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的研究及其植物學意義
——以對單/雙子葉植物特征的區分為例

楊舒婭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北京100191)

農業是由自然環境-生物-人類社會構成的復雜系統([1],頁106),也是文明得以誕生繁衍的基礎。 這門側重實用性的科學在自身不斷發展的同時,也為自然研究,特別是植物研究的推進作出重要貢獻——直至近代早期,農業對植物知識的獲取似乎始終起到更為明顯的促進作用([2], p6)。 古希臘漫步學派(Peripatetic School)奠基人之一、西方“植物學之父”泰奧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公元前372—前287)的存世植物研究著作便很好地反映了古代自然研究對農業知識的重視。 然而相比于植物學史家對草藥學、自然哲學、醫學等領域長期且深入的關注,農業實踐對植物學發展的貢獻尚未通過研究得到充分體現。 有趣的是,幾乎所有對泰奧弗拉斯特植物研究有所涉獵的學者都高度評價了他對糧食作物的研究,并將植物分類學(plant taxonomy)中的重要概念——單/雙子葉植物(monocotyledons/dicotyledons)追溯至泰奧弗拉斯特,視其為歷史上首位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的學者([3,4];[5], p36)。 代表性觀點如：美國植物學家格林(Edward Greene)在其奠基性著作《植物學史的地標》(LandmarksofBotanicalHistory)中稱泰奧弗拉斯特“觀察到了單/雙子葉植物莖、葉以及種子萌發狀態的基本區別”([2], p141),是其“植物研究十七項重要發現與理論”之一([2], p210);美國古典學家皮斯(Arthur Pease)甚至認為“泰奧弗拉斯特通過對大麥、小麥、豆類的研究區分了單/雙子葉植物”[6]。 國內學界雖然積累了一定的西方植物學史研究基礎,但尚未就這一案例展開討論。 鑒于國內外研究現狀,本文以原始文本為依據,對泰奧弗拉斯特的糧食作物研究進行全面分析,通過聚焦其對“谷類作物”“豆類作物”和“夏季作物”的定義、分類與描述,解讀古希臘時期農業實踐對植物研究的獨特貢獻;進而以植物分類學發展史與相關科學定義為參照,重新評價泰奧弗拉斯特糧食作物研究成果的科學史意義。

1 希臘化早期的農業與植物研究概況

古希臘城邦社會是一個以農業而非工商業為特征的社會,其農業特征反映在社會的各個方面,絕大部分人口都從事與農業相關的生產;在荷馬史詩中,農業已經被視為文明的標志[7]。 農業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也孕育出悠久的農業書寫傳統,赫西俄德(Hesiod,公元前8 世紀)的訓喻長詩《工作與時日》(OperaetDies)與色諾芬(Xenophon,約公元前430—前354)的《論經濟》(Oeconomicus)等,都是反映古代希臘不同時期農耕生活與農業制度的重要著作[8]。 希臘人將農業視為其他技藝之母：只有在其繁榮時,其他技藝才可能興旺([1],頁56)。

古希臘人對栽培植物的興趣顯示了公元前5 至前4 世紀農業領域正在經歷的巨大變化：新型的商業模式促進了城邦周邊小型商用種植園的誕生與繁榮;農業技術因研究興趣的增強而取得了相當規模的進步,并直接表現為農產品產量的大幅提高;施肥、休耕的方法以及作物輪種的形式改進得更為合理;品質更好的農作物得到精心培育與仔細挑選([5], p26)。 到了希臘化早期,隨著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逐步征服東方,希臘人的農業活動也開辟出一個新園地：耕地不僅在地理面積上顯著擴大,其環境類型也更為豐富。 東征顯著促進了農業物種與農耕技術的交流,例如馬其頓人將葡萄栽培技術帶到西亞,又在異鄉收獲全新的農畜產品,生發出不同的栽培環境[9];農業生產也開始由原來的雅典城邦模式逐步向馬其頓帝國模式轉化。 此外,日漸頻繁的貿易、旅行乃至戰爭都不斷刺激著希臘人對于異域植物的好奇心,許多非本土植物在這一時期被引種至希臘。 有關栽培植物起源的探索也不斷考驗著學者們的心智。 公元前5 世紀的哲學家希彭(Hippon of Samos)([10], pp26—27)與希波克拉底醫派作者(Hippocratic authors)[11]均就這一問題提出了新解釋,認為栽培植物“是由野生植物接受人類照料而產生的”;由于此前栽培植物一直被視為眾神的創造與饋贈,這種富有理性且極具革新性的觀點卓有成效地推進了后續的植物研究([5], p25)。

農業活動、經濟模式、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巨大變革以及全新的哲學思想,均有力地促進了公元前4 世紀末的生物研究,并分別從經濟生產與理論解釋兩個層面對之提出新的要求。 這些因素無疑為漫步學派開展植物研究提供了巨大推動力。 在這一背景下,泰奧弗拉斯特對地中海植物世界進行了近乎全面的梳理。 作為亞里士多德的高足與漫步學派第二任領導人,泰奧弗拉斯特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導師的學術體系與教育事業之中,對諸多領域展開了深入研究,同時積極授課,努力擴展辦學規模,真正將亞里士多德建立的漫步學派發揚光大。 泰奧弗拉斯特撰有多達224 本著作,可惜絕大部分已經佚失;幸而其中兩部植物研究著作的主體部分——九卷本的《植物志》(HistoriaPlantarum,后文簡稱“HP”)與六卷本的《植物成因》(DeCausisPlantarum,后文簡稱“CP”)得以存世,成為現存最早的植物研究專著。 書中全面的知識總結與系統的分析論述,標志著泰奧弗拉斯特正式將植物學發展為一門獨立科學,并為后續近18 個世紀的植物研究奠定堅實基礎[12]。瑞典博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 在其《植物學哲學》 (Philosophia Botanica)中將泰奧弗拉斯特尊為“植物學之父”[13],可謂實至名歸。

在漫步學派的自然研究圖景之下,泰奧弗拉斯特確定了探求植物“本性”(φ′υσι?,nature)的研究計劃,并大量收集了公元前4 世紀末至前3 世紀初地中海地區農業、醫藥、商貿、建筑等各領域有關植物的經驗知識。 在HP中,他大致按照“木本植物、灌木、小灌木、草本植物”的順序對500 余種地中海生物①包括植物、菌類、海洋動物等生物類型。進行論述,其中第二、七、八卷分別討論了果樹、蔬菜與糧食作物等栽培植物;他進一步在CP中對植物的生成、生長、繁殖等生理現象進行原因分析,并就農業技藝對植物的影響展開專門研究②相關討論主要集中于CP 第二、三卷。[12]。 兩部著作所記錄的大部分植物為栽培植物([2], p69),泰奧弗拉斯特主要探討了它們在植株形態、種植條件、成熟時間、產區分布等方面的特征,并關注植物作為飼料與獸藥的應用價值。 文本中記錄的農耕技術包括播種、灌溉、施肥、授粉、扦插、采收、枝條修剪養護、病蟲害防治等,從側面展現出希臘化早期獨具特色的歷法、技藝與耕作環境。 可以說,農作物與農業實踐既是泰奧弗拉斯特植物研究最主要的經驗來源,也是其最重視的研究主題之一。 由于極強的實用性,他的存世植物研究著作稱得上是一部詳細的“農業生產指導手冊”,展現出該時期哲學家對社會與民生的關懷,是研究希臘化早期地中海地區農業的重要文獻。

2 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的研究

2.1 糧食作物及其類別劃分

如前所述,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的專門研究集中在HP第八卷;他并未在文中定義何為“糧食作物”(σ?ιτο?, grain),而是直接延續了“劃分植物類別并逐一討論”的研究思路[12]。 泰奧弗拉斯特首先明確糧食作物屬于“栽培草本植物”,并依據外形及生長特征進一步將其分為三類：谷類作物(τ α`σιτω′δη, corn-like plants;后文簡稱“谷類”)、豆類作物(τ α`χεδροπ α′, leguminous plants;后 文 簡 稱“豆 類”)與“夏 季作 物”(τ α`θεριν α′,summer crops);其中夏季作物沒有通用名稱,因一般于夏季成熟而使用季節名稱指代([14], pp142—143)。 綜合第八卷文本與現代植物鑒定研究成果,泰奧弗拉斯特劃分的三種糧食作物類別中分別包含以下植物([14], pp142—147)：

豆類：蠶豆(Viciafaba, bean)、鷹嘴豆(Cicerarietinum, chick-pea)、豌豆(Pisum sativum, pea)、白羽扇豆(Lupinusalbus, lupin)、家山黧豆(Lathyrussativus,lathyros)、兵豆(Vicialens, lentil)、豇豆(Vignaunguiculata, calavance)、扁莢山黧豆(Lathyruscicero,tare)、苦野豌豆(Viciaervilia, vetch/bitter vetch)、山黧豆屬植物Lathyrusochrus等。

夏季作物：黍(Panicummiliaceum, millet)、粟(Setariaitalica, foxtail millet)、芝麻(Sesamumindicum, sesame)、大蒜芥屬植物Sisymbriumpolyceratium(hedge-mustard)、彩苞鼠尾草(Salviaviridis, clary)等。

可以看出,希臘化早期地中海地區的糧食作物主要由多種谷類、豆類與少數油料作物組成,它們與橄欖油和葡萄酒共同構成了大多數地中海居民的基本飲食[15],是人體重要的能量來源。

2.2 主要研究思路與對糧食作物的描述

從內容上看,HP第八卷可大致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關注了糧食作物的動態生長過程以及植株與植物“部分”[16]的特征,基本遵循了“從共性概述到特性分析”的研究與寫作思路,即先陳述每一類作物的總體特征,再比較同類別作物之間的差異;第二部分則側重分析作物的特殊性質以及影響糧食作物生長的各類原因。 在泰奧弗拉斯特看來,糧食作物最明顯的共性特征是：除了極少數可以通過根繁殖外,它們僅通過種子繁殖后代,并大致在昴宿星團下落②即公歷11 月初。與早春兩個時間段內播種([14], pp142—143)。 他隨后細致記錄了多種糧食作物發芽所需的時間,并強調特殊天氣與地理環境的影響([14], pp144—149)。

泰奧弗拉斯特隨后對豆類和谷類的發芽過程與種子的特征進行全面概述。 對于全部谷類來說,“根和芽從種子的兩端分別長出,生長點同種子與穗(στ α`χυ?, ear)的連接處相關,根從下方更結實的地方長出,發芽處靠上”;但“豆類的根和莖從一處長出,即種子與豆莢(λοβó?, pod)的連接處”([14], pp148—149)。 雖然存在以上差異,但谷類和豆類的根“均從與豆莢或與穗連接的地方長出”,并且“根比莖略早生長”([14], pp150—151)。 在對種子的研究中,泰奧弗拉斯特總結到“豆類的種子顯然具有兩個瓣(two halves),根從中間迅速長出;但在谷類中,種子是一個整體(one piece)”([14], pp150—151)。 他關注了糧食作物發芽后的生長情況,指出“大麥和小麥長出一片葉子,豌豆、蠶豆和鷹嘴豆長出多片葉子”,“所有的豆類均長有一根木質化的根,若干細長的側根從上面長出”,“谷類長有許多纖細的根并且相互糾纏”,并專門對“豆類和谷類之間的差別”進行小結([14], pp150—153)。 接著通過對各類糧食作物從生長到開花直至成熟的記錄,泰奧弗拉斯特得出“谷類花期短,豆類花期長”的基本規律,以及“糧食作物整體上能夠迅速成熟”的共性([14], pp152—155)。 在這一部分的研究中,泰奧弗拉斯特主要關注的是谷類和豆類,對夏季作物僅簡述了“開花后約40 天成熟”([14], pp154—155)的特征。

在描述葉、莖、花、果實四大植物部分的特征([14], pp158—165)時,泰奧弗拉斯特論及了三類糧食作物。 相關文本清晰地顯示出他對每一類糧食作物的總結,以及對具體植物的觀察：

護理前，對照組空腹及餐后2 h血糖指標分別為（8.37±1.35）mmol/L 和（11.65±1.51）mmol/L，研究組各項分別為（8.49±1.32）mmol/L 和（12.04±1.67）mmol/L。 兩組患者血糖水平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經護理后，兩組患者各項血糖指標均有顯著改善，但研究組患者改善情況（5.98±0.64）mmol/L、（7.42±1.25）mmol/L 均明顯優于對照組（7.81±1.45）mmol/L、（10.26±1.23）mmol/L。（t=7.117 4、9.982 9；P＝0.000 0）。

“谷類長‘蘆葦葉狀’的葉片;而豆類中一些長圓形葉片,如蠶豆和其他大多數豆類,另一些長橢圓形葉片,像豌豆、家山黧豆、Lathyrusochrus及類似植物。 一些(作物)長有纖維狀葉片,其他(作物)的葉片沒有脈管和纖維。 再次強調芝麻和Sisymbriumpolyceratium的葉片與它們的非常不同。

“再一次,谷類的莖中空而有節,豆類的(莖)更加木質化,其中鷹嘴豆的莖木質化程度最高;夏季作物如黍和粟的莖類似蘆葦,芝麻和Sisymbriumpolyceratium的更像大阿魏(Ferulacommunis)。 再次重申,一些(作物)具直立莖,如小麥、大麥,以及一般的谷類和夏季作物;一些長有更為彎曲的莖,如鷹嘴豆、苦野豌豆、兵豆;一些具匍匐莖如Lathyrusochrus、豌豆、家山黧豆;如果在豇豆旁放置長木棍使其攀援可以多產,否則呈現病態且易得銹病……

“花同樣在特征與位置上表現出差異。 即一些(花)呈‘絨毛狀’,如谷類以及任何長‘穗’的植物;另一些呈‘葉片狀’,如豆類,并且大多數情況下花不規則;多數(豆類)有這樣的花。 黍和粟的花也呈‘絨毛狀’,芝麻和Sisymbriumpolyceratium的花為‘葉片狀’。 另一處差異是一些花圍繞果實,例如谷類和黍的花圍繞著穗;而豆類作物的果實似乎來自花本身,或至少源于同一個‘生長原點’( ’αρχ′η, starting-point)。另一處差異是一些(作物)一次性開完所有花,另一些則連續開花。 以及還有一些與之相似的差異。

“同樣地,果實具有一些差異:一些有‘穗’,豆類有豆莢,類似黍的作物長著‘羽毛狀’(果實)——這個名稱用于指稱長花序的植物,如蘆葦。 再次重申,一般來說,一些作物的種子長在腔體( ’αγγε?ιον, capsule)中,一些長在豆莢里,一些裸露;更進一步,一些在頂部結果,一些在側邊;還有與本研究有關的其他差異。

“總體上,豆類結果數量更多產量更大,夏季作物中黍和芝麻的產量甚至比它們還多,而在豆類當中兵豆是最豐產的。 一般而言,那些種子細小的(作物)更多產,……谷類的種子能經受冬季以及一般氣候條件而更強壯,在提供食物方面豆類則更有益?！?/p>

泰奧弗拉斯特在此使用列舉、類比等方式明確了不同糧食作物在植物部分上的基本特征,這些研究方法在其文本中較為常見。 他對每一類糧食作物的具體表征也進行了小結,如對豆類葉與莖的分別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泰奧弗拉斯特進一步細分夏季作物,并分別記錄了“黍和粟的莖類似蘆葦,花呈絨毛狀”,以及“芝麻和Sisymbriumpolyceratium的莖像大阿魏,花呈葉片狀”的特征。 這一文段說明泰奧弗拉斯特本人清楚地認識到夏季作物在形態與植物部分上的復雜性：黍和粟具有谷類的特征,芝麻等具有豆類的特征。 結合“黍和芝麻的產量高”的敘述,可以推測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的分類優先考慮果實/種子的產量與果穗的外形。 為此他不惜改變既定的類別劃分原則順序①泰奧弗拉斯特將植物在形態與植物部分上的差異視為類別劃分的首要原則。 見參考文獻[10]第2—3 頁。,暫時犧牲植株形態與莖、葉等植物部分上的相似表征,將它們作為較為次要的分類依據。

豆類和谷類的特征被泰奧弗拉斯特適度地運用于其他植物的研究上。 例如他在描述豆科木本植物阿拉伯金合歡(Acaciaarabica)時,指出這種植物的果實“就像豆類的果實一樣長在豆莢中”([10], pp298—299);他用蘆葦部分特征類比谷類莖與葉的做法,既表現出谷類在形態特征上的統一性,也顯示不同類別植物之間的相似之處。 這種將糧食作物特征與其他植物特征相聯系的描述方法,表現出一定的理論化傾向。 泰奧弗拉斯特還記錄了一些糧食作物的特有現象：例如他觀察到豌豆具有使土壤“恢復生氣”的特性——它能在板結的土地中生長、結果,并使之重新變得肥沃([14], pp182—185),即豆科植物的固氮作用;他記錄了一些豆類花序由下至上的開花順序,這與植物形態學中“無限花序”(indeterminate)[17]的基本特征一致。 他描述了若干谷類“退化”成雜草的現象([14],pp192—197),顯示出作物與雜草之間明確的概念性區分。 泰奧弗拉斯特甚至廣泛收集了異域糧食作物的信息,例如他對產于印度的稻(Oryzasativa, rice)及其種植條件與食用方法進行了記錄([10], pp318—319)。 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稻在中國長江中下游地區得到馴化[18],并于希臘化至羅馬時期傳入地中海地區,而后又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得以在當地糧食作物中占據一席之地[19],這與泰奧弗拉斯特的文本記錄也是基本吻合的。

3 糧食作物的特征描述與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區分

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尤其是谷類與豆類進行了細致的觀察與精準的描述,兼顧了作物在植株整體與植物部分上的特征,及其生長過程中的動態變化。 誠如引言中所述,許多現代植物學家與科學史家均對這一研究的理論成就予以高度評價。 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的研究與植物分類學中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區分之間究竟存在哪些不同,已有觀點是否得到了文本與史料的支持,是本節嘗試回應的兩大問題。

3.1 單/雙子葉植物的生物學定義及其概念嬗變

“單/雙子葉植物”是植物分類學與植物系統學(plant systematics)中重要的植物類群概念。 被稱為“子葉”(cotyledons)的暫時性葉性器官,是種子植物胚的組成部分;由于其數目在被子植物(angiosperms)②也因具有真正的花被稱為有花植物(flowering plant)。中相當穩定,在分類系統中,大多數被子植物被分為具有單個頂生子葉的單子葉植物以及具有一對側生子葉的雙子葉植物([20], p180)。 這對術語與植物分類學的發展聯系密切：15 世紀以降,隨著航?；顒拥呐d起,不斷獲得的海量新植物促使植物研究基本致力于植物分類學的發展,植物分類開始成為研究重點。 植物分類學史上一般認為英國博物學家雷(John Ray,1627—1705)首先建立了基于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動植物分類系統,并因認識到胚中存在一個或兩個子葉而提出“單子葉植物”與“雙子葉植物”的劃分([20], p50;[21—24])。 他顯然認同,只有廣泛收集材料,在掌握生理學和解剖學等各方面信息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認識植物的特征,建立一套合乎自然的分類系統;他也明確表示,自己的分類系統主張以植物繁殖器官作為劃分屬種的主要依據,并重點考察種子子葉的形態差異([25],頁196、203)。 1669 至1674 年間,雷在向皇家學會提交的實驗報告“論植物的種子”中指出了雙子葉植物與單子葉植物之間的區別([25],頁203)。 在1682 年出版的《植物學新方法》(MethodPlantarumNova)中,他對植物種子的單/雙子葉特征進行形態學說明[26],隨后在1703 年推出的第二版[又名《植物分類新法增補》 (MethodusPlantarumEmendataetAucta)] 中正式對“有花植物”(florifera)提出普適性的單/雙子葉植物基本二分方法[27]。

子葉數目隨后被法國植物學家裕蘇(Antoine-Laurent de Jussieu,1748—1836)確定為劃分植物類別的主要性狀;但由于研究條件的限制,無子葉的隱花植物被其列為有花植物下的一個綱。 英國植物學家邊沁(George Bentham,1800—1884)和虎克(Joseph Hooker,1817—1911)在1862—1883 年間出版的《植物屬志》(GeneraPlantarum)中,正式將被子植物劃分成單子葉植物和雙子葉植物兩大類群。 此后百余年中,許多植物分類學工作者根據各自的系統發育理論提出了多種被子植物系統,如恩格勒系統(1892)、哈欽森系統(1926,1934)、塔赫他間系統(1942)、克朗奎斯特系統(1958)等,“單/雙子葉植物”成為植物分類學與植物系統學中固定的植物類群概念([28],頁385—386)。 近數十年來,在大量植物比較形態學、化學分類學、古植物學、分支系統學和分子系統學等研究成果的影響下,被子植物分類系統已經發生一些明顯的改變,例如吳征鎰(1916—2013)提出的被子植物八綱系統(1998)、賈德(Walters Judd)提出的四類群劃分(1999)等都對傳統單/雙子葉植物類群劃分方式提出挑戰;經典植物分類學中的“單/雙子葉植物”區分似乎正在逐漸消失([28],頁386—387;[29])。 但這一劃分方式至今仍得到高頻使用,在植物分類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3.2 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特征的描述與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區分

在被子植物分類系統中,形態學特征是主要的分類標準;其中花、果的形態特征最為重要,根、莖、葉及其附屬物也常作為分類標準。 此外,植物解剖學方面的特征如木材構造、脈序、花粉形態等也常用作輔助性分類標準([28],頁253)。 這種依據植物器官的基本區別劃分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方法,與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的分類,特別是對谷類與豆類的比較非常相似。 以表格形式對比泰奧弗拉斯特對谷類與豆類的觀察記錄,以及經典植物分類學對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區分,可以更加直觀地顯示兩種研究的異同(表1)：

表1 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特征的描述與單/雙子葉植物的區分對比

上表清晰地顯示出,泰奧弗拉斯特對谷/豆類特征的記錄與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比較均圍繞植物的葉、根、莖、花與種子進行。 相比而言,泰奧弗拉斯特更加關注植物部分的動態生長過程,總結了從播種到收獲的全過程中作物不同階段的表征,是一個建立在大量觀察經驗之上的長周期研究。 而植物分類學對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區分則更加依賴解剖與顯微技術,將若干器官在顯微結構上的差異作為較重要的分類標準。 除此之外,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的特征描述與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區分還存在以下不同：

首先,兩項研究在研究對象與分類原則上均顯示出較大差異,相關術語也不能直接對應。 泰奧弗拉斯特的研究是為了明確地中海常見糧食作物(尤其是谷類和豆類)的特征并討論其本性,更加重視作物在結果能力與果實形態特征上的相似性,而非依據“子葉的數目”對已知被子植物進行分類;用于描述種子結構的術語也顯然不能直接對應“子葉”的概念——憑借希臘化早期的研究條件,他無法獲得“子葉”的生物學定義并將之作為植物類別劃分的主要依據。 若以對種子結構的分析為標準,泰奧弗拉斯特的研究甚至并未包括全部糧食作物：他僅對夏季作物的種子作“細小且高產”的描述,并未進行結構研究。此外,泰奧弗拉斯特所總結的谷類和豆類特征,實際上分別更接近禾本科植物與豆科植物的表征：例如穗與豆莢分別是禾本科與豆科植物特有果實形式,“絨毛狀”與“不規則葉片狀”準確描述了花的特征。 但以上性狀顯然無法對應所有的單/雙子葉植物,因此兩項研究的研究對象并不能較好地匹配。

其次,在分類目的上,兩項研究也各有側重。 泰奧弗拉斯特的研究更重視糧食作物的產量、品質等經濟價值上的區別,他對夏季作物的專門研究可更為清晰地體現這一研究目的。 泰奧弗拉斯特對夏季作物的細分與論述,表明他意識到依據果實特征的分類將增加后續研究的難度,但他不惜放棄植株形態與其他植物部分上的相似性,堅持將糧食作物分為三類;由此可以推測,泰奧弗拉斯特將果實的特征作為糧食作物類別劃分的首要依據,糧食作物的經濟價值也隨之成為最重要的考察指標。 他在后續研究中專門比較了不同產區、品種的大小麥在產量與可食性上的差別([14], pp164—177),進一步提示他對糧食作物的分類與近現代全面發展植物分類學、建立植物分類體系的研究目的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事實上直至16 世紀末,經濟價值依舊作為植物分類的一個重要參考標準,例如英國草藥學家杰拉德(John Gerarde,1545—1642)于1597 年出版的著作《植物的總體研究》(GenerallHistorieofPlantes)即體現了這一特征。

最后,在研究條件和手段上,兩項研究也具有明顯差別。 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劃分需要參考大量植物器官的解剖學與顯微學特征,而希臘化早期的自然研究條件與精度完全無法滿足相關要求。 此外,泰奧弗拉斯特關注農業作物在生長過程中的動態變化,他與其他古代研究者一樣,主要通過“個人實踐技藝、口傳信息與文本記錄”三大途徑獲取研究資料[30]并加以分析總結,從而完成這一長期研究。

鑒于研究方法、對象、目的以及技術手段等方面的差異,不宜直接對比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的研究與植物分類學中單/雙子葉植物類群劃分,更不應將后者作為評價前者的學術標準——即使在植物分類學中,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特征同樣存在交叉([28],頁254),其概念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 無論根據現代植物學的定義還是從植物學史的角度分析,“泰奧弗拉斯特觀察到了單/雙子葉植物在莖、葉以及種子萌發狀態的基本區別”及類似表述均不甚嚴謹;至于“泰奧弗拉斯特能夠區分單/雙子葉植物”的觀點更無法成立。 通過文本分析,將17 世紀末作為植物分類學的發端,將雷視為首位提出“單/雙子葉植物類別劃分”的研究者,是較為合適的。 但必須承認,泰奧弗拉斯特對谷類與豆類特征的精準總結,為植物分類學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驗基礎。 他對糧食作物的整體研究則描繪了更為廣闊的希臘化早期農業圖景,呈現出遠比植物分類豐富的內容。

綜上所述,對泰奧弗拉斯特糧食作物研究的評價可作如下表述：“通過收集與總結農業實踐的經驗,泰奧弗拉斯特對希臘化早期地中海常見糧食作物進行了細致研究,主要依據結果能力與果實/種子的特征將它們分為‘谷類’‘豆類’和‘夏季作物’三類。 他對谷類、豆類特征的概述分別與禾本科、豆科植物的特征高度吻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植物分類學中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基本區別。 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的研究與類別劃分,為后世特別是文藝復興以降的博物學家建立、發展植物分類系統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與研究靈感?！?/p>

4 結語

公元前4 世紀的希臘農業正經歷著巨大變革,這種變革與其他因素共同促進了植物學的發展。 在泰奧弗拉斯特的植物研究中,農業實踐既是最重要的知識與信息來源,也是其核心研究主題之一。 他對地中海農作物的生長特性、栽培技術、區域分布、病蟲害防治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其存世植物研究專著也是極具實用性的“農業生產指導手冊”,是古希臘農業書寫傳統中的關鍵文獻之一。

在對糧食作物的研究中,泰奧弗拉斯特羅列了地中海地區常見的作物種類,并主要根據果實的特征將其分為“谷類作物”“豆類作物”與“夏季作物”;既研究了它們在形態與植物部分上的特征,也關注了它們在生長過程中的動態變化,并對若干特殊現象加以分析。 他對谷類和豆類的研究是現代學者予以高度評價的經典案例,文本中精準的描述與區分恰恰得益于對大量農業實踐經驗的收集與整理。 文本分析較為明確地反映出古今植物研究在方法、對象、目的以及技術手段上的諸多差異,故不宜將兩者進行直接對比,部分學術評價也需要修正;但不能否認,泰奧弗拉斯特對糧食作物全面、準確、嚴謹的研究為單/雙子葉植物類群的劃分,以及植物分類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基礎與研究靈感。

泰奧弗拉斯特通過農業實踐總結出許多重要結論,不僅卓有成效地推進了對植物乃至自然的研究,同樣對農業生產活動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充分體現了農業與自然哲學的相互促進。 因此,他的植物研究文本也是當今學界研究希臘化早期地中海農業的重要史料,其內容有利于新觀點的提出。 例如有學者認為,長久以來將谷類、葡萄、橄欖視為地中海三大經濟作物的主流觀點需要修正,一直被忽視的豆類也應被視為地中海農業的標準作物之一[31];泰奧弗拉斯特對豆類作物的劃分與研究能夠較好地支持這一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