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開通、企業生產率異質性與出口產品質量

彭 聰，高曉娜，彭冬冬

（1.上海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上海 200020；2.嘉興大學 經濟學院，浙江 嘉興 314001；3.中共福建省委黨校 生態文明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015）

一、引言

受美歐經濟放緩、外部關系緊張、產業鏈外遷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全球貿易環境劇變，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格局。當前，中國外貿形勢面臨嚴峻挑戰，已無法繼續通過低質低價獲取競爭優勢，因此，推動外貿由數量驅動向質量驅動轉換已經成為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2023 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外貿穩規模優結構的意見》，確保實現進出口促穩提質目標任務。與此同時，中國高鐵迅猛發展，從2012 年的0.9 萬公里增長到2022 年的4.2 萬公里，高鐵里程現已穩居世界第一。高鐵的開通大大縮短了中心城市與外圍城市之間的交通時長，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加速了中心城市與外圍城市之間物質流通，激發了企業的創新活力。那么，快速發展的高鐵能否促進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外圍城市高生產率企業是否更容易從高鐵開通中獲得出口產品質量提升效應？

高鐵開通具有壓縮時空效應，極大縮短了城市之間的交通時長，不僅改變了人們的出行方式，而且深刻影響了企業生產率以及地區經濟發展。Bernard 等通過研究日本新干線后發現，新干線的建成提高了企業和供應商的匹配效率，進而提高了企業生產率[1]。饒品貴等基于中國高鐵數據，進一步證實了高鐵開通降低了企業搜尋供應商的成本，可以促使企業去更遠的距離尋找供應商[2]。除生產率外，學者們還研究了高鐵開通對企業創新及其出口的影響，證實高鐵開通顯著促進了企業創新活動[3-5]以及企業出口[6]。高鐵開通還對地區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高鐵網絡的建成降低了高技能勞動力流動成本，促進了高技能勞動力流向高鐵沿線城市[7]，不僅可以顯著提升城市就業[8]和區域創新水平[9]，還可以降低城市碳排放[10]。同時，大量研究表明，高鐵開通對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存在異質性影響。Qin 通過研究中國高鐵后發現，高鐵開通降低了外圍城市的固定投資規模，進而負向影響外圍城市的經濟增長[11]。因為高鐵開通雖然顯著提升了中心城市的產業集聚水平，但降低了非中心城市的產業集聚水平，中心城市對外圍城市產生了虹吸效應[12]。

現有研究表明，企業投入品和企業技術創新對出口產品質量有著重要影響。影響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投入品不僅包括中間投入品，還包括勞動投入質量。貿易自由化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獲得高質量的中間投入品，進而提升其出口產品質量[13-14]。許家云等認為，中間品進口會顯著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并且從OECD 國家進口中間產品對出口質量的提升作用要高于從非OECD 國家[15]。劉啟仁等認為，企業雇傭結構升級顯著提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并且雇傭結構與中間投入品具有互補性，中間投入品質量越高，雇傭結構對出口質量的促進作用越強[16]。技術創新已成為拉動中國制造業出口質量升級的主要動力[17]，研發水平對出口產品質量具有顯著推動作用[18-20]。

高鐵打破了地理距離造成的時空約束，極大便利了人員的流動和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優化了企業供應商布局，這些都為企業進行出口產品的質量升級奠定了堅實的要素基礎。祝樹金等通過研究后發現，高鐵開通顯著提升了沿線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21]。但是，所有外圍城市企業都能從高鐵開通中獲得出口產品質量提升效應嗎？為回答此問題，本文將從企業生產率異質性視角，系統研究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與已有文獻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一是從企業生產率異質性視角探究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從而厘清高鐵開通、企業生產率異質性和出口產品質量三者之間的關系。二是運用企業人均資本對數和高技能勞動力比例作為機制變量，解釋不同企業生產率在高鐵開通與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之間調節效應的異質性，從而深化高鐵開通影響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的研究，為外圍城市企業的轉型升級以及出口產品高質量發展提供有益的決策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高鐵開通的出口產品質量效應

通過梳理現有文獻后發現，高鐵開通主要通過溢出效應和虹吸效應影響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

高鐵開通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加速了技術在中心城市與外圍城市之間的傳播，可以促進外圍城市企業的技術創新，進而提升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技術的不完全排他性特征使得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技術進步不僅依靠本地區的研發投入，還受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技術外溢的影響[22-23]。與顯性知識溢出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特征不同，隱性知識和技術溢出受其特征的制約。隱性知識和技術由于具有經驗性、認知性和情境性等特征，所以必須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現場示范和言傳身教才能得以傳播，其外溢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制約[24]。Cainelli 等就指出，隱性知識和技術具有地區黏性，如同鑲嵌在地區內部的無形資產，不易傳播到其他地區，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可以帶來知識，特別是隱性知識的溢出[25]。高鐵開通提升了區域可達性，有助于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26]，進而帶動了技術的傳播。余泳澤等認為，高鐵通過促進企業間學習等方式，加速了技術創新的外溢效應[27]。吉赟等通過研究也發現，高鐵開通后，沿線企業的專利授權、專利申請數量明顯增加[3]。

高鐵開通會促使高端要素向中心城市轉移，進而對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產生不利影響。由于地區之間存在運輸成本，企業為了接近市場以及節約運輸成本，會不斷向中心城市集聚[28]。高鐵開通后，城市的可達性提高，區域內的資金、人才等要素得以快速流動和集聚。對外圍城市而言，中心城市在市場規模、就業機會以及生活便利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優勢，高鐵開通會促使高端生產要素加速流向中心城市，中心城市會對外圍城市產生虹吸效應，這將對外圍城市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張克中等認為，高鐵具有虹吸效應，高鐵開通負向影響了沿途外圍城市的經濟增長率[29]。鄧濤濤等指出，高鐵開通后，大城市的人口增長水平明顯高于中小城市，高鐵開通會進一步極化人口分布[7]。張夢婷等研究中國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企業生產率影響后發現，高鐵開通促進了外圍城市的資本和勞動力向中心城市轉移，進而負向影響外圍城市企業的生產率[30]。

基于此，提出假說H1：高鐵開通通過溢出效應和虹吸效應，能夠影響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當溢出效應大于虹吸效應時，高鐵開通有利于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否則高鐵開通不利于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

（二）企業生產率的調節效應及其異質性

高鐵開通降低了熟練勞動力的轉移成本，當中心城市的相對工資高于轉移成本時，外圍城市的熟練勞動力會向中心城市轉移。王巍等的研究證明，高鐵網絡通過降低轉移成本加速了熟練勞動力轉移，降低了外圍城市熟練勞動力比例[31]。Torfs 等認為，在外圍城市中，只有高技能勞動力可以從鄰近大城市中獲得收益，故高技能勞動力會選擇流向中心城市，低技能勞動力更多留在本地就業[32]。而高技能勞動力更多分布在高生產率企業中。因為，高生產率企業更傾向于雇傭高技能勞動力提升企業產品質量[13]。所以，高生產率企業的員工素質以及技術水平普遍要遠高于低生產率企業[32]。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具有企業生產率異質性。高技能勞動力更多受雇于高生產率企業，故高鐵開通對高生產率企業的高技能勞動力虹吸效應要高于低生產率企業。勞動力是企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隨著雇傭結構中高技能勞動力比例的提升，企業可以顯著提高其出口產品的質量。而高鐵開通會通過負向影響高生產率企業高技能勞動力比例，進而降低其出口產品的質量。

基于此，提出假說H2：外圍城市企業生產率在高鐵開通與出口產品質量之間存在調節效應。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低生產率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提升效應較高，而對外圍城市高生產率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提升效應較低。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融資、市場準入、稅收以及其他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33]。資本和技能勞動之間的互補性導致國有企業使用更多的高技能工人[34]。洪功翔等指出，國有企業在薪酬待遇方面具有較大優勢，故國有企業員工的整體素質要比民營企業高[35]，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擁有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但由于國有企業在穩定性和員工待遇方面優于民營企業，所以高鐵開通對民營企業高技能人才的虹吸效應要高于國有企業。

基于此，提出假說H3：與國有企業相比，外圍城市民營企業的生產率調節效應更顯著。

產業集聚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業化進行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持續深入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推進，國內已形成一大批產業集群，其中部分產業集群在國內市場甚至在國際市場中擁有較高份額，已成為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36]。產業集聚通過中間投入品共享、勞動力蓄水池以及知識溢出機制影響地方經濟發展[37]。產業集聚水平高的地區可以形成勞動力蓄水池效應。也就是說，產業集聚有助于擴大地區勞動力的市場規模，進而提升企業與勞動力之間的匹配效率。韓峰等指出，專業化集聚和多樣化集聚均有助于提升城市人口承載能力，并且公共服務能夠在促進城市人口增長中與產業集聚形成協同效應[38]。張彬斌則認為，專業化集聚的后期會產生就業抑制效應，而競爭性及多樣化集聚對后續就業增長具有積極促進作用[39]。產業集聚水平高的地區會形成就業增長優勢，勞動力在這一市場中更容易匹配到合適的工作，其人才市場的穩定性就要高于產業集聚水平低的地區。而產業集聚水平低的地區由于就業市場規模較小，所以高鐵開通更容易對這一地區的人才產生虹吸效應。

基于此，提出假說H4：與高產業集聚行業和地區相比，外圍城市低產業集聚行業和地區的生產率調節效應更顯著。

三、模型構建與數據說明

（一）基準模型構建

為考察高鐵開通、企業生產率異質性和出口產品質量三者之間的關系，在基準模型中引入高鐵開通與企業生產率的交互項，具體基準模型構建如下:

其中，qualityfjcpt表示省份p城市c行業j中企業f在t年的出口產品質量，HSRcpt表示省份p城市c在t年是否高鐵開通，開通高鐵取1，否則取0，RTFPfjcp表示省份p城市c行業j中企業f的相對生產率，其值越大，表明企業f相比于同一城市c同一行業j中其他企業的生產率越高，HSRcpt*RTFPfjcp表示企業相對生產率在高鐵開通影響產品出口質量中的調節效應。Vfjcpt為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生產率（tfp）、平均工資（avwage）、資本密集度（kl）和企業規模（employ），其中企業生產率選用Olley-Pakes 方法度量[40]。Zcpt為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城市GDP（gdp）、城市人口（popu）、城市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以及城市高等學校在校人數（coll）。在模型中，企業層面和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均進行對數化處理。δf表示企業固定效應，當企業經營地不發生變化時，控制了企業固定效應也相當于控制了城市固定效應。δpt表示省份-年度固定效應，δjt表示行業-年度固定效應，用以控制地區和行業層面的時間趨勢。

HSRcpt和HSRcpt*RTFPfjcp是本文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高鐵開通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系數為β1+β2RTFPfjcp。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界定

本文主要使用以下三類數據：一是地級市層面的高鐵開通時間數據，主要來自《中國鐵道年鑒》、國家鐵路局官網以及百度網站；二是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數據和后文協變量數據，均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三是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而企業產品質量數據則來自中國海關數據庫。由于兩套數據采用不同的編碼體系，參照田巍等的做法，使用公司名稱對這兩個數據庫進行匹配[41]。

2008-2012 年是高鐵開通的主要時間段，因此,數據選取的時間跨度為2006-2013 年，這樣既涵蓋高鐵項目開通的主要年份，又可以使用最新的工業企業數據，從而能夠較好評價高鐵開通對微觀企業的影響。為保證模型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還對樣本進行了如下篩選：一是在外圍城市樣本中，剔除了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和直轄市樣本；二是在行業樣本中，剔除了礦產、石油、煙草、廢棄回收物處理以及水電煤氣等壟斷性程度高的行業；三是在企業樣本中，剔除了所在城市高鐵開通后新進入或者退出該城市的企業樣本。另外，由于2010 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存在較大問題[42]，為保持數據的完整性，在基準回歸中使用全樣本數據，而在穩健性檢驗中則剔除了2010 年數據。

（三）指標說明

1.企業相對生產率

參照Groizard 等的做法[43]，采用企業相對生產率刻畫高鐵開通對出口產品質量的異質性影響。企業相對生產率的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2.出口產品質量

參考Amiti 等的做法，選用需求法度量出口產品質量[45]。企業f在t年出口產品h到目的國d的需求函數為：

其中，xfhdt、qfhdt以及pfhdt分別表示企業f在t年出口產品h到目的國d的數量、質量以及價格，Pdt和Ydt分別表示目的國d在t年的整體價格指數和收入水平。對需求函數（3）兩邊同時取對數后得到方程（4）：

在方程（4）中，φh表示產品固定效應，φdt表示目的國-時間固定效應?？刂飘a品固定效應是因為產品質量只能在同一類產品中進行比較，不同類別產品無法直接進行質量比較?？刂颇康膰?時間固定效應可以較好控制目的國收入和距離等因素對產品質量的影響。對方程（4）進行OLS 回歸，其殘差代表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計算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時用到的產品替代彈性δ，本文參考了Broda 等的估計結果[46]。根據公式（5）可以計算出企業f在t年出口產品h到目的國d的產品質量qualityfhdt。由于不同產品質量無法直接比較和加總，因此對出口產品質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公式如下：

經過標準化處理后，出口產品質量可以在不同維度上進行加總。由于產品維度和目的國維度不是本文研究重點，故本文將出口產品質量加總到企業-時間維度。企業-時間維度出口產品質量的加總，是以企業出口價值比重為權重進行加總，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υfdt表示企業f在t年出口到目的國d的出口總值。

3.高技能工人比例

在機制分析時，主要使用高技能工人比例（T）作為機制變量的測度指標。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只有2004 年分學歷報告了各類工人數量，因此參考申廣軍等的做法[34]，通過工資數據構造高技能工人比例這一指標。本文以年份-行業-地區為單元，假定單元內高技能工人的工資水平為Wh,低技能工人的工資水平為Wl,高技能工人比例為T,企業平均工資為W=Wh*T+Wl*(1-T)?？紤]單元內平均工資最高和最低的兩家企業，其高技能工人比例分別為和，其平均工資分別為。由于不知道單元內高技能工人工資Wh和低技能工人工資Wl，所以，無法直接計算高技能工人比例T。故這里用來代替Wh，用來代替Wl，最終得到高技能工人比例T的代理變量T*的具體計算公式：

由公式（8）可知，T和T*之間只存在一個常數和一個比例的差別，這些差別都與單元特征有關，可以通過控制行業固定效應和地區固定效應得以解決，故本文通過T*度量高技能工人比例T。

表1 顯示了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實證分析

（一）平行趨勢檢驗

由于規劃高鐵時可能更傾向于經濟基礎好或者區位優勢顯著地區，這可能引起高鐵開通這一政策變量存在非隨機性問題。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對未開通高鐵城市進行篩選，使對照組和處理組具有共同的時間趨勢，從而緩解高鐵開通這一政策非隨機性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參照諸竹君等的做法[4]，本文進行傾向得分匹配時采用的協變量主要包括：城市GDP（gdp,地區生產總值）、人口規模（popu,年末戶籍人口數量）、對外開放程度（fdi,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城鎮化水平（urban,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占轄區面積的比例）和政府財政支出（expend,地方財政預算內支出）。按照政策發生年份逐年進行匹配，匹配比例為1∶1，最終得分最近的城市構成對照組。為了驗證傾向得分匹配結果的準確性，需要檢驗處理組和對照組之間的協變量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如果不存在顯著差異，則說明處理組和對照組之間滿足平行趨勢檢驗。表2 顯示了不同年份協變量的平行趨勢檢驗結果。從表2 結果可以看出，不同年份處理組和對照組之間的協變量不存在顯著差異，t檢驗結果不能拒絕處理組和對照組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一原假設，這說明處理組和對照組在協變量上非常相近，從而減小了高鐵這一政策變量的非隨機性選擇問題。經過PSM處理后，處理組和對照組具備較好的平行性，符合可比性要求。

表2 平行趨勢檢驗結果

（二）基準回歸結果

表3 顯示了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以及企業生產率在二者之間的調節效應。在表3 中，列（1）是加入了高鐵開通變量并控制了企業固定效應、省份-年度固定效應以及行業-年度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列（2）是在列（1）基礎上增加了所有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列（1）-（2）結果均顯示，高鐵開通顯著促進了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這說明高鐵開通雖然存在一定的虹吸效應，高端要素從外圍城市流入中心城市，會對外圍城市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提升產生不利影響，但從整體上講，外圍城市企業通過高鐵開通獲得正面的溢出效應要高于負面的虹吸效應，高鐵開通最終是有助于提升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分析表3 列（2）回歸結果后發現，高鐵開通后，高鐵沿線外圍城市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平均提升了0.46%。祝樹金等在研究高鐵開通影響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時也發現，高鐵開通促使高鐵沿線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提升0.53%[21]，這與本文研究結果相近，從側面也說明了本文實證結果的可靠性。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在表3 中，列（3）和列（4）考察了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是否存在企業生產率異質性。列（3）是加入了高鐵開通變量、高鐵開通變量與企業相對生產率這一交互項以及控制了企業固定效應、省份-年度固定效應、行業-年度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列（3）中高鐵開通與企業相對生產率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列（4）是在列（3）基礎上加入了所有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交互項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分析表3 列（4）結果后發現，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低生產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作用要高于高生產率企業，或者說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高生產率企業的虹吸效應要高于低生產率企業。當企業相對生產率高于0.82 時，高鐵開通會降低其出口產品質量。對大部分外圍城市企業來說，高鐵開通有助于提高其出口產品質量，但這種促進效應存在顯著的生產率異質性，外圍城市低生產率企業從中獲益更大，對少數高生產率企業來說，高鐵開通甚至會降低其出口產品質量。這可能是開通高鐵使外圍城市的高技能工人流向中心城市，進而對外圍城市產生虹吸效應，而高技能工人更多在高生產率企業就業，因此，外圍城市高技能工人的流出對高生產率企業會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1.工具變量法

高鐵的選址和城市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城市區位有關，這可能帶來高鐵這一政策變量的非隨機問題。政府在規劃高鐵時，通常會優先連接中心城市和經濟基礎好的城市，因為修建高鐵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經濟基礎好的城市往往有足夠的財政收入支持高鐵的修建。為解決高鐵開通這一政策變量的非隨機問題，本文在選擇外圍城市樣本時，除考慮剔除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和直轄市外，還參考張夢婷等的做法構造了最小生成樹工具變量[30]，以期進一步解決高鐵開通這一政策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最小生成樹工具變量的構造原理是以中心城市為靶點，尋找地理開發成本最低的高鐵路線。由于地理開發成本主要由地形地貌等地理因素決定，因此該工具變量具備較強的外生性。同時，地理開發成本與實際高鐵建設也密切相關，因此該工具變量也滿足相關性要求。工具變量法回歸結果如表4 列（1）所示。在列（1）中，兩個核心解釋變量HSR和HSR*RTFP回歸結果的顯著性水平及其符號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從而證明了前文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表4 穩健性檢驗

2.PSM 敏感性分析

為了考察回歸結果對PSM 匹配方法的敏感性，將匹配方法由原來1:1 近鄰匹配改為核匹配。PSM 敏感性分析結果如表4 列（2）所示。表4 列（2）結果顯示，更換匹配方法后，兩個核心解釋變量HSR和HSR*RTFP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19 8 和-0.024 1，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回歸結果對PSM 匹配方法不敏感，進一步證實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3.采用不同的企業生產率度量方法

企業生產率是本文關注的核心指標，前文企業生產率采用了Olley-Pakes 度量方法，這里則采用人均勞動產出作為企業生產率的替代指標，以期檢驗不同企業生產率度量方法是否對回歸結果產生影響。交互項中的企業相對生產率指標，依然采用了前文中相對生產率指標的處理方法。表4 列（3）回歸結果顯示，在不同的企業生產率度量方法下，兩個核心解釋變量HSR和HSR*RTFP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水平和符號都沒有發生變化，說明基準回歸結果不受企業生產率度量方法的影響。

4.高鐵開通滯后一期處理

眾多學者指出，高鐵開通并不會馬上產生效應，高鐵開通的效應存在一定的滯后性?；诖?，本文對高鐵開通變量進行滯后一期處理，重新構造了高鐵開通變量HSR1以及HSR1*RTFP的交互項，表4 列（4）顯示了高鐵開通滯后一期（HSR1）處理的回歸結果。表4 列（4）回歸結果說明，將高鐵開通變量滯后一期后，高鐵開通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效應有所降低，但顯著性水平以及企業生產率臨界點均無太大變化，再一次驗證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四）異質性分析

1.基于企業所有制的異質性檢驗

根據中國海關數據庫報告的企業所有制類型，本文主要考察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和集體企業四種類型的分組回歸結果。表5列（1）-（4）報告了四種不同類型所有制企業生產率調節效應的差異性。表5 結果顯示，外圍城市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不存在生產率調節效應，而外圍城市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則存在顯著的生產率調節效應。這意味著高鐵開通不會對外圍城市不同生產率國有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產生差異性影響，而高鐵開通可以顯著提升外圍城市低生產率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但對外圍城市高生產率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效果較小甚至會產生負面效應。

表5 異質性檢驗：基于所有制

高鐵開通可以通過溢出效應和虹吸效應兩個渠道對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產生影響，而虹吸效應包括資本虹吸和高技能勞動力虹吸。我國特殊的國情致使國有企業對人才的吸引力較強。雖然國有企業高技能勞動力比重較高，但國有企業整體待遇以及穩定性高于其他類型企業，高鐵開通后并不會對外圍城市國有企業高技能勞動力產生較大虹吸，故外圍城市國有企業不存在生產率調節效應。對外圍城市民營企業而言，高鐵開通可以帶來溢出效應，但在吸引高技能人才方面效果較小，甚至可能存在虹吸效應，導致外圍城市民營企業高技能人才流向中心城市，因此外圍城市民營企業存在顯著生產率調節效應，民營企業相對生產率臨界點為0.766。外資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一般高于本土企業，加之薪資待遇較高，對高技能人才吸引力也要高于本土企業，但外資企業的就業穩定性一般低于國有企業，因此高鐵開通對外資企業高技能勞動力會產生虹吸效應。表5 結果也顯示，外資企業生產率的調節效應不僅高于民營企業，而且在這四類企業中是最大的，說明外資企業受到的人才虹吸效應要高于民營企業，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高生產率外資企業的負面影響最大。外資企業相對生產率臨界點為0.793，當其相對生產率高于0.793 時，高鐵開通會降低其出口產品質量。

2.基于行業的異質性檢驗

參照郭克莎的行業分類方法[47]，本文在行業2 位數層面將樣本劃分為技術密集型行業、勞動密集型行業、資源密集型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表6 列（1）-（4）顯示了四種不同行業生產率調節效應的差異性。由表6 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技術密集型行業和資源密集型行業中的企業存在顯著的生產率調節效應，而勞動密集型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中的企業不存在顯著的生產率調節效應。

表6 異質性檢驗：基于行業

技術密集型行業本身具備較強的技術溢出性。一方面，雖然高鐵出行成本較高，但高鐵開通便利了技術工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技術密集型行業能夠從面對面交流中獲得更多的技術溢出，因此愿意承擔較高的高鐵出行成本。另一方面，技術密集型行業中高技能勞動力比重高于其他行業，中心城市技術密集行業與外圍城市技術密集行業之間存在較大競爭，外圍城市技術密集型行業受到的溢出效應和虹吸效應都較高，故外圍城市技術密集型行業存在顯著的生產率調節效應，其企業相對生產率臨界點為0.722。勞動密集型行業中的高技能勞動力比重較低，并且中心城市和外圍城市之間存在明顯工資差異，外圍城市更具有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因此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勞動密集型行業并不會產生顯著的虹吸效應，其生產率調節效應不顯著。唐宜紅等也發現，高鐵開通促進了技術密集型行業出口，但對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沒有顯著影響[6]。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地方政府將資本密集型行業作為優先發展產業，制定了一系列的產業扶持政策，資本密集型行業生產要素價格存在非市場性，其產能過剩比較嚴重。并且，我國資本密集型行業中國有企業占比較高，因此高鐵開通并沒有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產品出口質量產生顯著影響，也不存在顯著的生產率調節效應。

3.基于地區和產業集聚的異質性檢驗

表7 列（1）-（3）顯示了不同地區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影響的生產率調節效應。根據列（1）-（3）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只有東部地區的高鐵開通存在生產率調節效應，中部、西部地區不存在生產率調節效應，西部地區由于開通高鐵城市過少甚至無法估計出高鐵開通的影響系數。一方面，東部地區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明顯，率先開展改革開放，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在持續拉大。另一方面，東部地區中心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高，東部地區開通高鐵后可以提升中心城市對外圍城市的溢出效應，同時也提高了中心城市對外圍城市的虹吸效應，東部地區的溢出效應和虹吸效應都明顯高于中部、西部地區，故只有東部地區存在生產率調節效應。對東部地區企業來說，高鐵開通整體上提升了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但存在生產率異質性，低生產率企業從中獲益較高，而高生產率企業獲益較少。

表7 異質性檢驗：基于地區和產業集聚水平

產業集聚選用城市-產業的區位熵指數度量。當區位熵指數高于平均值時為高產業集聚地區，反之則為低產業集聚地區。表7 列（4）-（5）顯示了不同產業集聚水平地區的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影響的生產率調節效應。其結果顯示，高產業集聚地區不存在生產率調節效應，而低產業集聚地區存在顯著的生產率調節效應。產業集聚效應通常包括勞動力共享、中間投入品共享以及技術溢出。高產業集聚地區可以形成勞動蓄水池效應，進而提高企業與勞動力之間的匹配效率，勞動力在該市場中更容易就業。因此，高鐵開通并不會對高產業集聚地區的高技能勞動力產生顯著的虹吸效應。相反，低產業集聚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狹小，勞動力在該地區不容易就業或者不容易實現流動，因此，高鐵開通會對低產業集聚地區產生較高的人才虹吸，該地區存在顯著的生產率調節效應，但高生產率企業從高鐵開通中獲益較少。

（五）機制分析

高鐵開通主要通過溢出效應和虹吸效應兩個渠道影響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當虹吸效應大于溢出效應時，高鐵開通會對外圍城市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產生負向影響。中心城市對外圍城市的虹吸效應主要體現為資本虹吸和人才虹吸兩方面。本文使用企業人均資本取對數(Lnkl)代表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企業的資本虹吸，使用高技能勞動力比例(skillshare)表示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企業的人才虹吸。表8 顯示了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資本和高技能人才的虹吸效應以及虹吸效應的生產率異質性。

表8 機制檢驗

表8 列（1）回歸結果表明，高鐵開通影響外圍城市企業資本流出，存在資本虹吸效應，高鐵開通后，外圍城市企業人均資本下降了3.17%。列（2）是在列（1）基礎上加入了交互項，回歸結果顯示，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低生產率企業的資本虹吸效應更大，對高生產率企業則較小。列（3）檢驗了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企業高技能勞動力比例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高鐵開通后高技能人才比率下降了0.46 個百分點，高鐵開通負向影響了外圍城市的高技能人才比例。列（4）是在列（3）基礎上加入了交互項，從回歸結果來看，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企業高技能勞動比例的影響存在顯著的生產率異質性。而對低生產率企業來說，高鐵開通反而可以提升其高技能人才比例，回歸結果與假說H2 吻合。高鐵開通會促使外圍城市高技能勞動力的流出，而外圍城市高技能勞動力的流出主要來自高生產率企業，因此人才虹吸效應存在生產率異質性。

五、結論與啟示

中國迅猛發展的高鐵必將對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產生重大影響，探究高鐵的經濟效應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文以高鐵開通為準自然實驗，實證分析了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以及企業生產率調節效應的異質性。研究發現，高鐵開通顯著促進了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但這一效應具有生產率異質性，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低生產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作用較大，對外圍城市高生產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作用較小，甚至降低其出口產品質量。這一結論在考慮內生性問題、PSM敏感性分析、不同企業生產率度量方法以及將高鐵開通年份滯后一期等情形后依然成立，說明研究結論穩健。另外，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出口產品質量的企業生產率調節效應主要體現在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技術密集型行業和資源密集型行業、東部地區以及低產業集聚地區。機制檢驗發現，高鐵開通對外圍城市低生產率企業的資本虹吸效應比高生產率企業大，高鐵開通降低了外圍城市高生產率企業高技能勞動力比例，進而對其出口產品質量產生負向影響。根據上述結論，得出三點政策啟示。

第一，優化民營企業營商環境。高鐵開通會對外圍城市高生產率民營企業的高技能勞動力產生較大的虹吸效應，這可能是因為民營企業在薪資待遇以及穩定性方面要低于國有企業，人才流失較多。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經濟穩定運行的重要力量。外圍城市的地方政府應進一步放開民營企業市場準入，堅持產業政策競爭中性，為民營企業營造公平競爭環境，進一步發揮民營企業在地方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升級人才政策。高鐵開通會對外圍城市高生產率企業產生人才虹吸。一個地區經濟發展需要龍頭企業集聚，高鐵開通會影響外圍城市高生產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進而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較大影響。外圍城市的地方政府應通過制定良好的公共服務和人才政策，不僅要吸引高技能人才流入，還要防止本土高技能人才流失。在吸引人才上，需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出臺務實精準的舉措，既要在人才增量上做文章，也要在盤活人才存量上下功夫，可以多個城市推出一攬子人才政策，涵蓋落戶、住房補貼以及創業補貼等多種形式。

第三，培育地區特色產業集聚，減少中心城市的虹吸效應。高鐵開通并不會對高產業集聚地區產生顯著的虹吸效應。因此，地方政府除了要重視人才政策之外，還需要立足地方傳統產業和優勢資源，形成特色產業集聚，與中心城市之間形成差異化競爭和協同發展。這樣既可以充分發揮高鐵帶來的溢出效應，又能緩解中心城市對外圍城市高生產率企業的人才虹吸，確保高鐵開通能夠更好地推動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