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變革、文體差異與“非虛構文學”的命名

全帥雙，王海燕

（湖北文理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湖北 襄陽 441053）

2010年《人民文學》開辟“非虛構文學”欄目，這個于20世紀80年代引進的概念迅速成為當下的文壇熱點。從描寫中原腹地河南農村的《梁莊》系列到記錄邊緣藏區歷史與宗教的《瞻對》，從嘗試喚醒“新工人”階級主體的《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到書寫老工業區新一代中產階級幸存史的《張醫生與王醫生》等，橫向的地理性差異與縱向的社會階級都被囊括在“非虛構文學”的書寫范圍。在創作熱潮的背后對于“非虛構文學”命名的理解卻呈現矛盾與爭議，有論者從文體的角度將其納入散文寫作的范疇:“帶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散文潮流就蓬勃興起了?！保?］也有論者將其與報告文學并置而論:“它客觀上復活了報告文學介入生活、在場性、審視批判現實、主觀參與、‘有我’的特征?！保?］更有論者認為“非虛構文學”寫作既是文學問題，也是媒體問題，當然更是社會文化整體性結構轉型的問題，而它所應對的是中國當下經驗的變革?！保?］亦即，《人民文學》的專欄雖是“非虛構文學”當下興起的直接原因，但在此之前，文學已由于時代的變化陷入了發展困境，因此“非虛構文學蘊含著從原有文學格局中掙脫開來的訴求”，在獲得了“非虛構”這一命名之后，成為對傳統文學四分法的挑戰。這些對“非虛構”命名的理解從表面看似乎大相徑庭，實際存在著共同點。首先，從文學外部審視，為研究者共同承認的是“非虛構文學”呈現出的時代性特征；其次，從文學內部審視，研究者都注意到“非虛構文學”綜合了小說、自傳、新聞報道和田野調查等文體特點的同時，又與它們存在著深層差異性。因此，對“非虛構文學”命名的理解，必然要站在文學外部和文學內部兩個角度進行觀照，探究時代變革如何影響文體以及同其他文體相比“非虛構文學”的差異性特征。

一、時代與“非虛構文學”：想象和虛構的失語

（一）非虛構文學命名的背景

1988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美國作家約翰·霍洛韋爾所創作的《非虛構小說的寫作》。作為國內首部有關“非虛構寫作”的譯著，《非虛構小說的寫作》成為“非虛構文學”創作與研究的理論坐標。譯者仲大軍寫道:“我們國家今天的時代是一個與美國60年代有點相似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小說家們思考:傳統的構思和傳統的寫作手法能否跟得上今天的形勢？非虛構文學家們在思考:怎樣使這種形式更豐滿、生動、有效？更重要的是，人們在思索尋找一個什么樣的、更好地反映這個時代的寫作方式”［4］。盡管此文寫于1987年，但在當下文壇類似的話語仍舊層出不窮。批評家和作者們談論文學“死亡”與“終結”似乎已成為周期性時尚。但正如格非在《現代文學的終結》所言：“與其說是文學危機的嚴酷性及其諸種表現，倒不如說是國內的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對這種危殆狀況的視而不見?！保?］新世紀以來，許多作家仍堅守《詩學》中詩人們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6］。在“情與理真實”的標準之下，作者們不斷探索“虛構現實”的可能。

文學成為“虛構的現實”，同時代環境相關：這是創作者面對信息時代“經驗的同質化”的必然結局。如詹姆遜所言:“嚴肅的作家必須運用語言的震驚效果，借助重新結構過的熟稔的事物，或者訴諸心理的那些更深層面，來再一次喚醒讀者對具體事物的麻木感覺，而只有那些更深的層面，才保有一種斷斷續續的不可名狀的強度”［7］。用抽象、寓言、象征等方式構筑“魔幻現實”逐步成為文學創作的路徑。文學漸入“私人”場域，或遠離公眾成為一種閉門造車的產物，或擁抱市場接受炒作成為資本的玩物。對此，文學“局外人”羅翔的評價顯得一針見血，在2022年理想國文學獎評獎過程中，他坦言面對著參選作品所感到的是“一種虛無感和幻滅感，在這些作品中貫穿的一個主線，通常都是對一些周邊經驗的主觀式的解讀，但很少能夠跳出這個經驗做一些超驗或者客觀的追問?！保?］但所謂“經驗的同質化”并非現代生活經驗真的“同質化”，人與人之間無法再進行經驗的交換。相反，在德波看來這只是一個社會景觀王國給予我們的一個假象，“特殊性經驗”等社會本真仍舊在物質生產之中存在著，只是被景觀的在場所遮蔽［9］。

（二）非虛構文學命名的意義

同質化的假象往往來自工具性媒介的共謀——由電視、互聯網等組成的“超級敘事者”，使現代公眾被同一批篩選的信息所包裹。作家們也難以擺脫對二手信息的依賴，加之學科體制的完善，當下的文學研究也由于偏重理論的闡釋成為文學生產的“脫產者”，作者們失去了與理論的對話導致當下的文學無力破局?；仡櫋胺翘摌嬑膶W”作者們的職業身份，不難發現他們往往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作家”，如梁鴻、呂途、黃燈以及伊險峰。這是因為文學“局外人”的身份在創作之始便給予了他們跳出傳統文學話語規范的可能。在《中國在梁莊》的序言中梁鴻寫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系。我甚至充滿了羞恥之心，每天教書，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著言不及義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沒有意義?！保?0］1在此，“非虛構文學”的寫作成為對文學體制話語規范的嘗試性突破。

對文學接受者而言，“超級敘事者”的出現使讀者對小說表現的“現實”產生質疑。雖說中國當下的文壇所面臨的問題同19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相似，但在李敬澤看來其中兩者之間存在著區別——“電視時代和網絡時代的‘非虛構’是不太一樣的?！保?1］19世紀60年代的美國“非虛構文學”是小說與傳統新聞行業共同遭遇危機的結果，傳統新聞行業和小說都無力向讀者解釋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伴隨網絡時代的來臨，一方面，使得傳統的輿論場日漸式微;另一方面，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網絡新勢力攻城略地。但它在開疆拓土之際，也將新聞專業長期奉為圭臬的“真相”拋之腦后［12］?，F實與真實在符號的包裹之下漸漸消逝，真實被謀殺,我們看到的是被符號鏈所占領和控制的世界［13］,后真相時代到來。作為介于真相與謊言之間的“第三類陳述”，它往往表現為情感大于事實，使得真相被情感化與倫理化，從而顛覆了我們對真實的界定，傳統的“現實主義”信念變為某一群體的情感偏見。當作為大眾的讀者在可識別的事實中失去信心時，區分現實的標準必然發生動搖。因此，“非虛構文學”的命名實際上承載著文學與新聞的雙重壓力。當“想象與虛構”的話語權逐漸勢微，當泛濫的媒介顛覆“傳統現實”的概念，將“非虛構”作為一種突圍的方式而命名顯然是時代的使然。

二、報告文學、見證文學與“非虛構文學”：在場反思與離場見證

（一）相對視角下的文體同異

按照王暉的理解，“非虛構文學”的前綴“非虛構”作為一個方法論式的存在，是“包含文學、歷史、新聞、電影、電視等文體話語體系里具有‘非虛構’元素的文類集合”［14］具有跨文體性，甚至跨媒介性。因此報告文學也應屬于“非虛構”的子集，但“非虛構文學”同報告文學之間不能等同，在李朝全看來兩者存在“真實性”的差異:“非虛構創作強調的是藝術真實、感受真實和主觀真實，而并非歷史的、社會學意義上的真實，也就是說，非虛構寫作所聲稱的‘真實性’并不是報告文學的真實性，而是一種接受真實、感受真實?！保?］與報告文學相比,“非虛構文學”是體現“真實”而非再現某種“事實”。此外，李朝全還提到:“報告文學從來都離不開政治，始終都深刻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保?］因此，在報告文學的一系列事實背后，是國家話語的在場。對于“非虛構文學”而言，其寫作動機往往同政治話語之間存在著距離，敘事者是以時代道德困境的目擊者而存在，其個人立場在作品中顯露無遺。但“個人立場”的存在，并不意味著“非虛構文學”是將個人生命史作為大歷史變革的部分呈現，而是以個人視角去見證大歷史變革中的群體與事件。例如，取材于東北老工業區的《張醫生與王醫生》作為“非虛構文學”，它既沒有同雙雪濤等人的小說那般將老工業區作為懷舊的景觀而呈現，亦不同于張猛的電影，將舊廠房、街道與下崗工人一起構建為時代情緒的寫照［15］。而是將老工業區的歷史、昨天與今天借史料、對話與實景表現出來。如李海鵬所言:“發生在兩位醫生身上最戲劇化的情節,是戲劇化情節的不曾發生,即兩位醫生都不譴責這一令他們難受的‘社會’”［16］。

相較于報告文學,見證文學顯然同“非虛構文學”更為相似。李金佳曾給見證文學下過這樣一個定義:“見證文學是一種特殊的自傳文學，它指的是那些親身遭受浩劫性的歷史事件的人，作為幸存者，以自己的經歷為內核，寫出的日記回憶錄、報告文學、自傳體小說、詩歌等作品?！保?7］見證文學同“非虛構文學”相似度極高，它們都用個人視角去重新書寫大歷史變革與事件；都擁有相似的文體包容性；都具有時代性特征，不能無限寬泛地運用在所有描寫災難的文學作品中。而它們之間最相似的一點，莫過于李金佳反復提到的見證文學的作者都是一些普通人，不是歷史浩劫中的主要人物或者“英雄”。但“非虛構文學”不總是由作為災難“幸存者”來書寫，許多“非虛構文學”常常是以采訪的形式進入他們所寫作的群體中，這使得“非虛構文學”的作者不得不直面“物與詞”之間的裂隙。

（二）非虛構文學的敘事者姿態

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中，盡管作者呂途一再強調，不應以先入為主的模式圖解底層社會現實，但在采訪過程中她又不得不將“他們（新工人們）”同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工人階級”相比較，在相對主義的視角之下呈現出一種“新工人”的特質:“新工人們”既不是傳統市場化話語之下的“農民工”也不是被消費主義符號化的“打工人”，更不是在一些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欲望的肉身。在被采訪者坦率的自白里，呂途不斷重新界定“工人”這一概念的所指，讀者既能從這些赤裸的文字中感到他們的迷失，又以外在的視角預見他們的醒來。

對于呂途而言，那些來源于“他/她們每天的工作和生活經驗”，“來自打工生活的樸素認識是工人主體意識覺醒的前提?！保?8］1但這一覺醒是從內部開始的，卻又必須被他者化從而以外部視角感知，如工友王海軍在讀后感中寫道:“它來源于我們的生活，也在反思我們的生活！它讓我更加明白自己的處境，也讓我知道了應該怎樣更好地在這樣的社會去追求自己的生活！”［18］3非虛構文學的作者們在進行自我反思之時，同樣也借助那活生生的、赤裸的經驗達到了一種對“想象的共同體”的反思。群體之間的關系在非虛構文學的書寫中不再是被想象的，而是透過社會關系成為一種可感的現實，原子式個人與個人間的想象關系被人與社會的關系所替代，被喚醒主體性的人們思考著共同體的未來。因此，作為一種敘事姿態，知識分子們在“非虛構文學”的寫作中，在反思自身所占據的話語的同時，也見證著現實中的希望與可能。

三、社會科學、網絡與“非虛構文學”：開放性特征與未來面向

（一）非虛構文學的外向型特征

從文學生產的角度審視當下的“非虛構文學”，不難發現其具有的外向型寫作特征。一方面，從創作論來看，“非虛構文學”嘗試從文學的話語資料庫中掙脫出來，呈現出一種“敞開”的姿態。用社會科學方法所做的田野調查代替了小說寫作中的“概念”，借助社會學的理論實現了學科交叉。在田野調查的支撐下，“權利、變革、壓迫、勞動、邊緣人”等這些具有沖擊性的字眼“在場性”出現文本中，它們不再是被界定的概念，也不再是以一種數據的方式呈現，借此，“非虛構文學”閱讀與寫作具有了強烈現實可感性。對于兼有小說與“非虛構文學”創作經驗的美國作家瓊·狄迪恩而言，相較于寫小說“就像是畫畫，尤其像畫水彩畫”，非虛構的寫作“更像是雕塑，是將你所有的研究資料修飾成作品的過程?！保?9］因此，“非虛構文學”并非簡單地堆砌史料或社會調查資料。對“虛構”的拒斥和對“真實”的強調使得非虛構寫作走向了另一種“二元對立”式的極端——僅僅只是“非虛構”而忽視了“文學”，所書寫的現實成為社會學觀念或闡釋的集合。例如，在各大網站或書店的非虛構板塊上，擺放的往往是科技、人文、經管、政治類的書籍。這類為了強調“真實”而徹底采用社會科學的寫作方式，對文學的危害并不亞于極端的“虛構”?！胺翘摌嬑膶W”的立足點應是文學與社會科學的交融，它既需要創作者腳踏實地以人類學式的調查與研究，突破文學創作上的個人化與形式化，也需要創作者投入主觀共情。而這也是“非虛構文學”最有意義的地方，既具有教育與認識的功能亦能產生感性的共鳴。

另一方面，從傳播方式看,“非虛構文學”的外向性特征亦體現為借由網絡媒介所呈現出“人人皆可書寫生活”的開放、民主性。然而，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非虛構文學”這一特征是由于其寫作的去形式化降低了創作難度。但“非虛構文學”的創作并非生來“民主”，在早期的“非虛構”創作中作者們往往是記者或媒體人這類同文字關聯較為密切的職業者。例如，2007年《南方周末》和《冰點周刊》等紙媒涌現出的以李海鵬、南香紅、趙涵漠為代表的“新聞特稿”記者構成當時非虛構創作的主力軍。此外,《人民文學》非虛構專欄中的作者雖已出現“去專業化”的傾向，但從事文字工作者仍占據絕對數量。因此,“非虛構文學”的開放性的特征是伴隨著高度媒介化社會到來而形成的?，F在為人熟知的作品多數經由網上文學到線下紙媒的傳播路徑，例如，由來自湖北襄陽的家政女工范雨素所創作的自傳體文章《我是范雨素》，于2017年發布于非虛構內容平臺“正午故事”［20］，而后經由本人擴充書寫更名為《久別重逢》，在2023年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借助網絡這一媒介所賦予的寫作民主與傳播高效，“非虛構文學”的體量在逐步走向龐大的同時也沖淡了“文學已死”的聲音。

（二）非虛構文學的未來面向

“非虛構文學”體量的繁榮無法掩蓋多數的“非虛構文學”僅是曇花一現的事實。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67億，較2021年12月新增網民3549萬，互聯網普及率達75.6%，較2021年12月提升2.6個百分點［21］。依托龐大的網民基數，“非虛構文學”逐步成為“房間中的大象”難以忽視其存在。但反觀其質量，一方面“非虛構”概念的濫用使其在漫無邊際的網絡之中逐步耗散本有的力量。正如有論者所言，“非虛構”對社會負面現象發出的聲音反而越來越小,其所涵蓋的范圍卻越來越大（以致將文學體裁簡化為“虛構”與“非虛構”兩類的趨勢）,因此,也就越來越變得面目全非了［22］；另一方面，由于互聯網信息的快速迭代，一些“非虛構文學”雖屬精品，但在引起注意的同時又已走向衰落。

針對以上問題，首先，“非虛構文學”在創作上應該堅持“事真、情真、理真”的求真色彩［23］，不因深描人性、追求文筆而淡化采訪調查，不因追求熱度而成為社會熱點的注解；其次，“非虛構文學”應具有創作上的傳承性，年輕一代的作者應主動總結與學習前人創作中所呈現出的“主體姿態”，或如特稿記者那般“體驗自己所敘之事”，或像社會學家呂途寫作《中國新工人》那樣對所關注的社會群像進行追蹤式的寫作，在繼承的同時植根于專業文學批評家們對“非虛構文學”所進行的理論總結。在此基礎之上，我們需要各寫作主體之間的積極對話。作為對傳統文學寫作的突破，如果專業文學批評家們無視新生文學現象，仍持有故步自封的心態最終可能造成自身話語權的流失。而“非虛構文學”未能得到總結出理論話語的支撐，并在無中心的網絡“狂歡”中過度地濫用和誤用，則可能會導致寫作的整體秩序走向混亂與敗壞。因此,“非虛構文學”的存在不應被當作對傳統文學的單向性“救援”，應具有雙向啟迪的作用，傳統文學創作應吸納“非虛構文學”求真的優點，而“非虛構文學”則亟需傳統文學批評模式的指導。

“非虛構文學”作為被時代召喚的一種文體，同時又受到時代的挑戰；作為以“真實性”為關鍵詞的文體，又遭受著“真實性”的制約；作為文學的破局點而出現，又溢出了文學的邊界。這些矛盾呈現出“非虛構文學”這一命名的復雜性，但這也是非虛構寫作的魅力之處，在各學科逐步走向互補的當下，“非虛構文學”成為為后文學時代出發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