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影響分析

李南海，王 冰，林珊微

（1.韓山師范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廣東 潮州 521041；2.福州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6）

作為環境治理重要責任主體的企業［1-2］，高標準環境管理體系是企業履行環境責任的基礎.在ISO9000 質量管理體系基礎上，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于1996 年發布了ISO14001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并隔年進入中國成為中國國家管理管理體系認證標準.發布經濟目標與環境目標相結合的ISO14001，對我國企業建立科學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具有重要意義.作為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與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和經濟激勵型環境規制一樣，共同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國家戰略的實施.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的有效性問題，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重要內容［3］.通過積極發揮第三方機構等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的環境治理作用［4］，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同時具有環境有效性［5］和經濟有效性［6］，能有效實現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雙贏.就環境效應而言，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能顯著提升企業環境績效［7-8］；就經濟效應而言，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能顯著提升企業投資效率和緩解企業融資約束［9］，促進企業創新［10-11］并抑制股價崩盤風險［6］.可見，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的經濟有效性和環境有效性已經開始顯著，但作為自愿性環境信息披露的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除具有環境效應和經濟效應外，還應具有公司治理效應.通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過程中對企業環境管理制度和環境管理績效審核認證等，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緩解信息不對稱并增加對管理層監督，降低管理層代理成本.但現有文獻重點探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環境效應和經濟效應，對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公司治理效應缺乏關注.由此，以管理層代理成本為分析視角，將管理層代理成本分為直接代理成本和間接代理成本［12］，運用2008-2020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初始樣本，分析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的公司治理效應，探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影響，以期豐富環境規制經濟后果研究文獻，為完善我國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經驗證據.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從代理成本角度豐富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經濟后果研究.現有文獻重點關注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環境效應和經濟效應，較少關注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公司治理效應.本文以管理層代理成本為視角，探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影響，將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研究的經濟后果研究從環境效益和經濟效應拓展至公司治理效應.第二，從環境規制視角拓展代理成本的影響因素研究.委托代理問題是公司治理研究基礎，但現有研究文獻缺乏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委托代理問題的分析.本文以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為分析視角，分析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影響，拓展了管理層代理成本影響因素研究文獻.第三，從信息效應和治理效應兩方面揭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代理成本的影響機制.本文考察發現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能通過改善審計意見和獲取機構投資者持股來緩解管理層代理成本，從信息效應和治理效應兩方面明晰了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影響機理.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緩解委托代理問題.但企業內外部信息不對稱，導致包括事后道德風險在內的管理層委托代理問題損害了企業價值.Arrow 將事后道德風險分為代理人行動結果可觀測也可證實的隱藏信息的道德風險，以及代理人行動結果可觀測但不可證實的隱藏行動的道德風險，將隱藏信息的事后道德風險稱為直接代理成本，隱藏行動的事后道德風險稱為間接代理成本［13］.管理層因機會主義行為而增加的在職消費等實物消費水平既可觀測也可通過會計項目得到證實，實物消費代理成本也稱為直接代理成本；而由管理層偷懶等導致的間接代理成本雖可通過資產周轉水平等財務指標觀測，但卻無法證實，閑暇消費代理成本也稱為間接代理成本［14］.無論是管理層的直接代理成本或是間接代理成本，均影響了公司治理，影響環境信息披露等公司治理制度的公司治理效應.

基于環境污染問題外部性而形成的環境規制工具，根據政府賦予被規制者裁量空間大小，分為行政命令型環境規制［1］、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15］和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4］.與行政命令型環境規制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滿足現行環境法律法規的預期目標不同，作為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的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主要依靠第三方機構進行，其預期目標不限于滿足現行環境法律法規［4］.對企業而言，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不僅能有效對企業管理層進行環境監督，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作為一種重要信息傳遞工具［16］，還能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實際上，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在提升企業環境管理水平同時，還可借助第三方認證機構對企業進行環境監督［17］，提升企業的公司治理水平.因此，通過治理效應和信息效應，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可有效降低管理層的直接代理成本和間接代理成本.

第一，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通過監督效應，有助于降低管理層的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實際上通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企業需要滿足環境戰略、生產過程綠色標志以及污染排放是否符合環境法律法規等環境管理體系認證［7］.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有助于管理層積極推進企業環境管理合法性，降低管理層在環境治理方面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通過后的再評估以及檢查抽查等，增加了外部利益相關者對管理層監督，減少了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通過后，可降低企業環境風險和提升企業環境績效，有助于吸引更多機構投資者和外部債權人關注企業［18-19］，增加對管理層監督并減少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因此，作為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工具，在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過程中、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后再評估以及通過認證后吸引更多外部利益相關者關注企業等，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可促使管理層減少在職消費等不必要支出，督促管理層積極努力工作以提升企業運營效率，從而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

第二，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通過信息效應，有助于降低管理層的直接代理成本和間接代理成本.作為環境規制工具，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具有信息功能［16］.與企業年度報告、社會責任報告或環境責任報告中披露環境信息不同，經過獨立第三方機構鑒證的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保證了環境信息披露可靠性.信息不對稱提高了外部投資者投資的不確定性，相比其他信息，環境信息存在更加明顯信息不對稱［2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能夠向外部投資者提供更可靠的環境信息，緩解環境信息不對稱并提高環境信息透明度，進而降低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此外，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還能夠降低企業盈余信息中的不確定性影響，從而減少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因此，作為一種信息傳遞工具，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有助于緩解管理層與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降低管理層的直接代理成本和間接代理成本.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

H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能顯著降低管理層的直接代理成本和間接代理成本.

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影響因素.股權集中度影響管理層代理成本，但股權集中度對管理層代理成本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21］，股權集中度既可能因股權集中而增加對管理層監督，具有公司治理效應而降低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進而減少管理層代理成本；股權集中度還可能因股權集中而產生隧道效應，而導致對管理層監督失效，導致管理層代理成本上升.一方面，股權集中度差異影響了股東監管成本與意愿［22］，決定著監督職能發揮作用的程度［23］，并最終影響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當股權集中度較低時，單個股東監管成本較高且沒有足夠監督意愿和動力，為管理層通過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謀取私利提供契機，從而增加了管理層代理成本；當股權集中度較高時，大股東為確保自身利益不受損害，有較高意愿自愿監督管理層行為，監督成本相對較低，大股東較強的專業能力和專業水準還可大幅度縮減管理層通過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謀求個人私利的機會，最終降低管理層的直接代理成本和間接代理成本.另一方面，高股權集中度因增加了大股東對企業的控制權，提升了大股東通過掏空行為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的可能性，進而增加管理層代理成本；而低股權集中度則因股權分散，降低了大股東掏空行為對企業價值的損害，最終減少管理層代理成本.總體而言，不同股權集中度產生不同強度監督職能和不同程度的大股東隧道效應，最終影響了管理層代理成本.基于上述分析，由此提出假設2.

H2a：基于治理效應，股權集中度越高，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越高；

H2b：基于隧道效應，股權集中度越高，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越低.

區域文化影響經濟行為［24］.在中國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因氣溫降水以及地形地貌形成了秦嶺-淮河線和胡煥庸線等地理分界線.以東西走向的秦嶺-淮河線和東北-西南走向的胡煥庸線為依據，中國被劃分為北方麥作文化區、南方稻作文化區以及西北游牧文化區.秦嶺-淮河線以南和胡煥庸線以東的稻作文化區因有充足降水和適宜氣溫，形成圍繞水稻耕種和大米飲食及相應習俗為特征的稻作農耕文化區，建構了所在區域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習俗.特定社會文化區域中集體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習俗，形成對包括管理層公司治理行為等不同社會行為的集體社會期望，并對其形成相應社會合法性壓力，最終影響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與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之間的關系.考慮到稻作文化區、麥作文化區和游牧文化區之間差異以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主要居于胡煥庸線以東實際情況，以秦嶺-淮河線和胡煥庸線將樣本公司劃分為南方稻作文化區與由麥作文化區和游牧文化區構成的非稻作文化區，分別探討稻作文化區與非稻作文化區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影響的區別，并由此提出假設3.

H3：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影響存在區域文化差異性.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考慮到2007 年我國實施新《企業會計準則》，本文選取2008-2020 年中國滬深兩市A 股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并進行如下篩選：剔除樣本期間內出現ST和*ST研究樣本，剔除變量數據缺失且無法補齊的研究樣本，剔除金融保險業研究樣本.經以上處理后，本文共計獲得共21 261個觀測值.本文數據來源如下：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數據來源于全國認證認可信息公共服務平臺，其他變量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和銳思數據庫.為避免極端值影響，本文對連續變量均進行前后1%的縮尾處理.

2.2 實證模型與變量定義

為檢驗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的影響，構建實證模型1.為緩解內生性，用滯后一期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進行分析.

上述模型中的MACa和MACb分別代表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EMSC代表環境管理體系認證，CVs代表控制變量，Year代表年度效應，Ind代表行業效應，e 代表隨機擾動項.主要變量定義說明如下：

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MACa）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MACb）借鑒Ang et al.［12］以及Singh and Davidson［25］，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是具有特定產權和管理結構的企業運營費用率與股東管理層兩者合一的企業運營費用率差額，運營費用率用年管理費用/年營業收入進行標準化；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是管理層對公司資產非效率運用所造成的損失，具體表現為資產周轉率，用營業收入/期末總資產進行標準化.環境管理體系認證（EMSC）借鑒張兆國等［5］，當企業通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時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分組變量、中介變量及控制變量的定義詳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定義表

3 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

表2 報告了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2 可知，環境管理體系認證（EMSC）平均值為0.207 2，說明20.72%樣本公司通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標準差為0.405 3；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均值為0.095 3，中位數為0.074 0，標準差為0.084 9；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均值為0.605 8，中位數為0.051 2，標準差為0.415 4.其他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均在合理范圍內，具體見表2.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3.2 實證檢驗結果及分析

3.2.1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的影響

表3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分別在1%水平下顯著減少管理層的直接代理成本和間接代理成本.檢驗結果表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并增加對管理層監督，降低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從而降低管理層的直接代理成本和間接代理成本.在具體經濟意義上，相比未通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企業，通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企業的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降低了12.80%，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降低了3.40%.檢驗結果支持假設1.

表3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影響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回歸檢驗結果

3.2.2 股權集中度對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與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之間關系的影響

依據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按25%分位數將樣本企業分為高股權集中度企業和低股權集中度企業，分別對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影響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進行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見表4.表4 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分別在1%水平下顯著降低高股權集中度企業和低股權集中度企業的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但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低股權集中度企業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更大，且組間系數差異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存在顯著股權集中度差異.表4檢驗結果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不顯著降低高股權集中度企業的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但在1%水平下顯著降低低股權集中度企業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且組間系數差異在5%水平下顯著，說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低股權集中度企業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顯著更高，且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更大.檢驗結果表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存在顯著股權集中度差異，相比高股權集中度企業，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低股權集中度企業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顯著更高.由此可見，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影響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存在顯著股權集中度差異，股權集中度的隧道效應而不是治理效應影響了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減少程度，檢驗結果支持假設H2b.

表4 股權集中度的分組回歸檢驗結果

3.2.3 區域文化差異對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與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之間關系的影響

依據秦嶺-淮河線和胡煥庸線，將內地31個省份自治區和直轄市劃分為稻作文化區和非稻作文化區，分別對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影響管理直接代理成本和間接代理成本進行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見表5.表5 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在1%水平下顯著降低稻作文化區企業和非稻作文化區企業的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但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非稻作文化區企業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的減少程度更大，且組間系數差異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存在顯著區域文化差異.表5檢驗結果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不顯著降低稻作文化區企業的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在5%水平下顯著降低非稻作文化區企業的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但組間系數差異檢驗沒有達到10%水平下顯著.檢驗結果表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在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方面存在顯著區域文化差異差異，在降低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方面不存在顯著區域文化差異.相比稻作文化區域企業，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非稻作文化區域企業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顯著更高.由此可見，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影響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存在顯著區域文化差異，檢驗結果支持假設3.

表5 區域文化差異的分組回歸檢驗結果

3.2.4 穩健性檢驗

為緩解遺漏變量和變量度量偏差等產生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進行如下穩健性檢驗.首先，采用傾向匹配得分法（PSM）.以size、lev、growth、ROA、DBoard、SBoard、SOE、SEC和indep為控制變量進行1∶1不重復抽樣近鄰匹配，對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影響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進行內生性檢驗，PSM 匹配效果見表6 和表7，回歸檢驗結果見表8 第2 列和第3 列.其次，采用HECHMAN兩階段回歸法.引入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行業均值變量（MEMSC）進行PROBIT回歸，計算逆米爾斯比率（IMR）后將IMR引入現有模型重新進行回歸，檢驗結果見表8第4列至第6列.最后，更換現有變量度量方式，以（管理費用+財務費用+銷售費用）/期末總資產替代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以應收賬款周轉率替代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重新檢驗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的影響，檢驗結果見表8第7列和第8列.

表6 樣本變量PSM匹配前后平衡性聯合檢驗結果

表7 樣本變量ATT效應檢驗結果

表8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影響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由表6，PSM樣本變量匹配前后平衡性聯合檢驗結果可知，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變量匹配前，Ps R2值為0.009，LR chi（2）檢驗P 值為0.000；匹配后，Ps R2值為0.000，LR chi（2）檢驗P 值為0.994，無法拒絕“所以變量無聯合影響”原假設，說明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匹配結果有效.Rubin 認為，處理組與控制組傾向得分線性指數均值的標準化差異值B 小于25，則變量在整體上平衡［26］.本研究樣本變量PSM匹配后的B值分別為2.9和1.86，符合PSM匹配平衡性檢驗的要求.

由表7 可知，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平均處理效應ATT 系數為0.078 8 并在5%水平下顯著（P=0.017），表明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情況下，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顯著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平均處理效應ATT 系數為0.629 5 并在5%水平下顯著（P= 0.036），表明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情況下，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顯著降低了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本文假設1進一步得到支持.

從表8 可以看出，經過PSM 配對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分別在1%水平下顯著降低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使用傾向匹配得分法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顯著影響保持不變.HECKMAN 第一階段回歸結果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行業均值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存在行業同群效應；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能夠減少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顯著降低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表8第7列和第8列顯示，更換被解釋變量度量方法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分別在5%水平下和1%水平下顯著降低管理層的直接代理成本和間接代理成本.經過前述內生性檢驗和穩健性后研究結論依然成立，說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降低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假設具有穩定性.

3.2.5 作用機制檢驗

有效資本市場中，經過注冊會計師審計簽證的信息披露有助于緩解管理層委托代理問題對企業價值的損害，降低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審計意見影響了包括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等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效應.無保留審計意見在為企業帶來合法性和提升企業聲譽同時，還增加對管理層監督，緩解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審計意見影響了管理層的兩類代理成本.實際上注冊會計師通過對企業管理費用等期間費用的審計，有助于發現管理費用賬戶處理中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通過對企業應收賬款和存貨等審計有助于發現管理層是否存在懈怠行為，降低管理層懈怠行為.注冊會計師的無保留審計說明管理層對企業會計準則的遵守，提升企業管理層合法性和企業聲譽.

另一方面，完美公司治理效應的實現需要包括機構投資者等企業內部外部各利益相關者的積極參與和監督，降低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懈怠行為.實際上，作為企業重要股東，機構投資者因其較大投資額而吸引更多分析師和更多投資者關注［27］而對管理層形成更強烈外部監督約束，降低管理層懈怠行為對企業價值的損害；機構投資者基于企業長期價值的投資動因［28］，促進機構投資者積極參與公司治理并增加對管理層監督，同樣有助于降低管理層懈怠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對企業價值的損害.同時，機構投資者還因信息優勢［29］而影響公司治理效應，因具有更好市場敏銳性和專業性而更容易獲得高質量信息，使機構投資者在向企業傳遞高質量信息同時還提升公司治理效應.總之，機構投資者通過增加對管理層監督以及提供高質量信息，有助于減少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降低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最終提升公司治理效應.

作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其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影響受企業內部外部治理環境約束.無保留審計能保障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積極影響，機構投資者則因其對管理層專業性監督而改善公司治理，保障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積極影響，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影響受審計意見和機構投資者約束.實際上，環境管理體系作為一種自愿性信息披露，可向機構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傳遞公司治理積極信號并吸引機構投資者更多關注.由此，選擇審計意見（audit）和機構投資者持股（IISR），分析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影響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作用機制.具體度量方式上，如果審計意見為無保留意見則audit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機構投資者持股采用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度量.審計意見作用機制回歸結果見表9 Panel A，機構投資者作用機制回歸結果見表9 Panel B.

表9 審計意見機制和機構投資者持股機制的回歸檢驗結果

表9 panel A 第3列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影響審計意見的回歸結果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有助于企業改善審計意見.表9 panel A 第4 列顯示，審計意見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審計意見有助于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表9 panel A 第4列還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在1%水平下顯著，且SOBEL檢驗結果顯示Z值在5%水平下顯著.表9 panel A 第6列顯示，雖然審計意見在1%水平下顯著降低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但審計意見不顯著影響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且SOBEL 沒有達到10%以下顯著性水平.檢驗結果說明，審計意見在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與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之間發揮中介作用，即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有助于企業改善審計意見，通過改善審計意見而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但并不能通過審計意見而降低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

表9 panel B 第3 列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回歸結果在5%水平下顯著，說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多機構投資者持股.表9 panel B 第4 列顯示，機構投資者持股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沒有達到10%水平下顯著，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不顯著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雖然表9 panel B 第4 列顯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在1%水平下顯著，但SOBEL 檢驗結果顯示Z 值沒有達到10%水平下顯著.表9 panel B 第6 列顯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在1%水平下顯著降低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顯著影響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且SOBEL 在達到5%水平下顯著性.檢驗結果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在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與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之間發揮中介作用，即環境管理體系有助于企業獲得機構投資者持股，通過增加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而降低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但不能通過機構投資者持股而顯著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

4 結論

以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為分析視角，運用2008-2020 年間A 股上市公司初始樣本，分析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影響及其異質性，并從審計意見和機構投資者持股兩方面分析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有助于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這一研究結論經過傾向匹配得分法和HECKMAN 兩階段回歸法等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2）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存在股權集中度差異性和區域文化差異性，且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降低低股權集中度的樣本企業，降低非稻作文化區樣本企業的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股權集中度的隧道效應而不是治理效應影響了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與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之間的關系；（3）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通過審計意見機制來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通過機構投資者持股機制來降低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即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有助于企業改善審計意見、增加機構投資者更多持股，從而降低管理層代理成本，環境管理體系對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的減少更多體現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信息效應，環境管理體系對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的減少更多體現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治理效應.

本文實證檢驗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與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之間的關系，為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公司治理效應提供經驗證據.本文主要政策啟示如下：第一，有助于更好理解政府宏觀環境政策經濟后果.政府正確環境政策能使企業在遵循資本逐利經濟規律基礎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基礎上，實現環境保護的國家戰略和政策目標.實現綠色低碳發展不僅要注重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低碳發展促進作用，也要重視綠色低碳等環境規制對企業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作用，重視環境規制對企業公司治理的積極作用.本文研究證實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降低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具有積極作用，但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仍可繼續完善，提高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標準，制定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更好發揮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對公司治理的積極作用.第二、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作為一種重要約束監督機制［3］，能通過監督效應和信息效應降低管理層兩類代理成本.因此，政府可充分發揮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與行政命令型環境規制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之間互補作用，優化環境規制組合工具，提升環境規制在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提升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等環境規制對公司治理的積極作用.第三，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能夠通過審計意見機制來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通過機構投資者持股機制來降低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因此，政府需要繼續完善綠色導向上市企業財務報告審計制度、健全綠色導向機構投資機制，吸引包括機構投資者等眾多資源流向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企業，發揮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制度的積極公司治理作用，降低管理層直接代理成本和管理層間接代理成本，提升公司治理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