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資源稟賦視角下馬拉松賽事舉辦的推動路徑研究
——一項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

馮劼宸, VLASSOPOULOS Michael

(南安普頓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英國 南安普頓 SO17 1BJ)

2014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活動的審批,引導社會性體育組織參與舉辦群眾性體育賽事活動[1]。不少學者從這份政策文件出發,認為政府與市場等區域資源條件能推動馬拉松賽事的發展[2];也有學者從區域經濟條件出發,認為當地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促進了賽事的舉辦[3];還有學者強調城市的道路交通設施、自然資源與文化背景等資源條件對馬拉松賽事發展具有推動作用[4]。

但現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層面的描述性分析,缺少數據的支撐,基于實證層面的研究相對不足。另外,為數不多的幾篇實證研究都采用了統計計量的方法,考察了某一資源條件(如經濟、文化、體育產業發展等)對馬拉松賽事舉辦數量的獨立影響。但是傳統的統計計量方法強調變量間的彼此獨立,這一方面不太符合實際情況(某地區的經濟、文化、體育產業發展等資源條件是相互關聯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很好地解釋多資源條件協同的作用。雖然馬拉松賽事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但政府、文化等資源條件也可能和經濟條件相結合,綜合發揮推動作用。另外,由于不同地區在政府、經濟、文化等資源條件上具備不同的現實稟賦,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路徑可能并不唯一。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能夠很好地解決上述問題,該方法從整體出發,關注的是多要素的協同作用,能夠很好地解決綜合性、系統性的復雜管理問題[5]。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探析影響馬拉松賽事舉辦的條件組態,揭示推動不同省份馬拉松賽事舉辦的不同路徑。本研究試圖解決以下問題：是否存在單個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必要條件?哪幾種路徑能夠推動馬拉松賽事的舉辦,帶來殊途同歸的結果?以上問題的回答能為現實條件不同的地區推動馬拉松賽事的舉辦提供不同的路徑方案,這對于推動我國馬拉松賽事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1 文獻綜述與模型構建

近年來,馬拉松賽事的舉辦熱潮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現有研究主要從政府、經濟、文化、市場環境、體育產業發展水平等五個方面探討了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原因。

1.1 政府資源

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層面,政府資源在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國家層面來看,2018年國家體育總局等10部委聯合印發了《馬拉松運動產業發展規劃》,指出當前馬拉松運動發展存在的問題,并為今后賽事的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指明了發展方向[6]。從地方政府層面來看,地方政府會通過具體行動來落實國家層面的政策。同時,因為城市馬拉松的舉辦能夠提升城市知名度、吸引外資[7]、促進舉辦地經濟發展[8],所以地方政府也會積極推動賽事舉辦。此外,我國一、二、三線城市的馬拉松舉辦資金主要來自政府撥款[3],政府體育投入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李國強等學者從構建馬拉松發展動力機制模型出發,認為財政投入和政策效應對賽事的舉辦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9]。

1.2 經濟資源

經濟資源在推動賽事舉辦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已有研究表明,當人均GDP高于5000美元時,人們便會開始關注健康問題,進而積極參加體育活動[10]。早在2011年,我國的人均GDP就已經超過了5000美元,可見人們對健康的關心正逐步提升,對體育的需求也呈現出逐年上升的態勢。另外,宏觀層面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也影響著馬拉松賽事的舉辦。在李國強等學者構建的馬拉松發展動力模型中,將經濟實力與基礎設施的作用歸為支持性作用,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生產總值等作為觀測變量,并認為其起到了間接推動作用[9]。也有研究表明辦賽層次與能力依托于城市的經濟狀況,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對其具有直接影響作用[11];經濟實力直接影響馬拉松賽事的舉辦數量,經濟基礎和城市綜合實力是馬拉松賽事的重要保障[12]。

1.3 文化資源

文化資源對馬拉松賽事的舉辦也有重要影響。馬拉松賽事的舉辦城市大多具備特殊的文化背景、文化底蘊,這是促進賽事發展,帶動體育旅游的優勢資源,有些馬拉松賽事的產生便是出于發展當地文化的目的[13]。馬拉松運動作為一項戶外運動,其線路大致圍繞城市的主要景點[14],王進在研究江蘇馬拉松賽事的分布時,通過回歸分析得出了景點數量對其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旅游資源較豐富的城市,其舉辦的賽事數量相對較多[12],并且舉辦城市的歷史事件也為馬拉松賽事的舉辦提供可能,如波士頓馬拉松的舉辦是為了紀念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相關戰役[15]。此外,陳昆侖在研究中國高水平馬拉松賽事的分布時用具體數據證明了馬拉松賽事數量和在校大學生數量之間的正向關系：一方面,大學生能夠為賽事的舉辦提供志愿者來源,成為賽事的推動力量[16];另一方面,大學校園不斷發展的跑步社團,開設的相應課程也在發展馬拉松群體的過程中發揮著積極作用[17]。

1.4 市場環境資源

市場環境的完善為馬拉松賽事的舉辦注入了活力。伴隨著政策的松綁,市場的活力得到進一步釋放,沈克印等人在分析馬拉松“熱”的原因時指出因為馬拉松賽事具有獨特的魅力,它會帶動多方面的收入,所以促進了多方市場主體為了追逐經濟利益而積極參與賽事舉辦,這為馬拉松賽事的舉辦提供了驅動力[18],同時李琳琳等人在分析馬拉松現象發展動力時指出市場環境為馬拉松發展提供助推力,比如馬拉松賽事的巨大收益能吸引眾多企業投入資本以呼應群眾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馬拉松的快速發展[19]。

1.5 體育產業發展水平

體育產業發展水平與馬拉松賽事的舉辦具有正向聯系。體育產業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體育效益的產生。這能夠起到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積極作用[12]。此外,體育管理、體育競賽表演等活動也都被列入了體育產業的核算當中,這些要素關系著馬拉松賽事的舉辦水平,為馬拉松賽事的發展提供支持。

綜上所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擇政府、經濟、文化、市場環境、體育產業發展水平等五個資源條件構建了馬拉松賽事舉辦的促進路徑模型(如圖1所示)。然后利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探討以上五個資源條件的不同組合對馬拉松賽事舉辦的組態效應,以識別出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不同路徑。

圖1 研究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

馬拉松賽事的舉辦是多種資源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傳統的統計分析以各自變量間的相互獨立為假設前提,這與現實世界中各變量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的客觀事實相矛盾,因此其不能解釋多種資源條件共同影響馬拉松賽事舉辦的復雜機制。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從整體出發,結合了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優點,從組態視角觀察推動結果發展的路徑,進而找出多種影響路徑。QCA方法在分析問題時具備如下優勢：一是該方法基于案例間的比較,其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具備一定的外部推廣度;二是能夠找出產生結果的不同條件組態,解釋為什么案例間的不同情境能夠帶來相同的結果[20]。目前該方法已被用在創業質量[21]、電子政務[20]、資源配置效率[22]等領域,用來分析多個自變量的不同組合對因變量的組態效應,識別不同的影響路徑,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在具體操作中,QCA方法主要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csQCA)與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兩種方法的區別在于對變量的處理上,csQCA認為變量的取值是非0即1的,而fsQCA認為變量是連續的,取值是在0到1之間的小數[23]。不難看出,csQCA方法不符合本研究的具體情況,本研究更適合采用fsQCA方法。故本文采用fsQCA方法對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資源條件進行組態分析。

2.2 變量的測量

2.2.1 結果變量

馬拉松賽事的舉辦數量指的是某地在一年內舉辦的馬拉松規模賽事的數量,它是反映不同地區馬拉松賽事舉辦情況的重要指標,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某地區馬拉松賽事的發展情況。故本文采用2019年各省(市)舉辦馬拉松賽事的具體數量作為結果變量。

2.2.2 條件變量

政府資源。政府主要通過政策支持與財政支出兩方面來推動馬拉松賽事的舉辦?？紤]到政策作用的衡量存在一定困難,并且財政支出能夠反映政府活動的范圍與公共服務能力[24]且較容易獲取,故本文選用體育財政支出作為政府資源條件的觀測變量。

經濟資源。由于經濟資源條件體現在多個方面,比如當地的財政收入、當地居民的消費狀況等。因此,在對經濟資源條件進行考量時應該全面而具體,要將多種指標納入考察的范圍。在經濟發展指標的衡量中,結合已有研究[25],將人均GDP、消費水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貿易總額、地方財政收入等多指標設定不同的權重,計算出經濟資源條件的綜合指數,并以此作為經濟資源的觀測變量。

文化資源。文化環境的構成因素有很多,如歷史重大事件、文化教育、旅游景區、當地特色等。因為對當地重大歷史事件、當地特色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難度,且現有研究普遍關注了在校大學生人數與旅游景區數目這兩個資源條件[9,12],故本文也選擇在校大學生人數與AAAA級及以上旅游景區數目作為該資源的觀測變量。

市場環境資源。市場環境影響著市場主體參與馬拉松賽事舉辦過程的積極性,進而影響著馬拉松賽事的舉辦。2021年發布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從政府與市場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等資源條件出發,給出了各省份的市場化總指數[26]。在指數的應用上,該指數被廣泛應用在對市場環境、市場活力的衡量之中[27]。故本文借助該指數作為市場環境的觀測變量。

體育產業發展水平。已有研究分析了體育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并大多采用體育產業增加值作為觀測變量[28],任波等也指出體育產業增加值是反映體育產業發展的重要指標[29],故本文以體育產業增加值作為本研究中體育產業發展水平的測度項。

此外,QCA方法一般要求選取4～7個條件,本文選取了5個維度,共包含6個條件,符合QCA方法對于條件數目的要求[30]。具體變量及測度項對應關系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及測度項

2.3 數據來源

從中國田徑協會在2020年發布的《2019中國馬拉松大數據分析報告》中獲取不同省份舉辦的馬拉松規模賽事數量,該報告統計了2019年中國馬拉松賽事舉辦的場次、規模、分布等信息,作為官方發布的馬拉松報告,其具備較強的權威性。

從國家統計局在2019年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19)》中獲取不同省份的人均GDP、消費水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貿易總額、地方財政收入等數據以構建該省經濟資源條件的綜合指標,并獲取該省份在校大學生人數;從文化和旅游部在2019年發布的《中國文化文物和旅游統計年鑒》中獲取不同省份的AAAA級及以上景區的數目;參考王小魯、胡李鵬、樊綱在2021年發布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獲取不同地區的市場環境指標;從不同省份的體育局網站獲取該省體育財政支出、體育產業增加值等數據。

相對于條件而言,結果的發生存在滯后性;同時考慮到疫情的原因,2020年舉辦的馬拉松賽事不具備參考價值。因而本文的6個條件變量選取2018年的數據,結果變量選取2019年的數據。同時,考慮到部分省(市)未能及時公布其體育產業相關數據,從數據可獲得性的角度出發,收集包括河北、上海、江蘇、浙江、山東、重慶等在內的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樣本數據。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由表2可知,不同地區舉辦的馬拉松賽事數量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舉辦數量最多的省份(浙江)共舉辦了232場,而舉辦數量最少的省份(內蒙古)僅舉辦了25場。從影響資源條件來看,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也比較明顯,如市場化水平最好的地區,市場化指數達到了9.96(浙江),而案例中最低值僅為4.45(甘肅)。

采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較分析需要為每一個案例賦予隸屬分數,這個過程也稱為校準[31]。校準的過程也能夠實現無量綱化,便于進一步分析。參考已有研究[32],決定將完全隸屬的校準標準設置為0.95,交叉點的校準標準為0.5,完全不隸屬的校準標準為0.05。校準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條件、結果的校準

3 數據分析

3.1 單個條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進行條件組態分析之前,需要對單個條件的必要性進行檢驗[20]。本文借助fsQCA3.0軟件對單個條件的必要性進行分析,獲取其一致性水平。參考前人的研究,將一致性水平大于0.9的條件視為必要條件[32]。借助fsQCA軟件進行了必要性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必要性分析

由表4可知,由于各條件變量的一致性水平都在0.9以下,它們都不是必要性條件。即在促進馬拉松賽事舉辦上,各條件的單獨作用不突出,故應考察多個條件的組態作用。

3.2 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充分性分析

運用fsQCA軟件分析了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各種條件組態,不同的條件組態反映了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不同路徑。在進行充分性分析時,參考已有研究,設置頻數閾值為1;已有研究通過觀察一致性是否存在自然截斷來確定一致性閾值,本研究中,一致性在0.94出現明顯的截斷,故本文將一致性閾值設置為0.94。此外,將PRI(一致性的比例減少,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水平低于0.7的結果編碼為0[33],從而得出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組態分析表,如表5所示。

表5 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組態

由表5可知,推動馬拉松舉辦的組態一共有3種。組態1中,政府、經濟、體育產業發展水平為核心條件存在,市場環境為邊緣條件存在;文化資源條件中,AAAA級及以上景區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在校大學生為邊緣條件缺失。組態2中,政府、經濟、文化、體育產業發展水平均為核心條件,市場環境是可有可無的。組態3中,文化資源為核心條件存在,邊緣條件中,政府、經濟、體育產業發展水平為邊緣條件缺失,市場環境為邊緣條件存在。3種組態的單個一致性與總體一致性均大于0.9,且覆蓋度大于0.7。上述組態也充分說明了不同的條件組合均能推動馬拉松賽事的舉辦。

結合不同組態的特點及其背后的邏輯,本文將三種組態分別命名為：政府-市場推動型、無市場推動型、文化-市場推動型。

3.2.1 組態H1：政府-市場推動型

(3)加強政策引導與激勵措施。管理層面需要全面考慮尾礦整體利用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充分考慮尾礦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處置帶來的生態環境效益，出臺固體廢棄物減量化鼓勵政策和措施；同時加強推廣尾礦綜合利用先進技術，建立尾礦整體消納利用激勵約束制度，引導企業加強資源的綜合利用，提高尾礦資源化與減量化水平，推進礦業固體廢棄物源頭減量與循環利用。

非文化推動型體現的是政府、經濟、市場環境與體育產業發展水平等資源條件協同發展的作用。該組態說明了在缺少在校大學生這一條件的情況下,無論AAAA級及以上景區數目的多少,政府、經濟、市場以及體育產業依舊能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數目的提升,表現出了政府、經濟、市場環境、體育產業發展水平資源條件對文化資源條件的擠出效應。

在該組態下,政府針對馬拉松賽事提供的財政支持構成了馬拉松賽事收入的主要來源,能夠減輕賽事舉辦的資金壓力;而地方經濟發展狀況在決定政府收入多少的同時,也影響著群眾的體育需求;財政收入影響財政支出,群眾體育需求影響馬拉松的供需情況,這些都影響著馬拉松賽事的舉辦。在市場環境較好的地區,市場會積極響應政府的政策號召,能夠放大政府的作用,體現了政府和市場的積極互動共同推動賽事的舉辦。體育產業中的市場主體,能夠較快地識別馬拉松賽事的發展風向,并且其中的體育用品制造業也可以為馬拉松賽事提供贊助來源;賽事運營公司也會為其提供技術支持,推動賽事的發展。

以上海為例,上海是我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經濟基礎好,市場化程度高,在本文所分析的17個省(市、自治區)中,上海的經濟發展指數與市場化指數均處于領先地位。在政府資源條件層面,上海早在2002年便開始積極探索政府主導,社會、市場參與的模式,并以確切的政策文件支持市場力量參與賽事運營,隨著近些年辦賽經驗的積累,以政府為主導,多方共同參與的賽事舉辦模式得到進一步發展[34]。2018年,上海的體育產業增加值達到了556.9億元,上海擁有包括久事體育、東浩蘭生在內的多家體育產業公司,吸引耐克這一運動品牌將大中華區總部設立于此,耐克也成為上海馬拉松主要的贊助商之一。這些資源條件協同作用,促使上海在2019年共舉辦了94場馬拉松賽事。

3.2.2 組態H2：無市場推動型

無市場推動型包括除市場環境外的所有資源條件,借助政府、經濟、文化以及體育產業發展水平的協同作用,共同推動了馬拉松賽事的舉辦,表現為這些資源條件對市場環境資源條件的擠出效應。與組態H1不同的是,該組態下市場環境作用有限,而文化資源條件成為核心條件。

雖然各地一直在積極推動社會參與、市場化運作,但在某些省份,政府還是在馬拉松賽事舉辦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比如政府往往從發展當地旅游業的角度出發,在地方經濟允許的條件下,以舉辦馬拉松賽事為手段來推動當地旅游業的發展,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文化資源條件在這里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同時,較高的體育產業發展水平能夠起到潤滑作用,與政府、經濟、文化資源條件密切配合,發揮協同作用。因而在政府、經濟、文化、體育產業發展水平這四個條件具備時,無論市場環境好壞,依舊能帶來推動賽事舉辦的結果。

該類型代表省份有江蘇、廣東、山東、四川、河南等,結合這些省份的市場化指數來看,這些省份的市場環境雖存在差異甚至明顯差異(如2018年江蘇的市場化指數為9.32,四川的市場化指數為6.99),但都能帶來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成果(如江蘇、四川均排在舉辦數量的前五),可見在該組態中,市場環境的作用較為有限。

另外,由表5所呈現的覆蓋率可知,非市場型組態的原始覆蓋度最高,即其能夠解釋最多的案例。表明在17個省(市、自治區)中,主要由非市場型組態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

3.2.3 組態H3：文化-市場推動型

文化-市場推動型組態強調了市場和文化的作用,與前兩種組態政府、經濟資源條件皆為核心條件不同,該組態下經濟與政府條件是缺失的,但其依舊能帶來馬拉松賽事舉辦數量增加的結果。

當前的政策正促進社會主體參與到賽事的舉辦過程中,而好的市場環境能夠減輕市場主體舉辦馬拉松賽事時的阻力;同時,好的政府與市場關系也會激發市場活力,促使市場積極響應政策號召。此外,當地豐富的文化資源,能夠啟發市場主體開發與眾不同的馬拉松賽事,為其提供更大的選擇空間。因此,雖然缺乏政府、經濟等資源條件的支撐,但該組態依舊能成為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積極力量。

該組態代表的省份是安徽。2018年安徽省的體育財政支出為27 563.33萬元,經濟指數為0.17,體育產業增加值為360.3億元,三者均低于17個省(市、自治區)的中位數水平。但從市場化水平上來看,安徽2018年的市場化指數為7.06,在中部地區處于較為領先的地位;并且安徽風景名勝眾多,境內AAAA級及以上景區數目達到205個。其良好的市場環境與文化資源條件相互配合,彌補了在政府、經濟、產業資源條件上的不足,推動安徽在2019年共舉辦了62場馬拉松賽事。

3.3 穩健性檢驗

有多種檢驗QCA結果穩健性的方法,在這里我們選擇通過調整一致性閾值來驗證上述組態的穩健性,因為PRI一致性閾值在0.75以上是更為理想的狀態[35],故將PRI一致性水平由0.70調整為0.75,形成新的組態,并將其與原有組態進行比較。兩次比較的組態一致,表明通過了穩健性檢驗。表6為調整PRI一致性閾值后的組態。

表6 調整PRI一致性后的組態

4 結論與啟示

4.1 研究結論

本文結合前人的研究,從政府、經濟、文化、市場環境與體育產業發展水平這5個維度出發,構建了不同省份馬拉松賽事舉辦的推動模型。利用QCA進行了數據分析,主要結論包括：每個條件都不能單獨作為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必要條件,表明單獨改善任一條件都無法推動馬拉松賽事的舉辦;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路徑共有3條：政府-市場推動型,即經濟、政府、市場環境、體育產業發展水平能夠在文化資源條件不足的情況下推動馬拉松賽事的舉辦,該路徑更適合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無市場推動型,即主要依靠政府、經濟、文化及體育產業發展水平推動馬拉松賽事的舉辦,市場環境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可有可無,該路徑更符合當前我國大部分地區馬拉松“熱”的現實情況;文化-市場推動型,即通過文化資源條件和市場環境來推動馬拉松賽事的舉辦,該路徑解釋了在低經濟水平、低財政投入、低體育產業發展水平的情況下,如何推動馬拉松賽事的舉辦。

4.2 研究啟示

研究首次嘗試使用fsQCA方法,從組態視角分析了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不同路徑。借助17個省級行政單位的實際數據,發現了3種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路徑,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有研究僅考察單個資源條件凈效應的不足,并為該領域研究提供了堅實的證據。在實踐上,本文識別的3種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路徑可為不同條件稟賦的地方政府提供借鑒。

若某地區文化資源條件相對不足,但政府支持力度大、經濟較為發達、市場化程度高且體育產業發展良好,可參照政府-市場推動型路徑。在這種路徑下,該地區應該著力發展經濟,提高政府服務能力,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提升賽事的市場化水平;政府財政應該科學規劃、合理利用,引導社會資金流入體育產業,提升當地體育產業發展水平,共同推動當地馬拉松賽事的發展。

若某地區政府、經濟、文化、體育產業這些條件都具備,依照無市場推動型路徑的條件組合可以發現,在推動馬拉松舉辦的過程中,市場環境的作用是可有可無的。對于這些地區而言,雖然當前取得的成果不依賴市場環境的好壞,但這樣的路徑與積極推動社會主體參與馬拉松賽事舉辦的政策內涵相左。在今后的發展中可以適當嘗試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優化市場環境,在確保結果發生的前提下,適當減少對體育財政的依賴,通過政府、經濟、文化、體育產業的多方協作,積極調動市場力量,共同推動賽事的健康發展。

若某地旅游資源豐富、在校大學生數量多、市場化程度高但政府投入不足、經濟發展水平較差,可依據文化-市場推動型路徑來發展馬拉松賽事,在這種組態下,該地區可以借助當地特有的文化資源助推賽事發展,將旅游景點融入賽事主題,在發展旅游業的同時推動馬拉松賽事的發展。此外,要充分利用當地的在校大學生資源,大學生不僅能為賽事舉辦提供志愿者來源,而且因為大學生課余時間充足,接納新事物的能力強,還構成了參與馬拉松運動的主力軍。在該組態中,市場環境能夠彌補財政支出不足帶來的影響,因此要充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推動市場力量參與運作賽事,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推動馬拉松賽事的發展。

4.3 研究局限

首先,影響馬拉松賽事舉辦的資源條件是多方面的,本文僅分析了6個條件及其組態,之后的研究需要深度挖掘更多的影響因素(如區域地理條件等),以獲取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的更為全面的原因;其次,本文僅選取了17個省(市、自治區)作為研究樣本,所得出的3個組態能否適用于其他省份有待進一步研究;最后,本文是基于省級層面數據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嘗試從不同城市入手,以分析不同資源稟賦的城市如何推動馬拉松賽事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