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治理：社會工作參與回遷安置社區治理路徑研究
——基于M社區的治理實踐

陳為智，顧化杰

（青島科技大學法學院，山東青島，266061）

城市現代化進程的快速推進，極大地改變了城市的空間結構，回遷安置社區應運而生?；剡w安置社區是因實施整村拆遷或合村并城后，原有村民就地或異地上樓安置而形成的社區［1］。但正如西柯拉所言，政治和經濟系統的核心制度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轉變，但空間結構的變化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2］?；剡w安置社區是我國城市空間重構的產物，是國家、社會、市場等多元主體的博弈場域，凸顯出傳統村落向現代城市社區轉型過程中激烈的空間沖突與失序?；剡w安置社區存在的生活空間解體、社會關系疏離、社會文化失調等治理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以及社會公平正義和城鄉二元結構本質上的突破。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并將“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在此背景下，加強對于回遷安置社區治理共同體培育的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回遷安置社區的治理研究及其分析框架

（一）回遷安置社區的治理研究

回遷安置社區是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特殊產物，但究竟何種類型的社區可以界定為回遷安置社區，目前學術界尚未有明確界定。學界往往采用“村改居”社區、過渡型社區、保障性住房等多種概念定義這一類型的社區［3］。當下，諸多學者主要從治理模式、治理困境、治理路徑三方面對回遷安置社區治理共同體培育進行研究探討。從治理模式的研究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城市社區合作網絡治理模式、社區“多中心”治理體制、從網格化管理到網格化治理轉變一主兩輔治理模式等；從治理困境的研究來看，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基層自治單元的自治管理職能并不突出、身份認同內卷化、社區治理面臨“制度破壞”和“制度轉換”等現實困境；從治理路徑的研究來看，陳明認為應擴大社區公共參與，推動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4］。宋輝則認為要維持社區內權力結構的平衡狀態［5］。金太軍認為需要激發多元主體的治理力量，形成多元參與、多維監督、多樣激勵的長效性治理機制［6］?？偠灾?，學界對回遷安置社區的研究較為全面，多從城—鄉等多元視角出發。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實際上都隱含著空間視角的融入。

事實上，空間作為社區研究的一個全新視角，已經引起學界熱烈討論。吳宗友著重探討了過渡性社區“聚—離”張力的發生機制，并以“以人民為中心”的社區發展理念為指導，全面審視包容性社區治理創新的實踐探索［7］；楊菁、陳雨則從制度—社會—物質三元辯證角度進行拆遷安置空間重塑［3］，還有的學者主張提升城市由邊緣到中心的整體聯防聯控動態應對能力［8］和采用高密度空間的治理策略——網格化治理［9］來實現社區治理，促進社區居民融合。諸多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例如空間生產理論與回遷安置社區的結合度不夠，缺乏社區內部多元主體的空間屬性和互動邏輯探討，以及空間理論指導下的實務性治理研究較少。

（二）空間生產理論的治理分析框架

列斐伏爾將空間的社會性嵌入到社會的互動關系和空間邏輯秩序中，建構出“三元一體”的理論框架，即“空間的表征—空間實踐—表征的空間”，實現了“空間中的生產”到“空間的生產”的社會轉向。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生產蘊涵著三重維度：自然性、精神（文化）性和社會性［10］。所謂自然性是指空間生產首先是物質形態的現實存在，例如公園、集市、商店等，是自然的且真實存在；精神性是指空間生產是一種具有精神尺度的社會文化活動，諸如：角色、成就、地位、權力等帶有明顯意識形態符號和文化象征；社會性是指空間生產呈現的是一種社會關系和社會實踐，表現出自然空間逐漸豐富為社會空間的擴展過程，它產生于人的社會實踐之中，在產生各種社會關系的同時，又被各種社會關系所重塑，推動社會發展的各種社會要素只有依附于一定的空間之上，且以一定的空間為基礎才能呈現自身的價值和意義，并以此發揮功能。同時，列斐伏爾強調這三種屬性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相互交融的，由此實現了物質空間、精神空間與社會空間的辯證統一。

城市化與空間的生產密不可分。在城鄉邊界呈現出城鄉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的雙向演變，以及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的不斷變革?；剡w安置社區雖然在物質形態空間上實現了聚合，內部卻是客觀空間和主觀空間的雙重背向，其精神性和社會性空間的錯位、斷裂，往往使其淪為城市邊緣群體?；诖?，本文依據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構建了回遷安置社區自然性—精神（文化）性—社會性的空間分析框架，透過空間生產視角，辯證分析回遷安置社區空間生成邏輯以及社會關系的空間演變過程，明晰社區空間區隔、空間失序、空間排斥的“聚離—輻射”“增長—消散”“內聚—擴張”，以期為回遷安置社區治理路徑提供借鑒思路。

（三）面向空間的社會工作治理

社會工作對空間的關注與空間的意義轉變緊密相關，相比空間的物理意義，空間的社會意義更值得人們關注［11］。正如列斐伏爾所說，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12］。換言之，空間的建構本質上就是一種群體關系的生產，任何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的建立都必須依附于一定的具象空間才能發生和展開，各方主體在互動過程中又產生著新的社會性關系。由此可見，空間生產的實質就是建構符合人們需要的社會空間［13］，所謂空間性就是社會關系建構的結果。一直以來，社會工作始終秉持“人在環境中”理念，強調必須著眼于服務對象與其所處社會環境以及二者的互動情況，主張將個人困境與社會環境相關聯，而不是將個人問題簡單歸咎于自身?？梢钥闯?，空間理論的“社會性”與社會工作的社會性含義不謀而合。透過空間視角，社會工作能夠將固定的時空拓展至流動的社會情景，將服務對象具象性的物質空間變化與抽象性的社會空間變化有效結合，進而明晰服務對象空間中的社會資源、社會關系、社會權利，主體間互動及其與環境空間的深刻社會含義也得以展現。此外，社會性取向的社會工作也為社區治理提供了宏觀視角，服務對象所面臨的問題，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產物，社會工作能全面分析其面臨的經濟、精神文化、社會性等方面的種種不適和結構阻礙，對服務對象的環境進行空間性反思，進而通過資源鏈接、情感慰藉、社會支持等方式開展專業服務。

列斐伏爾曾闡釋了從空間矛盾到差異空間的邏輯關系，認為“差異在同質化領域的邊緣地帶維持或發生，要么以對抗的形式，要么以外在（橫向的、異序的、異邏輯的）事物的形式……出現了一種非比尋常的空間二重性”，這種空間二重性使得社會關系更具有對抗性。事實上，“差異空間”同樣展現著居民主體在日常生活中對于“空間矛盾”的一種對抗，這種對抗往往導致空間布局中的權力關系、社會地位等要素的流動，通過倡導空間再造和空間正義，不斷實現主體空間資源和空間利益的全民共享。從這層意義上來說，空間再造與再生產的過程就是服務對象不斷增權的過程。增權是現代社會工作最鮮明的專業特質和實踐目標，增權取向的社會工作相信服務對象是積極的主體，強調關注服務對象的內在能力并且倡導提供能夠實現服務對象潛能的機會。同時，增權取向的社會工作認為個體或者群體的權力是變化與發展的，無權或者弱權的現實狀況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改變。通過引導弱勢群體積極參與決策和實施行動，提升自身權利與能力，改變自身“失語”狀態，從而使得空間權利結構趨于合理化。質言之，空間視角下的社會工作能夠重新審視服務對象的內在能力及其空間權力、空間需求和要求，在差異性空間建構中，積極倡導空間正義和確保公正分配空間資源，保證各方主體都能夠得到尊重、情感滿足和價值實現。

二、空間沖突：回遷安置社區的治理困境

（一）社區基本概況

本文以Q 市L 區中部的回遷安置M 社區作為調查地點。M 社區位于Q 市L 區中心地帶，當地鄉風醇厚，有著豐富的歷史傳統文化，以往每年元宵節會有開廟會、打鐵花、猜燈謎等文化活動。

M 社區于2017 年11 月啟動搬遷簽約，村改工作在2018 年9 月正式啟動，安置區于2021 年8 月25 日順利交付，M 社區于9 月1 日進行回遷抓鬮定位?，F如今，M 社區共有住戶1 260 戶，總人口為3 460 人。安置在M 社區的居民主要來自M 村、G村、P 村、Z 村、L 村等。其中，M 村人約占60%。建成之初，M 社區號稱是Q 市建設標準最高、環境最好、區位最優、品質最佳的村莊改造安置區，但是僅一年余，M 社區卻出現了村民與居民身份認同沖突、社區自治水平不高、居委會與村民利益難以分配、矛盾不斷升級等問題，儼然已經成為“問題社區”。

（二）空間嬗變：回遷安置社區的治理困境

1.公共活動空間的剛性

公共性是公共空間的本質屬性［14］。在傳統鄉村社會中，鄉村公共空間是村民情感釋放、身份認同、集體交流的重要場所。伴隨著大規模土地征用和回遷安置的空間重組，新居住環境給傳統鄉民帶來喬遷之喜外，還有基于空間功能和意義轉化而變得機械的社區公共活動空間。

首先，空間同質化造成居民主體社會性消減。?？略谄渲鳌兑幱柵c懲罰》一書中提出“全景敞視主義”，“敞視建筑機制在安排空間單位時，使之可以被隨時觀看和一眼辨認”［15］。在鄉土社會中，居民相互串門，隨意而行，傳統空間秩序是自由的?，F如今，為了實現對于社區公共空間的控制，以政府、開發商等為代表的權力主體將M 社區公共活動空間規則化，制定了諸如出入通行、社區監管、居民行為規范等空間“規訓”，以保證社區活動空間的社會秩序。居民在享受現代化的同時反而會感到不自由，甚至可能產生被“監控”的恐懼感。其次，公共活動空間建設流于形式，不能滿足居民實際生活需要。拆遷上樓后，居民的農業生產職能逐漸被剝離，從“農民”轉為“城市社區居民”，鄉土性到現代性的身份急劇轉變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與此同時，一些老年人發現社區建設中留存有空地，便利用這些空地“延續”自己的農業生產，比如種植蔬菜瓜果等。這樣的種菜行為得到諸多居民“呼應”，越來越多居民開始加入種菜行列。居委會曾進行過整治，但治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在于傳統的人情關系阻礙了治理效能。無奈之下，居委會引入物業管理公司，制定了相關社區細則管理規定，但這卻加劇了管理者與社區居民之間的矛盾。

2.精神文化空間的凋敝

精神文化空間對建構社會情感、形成文化身份認同、建立集體與個人意義具有關鍵作用。從傳統的村落到如今的安置社區，空間形態的變革瓦解了以往的空間結構，空間流動性不斷增強，空間沖突也由具象維度不斷向抽象維度演化，社區精神面臨重塑?？偟膩碚f，M 社區精神文化空間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居民精神文化認同性減弱，集體性文化活動減少。資本主導下的M 社區空間變革，使得承載和凝結M 社區居民共同文化的物質載體和文化符號迅速消亡：原先鄉村中的水塘水井被填平、大隊開會的二層小樓被拆除、老一代全村供奉塋①“請塋”是一種民間春節習俗，廣泛流行于山東地區，且多為農村地區。的祠堂也被改建。開發商補償性配建的文化設施并不能承載居民長久生活中積累的深厚情感，在短時間內也不可能發揮凝聚精神共識、重構社區文化共同體的作用。同時，傳統精神文化空間的凋敝，所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居民的集體性活動顯著減少，村莊每逢陰歷四、九的村里大集被迫取消，以前熱鬧的扭秧歌活動也被暫停。感性的農村文化與理性的城市文化間產生激烈碰撞，使得居民慣常的文化交往方式和形式持續發生異變，居民間的交往活動變得謹慎而小心。此外，傳統鄉土文化精英的權威不斷衰落，村民的文化熱情持續降溫，傳統文化空間所具有的社會教養、守望相助、社會整合功能被都市文化吞沒。

另一方面，信息技術日益成熟，網絡生活全面融入居民文化生活之中，都市文化的傾灌使得居民文化生活的內容和形式發生嬗變。由于社區居民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網絡防范意識不足等因素，使其在網絡空間中實際上處于不平等的信息地位，短時間內難以跨越現代社會生活產生的數字鴻溝。據調研得知，部分M 社區居民受網絡文化沖擊，自身消費價值觀念發生嬗變，甚至滋生不良行為。

3.社會空間的斷裂

空間性變革解構了以往穩定的社會結構，傳統的社會關系、社會秩序發生急劇性轉向。在M 社區建設過程中，房地產商擁有實際上的話語權，使得回遷安置社區的空間關系結構表現出一種異化的空間關系。質言之，地方空間的具象性特征被簡化，壓縮為統一規劃下的城市標準模式，體現著城市化進程中自上而下的邏輯對空間使用的抽象化［9］。千篇一律的城市高樓成為典型標志，在一定程度上也扼殺了居民的社會期待，削弱了其社會生活的活性、彈性和黏性。

首先，居民平常的社會交往被“抓鬮”后所形成的物理空間所隔絕。在安置居民重回社區之際，如何保證居民的合法權益，進行公平、公正、平和分配住所是一個難題。為此，M 小區采取抓鬮方式選房，原住民嚴格按照原先村落門牌號順序進行。抓鬮分房確實減少了因分房不均、不公而滋生的矛盾，但實際上這種“抓鬮正義”也造成了居民間的離析。原因在于，“抓鬮正義”實際上是將公平性置于抓鬮的偶然性之下，將居民日常交往的有序性置于抓鬮的無序性之下，實際上帶來的后果是原先同一村莊的村民被隨機分配到不同樓層，之前的近鄰成為“遠親”，村落社會關系被迫重組，鄰里間的親密關系逐漸疏離。此外，新鄰居短時間內難以形成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鄰里社會關系，呈現的只是形式上的近鄰，自然也就很難培養鄰里間的凝聚力與親和力。不難看出，集中式物理空間的聚合，看似將人群聚集在一起，增加了交往機會和空間密度，實際上卻造成了居民的區隔和離析。同時，鄰里空間的界定愈加清晰，邊界劃分格外明顯，鄰里間為搶奪有限空間資源而不相往來的情況時有發生。社區副主任表示平常處理最多的社區事務就是鄰里間糾紛。

其次，正如費孝通所言“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16］，鄉土社會中有血緣關系的人必然要相互依賴與扶持，安置社區內有李姓、黃姓、鄭姓等姓氏，其中李姓約占總人口的60%，“抓鬮”雖使得相守的村民分散開來，但是基于血緣、倫理關系的“差序格局”仍存在。宗族之內雖以自我為圈層中心劃分出親疏關系，但是同族之人對他姓宗族則表現為相對一致的社會行動［7］，并且在新環境中，這種紐帶關系往往會表現得更加緊密。例如M社區在由村委會改組為居委會過程中“兩委”權力上的爭奪，導致社區治理出現“零和博弈”的混亂局面，各村民隔閡不斷加深。在筆者調研期間與社區居民進行隨機訪談時，部分社區居民會問到“你是哪個莊/村的”“你是東片的還是西片的”，而不是詢問“你是不是這個社區的”。由此可見，傳統村落文化實際上仍影響著社區居民，部分社區居民的主體認同意識難以確立，社區歸屬感比較低。

三、空間治理：社會工作參與回遷安置社區治理路徑選擇

正如法國學者Rene Lourau 所說，“沒有空間就沒有制度”，沒有空間也沒有治理，治理都是在特定空間中進行的［17］，通過激發社區主體多元性，重塑社區各類主體空間關系，構建合理空間秩序和空間結構，以實現社區空間自然性、精神文化性、社會性的統一。

（一）黨建引領，再造社區公共空間

新時代黨建工作和社會工作的優勢可以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方面進行有效互補。社區基層黨組織具有天然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和制度優勢，能夠在最短時間內起到價值上引領、組織上動員、統籌上協調的作用。社工最初進入M 社區時，便與社區黨組織建立了密切聯系，針對社區治理困境與社區內黨員進行了磋商，并正式成立黨員志愿服務先鋒隊，有針對性地開展活動。

基層黨組織是提升社區治理能力的領導力量和核心主體。社工聯合社區黨員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建立社區社會工作室，并以問卷調查、座談會等方式對民眾需求進行調查，明確服務方向。同時，以社區社會工作室為載體，開展一系列指向行動：社工與志愿服務先鋒隊一起維護社區衛生，清理社區水池；增加社區內公共空間座椅數量，更新破損座椅；開展聽證會、座談會等活動拉近與居民的距離，定期走訪社區居民，貼近居民生活。與此同時，社工與黨員先鋒隊開展政策宣傳，約束居民的空間侵占行動，嚴禁私人違法占據公共空間。同時考慮到居民空間需求，社工聯合社區居委會開展“社區菜場”項目，由社區提供生產工具和水源點，按照“自愿申請，自我管理”原則，引導種菜的居民有序轉移生產場地，在美化社區空間的同時，最大化滿足居民的生產需求。此外，社工積極開發社區公益崗位，從居民中選拔優秀志愿者，為其提供多層次、多元化的參與機會。隨著志愿服務隊伍不斷壯大，社工隨之制定志愿者條例，規定志愿者準入門檻，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培訓方案，為社區志愿活動的持續性開展提供制度保障。一系列的服務活動活化了社區公共空間，激發了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熱情。另外，在L 街道黨委和H 社會工作機構的支持下，M 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得到了擴建和功能升級，新設立黨群議事、閱覽中心、紅色教育等展示區，增設兒童托管、健康服務、就業信息等辦事窗口；設立“暖心善治銀行”，幫助社區困難居民；開發社區公益性崗位，多渠道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同時為便利居民公共生活，社工聯合社區黨組織積極推進社區社會工作室與黨建服務雙中心融合，使之成為集政治教育、志愿服務、日常生活、休閑娛樂為一體的公共活動服務平臺。

（二）重尋社區文化資源，營造社區文化氛圍

城市空間所帶來的便利條件并不能彌補居民在文化、精神、感情上的豁口，快速城市化下資本、技術等力量所塑造的同質性文化空間并不能滿足居民多樣性文化的需求。對此，應充分挖掘社區文化特色，激發居民參與文化建設的熱情，豐富社區文化內容和形式，重構社區文化意涵，以文化的多樣性、共享性緩釋社區精神文化空間的凋敝與焦慮?；诖?，社會工作發揮專業優勢，以居民文化需求為導向，打造社區文化活動平臺，開展了“M 社區周年慶活動”“M 社區鄰里文化節”“與愛同行”親子足球賽、“音為有你”歌手大賽等項目活動30 余場，在打造社區特色文化品牌的同時，也提升了社區標識度與居民認同感；此外，鄉賢文化是文化治理的本體資源，在社區文化治理實踐中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為此，社工依托社區文明實踐中心為載體搭建鄉賢文化服務中心，組建鄉賢會，發揮鄉賢的教化示范功能，做好社區歷史文化傳承；同時，為了緩解居民疫情期間的情緒焦慮，社會工作者鏈接地區高校資源，開展線上情緒管理大講堂活動，為社區居民免費提供心理咨詢，鏈接總部資源，舉辦文化健身運動。一系列文化活動創新了M 社區文化惠民方式，激發了社區多元主體的文化積極性，增強了社區活力。

與此同時，社工積極培育M 社區文化組織，激發居民文化內生力量。實體性的文化載體雖然在“回遷安置”過程中已經大量消失，但是作為社會交往和集體意識的文化空間仍存在復興潛能，在M社區文化發展過程中，社區內一些文藝愛好者自發組建了社區文化組織，并不斷吸納社區居民參與。社會工作者與M 社區自組織團體建立良好關系，發揮專業效能，幫助社區自組織完善組織架構，遴選領導小組成員，建立組織活動策劃制度、成效評估制度等，促進社區自組織規范運作，同時社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帶動等方式孵化了防詐騙宣傳隊、消防安全行動組織、村史編撰工作室等項目。這些新的文化組織和文化活動不斷形塑居民“我們”這種文化共同體意識，在多方組織的合作下，M社區紅歌隊舞蹈《萬疆》獲得了L 區全民廣場舞大賽一等獎，M 社區居民主導、集體參與、多方合作的社區文化格局得以形成。

（三）挖掘社區社會資本，搭建居民共治平臺

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某種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18］。傳統居住空間的村民關系密切，孕育著豐富的集體性社會資本；而傳統鄉落的城市空間轉向使得其原先社會資本不斷受到沖擊，趨于弱化和衰落。正如科爾曼所指出的“社會組織或社會關系的瓦解會使社會資本消失殆盡”［19］。

首先，社會工作者聯合社會組織營造良好的溝通環境，重塑社區鄰里信任。社工聯合社會組織開展社區鄰里關系宣傳，增強居民信任：在M 社區內懸掛橫幅和張貼海報，重點宣傳鄰里關系對于塑造良好人際關系的重要作用；在社區內墻壁上書寫諸如“六尺巷典故”“司馬徽讓豬”等和諧處理鄰里關系的典故，旨在不斷引導居民價值觀念轉向，提升居民的認知。這些活動不僅營造了社區人文環境和公共文化氛圍，也影響著社區鄰里關系。

其次，健全鄰里規范，加強鄰里團結。社會規范作為在社會共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具有約束性的制度機制為社會成員的行動和參與提供了基本保障［20］，社會工作者聯合居委會、業委會等制定明確的鄰里規章制度，明晰鄰里權利義務及其邊界，從而為解決鄰里糾紛、引導社區公序良俗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另外，社會工作本身帶有利他屬性，在鄰里糾紛調解、家訪等具體活動開展過程中，社會工作以自身專業魅力影響居民利他行為的形成，以自身專業技能推動鄰里互利互惠道德規范重塑，最終實現社區鄰里居民的凝聚和團結。

最后，搭建居民共治平臺，拓展社區治理的制度空間。M 社區是多村合并形成的安置社區，諸多利益錯綜復雜，無論是社區中的“零和博弈”現象還是所謂“東片西片”問題，實際上都是社區制度性設計不足所導致的。對此，社工聯合黨群服務中心、社區居委會等在小區內設置意見箱，暢通居民溝通渠道；不斷拓寬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范圍和層次，定期召開M 社區居民代表大會，充分聽取社區居民心意，接受居民民主評議，讓居民真正參與到社區事務中來；完善居民議事會議制度，幫助社區居民有序、合法增權，保證社區事務的公平、公開化處理，公布每季度服務清單，讓居民監督社區事務落實情況，采取“清單式”交辦、“跟蹤式”推進、“銷號式”驗收舉措等。通過不斷引導和重建社區社會資本，使各方都以一種信任與承諾的精神把各自特有的功能集合起來，構建出各階層和群體都能夠共同參與、平等博弈、合作共享的治理規則體系，有效緩和了居民間的關系，夯實了治理有效的社會基礎，從而實現社區體制的順暢運行。

依據列斐伏爾闡述的空間生產蘊含的三重屬性，筆者構建了自然性空間—精神文化—社會空間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探討了回遷安置社區空間重構后的一系列空間特征及其引發的空間治理困境。治理問題實際上是空間性問題，社會工作者唯有著眼于社區空間的新變化，樹立空間治理思維，建構空間治理新路徑，才能實現社區共同體的空間再造。實踐得知，必須要有機整合并優化各類空間資源，激發社區居民內生動力，形成自下而上的實踐邏輯并與自上而下的國家治理邏輯相融合，推進共建、共治、共享社區治理格局的形成，才能實現回遷安置社區的“善治”。筆者認為，空間生產視角下社區自然性、精神文化性、社會性空間三者間應是相互交融、相互促進的，政府、社會工作者、社區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必須以社區居民需求為出發點，也只有真正調動起社區居民積極性，使其自發參與到社區治理建設活動中來，才能最終實現自然性、精神文化性、社會性的統一，才能真正促成共建、共治、共享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