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寧夏“花兒”曲令的推想

馬劍龍

“花兒”的“令”是長期以來人們口耳相傳逐步形成的相對固定的“花兒”曲調，既豐富多彩又意趣生動?！盎▋骸惫餐瑓^范圍很大，覆蓋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多?。▍^），地方不同，民族不同，風俗相異，則“花兒”的令名各有所取不盡相同，產生出了一個讓人眼花繚亂的“令”的世界。根據專家學者的統計，僅“花兒海洋”青海一省就有約150 種“花兒”令名。有了“令”的支持，“花兒”在提升文學氣質、表達主旨情緒、淬煉音樂形象、增加藝術情趣的同時做到了分門別類，利于掌握和傳唱。

“令”是個會意字，本意是發布命令?！墩f文解字》：“令，發號也?！薄捌渖碚?，不令而行”“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些古語，“令”同本義。上下數千年，遍而觀之，漢語言對“令”的使用既久且寬，有動詞、名詞、形容詞、代詞、副詞、量詞等詞性；本意、同本意、引申義、再引申義、擴大義、比喻義等意向，算得上是個萬能詞了。而作為詞調曲調只是“令”的諸多意向中的一個，此種功能多見于唐宋詞及元曲，如《調笑令》（唐/韋應物）、《十六字令》（宋人廣泛使用的一種小令）及《人月圓》《山坡羊》等元曲令名。在這里，我們不得不說，“花兒”以中國民間文學音樂一員之身份，能和“令”結緣，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實為幸事。

然則俯視“花兒”在西北乃至更大范圍記錄、流布、傳唱的全部過程和經驗，我們承認寧夏以外廣大“花兒”色彩區的“花兒”都是有“令”的，唯獨寧夏“花兒”無“令”，算得上是獨樹一幟了。寧夏“花兒”學家劉同生先生（延河）對寧夏“花兒”無“令”的描述是這樣的：“除原有固定襯詞襯腔的小調化、曲牌化的‘花兒’有調名以外，其他民間俗稱為‘干花兒’或‘阿哥的肉調’，習慣以主句及關鍵句做歌名，沒有以地名或族屬等做歌名的習慣?！比纭拔页獋€花兒你不用笑，我解了心頭的急躁；急躁地胡唱呢，你當我高興著唱呢”就是擇其首句“我唱個花兒你不用笑”為名的，無令名。

作為一種手段，一種樣式，有沒有曲令對“花兒”文化本體并無太大妨礙，但于傳承傳唱，分門別類，方便與否，影響卻是不容低估的。因為，從分類學的角度視之，曲令是記錄和傳唱“花兒”的好方法，涇渭分明，方便合理。據此而言，寧夏“花兒”無“令”是歷史事實和傳統，算不上特點和優勢——此一詞只能唱此一曲，此一曲只能唱此一詞，固定性太強，太過專一，無可互換，不符合“花兒”一詞多調和一調多詞的傳唱特點，在記憶、區別和傳承上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且客觀上更是否定了寧夏令調式“花兒”的存在。筆者想說，假如寧夏六盤山“花兒”也用上了“令”，則天下一統！因此，我們應該在寧夏推廣和宣傳“令”，而不是否定和拒絕“令”，它不僅適用于河湟“花兒”，同樣適用于“山花兒”，它的現實存在的價值不止一面。

一分為二地說，寧夏“山花兒”無“令”是成立的，它是寧夏原生的具有某種“花兒”特征的區域性山歌，沒有誰對它作過“令”的規定。而寧夏河湟“花兒”無“令”是不成立的，因為河湟“花兒”源于有“令”的甘、青河湟地區，主要源于被寧夏人習慣稱作“河州”的甘肅臨夏地區，它應當是和它的令名一同流入寧夏的，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是否定了寧夏數百年前就已經開始的移民歷史，這關系到河湟“花兒”在寧夏地區傳承傳唱的最初形式。換言之，只要承認寧夏有河湟“花兒”的存在，就得承認“令”在寧夏的存在。

“令”行天下，必有緣故。

第一，甘青學界的普遍性認定。甘青學界的認定是以寧夏“花兒”是從甘青地區河湟“花兒”、洮岷“花兒”流傳和衍生而來為前提的，甘青“花兒”是源，寧夏“花兒”是流，既然源“花兒”講究“令”，則流“花兒”就沒有不講究“令”的道理?！盎▋骸睂W家王沛先生主編的《中國花兒曲令全集》是這種認定的理論結晶。書中，和甘肅、青海、新疆、陜西等廣大有“令”的?。▍^）一樣，王沛先生按傳唱地將寧夏“花兒”作了令名歸集處置，如固原令、西吉令、同心令、海原令等。而如同心的令調比較多，則在“同心令”后加上一、二、三等序號加以區分，有人稱之為“子母令”。除此之外，該書將卜錫文先生在同心縣下馬關和紀家兩地采集的兩首“花兒”分別叫“下馬關令”和“紀家令”，已經具體到大地名下的小地名了。張連葵教授論文中相關引述可以佐證上述觀點：“從《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甘肅和青海卷中來看，在寧夏地區流行的‘花兒’有四十幾個令六十多個調子，占‘花兒’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p>

寧夏“花兒”組合馬蘭花演唱《寧夏夯歌》

第二，寧夏民間的集體實踐?！盎▋骸奔捌溥B帶的全部表達形式手段均源自民間。無論學界還是官方，不管他們情愿與否，認可與否，“花兒”的原生土壤民間已經身體力行，先行先試，將寧夏六盤山“花兒”統一稱作“六盤令”了。這種情形的發生與互聯網的推波助瀾有關，當寧夏民間在互聯網視域下受到大西北“花兒”風的不斷沖擊，寧夏“花兒”的無“令”使民間明顯感覺到了缺失的不適?！傲P令”應運而生，其和互聯網在本地的使用差不多是同步的。

寧夏“花兒”歌手馬衍、楊雪演唱《獐子吃草滾石崖》

第三，學者的接受及其責任。在引進、創制和使用“令”的過程中，學者，特別是寧夏學者絕無可能置身事外。因為，我們面臨著這樣的窘境：一是寧夏“花兒”對曲令的主客觀需要，學界（寧夏以外）和民間（寧夏以內）已經走在了前面。當然像目前我們看到的僅以地名為令名的方法顯然是單調的，缺乏統攬性、規范性和可操作性。二是曲令的濫用。在民間，只要是寧夏的，哪怕它有數十種、上百種調類唱法，只通通一個“六盤令”了事，這是何等草率和不負責任呢？我們既然有了使用“令”的準備，那就得系統和科學，至少也應該是一類曲調一個曲令，包括這個曲調的多個派生調、變異調在內。所以，我們沒有理由把引進、創制和使用曲令的重大任務完全交由民間。寧夏“花兒”學界應該有所認識和行動，認真研究，做足田野，以期對寧夏“花兒”曲令進行學術方面的探討和規范，既完成引進，又避免濫用，一舉兩得。

必須提醒的是，鑒于“山花兒”與生俱來的天性稟賦，甚至河湟“花兒”在寧夏入鄉隨俗的環境化生成，寧夏“花兒”生態既是自然的，也是多維的和復雜的，強以令名干預是否必要和可行是關系寧夏“花兒”的重要學術問題，不可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