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東慈善思想:豐富內涵、精神特質與當代價值

謝 怡，李義勇

(1.山東理工大學檔案館，山東 淄博 255000；2.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淄博 255000)

山東是中國慈善思想與活動的發源地[1]581，是傳統慈善文化高地。 近代山東災害、戰事頻發，災民、貧民、難民、流民等弱勢群體大量涌現，是慈善活動開展較多的地區，特別是首個由國人創辦、規模巨大的民間慈善組織——世界紅卍字會就始于1921 年在山東創立的道院。 同時，近代山東接觸西方文化較早，19 世紀60 年代，煙臺成為開放口岸；1898 年，青島、威海分別被德國、英國租借，西方傳教士的活動更是遍布山東。傳統齊魯慈善思想在中西異質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逐步由傳統向近代嬗變。 因此分析這一時期山東慈善思想在傳統文化和外來思潮的交互影響下的發展變化，總結、挖掘近代山東慈善思想的核心內容與價值，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

有關近代山東區域慈善的研究從時間上看，起步較晚，主要集中在近20 年；從數量上看，成果較少，從中國知網數據庫檢索到的有效文章僅10 余篇；從內容上看，多集中在慈善史、慈善救濟、慈善機構等方面。 主要研究成果有:探討了山東的慈善教育問題[2]，介紹了晚清山東慈善機構的分布、功能和作用[3]，論述了山東紅卍字會的緣起和慈善救濟活動[4]，研究了近代山東重大災荒的救濟活動和慈善救濟機構[5]，闡述了山東紅十字會的發展史、救護賑濟活動、社會影響及啟示[6]，探析了晚清山東慈善組織和慈善活動[7]。 學者們針對近代山東慈善的研究重點多集中在慈善組織和慈善救濟活動等表象，而對深藏在表象之后的引領慈善組織及其活動的近代山東慈善思想的專題研究涉獵較少，尚處于起步階段，僅有個別學者在研究成果中有所提及，更談不上系統、全面的分析和總結。 本文力圖準確揭示近代山東慈善思想豐富內涵與精神特質，并將其與現代慈善事業相結合，探究其在完善社會救助機構和機制、推進社會主義慈善事業的法治化進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等過程中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一、近代山東慈善思想的豐富內涵

任何思想的產生、發展和變化離不開社會環境和人們的社會實踐，慈善思想亦不例外[8]。近代山東作為開埠較早的省份，遭受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瘋狂掠奪，貧民數量與日俱增；自然災害發生頻率高、種類多、范圍廣、危害大，災民問題嚴重；境內戰爭頻發，侵華戰爭、農民起義、軍閥混戰等各種戰爭此起彼伏，難民數量日益龐大。面對貧民、災民和難民不斷增加的救濟需求，近代山東地方政府雖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因國庫虧空、腐敗嚴重、救濟模式落后等原因，救助效果不如人意。 在這種形勢下，慈善界對如何進行有效的慈善救濟，開展了積極的思考和有益的嘗試，涌現出以盛宣懷、呂海寰、叢良弼等為代表的一批慈善人物，近代山東慈善思想也由此萌發并逐漸形成。

(一)教養思想

在傳統教養思想的基礎上，近代山東的教養思想產生了重大變革。 慈善救濟工作不再一味地向養傾斜，簡單地追求向災民、貧民、難民賑濟錢糧以解決其一時之需，而是轉向著力教授他們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能，使其具備獨立生存的能力，實行教養兼顧的救濟方式。

1.未成年人教養思想

近代山東的慈善教養思想首先在西方傳教士創辦的慈善組織中得以體現。 1877 年，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創設的孤兒院中，他將孤貧兒組織起來，學習新式工商業技能，如鐵工、木工、紡織、絲綢和制作繩索等。 同時，他還建議當地政府提供土地、房屋和經費，用于籌建新型學校，并根據智力差異實施分層教學，向智力較好的孤兒傳授知識；向智力稍差的孤兒教授新式工商業技術。

隨著新的教育制度的實行及西方教養理念的傳入，教養并重、以教為主的慈善思想在山東本土慈善界蔓延開來。 為了加強對未成年人技藝的培養，同時注重其讀書與德育、體育的并進，山東慈善組織在其機構內附設學校和工廠的情況較為常見。 如濟南市救濟院的孤兒學習國文、算學、常識、武術、國語、體育、唱歌、習字等科目，救濟院內設有制鞋、音樂、織席、織布各組，使男孤兒半工半讀，以期學成致用，并計劃添設縫紉組，為女孤兒謀出路[9]357。

2.成年人教養思想

傳統慈善多關注物質上的救濟，短期成效顯著，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貧民養成了依賴心理。 因此，通過技能培養使被救濟者具有自養能力，成為近代山東慈善界認同的救濟理念。 在政府的倡導下，山東各地紛紛建起工藝局、習藝所等教養機構，其首要任務是教養貧民。 在宋雨亭任院長時期的青島救濟院濟良所中，娼妓、婢女、姬妾等流落無依之婦女除學習常識學科外，還實習烹飪、縫紉等技藝，教養期3個月。 1934 年5 月，濟南市市長聞承烈在總結本市救濟事業時指出，“吾人理想之救濟院，乃一廣大之場所，能盡量收容市內貧民，內有各種工藝及設備，足供貧民學習，以期教養兼施，使貧民進院如進一公費之初級職業學校，既能解決生活問題，又能學習技能”[9]355。

清末民初，公民的概念被引入后，開展公民教育的呼聲隨之而來。 慈善界在思考公民意識對慈善教養的影響和作用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慈善技藝教養雖可以給予貧民自養的獨立能力，但其道德感化作用甚微，因此提出公民教養的思想，倡導通過對被救濟者實施公民教育，培養其獨立人格，養成“為公利以抑制私利，為全體以犧牲個人”的公民所需之道德，并將其付之于實踐。

(二)工賑思想

以工代賑的救災方式因具有救濟災民和進行生產建設的兩全性，在中國救災史上被廣泛采用。 近代以來，山東的以工代賑不管是實施主體還是采用方式都有了較大的改變。 傳統社會中，工賑多由政府舉辦，民間組織因其實力較弱，較難開展。 近代山東政府財政力量日益空虛，民間組織自行舉辦大型工賑的比比皆是。 歷史上以工代賑多實行筑堤、修河、開渠、筑路等方式，近代采用的方式更為多樣化，主要包括修路、建房、修堤、植樹、灌溉農田、開墾荒地等。 其中的典范，當屬1921 年華洋義賑會對山東特大旱災采用的以工代賑。 通過此次救災，工賑被當作“最科學原則及最適于實用之救災方法”受到重視[10]。 之后華洋義賑會總結出辦理工賑的五項原則:一是對災區之難民不空施以金錢；二是對災區之難民，不空施以糧食；三是凡壯丁及能工作之人，皆應從事相應工作養家糊口；四是于糧食缺乏之地，應以糧食為工資，其他也可酌量施以金錢；五是工資應按工作單位核實施給[11]。隨后，慈善界對以工代賑進行思考，逐漸形成了工賑事宜應具有計劃性、組織性、長遠性且程序科學的理念，展現出了近代工賑思想的先進性。

(三)宣傳思想

傳統慈善因多為宗族慈善、家族慈善，并不太注重宣傳。 近代以來，隨著慈善逐漸突破家族、宗族、地域的界限，如何喚起民眾的慈善之心，進行跨界救濟，成為政府和慈善組織思考的問題。

日益發展起來的紙質媒體、聲像媒體等新興媒體和曲藝、說唱等新興藝術表現形式，因其具有受眾面廣、影響力大等特點，逐漸進入慈善界的視野，成為宣傳慈善的重要手段。 丁戊奇荒期間，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投書《北華捷報》《萬國公報》《申報》等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報刊發表勸捐書，介紹山東等地的嚴重災情，呼吁上海及各地口岸紳富客商捐款救災。 1927 年，何宗蓮以紅十字會濟南分會會長的身份主持山東全省臨時饑民庇寒所募捐游藝大會籌備工作，11 月，游藝會在商埠公園舉行，京劇、文明戲、大鼓、菊花展覽會、魔術大會、古玩展覽會等節目繁多，場內人山人海、 熱鬧非凡， 募集款項達47000余元[12]。

從宣傳主體看，除了慈善人物、慈善組織和政府機構外，各大紙質媒體也加入了宣傳慈善思想、募集善款的隊伍。 如針對1935 年的黃河水災，濟南的《山東民國日報》《華北新聞》等報紙連續刊登募捐啟事，代收捐款。

(四)公益教育思想

義塾是傳統社會中最為普遍的帶有慈善性質的教育機構，其主要功用為勸善和化俗。 與傳統的義塾相比，近代慈善學堂掙脫了傳統教育理念的束縛，為得不到教育的貧苦百姓和適齡女子，提供了免費且平等的教育資源。

1.女子教育思想

中國傳統慈善的教養對象多為男子，女子不被納入教養范圍。 西方教會女子學校的創辦，為女子接受教育作出了示范。 1885 年，北美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狄樂播在濰縣樂道院創設了只招女生的文美書院，這也是繼1862 年倪維思創立山東第一所女子學堂——登州女子學堂后，山東第一所初具規模的女子中學。 教會女子學校不但賦予了女性同男子一樣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也開啟了本土慈善界對女子教育的思考和實踐。 近代山東地區的城市、城鎮乃至偏僻的鄉村，都出現了多種免費性質的女子學校，盡管招收的人數還比較有限，卻為貧困女孩提供了學習的機會[2]。 1924 年，叢良弼創辦的良弼小學開始招收女生，開蓬萊男女學生共校之先河。

2.平民教育思想

近代以來，眾多的慈善組織和人士認識到貧民問題是近代山東面臨的嚴重的社會問題，根治的有效方法即為教育，必須從普通的學堂教育中跳脫開來，拓寬教育對象，倡導平民教育，從而使貧民的智識和技能均得到培養，以掌握相應的生存技能，脫離貧困的境地。 20 世紀初，山東眾多組織積極參與到平民教育活動中來。 1916 年，由澹臺玉田、萬坤山等人發起成立的煙臺鎮教育會創辦平民學校，設29 所分校，100 個教學班，首招學生2079 人[1]366。

(五)慈善法制思想

傳統社會中的慈善事業主要通過倫理道德進行規范。 倫理道德作為軟性制度，極大地依賴于個體的自我修養，因此這種規范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近代以來，硬性規范措施的缺乏使慈善組織良莠不齊，有的魚目混珠，假借慈善名義，謀求個人私利，敗壞慈善名聲，影響募捐效果；有的缺乏科學的組織管理方法，所行善舉無根據、無統計、無報告，使救濟質量大打折扣。 近代山東慈善組織逐漸摒棄封閉、落后的傳統管理理念，追求組織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慈善制度思想和慈善立法思想應運而生。

1.慈善制度思想

慈善制度思想主要用于規范組織內部管理機制，包括救前調查、財務稽核和自我監管等理念。 救前調查制度是慈善制度思想的創新組成部分，主張對救濟對象進行細致的調查了解，調查方法和步驟強調從一般到特殊，既要注重對整體社會狀況的宏觀調查，又要注重對救濟對象實際情況的微觀調查。 1920 年，山東西北部旱情嚴重，山東災賑公會會長呂海寰派干事分赴各地災區進行實地調查，并要求“按災民多寡，定賑款等差，電囑各縣派員領放，由會派人員監察”①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工商(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390 頁。。 隨著近代救濟活動數量逐漸增加，捐贈賬目管理、財務收支日漸繁瑣，財務稽核理念也應時萌發。 首先，貫徹內部牽制思想，設有專門的會計和出納負責機構財務支出；其次，采用征信制度，或將捐款人姓名、捐款數額及用途印成小冊公之于眾，或通過報刊等媒體公布慈善組織財政收支狀況。 近代山東慈善組織采用嚴密的自我監管獎懲機制，確保組織成員遵紀守法、組織工作規范高效，樹立了良好的社會形象。 如青島市立救濟院為加強內部監督，在辦公室設總務一組，負責對內部各部門的稽查和職員的考核，考核獎懲的內容包括工作計劃、業務聯系、救濟事業的成果等[13]。

2.慈善立法思想

傳統社會雖有慈善立法，但并不占據主要地位。 近代以來，隨著慈善事業的全面發展、救濟范圍的逐步拓寬和慈善組織的日益壯大，許多舊有的慈善救濟法規與社會發展不相適宜，尤其表現在由于沒有統一之精神，慈善團體缺乏聯絡，各自為政，甚至相互競爭。 為了保障慈善事業持續、良性發展，慈善界積極主張由政府對慈善事業進行引導和管理。 在這樣的呼聲下，政府陸續制定并健全社會救濟的相關法律法規，為慈善事業走向規范化、法制化提供了依據和保障。 例如，1930 年，青島特別市為加強對當地慈善組織的管理，頒布了《青島特別市私立公益慈善機關注冊暫行規則》，以期規范慈善團體注冊和撤銷等事宜，扭轉慈善機構數量龐雜、管理混亂等現象。

(六)義賑思想

近代義賑思想既強調民捐民辦的救濟模式，又提倡官義互濟的救荒理念。 民間性是近代義賑與傳統義賑在性質上的最大差異。 晚清義賑大多緣起于嚴重的自然災荒，江南士紳正是在目睹丁戊奇荒慘狀后，基于仁愛理念創辦義賑。 宋代以后，道教的善惡報應觀成為普通民眾心中根深蒂固的慈善倫理思想。 丁戊奇荒中，鄭觀應刊印《救災福報》，宣揚漢代以來修德獲報的事跡，勸導廣大民眾積極捐款捐物，有效推動了救濟工作的開展。

義賑思想雖然強調民捐民辦，但并不排斥官方力量的介入，甚至提出義賑與官賑相輔相成、協同發展的救濟理念，認為在募捐、查賑、放賑等諸多環節中，兩者均可實現合作共贏。 在募捐之時，義賑可以幫助官賑緩解救災財力不足的問題；在查賑之時，官賑可以委托義賑之人前往災區勘查界定災情，避免激化政府與災民的矛盾；在賑濟之時，官賑可以與義賑通力合作、共同賑災。 1891 年，時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道員的盛宣懷在開展小清河疏浚工程時，創造性地把義賑與工賑相結合，用募集到的義賑資金招募災民，采取以工代賑的方式疏浚河道；同時起用嚴佑之、施則敬等義賑同人作為工程管理人員參與工程建設，促成了官義合作[14]，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七)慈善醫療思想

在博愛理念下，初期來山東的西方傳教士萌生了慈善醫療的救濟思想。 據《中華歸主》1920年統計，“在山東新教差會辦有28 處醫院，36 處診所”，1939 年天主教會在山東開辦21 處醫院，81 處診所[15]。 教會早期創設的診所、醫院大多免費或酌情收取少量藥費。 一戰后，隨著教會經費短缺情況日益嚴重，山東的教會醫院大多實行收費制度。 為了維持慈善性，教會醫院采取了分級收費制度，即對入住高級私人病房病人收取高費用，對普通病人收取低費用，對貧困病人免費。除了救治本院病人，本著救死扶傷的理念，教會醫院還開展了社會醫療服務。 例如，齊魯大學醫院在成立初期就附設社會服務部，負責管理病人費用的減免及病愈出院病人的訪問和治療效果的統計工作[16]。

隨著西方教會醫院的興辦和西醫技術的傳入，慈善醫療思想逐步被山東慈善界接受并采用，進而開始創辦著眼社會公共利益、為大眾提供醫療服務的新型慈善醫院。 新型慈善醫院秉持仁心愛物的觀念治病救人，具有公益事業屬性。 如濟南紅卍字會下設的醫院以宏大的規模、完善的設備吸引社會各界前來就醫，以達到以有力者所收之醫金，補助平民費用的目的。 除了治病救人，如何為社會公眾服務也是新型慈善醫院考量的重點，醫院一方面推廣中西方醫藥科學，促進國民對社會公共衛生的認知；另一方面將醫療救濟融入地方公共事務，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良性發展。

二、近代山東慈善思想的精神特質

近代山東特殊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造就了近代山東慈善思想既是對傳統齊魯慈善思想的改良，又是對西方慈善思想的本土化，因此它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歷史時期慈善思想的獨特性。

(一)公民性

公民性是指在一個社會整體中，社會成員表現為共同體形態，這種共同體強調社會成員彼此之間的互惠關系和幫助他人的良好意愿[17]。 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民的民族意識被逐漸喚醒，近代山東慈善思想也逐漸擺脫了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的束縛，將關注面從個體、血親、宗族擴大到社會整體福祉，形成公民互助互愛的集體共識。 在傳統的慈善救濟中，施濟者和受濟者之間存在人格的不平等，施濟者往往將對受濟者的救濟看作是一種恩賜。近代山東慈善思想則強調對政府而言，慈善救濟是其應盡的責任，而不是一種施舍；對國民而言，慈善救濟是其應履行的義務，應當本著互助的原則參與救濟。

(二)徹底性

傳統的慈善思想注重急賑與施養，具有典型的臨事性和臨時性，雖可解燃眉之急，但卻治標不治本。 近代山東災害多發、戰亂不斷，在賑濟資金日漸緊張的情況下，救急不如救貧的慈善理念逐漸被山東慈善界接受并實踐。 與傳統慈善思想相比，近代山東慈善思想更注重對民眾的根本救濟，以實現救災救徹。 對失去土地的災民，倡導實施土地回贖的措施；對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災民，倡導實施工藝技能的培訓；對貧困的小本經營者，倡導提供一定數額的貸款；對孤貧孩童，提倡教授科學知識和技能。 所有這些理念，注重慈善事業的長期效果，關注受救者自立能力的培養，期待社會進步、國家富強、人民安康，展現出近代山東慈善思想明確的社會使命和社會關懷。

(三)預防性

近代山東慈善思想中蘊含著救貧于亡然不如防貧于未然的理念。 在防災理念的指導下，山東慈善界實施了一系列的積極救災策略。 首先，針對晚清山東水旱災害頻發等問題，提出興修水利、治理河道、鑿井灌溉等方法；其次，采取封固山林、植樹造林、嚴懲毀林等措施，防止森林破壞和水土流失；再次提出重整倉儲，勸導鼓勵各地紳民積極捐贈谷物以備荒；最后，提倡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以提高糧食產量。 防災理念在積極預防災害、增強防災能力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防御作用，展現出近代山東慈善思想的防御意識。

(四)公開性

近代山東慈善思想中蘊含了諸多公開、透明的慈善運作理念。 首先，在機構管理層聘任方面，實行輪值制，即聘用公正且有聲望的地方紳士組成慈善管理集團，輪流任職，從事賑災事務，協助救濟工作，監管財務運行，確保所捐募的資金用到實處；其次，在崗位設置方面，主張采取分工協作的方法，設有專門的會計和出納，負責管理機構的財務收支；再次，在制度建設方面，除了要實行嚴格的會計制度外，還應普遍建立嚴密的監督體制；最后，在信息發布方面，要求定期將所收款項的使用情況登報向社會公布。 正是在公開透明原則的支配下，近代山東慈善組織才得以生存、發展，并逐步壯大。

(五)平等性

傳統慈善救濟以忠、孝、節、義為標準來確定[18]，這映射出傳統社會中明顯的等級概念，即臣對君要忠，子對父要孝，婦對夫要節，對朋友要義。 清末民初，“于民治社會中，人人均須平等，自重人之獨立精神”①參見梁維四:《慈善政策論》，刊載于1930 年第5 期《中國建設》。的思潮開始傳播，人類人格的平等逐步得以認同。 近代山東慈善思想也從社會平等和整體發展的角度出發，萌生了女子、平民等應平等接受教育的理念以及妓女、罪犯等應平等得到救助的理念。 平等理念在近代山東慈善思想中的融入，促進了施濟者和受濟者之間社會關系平等化，擴展了接受教育和慈善救濟的范圍，推動了對社會個體人格的尊重和弱勢民眾身份公民化的認同。

(六)科技性

鴉片戰爭打開了近代中國的國門。 西方列強在入侵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技術。 近代以來，山東慈善界開始思考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來進行慈善救濟。 首先，慈善教養思想強調進行科技教育以開民智，向未成年人教授算術等課程；向成年人教授機器生產的相關技藝；其次，慈善組織吸收科技慈善的理念，提倡采用科技救濟的新方式，開設織布工廠、制鞋廠等新型慈善公益機構；最后，慈善醫療思想主張采用先進的醫療設施和救濟方法治病救人。 近代山東慈善思想立足先進科學技術的推廣，將扶危濟困和社會發展結合起來，不再局限于維護社會的穩定，而是放眼于推動整體社會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和前瞻性。

三、近代山東慈善思想的當代價值

在慈善救濟活動中，近代山東慈善思想發揮了積極作用，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在當今社會，它為構建正確的慈善價值觀、增強慈善組織公信力、健全國家慈善事業、促進慈善文化傳播提供了理論依據和人性基礎，對公民道德思想體系建設和國家慈善事業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構建正確慈善價值觀的思想建設價值

慈善價值觀是人在實踐中形成的對慈善的認識、判斷、了解和感知能力以及由此帶來的參與積極性[19]。 目前，國民的慈善價值觀存在對慈善活動了解較少、對慈善活動關注度和參與度不高、對慈善機構信任度偏低、參與慈善活動具有功利性等問題。 因此應在借鑒近代山東慈善思想和加強慈善文化宣傳的基礎上，盡快建立正確的慈善價值觀，即認為慈善是一種責任，一種自覺的行為；對慈善行為的考量，不在于給予多少，而在于有沒有一顆同情和善良之心或一顆責任心，且這種責任是不求回報的。 構建正確的慈善價值觀應注重培養國民的社會責任意識，即把慈善看作是其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形成人人慈善的格局。 人人慈善將有效消減民眾慈善行為中的功利意識，大幅提升國民慈善事業的參與度。

近代山東慈善思想具有公民性的特點，它突破了傳統的血緣、宗親關系，超越了個體的自我認識，認為救濟貧困是每個國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應形成國民相互善待的集體共識。 這與正確的慈善價值觀中倡導的國民社會責任意識不謀而合。 因此，近代山東慈善思想對正確慈善價值觀的構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應加強對近代山東慈善思想中慈善責任意識的傳承和弘揚，將其根植到當代國民的頭腦中，形成人人慈善的良好風尚。

(二)增強慈善組織公信力的正向推進價值

公信力是社會對一個組織的認可及信任程度，是為其使命而進行報告、解釋、辯護和接受質詢的責任，是社會公共生活中一個組織面對時間差序、公共交往以及利益交換所表現的一種對公平、正義、效率、人道、民主、責任的信任力[20]。離開公信力，慈善事業不可能持續發展，可以說，社會公信力是慈善組織和慈善事業的生命。 目前，部分慈善組織其公信力遭到質疑，也極大地挫傷了公眾參與慈善事業的熱情。 因此，提高慈善組織公信力已迫在眉睫。

1.完善慈善組織自身建設

近代山東慈善制度思想主要用于規范組織內部管理機制，為當代慈善組織自身能力建設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當代慈善組織可借鑒近代山東慈善制度思想，加強組織內部規范管理，完善組織內部治理結構，促進慈善組織規范化運行，提高慈善組織公信力，實現慈善組織的健康、良性、持續發展。 參考財務稽核理念，建立既自覺執行內部監管又主動接受社會監督的財務管理制度，使公眾及時、準確地了解善款善物的救濟和使用情況，在社會監督和公開透明的加持下，不斷提升組織的公信力。

2.建立慈善監督長效機制

組織公信力的獲得，不僅取決于慈善組織內部的監督機制，而且源于外部的社會監督與環境約束以及法律規制[21]。 近代山東慈善立法思想主張通過外部法律法規監督、管理慈善組織良性運行和持續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制定了“信息公開”專章，明確了慈善信息公開內容、公開周期，使中國慈善事業在信息公開方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但還需要進一步細化和完善。 現階段，應積極借鑒慈善立法思想，完善慈善組織監管法規，讓更多民眾參與到慈善監督中。

(三)提升國家慈善事業的社會響應價值

慈善事業具有彌補各種制度安排的缺漏，調和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維系經濟健康發展及提升公眾社會責任與社會文明程度的功能[22]。 因此，在現階段社會轉型時期，保障慈善事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對緩解社會矛盾、凝聚人心民意、提升公民道德素養、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1.建立慈善救助聯動機制

近代山東慈善思想強調不論是對政府還是對國民，慈善救濟是其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因此，在當代慈善救助過程中，我們不能只依靠政府、組織、個人中單純某一方的力量，而應充分發揮政府、組織、個人三者各自的優勢，建立政府、組織、個人三者聯動的救助機制，形成以政府為主導，組織和個人為主體的救助格局。 對于政府救濟不能惠及之處，應由組織和個人進行有益的補充。 同時，應以叢良弼、宋雨亭等近代山東慈善代表人物優秀事跡為例，加強對組織和個人慈善責任意識的培養。

2.推動慈善事業持續發展

近代山東慈善界將教養思想和公益教育思想引入慈善救濟活動當中，使慈善活動達到了標本兼治的良好效果，同時也激發了國民的公民觀念和社會責任意識。 這種標本兼治的救濟方式，為現階段慈善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啟示我們應按照治本為主、治標為輔的原則建立以人為本、持續發展的當代慈善救助策略，并積極開展慈善救助活動，在及時解決當前慈善救助困難的同時，逐步提高對未來困難的解決能力。

(四)促進慈善文化傳播的思想傳承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指出“國家應采取措施弘揚慈善文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識；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等媒體應當積極開展慈善公益宣傳活動，普及慈善知識，傳播慈善文化”。慈善文化傳播的目的是延續優秀的慈善思想和理念，形成人人慈善的正確慈善價值觀；承繼優秀的慈善法規制度，促進慈善事業制度化、法制化；傳承慈善思想責任擔當意識，加強對慈善事業的監管與調控。

1.拓寬慈善宣傳渠道

近代山東慈善思想的宣傳理念提倡利用新興媒體和多種藝術表現形式開展多渠道慈善宣傳工作。 新時期的慈善宣傳工作應以此為鑒，將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進行深度融合，實現新舊媒體的優勢互補，構建慈善文化傳播新平臺。 通過建立互聯共享機制，實現各種平臺資源和要素的實時共享和有效整合，平臺終端和技術手段的相互融通，形成向上可以聯合中央媒體平臺，向下可以連接自媒體分端的全新傳播平臺。 同時，應注重根據受眾的行為習慣，為不同的群體訂制不同的傳播渠道。

2.擴大慈善宣傳主體

近代山東慈善宣傳主體眾多，除了個人、慈善組織、政府機構外，各大媒體均積極參與了宣傳工作。 當代慈善是面向全社會、全人類的事業，每個公民都可以自愿參加，慈善需要人人，人人皆可慈善。 慈善活動是對國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是社會力量自愿通過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行動等多種形式使社會財富流向社會貧弱群體的再分配過程[23]，對創新社會治理、維護社會穩定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宣傳慈善文化，不僅是慈善組織和專業媒體的責任，也是每個公民應有的選擇。 通過政府主導，慈善組織和專業媒體引領，人人積極參與的傳播方式，中華民族樂善好施、扶危濟困、敬老慈幼的傳統慈善美德才能有效地植根到民眾的意識里，形成人人慈善的良好格局。

近代山東慈善思想是近代慈善界在山東開展慈善救濟活動中逐漸形成并發展起來，以保障慈善事業良性發展為目標的思想理論體系，對于當代慈善事業的發展與繁榮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價值。 因此應取其精華，服務現實，不斷推進我國慈善事業的法制化進程和治理能力的完善，推動慈善組織的社會公信力大幅提升，促進社會公眾公平正確慈善價值觀的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