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旅游資源非使用價值支付意愿與家庭收入水平的關系研究
——以舟山、三亞為例

肖建紅 李小嵩

1.青島大學旅游與地理科學學院 青島266071

2.青島大學經略海洋研究中心 青島266071

3.青島大學商學院 青島266071

評估海洋旅游資源的非使用價值（non-use value）可以為海洋旅游資源的保護和管理提供參考。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是最常被采用的非使用價值評估方法，其通過假想情景引出受訪者對非市場物品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1]。為了提出更合理、精準的海洋旅游資源保護政策，通常需要通過各種回歸模型對受訪者WTP 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在對受訪者WTP 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中，學者們常采用最小二乘回歸、Tobit、Logit 等模型研究WTP 均值的影響因素，但是這些模型都假定對于不同WTP 群體，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是相同的，不能清晰地反映WTP 的條件分布全貌，而分位數回歸模型（quantile regression，QR）能更加全面地了解解釋變量對WTP 條件分布的影響[2]。在研究收入對WTP 的影響時，關注WTP 整體分布的研究較少，而通過分位數回歸模型可以了解受訪者家庭收入水平對不同群體WTP 的影響程度的差異，從而為不同案例地不同海洋旅游資源的保護政策提供參考[3]。

分位數回歸模型最早由Koenker 和Bassett 提出[2]，在絕大多數回歸模型都關注被解釋變量的條件均值的情況下，分位數回歸提供了對解釋變量X 和被解釋變量Y 的分位數之間線性關系的估計方法，與普通均值回歸相比，分位數回歸使用殘差絕對值的加權平均作為最小化的目標函數，能避免受極端值的影響，適合具有異方差的模型，使回歸結果更加穩健。分位數回歸對被解釋變量的條件分布刻畫得更加細致，能給出被解釋變量條件分布的大體特征。每個分位點上的回歸都被賦予條件分布上某個特殊點（中央或尾部）的一些特征；把不同的分位點回歸集中起來就能提供一個關于被解釋變量條件分布得更完整的統計特征描述。分位數回歸并不要求很強的分布假設，在擾動項非正態分布的情形下，分位數估計量可能比最小二乘估計量更為有效。目前分位數回歸模型已被學者用于環境物品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Krishnamurthy 等運用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了11個國家家庭綠色能源WTP 的影響因素，發現收入對WTP 分布的中心處有顯著的影響[4]；O'Garra 等則運用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了受訪者對于在倫敦引入氫公交車以減少空氣和噪聲污染WTP 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分位數回歸對分析CVM 數據有效，增強了對支付意愿決定因素的理解[5]；Notaro等運用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了游客對保護加爾達湖特倫蒂諾湖岸柏樹WTP 的影響因素，表明分位數回歸可以分析條件分布下WTP 的影響因素[6]。國內也有學者運用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WTP 的影響因素，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鄭海霞等運用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了居民對改善密云水庫水質WTP 的影響因素，揭示了不同支付層次、支付能力和收入水平的群體對環境政策的需求和偏好[3]；李佳佳等采用CVM 評估了居民對兩種假想醫療保險的WTP，并在此基礎上運用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了WTP 的影響因素，進一步證實了低值WTP 和高值WTP 的影響因素不同[7]；黃穎等運用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了在各個分位點上農戶對政策性森林保險WTP 的影響因素，發現農戶的WTP 在受教育程度上具有明顯分化[8]；孫聰等運用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了住房支出的影響因素，識別了群體差異[9]；朱寧等運用分位數回歸模型，實證探討城鎮居民家庭雞蛋價格承受能力以及在蛋價高位、品牌與普通雞蛋價差小時的消費傾向[10]。

目前對海洋旅游資源的研究多以單一資源為評估對象[11-14]，而鮮有評估多個案例地、多種海洋旅游資源非使用價值的研究成果。本文以舟山和三亞兩個案例地的海灘、海洋文化和珊瑚礁3 種海洋旅游資源作為研究對象，采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居民和游客對保護海洋旅游資源WTP 的影響因素，尤其是公眾家庭收入對受訪者WTP 的影響，以期為分位數回歸模型在海洋旅游資源領域的應用以及對海洋旅游資源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1 數據來源與計量經濟模型

1.1 數據來源

通過CVM 調查了居民和游客對保護舟山和三亞兩個案例地的海灘、海洋文化和珊瑚礁3 種海洋旅游資源的WTP，兩個案例地3 種海洋旅游資源采用的問卷結構、調查設計和調查方法一致。問卷包括對待海洋旅游資源的詳細描述、核心估值問題和受訪者人口社會特征及不愿意支付的原因3 部分。在調查過程中，為了提高調查結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對假想偏差、信息偏差、抗議性反應偏差和引導方式偏差進行了控制。本文采用明確提醒受訪者的方法控制假想偏差，提醒內容包括想象假想表決為真實表決，家庭預算約束，因這項計劃而額外增加的成本，以及海灘、海洋文化和珊瑚礁其他替代品的存在[15-17]；采用對調查人員進行嚴格培訓，使調查人員掌握詳細調研信息，再通過調查人員面對面向受訪者講解相關信息來控制信息偏差[15]；采用設置一系列不愿意支付的原因，用于識別真零支付和抗議性零支付，被識別的抗議性零支付在進一步分析中被剔除[18-20]；目前，海洋旅游資源非市場經濟價值評估中，有關支付卡式、二分式和開放式3 種投標值引導方式的研究成果均較多，研究采用了支付卡式引導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規避二分式引導方式存在的肯定性回答偏差和起點偏差，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減輕受訪者的認知負擔，降低不反應率和提高研究的高效性和精準性[21-22]。

調查對象為舟山和三亞的年齡為18～65 周歲的游客和當地居民。正式調查采用面對面調查方式，于2017 年7—8 月進行，調查共獲得有效問卷4 763 份。舟山共獲得有效問卷2 059 份，其中海灘1 195 份，海洋文化864份；三亞共獲得有效問卷2 704份，其中海灘1 364份，珊瑚礁1 340份。

1.2 計量經濟學模型

分位數回歸模型與絕大多數關注被解釋變量條件均值的回歸模型相比，能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對條件分布刻畫得更加細致，給出被解釋變量條件分布更完整的統計特征描述，使回歸結果更加穩健。分位數回歸模型不要求很強的分布假設，在擾動項非正態分布的情形下，分位數估計量可能比最小二乘估計量更為有效。本文運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WTP 與樣本人口社會特征之間的關系，各變量的詳細定義參見表1。

表1 回歸模型各變量定義

建立OLS回歸模型：

在式（1）中，α為常數項，βi（i=1，2，3，4，5，6）為各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μ為誤差項，其他變量解釋見表1。

建立分位數回歸模型：

在式（2）和式（3）中，Xi表示解釋變量的向量，βθ表示各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μi,θ為誤差項，quantθ(WTPi|Xi)為給定Xi條件下的第θ分位數回歸的WTPi，0 ＜θ＜1。

為了求解樣本中第θ分位數回歸，使用線性規劃方法求解最小化殘差絕對值的加權平均：

在式（4）中，bθ為βθ估計量。

2 結果分析

2.1 受訪者人口社會特征

受訪者人口社會特征如表2 所示，舟山海灘和海洋文化受訪者的人口社會特征類似，在兩個樣本中，男女比例相當，平均年齡約為37歲，約47%的受訪者接受過高等教育，家庭年收入約為14萬元，超過54%的受訪者是游客。三亞海灘受訪者的男女比例相當，平均年齡約為34 歲，約60%的受訪者接受過高等教育，家庭年收入約為13萬元，約60%的受訪者為游客。三亞珊瑚礁的受訪者中男性居多，平均年齡約為33 歲，約66%的受訪者接受過高等教育，家庭年收入約為14萬元，居民和短途、中途以及長途游客的比例相當。

表2 受訪者人口社會特征均值

2.2 受訪者WTP分布

受訪者WTP 的分布比例參見圖1。舟山的樣本中分別有96.7%和97.1%的受訪者對保護海灘和海洋文化具有正WTP，分別有84.4%和79.1%的受訪者選擇200 元及以下的投標值；三亞的樣本中分別有98.4%和98.7%的受訪者對保護海灘和珊瑚礁具有正WTP，分別有85.2%和84.9%的受訪者選擇200元及以下的投標值。

圖1 受訪者WTP分布比例

2.3 回歸結果分析

選取0.1—0.9 共9 個分位點，分位數回歸結果參見表3—表6。從總體來看，在舟山和三亞的3 種海洋旅游資源的分位數回歸模型中，家庭收入變量在9 個分位點上都呈現出統計顯著性，且回歸系數都為正值，說明受訪者保護兩個案例地的3 種海洋旅游資源的WTP 都與收入成正比，受訪者的收入越高其WTP越大。根據收入回歸系數圖（圖2—圖5）可以得出，收入變量的回歸系數隨著分位點的升高而出現遞增趨勢，說明隨著WTP 的提高，收入變化對受訪者的影響變大，即收入對高WTP 群體的影響更大。通過收入變量回歸系數的遞增趨勢，可以預測隨著公眾收入水平的上升，高WTP 群體WTP 的增加量更大，高WTP 群體與低WTP群體之間WTP的差距也會隨之變大。

圖2 舟山海灘旅游資源回歸系數圖

圖3 舟山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回歸系數圖

圖4 三亞海灘旅游資源回歸系數圖

圖5 三亞珊瑚礁旅游資源回歸系數圖

表3 舟山海灘旅游資源回歸結果

在對同一案例地不同海洋旅游資源（海灘與海洋文化和海灘與珊瑚礁）以及不同案例地同一資源（海灘）的分位數回歸結果的比較中（圖6），可以觀察到受訪者家庭收入對WTP 的影響存在一定差距。在舟山海灘與海洋文化的比較中發現，在70%及以下分位點上受訪者家庭收入的回歸系數不存在差異，均較為接近，在70%以上分位點上舟山海灘樣本收入變量的回歸系數大于舟山海洋文化樣本中的系數，這說明對于舟山海灘和海洋文化而言，收入對中低WTP 群體的影響力沒有顯著差異，而對于高WTP 群體，收入對舟山海灘的影響力大于對海洋文化的影響力。在三亞海灘與珊瑚礁的比較中發現，收入變量的回歸系數在所有9 個分位點上都較為接近，其中在80%和90%分位點上，三亞珊瑚礁中收入變量的回歸系數略大于三亞海灘中的系數，說明對于中低WTP 群體而言，收入對三亞海灘和珊瑚礁WTP 的影響力沒有顯著差異，而對于高WTP 群體，收入對珊瑚礁WTP 的影響力略大于其對海灘WTP 的影響力。在舟山海灘與三亞海灘的比較中，收入變量的回歸系數在50%及以下分位點不存在顯著差異，而隨著分位點的提高，收入系數的差距呈現遞增的趨勢，同時，舟山海灘中的收入系數始終大于三亞海灘的系數，說明對于低WTP 群體，收入對舟山海灘和三亞海灘WTP 的影響力沒有顯著差異，而對于高WTP 群體，收入對舟山海灘WTP 的影響力大于對三亞海灘WTP的影響力。

圖6 收入變量分位數回歸系數圖

最小二乘回歸模型的回歸結果（表3—表6）與分位數回歸模型的結果一致，兩個模型都表明，在兩個案例地、3種海洋旅游資源的4組樣本中，家庭收入均顯著正向影響受訪者WTP，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受訪者的WTP 越高。但是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中家庭收入變量的系數大小存在顯著差異，分位數回歸模型中家庭收入系數呈遞增狀態，最小二乘回歸模型中的系數僅與某些分位點上的系數較為接近。如在舟山海灘的兩種模型中，最小二乘回歸模型中家庭收入的系數與分位數回歸模型中60%分位點上的系數最為接近，而與其他分位點上的系數差距很大。這說明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僅能反映家庭收入對WTP 均值的影響，不能充分地反映收入對低分位點群體和高分位點群體WTP 的影響，因此將假設家庭收入變量對WTP 影響具有同質性的最小二乘回歸模型應用到CVM 估計結果的分析中得到的信息量較少，不能反映WTP 的條件分布全貌，需要采用分位數回歸模型來更精確地刻畫家庭收入對不同群體WTP 的不同影響程度。

舟山和三亞兩個案例地3 種海洋旅游資源的最小二乘回歸結果和分位數回歸結果表明（表3—表6），性別、年齡、學歷和受訪者類型的結果也存在差異，一些變量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中不顯著，在分位數回歸模型中卻在部分分位點上顯著，一些變量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中顯著，在分位數回歸模型中卻僅在部分分位點上顯著。舟山海灘的回歸結果（表3）表明：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中，年齡和受訪者類型對受訪者WTP 沒有顯著影響，但是在分位數回歸模型中，年齡在70%分位點上對受訪者WTP有顯著負向影響，受訪者類型在60%分位點上對WTP有顯著負向影響。舟山海洋文化的回歸結果（表4）表明：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中，性別和受訪者類型對受訪者WTP 沒有顯著影響，學歷對受訪者WTP 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在分位數回歸模型中，性別在80%分位點上顯著正向影響受訪者WTP，受訪者類型在90%分位點上顯著負向影響受訪者WTP，學歷僅在40%分位點上顯著正向影響受訪者WTP。三亞海灘的回歸結果（表5）表明：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中，性別對受訪者WTP 有顯著正向影響，年齡、學歷和受訪者類型對受訪者WTP 沒有顯著影響，而在分位數回歸模型中，性別在9 個分位點上都對WTP沒有顯著影響，年齡在60%和70%分位點上顯著負向影響WTP，學歷在40%分位點上顯著正向影響WTP。三亞珊瑚礁的回歸結果（表6）表明：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中，年齡與受訪者WTP 有顯著負相關關系，學歷和受訪者類型對受訪者WTP 沒有顯著影響，而在分位數回歸模型中，年齡在60%、70%和90%分位點上顯著負向影響受訪者WTP，學歷在30%、40%和50%分位點上顯著正向影響受訪者WTP，受訪者類型在40%、50%、60%和70%分位點上都顯著影響受訪者WTP。由此可見，采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得到的結果可能只能反映部分受訪者的偏好，而不能反映不同群體WTP 影響因素的全貌，得到的政策建議的針對性不強，可能達不到很好的實施效果。而分位數回歸模型可以得到更加細化的不同群體WTP 的影響因素，從而得到更加具體、實施性更強的政策建議。

表4 舟山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回歸結果

表5 三亞海灘旅游資源回歸結果

表6 三亞珊瑚礁旅游資源回歸結果

通過最小二乘回歸結果和分位數回歸結果可以觀察到，在兩個案例地、3 種海洋旅游資源的4 組樣本中，僅有家庭收入在兩種模型中（分位數回歸的所有分位點上）始終對受訪者WTP 存在顯著正向影響，而性別、學歷、年齡和受訪者類型則沒有呈現普遍的顯著影響，這說明受訪者的家庭收入是受訪者保護海洋旅游資源WTP的主要驅動因素。

3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舟山海灘和海洋文化、三亞海灘和珊瑚礁為研究對象，采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研究了居民和游客保護海洋旅游資源WTP 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如下文。

（1）對于舟山和三亞兩個案例地的海灘、海洋文化和珊瑚礁3 種海洋旅游資源，僅有家庭收入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所有分位點上）中都顯著正向影響受訪者WTP，而性別、年齡、學歷和受訪者類型則沒有這種普遍的顯著影響，這表明家庭收入是受訪者保護海洋旅游資源WTP 的主要影響因素，隨著家庭收入水平的升高，受訪者對保護海洋旅游資源的WTP也會隨之增大。

（2）家庭收入的回歸系數在分位數回歸模型中呈現遞增趨勢，說明家庭收入對高WTP 群體保護海洋旅游資源WTP 的影響更大，隨著未來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高WTP 群體與低WTP 群體保護海洋旅游資源WTP 的差距將會增加。在未來公眾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背景下，在海洋旅游資源保護政策制定時應充分考慮家庭收入對WTP 的影響，將高收入群體作為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標群體，以便能更好地對海洋旅游資源進行保護同時滿足公眾對其日益增長的需求。

（3）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中，性別、年齡、學歷和受訪者類型的顯著性存在差異；盡管家庭收入的顯著性一致，但是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不同分位點上的系數大小有很大差距。

本文通過對最小二乘回歸模型和分位數回歸模型的對比可以得出，將假設解釋變量對WTP 的影響具有同質性的最小二乘回歸模型應用到海洋旅游資源非使用價值估計結果的分析中得到的信息量較少，不能反映WTP 的條件分布全貌，而分位數回歸模型得到了家庭收入與不同群體WTP 之間更精確的相關關系，因此建議未來對WTP 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應優先選用分位數回歸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