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地位、困境與融合——以新時期安徽小說為例

金大偉

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地位、困境與融合——以新時期安徽小說為例

金大偉

（安徽開放大學，安徽 合肥 230022）

新時期以來安徽鄉土小說與城市小說的敘事地位不斷變遷，鄉土小說與城市小說出現了各自的敘事困境，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融合成為提升敘事品質的重要選擇。文章闡釋了安徽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地位的變遷、敘事的困境，并從敘事視角、敘事藝術、敘事結構和敘事題旨等方面，論述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融合的實踐與思考。

鄉土敘事；城市敘事；困境；融合

中國文學史上出現最早的文學形態是鄉土文學，并一直作為中國文學的主流而存在，城市文學則是作為附屬性的文學形態或隱或現地存在。作為文學的一種體裁，古代及近代中國小說并沒有嚴格的“城”與“鄉”之分，無所謂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之分。進入20世紀，作為近現代工業文明的參照系，中國的鄉土小說應時、應勢而生，在當時及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鄉土小說和城市小說作為相互獨立的敘事形態而存在。隨著社會轉型與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城鄉二元敘事視角下，鄉土與城市、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及其關系愈發成為重要的社會學關系和敘事學關系，對新世紀鄉土敘事具有重要的啟示，安徽也不例外。需要指出的是，受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等客觀因素和地域文化、敘事者等主觀因素的影響，鄉土敘事始終占據著安徽小說的主體地位。新時期以來，安徽文學的創作成就主要體現在鄉土敘事上。然而，在諸多外部因素的影響之下，安徽鄉土敘事尋求轉型突破，城市敘事呈現上升趨勢，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既保持自身的獨立形態，又在敘事題材、敘事主題等方面尋求融合。如何實現二者有機融合、共同推進安徽文學發展，是當下不容回避的課題。

一、敘事地位的變遷

縱觀20世紀中國文學史，較之于城市文學，鄉土文學始終占據主導位置。就安徽小說的創作成績而言，鄉土小說遠遠大于城市小說，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鄉土敘事占據著敘事主體地位，城市敘事則作為鄉土敘事的補充或附屬而存在。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安徽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敘事地位發生了重大調整，二者的關系也呈現新的變化。

（一）鄉土敘事占據主導地位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這一時期，安徽鄉土敘事占據著敘事主體地位，城市敘事一直作為鄉土敘事的補充而存在。在敘事內容上，大多數安徽作家將敘事視域聚焦于鄉土世界，如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祝興義的《抱玉巖》、徐瑛的《并非英雄的故事》等，關注鄉土世界的變革，如江流的《撐著天》、季宇的《同胞兄弟》等。城市敘事則是作為鄉土敘事的補充而存在，成為鄉土敘事的背景，如陳登科的鄉土小說《三舍本傳》，鄉土敘事占據主體地位，而圍繞淮浦、曲航等省領導進行決策而展開的城市敘事，成為了舍疃集鎮敘事的背景。在這個時期的很多小說文本中，城市被處理為較為模糊的敘事背景，具有某種符號化的意味，象征著政治、權力，雖參與鄉土敘事構建，卻又十分有限。

在敘事立場上，鄉土與城市的地位在小說文本中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分，敘事者的情感態度涇渭分明。就現實而言，城市象征著權力、現代、文明、進步等，但是鄉土世界因其母體特質、歷史貢獻、文化基因、情感因素等，具有了超越城市之上的敘事地位，大多數鄉土敘事者選擇站在鄉土世界的立場：一是從道德倫理角度切入，對鄉土世界曾經遭遇的苦難給予人文關懷。如魯彥周《彩虹坪》中的吳仲羲父親背棄曾經有恩于他的父老鄉親，傷害結發妻子鄧云姑，敘事者對鄉土世界給予了極大的同情和關懷，而以吳仲羲父親為代表的鄉土世界逃離者、背棄者，最終選擇回歸鄉土進行懺悔、贖罪。二是彰顯鄉土世界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和感召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傷口在忍受種種現實苦難后，最終在鄉土世界得以修復、愈合，鄉土世界占據了倫理上的絕對制高點。如祝興義的《楊花似雪》，通過“我”的回憶，著力刻畫了一個具有楊花那樣冰清玉潔品格的普通農村婦女楊思萍的形象,一方面描述了她的種種厄運和不幸遭遇，另一方面高度贊揚她的高尚品格，修復了自己曾經遭受的苦難，寬恕了“我”曾經犯下的錯誤。三是鄉土世界成為希望和理想的隱喻，感召鄉土世界曾經的“過客”返回鄉土開辟新的天地。如在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中，宋薇最終選擇回歸天云山，“我應當向晴嵐學習什么，直到片刻以前，我還是不明確的，我還是陷在個人的狹小的感情圈子里。人生應當有更高的境界，應當有正確的理想、情操，應當有為人民、為黨而斗爭的是非觀念和獻身精神！”［1］鄉土世界被賦予至善至美的敘事內涵，代表著某種超越個體之上的社會理想，引領了城市個體的價值取向。

此外，這一時期的安徽鄉土小說，或秉持批判現實主義敘事品格，如陳登科的《三舍本傳》、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張潔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祝興義的《抱玉巖》；或探索實驗先鋒敘事，如潘軍以鄉土世界為底本的先鋒敘事作品《日暈》等，均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推動形成了新時期安徽文學創作的高峰，“文學皖軍”及其敘事成就也成為此后安徽文學創作的標桿。相比之下，城市敘事則顯得較為薄弱，缺乏《喬廠長上任記》那樣的敘事文本，城市敘事因先天條件不足、敘事經驗缺乏等原因，其敘事藝術、敘事成就等均難以與鄉土敘事相媲美。

（二）城市敘事逐步壯大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格局發生重大調整，改革開放步伐不斷加快，社會經濟體制也隨之轉軌，商品經濟意識逐漸滲入社會文化領域，安徽也不例外。受外部語境的刺激與影響，鄉土與城市的格局地位發生轉變，知識分子的社會文化地位出現變化，文學失去了“轟動效應”，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之下，安徽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及其關系也隨之發生變化。

首先，城市敘事成為越來越多作家的敘事選擇。商品經濟、市場資本等現代化標識，與城市原有的政治、權力、文明、進步等特質相結合，使得城市無疑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心與價值取向所在，城市敘事也因之成為越來越多安徽作家的敘事選擇，如許春樵的《請調報告》《繳槍不殺》、許輝的《康莊》、季宇的《名單》《證人》《灰色迷惘》、孫志保的《溫柔一刀》、郭明輝的《老劇團》《蝴蝶失蹤》等，通過演繹現代城市中官場、商界的人物命運，關注城市平民的生存狀態、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等，對城市文明進行構想和探索。其次，鄉土敘事在邊緣域探索前行。較之于城市敘事，20世紀90年代的安徽鄉土敘事稍顯沉寂，但是鄉土小說作家繼續堅守現實主義精神，關注鄉土世界發生的變化及其訴求，如陳源斌的《萬家訴訟》講述農婦何碧秋因丈夫被蠻橫村長毆打，向村長討個“說法”卻被拒絕，因而走上了“六進六出”的上訴之路，引發對鄉村治理和農民權利的思考。還有的反思現代文明沖擊下鄉土文化的境遇，如錢玉亮的《夏日的情緒》；有的對地域文化進行詩意抒寫，如許輝的“淮北平原”系列小說；以及以“新歷史主義”理論對歷史鄉土進行闡釋，如潘軍的《風》等。再次，兩種文化、兩種敘事出現融合現象：一方面，城市文化及商品經濟、市場資本不斷沖擊、影響著鄉土世界，城市與鄉土世界的關系呈現出既對立又交融的格局，如許春樵的《季節的景象》、崔莫愁的《走入楓香地》、郭明輝的《一個人的陷阱》等，借助人物空間位置的移動（或由城入鄉，或離鄉進城）、文化生活的交叉、心理情感的尋覓等來實現。崔莫愁的《走入楓香地》講述了中等師范畢業生曾楓生到偏遠山區楓香地小學實習、任教的故事，在鄉土世界找到了精神和情感歸宿，小說成功地將敘事視角、敘事立場等由城市轉向鄉土世界。另一方面，自覺或不自覺模糊兩種敘事的界限，通過人物意識的流動、心理情感的連續表達、突出敘事題旨，從而懸置兩種敘事的形式差異，實現兩種敘事的融合，如魯彥周的《雙鳳樓》、季宇的《當鋪》《割禮》、黃復彩的《肉身》等歷史小說。在魯彥周的《雙鳳樓》中，敘事視域橫跨卻又超越特定歷史時期的城市與鄉土，凸顯對人物復雜性格的抒寫、美好人性的暢想，敘述季小純與宮珍、燕朋與曾季素等人的愛情以及他們的命運，小說文本在凸顯人性主題的同時懸置了城鄉敘事的差異。

應該說，城市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20世紀90年代安徽鄉土敘事相對沉寂的狀況，成為“文學皖軍”的又一股重要力量。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時期的鄉土敘事仍然占據著安徽文學的主體，城市敘事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敘事格局，潘軍的《風》、陳源斌的《萬家訴訟》、戴厚英的《流淚的淮河》、許輝的《夏天的公事》等鄉土小說在國內產生了一定影響力，進一步彰顯了鄉土敘事的品質與力量。

在敘事立場上，較之于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時期的鄉土敘事，城市敘事立場不再具有十分明顯的傾向性。一方面，大多數鄉土敘事者聚焦現代化背景下鄉土世界的生存現狀，側重展示受到商品經濟、市場資本影響的鄉土世界現狀，客觀敘述鄉土世界所遭遇的困境、發生的變化，如許春樵的《季節的景象》以冷靜客觀的態度講述了農村少女荷子的故事，19歲的她不甘于鄉土生活的寂靜、單調，一直懷揣著對城市的夢想，當朦朧愛情成為泡影、遭遇未婚夫——暴發戶阿康的輕蔑之后，她毅然告別父輩、走出鄉土，某種意義上暗示了鄉土社會倫理的離散趨勢；或者聚焦鄉土世界的具體問題而懸置敘事態度，淡化價值立場，如陳源斌的《萬家訴訟》，側重敘述主人公何碧秋討要“說法”的過程，在法治與人情糾葛上懸置敘事態度；或者側重還原鄉土世界的原生態生存圖景，進行地域文化經驗和審美特質的敘事，如許輝的“淮北平原”敘事，側重敘述皖北地域文化風貌、鄉土世界人物的本真生存狀態，探索生存意義、精神歸宿。另一方面，城市及城市敘事在20世紀90年代極力擺脫鄉土敘事附屬地位的尷尬，呈現出相對獨立的敘事地位和價值，淡化價值立場成為不少敘事者的選擇。大多城市敘事者選擇“零度狀態”的敘事情感，客觀敘述法治、公平、正義等現代文明特質在城市孕育及落地的陣痛，關注城市語境中個體的生存困境與人性善惡，如季宇的城市敘事作品大多選擇中立敘事立場，試圖解開人物關系的謎團、還原人性善惡的真相，如《灰色迷惘》敘述了一個工廠生產車間里的人物關系，大毛、巴猴、小學者、師傅等人的變節與人性中對善良、正義、友情的追求形成強烈反差，作者懸置了敘事立場而讓讀者從中判斷價值取向。這個時期的安徽城市敘事逐步壯大，與鄉土敘事的融合，形成了鄉土與城市雙重經驗與兩種敘事共存的格局，使得安徽小說更富有張力。

（三）城市敘事與鄉土敘事并峙

新世紀的安徽鄉土小說、城市小說基本延續了20世紀90年代的敘事路徑和敘事風格，在敘事題材、敘事視域、敘事立場等方面沒有太大的變化。然而，因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語境等的變化，直接促進了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關系發生變化，兩大敘事并峙的格局逐漸形成。

首先，經濟社會發展格局的轉變，推動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不斷演進。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推進，催生鄉土世界的經濟結構、治理體系和文化秩序等不斷發生變化，引發敘事者持續關注鄉土現代性的現狀與前景，如苗秀俠的《皖北大地》、余同友的《逃離》、曹多勇的《淮水謠》、朱斌峰的《記一次綁架事件》對鄉土世界的現實困境與個體命運深表憂慮，尤其是他們的精神困境和心靈世界，進一步折射出新世紀安徽鄉土小說的敘事立場，如余同友的《逃離》敘述了一個從農村走出在城市打拼的年輕人，受多種原因的影響打算回到故鄉，然而親生弟弟的案件讓他認識到在鄉土世界生存的不易，最終他又“逃離”故土回到城市。還有一部分鄉土敘事，將筆觸伸向遙遠的歷史深處，挖掘鄉土世界所蘊涵的精神價值和文化內涵，如陳家橋的《少年王》、陳斌先的《響郢》等，在歷史鄉土敘事上不斷推出力作，彰顯安徽鄉土小說的敘事價值和敘事藝術，贏得廣泛關注。陳斌先的《響郢》通過講述董、孫、廖三家陰差陽錯、愛恨交織的傳奇故事，一方面致力于挖掘鄉土世界所蘊含的傳統文化、道德倫理，另一方面反思在革命文化大背景下“響郢”所象征的傳統文化、道德倫理的命運。與之相對的是，經由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新世紀的安徽城市小說日臻成熟，不斷推出高水準作品，如潘軍的《死刑報告》、季宇的《獵頭》、許春樵的《放下武器》《男人立正》、胡進的《無言的結局》、錢玉貴的《塵世喧囂》等，將敘事視域對準現代城市轉型發展過程中的利益關系、治理秩序、法治困境和人性善惡等，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一定影響，如潘軍的《死刑報告》通過幾個相對獨立而又相互關聯的案件故事，探討人情倫理與法律制度之間的關系，傳達出對公平、正義和終極意義的思考。

其次，“向城求生”的深入推進，引發敘事視域發生重大變化。較之于20世紀90年代鄉土世界個體“向城求生”的嘗試探索，新世紀以來“向城求生”在廣度和深度上呈現出巨大的變化。有論者對這一特定的歷史選擇及其現狀作出闡釋：“從20世紀80年代起，當代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化運動啟動，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推進下，各種開發區、大學城相繼出現。在經營城市的理念下，城市日益成為資本尋租的場所。城市就業機會的增加與傳統農業的衰退，使大量農業人口導入各類城市，從而形成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以及特定的‘農民工’階層的形成?！@些生活在城市中并建設城市的工人，卻往往由于擁有著農民身份而無法充分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保?］安徽同樣也是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大量鄉土個體離開故土、“向城求生”成為趨勢。一方面，因城市化進程和“向城求生”的加速推進，鄉土世界人口和自然村落逐漸減少，鄉土世界呈現“無人區”“空心化”現象，于是鄉土世界留守群體的生存現狀、鄉土世界何去何從，成為很多敘事者關注的重點，如苗秀俠的《農民的眼睛》、洪放的《白雪覆蓋村莊》、何世平的《還鄉》、陳斌先的《留守女人》等。苗秀俠《農民的眼睛》借助一名鄉村醫生的眼睛，客觀敘述西淝河灣地區農村的變遷與現狀，從不同側面展示鄉土生活的真相，既有對現實問題的思考，也流露出對鄉土溫情的守望。另一方面，進入城市的鄉土個體生存現狀及其精神世界成為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共同關注的內容，城市敘事與鄉土敘事在此也實現了對接與碰撞。許輝、苗秀俠的《農民工》、許春樵的《麥子熟了》、余同友的《光明行》、何世平的《小喬的手機》等，對“向城求生”的鄉土個體生存境遇、內心世界給予關注和同情，對他們的身份認同、精神追求、價值困惑等進行深入探討，這較之于20世紀90年代“向城求生”鄉土敘事僅僅停留在生存與情感層面上有很大進步。

最后，城市敘事已具備獨立的文化意義，且仍舊與鄉土世界保持著文化關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現代轉換，使得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分離成為可能，20世紀的中國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就是很好的例證?！艾F代以來，城市獲得快速發展，逐步實現了由鄉土之城向現代化城市的轉型，呈現出豐富性、流動性和復雜化的特征，開始擁有屬于自己的精神特質。城市的變化改變了人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小說的敘事發生了顯著變化，最明顯的表現是敘事形式從時間維度向空間維度的轉換?！盵3]75鄉土城市向現代城市的轉變，使得城市敘事具有獨立的文化意義。歷經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經濟社會發展、秩序構建和現代化推進，安徽的城市本身及其敘事在新世紀具備了獨立的文化形態，表現為經濟結構、治理秩序、文化生態等方面發生的諸多變化。城市景觀及城市個體的生存現狀、精神狀態已迥然獨立于鄉土世界之外，具有獨立的敘事意義和價值，如許春樵的《一網無魚》以主人公陳空到省城謀生為線索，敘述了其現實生存遭遇、對網絡虛擬空間的迷戀以及情感的波折等，引發對現代城市中個體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態的關注。

鄉土敘事的不斷深化和城市敘事的逐步成熟，構建起兩大敘事并峙的格局，共同推進新世紀安徽小說向前發展，并日漸形成文學創作的“高原”之勢。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鄉土與城市在物理形態上的分離與他們在精神文化形態上的分離并不同步，很長一段時間內，城市文化中較為深層的精神文化仍然是鄉土文化及其衍生文化，如傳統觀念、等級觀念等在城市中扎根繁衍，在新時期的安徽小說中依舊清晰可辨。大多城市小說作家來自于鄉土世界，他們筆下的城市敘事或多或少流露出鄉土文化的味道，傳統文化、鄉土文化中的某些精神理念、樸素的價值追求等，往往成為支撐他們敘事的重要力量，如許春樵的《男人立正》中陳道生身上所具備的精神理念很大程度上源自鄉土世界；而《酒樓》中齊家老爺子追求的“善”及齊家三兄弟立言、立德、立功的名字，都折射出對傳統文化的推崇。此外，隨著歷史上和當下大量“向城求生”人口進入城市，無形中將鄉土世界的某些文化、習俗等帶入城市，勢必對城市文化產生一定的影響，如許輝、苗秀俠《農民工》中張如意的為人處世之道深得城里人的認同。

有論者認為，安徽所有的小說都是鄉土小說，這是站在大文化視角看待安徽小說的特質，強調鄉土文化的功用及其對城市敘事的影響作用。作為兩種敘事載體，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各有其自身的特點，城市敘事具備獨立的文化形態和敘事意義既是歷史和社會語境影響的結果，更是其自身敘事發展的需求。而城市敘事與鄉土文化所具有的關聯性，卻又使得城市敘事與鄉土敘事保持著既并峙又相互影響的關系，在相互借鑒、融合的過程中共同推進安徽小說的發展，這也是保持和凸顯安徽小說敘事地域經驗的重要路徑。

二、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困境

從敘事視域、題旨意蘊、表達方式、敘事主體等方面來看，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純粹的鄉土敘事和純粹的城市敘事折射出的文化景觀、敘事風格和美學意蘊迥然不同，而交叉敘事視角下的城鄉景觀則呈現出互融互通的特質。如果跳出這種敘事上的區分，無論是純粹的鄉土敘事、城市敘事還是城鄉交叉敘事，當下都面臨敘事上的困境：在鄉土社會的急遽轉型背景下安徽的鄉土敘事何去何從，在經濟社會發展重心轉移至城市后安徽的城市敘事如何承載新的敘事使命。

安徽鄉土敘事的困境自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其時主要關注社會轉型發展對鄉土世界的影響和沖擊，其敘事的具體困境主要包括三個維度的內容：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對社會轉型背景下鄉土世界的走向出現困惑、迷茫，鄉土敘事可能將無所依托，大多數安徽鄉土小說作家都表達了這種現實隱憂，在敘事上關注現實較多但是解決問題乏力，苦難書寫、懷舊敘事較多但是構想未來較為匱乏，對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在鄉土世界的實踐關注還不夠多；從敘事學角度來看，安徽鄉土敘事的各種探索一直沒有停歇，如潘軍（《日暈》）、許輝（《飄蕩的人兒》）等對內聚焦、外聚焦敘事模式的使用，黃復彩（《肉身》）對傳統線性敘事結構的突破，探索使用空間敘事結構等，但并未成為敘事主流；從文化學角度來看，安徽鄉土敘事雖竭力書寫地域文化經驗，但是開掘的力度有待提升，“地域文化敘事理應成為安徽鄉土小說的優勢與特色，且安徽乃至全國性的鄉土敘事已有成功先例，但是部分安徽鄉土小說敘事較多囿于自然景觀和風俗文化的描寫，少數鄉土敘事將物質地域文化、行為地域文化與精神地域文化割裂開來，沒有形成層層深入、相互印證的敘事結構”［4］。

經由新時期以來的發展，安徽城市敘事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一方面純粹的城市敘事呈現上升趨勢，另一方面交叉敘事中的城市敘事呈現壓倒性態勢，特別是“進城鄉土”小說中的城市敘事占據文本的絕大篇幅，主要以城市為中心思考鄉土個體的生存空間和精神世界。安徽的城市敘事就題旨而言，主要關注現代人的生存境遇（曹多勇《淮水謠》）、人性善惡（許春樵《男人立正》）、文明法治（胡進《無言的結局》）、公平正義（季宇《獵頭》、錢玉貴《塵世喧囂》）等，然而其敘事也呈現諸多困境：一是立足文化視角進行敘事不夠，欲望化書寫較多、城市文化敘述較少，敘事文本中的城市容貌大同小異、性格幾近相同，對城市文化的開掘不夠，而“探究現當代小說安徽城市書寫的文化意義，對提高安徽城市的知名度，增強安徽的文化軟實力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3]75。二是城市敘事題旨較多停留在社會學層面，如對公平法治的呼喚、對懲惡揚善的訴求、對城市陋習的批判等等，城市敘事大多反映問題卻鮮有解決之道，對如何構建城市秩序和城市文明，更多希冀通過人性覺醒、靈魂審判等形而上的方式來實現。三是部分城市作家來自鄉土世界，城市經驗不夠豐富，對城市文化的感知力不夠強，支撐文學精神建構的力度稍顯不足，因此無論是敘事題旨表達、故事情節設計，還是人物性格塑造等，均存在“不接地氣”的現象，其筆下的城市缺少地域特征和文化特點。

需要指出的是，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既面臨困境，卻又存在一定的更替、承接、轉換等關系，鄉土敘事的日漸式微和城市敘事的逐步壯大似乎成為某種趨勢。然而，無論二者處于何種關系抑或敘事格局發生何種變化，突破現有的二元敘事理論和各自的敘事困境，站在更高層面觀照經濟社會發展、現代人的精神世界和重構現代文化，應該成為敘事者共同的選擇，“中國文學到了一個‘改鄉土換城市’的節點，在這一時刻，對中國文學中的城市敘事作一整體性研究，既有必要，亦有價值。在這興衰之間，又絕非是簡單的你替代我，更不僅僅是文學領域內的一次自我生長和更迭，而是關涉到鄉土中國的現代轉型、中國人精神的現代化和日常生活的重新建構等諸多大問題”［5］。既然如此，對城市敘事與鄉土敘事孰輕孰重的爭辯似乎并沒有太大的意義。鄉土敘事中或悲或怨的挽歌吟唱可以成為一種敘事選擇，但不應該成為一種敘事方向；城市敘事理應正視敘事經驗、文化儲備和城市文明建立能力的不足之處，與鄉土敘事一道探索敘事融合之路，以此彰顯安徽文學的地域經驗、文化特質和敘事藝術。

三、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融合的實踐與思考

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融合，其實自中國現代文學產生以來就一直作為一種文學潛流存在：一方面二者各有其敘事特點和敘事對象，敘事視角、敘事藝術等各自為營，看似缺少必然的關聯和融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從已有的敘事融合實踐來看，出現了城鄉交叉敘事，如前文所述的“進城鄉土”敘事，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兩種敘事并存于同一文本之中。但是此種交叉敘事更多關照鄉土個體進入城市后的境遇和命運，而城市文明進入鄉土世界后發生的變化在敘事上并未得以充分展示，且大多數情況下二者處于不對等的敘事地位。如何推進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融合，以實現更高層面的敘事價值和文化意義，值得進行深入探究與思考。

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融合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敘事內容上兼具城市與鄉土兩個方面的題材，敘事視域同時聚焦鄉土世界與現代城市，并進行文化等層面的深度敘事融合，這種融合有文學史的積淀且容易實現；第二種情形是敘事視角只聚焦城市或鄉土一個領域，城市敘事、鄉土敘事在敘事內容和題材上各自為營，沒有關聯或者關聯度極小，看似沒有融合的可能性，這種融合主要通過借鑒各自的敘事策略、敘事語言和文化題旨等實現，在更高的敘事藝術、精神向度上實現融合。新時期以來，安徽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融合的探索涵蓋了上述兩種情形，主要表現為以下四種方式：

（一）敘事視角同時聚焦鄉土和城市，敘事視域涵蓋鄉土世界與現代城市。新時期以來大多數安徽小說都具備這個特征，敘事者采取雙重視角，既聚焦鄉土世界又關注城市世界，如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彩虹坪》、祝興義的《楊花似雪》等。這對于作家的考驗是雙重的，在把握鄉土世界內涵的同時，還要儲備豐富的城市經驗，在“城”與“鄉”的外在關聯、內在機理等方面實現有效的起承轉合，共同推進故事情節的演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本題旨的表達。很多時候，鄉土與城市在敘事文本中具有了符號學的意義，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和文化標準，兩者也因為在對立、比較之中生成了更多的社會學、文化學和美學意義，這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新世紀之初的安徽小說文本中比較明顯。

新世紀以來，安徽小說文本中將敘事視角同時聚焦鄉土和城市的情形依然存在，但是城鄉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敘事立場改觀很大，城市與鄉土依舊是不同的敘事視域和題材，但是從更高層面來看，二者均為城鄉個體探尋生存路徑、追尋精神家園的載體，如曹多勇的《淮水謠》、余同友的《光明行》?！痘此{》圍繞大河灣村韓立海一家六口人的婚喪嫁娶、求學就業、世事變遷，闡釋城市化進程中人與土地之間關系的變化，探究人類的生存家園和精神歸宿問題。在文本中城市與鄉土都可以是精神棲息地，如韓立海四個子女不同的人生選擇和生存歸宿，而他們為了尋求生存和精神家園所作出的隱忍、堅守和努力，完全超越了城市與鄉土的二元格局，具有更為厚重的人類學意義和文化學價值。

（二）在敘事藝術上，城市敘事與鄉土敘事的融合主要體現為不同敘事聚焦模式和空間敘事藝術的運用。全聚焦敘事模式、內聚焦敘事模式和外聚焦敘事模式是安徽鄉土敘事和城市敘事的三種主要敘事模式，其中內聚焦、外聚焦敘事模式的探索和使用，是城市敘事與鄉土敘事融合的重要表征。內聚焦敘事模式“以‘我’或作品中某個人物為視角展開敘事，故事隨著人物心理活動的開始和結束而變化，敘事者有效的視角控制消除了與讀者的不平等關系，增強了作品真實感，且留下想象的空白，受到廣泛青睞”［6］。內聚焦敘事模式以既定人物視角關照鄉土世界與現代城市，在同一維度講述城鄉故事、塑造人物形象、闡釋城鄉文化，如潘軍的《秋聲賦》、許輝的《十棵大樹底下》《飄蕩的人兒》、許春樵《春天無事生非的旅行》等，但前提必須是敘事者沒有受到“先入為主”概念的束縛。外聚焦敘事模式即敘事者置身故事情節之外，采取冷靜客觀和旁觀者的態度展開敘述，最大限度地保留場域的原生態和客觀性，有助于展示城市世界和鄉土世界的本真面貌，如陳家橋的《少年王》采取外聚焦模式，客觀展示了20世紀70年代將軍山一帶一群鄉土少年的生存圖景。較之于傳統的全聚焦敘事模式，內聚焦、外聚焦敘事模式均屬于現代敘事技巧，且不為城市敘事或鄉土敘事單獨據為己有，它們的探索使用有助于消解城鄉二元對立觀念的影響，有力助推了城市敘事和鄉土敘事在敘事視域、精神向度上的融合。

（三）在敘事結構上，通過關注鄉土個體進城和城市個體返鄉的情節設置來實現融合，主要體現為三種情節設置模式：第一種是“由鄉土進入城市”模式，側重鄉土個體“向城求生”，敘事視域從鄉土世界轉移到現代城市，大多數“進城鄉土”小說都采取這種情節設置模式，或敘述農民工進城后的境遇，如以許輝、苗秀俠的《農民工》為代表的一批講述農民工進城謀生的小說，或講述農村出生的知識分子到城市就業、安家等的小說，如郭本龍的《兒本平?！?、胡進的《我從山中來》，探尋鄉土個體如何融入城市。第二種是“由城市進入鄉土”模式，或講述城市個體如何克服思想局限扎根農村，如崔莫愁的《走入楓香地》；或以破解謎團為線索，敘事者由城市深入鄉村探尋某種文化密碼，如潘軍的《風》；或以城里人的視角書寫鄉土地域文化，講述城市個體在鄉土世界追尋生命價值、精神家園的過程，如許輝的鄉土小說《碑》。第三種是在前兩種情節模式設置的基礎之上，增加“再返鄉”或“再回城”的情節，鄉土個體或城市個體在經由城市或鄉土的閱歷之后，達到實現生命價值、皈依精神家園等多重目的，城市與鄉土的閱歷生發了更高層次的意義，并在生存個體和敘事者身上實現了有機融合，如苗秀俠的《皖北大地》從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切入，書寫以安玉楓為代表的中國農民經歷的由鄉土進入城市、由城市再回到鄉土的奮斗歷程，最終化解了城鄉選擇的困境。

（四）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融合最終體現為敘事題旨的融合，鄉土文化融入城市文化或城市文化融入鄉土文化，用文化關照城市與鄉土、統攝城鄉個體的精神世界，是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融合的重要意義所在?！熬袜l土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而言，從城市審視鄉村或是從鄉村審視城市，聚集在文化形態、生活方式、話語系統、文化身份等諸多層面上，建構的是文學性的文化沖突性，城與鄉的文化意義得以彰顯?！保?］不難發現，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的沖突性一直處于被放大的狀態，看似屬于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體。然而，無論鄉土敘事還是城市敘事，超越地域性和城鄉二元文化結構論，乃是當下和今后所推崇的敘事路徑。在安徽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中，經常能夠看到城市敘事背后鄉土文化的力量，用傳統鄉土文化觀照、分析和解決現代城市的問題，如在許春樵的城市敘事作品《酒樓》中，主人公齊立言“劍走偏鋒”“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商戰的沖擊下逐步蛻化變質，而敘事者依然希冀通過傳統文化、鄉土文化實現人性“光復”；在許輝的《碑》中，洗碑匠王麻子平和、靜默的態度，拯救了來自城市、被苦難壓抑的近乎絕望的“我”。與之相對應的是，城市文化對鄉土文化的革新、對鄉土人格的改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余同友的《光明行》中的堂兄妹劉也青、劉燈紅懷揣夢想，希望在城市闖出一份事業，然而在欲望的驅使下，他們迷失方向、犯下罪行并接受法律的懲罰，當最后劉燈紅回歸鄉土時，她已經深受城市文明的浸染和改造。

以上從敘事視角、敘事藝術、敘事結構和敘事題旨等四個方面分析了新時期以來安徽小說中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融合的實踐，這種實踐與努力為安徽鄉土敘事、城市敘事今后的走向提供了借鑒，也為安徽城市敘事與鄉土敘事的融合厚植了基礎。有鑒于此，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的融合可以成為安徽乃至更大地域當代文學的一種選擇，城鄉文明的整合、兩種敘事的困境、敘事融合的實踐使得這種路徑成為一種可能。

同時上述分析也基于一種考量，即城市與鄉土的地域空間劃分不應再是文學敘事關注的焦點，不應成為肯定或否定、贊美或批判某種生存圖式、文化景觀的視角，城市敘事與鄉土敘事更應關注敘事本身，關注敘事中“真實”的可能限度以及背后所傳達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探尋人類的終極命題和精神棲息地。正如梁鴻所言：“如果不能對‘自我’提出要求，如果不能把‘我’放回到‘故鄉’及與‘故鄉’相關的事物中去審視，我們就不可能擁有富于洞察力的哀痛，也就不可能對抗遺忘。這或者是‘梁莊’中‘我’存在的最大意義”。［8］

[1]魯彥周.魯彥周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2：79.

[2]姚尚建.城市敘事與空間重構[J].學術月刊，2016（8）：92-99.

[3]瞿華兵.中國現當代小說安徽城市書寫研究述評[J].銅陵學院學報，2016（6）：73-75.

[4]金大偉，施學云，張文娟.百年安徽鄉土小說的敘事特征研究[J].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24-30.

[5]劉汀，王威廉，傅小平.“城市文學與當代中國經驗”三人談[J].福建文學，2017（6）:129-130.

[6]金大偉.20世紀90年代安徽鄉土敘事的突破、轉型與變化[J].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6（1）:90-96.

[7]許心宏，王穎.鄉土漂移的文化懷舊與田園城市敘事[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85-90.

[8]梁鴻.中國在梁莊[M].北京：臺海出版社，2016：324.

Status, Dilemma, and Integration Practice of Local Narrative and Urban Narrative: The Case of Anhui Novels in the New Era

JIN Dawei

(Anhui Open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Anhui)

Since the new era, the narrative status of Anhui local novels and urban novels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Local novels and urban novels have their own narrative difficult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and urban narrativ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oice to improve narrative quality.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changes in the status and difficulties of rural and urban narratives in Anhui, and discusses the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nar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 narrative art,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theme.

local narrative; Urban narrative; Difficulties; fuse.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3.06.12

I206.7

A

2096-9333（2023）06-0078-08

2023-08-11

安徽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本土化寫作視域下安徽鄉土敘事與城市敘事互動關系研究”（SK2021 ZD0100）。

金大偉（1982- ），男，安徽合肥人，安徽開放大學文法與教育學院副教授，文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