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末期的“醫籍東渡之路”
——以《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為中心

陳一凡 楊東方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北京102488)

江戶時代(1603—1867)的日本雖處于“閉關鎖國”狀態,但實仍注重通過長崎、對馬、薩摩等主要“窗口”直接或間接地收集關于中國的情報[1]。 其中,長崎作為江戶幕府直屬地,設有長崎奉行所負責貿易事宜,與中國商船(日稱“唐船”)的貿易往來頻繁。 由船舶運載的書籍(日稱“持渡書”)作為貿易商品、情報來源之一,也需經由奉行所檢查后方可在日銷售及傳播[2]。 “唐本書籍元帳”即為從中國進口的漢籍總賬,是唐船持渡書交易時遺留的重要一手資料([3],頁129—135)。

1 唐船持渡書與舶載醫籍

自日本關西大學大庭修教授所撰《江戸時代におけtf唐船持渡書の研究》(1967)及在此書“研究篇”基礎上形成的《江戸時代におけtf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1984)發表以來,中日學者對唐船持渡書相關資料中蘊藏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書籍史、出版史等豐富史料以及資料中所載典籍的版本價值愈發重視[4,5]。 特別是中日“書籍之路”概念的提出,更進一步推動了兩國學者對江戶時期唐船持渡書相關書目的關注與利用[6,7]。

在舶載醫籍的專門研究方面,日本學者主要對江戶幕府紅葉山文庫舊藏的中國醫籍[8]、江戶時期傳日的中國醫籍之輸入時間進行考證[9],并與相應和刻版醫籍的成書時間進行比較,以此初步探究日本江戶時期對中醫藥學的受容與本土化之發展過程[10]。 國內學者則主要針對以部分持渡書目資料為例,說明江戶時代中醫古籍傳日情況[11,12],并以江戶時期日方從中國購入的醫籍、藥種、藥苗及招募的醫師為例分析近世日本引進中醫藥的原因[13]。 總體而言,現有研究已初步勾勒出江戶時期傳日醫籍的總體面貌,但對不同持渡書目所呈現出的局部特征則尚關注不足。

既往研究已發現,現存的各類持渡書目在著錄的持渡時間上多非重疊,而是互為接續[14],故以不同書目作為研究對象,可探尋不同時段傳日醫籍之特點。 《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簡稱“《書籍元帳》”)作為唐船持渡書相關一手資料中載錄船舶數最多者,基本包括了幕府末期輸入書籍的大半[15]。 因此,通過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書籍元帳》11 卷抄本(1841—1854)進行多維考察①考察時為避免《書籍元帳》著錄醫籍因同名異書而產生訛誤,將醫籍名稱與日本“全國漢籍（Ⅷ）ー（IX）ofース”載錄信息進行比較,以保證信息的準確性。,江戶末期中國醫籍的東渡情況或得以逐漸明晰。

2 從《書籍元帳》看江戶末期的醫籍東渡

2.1 數量起伏,種類多樣

首先,《書籍元帳》依次載有不同唐船東渡時間,但并未將舶載書籍加以分類,故需按時間順序摘錄出不同唐船所持渡之醫籍,對相應時間(均將日本年號換算為公歷紀年)舶載醫籍進行頻數統計,結果如圖1 所示。

圖1 《書籍元帳》中不同年份渡日醫籍頻數分布圖

可見不同年份唐船持渡醫籍數量差距較大,載入醫籍較多的年份依次為1852 年(嘉永五年)、1841 年(天保十二年)、1849 年(嘉永二年)、1850 年(嘉永三年),均出現20 次以上;而載入醫籍較少的年份則分別為1846 年(弘化二年)、1851 年(嘉永四年)、1853年(嘉永六年)、1854 年(嘉永七年),均出現5 次以下。 總體來看,《書籍元帳》所載江戶末期傳日的中國醫籍在持渡時間與數量上呈現出不規律分布的特征,其變化原因或與相應時間舶載書籍的唐船數量有一定關系,可與表1 互參。

表1 《書籍元帳》中不同年份唐船數量分布表

其次,進一步依據《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中的醫籍分類標準([16],類表9-11)對《書籍元帳》所載醫籍進行分類統計,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書籍元帳》所載醫籍類型頻數分布表

就醫籍的一級分類而言,《書籍元帳》所載醫籍以臨證各科、綜合性著作、方書類較多,均出現20 次以上;而在二級分類中,中醫叢書、清代方書、臨證綜合、溫病以及傷寒論類醫籍的數量則較為突出,均出現10 次以上;從三級分類還可看出,除中醫叢書、臨證綜合、清代方書等數量之多已在二級分類中得以體現外,外科通論、內科通論、傷寒論注釋、醫案類醫籍亦在三級分類中占有較大比例。 對商舶所載醫籍的分類統計,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時期市場較為流通、商業價值較高的醫籍種類。

2.2 江浙皖地,醫籍盛傳

大庭修教授研究指出,并非所有唐船均載有書籍,“船中載書者主要限于南京船和寧波船”,其時稱為“口船”。 從江戶初期至江戶后期,“雖說船只總數減少了,但因余下的是可能載有書籍的口船,書籍的輸入量并未減少”[17]。 歷史地理學研究表明[18],其時南京的管轄地“相當于今天的江蘇、安徽與上?！?且南京船“攜帶的書籍可能是來自江寧(今南京)、蘇州與浙江杭州的刻書”,寧波船“攜帶的書籍則可能是杭刻為多”。 那么,醫籍作者所屬地域是否也會鄰近其時作為刻書中心的江浙一帶呢? 除醫籍作者不詳的情況外,依據《中醫人名大辭典》[19]及其他關于作者里貫的考證研究結果,對醫籍作者的地域分布情況進行初步統計,結果如圖2 所示。

圖2 《書籍元帳》載錄醫籍作者的地域分布及頻數分布圖

據圖可直觀看出,《書籍元帳》所載醫籍的作者具有明顯的地域分布特征,即以江蘇、浙江、安徽等地醫家居多,與其時江浙一帶刻書盛行的特點相合。 其中,江蘇醫家相關醫籍依該時期首次持渡的時間順序主要有：尤怡《金匱翼》、張璐《千金方衍義》、周揚俊《傷寒三注》、程永培《六醴齋醫書》、薛己《薛氏醫案》、王肯堂《六科(證治)準繩》、王維德《外科全生集》、陳實功《外科正宗》、吳塘《溫病條辨》、尤怡《醫學讀書記》、張宗良《喉科指掌》、張大爔《臨證經驗方》、周揚俊《金匱二注》、韓來鶴《傷寒意珠篇》、傅仁宇《眼科大全》、張三錫《治法匯》等。 浙江醫家相關醫籍則依次主要包括：張時徹《攝生眾妙方》、張介賓《景岳全書》、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馮兆張《(馮氏)錦囊秘錄》、柯琴《傷寒來蘇集》、高濂《遵生八箋》、茅鐘盈《感證集腋》、皇甫中《明醫指掌》、江涵暾《筆花醫鏡》、郭志邃《痧脹玉衡》、郭誠勛《證治針經》、李用粹《證治匯補》、陳士鐸《外科秘旨》等。 安徽醫家相關醫籍又依次主要有：顧世澄《瘍醫大全》、吳謙《醫宗金鑒》、程履新《程氏易簡方》、江瓘《名醫類案》、汪昂《本草備要》、程國彭《醫學心悟》、吳中珩《丹溪心法》、程林《圣濟總錄纂要》等。 上述醫籍中不乏在此時期“新渡”至日本者(詳見下文中的表3),故《書籍元帳》無疑為各地域醫學流派著述的歷史流播研究提供了一份寶貴的資料。

表3 《書籍元帳》所載“新渡”醫籍時間分布表

2.3 明清之書,多銷快銷

考察《書籍元帳》所載醫籍的成書時間與其所注明的“新渡”醫籍,不僅可為部分醫籍首次舶載渡日時間提供重要參考,亦可從中大致了解江戶末期中日醫籍流通之情況。 除部分成書年代不詳者,其余諸書的成書年代總體分布如圖3 所示。

圖3 《書籍元帳》載錄醫籍的成書年代及數量分布圖

總體上以明清時期醫籍為主,即成書年代距離舶載時間較近者。 經統計,其中標注有“新渡”字樣者共34 處,相應醫籍與時間分布情況如表3 所示。

就成書于明清以前的《圣濟總錄》《小兒直訣》等書而言,《書籍元帳》雖標注有“新渡”字樣,但并未能直接將其作為首次傳日的時間。 例如,據《經籍訪古志》記載,《圣濟總錄》至少于“吉田宗桂入明時”即赍歸[20],并非至1841 年(清道光二十一年)方才傳日;又據小島尚質1842 年(日本天保十三年)京都訪書行所著《河清寓記》中即有“《小兒(藥證)直訣》”一書[21],可知其亦并非于1853 年(日本嘉永六年)首次傳日。 下文中的表5 在對《書籍元帳》所載醫籍的和刻情況的調研中,更發現《痘疹金鏡錄》《痧脹玉衡》《金匱玉函經》《神農本草經》《食物本草》《醫門法律》《小兒直訣》等醫籍在“新渡”前已有和刻本。 因此,《書籍元帳》所注“新渡”者,應是位于長崎的書籍檢查官首次見到此書,是否“新渡”之時為醫籍首次傳日時間,仍宜參考中日其他資料以作進一步判定。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據《中國中醫古籍總目》記載,清代江蘇醫家張大爔所編《臨證經驗方》成書于1846 年,首次刊刻于1847 年([16],頁288),于1848 年即舶載至日本,且有一部為“御用”。 此為《書籍元帳》所載新渡醫籍中,從成書、刊刻至舶載的時間差最短者。 其他尚有李宗源《醫綱提要》、汪期蓮《瘟疫匯編》、郭誠勛《證治針經》、蔡貽績《醫學四要》、齊秉慧《齊氏醫案》等醫籍,均成書、刊刻于19 世紀后而短期內即舶載渡日,從中可窺知其時日本對中國醫籍之重視以及兩國書籍貿易之景象。

2.4 頻載翻刻,更有御藏

通過整理《書籍元帳》中由唐船于不同時間多次持渡之醫籍,以及相關醫籍的在日翻刻情況,又可更深入地了解江戶末期為日人所喜、銷量較佳的醫籍。 據統計,共有26 種醫籍在此10 余年間曾多次渡日,具體醫籍及渡日時間、數量等信息如下表4 所示。

表4 《書籍元帳》中多次舶載的醫籍渡日時間與數量分布表

東渡次數最多者,乃清代江蘇醫家尤怡所著內科通論類醫籍《金匱翼》及清代太醫院醫官吳謙主持纂修的中醫叢書《醫宗金鑒》,均有5 次之多;而舶載部數最多者,除宋代醫家郭雍所著《傷寒補亡論》于1848 年(嘉永元年)由申二番船一次性舶載50 部外,當屬江戶末期3 次渡日40 部的溫病學著作《感證集腋》。 此外,《傷寒來蘇集》于1847 年“新渡”之時即舶載20 部之多也值得關注。 實際上,早于文政十年(1827 年)日本著名考據派醫家丹波元胤為《傷寒貫珠集》所作序文中就已提到是書：“古人注張子《傷寒論》者,既無順文釋義之弊,克辟守陋襲謬之說,旨意明鬯,別開生面者,柯韻伯《來蘇集》是也?！盵22]可知此時其應已在日形成一定的口碑及市場基礎。 與之不同的是,《臨證經驗方》“新渡”之時唐船僅載2 部,且1 部為御文庫御用,次年再次渡日時,舶載則有30 部之多,可想見此書應在初渡后以其門類齊全、治法周備、案例詳析等區別于一般方書的特點獲得日人青睞。

進一步考察《書籍元帳》所載醫籍的在日翻刻情況[10,23],發現共有34 種醫籍曾以全本或節選等形式為日人翻刻,依照醫籍在《書籍元帳》中出現的先后順序排列如表5 所示。

表5 《書籍元帳》所載醫籍的渡日數量與和刻情況表

從多次舶載及翻刻的醫籍類型來看,廣泛涉及臨證各科類、中醫叢書類、方書類、傷寒論類、醫案類、醫經類等著作,故知各類醫籍此時在日均應占有一定市場比例,且舶載數量及翻刻次數較多者已非日本古方派醫家所崇尚的仲景之書(即傷寒金匱類著作)以及后世方派醫家所尊“李朱醫學”(即對李東垣、朱丹溪為代表的學術群體之合稱)典籍。 醫籍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為此時日本漢方醫學折衷派的發生孕育了土壤,又因其發展需求而得以推動。 由表5 可知,《書籍元帳》中曾被翻刻而直至江戶末期仍以較大數量持渡至日的醫籍既有《醫宗金鑒》《景岳全書》《薛氏醫案》《名醫類案》《六科(證治)準繩》《(馮氏)錦囊秘錄》《(徐氏)醫書六種》《醫書十二種》等大型叢書與醫案集,也有《瘍醫大全》《痘疹金鏡錄》《喉科指掌》《痧脹玉衡》《外科秘錄》等臨證各科著作,更展現出其時較受重視、銷量較好的醫籍種類。 而也應關注到,和刻本醫籍的產生時間多位于江戶前中期,《書籍元帳》所載醫籍中,僅有《千金方》《痧脹玉衡》《神農本草經》《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徐氏)醫書六種》之一)等少數幾種,在江戶末期舶載傳日后尚產生了新的和刻本。 這與其時具有日本特色的漢方醫學體系已較為成熟,日人不局限于翻刻中國醫籍而更多地撰著、刊刻漢方醫籍有關。 值得關注的是,日人翻刻卷帙浩繁的醫籍往往采取節選與重編的方式,日本學者[10]指出,其乃中國醫籍在日本土化的特點,符合日人閱讀書籍的“小型化嗜好”(即對“薄書”的喜好),此外也有出于臨床需求,為?？茖２〉脑\療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參考,以及豐富醫籍種類等方面的考量。 因此,通過對《書籍元帳》及其相關和刻醫籍的考察,關于江戶末期中國醫籍的流播與接受情況得以更為清晰地呈現。

同時,《書籍元帳》中標注有“御用”字樣的醫籍表明其為江戶幕府所訂購,亦可反映此類醫籍其時為日方所重視。 研究發現,御用之醫籍基本均為“新渡”之醫籍,且一般僅訂購1 部,具體如表6 所示。 這與大庭修教授在對《圣堂文書》的研究中指出的“享保三年新渡書目中,除了少數書籍外,都是御用的訂購書籍……這也許表明了御文庫訂購了所有的新渡書籍”([3],頁317)具有類似的特征。

表6 《書籍元帳》所載御文庫或學問所御用醫籍一覽表

大庭修教授的研究指出,天保末至弘化、嘉永期間關于新渡書與御用書的主要資料即為《書籍元帳》([3],頁336)。 因此,通過上述對《書籍元帳》中醫籍總體特征的分析及對多次舶載、“新渡”與“御用”醫籍的整理,并對醫籍傳日后的翻刻情況進行研究,江戶幕府末期的“醫籍東渡之路”逐步構筑。

3 舶載醫籍的受眾與流傳

那么,江戶末期長崎的醫籍貿易何以形成此番景象? 《書籍元帳》所載“御用”以外的醫籍又將傳至何人之手? 除另專門考察《書籍元帳》以外的持渡書目外,從江戶時期醫家、藏書家對商舶載來醫籍的珍視已可見一斑。

被視為日本漢方醫學折衷派先導者,亦為藏書家的望月鹿門(1696—1769),在《又玄余草·重修書庫記》中就提到舶載古方書之珍貴及其對于藏書家之重要性：“我祖忠庵先生,嘗寵猷廟,時命同僚歧伯勉,為師友之禮焉,令勵其業,仍賜舶商所赍古方書數百卷。乃使門人荻禮庵者,使于歧陽載書而歸,自爾遂富書云。 數世之間,幾度罹災……余竊志于恢復,而后方有廟之時,幸因奉教,校理醫書,而因循舊例,重命鎮臺許可賜書,亦復如猷廟之時,于是乎尚猶富于其舊云?！盵24]亦顯示了持渡書在醫書?？闭碇邪l揮的作用。

作為江戶時代漢方醫學考證學派之代表人物的丹波(又稱“多紀”)家族成員,丹波元簡(1755—1810)、丹波元胤(1789—1827)、丹波元堅(1795—1857)等人亦在著述中多次表明對舶載醫籍極高的熱情與重視。

例如,元簡于寬政庚申(1800)為《痧疹心法》所作跋中即言：“秘府中所貯乾隆御書樓無板書一百十七部,系于戊午年崎岙鎮臺采進,乃雖彼土人間不易窺者。 余恭申請抄寫醫書六部,而是書附《醫藏目錄》末,其標證揭方,判生斷死,于疹科書最為簡當,遂不敢私秘,校訂開鐫以應世用云?！盵25]從“乃雖彼土人間不易窺”可見其所獲乃舶載珍稀醫籍。同年(1800)所作《重刊蘇沈良方序》中則提到其年少時所抄之版本訛誤缺漏頗多：“余弱冠時,借抄之于一友,然文字訛舛,又多缺頁,因據諸書所援引,而改補十七,尚不能悉及全書,每對卷而披閱,殆覺悶澀而已?！贝撕?通過江戶后期主管紅葉山文庫的“大學頭”林述齋(林衡)獲得的舶載之版本,則彌補了這一缺憾：“己未春林述齋祭酒,購柳塘鮑氏叢書十八集,以其中所收《蘇沈良方》一部見貸,蓋卷帙完備,校訂精核,實為善本矣。 余既覯之,喜不可況,于是商①商：原作“啇”,疑為形近而訛。祭酒公將上梓,第恐知不足齋原集,系?、谛。涸鳌案伞?疑為形近而訛。巾箱本,不便老眼,因大其刻,以傳寓內。 世或有苦于抄本如余者,得獲斯本而喜亦當如余也。 祭酒公之惠,豈淺淺哉!”([26],卷一21a—21b)大庭修教授亦指出,正由于有諸如林述齋這樣的“掌權者中熱心的藏書家”,才更促進了舶載書籍的輸入[17]。

元胤于文化九年(1812 年)所作《吳刻內經跋》中又謂：“庚午歲,崎陽鎮臺所采進,吳商載來書目中,有《素問靈樞》一部一套。 先君子意其為異本,請參政沼津侯,而欲購之,明年郵致時既在先君子梁壞之后,侯猶不遺宿托,賜于不肖胤。 驚喜無比,速奉之祠堂以告焉……書各十二卷,附《素問遺篇》一卷,明金谿吳悌從元胡氏書堂本而梓行者,楮墨簇新,頗為善本?！盵27]從中可知舶載之醫經乃善本,更為元胤之父元簡所欲睹而未及之書,其珍貴毋需多言。 其文政十年(1827)為《傷寒貫珠集》所作序文中則言“西城侍醫小川君汶庵,據胡星池、唐笠三等言,知尤在涇著有《傷寒貫珠集》,令譯官陳維賢,囑吳商而致之。聞者爭先快觀。 君不敢私秘,速付之梓,授余序之?！盵22]不僅再次展露出對所獲舶載醫籍之喜,更反映出其時日本醫家通過渡日醫家、譯官等人轉告書商,從而獲得舶載醫籍的路徑。

而元胤于文化乙丑(1805)為清代朱光被(字峻明)《金匱要略正義》題跋云：“上朱峻明所著抄本二卷。 往歲吳舶赍來,龜山醫員岡田義叔從鎮臺牧和州成杰至崎岙,不吝重價購得而歸,余借閱之……注解間有所浚明,實為罕覯之珍。 乃使及門之徒依原樣以影模,永藏之于家?！盵28]可知此書為岡田義叔通過商船獲得的“罕覯之珍”,被丹波家族影模珍藏。 其弟元堅則于天保辛卯(1831)在此跋之后又補充道：“先君子在世日,有人自崎岙密告云,吳舶新赍有鈔本《金匱正義》者一部,時方稿《輯義》①指丹波元簡所著《金匱玉函要略輯義》。之著,遽托渠物色,然不能得,深以為憾……先兄嘗借錄厥幅,猶以未得原本為憾。 亡幾,義叔下世,此本亦歸于市人之手,余因買而得之。 夫先父兄之欲得而未能得者,一旦為插架之物,殊為欣幸?！盵28]即知是書在影模后又被元堅從“市人之手”購回。 可見,醫籍渡日后的流傳之路亦頗為曲折。 又有元堅《簡易普濟良方》跋記：“天保甲午之冬吳商舶赍,翌歲七月歸于插架,廿有九日燈下書?！盵29]乃知此書于天保甲午(1834)由商舶渡日,于翌歲(1835)即為丹波氏所收藏。

從上述記載可知,在《書籍元帳》所記錄的時間之前,舶載醫籍已為日本醫家、藏書家所重視、珍藏,醫籍傳日后除進一步被抄刻,摘編外,更為日本醫家應用于臨床。 例如,有研究表明,日本江戶末期漢方醫學折衷派代表人物淺田宗伯(1815—1894)的處方中,即引用了包括《證治準繩》《小兒直訣》《景岳全書》《明醫指掌》《赤水玄珠》《丹溪心法》《外科證治全生集》《醫宗金鑒》等《書籍元帳》中所記錄之醫籍[30],展現出中國醫籍對日本漢方醫學理論與實踐的深刻影響。 此外,從舶載醫籍中,有時還可窺見書商為提高書價而妄加篡改之行徑,如《慈幼筏》跋中即提到：“予今春見前年吳舶載來書目,中有‘慈幼新書’之名,心太奇之。 時其書在于長崎鎮臺府內,而未致都下,無由寓目,渴企之念,常不休也。昨偶至安藤閣老邸,醫員渡邊凡亮袖一書而出,外藏曰‘慈幼新書’,予狂喜開卷閱之,乃此書也。 以‘茷’一字,刊改‘新書’二字,程云鵬姓名上,更記會稽張介賓著,乾隆十一年所刻,正是書賈之伎倆,最可惡耳。 不知者或以此書為介賓之親著,故記其顛末于卷末云?！?[26],卷三19a—19b)正因日本醫家對舶載醫籍的渴求,方能發現其中之謬誤,是又為其另一種價值。

除醫家以外,江戶幕府官員也是舶載醫籍的訂購者與重要受眾。 對此,大庭修教授指出,“書籍元帳是最佳的實證資料”([3],頁352)。 據筆者所見,《書籍元帳》中記載的醫籍訂購者,至少包含久世大和守、本多豐后守、青山下野守、酒井右京亮、松平和泉守、土井大炊頭、水野越前守、增山河內守、久世大和泉守、內藤紀伊守等人。 醫籍作為武士必讀之書,也受到各位老中、若年寄等“御役人”的關注,舶載醫籍作為其時的珍稀資源,自然為其所重視。

4 結論

綜上所述,《書籍元帳》系江戶時代長崎船舶貿易遺留的寶貴一手資料,以之為中心,對其中所載醫籍的成書與渡日時間、數量、種類、著述者及其所屬地域進行整體分析,針對多次運輸、新渡與御用醫籍展開深入探討,并與其在日翻刻情況進行對照,較全面地展現出舶載書目在醫學典籍流布方面的運用價值,并初步構建起以舶載書目為中心的中醫古籍傳日研究范式。 未來在系列舶載書目的文獻史料支持下,從不同地域、不同類型、不同醫家所著醫籍的流傳及影響等視角出發進行個案與對比研究,可期更為全面而細致地展現出江戶時代的“醫籍東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