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0～3歲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模型構建及應用

襲祥榮

一、引言

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僅需要實現全面脫貧，而且要實現人力資本的全面發展。發展人力資本的重點是0～3歲嬰幼兒發展質量，而難點在于農村0～3歲嬰幼兒（以下將“0～3歲嬰幼兒”統一簡稱為“嬰幼兒”）群體。[1]然而，受經濟條件和生育現實影響，農村嬰幼兒照護者教養知識匱乏、教養行為消極，導致農村嬰幼兒在身體、運動、社會性等各方面存在發展滯后風險。[2]農村中的年輕父母從傳統家庭教育環境中習得的育兒能力不足，還有相當一部分為維持生計，將年幼的子女托付給祖輩照料。同時，農村地區早婚早育甚至未婚先孕現象突出，部分新手父母身份適應困難，以致怠于履行家庭教育義務。因此，優化父母勝任力是提升農村嬰幼兒發展質量的關鍵。父母勝任力指父母承擔教養責任并處理兒童發展危機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能力和習慣，決定著家庭的經濟能力、社會資源和家風家教，[3]可以顯著預測子女動作技能、社會情感、學業成就、認知發展以及親子關系。[4]《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覺學習家庭教育知識，掌握科學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5]從法律層面肯定了父母勝任力的重要性。由于城鄉文化背景、家庭養育環境等存在較大差異，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的構成指標有待理清。通過建構勝任力測評模型，可相對準確地把握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現狀，有效提升農村嬰幼兒發展質量。

測評模型是科學客觀檢測某一問題或行為能力的定量評價工具，[6]隨著教育研究的科學化進程，逐步成為制定教育政策的參考。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模型指依據一定規則對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進行定量分析所抽象出來的數學表達式。當前，已建構的父母勝任力模型多為質性模型，關注父母勝任力的結構，難以直接用于量化評價；在研究對象方面，專門針對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的模型尚未出現。本研究通過建構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模型，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父母勝任力測評研究弱化、測評工具缺失等問題。隨著對測評模型研究的深入，有學者總結了測評模型的建構范式。馬瑞利以指標要素提取路徑為依據，總結了外借式、外借—定制式和定制式三種勝任力模型建構范式，三者的科學性和設計成本呈依次遞增狀態。[7]范涌峰等提出了包括“確定價值取向、明確操作性定義、構建指標體系、確定指標權重與生成測評模型、驗證和修正測評模型”5個步驟構成的數學線性測評模型構建范式。[8]無論何種范式，確定指標是建構測評模型的基礎。

綜合考慮研究的可行性和可信性，本研究在指標要素提取方面采用“外借—定制式”思路，并參照范涌峰的測評模型建構步驟，以斯潘塞通用勝任力詞典模型為基礎，借鑒已有研究、政策文件、行為事件訪談資料、專家咨詢數據和問卷調查數據，按照“價值取向確定—內涵闡釋—指標體系建構—指標權重確定—實踐檢驗”進行（見圖1）。

圖1 測評模型的建構流程

二、勝任力測評模型構建

（一）價值取向確立

價值取向直接決定人們的行動方向，是教育領域最核心的問題。若是沒有厘清價值取向，模型建構就會淪為一場數字游戲。正如約翰斯頓所說：“如果沒有理論，我們為繼續收集和分析不斷增多的統計資料所作的努力，可能降為一種‘任意的實證主義’……其造成的問題可能遠較所解答的更多?！盵9]基于教育測評的發展趨勢以及研究訴求，本研究將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模型建構的價值取向定位為：多元一體、文化適宜性以及以賦能促發展。第一，隨著第四代評估理論興起，多元價值主體漸成主流。對于本研究來說，國家是測評模型的權威價值主體，規定著家庭教育的方向；農村嬰幼兒父母是直接價值主體，是測評模型的直接受益者；農村嬰幼兒是根本價值主體，是檢驗測評模型合理性的主要標準和建構測評模型的終極旨歸。因此，模型建構要汲取政策文本、關照農村嬰幼兒父母等利益主體的訴求。第二，勝任力模型是文化性概念，極易受內部環境、外部環境以及任務環境等因素影響。較之城市，農村地區公共服務滯后，家庭經濟收入偏低，且受傳統撫育文化影響更加深刻，這決定著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結構與城市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有必要建構契合農村文化背景和農村嬰幼兒父母日常撫育實踐的能力模型。第三，農村家庭教育場域具有私人性，國家、社會無法取代家庭的教育功能。加之農村地區文化輿情復雜，不同家庭面臨的現實問題千差萬別。較之考核，賦能更契合建構測評模型的目的，父母借助模型進行自評可發現自身優勢和短板。

（二）內涵闡釋

第一，在教育功能方面，已有研究均認同父母勝任力對子女發展的正向功能。如泰蒂認為，父母勝任力是父母推動子女社會化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系列個人特質，只有成功將兒童社會化的父母才是稱職的父母。[10]格萊維諾認為，父母勝任力是父母成功實現教養責任并處理阻礙兒童發展危機所表現出來的一套系統的知識、技能、能力和習慣。[11]穆罕默迪認為，父母勝任力是父母成功扮演教養角色所需的技能、知識、效能感和滿意度。[12]上述學者對“成功”父母的強調凸顯了父母勝任力的積極育人價值。

第二，在習得路徑方面，多數學者認同父母勝任力是父母后天習得的能力。約翰遜等直接指出，父母勝任力是成人在執行必要任務時所習得的知識、技能、行為、態度等成分（風格）的集合。[13]查羅·雷帕拉茲認為，父母勝任力是一種實踐能力，是父母在養育子女過程中習得的能力。[14]

第三，在結構方面，已有研究關注了通用父母勝任力結構和專門父母勝任力結構。通用父母勝任力關注所有父母均需具備的能力，如高書國建構了包括基礎能力（個人素養、教育水平、正確期望）、資源能力（經濟資源、社會資源和教育資源）、教育能力（溝通能力、引導能力、協同能力）和兒童社會化（認知水平、社會規范、表達能力）四個維度的父母勝任力指標評價體系。[15]專門父母勝任力關注嬰幼兒父母所需要具備的關鍵能力。如王麗君通過問卷法提煉了8項城市0～2歲嬰幼兒父母勝任力：育兒觀念、關注、親子關系、學習環境、語言刺激、外出活動、喂養、安全。[16]彭杜宏通過文獻法總結了城市3歲以下嬰幼兒父母勝任力：依戀與情感發展促進、語言發展促進、規則與習慣促進、個性與社會能力促進、動作發展促進、學習與注意力促進、個體差異促進、基本教養理念。[17]馬丁內斯-岡薩雷斯通過問卷法提取了5項0～6歲兒童父母勝任力：自我約束、自尊、促進孩子自尊、強制沖突解決和自信溝通。[18]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界定為：肩負監護職責的農村嬰幼兒父親或母親在育兒實踐中習得的個人特征與行為的集合，包括知識、技能、行為、效能感與滿意度等。

（三）指標體系建構

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模型的指標建構經過了如下階段。

第一步，提取并歸納已有研究和政策文件中的嬰幼兒父母勝任力要素。政策文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關于指導推進家庭教育的五年規劃（2016—2020年）》《教育部關于加強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導意見》、各省市頒布的嬰幼兒發展政策指南、全國婦聯教育部等部門聯合頒布的《全國家庭教育指導大綱（修訂）》、各?。ㄊ校┤嗣裾k公廳發布的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等。

第二步，基于斯潘塞通用勝任力模型，將從已有研究和政策文件中提取的要素歸納其中，并根據各要素內涵和農村嬰幼兒父母特點歸納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的6個一級指標：成就特征、照護特征、影響特征、發展特征、認知特征和育兒效能特征。

第三步，為確保指標的文化適宜性，隨機抽取24名農村嬰幼兒父母進行行為事件訪談，其中父親9名，母親15名；男孩父母11名，女孩父母13名。訪談內容為：請各位受訪者分別講述自己在育兒實踐中最有成就感和最有挫敗感的2～3件事情。將訪談材料導入Nvivo軟件進行編碼，設置成就特征、照護特征、影響特征、發展特征、認知特征和育兒效能特征6個編碼類別，剔除訪談資料中未被涉及的要素，保留了6個一級指標22項二級指標（見表1）。

表1 基于行為事件訪談的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模型

第四步，邀請26名專家，運用德爾菲法開展三輪專家咨詢。三輪意見征詢分別回收問卷26份、22份和16份，回收率為100%、84.62%和72.72%，達到70%的標準，可以接受。專家權威程度用專家權威系數（Cr）表示，計算公式為Cr=（Ca+Cs）/2，若Cr值大于0.70，即表示專家評分結果可靠。在本研究中，三輪專家咨詢的Cr值均高于0.70，表明咨詢結果具有較高可信度。經過三輪專家咨詢，專家對各指標認同度的變異系數（V）逐漸縮?。◤?.10～0.27到0.06～0.22再到0.07～0.21），表明專家意見逐步達成一致，各項指標趨于合理。同時，根據每一輪專家咨詢意見，對指標進行合并、增減和修改，形成了包括5個一級指標、16個二級指標的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指標體系（見表2）。

表2 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指標體系

第五步，指標體系實證檢驗。首先，編制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問卷初稿。根據行為事件訪談資料，在各二級指標下設置了相應題項，編制了《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問卷》初稿。該問卷分為基本信息和量表部分，量表部分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方式。為提高問卷的清晰性，研究者邀請10名教育學、心理學專家就題目與維度的相關性、問題表述是否合理等進行評價，并根據專家意見修改問卷，形成初始的《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問卷》。

其次，進行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模型的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初步編制的《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問卷》，隨機抽取531名農村嬰幼兒父母進行問卷調查。運用SPSS24.0軟件對調查結果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量表數據的KMO值為0.930，Bartlett's球形檢驗統計值p小于0.05，表明數據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數據進行因素提取，采用最大變異法探索、刪題、再探索。根據旋轉成分矩陣，最終保留了量表部分的27道題項，各題項都有明顯的歸屬，所屬因子的因子載荷均在0.50以上，因子結構穩定。

再次，測評模型的驗證性因素分析。隨機抽取431名農村嬰幼兒父母，運用修訂后的《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問卷》進行調查，并通過AMOS 23.0對數據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一階五因素模型作為基準模型，并根據五個因素的相關程度，分別組成單因素模型、三因素模型和二階五因素模型。通過AMOS 23.0，采用極大似然法進行計算。結果表明，與其他模型相比，二階五因素模型數據擬合較好，x2/df =2.19，RMSEA=0.04，GFI=0.93，AGFI=0.915，IFI=0.96，CFI=0.96，各觀測變量的因素負荷量在0.64～0.93之間，達到了測量學要求（見表3）。

表3 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二階模型因素負荷矩陣

最后，信效度檢驗。量表信度采用內部一致性予以檢驗。結果表明，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數為0.93，子量表“成就特征量表”“照護特征量表”“影響特征量表”“發展特征量表”“育兒效能特征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數分別為0.90、0.91、0.89、0.89和0.89?？偭勘砗透髯恿勘淼摩料禂稻哂?.80，且各子量表的α系數均低于總量表，說明量表的信度理想。

為確保問卷能夠準確測量出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水平，本研究的題項設計均來源于農村嬰幼兒父母訪談資料，并經過多位專家修訂，內容效度合理；五個因素的AVE值介于0.53～0.74，高于0.50 的標準。組合信度（CR）值介于0.88～0.91，高于0.60的標準，表明量表的收斂效度理想。在區分效度方面，五維度相關系數取值介于0.23～0.55，達到0.001水平上的顯著。AVE平方根取值介于0.73～0.86，相關系數取值均低于AVE平方根，各一階因素之間存在中度或中度偏低的相關性，既具有共同屬性，又具有各自的獨立性。表明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各一級指標之間既存在一定關聯，同時具有較好區分度（見表4）。

表4 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結構的相關矩陣分析（N=431）

（四）指標權重確定

指標權重賦值是根據各指標在被測評事物整體中的比例大小被賦予的數值，常用的賦值方法包括主觀賦值法、客觀賦值法、主客觀賦值法結合。由于本研究提取的二級指標較多，且建構的是微觀測評模型，更適合采用主客觀組合賦值法?；诖?，本研究綜合主客觀組合賦值，并運用加法合成法計算組合權重。

主觀賦值采用層次分析法。研究者邀請參與第三輪專家咨詢的16名專家，采用“1—9標度法”對指標的相對重要性進行評分。將評分結果寫成判斷矩陣形式錄入Yaahp軟件。分析結果表明，發展特征、成就特征、影響特征、照護特征和育兒效能特征的主觀權重分別為0.096、0.399、0.260、0.066、0.180。

客觀賦值采用因子分析法。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發展特征、成就特征、影響特征、照護特征和育兒效能特征的因素負荷量分別為0.590、0.711、0.650、0.744、0.433，將各一級指標的因素負荷量進行歸一化處理后，得到5個一級指標的客觀權重結果，分別為0.238、0.138、0.227、0.189、0.208（見表5）。

表5 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評價指標組合賦值結果

參考既有研究，[19]本研究認為主觀賦值和客觀賦值結果同樣重要，故而將層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得到的各指標權重進行加權平均，得到組合權重：發展特征、成就特征、影響特征、照護特征和育兒效能特征的組合權重值分別為0.167、0.269、0.244、0.128和0.194，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模型表達式為：Y=0.167A+0.269B+0.244C+0.128D+0.194E。其中，Y表示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的組合測評值，A、B、C、D、E分別表示發展特征、成就特征、影響特征、照護特征和育兒效能特征的測評值。

三、勝任力測評模型實踐應用

應用測評模型可在實踐中驗證其合理性。本研究采用整群隨機抽樣，對山東、吉林、新疆、河北等8個?。ㄊ?、自治區）的農村嬰幼兒父母進行問卷調查，共獲得有效問卷2560份，有效回收率為84.68%。其中，處于東、中、西部的農村嬰幼兒父母分別占 48.24%、26.56%、25.20%，父親和母親分別占15.55%、84.45%，學歷為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中專、大專和本科及以上的父母分別占4.22%、36.25%、24.84%、21.09%、12.81%，家庭年收入為1萬以下、1萬～3萬、3萬～8萬、8萬～15萬元和15萬以上的父母分別占7.50%、9.22%、19.10%、26.21%、37.97%，子女數量為1個、2個和3個及以上的父母分別占17.73%、72.19%、10.08%。

（一）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的整體水平

運用SPSS24.0對數據進行加權計算，結果表明，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整體得分 Y的均值為3.712，換算成百分制是74.24分。發展特征、成就特征、影響特征、照護特征和育兒效能特征的分值分別為3.08、3.74、3.65、4.25和3.91，換算成百分制分別為61.6、74.80、73、85和78.2。

參照王藝芳的等級劃分方式（60分以下為低等級、60～70分為較低等級、70～80分為一般等級、80～90分為較高等級、90分以上為高等級），我國農村嬰幼兒父母整體勝任力處于一般水平，照護特征水平較高，發展特征水平較低，成就特征、影響特征和育兒效能特征處于一般水平且與整體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二）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的群組差異

運用SPSS24.0對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和獨立樣本t檢驗，考察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的群組差異。結果表明，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在父母角色上不存在顯著差異（t=4.204，p＜0.001），但在學歷（F=3.359，p＜0.01）、收入（F=6.684，p＜0.001）、子女數量（F=3.818，p＜0.05）和區域（F=3.021，p＜0.05）上存在顯著差異。

具體來說，第一，在父母角色方面，父親的育兒效能特征顯著高于母親。第二，在學歷和家庭年收入方面，本科及以上學歷父母的整體勝任力和發展特征顯著高于高中/中專、大專學歷父母，成就特征顯著高于高中學歷父母，育兒效能特征顯著高于初中和高中學歷父母；年收入為8萬～15萬的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顯著高于1萬～3萬和3萬～8萬的父母，發展特征和影響特征顯著高于1萬～3萬的父母，家庭年收入為15萬以上的農村嬰幼兒父母整體勝任力、發展特征和影響特征顯著高于1萬以下、1萬～3萬和3萬～8萬的父母。第三，在子女數量方面，獨生子女父母整體勝任力、成就特征顯著高于多子女家庭父母，育兒效能特征顯著高于二孩家庭父母。第四，在區域方面，東部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見表6）。

表6 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差異分析結果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討論

第一，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模型是包括5維度16要素的科學模型。如前所述，根據勝任力模型理論，勝任力結構極易受內部環境、外部環境以及任務環境等因素影響。為保證所建構模型的科學性，一方面，本研究以文化適宜性作為價值取向，提取了專門契合農村場域中嬰幼兒父母的關鍵能力；另一方面，在建構方法上，本研究以第四代評估理論為指導，汲取父母、專家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意見，豐富模型建構的數據來源，并采用混合研究范式，綜合質性和量化研究方法在模型建構方面的優勢。

在結構要素方面，該模型與既有研究存在共性，均關注了照護特征、發展特征和育兒效能特征。如照護特征貼近“關注”“喂養”“安全”等，發展特征對應約翰遜提出的“功能能力”以及王麗君提出的“親子關系”“學習環境”“語言刺激”和“外出活動”，育兒效能特征則貼近自我約束、自信溝通等?？赡茉驗椋阂皇菋胗變簩Ω改敢蕾囆愿?，照護特征是滿足其身心發展需求、建構良好親子依戀關系的基礎。二是我國城鄉教養理念差距縮小?，F代教育理念的鄉土下沉推動農村嬰幼兒父母教養呈現中產化傾向，并積極向“科學”的城市撫養方式和現代消費理念靠攏，使得城鄉嬰幼兒父母勝任力存在一致之處。三是本研究建構的勝任力模型關注農村嬰幼兒父母所應具備的關鍵能力。我國農村地區輿情復雜，加之家庭教育本身具有復雜性。為使所建構的勝任力模型更具普適性，本研究所提取的是不同年齡階段、不同地域嬰幼兒父母均需具備的關鍵能力。四是本研究采用“外借—定制”式思路，基于斯潘塞通用勝任力模型和既有文獻進行模型建構，所建構的模型兼具歸納和詮釋的雙重色彩，不可避免與既有研究存在重合之處。

第二，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測評模型具有可操作性。應用該模型進行測評，結果表明，一方面，我國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水平一般?？赡茉蛟谟谵r村嬰幼兒父母對早期教育重視程度不夠和公共服務匱乏。部分農村照護者尤其是貧困農村地區照護者存在養育觀念落后、科學養育理念淡薄的現象，簡單地認為養育就是把孩子健康養大，或者將早期教育誤解為兒童智力開發。[20]同時，農村地區公共服務發展滯后，僅有10.40%的農村貧困家庭接受過兒童營養知識和健康教育項目，[21]這限制了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向更高層次進階。

另一方面，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能力墮距問題明顯。能力墮距脫胎于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的“文化墮距”概念，指“能力叢集”中各部分發展不齊，部分特征落后于其他能力板塊，或與社會現實錯位等。[22]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的能力墮距表現在如下方面：一是在性別方面存在“分工效應”。其原因可能是，社會對男女性別角色期待不同，普遍鼓勵女性表達，而鼓勵男性內斂。故而在面對育兒壓力事件時，父親可能會較之母親表現出更高的自我控制和靈活性。二是在學歷和收入方面存在“臨界點效應”。其原因可能是，家庭資本對父母參與的影響不同。父母學歷越高，育兒知識儲備越豐富，越能有效解決育兒實踐中的各類突發事件，并樂于在利于子女未來發展的育兒實踐活動上投入更多精力與時間。高收入為家庭教育投入提供物質保障，同時，結合家庭壓力模型，收入水平高的農村嬰幼兒父母心理彈性更高，即便在面對多重壓力時也能保持樂觀心態。三是在子女數量上存在“稀釋效應”。農村家庭雖然近年來收入提升，但整體依舊低迷，子女數量增加會加劇經濟資源分配壓力，[23]削弱其父母勝任力。四是在區域上存在中部塌陷效應。中部地區面臨經濟發展落后于東部、財政支持不如西部的雙重擠壓，[24]致使中部農村嬰幼兒家庭經濟壓力較大，且無法獲得充足的家庭教育指導，引發“中部塌陷”問題。

應用該模型進行實踐驗證的結果證實了該測評模型的可操作性：該模型既可應用于大規模調查，也可用于衡量和診斷某個區域、某個群體的父母勝任力狀況及組群差異。此外，該模型中的測評指標能夠反映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的指導要點及應然狀態，可為政府相關部門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和農村嬰幼兒父母自我發展提供實踐參考。

（二）模型應用建議

第一，政府部門可基于該模型擬定農村嬰幼兒父母親職能力標準。本研究建構的勝任力模型提煉了農村嬰幼兒父母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并在自編勝任力詞典中劃分了等級，國家可據此施行完善家庭教育法規、頒發相關指導文件等手段，確立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的內容。同時，各地方政府部門可將家庭教育指導內容與當地文化特色相融合，保證指導內容被接納、行得通、能落地，以免發生水土不服的問題。

第二，專家學者應用模型開發農村嬰幼兒父母親職教育課程?，F代意義上的親職教育始于“一戰”后西方國家興起的私人基金會，旨在緩解父母教養壓力，幫助父母應對巨變中的家庭需求。我國親職教育起步較晚，尤其在農村地區普及緩慢。因此，可以勝任力模型為基礎，科學規劃親職課程。具體來說，一是基于父母勝任力模型的五個維度，設計五位一體的課程目標，促進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全面發展。二是根據嬰幼兒發展特點設計階段性課程目標。如新生兒對父母依賴性極高，該階段課程目標可以發展育兒效能特征、影響特征和照護特征為主；學步兒各項新技能持續、迅速發展，與此相應地，該階段課程目標應以發展特征為主。三是基于勝任力模型，設計精煉的課程內容。由于農村嬰幼兒父母多從事時間刻板的體力勞動工作，且受學歷限制，難以理解冗長高深的課程。因此，親職課程內容不要過度追求完整性，而要設計針對性課程大綱、涵蓋五項關鍵能力的精煉課程。四是根據親職教育效果調整課程實施形式。如對于成就特征、育兒效能特征等偏重父母素養的能力，可通過專家講座等方式進行；對于照護特征等偏重實踐的能力，可通過情景模擬等方式實施；對于影響特征、發展特征等素養和實踐并重的能力，可借助小組討論等方式加以改進。

第三，家庭教育指導者與農村嬰幼兒父母應用模型開展能力評價。家庭教育指導者可應用勝任力模型進行發展性他評，在應用時注意如下幾點：一是完整使用模型?，F狀調查結果表明，農村嬰幼兒父母勝任力發展具有不均衡性。因此，完整使用模型才能充分揭示個體的優勢和短板。二是根據農村嬰幼兒父母的人口學特征靈活調整指導重點。農村嬰幼兒父母可應用勝任力模型進行激勵性自查：一是通過自評提升自身育兒效能感。本模型建構的目的是賦能而非考核，父母通過一一對比勝任力模型中的各勝任力要素，明確自身可以改進的領域以及自身擅長的領域，從而意識到自身并不是“壞父母”，只是缺乏某項能力，減少因參與培訓項目引發的羞恥感。二是通過反思內化父母勝任力。農村嬰幼兒父母可將日常育兒實踐中的“故事”積累成案例，從“有形”的故事中反思并提煉“無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