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模式:中共早期產業支部創建與發展的歷史實踐(1921—1925)

張宏卿

(江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據1927年6月24日的漢口《民國日報》報道:“萍鄉、安源黨務及工農運動極形發達,素稱江西之冠?！盵1]126江西安源,這個人口不足8萬的煤礦小鎮,曾經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頗負盛名,一度聚集了全國五分之一的中共黨員(1)1924年底,安源有黨員200人,占全國994名黨員人數的五分之一。參見李昌學編:《喚起工農千百萬——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頁。,號稱“中國的小莫斯科”。安源,在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以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工人運動的“試驗田”,也是多個工人基層組織的發源地,同時還是后來近5000名工人紅軍的來源地。在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上,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產業支部創建與發展的歷史實踐與教科書式的民眾動員模式都堪稱經典。大致來說,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一、“同心圓模式”:安源模式的運作框架

“同心圓模式”,最早是美國社會學家伯吉斯在20世紀20年代基于城市商業區域擴張模式而提出的一個解釋框架。伯吉斯在對美國芝加哥城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城市內部的各個功能地域都是圍繞城市中心呈同心圓狀分布的,由內到外依次是中心商務區(CBD)、過渡帶(又稱退化帶)、低收入階層居住區、中產階級居住區、通勤帶(高級住宅區)。筆者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上的支部創建與發展歷史實踐的研究中借用這一理論。相對于這一理論中所強調的商業區域擴張的地理視角與生物屬性,筆者更為關注的是社會組織輻射中的文化屬性與情感歸屬。

如圖1所示,這一同心圓以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三大群眾運動靈魂人物核心圓為核心,如水波式地由內向外擴展與輻射,依次是由革命積極分子組成的基層黨支部或黨小組,由工人俱樂部成員、補習學校學員、工廠巡邏隊員、兒童團員等構成的群團組織,基本群眾指的是不一定在中共的組織框架之內但很大程度上認同共產黨的相關主張并能參與一些活動的人員,而社會大眾則是一定區域內的所有民眾。

①靈魂人物 ②黨支部(小組) ③群團組織 ④基本群眾 ⑤社會大眾

對于安源工運之后的中央蘇區的核心區域——江西興國縣的民眾動員,知名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有這樣一段表述:“基本原則是依靠一個當地積極分子的核心小組,通過這個核心小組以一種類似一系列愈益擴大的同心圓的方式,使越來越多的人參與了蘇維埃工作?！盵2]即通過各種編織的組織網絡把廣大的蘇區民眾動員起來。這種方式發生作用之前必備的一個條件就是組織核心的養成與鍛造。事實上,中共早在安源的產業工人動員實踐特別是由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三大領導人所組成的同心圓及其輻射模式,為民眾動員提供了極強的示范效應與路徑依賴。這三大領導人各具魅力各有貢獻。

一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毛澤東同志適時適地地謀劃、調研與推進。1921年7月在上海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就明確提出:“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抑辽僖晌尹h黨員二人到該工會去工作?！盵3]61921年10月、12月,毛澤東先后兩次來到安源,為即將到來的中國工運高潮尋找“星火之地”。10月,作為一大代表、中共湘區書記、中國勞動組合部湖南分部主任的毛澤東來到安源做調查研究工作,下礦井、入礦戶,做訪談、拉家常,為產業支部創建工作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安源工人大罷工中“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口號的擬定,既是毛澤東同志“哀兵必勝”思想的具體體現,用簡單通俗、朗朗上口的語言喊出了工人們的心聲,所以應者甚眾,也彰顯了毛澤東同志的智慧與謀略。革命知識分子用激情追求平等價值的同時,以一種深深嵌入民眾日常生活之中的“革命正義”來重構近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案锩痹诤艽蟪潭壬鲜且环N對觀念和行動之間的意義解釋。從這個角度上說,近代中國革命就是一場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想與中國勞苦大眾的生活意義相互磨合、相互交融的過程,安源工運動的口號較為典型地體現了這一特點。

二是具有一定地緣優勢與個人人格魅力的李立三是安源產業支部創建的具體實踐者,也是安源工人運動不可或缺的人物。李立三出生于與萍鄉毗鄰的湖南醴陵,醴陵基本上與安源共享一個地緣圈與人緣交際網絡。此外,李立三1919年留學法國勤工儉學的經歷也為其增添了神奇的色彩。關于李立三在當年安源礦工心目中的傳奇形象,《罷工歌》中這樣唱道:“有一英雄天下少,名號隆郅李先生,出洋法國轉回程,年紀只有二十四,祖籍湖南醴陵住,他從長沙到萍鄉,要救工人出牢墻?！盵4]73

安源罷工運動的準備工作,特別是李立三與安源當地洪幫打交道的情形,再次突顯了李立三個人魅力與辦事風格。關于李立三的個性有這樣一段描述:“性格急躁、坦率,在法勤工儉學時,每次游行,他都愛打旗幟,沖在前面;每次登臺講演、慷慨陳詞,鋒芒無敵;遇有風險,挺身而出……人們給了他一個綽號‘坦克車’——走在前面的開路先鋒?！盵5]483在罷工過程的談判中,李立三的“條件無可再讓步,允則開工,不允則走開”[6]62直接表陳,既是他個人性格的表現,也令他更易被廣大礦工所接受。1923年夏,廣大工人強烈要求已經調離安源的李立三仍然擔任俱樂部主任,李的回復言辭再次突顯其親民的魅力:“俱樂部萬余工友的精神和力量結晶體,決不是那一個人創造出來的。群眾才有力量,個人決沒有力量?！盵7]12

三是安源產業支部創建中“鐵三角”之一、具有較強組織紀律性與黨性修養的劉少奇。安源工人運動后期(1923—1925)的主要領導者是劉少奇,無論是其“我們不能事事冒險直沖,使全部勞工運動受打擊”[8]7的理念,還是其日常的教育宣傳,都體現出劉少奇極為理性而嚴謹的思維。如劉少奇主持工人俱樂部工作期間非常注重理論宣傳與教育,講演股在“第二屆任期內(1923年8月至1924年7月),定期向各工作處十代表講演129次。聽眾亦達一萬以上人次”[9]218。此外,劉少奇的組織紀律性貫穿了安源工運的全過程。劉少奇在《俱樂部組織概況》中明確強調:“工會的組織必須十分嚴密,極有統系,和軍隊一般。如此,在工作上才能完成他的使命,才能達到他真實意義的目的?！盵10]189在罷工期間,這種紀律要求就更為嚴格,甚至對手“戒嚴司令李鴻程旅長也嘆惜他部下的軍隊沒有這樣的紀律”[11]378。同時,這種整齊劃一的組織紀律性也體現在日常的民眾動員中,使得罷工后的秩序也井然有序,“工人各歸住房,每房派一人到俱樂部打聽消息,如有事故,即一呼數百,如臂使指”[12]336。

總的說來,正是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三位領導人所形成的這種各具個性的人格魅力、極強的核心意識與向心力的“同心圓式”革命輻射模式,使得安源——這個在中國版圖上難以找尋的中南小鎮成了“東方的小莫斯科”。這一輻射模式通過從團員到黨員的黨員發展模式、從支部到區委的組織建構方式、十百代表制的政治參與模式、從工人俱樂部到消費合作社的動員框架等一系列的組織網絡,最終完成了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多層次“同心圓”的構建。

二、打通知識分子與工人革命的橋梁:安源模式的成功密碼

(一)學校與書社:“一片黑暗中的兩盞明燈”

從五四運動至大革命時期,學校和書社就成為江西黨的秘密據點,被當時的進步青年稱為“一片黑暗中的兩盞明燈”[13]35。事實上,在不少革命傳播之地,學校與書社成為早期中共知識分子走向民眾的快捷通道,這也是這場革命特點與優點。

平民學校與補習學校的設立是安源工運史的一件大事。平民學校開辦之后,安源補習學校隨即設立。安源補習學?？芍^是安源產業支部的“母胎盤”,安源的第一批中共黨員就是由安源補習學校的學員發展而來。關于革命年代安源的平民學校與補習學校各有側重、相輔相成的情形,相關文獻中有這樣的表述:“平民學校設在新菜場后五福巷內的一棟二層樓房里,學生為八、九歲的工人子弟,共三十多人。白天,李立三等人教他識字、學文化。晚上,訪問學生家長,進行串連和思想發動工作,邀集較為積極的工人,開設工人補習學校?！盵14]87補習學校在安源新街、安源牛角坡、安源總局、安源紫家沖、湘東茶山、醴陵陽山石、株洲東站共七處設立,學生共900人。此外,工人補習學校還分為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及師范班、婦女職業部、勞動童子部等。

書刊是民眾啟蒙的重要載體。安源工運時期,最值得一提的兩本有代表性的刊物是《安源旬刊》與《努力旬刊》?！栋苍囱肥挤Q《安源半月刊》,是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機關刊物,原定1923年9月罷工勝利一周年之際創辦,后因長沙印書局遭封,延遲到12月發行。團地委委員、文書股長李求實擔任總編,刊址設在牛角坡55號?？镌O有《言論》《時事報告》《勞動界消息》《本地風光》《工人常識》《七嘴八舌》《詩歌》《戲劇》等欄目,刊登的文章大都只有幾十個字到數百個字,評論簡明,消息扼要。文章的內容切合工人的實際,也力求工人群眾看得懂[15]。正所謂:“思想新穎,內容豐富,形式活潑,文風潑辣,語言通俗,深為廣大工農群眾所喜聞樂見?！盵16]92《努力旬刊》是工人補習學校辦的婦女職業部的刊物。婦女職業部專為工人家屬而辦,以“養成職業技能,增進必須知識,以為婦女解放之基礎”[17]238為宗旨。授課內容上午是國語、算術、常識、圖畫、音樂、體育等,下午學縫紉、編織。地點設在安源新街,有學員32人。下半年學員有所增加,校址移于第三校(安源總局下)。并與消費合作社合作,在老街租一店房開辦“出口發賣所”,定做各種中外服裝。婦女職業部修業期限為兩年[18]101。

(二)“隱性革命”:傳統資源與社會資本的成功運用

傳統社會中的地緣與血緣成為民眾動員中可利用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相對于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概念,它是指社會主體(包括個人、群體、社會甚至國家)間緊密聯系的狀態及其特征,其表現形式有社會網絡、規范、信任、權威、行動的共識以及社會道德等方面。社會資本無形地存在于社會結構之中,它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進而提高社會效率和社會整合度。安源路礦是株萍鐵路與安源煤礦的合稱。既有鐵路又有工礦的安源,毫無疑問是一個人員往來頻繁的雜居之地,正如當時的報紙所言:“安源系五方雜處之地?！盵19]15血地兩緣在中國人的交際網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換個角度思考,在這樣一個外來人占有相當比例的安源,強調地緣,也許是一個比較快速獲取認同的渠道。1921年秋,毛澤東去安源做調查的聯系人就是他的湘潭老鄉、在礦上行醫的毛紫云,而且出現在礦工面前的毛澤東也是夾著一把雨傘、身穿藍色長衫的傳統教書先生形象。后來李立三要在人生地疏的安源辦學校,也是通過他父親朋友、安源商會會長謝嵐舫的關系,才把他在安源辦學的呈文成功遞到萍鄉縣知事的手中。接替李立三的工人俱樂部主任劉少奇為了拉近與廣大礦工之間的距離,甚至把自己的兄長也介紹來安源當了一名礦工。這種地緣與血緣的傳統輻射模式在第一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職員構成中的“湖南元素”得以充分顯示(見表1)。

表1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第一屆職員中的湖南人(1923年7月)

當然,地緣的交匯與血緣的親近也只是給革命者走近民眾提供一種便利,而要獲取認同毫無疑問需要更為細致而巧妙的工作。學者裴宜理在《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一書中提出了“文化置位”概念,指出革命者為了將激進的新觀念引入傳統社會民眾的心中,充分發揮諸如宗教、符號、儀式、戲劇藝術等層面的戰略運用,集中展示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文化資本和創造力的重視與運用(2)參見裴宜理《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一書的譯序部分,第7-9頁,閻小駿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李立三在安源工人眼中的形象,初次“登臺”就很有戲劇藝術般的傳奇色彩。舞獅師傅介紹李立三時是這樣表述的:“我們的師傅家住在醴陵陽三石,我們的師公那就住得很遠很遠呀!找他要飄洋過海去喲,他現在有百多歲了,他的名字叫‘馬天師’(馬克思),是個大胡子老公公?！盵20]76

毛澤東、李立三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能把外來的東西經過各式各樣的方式方法變成對中國一般民眾來說不是陌生的元素,這也可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另一種解讀。當一般民眾說,我們的老師是“一個年紀一百歲的、住在國外的、有大胡子的叫馬天師什么”的時候;當李立三主動將其原名“李隆郅”改為筆畫簡單的“李能至”的時候;當李立三風趣地授課,如將“天”字解讀成“工”與“人”兩字的結合的時候……,這在很大程度上一下子拉近了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距離。革命也好,主義也罷,只有這樣,才能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進入民眾的心田。

此外,這種“隱性革命”體現在革命初期為了贏得當地官府的默認甚至支持而提出較為和平的理念與和諧、共謀的口號上。據湖南平民教育促進會的負責人,也是介紹劉少奇來安源的李六如回憶,1921年底,毛澤東對即將前往安源的李立三就說道:“利用現在的平民教育運動的名義,聯絡地方紳士,爭取合法地位,先辦起夜校,啟發工人的覺悟,然后把他們組織起來?！盵21]1671922年5月成立的工人俱樂部其宗旨最初是“保護工人的利益,減除工人的壓迫和痛苦”[22]494,后改為更為溫和的“聯絡感情,涵養德性,團結互助,共謀幸?！盵23]37。俱樂部大門貼著的對聯也是“俱人蓋世英雄漢,樂以忘憂讓三分”[24]37。這種“隱性革命”還體現在罷工之后對原有權力的替代中。安源路礦工運之后,團支部、黨支部、工人補習學校、工會、消費合作社、武裝糾察隊、裁判委員會等一系列的組織運作框架雖然最終取代了諸如洪幫、神職人員、鄉紳的相關權力,但是其過程還相對比較隱匿與漸進的。

三、人才熔爐與動員模板:安源模式的歷史作用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安源的革命實踐進程中所體現的革命人才培養、基層組織創建與工人動員模式,在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通過對安源產業支部的微觀研究,筆者認為安源時期由各具個性與人格魅力的領袖人物所組成的同心圓的原點,書社與學校成為兩大宣傳的主渠道,以及傳統資源在革命動員中的巧妙運用,使得首次走向基層廠礦的中國共產黨人與工人群眾實現了較為良性的互動,這也就是文中所稱的“安源模式”。這一模式的歷史作用至少包括以下兩個層面。

(一)安源熔爐——革命人才的養成所。對于安源工運在中國革命人才培養方面的作用與地位,從安源走出的老紅軍唐延杰回憶道:“我回想起來,真正開始懂得革命道理還是安源青年團那段時間。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當年的青年團員都已成白發老人,然而我卻時時懷念這座革命的熔爐——安源青年團?？梢赃@么說,是安源青年團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盵25]82

從黃埔軍校、農講所到國民革命的北伐,從秋收起義到中國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處可見安源人的影子。相關文獻對安源工運中的人員去向有這樣的表述:“他們繼續堅持斗爭,根據黨的決定,有的到廣東去參加革命軍,有的到廣州農講所和黃埔軍校學習,有的到各廠礦去開展工人運動,更多的工人到農村去開展農民運動?！?3)江西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江西革命斗爭史資料》(內部版),1981年6月印,第5頁。據當時的報紙《紅色的安源》記載,在第四軍葉挺獨立團中,安源人幾乎占全團人員的三分之二?？梢哉f是“在國民革命的歷史中,實占最光榮的一頁”[26]353。至于秋收起義中安源工人的表現,在湘區黨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可窺一斑:“湖南的無產階級——安源工人、鐵路工人等——的奮斗精神,特別表現得十分堅固和勇敢,確是革命的先鋒隊?！盵27]549井岡山斗爭時期,朱毛會師不久,中共中央給朱毛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安源是無產階級的大本營,許多工人同志具有很多斗爭的經驗和黨的訓練,你們應與湖南省委商量調一部分活動分子到各軍中擔任政治及黨的工作?！盵28]237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安源人豐富的斗爭經驗與過硬的政治素質的充分肯定。

裴宜理說:“在安源,年輕的富有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干部領導了一場極為成功的非暴力罷工,還面向工人、農民以及他們的家人開展了達到一定規模的教育工作。其結果是民眾對于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支援達到了極高的程度?！盵29]258安源,作為早期中國革命人才的熔爐,至少具有兩方面的貢獻:一是寓于民眾日常的階級意識的塑造與革命動員人才的培育。無論是平民學校還是工人補習學校的教學內容都結合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衣是我們工人做的,田是我們的弟兄農夫種的,房屋是我們工人構造的,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享用權”[30]4。二是最早黨校的開辦與革命人才理論修養的提升。1924年,安源地委擁有198名黨員,占全國黨員總數(994名)的五分之一,成為全國最大的、產業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黨組織。隨著大批黨員的激增,黨的基本知識與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培訓勢在必行。1924年12月,在劉少奇的領導下,安源黨校開學,首批黨員60人,授課人員除劉少奇外,還包括安源地委書記汪澤楷、組織部長任岳、團地委書記袁達時、工人俱樂部游藝部長蕭勁光等人,教材基本上使用的是瞿秋白、王伊維所翻譯的《政治經濟淺說》《俄共黨史》《少年運動史》等,每周授課3次6小時。

(二)動員模板——民眾革命參與的一個樣本。安源產業支部的創建與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民眾動員的經驗對后來的革命者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藍本。對安源工運的藍本效應,在李立三的這段話中得以充分體現:

安源工人運動的一些主要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后來一九二四年,我們到上海做工人運動的時候,也就是運用了這些經驗。一開始在上海六個區辦了平民學?；蚬と搜a習夜校;接著培養了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建立黨的支部,組織工人俱樂部。到一九二五年二月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的時候,又根據“哀兵必勝”的思想,提出了“反對東洋人打人”的口號。正是這個口號鼓舞了工人斗志,激起社會的同情,并通過商會的調解,逼迫日本資本家部分地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取得上海工人罷工的第一次勝利。[31]484

概括來說,作為中共基層民眾動員可供借鑒的藍本,其中就有不少元素可以跨越時空地存續,這至少包括兩個層面:一是靈魂人物的信仰與組織網絡的構建。對于當時基層組織在民眾中的核心地位,劉少奇相關回憶中有這樣一段表述:“我開始工作就在一個歷史長久而規模最大的產業安源礦山工作三年。將這一礦山每個角落的情形弄得很清楚,我們在幾萬工人中,有絕對無限的信仰?！盵32]691毫無疑問,這種基層組織中,領導人的親民行為與核心意識的養成是一個跨越時空的話題。此外,民眾對核心靈魂人物的信仰也來自其嚴于律己的人格魅力。如劉少奇就曾以身作則率先在安源做的“做事精神不好,過于審慎”的自我解剖,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自我批評的先河。1923年9月18日,年方24歲、為罷工運動取得勝利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劉少奇發表了一篇極為低調甚至是帶有深刻反思的演講,對于自己,說“我對于過去的批評,專注意各種錯誤”“作事精神不好,過于審慎,平時對工友的交際和談話,都表現出一種不愿意的懶散態度”;而對于主席團,則說“辦事太散漫,太無系統”,以至于“都有點官僚的態度,對工友很少細心和悅”[33]91。

二是黨群關系的良性互動得益于組織歸屬、情感認同與經濟利益的最優化組合。安源模式中以黨支部為核心,因地制宜、適時而變的多元基層組織輻射與民眾的動員策略,是安源工運走向成功的一個關鍵。從毛澤東在安源大罷工前的運籌帷幄,到李立三罷工中的慷慨激昂,再到劉少奇在安源黨校的娓娓道來,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群體的個性特征可謂是深深地嵌入了民眾動員的過程之中。從安源罷工歌到興國山歌,再到延安秧歌,時過境遷,但民眾動員的核心呈現——民眾喜聞樂道的動員方式——卻始終如一[34]。

動員組織框架與動員內容形式,無論其多么的完美,民眾動員的最終完成還是有賴于對動員者的情感認同。情感認同,可以說是人類的一個共同需求,無論是地緣、親緣,還是語言風格抑或生活習慣,不少出身鄉土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能夠以一種感同身受的方式走近廣大的基層民眾。在很大程度上與一般民眾能夠產生共情,這是民眾得以動員起來的一個核心因素。

“中國共產黨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是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恢宏而燦爛的篇章?！盵35]學史明理,知史愛國。綜上所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安源領導的這場工人運動中創建產業支部與民眾動員的實踐成為之后走向鄉村革命可供模仿的一個樣本,其中的同心圓的輻射模式與組織核心力量的鍛造、打通黨群聯合的革命橋梁與多層面的動員策略,以及革命人才的培育與黨的自身建設,等等,對這一系列的內容所組成的“安源模式”的梳理與解讀,不僅豐富了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的研究范式,也具有跨越時空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