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人類需要永不滿足的怪圈
——威廉·萊斯的需要理論探賾

陳瓊

（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300350）

威廉·萊斯（William Leiss），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流派重要代表人物。阿格爾盛贊，萊斯是“表達得最清楚、最系統的”［1］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萊斯在其代表著作《滿足的限度》一書中，建構起一個層次分明、邏輯緊密的需要理論，為人們厘清需要的本質，建構需要和滿足需要的手段之間的科學關聯，解決無休止膨脹的人類需要問題，走出人類需要永不滿足的怪圈，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路徑和實踐指向。

一、建構：人類需要問題研究新框架

在《滿足的限度》一書中，萊斯建構了研究人類需要的新框架，即創造性地將人類需要置于具體的社會組織模式中加以考察。為此，萊斯以社會對“交換”的依賴程度為標準，將人類社會組織形式劃分為四種模式：原始采集與狩獵社會、小規模定居社會、大規模定居社會和高強度市場社會。原始采集與狩獵社會，社會成員通常生產滿足自身需要的全部產品。小規模定居社會、大規模定居社會，社會成員間擁有精密的交換規則和交換網絡，但市場交換的范圍仍然有限。不同于前三種社會組織模式，高強度市場社會以“交換”為目的開展社會生產，并將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納入無限制的市場交換體系之中，這一轉化將促進科技創新和勞動分工的發展，這一社會模式下的成員將逐步依賴通過購買商品滿足自身需要。

萊斯指出，實際中并不存在如此整齊、標準的社會組織形式劃分，建立這一嚴格的分類模式旨在幫助個體清晰了解自身的處境和狀態。萊斯指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處于高強度市場社會的高階時期，在這一社會組織模式下，商品（服務）的交換范圍不斷擴大、交換速率不斷攀升，人們的需要滿足不斷被導向商品消費領域，人們執著于追求更多、更好、更新的商品。事實上，商品生產的擴張步伐永遠跟不上人類需要的擴張步伐，人類陷入永不滿足的怪圈?；诖?，萊斯重點考察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人類需要問題。

二、檢視：人類需要混亂狀態的三重表征

萊斯認為，寫作《滿足的限度》目的在于“孤立一種特殊架構下需要的混亂狀態的特定來源和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特殊類型的個人、社會和環境風險”［2］71，由此，萊斯認真考察人類需要混亂狀態的表征：個人層面的風險、社會層面的風險、自然層面的風險。

（一）個人層面的風險

1.個體缺乏專業生產知識導致對商品質量的誤判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規模工業生產運用復雜精密的科學技術生產出龐大的商品陣列，事實上，關于商品的專業知識隱匿在龐大的生產系統和復雜的生產過程之中，熟悉并掌握商品生產奧秘的少數科學家。原因在于，基于當前的社會分工，大部分個體被允許在有限范圍內發展手工藝知識（生產知識），除卻自身熟悉的領域，個體在購買商品滿足其需要時很少基于質量的獨立評估，而更習慣于拿來主義式地接受廣告商和其他消費者的信息，致使個體消費行為停留在隨機選擇的水平之上。

2.個體需要的碎片化導致人格的碎片化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個體需要滿足與商品特性相聯系，即某一需要的滿足對應著某一商品特性。龐大的科技工業推動著產品數量、產品種類的激增，個體的某一特定需要隨著產品數量和總類的遞增而逐漸被分解，個體需要被碎片化為細微的部分，每一破碎化的需要則需進一步匹配新的商品特性。個體總是在社會化的進程中被教育如何詮釋自身需要，個體被引導將碎片化的部分重新排列組合構筑成新的完整結構，當個體需要被分解成為越來越細小的組成部分，人們難以將這些成分拼接組裝成為一個完整的需要組合和人格結構。萊斯由此認為，“需要的分解正是人性分解的別稱”［2］20，即需要的碎片化導致人格的碎片化。

3.個體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被壓縮導致其全面發展受到抑制

繼承瑞典經濟學家斯塔凡·林德爾提出的消費時間的論點，隨著工業的發展和生產效率的增長，人們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被壓縮。萊斯指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出于資本追逐利益的考量和維系其政治統治合法性的需要，建構了一個總體統治和總體異化的社會，將需要和商品緊密且精密地聯系在一起，社會公眾被鼓勵到商品消費活動去追求自由和幸福，個體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被不斷增多的消費時間所壓縮。如此，個體自我實現的其他可能性被忽視，最終阻礙其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和完整人格的發育。

（二）社會層面的風險

1.匱乏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題

萊斯認為，“匱乏并不是資源與需要之間的簡單關系，是一種更為復雜且不穩定的相互關系。匱乏是一種社會制造的狀況，是生產活動的特定組織方式造成的”［2］55。一方面，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將社會成員的所有需要導向商品消費領域，當需要的滿足范圍趨向于由可選用的商品范圍確定，那么，個體經歷的物質匱乏范圍和匱乏程度，將隨著商品社會生產范圍和數量的擴大而擴大。另一方面，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高競爭原則滲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現代人安全感、幸福感、創造力的缺失，人們越來越感到心靈的匱乏與壓抑。由此，社會公眾的物質匱乏與心靈匱乏疊加，匱乏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題。

2.社會公眾對科學技術抱有天真的信任

現代科學技術建構了物質紛繁的商品社會，社會公眾在專業科學知識不足的情況下，對科學技術抱有天真的信任和樂觀的態度，并堅信科學技術的研發與新產品的問世，能以多元化的方式滿足人類的需要。事實上，借助于科學技術研發和應用的繼續進步，生產商不斷向市場投放復雜的化合物，盡管每種物質在投放市場前都將進行動物實驗，然而消費者卻無法了解和掌控此種物質對于個體和自然環境的長遠影響。事實上，社會公眾在選擇商品滿足個體需要的過程，無異于在進行龐大的自我生理實驗，而他們卻沉浸其中，甘之如飴，始終保持對科學技術天真的信任和樂觀的態度。

3.社會生產模式和生活模式的一元化

資本對利潤的無止境追求，必然會加快科學技術的革新和生產體系的擴張，現代科技工業生產系統突破了傳統的生產限制，持續擴充商品數量和品類，持續提高商品更替速率，生產體系的擴張客觀上需要不斷刺激社會公眾的消費需求，至此，國民生產總量的最大化被視為社會的最高利益追求，個體需要的最大限度滿足則被視為個人的最高利益追求，資本充分利用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媒介宣揚和倡導高消費的生活方式，積累更多的社會財富和享有更多的物質產品成為人們奮斗的終極目標，由此，高生產和高消費模式成為最受歡迎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統一模式。

（三）自然層面的風險

1.“控制自然”的意識成為人類的行動指南

萊斯看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基于純粹功利主義的視角審視自然，將自然視為一個純粹的物質體系，并判定自然本身不存在固有利益。人類憑借科學技術征服和控制自然令其服務于人類意志，將自然視作滿足其龐大物質需要的資源寶庫及生產垃圾、生活垃圾的傾倒場所。作為資本邏輯的物質載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深化了人類對自然的控制與盤剝，造成人同自然環境的對立和異化。萊斯揭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類需要之中最重要的相互關系，即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被長久地忽略掉。原因在于，“根植于人類的社會本質之中的永不滿足的欲望，意味著征服自然也沒有一定的目標，也沒有內在的終點”［2］38。

2.囿于自然資源總量的恒定性造成的資源危機

現代資本主義推崇以現代科技為有力支撐的大規模的密集型工業發展模式，“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為了滿足人的需要的純粹對象的地位”［3］，將自然環境視為人類需要的供給體系，陶醉于現代科技征服自然的魅力，依賴現代科技進而最大程度攫取自然資源，以此最大限度地為滿足人類需要提供可選擇的商品，完全忽視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實體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將維持經濟生產視為首屈一指的重要任務，對生物多樣性缺失、生物貧困、資源危機等問題視而不見。

3.囿于生物圈的凈化能力的有限性造成的生態危機

一方面，在現代工業生產過程中，化合物大量且迅速地服務于工業生產，新物質對自然環境造成的潛在威脅被視而不見，而關注遠期環境影響的科學理論亦是處于被遮蔽狀態。另一方面，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必然會生產負商品，負商品是“產品的剩余物或廢物”［2］37。政府承擔管控負商品的要務，當經濟開始衰退，政府為維持經濟活力則放寬環境污染的最低警戒線，此外，跨國公司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商品與負商品的分離，現今工業國家對工業負產品的排放管控更為嚴格，跨國公司即將某些產品的生產轉移到環境法規寬松的欠發達國家，生產國的居民為追求經濟利益而承擔環境風險，科學管控工業負商品成為越來越復雜的國際性問題。

三、診斷：人類需要混亂狀態的根源

萊斯指明，現代資本主義市場架構下商品或服務的交換范圍在持續擴大、交換變化速率也在持續上升，以此同構了需要與商品之間的相互作用。在闡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下需要混亂狀態所帶來的個人、社會和自然層面的風險之后，萊斯繼而清晰指明，“這種混亂狀態根植于需要和商品之間的相互作用”［2］71，基于以上考量，萊斯細致考察了高強度市場社會下的需要、商品，以及需要同商品的互動關系，以探賾人類需要混亂狀態的深層根源。

（一）需要的破碎化和模糊性

1.需要的破碎化

萊斯認為，“大規模的勞動專業化和交換增加了為滿足需要所需的中間步驟的復雜性和數量”［2］75，具體說來，科技工業社會中大規模的勞動專業化推動著產品數量、產品種類的激增，個體的某一特定需要隨著產品數量和總類的遞增而逐漸被分解，如此，個體需要被碎片化為細微的部分，而個體總是在社會化的進程中被教育如何詮釋自身需要，當個體需要被分解成為越來越細小的組成部分，人們難以將破碎化的需要拼接組裝成為一個完整的需要組合，如此提升了個體需要被滿足這一過程繁復性。

2.需要的模糊性

萊斯認為，“需要的體驗天生就是一種多維活動”［2］72，原因在于，“需要的每一個表達或陳述都同時有一個物質關聯和一個象征性的或文化的關聯”［2］68。萊斯相信，物質性與象征性共同詮釋人類需要的總特征，即人類需要具有“物質—象征”的二重屬性。需要的物質性，即個體生存需要的滿足與自然界中的物質交換相關聯，這一物質交換是由自然結構決定的。需要的象征性，即個體通過強大繁復的文化功能對自身需要進行豐富闡釋并將需要導向滿意的目標，這一過程以復雜精密的社會關系為媒介。萊斯認為，“當今的市場經濟的普遍傾向是把塑造人類需要的象征性媒介的網絡全部嵌入實物范圍之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把需要完全導向商品）”［2］75?；诖朔N考量，萊斯揭示，人類需要的物質性與象征性的邊界開始交錯和模糊，人類需要的雙重特征開始變得復雜交錯、難以辨別。

（二）商品的破碎化和模糊性

1.商品的破碎化

萊斯主張借鑒美國經濟學家蘭卡斯特的商品理論，以科學考察需要和商品之間的關系。蘭卡斯特指明，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的數量是一個天文數字，其屬性或許也是一個天文數字”［4］。蘭卡斯特看來，商品的屬性即使用價值的各個方面，從生產的角度看，生產者最終出售的是屬性集合而不是商品。萊斯修訂了蘭卡斯特的理論并指明，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失去了它們獨立的‘身份’，其本身破碎為一套套特征”［2］92，個體在消費實踐中購買的即是商品特性的合集。此外，個體對商品特性的考量，深受廣告和其他消費個體意見的影響。

2.商品的模糊性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明，使用價值構成商品的主體，“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5］。萊斯看來，馬克思關于商品雙重屬性的討論，隱含著“每一個商品都有一個與人類欲望有關的客觀特性”［2］88。萊斯補充道，“任何商品都不具有單純來自其物質屬性本身的明確的客觀特性”［2］88-89，原因在于，“物品的有用性的看法是由文化或符號媒介進行調節的”［2］88。換言之，個體對于商品的有用性的判斷受到文化媒介的調節。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借助于大眾媒介將虛假浮夸的象征性文化植入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象征意義和符號信息不斷被附著且強化于商品之上，至此，商品演化為被資本預設目標的具有物質屬性和符號屬性的復合體，即一套復雜的信息和特征的化身。追根溯源，在于“人類需要本身的物質與符號關聯所固有的模糊性復制在這些商品之上”［2］119。

（三）需要與商品的相互作用

1.需要與商品的直接關系變得復雜交錯

萊斯竭力探究“需要的混亂狀態的特定來源”，基于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需要和商品特性的審慎考察，萊斯最終闡明，“需要的混亂狀態的特定來源”在于“需要和商品之間的相互作用”。

具體而言，從個體需要角度出發，萊斯揭示，一方面，隨著商品數量和種類激增致使人類需要逐步分解，需要的破碎化致使個體難以完整科學地詮釋自身需要，進而提升個體需要被滿足過程的繁復性。另一方面，人類需要具有“物質—象征”的二重屬性，詮釋需要的象征性媒介隨著社會演進而不斷豐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傾向于將需要的象征性媒介的網絡全部嵌入實物范圍，即把需要完全導向商品領域，由此造成人類需要的物質和象征二重性的模糊交錯。從商品角度出發，萊斯揭示，一方面，商品破碎化成為被預設目標的復雜特性的集合體。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價值被弱化，而豐富的象征性意義則被強化并附著于商品之上，由此造成商品的物質和符號二重性模糊交錯。據此，萊斯認為，需要的破碎化和模糊性同商品的破碎化和模糊性相互交織相互作用，致使需要同商品的互動關系變得復雜交錯，原因在于，“這一相互作用的過程的兩個組成部分都存在著模糊性”［2］80，即需要和商品的雙重模糊性致使人們陷入需要混亂的狀態。

2.人類陷入永不滿足的怪圈

緣于需要同商品之間的相互作用變得更為復雜交錯、變幻莫測，個體在商品莽林中尋求自我需要的滿足過程中，“確實錯誤地詮釋了他們感覺的需要和滿足這些需要的可能來源之間的關系”［2］71-72。具體說來，一方面，由于需要和商品的破碎化和模糊性，導致個體的需要本質被錯誤詮釋；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和商品破碎化和模糊性，導致個體難以確定真實需要同可滿足需要的商品之間的內在一致性?？偠灾?，需要和商品的雙重模糊性，導致個體陷入需要混亂的狀態，其難以明晰自身需要本質，難以建構真實需要同可滿足需要的商品之間的關聯，個體唯一能做的即是廣泛地參與到市場活動之中，導致陷入永不滿足的怪圈之中。

四、超越：走出人類需要困境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下需要和商品的雙重模糊性致使人們陷入永不滿足的怪圈，由此萊斯提醒，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當前的嚴峻現實，建構一個“易于生存的社會”以替代“高強度市場社會”。

（一）調整人類需要滿足的新標準和拓寬人類需要滿足的新范圍

1.實現需要滿足標準“由量向質”轉向

萊斯認為，病態消費行為是“一切人際與市場刺激經某種方式折射的結果”［2］87，而成熟個體的理性消費狀態則表現為“根據商品的數量、種類和相對重要性，定期重新安排自己所期待獲得的滿足的分配方式”［2］87。萊斯由此提出，實現自我需要滿足的過程中，需要完成由數量積累到質量改進的轉換，要打破消費社會下人們所秉持的“越多越好”的傳統原則，割裂“更多”與“更好”之間的聯系，創建“更好”與“更少”的關聯。如此，則對生產者提出了新要求，即依托現代科學技術研發提升商品質量，向社會提供環保且優質的商品和服務，那么，消費得越少越幸福的假設是成立的。

2.導向從生產勞動中獲得“共同歡樂”

萊斯借鑒了埃萬·伊里奇所描述的“共同歡樂”的概念，指明“共同歡樂”基于“人與人之間自主與創造性地交流，以及人與其周圍環境之間的交流”［2］123。萊斯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分工的極端專業化抑制著不同個體之間、個體與環境之間的健康有序的交流。由此萊斯提議，須引導并鼓勵個體直接參與自主的、創造性的、多樣性的勞動實踐，即鼓勵社會大眾從生產勞動中覓得“共同歡樂”。原因在于，一方面勞動實踐拓寬了個體的自主自由活動的空間范圍，由此增益了個體自由發展和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萊斯強調，從勞動實踐中尋覓“共同歡樂”，區別于為消費而生產的傳統生產模式，將人與自然從“高生產—高消費”的社會模式中解放出來，其可貴之處正是在于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的涵養。

（二）設計多維度社會政策以建構“易于生存的社會”

1.倡導社會發展遵循“穩態發展模式”

萊斯繼承了約翰·斯圖加特·密爾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闡明的社會發展穩定化思想，即維持社會發展的“穩定狀態”，需要采取相對公平與適當的社會政策以及兼顧自然的生存余地。萊斯揭示，現代資本主義所倡導的大型集中式生產，主張將生產資料大規模積聚在國家投資或大型私人投資領域。鑒于此，萊斯指明，走出人類需求困境亦需施行一種“穩態發展模式”，社會政策制定需要最大限度地克服財富（社會資源）的集中和地區性分布不均衡，通過分散權力創造公平的政策環境，以激發中小型經濟體的發展活力，保障個體獲得廣泛的自我實現的機會。萊斯強調，社會發展模式轉向并不是要全盤否定現代工業的發展成就，而是在當前這一重要時間節點上重新劃定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的合理速度和規模，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模式，為社會成員提供實現自我滿足的公平環境及多元機會，促進人們對需要的滿足方式的重新考量和反思。

2.主張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環境正義”

在《滿足的限度》一書中，萊斯遵循客觀科學的調查數據和計算公式，清晰有力地論證了發達國家正是全球資源的主要消費者和當代環境問題的主要制造者。萊斯揭示其根源，一方面，資本支配的不公平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造成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掠奪。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的國際分工致使發達國家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和轉嫁生態危機，某些發達國家甚至借口保護整體人類生態環境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環境權橫加干涉。至此，不同國家和地區在自然資源占有權和環境污染治理責任上產生矛盾與沖突。為此，首先要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促進自然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公平分配與使用；其次要厘清和規范不同國家在解決當代環境污染的責任與義務，各個國家理應遵循“有差別的責任”這一科學原則，積極參與到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大考驗之中。

（三）基于倫理和法律層面明晰和保障自然實體的需要

1.建立一種生物多樣性倫理規范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把為了滿足人類的物質需要而發展生產力作為自己的壓倒一切的任務”［6］，工業生產的無限擴張粗暴地將自然界的生存需要剔除出社會架構以外，僅將自然視為人類需要滿足的實現手段，據此，人類經濟活動造成生物圈內動植物物種的消亡。而生物多樣性對于維持地球生物圈這一有機整體的活力至關重要，有鑒于此，萊斯堅信，“我們現在必須拋棄掉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原則，尋求使人類需要適合于生物圈其他生命形式的共同需要的具體途徑的一個全面計劃”［3］113。萊斯倡導，變革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狹隘思想，建立一種生物多樣性倫理規范，以道德準則來約束人的實踐行為，以此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緩解“生物貧困”現象，最終實現由“控制自然”到“解放自然”的轉化。

2.賦予自然實體以法律身份并依法捍衛其權益

萊斯認為，在人類與自然的互動關系之中存在著廣泛的競爭利益，換言之，“控制自然”的對立面是“自然的反抗”，往往“更大的壓力相應地產生更加猛烈反抗的爆發”［7］。萊斯倡導，在肯定人類擁有依法維權的基礎上，還需承認自然實體的法律權利。具體說來，設立某一種法律程序代表某一自然物，當人類實踐活動影響或侵害這一自然物時，律師作為自然物的“朋友”，可以為自然物的生存需要進行辯護。如此一來，法院須受理這一自然物的生存“訴求”，律師則作為自然物的代理人向責任方提起訴訟并依法求償，而后，經損害評估獲得的罰款將用于這一自然物的治理修復或為其建立新的防護系統?？偠灾?，賦予自然實體以法律身份，并將自然物置于法律程序的保護之下，實現了對自然物的生存權利從情感上肯定到制度上確認的轉變。萊斯總結，“易于生存的社會”構想“它是從與幸福相脫離的定量標準而走向幸福的定性標準的社會政策的一個參考性組織框架”［2］129。替代性社會政策并不是要強迫個體接受整齊統一的生活模式，其旨在為社會政策和資源分配定制新的方向，以激發科學技術的積極效用，進而為人們提供相較今天更具吸引力的多元化生活方式和需要滿足形式，將個體從資本主義建構的物質莽林中解放出來，由此走出人類需要永不滿足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