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學人去留選擇與職業生涯的心態史考察
——以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為例

付美榕 何詩田

(1.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北京100089; 2.中國科學院大學人居科學學院,北京101408)

“二戰”后期,國民政府為儲備戰后建設人才積極推動留學教育。 教育部、交通部和經濟部相繼舉辦考試選拔留學和實習人員。 1944 年至1949 年,共有5000 多名中國學子赴美深造,其中理工類學生約占80%[1],他們大都懷有“科學救國”和學成歸國的志向。然而,國內外局勢突變,使留美學人面臨艱難抉擇。 至1959 年,共有1000 多人回國,未歸者大都留在美國。 學界對抗戰后期中國赴美留學潮已有廣泛討論,但研究視角尚需拓展,尤為缺乏對留美學人心靈歷程的分析。 作為心理歷史學(Pycho-History)的一個流派,心態史學(History of mentality)研究歷史上某一群體的心態結構及其演變過程和趨勢,包括該群體共有的觀念和意識與當時環境的關系[2]。 心態史通常采用歷史分析法,基于個人敘事呈現群體心態,使歷史人物“活”起來。 本文從心態史的視角探究二戰后期赴美深造的中國學子的人生經歷,研究對象為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留美科協”)核心成員65 人(表1)。 1949 年6 月,留美科協在美國匹茲堡正式成立,其目標是“爭取團結更多的留學生回國,為發展中國科學技術而努力”。 至1950 年9 月19 日解散時,留美科協已在美國30 多個城市設有分會,會員總計700 多人[3]。 鑒于留美科協在歸國動員方面的主導作用,可以推測,其核心成員將以身作則,率先歸國。 實際情況是否如此? 哪些因素影響了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的去留選擇? 歸國者和未歸者的職業軌跡如何? 其心態和行為何以形成? 本文基于傳記、訪談錄、回憶錄等史料為上述問題尋找答案,揭示冷戰時期留美學人的命運和心態,以期為中美教育交流史研究提供參考。

表1 留美科協核心成員

1 選擇歸國的原因

如前所及,歷史上某一群體具有某些共同的觀念和意識,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在65 位留美科協核心成員中,55 人回到中國(不含臺灣數據),其歸國原因可概述如下。

第一,報效祖國的強烈愿望。 留美科協成員生長在中華民族飽受外國列強壓迫欺辱的時期,因而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 新中國的成立激發了他們的報國熱情。 如傅君詔所言,“經過一百多年的苦難,中國終于解放了……一定需要科學技術,需要教育”([4],頁41)。 一些留美科協成員放棄名校的學業或體面的工作歸國。 盧肇鈞中斷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業,他解釋說：“我們曾經經歷過中國人民的苦難與屈辱,因而立志要振興中華?！?[5],頁120)潘紹周舍棄了在波士頓市立醫院工作的機會,攜妻兒歸國。 在他看來,美國只是人生的驛站,遙遠的祖國才是永遠的家園[6]。 華羅庚辭去伊利諾伊大學教授職位,舉家歸國。 徐賢修回憶說：“伊利諾伊大學對華羅庚非常禮遇……不意1950 年他懷著一種‘中國人應當站起來’的心情,舉家成行了?！?[7],頁170)華羅庚歸國的動力在于他為中國數學貢獻力量的強烈渴望。 如他所言：“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個偉大的國家,為什么要讓數學這樣落后呢? 我們應該趕上去?！盵8]

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逐漸禁止理工科中國學人離境,并放寬其居留條件,但留美科協成員對新中國的向往依然強烈。 當時任職于一家公司的梅祖彥雖然父母也在美國,但他“出于赤誠的愛國心”,“自己決定回國”([5],頁192—200)。 黃葆同說：“想到國家需要我們,再苦,再怎么也要回來?！盵9]中美談判結束后,陳能寬立即從西屋電氣公司辭職,攜妻兒歸國。 他坦言：“中國是我的祖國,我沒有辦法不愛她。 這種誠摯的愛就像是被愛神之箭射中一樣?！?[10],頁177)同期歸國的何炳林說：“移民局多次勸告我們申請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 然而他們怎能理解海外赤子那顆思念祖國的熾熱之心呢?”([5],頁238)

第二,對歸國動員的響應。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通過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簡稱“CSCA”)等團體動員留美學人回國效力([11],頁66)。 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的歸國決定分為“主動認同”和“自然跟從”兩種情況。

他們中的中共黨員和進步學人對新政權的認同有思想上的自覺,并率先歸國。 葛春霖在美就讀期間經常組織活動,動員留學生學成歸國;在完成留美科協組建工作后,他于1949 年8 月回國[12]。 丁儆在主持留美科協年會之后,便中斷在美國的碩士學業,返回祖國[13]。 涂光熾1949 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位之后,被黨組織指派“做些動員留學生回國的工作”,這促使他決心“將滿目瘡痍、貧弱的舊中國建設成國強民富的新中國”([14],頁52—55)。 曾任《留美科協通訊》編輯的李恒德主動擔當爭取回國行動的領頭羊,召集留美學人向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發去聯名信,以促使美國允許中國留學生回國([15],頁210—216)。 幾位黨外人士也在進步活動中堅定了回國決心。 留美科協召開成立大會時,余國琮向匹茲堡大學借到一間教室,并設法印刷了宣言、通訊錄和文件。他坦言：“在動員人家的同時也等于動員自己,也了解很多國內如何優待留學生、怎么希望留學生回來、怎么很需要人才等等的情況?！彪x美之前他對導師說：“我的國家很需要我,有一個崗位在等著我?！盵16]洪朝生在參與CSCA 刊物發行工作中“思想有很大進展”([17],頁76—78)。 唐敖慶通過學習《新民主主義論》領悟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并自覺地宣傳祖國的巨大變化。 他曾召集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學生舉行新中國成立慶祝會,并在獲得博士學位后立即歸國[18]。

一些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的歸國決定深受進步人士的影響。 王守武回憶說：“留美科協主要是介紹國內的一些情況,動員、幫助中國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我也受了他們的影響才回國的?！?[15],頁59)盧肇鈞坦言：“洪朝生的思想進步,曾對我的政治覺悟起了很大影響?！彼罡小爸泄驳母锩\動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希望”([17],頁78—79)。 焦瑞身聽到“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后的中國人民揚眉吐氣、當家作主,新中國到處是一派欣欣向榮的建設景象”的宣講后,決心為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貢獻才智[19]。 何國柱“接觸了一些中共地下黨黨員”,因而“對中國共產黨的印象很好,認為這是中國唯一的希望”([15],頁292)。

第三,國內親朋的呼喚。 一些學人回國也是為了與家人團聚或由于親朋邀請。1948 年只身赴美求學的杜連耀深知大洋彼岸的家人生活艱難,因而思歸心切([5],頁260)。 1950 年,唐有祺決定放棄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后研究,回國與家人團聚,因為他與哥哥“有十幾年沒有碰到了”,“更覺得母親年紀大了,應該回去”([20],頁62)。 何炳林1955 年“意外地收到一封來自祖國的信”,發信人是恩師楊石先教授。 信中說：“新中國已經誕生,百廢待舉,人才缺乏,希望早日回國參加建設?！倍鲙煹恼賳臼购伪帧耙淮斡忠淮蔚嘏艿揭泼窬?提出申請”([5],頁277—282)。

第四,戰爭的危急形勢。 朝鮮戰爭爆發后,CSCA 和留美科協的活動被美國政府監視和干擾,因而一些留美科協骨干決定火速離開美國。 傅君詔意識到戰爭“會導致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直接沖突”,并“擔心到那個時候就回不了國了”,便決定“先拿一個Masters Degree 就回國”([4],頁36)。 黃葆同擔心“若再不回去,怕八年十年也回不去了”,于是“著手訂船票”([5],頁229)。 隨著戰事升級,美國開始限制中國學生回國。 鄧稼先擔心政治氣候持續惡化,“覺得必須盡快行動”,遂于獲得博士學位后的第九天啟程歸國([21],頁40)。 涂光熾按照黨組織的“早日回國”指示,辭去在賓州大學的工作([14],頁56)。 1951 年初,美國司法部對理工科中國留學生停發簽證,唐有祺感到“再待下去就回不來了”,并聯想到珍珠港事件后美國把日本僑民“都關起來了”,便借助去瑞典開會的機會從法國取得簽證 ([20],頁63)。

第五,麥卡錫主義狂潮。 1950 年初,麥卡錫掀起了打擊“親共分子”運動,加州理工學院教授錢學森被美國政府指控有“親共”行為。 讀博士期間“幾乎每個星期六都在錢學森家度過”的羅沛霖決定“走為上策”,于是提前完成博士論文答辯([15],頁28—29)。 顏鳴皋、黃葆同、李恒德和杜連耀遭到美國移民局和聯邦調查局訊問和關押,從而決意逃離美國。 據顏鳴皋回憶,1950 年10 月,聯邦調查局以“非法居留”為由把他從紐約大學的實驗室送至埃利斯島關押。 獲得保釋后,他被美國政府限制出境,為此他聘請律師起訴,1951 年2 月得以歸國([15],頁106—108)。 在反共狂潮的影響下,物理學專業的中國學子被限制使用,“機密的工作不能參與”([15],頁299)。 何國柱講述了在一家原子能公司的遭遇,“公司負責人說盡管很想錄用我,但他們是保密機構,我只能幫他查查資料”。1953 年回國受阻后,他進入佛羅里達大學任教,其間被聯邦調查局監視。 感到美國政府對中國物理學家高度戒備,何國柱決心回國([15],頁299—300)。 張文裕與夫人王承書也被聯邦調查局監視,其歸國申請屢次受阻。 他回憶說：“回國的強烈愿望使我終日坐立不安。 我已經沒有心思再坐在實驗室里專心致志地搞實驗了?！?[10],頁53)1956 年9 月,張文裕攜妻兒繞經歐洲回國。

第六,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 留美科協會員大都遭受了種族歧視,并感到美國社會的種族矛盾難以調和。 侯祥麟記得在匹茲堡租房時,“開門的老太太一看是黃種人,當時就愣了,說房子已經租出去了”[22]。 華羅庚感嘆：“我們的同胞們都在被人欺凌、被人歧視,如因個人的被‘賞識’,便沾沾自喜,這是何種心肝!”([7],頁172—175)他在歸國途中發表了《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其中的佳句“梁園雖好,非久留之地”即表達他的心境。 梅祖彥聽到一位美國政治家的演講后“思想上頗受震動”,感到“美國社會也是充滿了矛盾,也并不是我們效仿的榜樣,因而增強了對新中國的希望”([5],頁194)。 回顧客居美國13 年的歲月,張文裕坦言：“嘗盡了由于自己國家科學不發達,而到處受人歧視的苦頭,要使中國人在全世界抬起頭來,必須使科學技術發達起來?！盵23]

2 留美不歸的原因

在65 位留美科協核心成員中,至少10 人最終定居美國,這一選擇涉及中美雙方的復雜因素,也反映了冷戰背景下留美學人的微妙心態。

就美國而言,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優越的科研環境和生活條件促使一些學者留美安居樂業。 1948 年,郭曉嵐受聘為麻省理工學院颶風研究中心研究員,次年在美國結婚。之后他很快在動力氣象學領域嶄露頭角,1956 年榮升高級研究員①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News Office.http：/ /www-news.uchicago.edu/releases/06/060515.kuo.shtml.。 趙佩之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之后,攜夫人赴美,1948 年受聘于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1955 年升為正教授。1957 年,他與同事的合作研究獲得美國金屬學會(ASME)的嘉獎,這激勵他再接再厲②James W.Phillips, Kimberly Green.https：/ /www.nae.edu/19579/19581/20412/29602/Dr-Bei-T-Chao.。1947 年,錢存訓被國民政府派往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負責整理中文書籍;兩年期滿后,他受聘為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和東方語文系講師,事業蒸蒸日上,夫人和三個女兒也輾轉來到美國,從此過上“一生最平靜而幸福的日子”([24],頁31)。

其二,美國政府的限制政策使一些學業未競的學人“欲歸不能”。 朝鮮戰爭爆發時,屠振權、馮平貫、朱譜康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就此中斷覺得可惜,等到學業完成后,卻由于美國政府的“禁歸令”難以脫身。 朱譜康1953 年獲得密蘇里大學博士學位后任職于通用電話電子公司。 1955 年得知錢學森獲準歸國,他立即向州政府提出申請,卻被告知,“你回中國為中共做事,全家必須留在美國,否則,必須坐牢”。 為了避免麻煩,朱譜康擱置了回國的夢想[25]。

就中國而言,也主要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如《留美學生通訊》刊載的“留美學生12 問”(圖1)所指,一些留學生對中共新政權心存疑慮,傾向于國民黨,但由于臺灣政局不穩只好留在美國。 對于好友華羅庚毅然歸國,徐賢修“只覺得‘人各有志’,就不必多言了”([7],頁170)。 1949 年從布朗大學博士畢業后,徐賢修曾任教于伊利諾伊理工學院和普渡大學。 20 世紀60 年代,他開始在臺灣推進數學教育,之后20 年全職投入臺灣的科技和教育事業。 究其原因,有“蒙老總統之知遇”的說法。 1946 年在美求學的徐賢修被納入蔣介石敲定的原子能技術考察組名單,因而他對浙江同鄉蔣總統抱以涌泉相報的心態。

圖1 留美學生12 問

另一因素是新中國的政治運動。 當時從國內傳來的負面消息使一些留美學人對故國望而卻步。 1950 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之后,李樹青設法留在美國,是為了更好地從事社會學研究。 當時他被美國政府懷疑“親共”并被判遞解出境,幾經申述后才得以居留美國。 李樹青留美不歸的心態也體現在他對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潘光旦教授命運的哀嘆中：“倘若天假以年,潘先生以他的生物與遺傳學的根基,再加上流利的文筆,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湛深造詣,正可以發揚光大現代社會學的前途,成為世界著名社會學者”[26]。 林作砥、徐水月夫婦1956 年回到北京“參加祖國建設”(圖2),但迫于政治壓力于1958 年舉家遷往香港,1959 年返回美國。

圖2 林作砥回國登記表

3 歸國者的職業經歷

3.1 喜悅的黃金年代

留美科協核心成員歸國后,大部分被分配到高等院校和中國科學院,少部分進入國家部委或大中型企業,他們普遍感到很受重視。 如梅祖彥所言,當年中國的物質條件雖然很差,而政治上朝氣蓬勃,催人上進,對遠方歸來的學子有很大的鼓舞作用([5],頁192—200)。

進入高等院校的29 人絕大多數被聘為副教授或教授。 25 歲的朱光亞成為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這激勵他“在工作上真要加倍努力”。 他在給女友的信中寫道：“北大理學院都是些舊宮殿式的小平房,環境安靜可愛,念書、做學問,真再好也沒有?！?[11],頁79)在南開大學開啟科學事業的何炳林與夫人陳茹玉“延續過去的工作習慣,白天做實驗,晚上也做,甚至星期六、星期天也做實驗”([5],頁277—282)。 7 位學者為中國醫科大學和華北大學工學院等“紅色大學”的創建貢獻才智。 傅君詔回憶說：“以前大學冶金系的學生,采礦、冶煉、黑色、有色都念,念得不深。 我到了之后,和同事分頭開設這些課程?！?[4],頁44)8 位科學家在中科院大顯身手。 鄧稼先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52 年升為副研究員,兼任數理化學部副學術秘書。 他經?！拜p松與愉悅”地“跟錢三強、彭桓武等先生們在一起討論學術”,“也偶爾會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27]。 數學所所長華羅庚“每年春種秋收、歡歡喜喜”。 他領導“數論導引”和“哥德巴赫猜想”兩個討論班,并出版了三部數學專著([7],頁373)。 13 位科學家在國家部委發揮專長。 羅沛霖被分配到電信工業局任技術處長,他承擔的第一項工作是為中國志愿軍研制無線電臺。他兩度前往德國考察,并負責組建了中國第一個大型綜合電子元件聯合工廠。 那段日子“雖然苦,卻快樂充實”[28]。

1956 年,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調集600 多位科學家共同制定“十二年規劃”,近20 位留美科協核心成員①他們是朱光亞、鄧稼先、葛庭燧、華羅庚、侯祥麟、顏鳴皋、唐敖慶、王守武,杜慶華、洪朝生、涂光熾、丁儆、陳能寬、羅沛霖、余國琮、呂保維、李恒德、何國柱等。受邀參加。 “十二年規劃”涉及國家科技體制構建,包括針對“四大緊急措施”組建科研院所。 任職于中科院的一些科學家被委以重任。 例如王守武在應用物理研究所參與組建了中國第一個半導體研究室([15],頁55)。 高等院校的留美學人全心投入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 何炳林合成出當時世界上主要的離子交換樹脂品種,并主持建立了中國第一家生產離子交換樹脂的化工廠([15],頁330—332)。 1958 年,中國科技大學成立,華羅庚、劉叔儀、張文裕等被聘為系主任和教師[29]。

1955 年,中央決定大力發展中國的原子能事業,一些留美科協成員參與其中。 在中科院,1956 年9 月,朱光亞調入物理研究所組織開展中子物理和反應堆物理研究,張文裕出任物理所副所長。 在高等院校,朱光亞、李恒德、何國柱分別參與了北大技術物理系、清華工程物理系和南開核物理教研室的建設。 李恒德回憶說：“這是個創業和創新的過程,沒有人為你指路,一切都是新的?！盵30]在國家部委,三位物理學家成為核武器計劃的主要組織者：鄧稼先于1958 年出任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理論部主任;朱光亞于1959 年調任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陳能寬于1960 年調任核武器研究所實驗部主任。

3.2 在政治漩渦中生存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各種政治運動對留美科協成員造成巨大沖擊。 在“思想改造運動”運動中,留美學人須深刻檢討對西方和美國的美化。 清華大學教授葛庭燧在《批判我的崇美思想》一文中寫道：“由于我盲目地推崇美國的科學技術,所以在不知不覺中有了崇美的思想?！?[31],頁115)對蘇聯“一邊倒”政策使李森科主義盛行于生物學、農學、醫學等領域,摩爾根遺傳學理論被視為帝國主義意識形態。 鮑文奎在四川農科所的多倍體育種工作被叫停,他向省農業廳懇求自費繼續育種,卻遭到拒絕[32]。

在“反右”運動中,盡管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關于保護科學家的建議獲得中央認可,一些留美學人仍難逃厄運。 葛庭燧在中科院金屬研究所成為事實上的右派,其科研工作陷于癱瘓([31],頁135—138)。 洪朝生在中科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因“不當言論”受到審查,反復檢討和批判使他深感恐懼([17],頁134)。 “大躍進”運動對科學事業帶來嚴重損害。 何炳林對大煉鋼鐵科學性的質疑招致“大字報”攻擊([15],頁330)。 在“大干快上”的背景下,華羅庚帶領中科大數學系學生到全國各地的大型工程和廠礦企業推廣“優選法”和“統籌法”。 他還在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做了題為《號角響了! 科學工作者要飛躍前進!》的發言,稱“不是又紅又專的科學工作者是不能擔當起這個時代的重大任務的”[33]。

在“文革”浩劫中,留美科協成員大都遭到揪斗、批判、監視或軟禁。 顏鳴皋曾在航空材料研究所掛上一個滅火器,低頭彎腰地接受批斗,直至雙腿打顫,鼻孔滴血。 批斗會后,他堅持完成“造反派”安排的砸鐵塊任務,最終口吐鮮血栽倒在地([34],頁156—158)。朱光亞、鄧稼先、陳能寬在逆境中推進核武器計劃。 1967 年氫彈爆炸成功后,鄧稼先等科學家被集中到學習班接受批斗,因為他們有三次小試驗未能測得預估技術指標。 1971 年夏,批判和圍攻加劇,鄧稼先沉著應對險惡處境([21],頁135—136)。

3.3 劫后重生

1976 年,中國知識分子走出苦旅,開啟新生。 何丹蕾在懷念父親的文章中寫道：“春天里,父母那輩知識分子眼睛開始放光,他們從地底層爬起身來,洗凈身上泥濘,擦去冤屈的淚水,迫不及待地為國家科學和教育的復興而忙碌了起來?！盵35]以1978 年幾位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的事業進展為例：呂保維出任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所長,他帶領全所在前沿學科努力追趕國際先進水平[36];鮑文奎在中國農業科學院研制的異源八倍體小黑麥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周世勛在復旦大學主持的“量子統計與多體問題”項目榮獲首屆全國科學大會獎;北京大學教授唐有祺推動中國加入國際晶體學聯合會([20],頁268);唐敖慶出任吉林大學校長,并組建了中國第一個理論化學研究所[18]。 科學家們退休后繼續奉獻。 例如曾任職于部委的葛春霖、羅沛霖、劉善建分別出版了專著。

回顧往昔,留美科協核心成員有兩種心態。 少數人對政治運動的后果深感痛惜和憤懣。 例如傅君詔“一直想不通”([4],頁41),華羅庚感嘆“十幾年不上圖書館,還能不落后嗎?”([7],頁373)大部分人則展現了豁達的態度。 梅祖彥說,我們這些人盡管遇到了各種挫折,但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責任心沒有動搖,考驗只會加深對自己使命的認識([5],頁192—200)。 陳志德對曾經的磨難“從來不放在心上,也從來不發牢騷”([37],頁159)。 涂光熾任中科院地球化學所所長之后,對批斗過他的人不懷成見([14],頁90)。顏鳴皋把“文革”劫難當作黨的考驗,總在自身找問題,認為“大家都是受害者”,應該“共同吸取教訓”([34],頁154—159)。 11 位科學家①即葛庭燧、華羅庚、賈文林、欽俊德、杜慶華、唐有祺、何國柱、焦瑞身、何炳林、張文裕、蔡強康。1978 年之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其中蔡強康在78 歲時如愿以償[38],這表明其政治信仰堅定。

從心態史學視角看,是什么因素促使大多數留美科協核心成員對自己的歸國決定無怨無悔,對磨難和屈辱淡然處之?

一是民族情感。 留美科協成員見證了舊中國的貧窮落后、專制黑暗,在海外更深切地體會到“祖國的強與弱對自己意味著什么”([5],頁174)。 新中國使他們看到曙光,并希望為祖國建設貢獻才智。 盡管遭遇不公和磨難,他們大都愿意與祖國的命運共沉浮。 顏鳴皋如此言明心跡,“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 我的國家需要我,我就必須回來”([34],頁190)。 盧肇鈞坦言,我們都共享一種歡欣和安慰,因為我們都實現了自己選擇的為祖國服務的志愿([5],頁123)。 涂光熾說：“我學到的業務、技術、科學,假若不跟中華民族的復興相結合,不跟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相結合,將是毫無意義的?！?[15],頁55)

二是慚愧心理。 中共領導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經歷,感化了很多留美科協成員。 接觸馬克思主義使他們相信只有共產黨才能使中華民族站起來,因而從情感上積極靠攏新政權。 一些人對自己的家庭出身和“歷史問題”感到不安,因而尋求救贖和新生。 華羅庚坦言：“我是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由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多次關懷,耳提面命,才有所覺悟,有所前進,使我在迷霧中有了方向?！盵39]此外,中共的開明政策使科學家們心存感激和愧疚。 盡管新中國實力薄弱,但留美學人大都享受高工資、福利住房和公費醫療以及肉蛋、白糖、香煙等緊缺物資,還可以接觸國家領導人、出席高端會議、獲得重要職務。

三是事業成就感。 留美科協核心成員歸國后大都成為各個領域的領頭羊。 陳志德曾是北京市“十大建筑”地基勘察的領導者,也是人民英雄紀念碑施工總負責人,他很自豪把才華獻給了鐘愛的事業([37],頁137)。 參與“兩彈一星”研制的科學家更是無怨無悔。 因輻射過度患癌去世的鄧稼先感到“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21],頁57)。 楊振寧評論道：“鄧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識地前進的。 沒有彷徨,沒有矛盾?！盵40]陳能寬曾寫下詩句“不辭沉默鑄金甲,甘獻年華逐紫煙”,表達許身為國的自豪感[41]。 朱光亞為“參與中國核科技事業的創立和發展”深感“自豪和欣慰”[42]。 李恒德為自己在清華大學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感到榮耀和驕傲”[30]。 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的成就獲得了國家的充分肯定：21 人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①即葛庭燧、華羅庚、侯祥麟、唐敖慶、張文裕、陳能寬、朱光亞、鮑文奎、王守武、呂保維、涂光熾、何炳林、洪朝生、鄧稼先、唐有祺、黃葆同、余國琮、欽俊德?；蛑袊こ淘涸菏竣诩蠢詈愕?、朱光亞、杜慶華。,陳能寬、朱光亞、鄧稼先獲得“兩彈一星”元勛稱號,多人獲得自然科學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獎。 總之,實現個人價值并獲得高度認可,足以撫慰留美歸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坎坷人生。

四是自我保護心理。 留美學人渴望用西方科學知識助力中國科技發展。 然而,經過政治運動的洗禮,一些人出于自我保護,否定了曾經篤信的科學理念。 經歷磨難后的葛庭燧心悅誠服地認為,過去所做的科學研究是執行“修正主義科研路線”。 如他所言,“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認識到過去搞了二十多年的‘金屬力學性質’是脫離實際的,是脫離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的,是‘學院式’的研究”([31],頁162—163)。 華羅庚曾在中科院數學所所長就職報告中提出基礎數學、應用數學和計算數學三大方向,后來卻大搞數學普及。 當被問及“是搞‘雙法’難,還是把一個純數學問題搞到世界先進水平更難”,華羅庚直言：“搞‘雙法’更難!”[43]華羅庚回國后決心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中共聯在一起,但由于他曾服務于國民黨,其入黨申請多次被數學所黨組織拒絕。 1966 年,華羅庚在數學所被“弄得走投無路、幾乎筋疲力盡”([7],頁373),幸好當年他參加國慶觀禮時被毛主席稱為“同志”,因而信心倍增。 他的做法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即符合毛澤東的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導。 徐利治說：“華先生這個人對政治很感興趣……放棄數學,他也是可能的?！盵44]1979 年,華羅庚終于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卸下沉重的政治包袱。 他在晚年表示：“如果不是黨的領導,我是不可能到數以百萬計的群眾中去的,到生產實踐中去的?！盵45]

顯然,多年掙扎在“極左”政治的漩渦里,葛庭燧和華羅庚的生存本能轉化為一種自救策略,因而把學術與政治緊密結合。 這也表明,留美歸國科學家的政治立場轉變并非單純的情感反應,更多是出于理性考量：他們對黨的章程、新中國的政治環境及自身定位進行了深思熟慮和利弊權衡。

4 留美未歸者的職業軌跡

4.1 在美國的科學事業

未歸國的留美科協核心成員在職業生涯的黃金時期盡顯才干,為美國的高等教育和科技發展貢獻力量。 任職于高等院校的科學家大有作為,其中4 人成就卓越。 郭曉嵐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成果是動力氣象學許多分支中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因而他于1970 年獲頒美國大氣科學學會最高榮譽——羅斯貝獎章,同年當選美國氣象協會院士。趙佩之1975 年擔任伊利諾伊大學機械系主任。 1992 年,美國機械工程學會表彰“他在金屬切削熱物理方面的創造性貢獻,奠定了40 年來金屬加工技術發展的基礎”①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Bei T.Chao.doi： 10.17226/18477.。 馮平貫致力于核子物理學、天體物理學、熱力學、量子力學等方面的研究,曾被列入馬奎斯世界名人錄(Marquis Who's Who)②Peter Fong.World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https：/ /prabook.com/web/peter.fong/3612555.。 徐賢修從事應用數學和太空科學研究,1980 年獲頒普渡大學杰出貢獻獎③Shu Shien-Siu.https：/ /wikipedia.bfsu.edu.cn/en/wiki/Shu_Shien-Siu.。

在產業界的兩位科學家也為美國做出很大貢獻。 朱譜康曾獲18 項美國專利,其研發成果被廣泛應用[46]。 林作砥致力于空氣污染控制,1974 年被尼克松總統任命為美國“空氣品質顧問委員會”委員,1976 年榮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1989 年當選美國環保署美國空氣污染控制協會主席④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https：/ /www.nae.edu/19579/19581/20412/28987/Dr-Joseph-T-Ling.。

人文學者錢存訓在擔任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30 年間,把該館建成美國中西部規模最大、藏書最多、設備最全的東亞研究中心,同時積極推動中美圖書館界的交流與合作。 他還致力于圖書館學、歷史學、印刷史等方面的研究,其專著《書于竹帛》是中國文化史、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研究的入門書籍[47]。 晚年錢存訓評論自己“戰戰兢兢,努力學習,從事預定的工作以及教學、研究和著述,總算未辱使命”([24],頁2)。

4.2 促進中美交流與報效祖國的行動

中美恢復邦交之后,定居美國的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紛紛行動起來,為促進中美人文交流和中國的發展盡心盡力,其中五人表現突出。 1973 至1992 年,郭曉嵐四次回國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 他在中國科學院為研究生授課的講稿經整理成書稿《大氣動力學》,1981 年在中國出版。 改革開放之初,趙佩之率領伊利諾伊大學工程學院代表團訪問了母校上海交通大學。 1999 年,他回母校參加畢業60 周年活動,并捐出自己的獎牌和獎章20 余件。 2008 年,他將部分遺產贈予母校[48]。 從1979 年起,朱譜康多次回國,助力祖國的科學研究,并幫助數十位中國學者赴美進修[42]。 徐賢修于1991 年回國出席中國應用數學學會成立大會,1995 年參加了北京高新科學園會議。 錢存訓于1979 年隨美國圖書館代表團訪問北京,并在首都圖書館做講座。 2006 年,他將自己的6000 余冊書刊捐贈給南京大學[49]。

4.3 事業軌跡與心態分析

心態史觸及人類的精神和情感,也是觀念和意識的歷史。 在冷戰鐵幕下,定居美國的留美學子與祖國失去聯系,并且被很多國人視為叛徒,其國內的家人也受到不公正對待。是什么因素促使在美國“落地生根”的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為遙遠而陌生的新中國辛苦奔波并傾力奉獻? 其一是內在的溝通愿望和報國之情。 他們在中國出生并接受教育,青年時期懷著“科學救國”的志向赴美留學,但由于時局變化未能如期歸國效力,因而感到遺憾和不安。 一旦機會到來,他們會以滿腔熱誠盡忠報國。 朱譜康說：“每一念及可愛的故鄉,常會使我神往,使我對這從小生長和學習的搖籃之地起了無限的念意?！盵48]錢存訓感嘆,“離開自己生長的本土愈久,對于祖國的情操和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就更親、更切”,“在感情上可能比在國內的中國人更中國”([24],頁34)。 中美關系破冰后,留美學人紛紛回國訪問,希望在有生之年為祖國做些貢獻。 其二是美國的制度化種族歧視。 盡管華裔為美國的教育、科技和文化領域努力貢獻,但由于其膚色、習俗、文化與白人相去甚遠,而成為“永遠的外國人”,承受著遠離故土的痛楚和種族歧視造成的傷害。 如錢存訓所言：“不管是否加入外國國籍,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外國人看你也是中國人?！?[24],頁35)他感嘆,“中年來美短期訪問,原想鍍金回國,但未料到將長眠他鄉”,“不覺在這花旗國中度過了比在自己出生的鄉土上更長的歲月”([24],頁2)。 為了排解壓抑的感受,中美建交之后,留美學人努力為中美人文交流鋪路架橋。

5 結語

本文從心態史學的視角,探究了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的去留選擇和事業軌跡。 就去留選擇而言,政治因素的影響非常明顯。 大部分人之所以毅然歸國,主要在于中共的統戰工作使他們確信：經過百年屈辱終獲新生的祖國需要科學技術,且新政權將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 少部分人定居美國,其主要原因是美國政府對新中國的遏制措施以及中國的政治運動。 新中國成立初期,海歸學人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并獲得展示才華的舞臺。 然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嚴重損害了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的身心與事業。 百難備嘗之后,他們大都無怨無悔地為祖國傾力奉獻。 有人用“愚忠”來評判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心態,這顯然缺乏對中華民族性格的了解。 魯迅曾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未歸國的留美學人為美國貢獻才干,這似乎對中國是一大損失。 需要指出的是,他們與很多同胞一起,從根本上改變了華裔在美國的社會地位,同時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并為促進中美人文交流與科技合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留美科協核心成員的經歷可以提供以下啟示。

其一,留美學人的去留選擇并非“愛國”所能概括。 經常有人比較楊振寧和鄧稼先誰對中國的貢獻更大,并把是否回國歸結為愛國問題,這種說法未免狹隘。 評價留美學人的選擇與貢獻,須考慮歷史背景和實際情況。 在錯綜復雜的冷戰背景下,在美國的中國學子面臨艱難的抉擇,一些人輾轉歸來為國效力,另一些人留在美國貢獻才干,也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發揮了獨特作用。 愛國的方式多種多樣,重要的是秉承愛國精神有所作為。 無論是否歸國,留美學人為中國、美國及世界的貢獻都值得銘記和稱贊。

其二,報國理想與踐行理想的差距往往難以想象。 科學家最大的痛苦,莫過于喪失思想自由和從事科學研究的權利。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美國華裔科學家事業生涯最多產的時期,留美歸國科學家卻在政治風暴中艱難掙扎,無法充分發揮專長,遑論與美國同行比肩。 當初他們歸國時,怎能預料會在自己熱愛和寄予厚望的祖國遭受險阻與劫難? 雖然他們的心理創傷逐漸平復,但逝去的寶貴年華無法挽回。 如果沒有李森科主義的干擾,沒有“文革”的沖擊,沒有各種人為的障礙,中國的科技發展肯定會更快。 中國科學事業的未來發展,如何做到尊重人才,人盡其才,需要深刻總結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其三,留美學人的命運與中美關系的走向息息相關。 美國《科學》雜志的一篇文章稱：要是華羅庚像當初留在美國,會對數學做出更大貢獻。 這種說法或許合理,卻忽略了一個事實,美國政府對留美學人的戒備、歧視和壓制從未停止;他們雖然逃脫了中國的政治運動,卻在美國遭遇反共狂潮、種族歧視和敵對行動。 近年來,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華裔科學家極力打壓甚至迫害,其事業前景存在隱憂。 這對于未來留美學人的去留選擇,以及制定有益于充分發揮人才價值的政策,具有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