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性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中國行動

賀東航

(復旦大學 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在時間序列上呈現出先后次序,可持續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發展觀的一次重大革新,二戰以來的全球發展觀在時間序列上經歷了從“增長理論”到“發展理論”再到“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進程,這一進程伴隨著人類對于現代化發展認識的持續深化。高質量發展的新表述在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被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也跳出了經濟領域,向外擴展至經濟社會的全部方面,高質量發展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關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研究,雖然可以在時間序列上從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兩個層面進行文獻回顧,但是如此展開的文獻綜述不免陷入二者獨立分割的困局中,忽略了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聯系,因此,本文基于二者的關聯條件,以“經濟社會”為主題詞,切入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研究之中,從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領域變革、高質量發展與經濟社會領域變革兩個部分展開本研究的文獻綜述。

一是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領域變革。學界聚焦了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的不同領域,首先,在經濟發展方面,國內學者聚焦了經濟可持續發展多個領域,例如人口質量紅利和產業轉型為中國經濟奠定了持續增長的基礎[1];經濟增長方式逐漸從高耗能、低效率的發展模式向依賴科技創新、人力資本積累可持續發展模式轉變[2];鄉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激活鄉村人口資源,充分整合鄉村內外部資源,投入鄉村生產經營,實現農民持續增收致富[3];綠色金融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4];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有助于推動我國產業升級改造,也是推動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5]。國外學者則聚焦于更為具體的經濟發展中的某個行業或領域,例如發達國家日益嚴格的環保立法規范,給皮革行業造成了巨大壓力,隨著國際社會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所作的努力,循環生物經濟方法在應對皮革行業廢棄物管理方面的挑戰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6];隨著對可持續規劃的日益重視,公路決策者需要將重點從制定成本效益高的公路方案轉向制定更加全面的可持續公路方案,并包括納入可持續性的三個組成部分,即經濟、環境和社會公平[7]。人們普遍認為市場機制是激勵可持續創新發展的核心,然而可持續水稻種植創新在不依賴市場機制的情況下發展和推廣,目前已被全世界數百萬農民采用[8]。其次,在社會發展方面,國內部分學者關注了不同的社會議題,例如老齡化社會與可持續發展,二者密切相關,可持續發展是應對老齡化社會題中應有之義[9];科學素質促進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10];而性別失衡后果和風險在不同人群中累積與擴散,影響著社會可持續發展[11];中國鄉村社區衰落的表現及其社會根源在于生態、生計和生活危機[12]。最后,在如何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有學者認為要在倫理范式上遵循循環經濟倫理[13];打造現代產業體系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協同機制;借鑒“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范式,推動鄉村生態、生計和生活的“系統性恢復”與可持續發展;通過社會投資轉向推動脫貧向可持續模式轉化[14],推動實現文化產業發展與人、社會和自然的精神關系協調統一[15]。國外學者在此方面的研究與國內學者相似,都聚焦于更為細致的社會發展領域,例如通過構建BP神經網絡模型,研究綠色計算技術的創新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16];個人旅游體驗在旅游可持續性和自然親和力對法國受訪者社會參與傾向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而對加拿大魁北克受訪者則沒有起到中介作用,這些發現對可持續性和自然保護研究具有一定理論啟示,也對旅游業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具有實踐價值[17];鄰里可持續性在過去幾年中成了重要話題,對社區的社會可持續性進行評級不僅受到其所涉及的當地背景的高度指導,而且取決于人們對該概念本身的理解和采納程度[18]。

二是高質量發展與經濟社會領域變革。學界聚焦了高質量發展與經濟社會的不同方面。首先,在經濟發展方面,國內研究者們分析了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策略與方法,認為數字經濟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探究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具有重要現實意義[19],民營經濟、科技創新、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金融改革、對外開放、低碳經濟等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另外七個關鍵抓手[20];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FDI影響高質量發展具有調節效應,應充分發揮創新型產業集群發展對高質量外資的吸引作用[21];環境規制顯著地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22],且無論是城市層面還是企業層面,企業家精神也推動了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企業高質量發展[23]。其次,在社會發展方面,國內學者們傾向于剖解社會的領域與空間結構,研究某個領域或者區域的高質量發展,例如認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高質量發展有助于更好地推動共同富裕[24],高質量發展是新時期社會救助制度建設的核心目標[25];縣域社會高質量發展是縣域經濟、生態環境、社會交往、精神文化、政治等五個領域的發展都達到較高取值水平的一種發展狀態[26],“東北振興”新機遇要推動社會高質量發展[27]。最后,在如何實現社會高質量發展目標上,必須要有社會政策為其構建穩定的社會環境,通過社會政策來提升人力資本和國內消費等方面的支持,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標[28]。此外,國外還沒有學者對高質量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研究,一些國外期刊文章也主要是國內的研究者們基于中國的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所進行的多方面研究的成果。例如研究長三角地區綠色金融融合發展,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29],應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分析地震災害引發的社會生態微觀系統中的個體生命、財產、信息和生活保障安全,以及社會生態中觀系統中的社會生產、社會秩序、信息交換、社會供給和社會情感變化[30]。

由此可見,當前關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國內研究文獻呈現出時間序列的前后次序,由于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特色的制度性詞匯,所以國外研究文獻關于高質量發展與經濟社會的文獻缺失,而國外對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的研究更為微觀,多為定量研究,且以地區性案例、行業領域案例作為支撐。然而關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割裂了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聯系,沒有充分闡釋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邏輯關聯,且缺失國內與國外的生動案例,難以從可持續性視角窺探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現實性困境,由此而導致的理論與實踐脫嵌問題也影響了高質量發展的成效,不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不過,學界與業界以經濟社會為主題的文獻研究與實踐探索已經在潛移默化中勾連起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兩大主題,為研究二者之間的邏輯關聯提供了條件。因此,要從經濟社會切入剖解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聯系,貫通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推動二者互動共促,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邁向新的階段。

二、可持續性: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20世紀后期,全球性事件的爆發突破了地域的界限,風險的跨域擴散與傳導也成了世界不同國家、民族與地區的普遍共識,諸如環境事件、資源短缺、全球變暖、生態退化、人口劇增、貧困疾病、社會公平等問題,不僅僅停留在20世紀,而是蔓延至今,且疊加著21世紀世界大變局下衍生的金融風暴、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等,無形中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在此時代背景下,人類社會的發展更加需要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意味著發展要邁向高質量,而不再是低水平的發展?？沙掷m發展的普遍性定義并未形成,人們目前所熟知的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可持續發展已經重新被時代賦予了新的內涵?？沙掷m發展不僅僅是未來的人類需求與特定的價值觀,更是具有豐富的衍生物,對此吉丁斯(Giddings)等指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可以形成不同的“衍生物”[31]。這一提法也被政府機構、私營企業、社會和環境活動家所采納。而斯龐博格(Spangenberg)的研究則強調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受各種利益和意識形態影響的概念的重要性,這些因素在不同國家背景下塑造了其解釋和實施政策[32]。由此可見,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在不斷外延,且與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條件、意識形態、傳統文化等密切相關?！笆奈濉睍r期中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就需要貫徹新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方式,推動質量變革,高質量發展不僅是一個經濟要求,也是對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的要求,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要求?？偠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落到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的內涵要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中得以充分展現,可持續性作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指引著中國式現代化不斷拓展與深化。

一是可持續性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堅持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途徑。高質量發展是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沙掷m性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其中最突出體現在資源環境方面。從資源和環境的角度來看,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是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利用,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交互作用的研究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建設美麗中國的關鍵議題[33],這就要求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生態保護和氣候變化的影響,這意味著要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環境可持續性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前提,尤其是針對傳統生態足跡模型,改進后的碳足跡模型更加全面和精確地衡量了碳排放對環境的影響,從而補充了傳統生態足跡模型在碳排放方面的不足,對推動高質量發展和生態可持續具有重要作用[34]。一個國家或地區只有在保護環境、合理利用資源的基礎上,才能實現長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所以可持續性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路徑。由此可見,高質量發展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需要,高質量發展要求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環境質量和生態安全得到保障,社會公平和民生福祉得到改善,即堅持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二是可持續性彰顯了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內涵,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目標指向,只有在可持續發展背景下才能保持高質量發展的長久性。高質量發展指的是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人民福祉、生態環境等多方面協調一致,實現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可持續性無疑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目標,覆蓋了經濟、社會、人民福祉及生態環境等不同領域,同時也兼顧了效率、公平與安全等原則,彰顯了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內涵。隨著全球經濟不斷發展與現代社會演進,各國政府與企業都致力于尋求實現經濟與社會的高質量發展,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不僅僅是指經濟增長速度的提升,還包括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速的同時,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協調發展,此種發展模式有助于實現可持續繁榮,為人類創造更美好更高質量的生活品質,所以可持續性也成為各國經濟社會發展追求的共同目標?？沙掷m性是可持續發展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持續發展深受各國學者關注,不斷向經濟可持續、生態可持續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等研究領域擴展,可持續發展也逐漸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理論體系?？沙掷m發展理論最初提出應該遵循公平性、持續性及共同性原則,在學者們研究不斷深入與豐富的情況下,進一步將可持續發展遵循的三大基本原則發展為六大基本原則,即補充了時序性原則、發展原則及質量原則。其中新納入的質量原則與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高度吻合,主要指經濟社會的發展應該充分重視可持續性與質量提升,經濟、生態、區域、產業等只有以高質量的標準促進發展才能更有效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充分體現了可持續性是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內涵,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目標指向。

三是可持續性和高質量發展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與互動,二者相輔相成,高質量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新時代進階版本?？沙掷m發展側重于事物發展數量和質量的均衡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反面是不可持續發展,即發展只存在于短的歷史時段之內,不能向著事物發展的更高形態轉化。高質量發展是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向著發展質量的更高形態轉化,高質量發展面向的基本問題更為深入,也更加微觀細致。更高的形態并不意味著可持續和高質量之間是割裂的,或者二者有著根本性的差別,相反,二者只是時間次序上的差異,可持續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而高質量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深化與飛躍,一言蔽之,高質量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高級階段、高級形態。新時代十余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十余年:一方面,只有堅持可持續性,才能保證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創造新的價值,持續提升經濟社會各領域發展的質量;另一方面,只有推動高質量發展,才能有效解決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以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經濟社會形態。以城市發展為例,城市是人類居住和生活的場所,雖然它具有地域性,但是可持續性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關鍵標準與重要目標,而城市發展可持續性也要適時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生態系統服務和人類福祉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到區域可持續發展水平,是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研究中的重要交叉科學問題,也是“未來地球”研究的重要課題[35]。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也要遵循可持續城市理念,在空間結構優化、交通結構優化等對城市發展具有根本性、持久性影響的關鍵問題上持續發力[36],促進城市空間結構、產業結構、交通結構以及能源結構的高質量布局與優化,推進新時代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城市發展的案例也從側面展示了可持續性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此,可持續性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二者相互促進、相互影響。

三、可持續發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國行動

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中,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往往被視為一個整體來對待,這樣不免忽略了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區別,也不利于完成與可持續發展的勾連。社會高質量發展區別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社會的基本屬性,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發展也不同于經濟發展,所以筆者在這里將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社會高質量發展拆解開來,以中國為案例,分析中國在進入新時代之后的行動和成效。

(一)可持續發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國舉措

本部分從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消費經濟高質量發展、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對外經濟高質量發展等層面對中國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的努力進行考察。見圖1所示。

圖1 可持續發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模塊示意圖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在開發5G網絡、建設數據中心、優化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別是在進入新時代后,數字技術生產力加速融入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轉化出前所未有的經濟效益。數字經濟發展成為持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點環節,在充分發揮制度優越性的前提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突破一些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瓶頸的手段。以貴州省為例,貴州省原本是中國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典型代表,而近年來大數據產業的科技革命使貴州省實現了區域性的經濟奇跡,成了運用數字技術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典型案例。貴州省通過發展大數據產業,帶動政府服務優化和社會治理能力的數字化轉型,為當地經濟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進而激發了市場化活力,促進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數字經濟打破了時空界限,能夠實現城鄉之間、東中西部之間的協調發展,充分發揮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的協同作用。同時,數字技術能級的提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思想理念、組織模式、產業運行規則帶來了顛覆性的變革,諸如物聯網、數字金融、共享經濟等新模式、新業態經濟正在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消費經濟的重點表現為從“刺激消費規?！钡健肮┬杞Y構均衡”再到“消費牽引供給”的發展鏈條,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穩定強大動力。2012年進入新時代后,為了推動消費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從供給、需求、環境、能力、升級、轉型、模式、格局、配套、機制等層面進行了努力:發展文化和旅游消費,擴大升級信息消費,培育壯大智能產品和智慧服務等消費新業態;推廣綠色有機食品、新能源汽車、綠色家裝等綠色消費;創新消費業態和模式,發展線上線下融合的消費場景,促進商業、文化、旅游、體育等消費跨界融合;利用電商優勢健全了消費品流通體系,補齊“最后一公里”生活服務短板[37];作為新發展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內含命題[38]等。

由于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粗放式的經濟發展途徑是實現我國經濟指數型增長的條件。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問題日益突出,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緊張關系逐漸凸顯,中國逐步轉變發展方式,走上了追求綠色、低碳的可持續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理念明確了生態系統的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是互不沖突的。只有在經濟發展中兼顧生態保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發出生產潛力并且保留發展后勁,進而創造出高質量產品。在進入新時代的十余年間,中國在發展高質量的綠色經濟中,堅持的宗旨是人的價值尺度和自然規律的真理尺度。大力發展節能環保、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生態環境、綠色服務等產業,以構建綠色產業鏈為抓手,開辟綠色經濟新業態,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賦能。在全社會推動形成綠色生活方式。在過去10年間,健康與天然原料成為中國消費者選擇產品的重要因素,約60%的消費者在購物時會習慣性地查看食品成分,在健康與生活方式相關物品上的支出大大增加了[39],高質量的綠色食品產業規模在中國穩步擴大[40],形成了供求適配、綠色高效的國民經濟大循環[41]。

進入新時代后,中國積極推動貨物貿易優化升級,從粗放式貿易中走出來,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機制,發展數字貿易,加快建設貿易強國。積極參與國際投資合作,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與沿線國家開展基礎設施、產業集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等領域的合作[42]。值得一提的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不斷提高對外投資質量和水平,優化對外投資結構,加大對制造業、服務業、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領域的投資力度[43]。通過國家間的資本往來提升國內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即通過對外經濟投資,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對領先技術的加速模仿,實現模仿后的追趕,通過投資來源國的通過技術溢出提高了中國國內的生產效率,提高了產品的質量,在反向技術溢出的作用下提升了國內產品的高質量發展[44]。

(二)可持續性與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中國方案

社會高質量發展囊括很多內容,而教育、公共服務、社會治理以及區域協調幾大方面無疑有利于充分彰顯社會高質量發展,且教育、公共服務、社會治理以及區域協調都與可持續發展深度勾連。同時,可持續發展在社會層面的高質量發展更重視軟件提升,包括基于程序和規則、制度與機制的優化,本部分從教育發展、公共服務、社會治理、區域協調等方面對中國在推動社會高質量發展上的努力進行考察。見圖2所示。

圖2 可持續發展與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模塊示意圖

教育高質量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逐步建立起能夠滿足不同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基本需求的教育結構體系[45],進入新時代后,中國完善了職業教育體系,厘清了各級職業教育的辦學定位[46];健全了靈活開放、多元高效的高等教育體系與制度;推進高等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在教育政策層面,建構了創新性的教育政策體系,包含教育質量體系、教育組織變革、教育保障機制、教師隊伍、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學生資助,教育扶貧體系等政策體系。新時代的高等教育政策強調內涵式發展,表現為加快“雙一流”建設,打造教育強國[47]。在教育關懷層面,中國將教育關懷主要聚焦于個體的健康成長與全方位發展問題上,表現為從臨時性關懷到制度性保障的轉變,從基本受教育權救助向綜合性關懷轉型[48],并采取將鄉村教育發展與智能技術融合的方式,為鄉村教育教學賦智、資源賦值、治理賦能[49]。

進入新時代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同樣貫穿于公共服務領域。中國正在全面提升公共服務供給保障能力,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50];完善了基本民生保障制度體系、教育體系和多層次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對基本民生底線不斷筑牢兜實,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全面提升,多層次多樣化需求得到更好滿足[51];建立了基本公共服務清單制度和標準體系,明確了國家向全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底線范圍和質量要求[52];推進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了對基層、農村、邊遠地區和困難群眾的支持力度,縮小了城鄉區域人群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53];豐富了多層次多樣化生活服務供給,支持生活服務與公共服務銜接配合,滿足公民多樣化、個性化、高品質服務需求[54];擴大了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推動重點領域非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化發展[55]。

社會治理高質量發展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目標。中國在進入新時代后,充分運用數字技術賦權,擴展公眾參與場景,將協商民主、參與式民主、全過程民主引入社區治理,賦予社區居民對社區事務的審議權、行動權,使其有機會參與社區事務議事和決策,增強社區自治能力[56],使之成為社會治理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依托[57];豐富參與手段,提升了社會治理的系統化、精細化與人性化;結合區域社會治理發展的實際,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58];把法治精神灌注到社會治理實踐中,構建了社會治理的法治保障;借助有效的法治賦權,解決了在社會治理中所面臨的法律限權、法律缺位、法律滯后、法律保障不足等系列問題[59]。這些舉措大大提升了社會治理的技術含量,技術已經全方位嵌入社會治理格局之中,全方位地賦能社會治理,提供社會治理問題的一體化解決方案,促進了社會治理的高質量發展與可持續性演進[60],將技術、制度及法治等賦權于社會治理中,實現了數字紅利、政策紅利與發展紅利的再分配,提升了社會的公正和公平,促進社會治理的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61]。

區域協調高質量發展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進入新時代后,中國建立了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包括建立區域戰略統籌機制、健全市場一體化發展機制、深化區域合作機制、優化區域互助機制、健全區際利益補償機制等[62]。針對區域協調發展的突出短板與薄弱環節,中國更加注重省際交界區域的協調發展,推動小尺度、跨區域、相對精準的省際交界區域合作[63],并逐步構筑了區域利益發展框架,即國家利益、區域利益與地方利益之間差異化與協同發展。明確不同區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應的政策和評價指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發展格局和可持續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64];構筑了區域經濟優勢互補、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格局,實現了不同區域基本公共服務的部分均等化[65];通過政策精細化、措施精準化的要求,重構國家區域政策的基本框架,以服務面向全域共富的戰略舉措[66];按照以人為本、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節約集約的原則,加快城市群建設,優化城市布局和結構,提高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增強城市的活力和魅力[67]。在城鄉協調方面,中國已經構建基于“元素-產業-空間”的城鄉“互動-融合-協同”發展格局[68]。

四、可持續性與高質量發展的挑戰與解決路徑

從高速度發展到全面進入高質量發展需要有一個較長的過渡期。這不僅是因為發展有慣性力量的作用,把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要素融入各級決策者的理念和經濟社會能動者的行為中也需要一段時間的調適,而且國內外形勢往往會面臨一些急需處理的突發重大問題。 為此,本部分將分析新發展階段面對可持續發展和高質量發展存在的難點問題及其解決路徑。

(一)可持續性與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

當前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涉及經濟、社會、生態、國際等多個方面。

經濟方面。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期[69]。但是當前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70];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轉型,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消費結構和供給結構失衡問題仍然存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亟待加強[71];此外,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市場化改革和法治建設還有很大空間,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還需要完善[72]。要應對這些問題和挑戰,需要從多個層面進行改革和創新。

社會方面,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雖然取得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在文化和觀念上,一些干部和民眾尚未完全理解可持續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導致理念、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影響了發展理念的普及,也對社會和諧與經濟可持續發展構成挑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仍未真正深入人心,提高公眾意識的宣傳努力還不夠。此外,確保這些理念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得到有效實施的法律和政策的支持系統還未完全構建。

生態方面。雖然經過多年生態整治,我國藍天、碧水、凈土的環境已經形成,但還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目標。由于悠久的歷史、巨大的人口數量和高速經濟發展導致的高強度資源開發,我國仍面臨著資源枯竭、能源短缺、污染嚴重等問題[73]。生態環境保護體系建設仍存在一些亟須補齊的短板,如源頭預防的約束力尚未充分發揮,過程控制中排污許可證與其他環境管理制度的銜接有待進一步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責任還不夠嚴明[74]。

外部環境方面。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全球治理體系和規則面臨挑戰,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國際經貿合作受阻,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面臨沖擊,國際貿易投資持續低迷[75],國際科技競爭日趨激烈,技術封鎖威脅科技創新和產業安全。同時,氣候變化問題日益突出,低碳轉型成為全球共識和趨勢,國際上要求中國如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和承諾。中國既要以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去創造發達國家所需的物質財富,同時還要擔當起屬于中國經濟的生態責任和國際義務,遵守新綠色貿易規則[76]。因此,中國是在夾縫中尋求現代化。

(二)可持續性與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實現可持續發展與高質量發展的路徑也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涉及多個方面的改革和創新。

一是質量提升路徑。質量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最基本的決定因素。中國經濟必須從提升質量上下功夫,從數量時代轉向質量時代。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集中體現在發展質量上。只有大力提高發展質量,才能解決好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以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經濟發展規律表明,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只有實現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推動高質量發展,才能順利完成工業化、實現現代化。提高國際競爭力,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抵御風險能力。因此,要堅持“質量為先”,將質量突破作為經濟由大變強的關鍵予以重點推進,引導經濟把轉型升級的立足點真正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形成以質量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提升全面質量管理水平。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品牌、信譽,增強國際競爭力[77]。

二是創新驅動路徑。加快科技創新和轉化,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78]。特別是要打造科技創新平臺,解決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中存在的堵點難點,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是指將科研機構或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為具有市場價值的產品或服務,是實現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重要環節。通過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協調,提高源頭創新能力和水平,并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對接平臺,促進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作與溝通。培養和引進專業人才,打造多元化的科技成果轉化平臺,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79]。

三是開掘新業態經濟路徑。如發展數字經濟、共享經濟、綠色經濟等新興領域[80]。具體來說,數字經濟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數據為資源、以網絡為平臺、以智能化為特征的新型經濟形態,能夠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降低成本和風險。共享經濟是通過互聯網平臺,將閑置的資源、空間、時間等進行有效配置和利用,實現供需雙方的互惠互利的新型經濟模式,能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變革。綠色經濟是以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為基礎,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目標的新型經濟形態,增強環境友好型競爭優勢,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81]。這些新興領域的經濟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和方向,能夠提升高質量經濟和社會發展可持續性。

四是區域空間協調優化路徑。區域協調和城鄉融合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它們能夠促進經濟社會平衡和協調,增強發展的內生動力和后勁,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具體來說,根據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發展水平、人口規模等特點來制定差異化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實現區域間的合作互補、優勢互換、共同發展,形成區域間的聯動效應和整體效益,推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格局。在城鄉融合發展層面,則以城市為引領,以農村為基礎,以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為支撐,推進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形成城鄉居民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實現城鄉間的互利共贏、共同富裕,推動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社會公平正義、人與人相互尊重的現代化社會[82]。

五是高水平的對外開放路徑。構建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格局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它能夠促進經濟全球化和多邊合作,增強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具體來說,要以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為導向,以雙邊、多邊、區域等多層次、多領域、多渠道的開放方式為手段,實現對外開放的廣度、深度、層次和效益的全面提升。擴大國內市場的需求和供給,促進國內經濟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激發國內經濟的活力和動力,形成國內經濟的開放循環和高質量發展。增進與各國和地區的貿易投資和技術創新,形成與各國和地區的利益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83]。

六是優化法治體系路徑。優化法治體系能夠保障人民的權利和利益,化解社會不穩定,維護社會的秩序和安全,規范政府的職能和行為,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推動法治國家建設[84]。推動公平正義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它能夠促進社會和諧和民族團結,提升國家的凝聚力和認同力。具體來說,就是要以人民為中心,實現社會各階層、各領域、各群體的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待遇。同時,要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為突破口,改善公共服務,增強社會的福利保障,實現各地區、各行業、各群體的協調發展、共享發展、可持續發展,形成社會和諧穩定和進步文明[85]。

七是高質量教育賦能路徑。發展高質量教育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它能夠促進人才培養和創新驅動,提升國家的軟實力和核心競爭力。具體來說,發展高質量教育是指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以教育公平為基礎,以教育質量為核心,以教育創新為動力,以教育現代化為目標,實現教育的普及化、均衡化、多樣化、國際化。發展高質量教育能夠培養符合時代要求的各類人才,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多元需求,調動教育參與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教育的生命力和活力[86]。發展高質量教育還包括以科學素養為基礎,以創新成果為導向,實現教育與科技、產業、社會的深度融合。發展高質量教育還要以文化創造為核心,以文化交流為動力,以文化繁榮為目標,實現教育與文化、民族、世界的廣泛互動互鑒,促進教育多樣性和教育的包容性,構建人才強國和教育強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87]。

總的來說,我們通過對中國行動的分析,強調了中國不僅關注經濟增長的速度,更注重其質量與效益,也致力于構建一個更加公平、綠色、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這種綜合性的發展路徑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未來發展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