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20年國際輿論研究的進展和趨向
——基于《輿論季刊》和《國際輿論研究》的內容分析

廖圣清, 付 饒

(復旦大學 新聞學院,上海 200433)

輿論是“個體意見的集合”[1],是社會生活的關鍵部分。輿論研究有著漫長的歷史。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的不斷擴散,信息的生產與傳播不同于以往,社交媒體成為大眾獲取信息和表達意見的主要渠道。數字化媒介的發展強化了選擇性接觸、信息過載等問題對輿論的影響[2]。在高度個性化的信息傳播環境中,媒體使用的多元化、推薦算法的廣泛應用等輿論環境的變化,使得輿論研究日趨復雜、重要凸顯、挑戰嚴峻[3]。因此,本研究對2001—2020年間國際上的輿論研究進行考察,以期了解近20年國際輿論研究的總體狀況、發展趨勢,為推動輿論研究提供理論思考與實證材料。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問題

本體論、認識論和目的論是社會科學的核心,分別對應著“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為什么研究”等關鍵問題[4]?？茖W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研究者群體的基本特征[5]?？疾臁罢l在研究”是分析研究狀況的重要內容。已有國際輿論研究成果的回顧式研究,大多考察“研究什么”或“如何研究”中的一個方面。對“研究什么”的回顧,主要關注大眾傳播與政治輿論、政治政策與輿論等特定議題[6]。對“如何研究”的回顧,主要圍繞調查響應率下降、社交網絡和在線媒體數據收集帶來的偏誤等輿論調查方法議題展開[7]。少數研究從“為什么研究”方面回顧輿論研究[8],發表時間較早。有研究從“誰在研究”“研究什么”“為什么研究”方面回顧輿論研究[9],但數據缺乏代表性,且未對輿論研究進行系統評價。

對學術期刊進行研究,能夠探索學科的研究焦點、了解研究的發展趨勢[10]。本研究以《輿論季刊》(PublicOpinionQuarterly)、《國際輿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OpinionResearch)發表的論文為研究對象?！遁浾摷究泛汀秶H輿論研究》是兩本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輿論研究國際期刊,分別隸屬于美國輿論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和國際輿論研究協會(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自1937年創刊以來,《輿論季刊》是被引用最多的同類期刊之一;《國際輿論研究》則同樣是獲取高質量研究成果的可靠來源。兩本期刊的論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輿論研究的發展。本文首次從“誰在研究”“研究了什么”“如何研究”“為什么研究”四個方面,較為全面地探討近20年國際輿論研究的現狀與發展趨勢。

(一)誰在研究輿論

研究者所屬地區,可以表征研究領域觀點的多樣性;研究者所屬機構,可以反映學科的流動性;研究者學科背景,能夠反映學科內部或學科之間的思想流動。先前的研究顯示,絕大多數輿論研究者來自北美洲,大學研究者較為活躍,心理學、政治學學者越來越多地主導輿論研究[11]。

研究問題1:2001—2020年,國際輿論的研究者所屬地區、機構、學科背景的情況及其變化如何?

(二)研究了輿論什么

研究什么,包含研究議題、研究內容。研究議題反映輿論研究的熱點問題,研究內容反映輿論研究的領域重心。進入21世紀,輿論研究多與黨派意識形態、政治腐敗、總統選舉、媒體信任水平、戰爭與恐怖主義等主題相關[9]。

研究問題2:2001—2020年,國際輿論研究的主要議題及其變化情況如何?

輿論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實質性(substantive)研究和方法論(methodological)研究;前者是應用或實踐層面的研究,后者是對研究方法的研究;1972—1986年間,實質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渠道研究和效果研究,方法論研究主要針對抽樣方法、調查設計、調查響應率等問題[12]。輿論是一種以公民為主體的傳播[13]。21世紀以來,輿論研究從報紙、電視轉向網絡、社交媒體,輿論的受眾研究涉及政府、媒體、政治個體等受輿論影響的對象。研究者不斷推動輿論調查方法的更新,而互聯網技術的進步豐富了調查工具,為方法論研究提供了新動力。

研究問題3:2001—2020年,國際輿論研究的實質性研究、方法論研究的情況及其變化如何?

(三)如何研究輿論

如何研究指支撐研究開展的所有方式,包括研究取向、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等方面。研究取向相互可以形成補充,共同促進學科發展,可分為實證主義、詮釋主義、批判主義和其他四種。初期,概念的不一致性成為輿論研究的主要問題,許多研究者對此進行詮釋研究;20世紀末期,大多數輿論研究是基于數據分析的實證研究[14]45—67,以探究新的輿論環境或者調查方法。

研究問題4:2001—2020年,國際輿論研究的取向及其變化如何?

研究方法是開展研究的重要保障,主要分為定性方法、定量方法與混合方法。調查法是輿論研究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15]。20世紀70年代后,《輿論季刊》使用量化研究方法論文的占比突破40%。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研究者不再處于只能使用單一調查數據分析報告輿論的時代。

研究問題5:2001—2020年,國際輿論研究的研究方法使用的情況及其變化如何?

分析研究的數據來源,可以發現研究主要考察的地區,檢視研究的普遍性。曾經,絕大多數輿論研究的數據來自美國。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輿論研究向跨國研究轉變,尋求更加廣泛的數據和證據,包括使用歐洲、亞洲、非洲等地區的數據[16]。

研究問題6:2001—2020年,國際輿論研究的數據來源的情況及其變化如何?

分析研究受到資助的情況,被廣泛運用于檢視學科的發展水平,是否獲得資助會影響研究的深度和外在效度。1954—1978年間《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和《輿論季刊》僅有26%的論文獲得資助,資助主要來自私人機構、政府機構[17]。而美國輿論協會的研究大多以數據共享而非直接資助的形式進行。

研究問題7:2001—2020年,國際輿論研究受到資助的情況及其變化如何?

分析研究的跨學科合作,可以了解研究從哪些相關學科汲取養分,跨學科的思想交流,促進了科學的進步。在學科形成之初,輿論研究就被認為是不同領域高度合作的結果。

研究問題8:2001—2020年,國際輿論研究跨學科合作研究的情況及其變化如何?

(四)為什么研究輿論

為什么研究,主要從理論構建和被引用情況進行考察。理論是開展輿論研究的重要基礎。理論構建包含了理論建設所需的多個維度,其中,理論引用和應用只是理論構建的初級階段,即淺層使用;新理論的提出、驗證和改進等才是理論建設的核心部分[10]。早期,基于心理學測量方法的發展,輿論研究的理論來源主要是心理學。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大眾媒體被認為對政治輿論具有強大影響力,輿論研究主要使用傳播學理論。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信息處理理論和認知理論被廣泛使用,以研究調查響應問題[18]。

研究問題9:2001—2020年,國際輿論研究理論構建的情況及其變化如何?

高被引用論文可以代表不同時期研究的熱點、影響力與學術貢獻。對1937—2010年間《輿論季刊》刊發的論文分析發現,被引用頻次最高的論文是McCombs &Shaw在1972年發表的論文《大眾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輿論研究中高被引用論文大多與政治學相關,圍繞輿論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展開[12]。

研究問題10:2001—2020年,國際輿論研究的高被引用論文的情況如何?

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于2021年6月從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獲取2001—2020年間《輿論季刊》《國際輿論研究》刊發的所有論文相關信息,字段包括來源篇名、來源作者、期刊、第一作者、作者機構、年代卷期、被引次數、論文摘要等,經人工復核,剔除會議綜述、書評等,獲得807篇研究論文,其中,《輿論季刊》445篇、《國際輿論研究》362篇。本研究主要使用內容分析方法,由兩位經過培訓的編碼員進行編碼,編碼員一致性信度(Cohen’s Kappaα)為0.92,采用SPSS進行統計分析。

(二)變量測量

1.誰在研究輿論

測量主要包括所有作者的所在地區,編碼為:1-北美洲,2-南美洲,3-亞洲,4-歐洲,5-大洋洲,6-非洲;所屬機構,編碼為:1-高校,2-企業,3-政府,4-科研機構,5-其他;學科來源情況,通過檢索作者個人信息確定(1)來源包括:Research Gate、大學教職信息和其他個人資料頁面如LinkedIn、Google Scholar、和ORCID等。。

2.研究了輿論什么

測量主要包括研究議題、研究內容。研究議題使用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深度學習模型,通過聚類分層主題建模對包含摘要的764篇論文的摘要進行主題建模,使用類TF-IDF方法提取每個主題的關鍵詞[19]。研究內容分為實質性研究和方法論研究。實質性研究分為:1-輿論主體研究,2-輿論內容研究,3-輿論傳播渠道研究,4-輿論受眾研究,5-輿論效果研究。其中,輿論主體研究分為:1-個人特征,2-心理特征,3-經歷、經驗,4- 價值觀、意識形態和信仰,5-社會環境背景;輿論內容研究分為:1-新聞和評論,2-娛樂,3-廣告,4-影像,5-圖表,6-綜合考察媒介的所有內容,7-其他;輿論傳播渠道研究分為:1-印刷媒體,2-廣播,3-電視,4-互聯網,5-移動設備,6-其他媒介,7-多種媒介;輿論受眾研究分為:1-政府,2-媒體,3-組織、黨派團體,4-個人、政治人物;輿論效果研究分為:1-認知,2-態度,3-行為,4-其他。方法論研究分為:1-樣本及抽樣設計研究,2-調查工具研究,3-問卷設計研究,4-調查響應率研究,5-其他[12]。

3.如何研究輿論

測量主要包括研究取向、研究方法、數據來源、資助情況、跨學科合作研究。研究取向分為:1-實證研究,2-批判研究,3-詮釋研究,4-其他。研究方法分為:1-實驗法,2-調查法,3-內容分析法,4-深度訪談,5-話語分析,6-民族志,7-網絡分析,8-其他方法,9-無方法。數據來源分為:1-亞洲,2-歐洲,3-非洲,4-北美洲,5-南美洲,6-大洋洲,7-跨洲數據,8-無數據。資助情況分為:1-政府機構,2-高校,3-私人機構,4-其他,5-無資助?？鐚W科合作研究的測量,包括是否存在跨學科合作研究及跨學科合作研究網絡的特征。如果一篇合作論文的作者屬于不同學科或研究領域,編碼為:1-存在跨學科合作研究;獨作或作者屬于同一學科,編碼為:2-不存在跨學科合作研究?？鐚W科合作研究網絡的測量:首先確定807篇論文1464位作者所屬的22個學科背景,隨后構建一個807×22的二模矩陣,每行為一篇文章,每列為一個學科,每個單元格內是一篇文章同一學科的作者數量,最后將其轉換為22×22的一模絕對共現矩陣進行社會網絡分析[20]104-157。網絡結構特征的分析指標,包括邊數,即學科之間的聯系數量;平均度數,對聯系的平均度量;網絡密度,表明相互關聯程度;連通性和碎片化,表明節點的可達性;平均距離,表明節點的接近度[21];對絕對共現矩陣進行核心-外圍分析,確定在跨學科合作研究網絡中占主導位置的核心學科。本文采用Ucinet進行社會網絡分析,Gephi進行網絡可視化。

4.為什么研究輿論

理論構建的測量,包括理論含量、理論偏好、理論來源和理論使用。理論含量,指論文是否含有理論。理論偏好,指包含理論的論文提及的具體理論和頻次。理論來源,指理論源自哪個學科或研究領域,包括:1-傳播研究,2-心理學,3-社會學,4-政治學,5-信息科學,6-經濟學,7-哲學,8-藝術與文學,9-語言學,10-生物學,不屬于以上學科、領域或無法識別學科、領域的編碼為11-其他[22]。理論使用,指理論在論文中的角色和作用,包括:1-僅引用,2-作為研究框架,3-理論比較,4-理論評價,5-提出新理論,6-理論檢驗,7-理論整合,8-理論改進和9-理論應用,不屬于上述使用情況和無法識別的編碼為10-其他,并將1-僅引用和9-理論應用重新編碼為理論的淺層使用,2至8重新編碼為理論深層使用[23]。

被引用情況的測量,采用Web of Science數據庫2021年6月顯示的論文被引用數量。

本研究還將數據分為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四個時段,以展示各個變量隨時間變化的情況。

三、研究結果

(一)誰在研究輿論

2001—2020年間,共有來自北美洲(占比68.9%)、歐洲(占比22.5%)、亞洲(占比7.0%)、南美洲(占比1.1%)、非洲(占比0.3%)、大洋洲(占比0.2%)的1464位作者?？梢?輿論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北美洲,但占比呈下降趨勢,從2001—2005年的78.3%減至2016—2020年的58.4%;歐洲研究者占比大幅增長,從2001—2005年的9.4%升至2016—2020年的32%;亞洲研究者占比沒有明顯變化,各時期占比均不足10%;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研究者占比較低。輿論研究者洲際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124.546,p<0.001)。

輿論研究者絕大多數來自高等院校(占比82.0%),且占比波動上升,從2001—2005年的83.8%增至2016-2020年的88.9%。研究者所屬機構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60.306,p<0.001)。

輿論研究者來自22個學科,政府和政治學(占比30.0%)、社會學(占比27.3%)、傳播學(占比22.0%)是輿論研究主要的三個學科來源,其余學科占比均未超過10%。政府和政治學占比波動上升,傳播學占比漲幅較小,社會學、心理學占比下降。研究者學科來源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245.141,p<0.001)。

(二)研究了輿論什么

本研究從有摘要數據的764篇論文摘要中提取出5612個單詞,總頻次為64045,平均每個單詞被使用11.41次。被使用最多的是“調查”一詞,1183次,占總詞頻的1.85%。2035個單詞(占比36.26%)僅被使用1次,占總詞頻的3.18%。使用超過200次的單詞27個,累計頻次占總頻次的14.94%?！皵祿薄皯稹薄皹颖尽薄捌`”等單詞與調查方法相關,“選舉”“民調”“黨派”“選民”等單詞與政治與選舉相關,這兩類單詞占比多、頻次高?！靶侣劇薄靶畔ⅰ钡扰c新聞傳播相關的單詞同樣出現在高頻詞中。

表1展示了國際輿論研究的主要議題及其關鍵詞。輿論研究主要圍繞8個議題展開,首要關注“選舉與政治”(占比43.2%)、“輿論調查方法”(占比30.5%);其次是“性別及同性”(占比7.3%)、“移民問題”(占比4.6%)、“戰爭問題”(占比4.6%),“種族問題”“經濟問題”“科技問題”,占比較低?！斑x舉與政治”議題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從2001—2005年的46.9%上漲至2016—2020年的52.8%;輿論調查方法的占比下降,2006—2011年的占比(44.6%)達到頂峰。輿論研究議題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79.667,p<0.001)。

表1 國際輿論研究議題的總體情況及時期比較(%,n=807)

2001—2020年間,兩刊刊發的實質性研究論文占比62.9%,方法論研究論文占比37.1%。方法論論文的占比從2001—2005年的28.5%大幅提升至2006—2010年的50.8%,但至2016—2020年下降至27.2%。輿論研究內容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33.105,p<0.001)。

實質性研究主要關注“輿論效果研究”(占比35.4%)和“輿論主體研究”(占比34.6%);“輿論內容研究”占比11.2%,“輿論渠道研究”占比10.4%,“輿論受眾研究”占比8.3%。輿論效果研究不斷上漲,從2001—2005的25.8%上漲至2016—2020年的43.0%?！拜浾撝黧w研究”“輿論受眾研究”和“輿論渠道研究”占比呈現下降趨勢。輿論實質性研究主題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25.136,p=0.014)。

在輿論效果研究中,“態度研究”占比(59.4%)超過一半,“行為研究”和“認知研究”的占比分別為22.8%和17.8%。然而,輿論效果研究時期變化的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8.244,p=0.209)。

在輿論主體研究中,“價值觀、意識形態和信仰”、“個人特征”和“經歷經驗”的占比相近,分別為26.3%、24.0%、24.0%,位列前三;“心理特征”占比18.3%;“社會環境背景”占比僅7.4%。然而,輿論主體研究時期變化的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5.686,p=0.940)。

輿論內容研究主要關注“新聞與評論”“娛樂內容”,占比分別為66.7%、10.5%,其余研究占比均不足10%。然而,輿論內容研究時期變化的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18.371,p=0.182)。

在輿論渠道研究中,“多種媒介”、“印刷媒介”和“電視”的占比分別為43.4%、20.8%、17.0%,位居前三;其余研究占比均不足10%。然而,輿論渠道研究時期變化的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21.243,p=0.109)。

輿論受眾研究主要關注“政府”“組織、黨派團體”“個人、政治人物”,占比分別為42.9%、31.0%、26.2%?！罢钡恼急却蠓陆?從2001—2005年的90.9%下降至2016—2020年的 36.4%;“組織、黨派團體”呈現上升趨勢,從2001—2005年的9.1%快速增長至2016—2020年的18.2%;“個人、政治人物”的研究從無到有,并從2006年開始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而且,輿論受眾研究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18.774,p=0.02)。

在方法論論文中,“調查響應率研究”占比32.6%,“調查工具研究”占比24.6%,“問卷設計研究”占比24.6%,“樣本及抽樣設計研究”占比16.6%,“其他研究”占比1.6%。然而,輿論研究方法論論文主題時期變化的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9.408,p=0.668)。

(三)如何研究輿論

國際輿論研究絕大多數是實證研究,占比96.4%;詮釋研究占比僅2.1%;批判研究與其他取向研究的占比均不足1%。2001—2020年間,實證研究占比呈現波動增長趨勢,從2001—2005年的88.5%增長至2016—2020年的99.6%;詮釋研究的占比,從2001—2005年的6.2%減少至2016—2020年的0.4%;批判研究的占比逐年下降,2016—2020年未出現此類研究。而且,輿論研究取向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29.315,p<0.001)。

國際輿論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調查法、實驗法,占比分別為60.5%、22.7%,其余方法的占比均未超過10%。2001—2020年間,調查法、實驗法的占比上升,從2001—2005年的50.0%、16.9%上漲至2016—2020年的59.6%、28.3%;2016—2020年開始出現社會網絡分析法,占比不足1%;無研究方法的占比從2001—2005年的10.8%下降至2016—2020年的0.8%。而且,輿論研究方法使用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62.669,p<0.001)。

國際輿論研究的數據來源于6個大洲及跨洲數據,北美洲和歐洲是主要數據來源地,占比分別為57%、21.7%;其余地區的占比均不到10%;無數據來源的占比為3.8%。2001—2020年間,國際輿論研究主要的數據來源地為北美洲,但占比呈下降趨勢,從2001—2005年的60.0%減少至2016—2020年的50.9%;歐洲、亞洲數據的占比上升明顯,從2001—2005年的15.4%、6.2%增長至2016—2020年的29.1%、9.4%;其余大洲和跨洲多國數據小幅上升;無數據論文的占比大幅下降,從2001—2005年的10.8%下降至2016—2020年的1.1%。而且,輿論研究數據來源地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44.305,p=0.001)。

四類機構資助了33.8%論文的研究,其中政府機構占比23.5%,高等院校占比7.4%,私人機構占比1.1%,其他機構占比1.7%。2001—2020年間,未獲得資助的論文占比呈明顯下降趨勢,從2001—2005年的80.8%減少至2016—2020年的56.2%。各機構資助占比均呈現上升趨勢。輿論研究受資助情況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51.418,p<0.001)。

國際輿論研究存在跨學科合作研究的論文占比25.8%。2001—2020年間,跨學科合作研究論文占比波動上升,從2001—2005年的16.2%上漲至2016—2020年的31.3%,漲幅達92.6%。而且,輿論研究跨學科合作研究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11.545,p=0.009)。

表2 國際輿論研究合作研究網絡的總體情況及時期比較(%,n=807)

*使用核心—邊緣分析的相關性算法計算,取排名前三的學科。

國際輿論研究合作研究網絡擁有極高的聯通度(0.909)、極低的碎片度(0.091),這表明絕大多數的學科都參與到跨學科合作研究中:社會學處在合作網絡核心位置(0.593),政府及政治學(0.471)和傳播學(0.333)次之。2001—2020年間,跨學科合作研究活躍程度先升后降,合作網絡的邊數和平均度分別從2001—2005年的68、3.091下降至2016—2020年的62、2.818;跨學科信息流動變弱,學科之間相互關聯度變低,網絡密度由2001—2005年的0.147下降至2016—2020年的0.134;跨學科合作參與度變低,網絡的聯通度從2001—2005年的0.455下降至2016—2020年的0.338,網絡碎片度從2001—2015年的0.545上升至2016—2020年的0.662;學科之間的接近程度相對平穩;跨學科合作的核心學科從2001—2005年的社會學(0.534)、經濟學(0.533)、心理學(0.388)轉變為2016—2020年的政府及政治學(0.625)、社會學(0.534)和傳播學(0.452),核心位置更加凸顯。

圖1 國際輿論研究跨學科合作研究網絡

(四) 為什么研究輿論

明確使用理論的論文占比57.2%,未明確使用理論的論文占比42.8%。2001—2020年間,明確使用理論的論文占比呈波動上升的趨勢,從2001—2005年的57.7%增長至2016—2020年的64.9%。而且,輿論研究理論使用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14.436,p=0.002)。

國際輿論研究的理論主要來自傳播學(占比32.0%)、心理學(占比24.2%)、社會學(占比21.6%)、政府和政治學(占比13.6%),來自其余學科的理論占比均不足10%。然而,輿論研究理論來源時期變化的差異,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28.104,p=0.286)。

深層使用理論的論文占比75.5%,淺層使用理論的論文占比24.5%。2001—2020年間,淺層使用理論的占比逐年下降。而且,輿論研究理論使用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22.552,p<0.001)。深層使用理論的論文中,主要集中在作為研究框架、理論檢驗、理論改進和理論整合,占比分別為27.1%、21.4%、11.7%、11%。淺層使用理論的論文中,17.5%的論文為理論應用,6.9%的論文為僅引用。2001—2020年間,作為研究框架、理論改進和理論整合的占比逐年增加;理論應用和僅引用的占比逐年下降。而且,輿論研究理論使用層次時期變化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χ2=48.734,p=0.001)。

在明確使用理論的論文中,總計462次提及了220個理論,其中,161個理論(占比70%)僅被提及1次。如表3所示,使用最多的20個理論(占比9.1%),頻次在4至22之間,累計頻次占總頻次的43.5%。被使用最多的理論為“框架理論”(22次),共7個理論使用頻次超過10次。使用頻次排名靠前的理論多為傳播學理論。

表3 國際輿論研究2001—2020年理論偏好情況(n=807;前20)

論文被引用的次數,最高為1310,最低為0,平均值為31.96,標準差為76.87。被引用次數排名前20位的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為396.35次。13篇與調查方法相關,包括調查無響應率、無響應偏差和調查技術應用;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實質性研究主要關注受眾群體極化問題;僅有1篇發表于2015年后,其余均發表于更早的年份。

表4 國際輿論研究2001—2020年間引文數量情況(n=807;前20)

四、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從四個維度,較為全面、系統地考察了2001—2020年間《輿論季刊》和《國際輿論研究》刊發的輿論研究論文,對近20年國際學界的輿論研究進行評價,為當前新媒介環境下的輿論研究提供實證資料和理論思考。

(一)誰在研究輿論:參與地區擴大、高校學者聚集、學科背景集中

國際輿論研究的作者屬地集中在北美洲,與先前研究結果一致。然而,本研究還發現,歐洲研究力量的不斷增強和非洲學者的出現,促進了國際輿論研究朝研究者屬地均衡化的方向發展。歐洲社會調查中心的建立、歐洲晴雨表項目的啟動,為歐洲輿論研究提供了完備的數據基礎[24]。同時,《國際輿論研究》為除北美洲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發表研究成果的機會。由此可見,學術共同體的有序組織,權威、豐富的調查數據的有力保障,學術成果發表平臺的拓展,共同推進了國際輿論研究的國際化發展。

目前,輿論研究中,來自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占大部分,來自企業的研究者占比略高于科研機構的研究者。高等院校研究隊伍不斷擴大,他們的“壟斷性”地位不斷加強。這說明輿論研究已經成為高等院校一個成熟的研究方向。然而,研究者所屬機構越發集中,缺乏不同從業背景研究者的聲音,也可能限制輿論研究新觀點、新思路的提出。

國際輿論研究者所屬學科亦趨向集中,主導學科除政府和政治學之外,還有社會學和傳播學。本研究觀察到,與先前的研究結果不同[25],心理學研究者未主導國際輿論研究;相反,心理學者跨學科合作研究的參與度下降,但是,心理學理論的主導性仍然強勁。目前,國際輿論研究構筑了以政府和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為核心的研究隊伍,研究領域日趨穩定。

本研究發現,從整體上來看,近20年亞洲作者的占比平穩;但是,來自亞洲的第一作者占比明顯增長,2016—2020年占比超過一成,亞洲研究者正積極參與國際輿論研究,推動輿論研究國際化。作為第一作者的傳播學研究者的占比超越社會學研究者并持續增長,傳播學研究者是輿論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面向未來,國際輿論研究仍需不斷壯大研究隊伍,加強跨地域的交流合作,拓寬研究視野。

(二)研究了輿論什么:關注選舉政治與輿論調查方法研究議題、實質性研究與方法論研究交替主導、實質性研究以輿論效果為主、方法論研究著重延續調查方法研究

國際輿論研究堅持探討政治與選舉、輿論調查方法的傳統研究議題,兩者占比共計超過七成,這與20世紀末期情況相近。同時,輿論研究關注重要社會議題的輿論問題,包括性別與種族問題、戰爭與移民問題、經濟與科技問題,理論研究、方法研究與社會問題輿論研究緊密結合。

選舉與政治作為輿論研究的傳統議題,仍然主要關注選舉預測、選民態度與選民行為的分析,以及輿論與政府行動、國家政策制定的關系等[26]。本研究發現,“政治極化”成為近20年選舉與政治議題研究的關鍵詞之一。20世紀90年代開始,極化現象備受重視[27]。黨派極化、選民極化、精英極化等研究涵蓋了對極化的程度、形成及政治影響的討論。性別問題主要關注同性婚姻支持、性別差異等問題,歐洲移民和移民態度是移民問題討論的主要對象。2016—2020年,對重要社會問題的輿論問題的研究占比超過了對研究方法的討論;但國際輿論研究沒有特別偏好某類問題,不同問題研究占比的變化多與某個時期內某類問題的重要影響相關。例如,戰爭問題的輿論研究,伊拉克戰爭期間的研究占比(6.4%)達到高峰值,之后10年呈現下降趨勢。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21世紀前10年,互聯網的普及發展推進了輿論調查方法領域的革新。 2006—2015年,調查工具對研究數據質量的影響獲得廣泛關注,輿論調查方法研究大量涌現,例如,電話調查的隨機數字撥號方法(RDD,Random digit dialing)與互聯網調查的比較研究等[28]。

20年間的國際輿論研究,實質性研究和方法論研究交替主導,近5年以實質性研究為主導。有效平衡實質性研究與方法論研究,才能推動輿論研究的全面發展。

在實質性研究領域,本研究有如下發現:(1)效果研究是實質性研究的重點,而且,對認知、態度、行為三者的考察具有明顯的偏重,與先前的研究結果一致。國際輿論研究延續了21世紀初期對態度研究的偏好[13],主要考察政策、宗教、性別等社會問題的輿論與人們態度之間的關系,以了解人們如何對待輿論,并闡明輿論是如何通過影響個人的態度和行為而被維持、傳播和改變的。本研究顯示,認知研究在2016年開始增多,同時對心理學理論的使用呈現增長趨勢。由此可以預測,輿論效果研究將更多轉向認知層面的研究。(2)實質性研究還從多個維度考察了輿論主體特征如何作用于輿論,其中價值觀研究略顯優勢,因為在確定公眾是否對特定主題形成個人意見方面,價值觀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輿論主體研究同樣偏好心理方式學理論,用以分析政治分歧的形成、政治表達的差異等問題。(3)輿論渠道研究方面,21世紀的輿論研究更多綜合考察多種媒體。近年來,媒介技術的發展顛覆了公眾的傳統媒介使用,公眾轉向 “跨媒介”“多模態”的媒介使用模式[29]。由此,輿論研究從對單一媒體的關注,轉向對多樣化媒體的綜合關注。(4)在內容研究中,呈現出“新聞與評論”主導性強、多樣性弱的研究態勢。輿論內容研究既有作為傳播內容的描述性研究,研究內容框架、意識形態偏向;也有與效果研究緊密聯系,研究內容對個人態度、意見表達、政治參與的影響。(5)在實質性研究中,受眾研究并未受到重視。2016年以后,政治人物是否關注輿論,以及輿論是否影響他們的判斷和行為等問題,成為輿論受眾研究的熱點。

調查是傾聽公眾聲音的關鍵工具,21世紀的輿論方法論研究,仍以調查法為核心方向。雖然現在的調查技術手段十分豐富,但是調查響應率大幅下降,這增加了輿論研究的難度和成本,成為輿論研究最大的困擾[30]。近20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關注混合調查方式(mixed-mode surveys),采用不同調查工具與方法進行抽樣調查獲取數據[7]?；旌险{查方法可以降低無響應偏差,并避免因不完整的抽樣框所導致的覆蓋誤差。但是,如何解決混合調查方法引入的選擇效應等其他測量偏誤,是目前調查研究方法需要不斷完善的方向。新的數據收集方式促使研究者投入到樣本及抽樣設計的研究中,問卷設計研究的占比則可能進一步下降。

(三)如何研究輿論:實證研究為主流、依賴調查研究、數據來源不斷擴展、受資助水平有所提升、跨學科合作研究數量增長,應拓展新學科組合

國際輿論研究取向延續了20世紀末期以實證研究為主的趨勢。近年來,國際輿論研究幾乎全部為實證研究,研究者善于通過假設檢驗和建模預測來理解輿論問題。為了了解公眾對輿論做出了何種反應,以及他們為什么做出了這樣的反應,未來研究應如《輿論季刊》所號召和鼓勵的,進一步分析定性材料,采用多樣方法[3]。

絕大多數國際輿論研究明確使用研究方法,但似乎還未能擺脫依賴調查數據分析報告輿論的狀況,方法創新有待加強。一方面,近20年國際輿論研究熱衷于使用傳統調查法,占比仍在增長;雖然新的輿論測量方法需要實驗結果的支持[31],而且實驗法有助于推斷輿論問題相關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但實驗法的占比漲勢緩慢。另一方面,伴隨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雖然研究者可以大規模實時捕捉在線互動和表達,但新的數據收集方法面臨著道德和法律層面的挑戰、對公眾隱私的考量、對數據代表性的要求,這些也使得國際輿論研究對新方法保持謹慎。目前,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在線實驗研究應用愈發廣泛,以期能夠平衡上述問題,完善方法儲備,提高研究質量。

近20年來,國際輿論研究正在擺脫北美一家獨大的局面,來自歐洲、亞洲的數據逐年上漲,跨洲數據占比有所增加。但是,無論是從單一國家的研究頻率,還是從跨國研究的參與程度來看,國際輿論研究對核心地區的覆蓋依舊比邊緣地區密集得多[16],輿論研究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尚未得到改善。

2001—2020年間國際輿論研究受到資助的占比持續增加,尤其是政府資助,占比增長達一倍多,世界各國政府對輿論研究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在不斷推進跨國研究的背景下,實證調查研究需要充足的經費保障。無論是資金資助還是提供數據共享,專業化程度高、數據質量要求高、注重理論研究的國際輿論研究,對資助的需求將不斷加大。

國際輿論的跨學科合作研究,數量快速增長,參與學科廣泛,但新學科組合鮮見。近20年間,國際輿論跨學科合作研究的占比增長近一倍,共有16個學科參與。本研究顯示,更高頻次的合作、更加緊密的連接,使得合作研究表現活躍且處于核心位置的社會學、政府和政治學、傳播學成為助力輿論研究發展的3個主力學科。同時,在方法論研究備受重視的時期(如2006—2015年),心理學、經濟學、公共衛生學等學科一度成為跨學科合作研究網絡的核心。輿論研究借鑒心理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理論框架,發揮公共衛生學等學科的數理統計方法優勢,提高研究質量。國際輿論的跨學科合作研究,更應注重新的學科組合,如計算機科學、數學等學科與傳播學、政治學的合作,以應對大數據、移動化、智能化等新傳播技術不斷發展背景下的輿論新樣態,為理論建構、方法創新服務,為輿論研究注入新的動力。

(四)為什么研究輿論:理論構建逐漸增強、理論創新有待加強

國際輿論研究的理論構建水平逐漸增強,形成了以心理學和傳播學為主導的理論基礎,但是,理論創新水平有待加強,且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明確使用理論的研究不斷增加,然而,大部分理論僅被使用一次,使用次數最多的是框架理論,僅為22次。由此可見,國際輿論研究的理論使用,呈現使用的理論多元化、主導性理論不明顯的特征。第二,主要運用心理學和傳播學理論開展輿論研究。傳播學提供了國際輿論研究的核心理論。在國際輿論研究使用數量前20位的理論中,經典傳播學理論占據近一半。同時,本研究推論,隨著認知層面的輿論效果研究不斷推進、輿論主體研究持續增長以及方法論研究的發展,心理學理論對輿論研究的影響將更加強烈。目前,動機推理、社會認同等心理學理論已是輿論研究最常使用的理論,認知心理學理論也被廣泛用于調查響應動機研究[11]。第三,理論使用不斷深入,理論改進、理論整合研究的占比不斷增加。國際輿論研究正在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尋求輿論問題的答案;并且,理論主要被以“重新定義、組織和擴展”的形式,確定解釋輿論問題的相關變量。但是,近20年國際輿論研究的理論創新較少,需要研究者展開多層面的輿論研究,積累對已有理論的批評、改進、整合等研究,提升理論創新水平。

在國際輿論研究位居前20位的高被引論文中,并未發現大量研究與政治議題相關。大部分論文發表于2001—2010年間,雖然更早發表的論文更可能獲得更高的被引用數量,但是主要由于這個階段媒介技術發展對輿論研究方向產生了較大影響,研究者希望將新技術運用于輿論研究,對調查方法進行了深入探討,相關成果大量被引用。最近的高被引論文是2016年發表的《過濾氣泡、回聲室和在線新聞消費》[32],作者通過頁面插件追蹤5萬人的網頁瀏覽數據,對在線新聞加劇了回聲室效應還是促進了觀點多元化這一熱點問題進行探究,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為選擇性曝光、群體極化、黨派偏見等研究,提供了理論使用和研究方法的指導。由此可見,突破研究方法瓶頸、深入探究新輿論環境中的理論問題,是國際輿論研究論文獲得高被引用的關鍵因素。

五、結語

本文通過對2001—2020年間《輿論季刊》和《國際輿論研究》所刊輿論研究論文的分析,為輿論研究提供未來的研究議程。首先,輿論研究的實質性研究需要平衡各項研究議題,拓展輿論內容、輿論渠道等研究。新媒體背景下,公眾媒介使用形態已然發生變革,多種媒介樣態及其輿論內容生產不斷變換,媒介迅速發展,為人際傳播帶來更強大的影響力[33],線上與線下渠道的融合讓輿論傳播過程更加復雜。第二,新理論的提出、驗證和改進是理論建設的核心部分,雖然國際輿論研究已具有較高的理論使用水平,但是在創新性方面仍然缺失,輿論研究要加強理論批評、理論改進,以此推進輿論研究的理論建設。第三,輿論研究應該多嘗試新的學科合作,包括計算機科學、數學等學科,以此拓展更加豐富的研究方法,以回應大數據智能時代的輿論問題。第四,輿論研究應該囊括更加廣泛的數據來源,增加樣本的多樣性,包括亞洲、非洲、南美洲的跨國數據,為輿論研究結果提供更加廣泛的證據。最后,就中國輿論研究而言,要超越“地方性”壁壘,尋求更高層次的對話[34],需要多開展量化研究,注重理論的深層使用,加強國際輿論傳統議題的研究,例如關注調查研究方法等研究議題,提升中國輿論研究的國際影響力。

本研究存在以下幾點局限:首先,本研究沒有覆蓋專著、其他期刊等出版物上的輿論研究論文;其次,盡管本研究對國際輿論研究的4個維度10個研究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但由于數據的局限,有些變量沒有被納入,例如抽樣方式、期刊編輯信息等;最后,對于國際輿論研究的趨勢分析,本研究以5年為分析單位,而一些關鍵的會議或社會運動等時間節點也會對輿論研究產生重要影響,未來研究可以增加新的研究變量,更系統地揭示輿論研究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