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及測度:文獻綜述

王君萍, 鮑晶婷

(西安石油大學, 西安 710065)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以往的高投資、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已不再適應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協調的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加快節能降碳先進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倡導綠色消費,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技術創新作為加強環境管理的關鍵因素,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之一。企業是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主體,測算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效率,不僅有助于準確、全面、客觀地評價企業技術創新的進程和社會效益,還有利于找尋綠色低碳的關鍵核心技術突破要素,進而助力構建完善的低碳技術創新體系。通過回顧以往的相關文獻,本文將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總結提煉:(1)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進程和發展階段;(2)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內外部驅動因素;(3)測度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視角與常用方法;(4)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進一步研究方向。

一、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進程

利用CiteSpace軟件進行文獻計量分析,數據來自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在研究對象上,區別于將文獻范圍限于狹義的以“綠色技術創新”為主題的綜述類文章,本文首先以“企業技術創新”為主題詞進行初次精確檢索,再分別以“綠色”“環境”“低碳”為主題詞在結果中再次搜索,所檢索的刊物范圍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來源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含擴展版)、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來源期刊和工程索引期刊,文獻發表時間范圍為1992—2021年,得到1481篇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相關的文獻。使用CiteSpace軟件進行除重和缺失處理后,最終得到中文樣本文獻1481篇。

(一)年度發文量分析

對1481篇文獻進行年度分布分析,結果如圖1所示。從1992年我國提出企業技術創新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到1994年呂燕和王偉強[1]引入“綠色技術”一詞,我國學者從末端工藝、產品生產工藝、生產過程等角度闡述了綠色技術創新的三層次特征,提出企業技術創新需要以保護環境為宗旨。1995年,學者們對企業技術創新開展了小范圍的討論。2006年,我國“十一五”規劃確定了節能減排的目標任務,“綠色技術創新”相關主題發文量大幅增加,隨后一直保持穩定。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中國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這引起了學者們的高度關注,國內綠色技術創新領域掀起新的討論熱潮,自此發文量激增。

(二)研究領域分析

80%的樣本文獻的研究對象是工業,其中制造業、能源工業和食品工業分別占15%、10%和8%。工業需要節約能源或降低能耗,通過使用可再生能源來減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以提供所需的電能。19%的樣本文獻的研究對象是旅游業、農業等。

現有研究主要涉及制造業[2-3],只有少數學者考察了服務業的綠色技術創新[4-5]。因此,應該更多地關注綠色服務的研究和開發。此外,在以工業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中,沒有涉及冶金、化學等主要工業部門,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對這些領域加以關注。

(三)突現詞分析

利用CiteSpace軟件整理1992—2021年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前沿,共得到“網絡環境”“低碳經濟”“演化博弈”“環境規制”“融資約束”等16個突現詞,突現詞圖譜如圖2所示。圖2較為清晰地呈現了創新驅動領域研究前沿的演化過程。2001年,學者們僅初步探討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對策”[6],該研究持續了10年;2002年起,學者們對“網絡環境”進行研究[7];“循環經濟”環境下的研究僅持續了2年[8];2013年起,學者們開始對企業創新的“演化博弈”過程進行深入探討[9],試圖解讀企業創新的內在機制;2016年起,學者們開始研究“環境規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10],熱度為19.41,是所有突現詞中熱度最高的。

圖1 1992—2021年“綠色技術創新”相關主題發文量

圖2 突現詞圖譜 注:圖譜中的深色線段表示該突現詞成為研究熱點的時間段,線段兩端表示起始和終止年份。

(四)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研究的發展階段

根據發文量分析和各年度研究前沿分析,從研究趨勢和研究熱點分布來看,大致可將1992—2021年國內學者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領域的研究分為初步探索期、逐步增長期、理性研究期三個階段。

1.初步探索期(1992—2001年)

國內學者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在1992—2001年處于初步探索期。從1992年提出企業技術創新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到1994年呂燕和王偉強[1]提出企業的技術創新需要以保護環境為宗旨,學者們在這一時期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機制進行了初步探索[11]。1995年,學者們對企業技術創新開展了小范圍的討論[12-13]。

2.逐步增長期(2002—2007年)

國內學者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在2002—2007年處于逐步增長期。國內開展綠色技術創新研究的時間相對較晚。2003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學者們開始在網絡環境的背景下探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龔建立等[14]認為,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活動能有效控制污染水平,減少邊際外部費用,以此實現綠色循環發展。綠色技術創新會產生對開發者、生產者和消費者等所有相關社會群體有利的正外部性,除此之外,未直接接觸綠色技術的群體也可以獲得間接價值,如獲得凈化后的水和空氣[15]。

3.理性研究期(2008—2021年)

國內學者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在2008—2021年處于理性研究期。在這一階段,學者們的觀點和研究方法產生了較大改變。這一時期,企業致力于提供環保服務和產品、減少污染排放、獲取優質人力資源等,而減少環境問題和提高企業績效是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文章中,有許多學者從實踐的視角闡述了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和優勢,涵蓋環境功能評估以及綠色技術創新與競爭優勢[16]、環境功能[17]、綠色供應鏈[18]等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等。

2013—2015年,學者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綠色技術創新評價[19]、環境友好型創新的主要動機[20]等方面。在這一階段,大部分學者研究的重點是環保產品和服務的開發以及綠色技術和流程的推廣。2016—2018年,綠色技術創新研究數量快速增長。綠色技術創新作為企業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雙提升”的關鍵因素,成為這一時期學者們關注的主要話題。許多學者認為,環境適應與產品及服務的綠色發展之間有著密切關系,而綠色技術創新對就業的影響、創新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綠色技術創新方法評估等是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研究方向。

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因素

識別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因素,對于聚焦企業創新的突破口、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來說十分關鍵。從圖2可以看出,在“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的背景下,“中小企業”“工業企業”是學者們關注的技術創新主體,“環境規制”“制度環境”“融資約束”是學者們關注的研究焦點,“企業績效”“創新效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創新成效體現形式,學者們更多用“演化博弈”、協同效應和中介效應等方法進行研究。

(一)企業外部驅動因素

從技術的社會形成論來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是一個多主體共同參與的非線性的多維創新系統,其創新行為受制于多種環境因素[21]。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外部驅動因素主要有政府支持、環境規制和產業環境。

1.政府支持

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行為的支持作用主要有政府政策支持、政府補貼等。各級政府的政策導向、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需求和社會群體的環保意識覺醒等是促使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外部動因[22],其中政府主導是一種主流現象[23],政府監管力度越強,越能驅動創新主體進行技術創新。足夠的政府支持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然而,政府支持的有效性會因企業發展階段、所在地區和所處行業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異。同時,基于環境規制的差異,政府支持對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行為也有不同的影響。從長遠來看,基于激勵的環境監管比自愿的環境監管更有利于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績效[24],自愿性環境規制效果的持續時間更短,幅度更小。此外,較好的制度環境能強化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25]。

2.環境規制

最早的對制度環境的研究是以“波特假說”為代表的有利環境理論,該理論認為有利的環境規制可以激勵企業創新。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行為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26],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績效會受到不同類型環境規制的影響,它們的效果各有差異[27]。但也有學者認為環境規制會減少企業研發的邊際收益[28]。

3.產業環境

一般而言,產業環境不會直接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行為,而是通過影響決策者的行為或組織文化等來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績效[29]。政府補貼和行業準入監管等措施會對綠色創新行為產生積極影響,影響的程度與企業所處行業有關。一些行業能夠通過貸款優惠、稅收減免、研發費用減免等措施,促進私營企業的技術革新[30]。但也有學者認為,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無法直接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反而會消耗大量本該投入生產活動的資源[31]。

(二)企業內部驅動因素

企業作為綠色技術創新損益的承擔主體,其內部驅動因素也對創新行為發揮著激勵與約束作用,具體包括企業類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制造企業等)、企業性質(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企業規模、企業戰略、企業創新投入、研發支出結構等。

首先,企業性質和規模影響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戰略規劃[32]。企業規模只有在一定范圍內,其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才具有正向促進關系[33]。對于中型企業和大型企業來說,國家對技術創新的資助所產生的正向影響不太顯著,而國家的研發資助對小微企業來說作用非常明顯。

其次,企業管理者作為技術創新的直接實施者,其環保意識和對企業形象的重視程度也是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重要因素。同時,企業管理者在環境方面的前瞻性戰略規劃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最后,人才、研發資金等綠色資源投入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也有著關鍵影響,技術推廣能夠有效推動研發成果向企業績效轉化[34]。大多數學者認為,企業要想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生存,就必須增加研發投入。研發投入對中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

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測度

以往學者在研究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時所使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文獻分析、實證研究和數學建模等。為了提取研究領域和背景的共同點,本文對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相關的研究文獻進行了編碼統計,發現實證研究和文獻綜述分別占29%和5%,大多數學者使用的是問卷調查法和案例研究法,最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是回歸分析法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法。在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效率進行測度時,學者們主要使用單要素相對指標或構建綠色創新水平指標體系,其他常見的方法還有涉及多要素的數據包絡分析(DEA)、DEA衍生出的非參數法以及SFA參數法。

(一)測度視角

基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行為的動態性、過程性和復雜性,學者們從多個視角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進行量化分析,具體如表1所示。

1.投入產出視角

許多學者在研究中采用研發產出與研發投入的比值測算創新效率,這種方法可以避免評價結果與技術創新過程相割裂,故被廣泛用于技術創新績效測度。研發投入只是企業創新投入的一部分,不能完全代表創新活動的實際投入情況,這種單要素指標便于計算,但容易產生偏誤。多要素投入產出測度更能全面反映綠色創新投入的綜合效果。

表1 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測度視角與測度指標

2.產品過程視角

有學者試圖從價值鏈的視角打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黑箱”,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過程分為幾個階段,以更好地揭示每個創新階段的效率。在兩階段創新價值鏈中,綠色技術創新過程被分為創新開發和創新轉化兩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是綠色技術開發,主要指在基于綠色環保理念和盡量減少非期望產出的研發中投入各生產要素,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開發和測試后,產生專利申請數量、發明專利數量、新產品開發數量等中間結果;第二階段是綠色技術轉化,指將第一階段的產出和新投入生產要素重新投入生產,工業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是主要目標。第一階段包括綠色創新的中間階段和結果,第二階段包括預期和非期望的結果。孫絲雨和安增龍[39]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過程分為科技研發階段和成果轉化階段,用網絡EBM模型測度了國有工業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效率及各子階段效率。依據技術進化的程度與內涵,綠色技術創新也被一些學者劃分為末端技術創新、工藝導向創新和產品導向創新[44],還有一些學者則將綠色技術創新劃分為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來進行測度[45-46]。

3.環境效應視角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綠色技術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已經從純粹的被動技術發展到一系列集成技術、綠色工藝技術和綠色產品技術,綠色技術創新也被普遍認為是企業主動承擔環境社會責任的表現。從綠色技術創新的內涵上看,有學者將環境友善融入綠色技術創新評估之中,高標定位法思想開啟了學界對綠色技術創新管理評價的研究。陳勁等[47]結合以往學者的研究與審計綠色技術創新的廣義過程,在傳統的投入產出指標基礎上增加了過程指標、績效指標和環境指標,構建了一套綠色技術創新過程審計指標體系。

(二)測度方法

基于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概念、驅動因素和研究視角理解的差異,學者們采用的測度方法主要有三種:一是單要素相對指標法,即把投入與產出的比值作為創新效率的一個指標。這種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僅能反映技術創新效率的某一方面,可能無法描述真實生產率的變動情況。二是主成分分析法,該方法能從多維度反映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能力與特征,但不能反映企業內部技術創新行為的內在過程以及各階段性的效率特征。三是以DEA為代表的非參數法和以SFA為代表的參數法。

隨著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學者們提出了針對不同決策單元效率分析的非參數法,即數據包絡分析(DEA)。李小勝和朱建平[48]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測算了中國省際工業企業技術創新效率。但傳統的DEA分析對同質環境的運行假設比較理想,即假設所有投入或產出要素是按同比例縮減或增加的,這在實際中較難實現。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學者們提出了一階段分析法和兩階段分析法。一階段分析法不允許分析影響低效決策單位效率的因素,也不允許考慮統計噪聲的影響。Tone和Tsutsui[49]放寬了傳統DEA方法的這一假設,提出了一種綜合徑向和非徑向特點的EBM方法。兩階段分析法彌補了一階段分析法的缺陷,但兩階段分析法容易忽略多余輸入和不足輸出的影響,可能會導致外部變量影響績效的錯誤結論。Fried等[50]對兩階段模型進行擴展,構建了DEA模型與Tobit回歸模型相結合的三階段模型。此外,Aigner等[51]提出使用截面數據來估計行業績效,構建了SFA模型?？傮w來說,DEA和SFA這類基于節點靜態數據來衡量企業動態研發過程中的創新效率的方法是不完善的。后來,學者們克服了非正向輸出值的最小正向最佳擬合問題,采用ML指數模型中假性SBM輸出函數的距離方向值來計算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52]。

四、研究結論與展望

綠色技術創新作為解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間矛盾的一個關鍵因素,對企業和社會發展來說至關重要。2020年我國提出的“雙碳”目標給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對1992—2021年學者們發表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相關論文進行文獻回顧,從整體角度分析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實踐,能夠幫助企業管理者明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要素,以此確定推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策略。

(一)研究結論

(1)1992—2021年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進程大致可分為初步探索期、逐步增長期、理性研究期三個階段。近年來,研究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相關文獻數量呈現增長趨勢,圍繞“雙碳”目標進行的研究是該領域近期的一大熱點?；趯ζ髽I綠色技術創新內涵、驅動因素理解的差異,學者們測度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視角主要集中在投入產出、生產過程與環境效應三個方面。

(2)在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的背景下,中小企業、工業企業等是學者們關注的技術創新主體,環境規制、制度環境、融資約束等是學者們關注的研究焦點,企業績效、創新效率等是學者們關注的創新成效體現形式,學者更多用演化博弈、協同效應和中介效應等方法進行研究。足夠的政府支持、環境監管、融資支持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基于激勵的環境監管比自愿的環境監管更有利于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績效。

(3)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要素的測度方法主要有單要素相對指標法、主成分分析法、數據包絡分析、隨機前沿分析以及一系列拓展衍生方法。在指標選取上,由于技術創新過程涉及企業多個生產環節,界限不明。為了更準確地測算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效率,上述四種方法被學者們廣泛使用,并在指標選擇和模型構建方面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和發展。

(二)研究展望

目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已經取得了一些理論研究成果,但它仍然是一個處于研究初期階段的新興領域,綠色技術創新的內涵有待進一步豐富,理論框架和測度指標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研究可以在其他方面有更深拓展。

1.細分研究領域,擴大研究范圍

環境監管政策不能充分反映不同行業的環境管理需求,企業會因產權、污染強度、規模、轉型難易程度、董監高經歷等不同因素而選取不同的綠色技術研究內容。未來可以從產業和企業類型入手進行更細致的研究,更精準地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提供理論支撐;可以給予當前的空白研究領域更多關注,如冶金、化工等其他重要的工業部門,在未來的研究中應重點對這些領域加以探索;可以拓展研究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其他活動的影響,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等,還可以加強對綠色服務的研究和開發。

2.完善量化分析框架

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測度方法上,目前還沒有形成具體的系統分析框架,變量的確定和指標的選擇多以學者們的主觀意見為主,缺乏合理性;結果追溯中,也很少有學者系統分析綠色技術創新在可持續性方面產生效果變化的原因。應加深對綠色技術創新影響要素及其關系的理解,建立更合理的量化分析框架,以此更細致地觀察創新效益變動情況,追本溯源,進而更精準地指導企業在開展技術創新活動時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雙提升”。

3.強化研究成果的實踐指導意義

未來的研究要重視研究成果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實踐指導意義,充分發揮綠色低碳和高質量發展目標驅動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作用。一方面,重視作為政策工具的環境監管,建立多層次的環境規制體系,加強不同環境規制工具的協調作用,以此設計有針對性的監管政策。另一方面,根據國際和國內經濟環境對政策進行動態調整,加強制度上的支持舉措,鼓勵企業積極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要充分發揮財政補助、稅收等政策的支持和引導作用,激發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切實加強企業綠色創新成果的轉化,提高經濟效益,同時加強對綠色創新質量的評估,達到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