉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后勁也在農村?！?/p>

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即便在經濟強省廣東也同樣存在。據藍皮書《廣東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23）》，2022 年，廣東省地區生產總值達12.91 萬億元，連續34 年領先全國，但其經濟社會發展存在一個最大的短板，即“城鄉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例如在城鎮化率、地區生產總值等指標上，珠三角地區處于全國領先水平，東翼、西翼和山區①廣東全省分為珠三角、東翼、西翼與山區這四個經濟發展區域，其中珠三角9 市，指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東翼4 市，指汕頭、汕尾、潮州、揭陽；西翼3 市，指陽江、湛江、茂名；山區5 市，指韶關、河源、梅州、清遠、云浮。則又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66另據《廣東統計年鑒2022》，2021 年，廣東東翼全體居民、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7006.0 元、19211.4 元，皆在廣東墊底，其中前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5128.0 元），后者也只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8931.0 元）①數據來源：《廣東統計年鑒2022》（http://tjnj.gdstats.gov.cn:8080/tjnj/2022/）。；此外，東翼的城鎮化率（61.07%）也落后于全?。?4.63%）乃至全國（64.72%）的平均水平?？梢?，東翼就是全省乃至全國社會經發展中的一塊洼地。東翼即潮汕地區，包括潮州、汕頭、揭陽、汕尾四個地級市②關于“潮汕”所涉區域，坊間乃至學術界還有一定的爭議。狹義的觀點認為，潮汕地區僅限于潮州、汕頭與揭陽三地；廣義的觀點認為，潮汕地區還包括汕尾。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種觀點。。截止2021 年末，潮汕地區常住人口1640.87 萬，其中農村人口約占其中的39%，共有639 萬人③數據來源：《廣東統計年鑒2022》（http://tjnj.gdstats.gov.cn:8080/tjnj/2022/）。，區內分布著潮汕話、客家話、粵方言等多種方言。在一個經濟領先全國的省份，為什么會存在這樣一塊洼地？它有沒有語言方面的因素？為此，我們擬從社會流動的視角來對此問題進行考察與探究。

所謂社會流動，即社會成員在社會位置上的移動，這種變動可以是不同階級或階層間的轉移，也可以是同一階級或階層內部在職業或一般活動空間等方面的變動；社會流動不僅對個人具有重要意義，也對整個社會結構產生重要影響，流動的幅度、速度等將影響著社會結構的性質以及社會運行的狀態，可以反映一個社會的開放程度。[2]21對于一個地區而言，不同社會階層間合理、開放、自由的流動是現代化發展的核心動力，而一個僵化、剛性的社會結構勢必導致階層固化，并最終阻礙社會的正常發展。[3]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異常復雜，但學者們多從社會制度、社會經濟本身的發展程度、教育的普及與發展、家庭背景、社會網絡資源等層面來考慮，反而忽略了語言之于社會流動的作用。諸多社會語言學研究發現，語言與社會流動是存在某種關聯的：在微觀層面，拉波夫[4]71、付義榮[5]等的研究顯示，說話人往往會選擇語言中的標準形式以追求向上的流動；在宏觀層面，學者們則以“語言與貧困”“語言與鄉村振興”等為題，主張語言能夠助力人們經濟收入的提高、社會生活的改善，如朝日祥之[6]、康慧琳[7]、趙春燕[8]等的研究，都證實了語言之于社會流動的這種積極作用。因此，對潮汕農村的社會流動和語言生活展開研究，理論上可以探究這一地區何以落后的社會語言學因素，從而為解決我國農村地區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一、研究設計

社會流動是社會成員在社會位置上的變動，而判斷某種變動是否屬于社會流動，關鍵就要看當事人在社會結構中獲取或占有資源的機會是否發生了變化。雖然獲取或占有資源的機會可以隨著當事人的教育、家庭、居住環境甚至身體條件等發生變化，但社會流動研究一般更關注人們在職業上的變化，因為職業是人們最主要的社會地位的代表，它對獲取經濟、權力和聲望資源具有更重要的意義。[9]153不止如此，職業也是社會學家在進行社會分層時普遍采用的指標，實際上很多階層本身就是根據職業來界定甚至命名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密不可分：社會分層是社會流動的靜態結果，體現的是個體或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結果的不平等；社會流動是社會分層的動態過程，體現的是個體或群體在社會結構中機會的不平等。[10]因此，本次調查也以“職業”作為核心指標來考察潮汕農村的社會流動，并將其與當地的語言生活聯系在一起進行相關分析，從而探究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

2023 年1-7 月，我們在潮汕農村地區展開了調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法》的規定以及付義榮（2022）的研究，我們將“潮汕農村”限定為潮州、汕頭、揭陽與汕尾境內的鄉鎮與村莊。調查員皆為汕頭大學中文系的本科生與研究生，他們都來自潮汕農村，熟悉普通話與調查地的方言，并且在調查之前接受過培訓。調查主要采用參與觀察、局外觀察的方法，被試主要為農村適齡就業人員。表1 即此次調查的樣本情況，樣本主要來自調查者的判斷抽樣。其中“無業、失業者”是相對于“就業者”而言的，而“就業者”則依據國家統計局關于“就業人員”的界定，即：年滿16周歲，為取得報酬或經營利潤，在調查周內從事了1 小時（含1 小時）以上勞動的人員；或由于學習、休假等原因在調查周內暫時處于未工作狀態，但有工作單位或場所的人員；或由于臨時停工放假、單位不景氣放假等原因在調查周內暫時處于未工作狀態，但不滿3 個月的人員。①參見：《就業與工資》（www.stats.gov.cn/sj/zbjs/202302/t20230202_1897107.html）。對于農村中青年而言，若不符合上述情況則被視為“無業、失業者”，但農村老年人較為特殊，他們已過了法定勞動年齡，不存在“無業或失業”的情況，雖然很多人已經退休，但也有不少人依舊在勞作：對于前一種情況，我們則統計他退休前最近從事的工作，對于后一種，我們統計他正在從事的工作。

表1 潮汕農村“語言生活與社會流動”調查樣本構成情況

從表1 來看，來自揭陽、汕頭兩地的樣本與汕尾、潮州兩地明顯處于不同的量級，這主要是考慮到揭陽、汕頭的農村常住人口要明顯多于其他兩地。②據《廣東統計年鑒2022 年》（stats.gd.gov.cn/gdtjnj/content/post_4035145.html），2021 年，揭陽、汕頭、汕尾、潮州的農村常住人口依次約為272 萬、161 萬、116 萬、90 萬。中年樣本之所以占了樣本總量的62%，這主要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潮汕農村，中年人是就業的主力軍，而年青人更愿意去城市就業，之于老年人的樣本量、男女性別比大致與潮汕農村的人口結構相當，其中社會階層的具體情況在下文會有所說明，在此不贅?？傊?，本次調查的樣本大體反映了潮汕農村人口的實際情況。

二、潮汕農村的社會分層與流動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社會分層與流動出現了重大變化，學者們也隨之越發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并生產了許多高水平的成果，為人們理解當今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遷提供了詳細精準的知識信息，但在諸多成果中，陸學藝等人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最具代表性、影響也最為廣泛，并且還被當時的農業部采用，作為分析框架來指導全國農民社會分化和流動狀況的大調查，從而為制訂農村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11]173有鑒于此，本文也將基于《報告》并結合調查到的實際情況，來對潮汕農村的社會分層與流動展開分析與描述。

《報告》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開啟了一場以市場為機制、以職業為基礎的社會分化，農村人口已經分化為這8 個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11]170-173另外在全國范圍內還存在一個“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11]23因此，中國農村實際上存在9 個階層?！秷蟾妗吠瑫r指出，這一分層體系并非固定不變，而是處在不斷的變動中，這是因為“現代社會流動機制已經出現，正在逐漸取代傳統社會流動機制”。[11]57確實如此，從本次調查看，這一分層體系已不能完全反映潮汕農村的實際情況，必須要有所調整。例如，“雇工”與“農民工”、“半失業”與“無業”“失業”當前已經很難區別；“個體勞動者”與“個體工商戶”已分化明顯；“私營企業主”與“鄉鎮企業管理者”終究比較少，但其擁有的聲望、地位以及工作的性質卻高度相似?？紤]到這些情況，我們將“雇工”與“農民工”合并為“農民工階層”，不區分“半失業”而只考慮他調查時是否“無業、失業”，將“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分開對待，“私營企業主”與“鄉鎮企業管理者”合并為“企業主或企業管理者階層”。通過此番調整，潮汕農村大致分為這樣8 個階層。

（一）無業、失業者階層

即農村無固定職業的勞動年齡人群（不包括在校學生）。這是一個以女性居多的階層，此次共調查到37 位無業、失業者（見表1），其中30 位都是女性，她們一般待在家里做家務或帶孩子，而男性無業、失業的較少，僅有7 人。該階層的成員沒有較為穩定的收入，不少人，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基本上依賴丈夫或所在家庭的收入來維持生活。

（二）農業勞動者階層

這是農村其他階層的母體，他們承包集體土地，主要從事種植業，還有一小部分從事漁業、養殖業。改革開放后，大量農業勞動者轉移到其他產業，該階層的規模也隨之出現了明顯的萎縮。據廣東統計局的數據，2012-2021 這10 年間，潮汕農業勞動者的數量從252.87 萬銳減到153.37萬，規模一下子縮小了40%。①數據來源于《廣東統計年鑒2013 年》、《廣東統計年鑒2022 年》（stats.gd.gov.cn/gdtjnj/index.html）。表1 顯示，該階層的占比僅有9.6%，只高于農村頂層的“企業主或企業管理者”“農村管理者”和低層的“無業、失業者”，說明潮汕農村地區的非農化程度還是比較高的。

（三）農民工階層

他們的戶籍身份還是農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從事非農產業勞動、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這一階層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二是“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由于此次調查的地點是潮汕農村，調查對象是當地常住人口，所以此次調查到的多為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他們一般都在當地的工廠、工地、商店、機關等從事生產、建筑、保安、保潔、烹飪等工作。表1 顯示，該階層規模最大，約占整個就業人員的1/4，說明潮汕農民多流向第二、第三產業中的體力勞動，這和中西部農村并無太大區別。

（四）個體勞動者階層

他們擁有某項專門技術或經營能力，自有生產資料或資金，從事某項專業勞動或經營流動、小型的攤位，工作時間亦較具彈性，如小商販、手藝人、出租車司機、白事經辦者，還有近幾年新出現的網紅等。與農民工一樣的是，他們也主要從事非農工作，但不一樣的是，他們的收入不是來自工資而是自己主動從市場獲取，有時還可能出現虧本。表1 顯示，該階層較大，約占所有就業人員的14%，僅次于“農民工”“農民知識分子”這兩個階層。

（五）個體工商戶階層

這一階層也自有生產資料或資金，有的也擁有某項專門技術，但與個體勞動者不同的是：他們有固定的店面，并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過，擁有營業執照，經營著小飯館、小超市、小旅館、奶茶店、理發店、煙酒店、洗車店、汽修店、鐘表維修店等；他們多集中于農村的集鎮和交通較為便利的道口、碼頭、公路旁等人員較為集中的地方；他們有的獨立經營，有的也會雇傭不超過7 人的幫工。表1 顯示，該階層就業人員占比12.2%，也是一個較大的階層。

（六）農民知識分子階層

他們主要在農村從事教育、科技、醫藥、文化、藝術等智力型工作。在潮汕農村，該階層主要有教師、藥師、律師、醫生、護士、會計、技術員、英歌表演者、潮劇工作者（演員、演奏、劇團團長等）等。該階層內部又分兩類：一類是非農業戶口，他們屬于國家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的干部和職工；另一類是農業戶口，其身份仍舊是農民。如“公辦教師”具有非農業戶口，而“民辦教師”則具有農業戶口，但像“律師”“英歌表演者”“潮劇工作者”一般沒有這種區分，多為農業戶口。該階層占比達19.5%，規模僅次于農民工階層。

（七）企業主或企業管理者階層

這里的“企業主”主要指私營企業主，他們擁有企業的生產資料，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并且至少擁有8 個雇工；“企業管理者”則是指鄉鎮企業的管理者，他們具有集體企業的經營權、決策權，如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經理、廠長以及主要科室領導和供銷人員等。這是農村地區擁有最多經濟資源的階層，其中私營企業主名下的企業本身就有數百萬、千萬甚至上億的資產，而企業管理者所經營的企業，其所有者并非個人而是鄉村集體，管理者直接受命于鄉、鎮政府或村委會。單從經濟層面來看，這是處于金字塔尖的階層，人數自然不會太多，表1 的數據顯示，該階層占比僅有2.9%，是潮汕人數最少的階層。

（八）農村管理者階層

即鄉（鎮）、村兩級的基層干部，是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組織者、管理者。2021 年，潮汕地區共有鄉鎮175 個、農戶3214728 戶①參見《2022 廣東農村統計年鑒》（http://stats.gd.gov.cn/gdnctjnj/content/post_4066294.html）。，農村常住人口約639 萬。這些鄉鎮的經濟發展、社會秩序、治安穩定、文化維護等，都有賴于該階層的工作，他們內部又可分為以下幾類：

1.脫產干部

即鄉鎮黨政機構里的主要領導和專業干部，以汕頭某鎮為例，其黨政領導班子成員及副科級以上干部共12 人，具體包括：書記1 人，鎮長1人（兼副書記），人大主席1 人，副書記3 人，副鎮長2 人，委員3 人（其中1 人兼紀委書記），以及分管市監、公共服務的同志各1 人。該鎮還設置8 個內設機構與3 個事業單位，前者如黨政辦公室、經濟發展與農業辦公室等，后者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服務所、農業技術服務中心等，這些機構、單位尚有若干脫產干部。

2.半脫產干部

即鄉鎮黨政機構里的業務干部和工作人員，他們是農業戶口，身份是農民，由鄉鎮政府參照干部工資和本地的經濟發展情況發給補助工資。

3.享受常年固定補貼的干部

即村支部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會計等村級組織的主要領導干部。他們不脫產，本人身份是農民，家里有承包土地。

4.村里享受誤工補貼的干部

即村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民兵連長、治保和調解委員會主任，以及村民小組長等村干部。

這8 個階層具有不同的組織資源、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源②組織資源包括行政組織資源與政治組織資源，主要指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黨組織系統而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經濟資源主要是指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文化資源是指社會（通過證書或資格認定）所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陸學藝，2002：8）。并因此具有不同的社會地位，自低到高大體分為：無業、失業者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個體勞動者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農民知識分子階層，企業主或企業管理者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

三、潮汕農村各社會階層的語言生活

語言生活是運用、學習和研究語言文字、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術的各種活動，具體包括：語言運用、語言知識的運用、語言技術的運用、語言學習、語言知識的學習、語言技術的學習、語言研究、語言知識的研究、語言技術的研究等九個范疇，其中語言運用是最為普遍、最為重要的語言生活。[12]本文也將重點考察潮汕農村不同社會階層的語言使用情況，同時也會考察他們的語言能力，因為這是任何語言使用的基礎。

（一）潮汕農村各社會階層的語言使用

潮汕地區分布多種漢語方言，汕頭、揭陽、潮州基本上都講潮汕話，汕尾市區主要說粵語，但其轄內的海豐、陸豐二縣近約8 成的人口說潮汕話，而在陸河縣，潮汕話與客家話的使用者大約各占一半。[13]2-3很顯然，潮汕是一個以潮汕話為主的地區，甘于恩等人[14]、劉慧等人[15]的研究也說明了這一點?；谶@一事實，我們在統計時將主要考察普通話與潮汕話的使用，而將客家話、粵方言等的使用歸入“其他”。表2 是此次統計的結果，其中內部交際主要指關系較為熟悉甚至親近的人之間的交流，如家人、親戚、同學、同鄉、朋友等之間的交流，而外部交際主要指關系較為一般甚至陌生的人之間的交流。另外，在同一類型的交際中，很多被試使用不止一種語言，這時我們只統計他平常使用最多的那種語言。

表2 潮汕農村各社會階層的語言使用情況

1.潮汕農村各階層的內部交際

整體看，潮汕農村居民在內部交際中使用最多的是潮汕話。表2 顯示，潮汕話的內部交際使用率高達93.4%，而普通話及其他語言的使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與劉慧等人的調查結果大體一致，2016-2018 年間，劉慧等人在粵東四市（即潮汕）的城鄉開展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家庭成員之間在交流時，潮汕話的使用率遠遠高于普通話與其他方言。[15]實際上，在我國農村，人們在內部交際中普遍使用當地方言是件很普遍且自然的事，李現樂等人[16]、付義榮[17]、閆克[18]的研究對此都有所揭示?？梢?，潮汕農村的內部交際模式并無什么特別之處。再從各階層來看，潮汕話使用率最高的階層是企業主或企業管理者階層（100%），最低的是無業、失業者階層（86.5%），二者相差13.5%，其他各階層的潮汕話使用率都在90%以上，彼此相差不大。通過EXCEL 所做的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在0.05 的顯著水平下，F 值為0.76，小于臨界值2.03，說明說話人所在的階層對其內部交際并未產生顯著影響。

2.潮汕農村各階層的外部交際

表2 顯示，潮汕農村居民在外部交際中使用最多的也是潮汕話，但其使用率只有66.2%，要比內部交際低了27%之多；普通話的使用率在外部交際中得到了較大的提升，達到了32.1%，要比內部交際高了近29%。其他語言的使用在外部交際中仍然非常低，還不到2%。劉慧等人的調查也顯示，在本地商場、工作場合等外部交際中，粵東受訪者的普通話使用率不僅較家庭內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還略高于潮汕話。[15]其原因，或許仍在于劉慧等人的調查包括了城市，而普通話在城市的普及率顯然要高于農村。但無論是我們的調查，還是劉慧等人的調查，都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潮汕農村居民在內部交際中一般會使用潮汕話，但到了外部交際，他們會大幅提升普通話的使用。

諸階層中，農民知識分子的普通話使用率最高，達到54.2%，這也是唯一一個使用普通話要多于潮汕話及其他語言的階層；其次是無業、失業者階層，普通話使用率達到40.5%，這一點令人意外。普通話使用率最低的則是農業勞動者、企業主或企業管理者這兩個階層，他們在外部交際中仍舊以潮汕話為主，潮汕話的使用率仍然在90%以上。通過EXCEL 對外部交際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在0.05 的顯著水平下，F 值為6.11，大于臨界值2.03。這說明，在潮汕農村，說話人所在的階層對其外部交際產生了顯著影響，這跟內部交際有著明顯的區別。

（二）潮汕農村各社會階層的語言能力

調查員通過訪談并輔以局外觀察來評判被試的語言能力，評判采用十分制。以普通話為例，水平最低者，即完全不會說的為1 分；最高者，即說得完全標準、非常流利且自然的為10 分。在統計時，我們將其中達到6 分以上者，視為“掌握”，即至少能夠用這種語言與他人進行交流，表3 就是此計統計的結果。

表3 潮汕農村各社會階層“掌握”的語言或方言

整體來看，在潮汕農村，潮汕話無疑占據絕對優勢，其會說的比例高達95.2%，遠高于普通話與其他語言。普通話在潮汕農村也有了較大程度的普及，達到了62%，但相對于我國農村其他地方，還是偏低。據教育部、國家語委于2010 年組織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早在10 多年前，我國多地農村能用普通話進行交流的人數比例就已超過了63%，其中最高者廣西達到78.31%。[19]

對比各階層，不難發現他們在普通話能力方面相差比較大，近9 成農民知識分子會說普通話，比最低的農業勞動者高出75.3%；農民知識分子中兼會普潮的雙言人因而也最多，比最低的農業勞動者高出71%，但在潮汕話及其他語言能力上面，各階層彼此間沒有這么大差別，最高與最低之間分別相差10.8%、21.3%。表4 進一步顯示，在普通話方面，農村管理者與農民知識分子這兩個階層水平最高，平均都在7 分以上，超過了“會說”的水平線，但其他余6 個階層，平均分都未達到“會說”的水平，其中最低者為農業勞動者，得分僅有3.15，差不多只會說一些簡單的普通話用語。各階層的潮汕話水平則要高得多，一般都在8 分以上，即便最低的個體工商戶，也有7.59 分。通過EXCEL 所做的單因素方差分析（顯著水平0.05），各階層在普通話水平上的F 值為28.06，超過了臨界值，但在潮汕話水平上的F 值僅為1.84，未超過臨界值。這說明，在潮汕農村，說話人所在的階層對其是否會說普通話存在顯著影響，但對其是否會說潮汕話卻沒有多大影響。

表4 潮汕農村各社會階層語言水平之比較

至此我們對潮汕農村不同階層的語言生活大致形成這樣一些認識：在潮汕農村，潮汕話是絕大多數居民都能掌握的語言；在內部交際中，各階層一般首選潮汕話；在外部交際中，除農民知識分子外，其他階層也以說潮汕話為主；潮汕農村有約6 成的居民掌握了普通話，但在內部交際中基本不使用普通話，只有在外部交際中，才有約1/3 的人會以普通話為主要交際語。

四、相關分析與討論

前文已知，潮汕農村居民所在的階層對其內外交際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而內外交際最主要的差異就是，普通話的使用率在外部交際中得到了大幅提升。這是為何？原因或許在于潮汕話、普通話之于人們的社會流動有著不同的意義和作用。

首先來看潮汕話。潮汕話，即粵東閩語，屬于閩南片潮汕小片，廣泛分布于潮汕四地的大部分地區。[20]兩宋之后，大量福建居民播遷至今天的潮汕地區，其帶來的閩語逐漸發生變化并在明代分化為一支獨立的次方言。[21]可見，潮汕話在潮汕地區擁有悠久的發展演變的歷史，絕大多數潮汕人一般會說潮汕話。劉慧等人的調查顯示，在今天的潮汕四地，約有91.55%的受訪者自幼習得的就是當地方言，其中絕大多數為潮汕話，還有極少一部分習得的都是客家話、粵方言等其他方言，[15]表2、表3 的數據也說明了這一點。其實，某方言通行某地并成為當地居民最主要的交際工具，這是很自然的事，方言亦因此成為一個地區重要的標識，人們往往通過它來判斷對方與自己是否來自同一個地方并對自己的母語方言懷有某種特別的情愫。就像蘭姆伯特所認為的，語言作為一種顯著的地域標識，它的消失會導致異常感和低自尊。[22]邁克爾·豪格等人則認為，在內群成員之間使用別的語言或方言實際上是一種被外群同化的表現，它將引發內群反應，其中就包括給那些已經準備接受外群同化的內群成員扣上污名的帽子。[23]250特魯杰在英國諾里奇市調查時發現，如果諾里奇人在諾里奇市說標準英語而不說諾里奇英語，那幾乎肯定會被身邊的朋友、家人視為愚蠢、傲慢和忘本。[24]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中國，如在山東某地，如果當地人在話語中改用普通話，常常會遭到周圍人的冷眼非議，用山東話說就是“撇”。[25]特魯杰因而認為語言的非標準形式（如方言）具有潛在的聲望和價值，即具有團結親朋、團結同鄉的功能與作用。[24]這種潛在價值，對于任何一個階層的人來說都是件至關重要的事。閻云祥在河北一個村莊調查時發現，該村有一個成功的企業家，由于被同村許多人疏遠，因此當他父親去世時，他甚至找不到足夠的人幫忙把棺材運到墳地。[26]91-92因此，與國內外諸多地區一樣，潮汕農村的居民說當地的方言其實就是一件不成文的規則，這項規則跟說話人所在的階層并無多大關系，而是跟他是否想成為當地社會的一員有關，遵循這個規則就可獲得相應的潛在價值，即被視為同類而不至于被疏遠甚至被指責，進而可以獲得所在地重要的社會支持與社會資源。

再看普通話。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無論其使用人數、分布的范圍，還是對中華歷史、文化信息的承載，都非境內任何一種語言或方言所能比擬。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看，普通話是漢語的標準形式，屬于高變體，而包括潮汕話在內的其他方言都是非標準漢語，屬于低變體。一般而言，語言學習呈現“向上”之勢，即低變體會向高變體靠攏，這是因為高變體會給說話人帶來低變體所沒有的Q 值（Q-Value）①Q 值是指語言的交際價值。荷蘭語言學家艾布拉姆·德·斯旺（Abram de Swaan）認為，Q 不代表任何單詞，就像數學中的X 不代表任何單詞一樣，它是人們對不確定未來的一種美好憧憬，這是荷蘭人的一種特殊用法。，如更高的經濟回報、就業和生活上的方便等。李強根據其全國調研的數據發現，普通話水平每提高一級，我國城鎮職工的經濟收入便可增加7.27%；[27]253秦廣強對進京農民工的調查時發現，普通話熟練的農民工的月收入平均要高于普通話不熟練者，而且收入上的這種差距還會隨著時間的拉長而不斷拉大；[28]劉玉屏的研究顯示，普通話不好會限制農民工的就業，進而影響他們的生活。[29]可以說，普通話在中國是一種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助力工具，缺乏這樣的工具，個體的社會流動就會大受限制。

在潮汕農村，農業勞動者所從事的依舊是傳統的農業生產，他們多為老年人，此次調查的46 人中有31 位是老年人、15 位是中年人，老年人約占了2/3，年輕人一個都沒有。今天農村的各個階層，基本上都是從這個階層分化出來的，而人們之所以要脫離這個階層，其原因就在于務農又苦又累又臟而回報率極低，現代年輕人即便賦閑在家也不愿意走向田間地頭。不止如此，務農也是一個非常封閉的職業，務農者“面朝黃土背朝天”，每天面對的無非是自己的土地與鄉親，會說當地方言即可，這也是這個階層普通話的水平及使用率最低的原因。因此，一個農家弟子若要躋身更高的階層，就必須提高自身的某些技能，這其中就包括普通話。設想，一個農家弟子若要躋身農民知識分子階層（絕大部分為中小幼老師），他就不可能不說一口較為標準、流利的普通話，正是對普通話的這種剛性要求使得農民知識分子成為諸多階層中普通話水平及使用率都是最高的階層（見表2、表4）。除了教師外，導游、商人、干部、銷售員、理發師等，若要拓展自己的事業或追求工作的便利，有時也會有普通話方面的需求。筆者在對安徽傅村進城農民工調查時發現，一部分傅村人在進城后試圖改變原有的職業以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在其過程中，他們會主動學習普通話并使用它，普通話因而成為他們拓展事業的有力工具[30]，潮汕農村的語言生活也大致如此。

不過，在潮汕農村，有兩個階層較為特殊，一個就是無業、失業者階層，另一個就是企業主與企業管理者階層。按照陸學藝的理論[11]，前者是農村社會的最低層，后者則是農村掌握最多經濟資源的階層，但表2、表3 與表4 的各項數據顯示，后者在普通話水平及使用率上都不及前者，這是為何？通過進一步了解得知，這些無業、失業者女性占比最高，達81.08%，其原因在于該階層多為家庭主婦，她們個人雖無固定的職業，但其配偶或所在家庭在當地的社會分層結構中并不低，基本上屬于個體工商戶及之上的階層，亦正因為如此，她們才能在家里全職帶孩子，而在此之前，這些全職媽媽們多是個體勞動者或個體工商戶。例如，汕頭潮陽區河溪鎮有位被試（女，34 歲），原本與老公一起經營水產生意，在當地菜市場有個固定攤位，但隨著二孩的出生，她便將生意交由老公一人打理（忙的時候也會請一兩位臨時工），自己在家專心帶孩子、做家務。

企業主或企業管理者與農業勞動者這兩個階層，他們的地位相差懸殊，但他們的語言使用和語言能力最為接近：既是內外交際中潮汕話使用率最高的兩個階層（見表2），同時也是潮汕話水平最高的兩個階層（見表4）。農業勞動者是農村各階層的母體，也是一個地區最后的方言堅守者，對于他們超高的方言使用及水平，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潮汕農村的企業主或企業管理者階層，為何也是如此？唯一的解釋或許就在于企業相對內向的發展模式。據了解，這些企業主或企業管理者所經營的多為家族企業，管理層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家人，甚至一線員工也多為當地村民。例如，汕頭金平區有個老板，他名下有家超市，包括他本人、兒子、妹妹在內的管理層及一線的收銀員、導購、保安、保潔等，共有15 人，其中13 人都是本區的，還有2 人來自揭陽。在這樣的環境下，這家超市的老板很難不以潮汕話為主要的交際語。其實，不光這些企業，整個潮汕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具有內向型特征。我們以汕頭為例，并將其與廈門來做一比較，就能明顯地看出潮汕內向型的發展特征。汕廈都是改革開放后最早獲批的經濟特區，都屬于閩南方言區，文化、地理上也相近，但經約40 余年的發展，這兩個地區在社會經濟層面已出現明顯的差距（見表5）。

表5 汕頭與廈門社會經濟發展之比較①數據來源于《汕頭統計年鑒-2022》（www.shantou.gov.cn/tjj/tjsj/tjnj/content/post_2143062.html）、《廈門經濟特區年鑒2022》（tjj.xm.gov.cn/tjnj/publish/2022/2022.htm），并截取其中可資比較的數據整理而成。

2000 年，汕頭的常住人口還是廈門的兩倍多，但到了2021 年，兩地的人口就非常接近了；20 多年來，汕頭的常住人口只增長了18.2%，而廈門增長了158%之多；在從人口的遷移來看，汕頭總體上都是遷出人口多于遷入人口，如最近的2021 年，遷出人口是遷入人口的兩倍多，并且遷出遷入的人口總量都不高，但廈門的遷入人口一般都多于遷出人口，2021 年，廈門遷入人口有15 萬之多，是其遷出人口的近兩倍，也是汕頭同年遷入人口的9 倍。并且據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廈門市當年遷入總人口就已占到了其常住人口的52.%，并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省外遷入的。[31]116人口上的這些差異也直接反映到汕廈兩地社會經濟的發展上，2020 年，汕廈兩地的地區生產總值相差還不大，后者僅比前者多出52億元，但到了2021 年，后者已經是前者的2.4 倍；從進出口看，汕廈兩地的差距也是越來越大，2000年，后者是前的2.4 倍，但到了2021 年，后者已經是前者的11.8 倍。且據兩地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1 年，廈門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達到27.7%，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6.3%，但汕頭市僅為10.6%，比全國平均水平還差了近11%。①數據來源于《汕頭統計年鑒-2022》（www.shantou.gov.cn/tjj/tjsj/tjnj/content/post_2143062.html）、《廈門經濟特區年鑒2022》（tjj.xm.gov.cn/tjnj/publish/2022/2022.htm）。在城鎮化水平上，二者也差距明顯，2000 年，汕頭的城鎮化率還比廈門高出16.6%，但到了2021 年，廈門的城鎮化率高達90.1%，已反超汕頭近19%。以上諸多數據表明，汕頭一直都是一個以土著居民占據絕對優勢的地區，其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內向型特征，這跟文化、地理相近的廈門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至此我們不難理解潮汕農村居民的語言生活，他們身處一個內向型的社會，工作、生活中接觸最多的仍舊是同鄉，社會經濟發展緩慢，人們向上流動的機會也不多，除非職業上的特殊要求（如教師），他們對普通話的需求顯然不如潮汕話，而這樣的交際環境并不利于外來人口的遷入與融入，進而會延緩甚至阻礙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其因缺乏開放與流動而進一步加重自己的內向型特征?？梢?，這是一個閉合的循環，潮汕農村的社會流動和語言生活就處于這個循環之中。要破除這個循環，就需要加大力度吸引外來資源（資金、技術及人力等），促進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并提供足夠多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同時也要在內部營造一個更為開放的交際環境，方便外來人口的遷入與融入。

可喜的是，在潮汕農村，已經有人意識到了這一點并正積極采取行動力圖改變這一局面。例如，在揭陽市惠來縣覽表村，一個叫吳利珠的80 后女孩，在外打工多年，2014 年回到村子創立了圖書室，一開始只是組織村里的小孩來看書，后來發現接送孩子的媽媽們很多不識字，普通話也不好，于是便在圖書室開設“媽媽班”，主要利用晚上的時間幫助這些媽媽們學習漢字與普通話；2017 年，“媽媽班”正式改名“新女子學?！?。來夜校學習的這些媽媽們，皆來自當地農村，她們年少時因家貧或父母重男輕女等原因早早綴學或根本就沒有上學，成年后飽受這方面的困苦：不會為孩子的作業簽名，看不懂孩子學校的通知；進城看不懂路牌，也不會用普通話問路；不會使用電腦，也不會發微信朋友圈；外地人來買東西時也不能跟人家溝通……普通話與漢字能力的缺失讓這些媽媽們不僅缺少了一個向上流動的重要工具，也嚴重地損害了她們的自信。因此，夜校深受這些媽媽的歡迎，她們踴躍來此學習并受益良多，找回了久違的自信。截止2022 年，共有270多人參加了夜校的學習，其影響也在不斷擴大，不僅鄰村的媽媽們也來此學習，還吸引了不少大學生來此做義工。[32]可以想見，未來的潮汕農村，如果有足夠多類似的夜校，不僅招收這些媽媽們，也可招收具有同樣需求的爸爸們，那么必將大大改善潮汕現有的交際環境。

結語

“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鄉村的興衰關乎到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成敗。經約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我國仍存在明顯的城鄉差距、工農差距與地域差距，這是內部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的體現。諸多差距的焦點便是農村的相對落后，為此我們有必要加強對農村狀況的了解與原因的分析，唯有如此方能找到切實的辦法來實現鄉村的振興。本文所做正是如此，潮汕農村雖然地處經濟強省廣東，但其社會經濟水平明顯落后于全省乃至全國平均水平，這給我們帶來很大的疑惑。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看，這兒仍舊是一個內向型的社會，人口結構基本還是當地人口占據絕對優勢，人們向上流動的機會也不多，進而導致這兒仍舊是一個方言（主要為潮汕話）占據絕對優勢的地區，人們在內外交際中多使用方言，這反過來又加劇了潮汕農村的內向型特征。不過，在這個看似閉合的循環中，我們也看到了說話人所在的階層對其外部交際的影響，看到了普通話對人們向上流動的助力作用。因此，在潮汕農村未來的發展中，實際上是很有必要在語言方面下點功夫，努力營造一個開放的交際環境，方便外來人口的遷入與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