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方言詞匯的翻譯美學探究
--以葛浩文譯作《紅高粱》為例

于艷青

(濟寧學院 外國語學院,山東 曲阜 273155)

引言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化,山東方言作為中國本土文化的重要載體,成為山東文化研究的重要對象,被視為“最好的文化傳播與推廣方式之一”[1]49。然而,方言研究尤其是方言翻譯研究一直處于邊緣化狀態。Lee[2]347-362和Martinez[3]167-182認為,研究者偏重于研究 “權威語言”而非地方語言。在“方言即粗俗”的刻板印象影響下,更是忽略了方言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內涵[4]52-87?！爸袊膶W要想在世界范圍內得到閱讀、理解與接受,翻譯是不可逾越的必然途徑”[5]7。因此,打破主流語言與方言之間研究的不平衡,積極傳播山東本土方言文化,深度挖掘山東方言詞匯內在的審美價值和特定文化內涵,是本研究的重要目標和主要內容。

《紅高粱》作為山東地方特色文學作品,為讀者呈現了大量山東方言詞匯和地方文化風俗,在“中國文化走出去”和“講好中國故事”的文化戰略大背景下,如何將山東優秀民俗文化傳播出去,有效翻譯成為重要的傳播手段。因此,翻譯策略的有效運用成為聯結中西方文化的重要橋梁。傳統的歸化和異化翻譯策略是以目標語讀者的接受能力作為參照,沒有將原文的審美價值在譯文中的再現作為翻譯對等的考量標準之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的重要傳播介質,語言層面的對等不能全面有效傳遞原文的深層內涵,忠實原文是翻譯所遵循的重要原則,但譯文在體現“信”和“達”的同時,還要考慮“雅”,即原文審美價值的傳遞和譯者的審美共情?！都t高粱》作為山東方言的典型代表,其翻譯研究對山東本土文化的傳承與傳播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鑒于此,本研究以葛浩文的《紅高粱》譯本為載體,通過分析譯文中所采用的歸化異化等翻譯策略,重新審視及評價其譯本是否能夠再現原文的文化特色和美學價值;同時,將翻譯審美調節策略融入到傳統翻譯策略中,使譯文最大程度上還原和再現原文的審美價值,有利于拓展翻譯研究的理論框架,為翻譯研究提供理論借鑒,以達到翻譯效果最大化。

一、《紅高粱》山東方言翻譯研究綜述

莫言作品《紅高粱》作為山東本土方言的重要載體,是方言研究的重要語料來源。近年來,《紅高粱》山東方言研究注重從多維度、多角度展開,研究范圍也多涉及語言和本土文化研究。不同學者立足于不同的理論視角,從翻譯策略選擇、譯者行為批評和譯者主體性等方面對《紅高粱》山東方言詞匯翻譯進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山東方言詞匯翻譯研究的理論視角。何麗、王筱依(2015年)[6]106-109運用霍恩比“綜合法”理論對《紅高粱》的山東高密方言從語言和文化兩個維度進行了綜合分析,指出翻譯的文化缺失現象。沈菲、頓祖純(2016年)[7]73-77運用改寫理論探討譯者如何再現《紅高粱》原作的鄉土文化。曾芳園(2017年)[8]以生態翻譯理論為指導,從譯者主體適應性選擇方面對《紅高粱》方言翻譯進行了探討。樊悅(2021年)[9]33-34運用語境維度論,從交際、語用和符號三個維度對《紅高粱》方言詞匯翻譯進行了分析探討。以上學者的山東方言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討特定理論指導下社會文化對方言翻譯的影響。

第二個方面,山東方言詞匯翻譯策略研究。Gibello &Lesch(2017年)[10]67-109對《紅高粱》方言翻譯進行了描述性研究,同時結合大量具體實例探討了翻譯策略的選擇和翻譯規范的創立,指出社會語境是翻譯策略選擇最重要的影響因素。許亞男(2018年)[11]15-16結合具體翻譯實例,從目的論的視角分析了《紅高粱》方言詞匯翻譯策略和方法的選擇。陳璐(2022年)[12]359-365結合概念整合理論分析了主題隱喻的動態建構機制,揭示了《紅高粱》方言翻譯的四種隱喻策略。王筱(2023年)[13]154-156從認知翻譯的角度對《紅高粱》山東方言詞匯多重互動翻譯策略進行了探討。以上研究表明,山東詞匯翻譯策略研究多依托不同的研究視角,對比不同的翻譯策略對翻譯效果達成的影響。

第三個方面,山東方言詞匯的譯者行為批評和譯者主體性研究。譯者作為方言翻譯的主要參與者和文化傳遞者,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在跨文化翻譯傳播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許多學者從譯者及其所采取的翻譯策略角度對《紅高粱》山東方言進行了深入研究。佘月月(2022年)[14]76-83基于譯者行為批評理論對《紅高粱》英譯中的譯者行為度進行了對比分析。羅娟、劉潔(2023年)[15]8-11從譯者主體性的角度分析對比原作和譯作,探討翻譯策略的選擇及其對翻譯效果的影響。

綜上所述,《紅高粱》山東方言翻譯的研究呈現出不同的研究視角,但從美學翻譯角度進行的研究相對較少,知網僅有兩篇相關文獻。李光明(2017年)[16]雖從美學翻譯角度對《紅高粱》譯本進行了審美再現研究,但其研究涉及詞匯、語篇和文化三個層面,研究范圍過于寬泛,并且沒有進行方言詞匯美學翻譯研究。池新潔(2019年)[17]從接受美學的視角對《紅高粱》翻譯策略進行了探討,其觀點主要體現為翻譯策略的選擇應以讀者的接受力為核心,并沒有體現出審美翻譯策略及翻譯主客體的互動關系?？傊?從現有研究來看,方言美學翻譯研究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受到“方言即粗俗”等刻板印象的影響,對方言詞匯的翻譯美學研究,尤其是對莫言[18]及葛浩文[19]的《紅高粱》譯作的翻譯美學研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借助翻譯美學理論研究方言之美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翻譯美學理論及其核心概念

翻譯美學是翻譯學和美學的跨學科研究?？档?Kant)[20]于1790年在其著作《判斷力批判》(CritiqueofJudgment)中,建立了一套復雜而系統的美學理論,提出了美的定義、審美判斷和審美經驗。Shirley Chew 和Alistair Stead[21]探討了翻譯美學的概念及其對不同文化的影響。21世紀以來,翻譯美學受到廣泛關注,毛榮貴[22]、傅仲選[23]和劉宓慶[24]等分別在其翻譯美學作品中闡述了審美觀念、審美經驗、審美價值對翻譯的影響,同時探討了翻譯過程中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的互動。傅仲選[23]在我國首部翻譯美學專著《實用翻譯美學》中解釋了翻譯的審美主客體及審美再現等問題,為我國翻譯美學理論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劉宓慶[24]在其翻譯專著《翻譯美學導論》中構建了科學系統的翻譯美學理論框架,探討了審美主客體的概念及審美調節策略,呈現了翻譯美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運作機制,為翻譯實踐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

方夢之在《譯學辭典》中將翻譯美學表述為“用美學的觀點指導翻譯,在翻譯中揭示美,創造美”“翻譯美學研究的是如何把美學理論應用到翻譯活動中,從美學角度解決語際轉換的問題”[25]296。劉宓慶認為,“翻譯美學是用美學的基本理論和結構框架來闡釋翻譯的機制和功能,作為審美主體的譯者應具備審美意識、審美能力、審美經驗和審美再現手段等,才能將原文的美翻譯出來”[24]17。

(一)翻譯美學審美主客體及其概念

1. 翻譯美學之審美主體

翻譯美學中的審美主體是指“對審美客體進行審美活動的人,翻譯的審美主體就是翻譯者,審美主體的審美態度涉及翻譯觀問題而其任務必須是雙重的:對原文的理解和鑒賞以及對原文的審美信息的再現或創造”[24]168。同時,劉宓慶還提出了審美主體的多重制約性:“審美主體受制于原文的可譯性限度、雙語的文化差異、藝術鑒賞的時空差以及翻譯者的主觀能動性”[24]169-173。同理,在山東方言翻譯過程中,作者莫言和譯者葛浩文同屬于審美主體,作為譯者的葛浩文在美學翻譯過程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其中包括山東本土語言的可譯性、山東與西方國家的文化差異、山東與西方國家在地理位置上的差異、故事發生的年代與翻譯時間之間的差異等。更為重要的是,作為譯者的葛浩文是否與作者莫言及讀者具有審美共情,即共通的審美情感、審美經驗以及審美感受力,這關系到能否更加準確地將審美價值及文化特色傳遞給譯文讀者,提高譯文讀者的接受度。

2.翻譯美學之審美客體

翻譯美學中的審美客體(Aesthetic Object)是指“譯者所要翻譯加工的原文具有審美價值(Aesthetic Value),因而能滿足人的某種審美需要的審美客體,而翻譯是以雙語作為客體的審美行為”[24]88?！都t高粱》中的方言翻譯是以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呈現的,因此,《紅高粱》中山東方言的翻譯美學屬于文學翻譯美學的范疇,涉及源語文本(Source Text) 和目標語文本(Target Text) 兩個審美客體。首先,源語文本應該具有審美價值,能夠引起審美主體的審美共情,目標語文本作為重要的審美客體之一,起到了傳遞源語文本審美價值和文化特色的重要作用。其次,作為目標語文本的審美客體具有“依附于源語文本的審美構成,對應于源語文本的審美效果,容許審美主體感應的靈活性以及容許歷史發展對其審美價值產生可變性”[24]89等審美屬性,由此得出,審美主客體之間不是相互獨立的個體,缺少任何一方,翻譯過程都不能順利進行,審美價值也不能實現?？偠灾?審美主客體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二者之間的有序互動使得翻譯過程及其審美價值在目標語文本中得以順利再現。

(二)翻譯美學審美主客體及其相互關系

上文對翻譯美學中的審美主體和客體進行了概念界定和屬性探討,得出審美主客體在文學翻譯過程中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互動的關系。根據屠國元和張孝紅[26]97-101對葛浩文《紅高粱》譯本中翻譯主體審美關系論的闡釋(如圖1所示),將審美主客體分為兩層:第一層為審美主體層,包括作者、譯者、譯文讀者等具有主觀能動性和變化性的審美主體;第二層為審美客體層,包括原文、譯文和客觀世界等依附于審美主體的審美客體。這清晰呈現了翻譯過程中主客體的具體內容和相互關系,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劉宓慶關于翻譯美學主客體的研究。

圖1 翻譯美學審美主客體關系

三、《紅高粱》中山東方言詞匯的翻譯審美調節策略應用

作為一部魔幻現實主義作品,《紅高粱》故事發生在1920年至1930年間,處于抗日戰爭的特殊時期。整部作品體現了作者莫言對生活在高密東北鄉以余占鰲和九兒為代表的這一特殊農民群體所具有的不折不撓、追求自由的抗爭精神的贊美[18]。為表現和凸顯不同的人物性格和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莫言使用了大量山東方言詞匯,極大程度上還原了山東獨有的地方文化特色和美學元素。如何在翻譯文本中再現源文本的本土文化特色和審美價值,如何最大程度提升目標語讀者的審美共情,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標。葛浩文是著名的漢學家和翻譯家,曾經翻譯了大量以莫言作品和蕭紅作品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雖然其譯作被目標語受眾所廣泛接受,但也因譯作中存在“創造性”翻譯尤其是大量刪減處理受到詬病。本研究以葛浩文的《紅高粱》譯本[19]為對象,通過分析其所采用的異化歸化翻譯策略及翻譯審美調節策略,重新審視其譯本是否能夠再現源文本的審美風格和美學價值,并就其中不能夠重現源文本作者審美意圖的翻譯給與重新考量和評判,從而提出較為恰當的翻譯建議,為《紅高粱》譯本的翻譯美學研究提供有效改進建議,為進一步優化翻譯美學理論研究提供借鑒。

(一)翻譯審美調節策略在《紅高粱》山東方言詞匯歸化翻譯中的應用

歸化和異化的翻譯策略是Venuti[27]在其著作《譯者的隱身》中首次提出的兩個翻譯領域的概念。根據Venuti[27]20的解釋,歸化翻譯策略指的是“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采取目標語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這就是翻譯過程中所采取的“讀者友好型”翻譯,追求的是以讀者文化為歸宿的翻譯策略,因此,處于審美主體層的譯者更趨向于以譯文讀者的審美文化和習慣為依據進行翻譯。本文選取葛浩文《紅高粱》譯本中的翻譯具體實例,結合劉宓慶[24]的審美調節策略,分析評價翻譯審美調節策略在《紅高粱》山東方言詞匯歸化翻譯中的應用。

原文:“司令,我掛彩啦!我掛彩啦,我掛彩啦?！盵18]10

譯文:“Commander,I’mwounded! I’m wounded!”[19]11

從古至今,中國文化中對表達“傷害”“災難”“死亡”等一系列有關損失的名詞比較避諱,通常采取委婉語等方式表達此類詞匯的意思。原文中“掛彩”的使用既符合委婉語對表示傷害詞匯的規避,同時也符合審美趨向?！皰觳省北疽馐恰芭麙觳示I”,后又指“在戰場上光榮負傷”,此處運用轉喻修辭手法,將彩綢的紅色轉而指代血液的紅色,完美規避了當地村民對流血的恐懼,反而成為一種光榮的象征,從而傳遞了村民們積極樂觀、樸實無華、奮力抗爭和不怕犧牲的美好精神。譯文中使用“wounded”一詞來表達“掛彩”,雖然意義上實現了對等,但從審美層面來看,略顯普通和平淡,沒有將原作者的審美體驗和審美感受通過審美移情等手段傳遞給目標語讀者。此處譯者采取的是歸化翻譯策略,完全按照讀者的文化背景和習慣將其直譯為“受傷”,使目標語讀者比較易于接受其含義,但是,從審美層面來看,譯者的翻譯并沒有通過修辭手段的運用和視覺呈現、審美移情等審美調節策略將原文詞匯的審美價值投射到譯文中,沒有實現對原文的審美再現。

原文:后來,他臉上又漾出笑容,說:“任副官,當眾打他五十馬鞭,給玲子家二十塊大洋,怎么樣?”[18]58

譯文:Finally,he smiled and said,“Adjutant Ren,what do you say we give him fifty lashes in front of the men and compensate Lingzi’s family withtwenty silver dollars?”[19]58

“大洋”是“銀元”的地方方言和俗稱,來源于以“銀本位制”為主要貨幣形式的歐洲,后成為中國清朝尤其是民國時期主要流通貨幣,和現在人民幣或美元等概念所指并不相同。此處將其翻譯為“silver dollar”,采取的是歸化翻譯策略,符合目標語讀者所處的社會經濟文化。然而,此處翻譯并沒有將中國歷史文化淵源呈現在譯文中,也沒有將地方風俗文化獨有的審美特色加以再現,體現的僅僅是作為審美主體的譯者與作為審美客體的譯文之間的互動,忽視了作為另一審美主體的原文作者的審美經驗,使得民國“銀元”和“美元”的區別不能在譯文中得以體現,因此導致翻譯偏差,造成方言審美文化的缺失。

(二)翻譯審美調節策略在《紅高粱》山東方言詞匯異化翻譯中的應用

異化翻譯策略是指“譯者盡可能不去打擾作者,讓讀者向作者靠攏”[27],譯本中應盡量保留源文本中的文化特征和地方特色,以便能更好地幫助目標語讀者了解源文本當中的風俗文化等[27]。異化翻譯策略是翻譯中最為常見的翻譯策略,基于方言擁有極為濃厚的地域本土文化特色,如何最大程度地保留其本土方言特色及審美價值成為翻譯學者們需要探討的重要內容。Venuti[27]20指出,“在盲目自大地使用單語、并把歸化翻譯法作為標準的文化社會(例如英美社會)中,應提倡異化翻譯法”。以下為葛浩文《紅高粱》譯本中的異化翻譯具體實例分析:

原文:馬店鎮屬膠縣西北鄉,與高密東北鄉接壤,離膠高大隊的營盤有三十里路。[18]344

譯文:Ma Family Hamlet was in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Jiao County,bordering onNortheast Gaomi Township,aboutthirty lifrom the Jiao-Gao regiment headquarters.[19]359

“高密東北鄉”是莫言文學作品中的地名,文中出現多達82處,體現了作者對家鄉深沉的眷戀。根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10版)的釋義,“township”對應的漢語意為“鎮區(縣以下一級的地方政府)”,大體相當于我國行政區域劃分中的“鄉鎮”。此處的譯文“Northeast Gaomi Township”采取了異化策略中的直譯法(Literal Translation),保留了原文的鄉土本色和審美風格。與此同時,“三十里路”采取了音譯法 (Transliteration),直接譯為“thirty li”。譯者葛浩文此處沒有將“里”簡單等同于“mile”,原因在于這兩個距離測量單位在中西文化中具有截然不同的含義。在西方文化中,“mile”指的是“英里”(等于1609米);而在中國文化里,中國古代由于沒有丈量工具,所以用“腳步”來丈量距離,約三百步為一里,一直沿用至今,體現出古人善用自身解決日常問題的智慧和獨具中國特色的鄉土文化,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審美價值和理念。

原文:“我奶奶挑著一擔拤餅,王文義妻子挑著一擔綠豆湯,輕松地望見了墨水河中凄慘的大石橋?！盵18]68

譯文:Grandma with her baskets offistcakesand Wang Wenyi’s wife with her pails of mungbean soup gazed at the miserable stone bridge across the Black Water River,feeling very much at ease.[19]67

“拤餅”作為山東高密本地特色美食,指的是把面糊攤在鏊子上烙制而成的薄煎餅,大體相當于英語當中的“pancake”。葛浩文將其譯為“fistcake”,是根據“拤餅”的形狀創造了新詞,屬于異化翻譯里面的創譯(recreation)。此處若采取異化翻譯策略,將其直譯為“pancake”,則略顯平淡,體現不出當地本土文化及其審美特色。高密當地“拤”字來源于吃餅時的動作,由于薄餅過于酥脆,需要用手拤住才能吃到嘴里,故稱“拤餅”,這也成為譯文“fist”的由來。因此,譯文使得高密本地美食文化及淳樸的風俗民情得以體現,提升了目標語讀者的審美體驗和審美共情。

(三)審美主客體在《紅高粱》山東方言詞匯翻譯中的互動及審美再現

根據屠國元和張孝紅[26]97-101對葛浩文《紅高粱》譯本中翻譯主客體審美關系論的闡釋,包括作者、譯者、譯文讀者在內的審美主體層和包括客觀世界、原文、譯文在內的審美客體層存在多元互動關系。翻譯并不是簡單的語言層面的轉換,而是一個復雜和創造性的過程,同時受到審美主體層和審美客體層的影響。在《紅高粱》的翻譯過程中,處于審美客體層的客觀世界對詞匯翻譯的對等性產生影響,其中客觀世界包括審美主體所處的社會環境、歷史背景、社會風俗、政治制度、民俗文化等,全方位影響包括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在內的審美主體層的理解和審美價值傳遞。

原文:“別急,心急喝不了熱黏粥?！盵18]5

譯文:“Take it easy,greedy eaters never get the hotgruel. ”[19]8

“黏粥”一詞是典型的山東方言,是山東特有的一種食物,山東人稱類似于“拤餅”的食物為“吃頭兒”,稱類似于“黏粥”的食物為“喝頭兒”,源自于獨特的山東飲食習慣,體現了山東村民們樸實無華的生活日常?！梆ぶ唷笔且环N用玉米面或高粱面熬制成的粥,因食物本身粘稠的特性,被稱之為“黏粥”,而譯文中的“gruel”,根據《牛津英漢雙解大辭典》第434頁的英文釋義為“ a liquid food of oatmeal etc. boiled in milk or water”(其后的中文釋義為“稀粥,以燕麥等和水或牛奶煮成”)?！癵ruel”這個詞源自于中世紀英語,顯然,原文中的“黏粥”和譯文中的“gruel”并不是指的同一種食物。這里采取的歸化翻譯策略雖比較迎合目標語讀者的理解,但同時勢必造成目標語讀者誤解原文中的“黏粥”的真正含義,不利于原文中作者審美經驗和審美價值的傳遞,也不能準確傳遞作者莫言對高密東北鄉鄉村生活的懷念和思鄉之情,無法在作者和譯文讀者之間產生審美共情和審美再現。

由此可見,葛浩文在方言翻譯過程中多考慮的是語言文字層面的對等,采取的策略也多從歸化異化的角度出發,而往往忽視了原作中所呈現的“道德美”和“人格美”的再現。此外,作為審美客體的客觀世界起到關鍵作用,其中包括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如風土人情、風俗習慣、政治環境、社會規約等,這些審美主體所處的人文環境也可以稱之為“地方文化”。所有文學作品都是以特定的人文社會環境為背景創造出來的,呈現一定的歷史和地方特征,同一文化背景但不同歷史時期的讀者有時也會出現理解偏差。把文學作品置于中西方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這種理解偏差將會被放大。因此,譯者起到了極其關鍵的文化傳播的作用。如何向目標語讀者更好地展現山東地方文化、盡量降低理解偏差、提高翻譯質量、準確傳遞原文作者的審美價值,對傳統的“譯者中心”論提出了挑戰,而審美主體層和客體層的有效多元互動的翻譯美學理論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鑒。

結語

傳統翻譯視域下,譯文在風格和文化等方面受限于原文的框架,而翻譯美學拓展了文學翻譯的藝術性和創造性,使得原文美學信息通過特定的審美調節策略得以再現,體現了翻譯藝術的變通性,也使得兩種不同的語言跨文化轉換成為可能,體現了翻譯美學獨特的理論和文學藝術價值?！都t高粱》譯文中的詞匯作為承載審美信息的重要基本語義單位,是審美信息傳遞的關鍵,超越了對字面的感官審美理解。譯文應體現對原文總體風格和精神風貌的再現,抑或對革命理想信念的再現,譯者也應通過審美移情提升對原文的感受力,再現原文的美學信息。

方言翻譯美學涉及包括作者、譯者、譯文讀者、原文、譯文和客觀世界在內的審美主體和客體的多元互動以及審美主體的審美價值在譯文中的再現,通過相應的歸化異化策略,實現中西跨文化溝通及美學信息的有效傳遞。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之一,翻譯美學從詩歌翻譯領域逐漸拓展到文學翻譯領域,是翻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方言翻譯作為獨特的地域文化翻譯的重要內容,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然要考慮作者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對作者審美經驗和審美價值觀的塑造,同時也要考慮譯文讀者對譯文的接受程度,以期能更加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審美價值,實現中西文化互融共通,更好地傳播方言文化和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