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的時空演化研究

夏金梅,吳紫瑩,彭榮勝

(信陽師范大學 商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一、文獻綜述及問題提出

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都是解決“三農”問題和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重要抓手,是實現城鄉融合的重要途徑。學者們基本肯定兩者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耦合關系[1-2]。2017年,“鄉村振興”作為國家戰略提出后,直接探討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現階段從全國層面直接研究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關系的實證分析較少,理論探討居多[3]?，F有關于城鎮和鄉村發展的實證文獻多數從經濟、社會、生活、文化、土地、人口、環境、空間等維度選擇指標[4-5],近年來也有部分文獻基于新發展理念五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6]。從最初的理論構建指標體系,到運用指標體系實證判斷城鄉關系的發展階段和社會發展情況[7],再到進行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測度[8]、分析影響因素[9]及經濟增長效應[10]等,該領域研究有所深化拓展,研究范圍實現了從單一省份到跨區域比較的拓展[11-12]。常見的研究方法包括網絡層次分析法、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耦合協調度模型、灰色關聯分析等?？傮w來看,現有實證文獻側重城鄉融合程度和影響因素的研究,指標選擇側重城鄉一體化反映。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水平測度則需要分別篩選反映兩個子系統發展水平的指標,目前關于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測度的研究成果比較豐富,對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測度的研究也越來越多,但是對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水平的研究多數為省域或區域分析,全國維度進行測度和比較的研究成果不多,存在一定的探索空間。我國四大板塊城鄉發展的區域差異比較顯著,尤其是西部地區大多數省份的城鎮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實施對中、西部地區的建設和發展尤其重要。了解我國四大板塊的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協同發展水平、時序變化以及空間演進,對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指標體系構建及說明

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是各自獨立又相互影響的整體戰略,城市系統和鄉村系統分別由無數相互關聯的部分構成,這些不同構成的運行狀況對城鄉社會整體高質量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本研究對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選擇,在宏觀—微觀、數量—質量的設計導向下,遵循系統性、針對性、動態性、可比性、可得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則,盡可能全面、直觀真實地反映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特點和狀況,選擇權威的公開數據,客觀反映各指標之間的實際關系。

新型城鎮化是相對于規模擴張的粗放型傳統城鎮化而言的城鎮化模式,重在“以人為核心”實現城鎮化高質量發展。2013年中央關于城鎮化工作會議的召開和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正式發布以來,有關新型城鎮化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富,這里依據2014年李克強提出的新型城鎮化內涵的20字表述,即“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傳承文化”,結合研究需要,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13-14],將新型城鎮化細化為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生態城鎮化、空間城鎮化、人口城鎮化5個維度。其中,將“四化同步”內含于“經濟城鎮化”,經濟城鎮化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實現產業融合,實現四化同步,夯實城鎮化發展的經濟基礎?！吧鐣擎偦痹凇皞鞒形幕敝?還要創新城市治理方式,開展公共設施配套供給,提升城市社會保障覆蓋面以及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最終目標是提高居民生活品質?！吧鷳B城鎮化”主要任務是把“生態文明”理念融入城市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實現美麗生態、清潔生產、美好生活的城鎮化綠色發展,倡導節約資源、環境友好、低碳環保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解決城市環境生態、生產和生活污染和治理問題?！翱臻g城鎮化”原始動力是人口的空間集聚、產業的區位選擇和空間布局。在人口和產業集聚過程中呈現出城市人口和土地空間關系的演變,與此密切相關的還有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的通達性,空間城鎮化的目標在于改善城市原有空間格局,進而解決城鄉空間布局不合理等問題?！叭丝诔擎偦钡谋举|是“以人為本”,提升城市承載能力,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優化三次產業就業結構,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城市就業、定居、落戶問題,提高進城人口生活質量,進而實現城鄉居民共同富裕?；谝陨戏治?新型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思路旨在凸顯新時代城鎮居民生產、生活、生態的現代理念和生產生活方式,城市空間優化以及“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選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生態城鎮化、空間城鎮化、人口城鎮化為二級指標,并在這5個維度基礎上選定16個三級指標,構建了新型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及權重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具體目標要求,即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其中,“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從糧食安全、生態環保、農民增收、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等方面保障了鄉村全面振興的新動能,意味著包括農業在內的農村產業要更有生機和活力,順應我國農業主要矛盾從總量不足向結構失衡的變化,應致力于提升農業綜合競爭力;“生態宜居”強調農業綠色發展,農村環境高效治理和生態保護,建設美麗鄉村,要關注農村生產、生活、生態領域的污染治理問題,依托綠水青山,實現人與自然共生共存,堅持鄉村發展的生態底線;“鄉風文明”關注鄉村主流價值形成,通過教育普及提升農村整體文明程度、通過綜合文化素養的提升,端正鄉風、在保持鄉土文化獨立性的基礎上,實現鄉村文化特色與城市現代文化的融合,通過移風易俗促進農民理念和生活方式現代化;“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政治基礎,關系著鄉村治理的主體性,要求改革完善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實現正式治理與非正式治理有機結合,融合自治、德治和法治,形成一套合作治理的鄉村治理體系[15];“生活富?！钡哪繕耸亲屓w農民實現物質生活和精神享受的雙重富足,涉及農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能力提升、社會保障力度加大等多方面的內涵。目前關于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構建,多以這20字目標要求為依據,分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個維度來構建,本文參照已有相關研究成果[16-17],以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大內涵為5個二級指標,在此基礎上選定16個三級指標,構建了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二)測度方法和數據來源

1.確定指標客觀權重

進行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評價,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確定各個指標權重。鑒于主觀賦權法容易受到個體主觀因素制約,為了得到較為客觀的權重,本文采用熵值法進行客觀賦權。

2.計算子系統發展指數

運用熵值法得到各指標的綜合權重后,利用各指標標準化后的數值與權重相乘。

3.計算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

(1)

式中,C為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度,U1、U2分別表示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發展水平,依據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兩個子系統的耦合度,計算兩者之間的協調度,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2)

式中,D為兩個系統的耦合協調度,T為兩個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α和β分別為兩個子系統的權重,且α+β=1。設定α=β=0.5。本文借鑒前人研究成果[18],將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值劃分為以下5種程度及具體協調類型,如表2所示。

表2 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劃分標準

4.數據來源

由于西藏部分年份和指標數據缺失嚴重,從指標獲取的完整性、可得性以及實證結果的準確性角度出發,選取2010—2019年全國除西藏及港澳臺以外的30個省(市、自治區)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客觀賦權,對30個省(市、自治區)的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各五個維度涵蓋的32個指標,共計9 000多個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和計算,得到各指標客觀權重,結果如表1所示。依據各指標權重,分別對各省(市、自治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鄉村振興發展指數以及兩者耦合協調度進行測算,分析全國和各區域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的時空演化。相關數據來自2011—202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國文化文物和旅游統計年鑒》及各省份統計年鑒,部分數據經計算得出,少量缺失數據采用相鄰平均值法填充。

三、全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水平的時序變化

(一)全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時序變化

根據表1各指標權重,計算所統計的30個省(市、自治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進而得到2010-2019年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的各區域均值和全國均值,根據2010-2019年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均值變化(見圖1),對全國和各區域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時序變化進行對比和分析。

圖1 全國各區域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變化(2010-2019年)

從2010-2019年全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均值來看,全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整體呈增長趨勢。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發布,明確了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的發展方向、質量要求以及相關政策制度統籌安排,頂層設計落實到新型城鎮化實踐,帶來全國和各區域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的持續增長,中部地區與東北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逐漸拉開差距。自2014年以來,中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均值逐漸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東北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增長速度放緩,顯示出后勁不足的態勢。2019年,全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均值(0.410)進入0.4-0.5區間。東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均值(0.510)突破0.5,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均值(0.438)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與東部地區差距逐漸縮小;東北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均值(0.357)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中部地區進一步拉開差距;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均值(0.320)躍入0.3-0.4區間,盡管增長速度較快,但仍然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整體而言,2010-2019年全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整體呈增長趨勢,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均值排序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地區〉西部地區。

(二)全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時序變化

根據表1各指標權重,計算所統計的30個省(市、自治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得到2010-2019年鄉村振興發展指數的各區域均值和全國均值,根據2010-2019年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變化(見圖2),對全國和各區域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時序變化進行對比和分析。

圖2 全國各區域鄉村振興發展指數變化(2010-2019年)

從2010-2019年全國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來看,全國鄉村振興發展指數整體呈增長態勢。2010-2019年,東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平穩增長;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增長速度較快,波動較小,中部地區逐漸縮小了與東部地區的差距,西部地區也逐漸縮小了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東北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波動較大,增長緩慢。2017年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后,全國及四大板塊鄉村振興持續發展。至2019年,全國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0.357)進入0.3-0.4區間。東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0.410),盡管增長緩慢,仍然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0.388)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東北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0.32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中部地區進一步拉開差距;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0.299),盡管增長速度較快,但仍然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整體而言,2010-2019年全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整體呈增長趨勢,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值排序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地區?西部地區。

(三)全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的時序變化

通過計算得到2010-2019年本文所統計的30個省(市、自治區)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如表3所示,依據2010-2019年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變化,分析全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水平的時序變化。

表3 全國部分省、市、自治區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2010—2019年)

從表3全國部分省、市、自治區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值可以看出,2010-2019年,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整體向高一級狀態提升,由于耦合協調度受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大小及其波動程度影響,2010年,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調度處于中級協調程度的是東部地區的北京(0.662)、上海(0.623)、江蘇(0.614);失調的是西部地區的貴州(0.314)、云南(0.369)、甘肅(0.344)、青海(0.356)、寧夏(0.386);瀕臨失調的有內蒙古(0.481)、吉林(0.489)、安徽(0.495)、湖北(0.487)、廣西(0.425)、海南(0.491)、重慶(0.475)、四川(0.478)、陜西(0.488);其余省份均處于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初級協調狀態。2010-2019年,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普遍得到提升,至2019年,30個省(市、自治區)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均擺脫失調狀態,其中東部地區北京(0.740)、上海(0.726)、江蘇(0.708)、廣東(0.700)的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調度上升為高級協調狀態;西部地區貴州(0.466)、甘肅(0.491)、青海(0.487)進入瀕臨失調,云南(0.517)、寧夏(0.532)、海南(0.598)、廣西(0.537)、陜西(0.588)、遼寧(0.586)、吉林(0.563)進入初級協調狀態;其余省份均處于中級協調狀態。整體來看,2010-2019年,耦合協調度最高的省(市)分布于東部,協調度最低的省(市、自治區)分布于西部地區,協調度波動較大的是位于東北地區的省份,協調度差異較小的是中部地區的省份。

四、全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水平的空間演進

(一)全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空間演進

利用ArcGIS 10.2軟件對研究期內2010年和2019年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測算結果進行處理,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整體空間演進情況如下。

2010年,統計范圍內我國新型城鎮化水平最高的是東部地區的北京,高于0.4的還有廣東和天津,其次是江蘇、上海、浙江、中部地區江西和東北地區遼寧;新型城鎮化水平處于 0.2-0.3之間的省(市、自治區)最多,低于0.2的區域集中在西部,貴州、甘肅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低于0.1,地區間差異較大。

2019年,整體上看,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在空間分布上呈現東部、中部、東北、西部階梯狀分布格局。我國新型城鎮化水平最高的還是北京,其與廣東發展指數均高于0.6;0.5以上高值區增加了福建、上海、浙江;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分布于0.4-0.5之間的省份明顯增加,由南北兩端發力,逐漸向中部地區演進。天津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變化不大,一直處于0.4-0.5之間;與其情況類似的還有東北地區的遼寧,新型城鎮化發展速度也漸緩,一直處于0.3-0.4之間。發展指數最低的依然在西部地區,2010年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低于0.1的甘肅,至2019年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提升明顯,進入0.2-0.3區間。整體而言,2010-2019年,我國新型城鎮化水平空間分布從東到西呈現梯度遞減的趨勢,中、西部地區部分省(市、自治區),如四川、重慶、安徽、湖南等省份憑借后發潛力保持較快增長態勢,逐漸縮小了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差距。

(二)全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空間演進

利用ArcGIS 10.2軟件對研究期內2010年和2019年的鄉村振興的測算結果進行處理,我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整體空間演進情況如下。

2010年,統計范圍內,我國各省(市、自治區)鄉村振興指數分布于0.1-0.5之間,鄉村振興發展指數高于0.4的只有東部地區的上海;東部地區大部分省份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均分布于0.3-0.4之間,分布于這一區間的還有中部地區河南、湖南、山西,東北地區的遼寧;全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分布于0.2-0.3;低值區集中在西部偏遠地區的貴州、云南、甘肅、青海、寧夏。

2019年,我國各省(市、自治區)鄉村振興指數均得到較大提升,分布于0.2-0.6之間。高于0.4的區間增加了北京、江蘇、浙江、山東。上海突破0.5,仍然是鄉村振興指數最高的地區。大多數省(市、自治區)振興指數集中分布于0.3-0.4之間。2010-2019年,中西部省、市、自治區鄉村振興指數增速明顯,省際差異逐漸縮小,空間分布上西部地區不斷向中部遞進,趨向均衡發展。整體而言,自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后,2018-2019年我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整體提升較快,充分體現了鄉村振興戰略對鄉村發展的推動作用。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整體空間演進趨勢基本一致,充分體現了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效果。

(三)全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的空間演進

利用ArcGIS 10.2軟件對研究期內2010年和2019年統計范圍內的30個省(市、自治區)的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的測算結果進行處理,整體上看我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的空間演進情況如下。

2010年,東部地區的北京耦合協調度最高,與上海、江蘇同處于中級協調;其他大部分省份處于初級協調和瀕臨失調狀態;失調地區為西部地區的貴州、云南、甘肅、青海和寧夏。

2019年,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呈現“東部-中部-東北-西部”逐次遞減的分布特征。東部和中部地區大部分省(市)耦合協調度達到0.6以上,處于中級協調狀態,高級協調區域數量也在逐漸增加。失調地區貴州、甘肅、青海過渡成為瀕臨失調,云南、寧夏則升入初級協調。瀕臨失調區域的海南、廣西、陜西、遼寧、吉林則升級為初級協調。高級協調集中在東部地區,如2010年屬于中級協調的北京、上海、江蘇,還有初級協調的廣東,至2019年一起升入高級協調區域,耦合協調度最高的還是北京;中級協調區域明顯向中部集中,增加了中部地區6個省份,同時進入這一區域的還有東部地區的天津、河北、福建,西部的內蒙古、重慶、四川、新疆和東北地區的遼寧,各區域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

五、結論與建議

在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雙輪驅動下,我國各省份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現狀逐漸改善,各省(市、自治區)城鄉差距縮小,反過來又推動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提升。本文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全國除港澳臺及西藏以外的30個省(市、自治區)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協同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研究結論為:第一,2010-2019年,我國新型城鎮化水平空間演進呈現東部、中部、東北、西部遞減趨勢,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高值區域均分布于東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指數低值區域均分布于西部地區,整體來看,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空間演進軌跡呈現出由東北、西南兩端發力,逐漸向中部地區演進的態勢。第二,2010-2019年,東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普遍低于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但相較于其他區域而言,其鄉村振興發展指數仍然較高。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普遍較低;中部地區和西部內蒙古、重慶、四川、新疆等省、市、自治區鄉村振興指數增速明顯,空間分布上不斷向中部遞進。第三,至2019年,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呈現“東部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大部分省市耦合協調度處于初級協調及以上的階段,中級協調區域逐步向中部擴散,高級協調區域數量逐漸增加。

總體而言,2010-2019年全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整體呈上升趨勢,但不同區域發展指數和耦合協調度的增長速度存在差異。反映在空間分布上,則是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各區域原有顯著的空間差異逐漸縮小,不論是從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鄉村振興發展水平,還是從兩者耦合協調度來看,各區域之間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

綜上,促進區域發展要根據區域情況分類施策:中部地區承東啟西、連通南北,一方面承接東部地區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快速發展的輻射,另一方面對西部、東北地區又有一定程度的帶動效應;西部、東北地區部分省、市、自治區,如內蒙古、重慶、四川、新疆、黑龍江等,對接中部地區,呈現出趕超勢頭,這部分省、市、自治區已成為各自區域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發展的重要支撐。具體來看,對東部地區來說,在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同時,要更關注鄉村建設和發展,以防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中部地區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發展差距較小,具有良好的協同發展基礎,需促進資源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在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實現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高級協調;對西部地區來說,要防止新型城鎮化發展相對滯后的省(市、自治區)陷入因城鎮化增速放緩而拖慢鄉村振興節奏的低水平耦合陷阱;東北地區由于區位、基礎設施、資源等客觀條件所限,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發展潛力不足,老工業城市轉型發展需要政府助力,在農業規模經營基礎上實現農村三產融合,以產業振興推動鄉村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