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西方文明差異看中華文明的內在統一性

劉志剛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江蘇 南京 210009）

中西方文明具有不同的文明根性，并因此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文明演化軌跡。以歐洲文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體現了“分”的邏輯：政權更替伴隨著政治分裂，民族、種族間涇渭分明，宗教與世俗紛爭不斷；其間雖有古希臘、古羅馬帝國甚至基督教會統一歐洲的嘗試，但總的來看呈現出“分”的歷史趨勢。而中華文明因其內在統一性不斷走向“合”：疆域版圖分久必合，“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世代延續，雖有“夷夏之辨”卻相互體認，不同學術流派百家爭鳴卻彼此取長補短。一以貫之的國家認同意識、對大一統政治秩序的共同追求，使中華民族凝聚為堅不可摧的民族共同體；宗教與世俗相互激蕩，但基于“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實現了辯證統一。

一、穩定的地理歸屬感與國家認同意識，造就了“天下一家”的國家共同體

人類文明無不植根于特定的地理區域。發源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過度執迷于種族糾葛或宗教派系紛爭，地理疆域分分合合而無法形成穩定的國家認同意識。而中國地理疆域每一次從分裂走向聚合，中華文明每一次在激蕩中融合，總是伴隨著更大規模的地理疆域統一與更深層次的民族關系修復。大一統政治秩序的規律性回歸，形塑了更加強大的國家共同體與更加牢不可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疤煜乱患摇钡恼w觀念，使中國地理疆域版圖一次次由分到合而始終不曾解體，中華文明也因博采多元文化之長而強化了一以貫之的國家認同意識。

（一）“分久必合”的疆域版圖，為中華文明內在統一奠定了地理空間基礎

中國是由歷史上諸多民族凝聚而成的多民族國家，并在相對穩定的疆域版圖內延續了政治體制、民族關系、文化結構的統一性。先秦至夏商周時期，中華民族逐漸形成了以“王畿”為中心的天下觀和疆域觀。秦漢到元明清兩千多年間大一統王朝的周期性重建，使中原地區與民族地區漸次統合，形成了不同民族共存互融的歷史景觀，也為中華文明生生不息奠定了長期穩定的疆域空間基礎。秦漢兩朝初步完成“四海一家”的領土統一，中原王朝的地理疆域基本定型。秦并六國，推行郡縣制，在實現中原地區“九州一統”的同時，北擊匈奴、南征百越；漢東并遼東，設遼東四郡，西定西域，設河西四郡，并征服西南夷、經略海疆，將東甌、閩越、南越相繼納入郡縣管轄范圍。此后至清朝兩千多年間，中國疆域版圖雖因戰亂不絕與政權紛爭而時有盈縮，但其“北起陰山、燕山、遼河下游，南至兩廣，西起隴東、四川盆地，東至于?！钡闹黧w部分相對穩定。其間雖有過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宋遼夏金等劇烈動蕩的政權分裂時期，但后續王朝迅速恢復了國家統一，而且統一的疆域范圍越來越大、持續時間越來越長。

縱觀中華文明史，國家衰落、民族蒙難、文明蒙塵的至暗時刻，往往伴隨著政權割據、國家四分五裂的歷史背景，但短暫的分裂通常醞釀著下一個國富民強的大一統王朝。春秋爭霸、楚漢之爭之后，秦漢兩朝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疆域；魏晉南北朝的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之后，隋唐兩朝終結了群雄割據、南北對峙局面，地理疆域規?？涨?；及至元朝，西藏被納入中國行政版圖并在西南地區設置宣政院，為明清兩朝更大規模的國家統一奠定了地理空間基礎。中國歷代王朝完善而有效的邊疆治理政策在鞏固遼闊疆域、保持社會穩定的同時，還強化了不同民族的國家認同意識。

這在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是不可想象的?！胺匆徊繗W洲史，看他們直從希臘以來，永遠是分崩離析，各自立國，互不合作。雖面對大敵，危機在前，其各地區之不能融合相協，依然如故”[1]。一次“蠻族入侵”或宗教戰爭常常導致一種文明的消失或退回到野蠻血腥的至暗年代，其地理疆域也因西方文明內部的政治割裂、族群分治而四分五裂?？偟膩砜?，西方歷史上的每一次地理擴張，往往伴隨著一次大規模的文明衰落，“幾乎所有的文明史都能證明地理擴張是與文明本質上的解體相吻合的”[2]。

（二）“天下一家”的整體觀念，鑄就了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國家認同意識

中華文明具有超乎尋常的開放性、包容性，并因此建構了超越地緣界限與民族紛爭的“天下一家”整體觀念。對“天下一家”整體觀念的執著追求，塑造了糅合大一統政治秩序、超越“夷夏之辨”民族紛爭的系統國家觀。正如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所說：“中國人視國家為監護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職責是保護統一。中國國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國的歷史中，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國家”[3]。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中華民族文明史，就是以“天下一家”整體觀念和國家認同意識打破民族間壁壘、超越“族性自限”的歷史[4]。

中華文明系統且成熟的“天下觀”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而后被歷代統治者、政治家建構為封建王朝的國家意識形態[5]。中國歷史上雖不乏“胡漢之爭”或政權割據，但無論是國家統一還是暫時分裂，歷代王朝普遍認同“中國”概念并自視為“中國”的正統或一部分。春秋戰國時期，秦統一六國并非簡單的軍事兼并，而是延續了先秦諸子“四海一家”的統一思想，通過建立大一統帝國結束諸侯紛爭，使中國凝聚為內外無別、“天下一家”的政治共同體；漢朝建立以后，以漢族為主體并融合“夷狄”、“戎蠻”，鞏固了國家共同體的民族基礎。隨著各民族交往互動日益密切，“天下一家”不再是華夏或漢人的專屬意識，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逐步接受“天下一家”理念并將其付諸政治實踐。魏晉南北朝以后，“天下一家”進一步內化為各民族的共同政治理想。無論是鮮卑北魏、契丹遼朝、女真金朝，還是蒙古元朝、滿族清朝，少數民族政權都先后接受中原文化，主動認同“中國”并以“中國”正統地位自居，自覺成為中華文明譜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6]（P75）。如清世宗雍正將“華夷”視為一體、不分彼此。

歷代王朝共同尊崇的“中國”正統觀念，體現了“天下一家”的國家認同意識，并因此超越了西方的民族界限與種族起源之爭。讓西方至今緬懷的古希臘文明，僅僅在雅典歷史上存續了短短數十年，而從未建立超越城邦概念的國家，“希臘世界的歷史是在文化統一和政治分裂的鮮明對照中開始的”[7]（P102）。而帶領羅馬帝國走向初期繁榮的屋大維，雖然建立了堪與同時期秦漢王朝相提并論的超大規模政治體，但其治下的羅馬帝國也只是靠軍事強權支撐的自治行省邦聯；此后進入羅馬的日耳曼人建立的西哥特王國、汪達爾王國、法蘭克王國、東哥特王國等“走馬燈”式蠻族政權，除少數短暫沿用羅馬制度外，絕大部分徹底“去羅馬化”，并因此走上了與羅馬文明背道而馳的道路。自古希臘文明、羅馬帝國相繼衰亡后，中世紀的歐洲陷入長期混戰而始終沒有成為統一國家，并因此孕育了其后歐洲諸國各自為政的政治格局。

二、雖有“夷夏之辨”卻相互體認，造就了“華夷無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中國歷史上既有漢唐等以漢族為主體的大一統帝國，也有元清等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甚至有過魏晉南北朝、宋遼夏金等多民族政權并立的歷史時期，但無論后續王朝統治者是“夏”是“夷”，中華文明都以其內在統一性塑造了“四海一家、王者無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格局。希臘文明等古老文明的衰亡，羅馬帝國等西方帝國的沒落，往往與“異族入侵”存在極大關聯。而古代中國雖然也有過數次“異族入侵”甚至入主中原，但中華文明不僅沒有因此遭到毀滅性摧折，反而因不同民族的主動融合、相互體認而更加枝繁葉茂，中華文明的內在統一性、同質性始終如一。

（一）對“中國”的持久認同意識，形塑了命運休戚與共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共同開拓了遼闊的疆域、共同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精神[8]。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中華民族這個名稱的提出，并為全國各民族所樂于接受，雖然是近代的事，但是它的淵源卻是長久的”[9]。無論是中原漢族還是邊疆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都對“中國”有著強烈而持久的認同意識，并以“合九州居正統”證明其統治地位的合法性。比如北宋史學家司馬光對“正統”或“大一統”的判斷標準即為“使九州合為一統”：“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余皆為僭偽哉！”[10]

先秦時期，“華夏”和“狄夷”等不同民族之間沒有絕對界限，中華文明也因此融諸夏于一體，并形成了包容中國、夷、戎、蠻、狄“五方之民”的民族觀，為后世王朝的多民族融合奠定了思想根基。秦朝實現“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開啟了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國歷史上兩次規模較大、持續時間較長的中華民族融合，均體現了從分裂到統一的國家認同意識與民族融合邏輯。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是“中華”概念形成并日臻成熟的重要時期。從最初剛性區分“胡漢”到逐漸兼容“胡漢”，到唐朝成為“胡漢”融合體的統稱，充分體現了“中華”概念的開放性與包容度[11]。宋遼夏金至元明，統一后的王朝將藏、漢、蒙古等民族視同一家。如元朝無論君臣均尊崇儒家思想，通過修繕孔廟、加封孔子提升儒家先賢地位、傳承中國“道統”，在教育制度上則沿襲了唐宋以來的“廟學合一”[6]（P78-79）。不同民族之間雖偶有沖突、對抗，但從離散到整合、彼此適應、相互接納，最終形成了具有共同歷史記憶、共同精神文化、共同責任使命、共同前途命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華夷無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體現了中華文明淡化地緣、血緣差異的超民族性特質，在延續“天下—國家”文明體系的同時，超越了西方文明所建構的“民族—國家”理論范式。以種族身份、宗教信仰來劃分“非此即彼”的世界，是西方文明的既有傳統?！皻W洲人眼中海外殖民世界中的‘他者’，都是‘野蠻落后’的民族，以此來反觀自身，歐洲文明便成了世界上最優越的文明”[12]。西方過度強調民族、種族身份和文化差異，給自身文明埋下了部落分裂、種族分治的隱患。古希臘城邦時代，始終存在希臘人和“蠻族”的界限，如荷馬時代的希臘人將附近的卡里亞人稱為“蠻族”[13]；羅馬帝國以后，哥特人主張“二元政治、族群分治”，法蘭克人堅持“領土自治、封建采邑”，二者所編著史書無不強調本族起源的獨立性與所謂“純潔性”，從而將羅馬從民族歷史中剔除出去[14]。如果說“五胡入華、四夷進夏”等民族融合的歷史，體現了中華文明“合”的邏輯；那么歐洲“蠻族入侵”加速羅馬文明衰亡，無疑放大了西方文明“分”的邏輯。

（二）跳出“夷夏之辨”而相互體認，實現了“華夷無外”的多元統一

中華文明歷來承認并包容客觀存在的民族差異。起源于秦漢并持續兩千多年的“華夷秩序”，成為歷代統一王朝約定俗成的民族關系框架，“夷夏之辨”建立的民族認同機制促進了中華文明的民族聚合[15]?？v觀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雖然王朝更替、政權更迭成為歷史常態，但后繼者大都承認前一王朝政治、文化上的合法性。舉凡分裂之世，族群間“互稱夷狄”；而大一統王朝，無不盡其可能消融“夷夏之辨”?！叭A夷無外、天下一家”的整體觀念也逐漸被夷狄等少數民族政權認可，并成為其爭奪中華正統地位的思想武器。從秦漢至明清，從中原漢族到“關塞四夷”，正視民族差異、尊重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傳統世代延續并發揚光大。無論任何民族入主中原，皆因其故俗、因俗而治，以統一天下為己任，以中華文化正統自居。如《禮記·王制篇》所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6]。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闹髁魇怯稍S許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17]。先秦至夏商周時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形成了諸夏群體，“五方之民”奠定了中華族群分布的基本格局；秦漢以后，“五方之民”演化為“夷夏之辨”。隨著“夷夏之辨”的興起，中原諸國以漢文化正統自居，以漢人禮義區分“諸夏”與“蠻夷”，以“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18]強調夷夏差異。如唐朝思想家韓愈在《原道》一文中表達過不同于孔子淡化“夷夏之別”的觀點：“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对姟吩唬骸值沂氢?，荊舒是懲?！褚才e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19]受此影響，“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化外之民”、邊疆之地一度被排除于華夏文明之外。

然而，其實早在秦統一六國以前，中原諸國已形成了共同族群意識，判斷“夷狄”還是“華夏”并不在于其血統。西晉“八王之亂”后，北方胡人族群本可以憑借其軍事實力、人口數量優勢“牧馬中原”甚至“胡化”漢人，卻主動選擇了“漢化”之路。氐族前秦、鮮卑族北魏兩個少數民族先后建立的北方政權，“漢化”程度最高，“漢化”態度也最為堅決。如北魏在統一北方后，比前秦更加徹底地推行漢制、重用漢人。太武帝拓跋燾大量啟用漢人士族，要求鮮卑子弟均修儒典；孝文帝拓跋宏更是實行“體制性漢化”，遷都洛陽后沿襲兩晉南朝官制，命令鮮卑人定門第而改漢姓、不穿鮮卑服裝而著漢服，廢除鮮卑語改說漢語，鼓勵朝野上下和漢人士族通婚。元世祖忽必烈尊崇儒學，倡導蒙古貴族子弟學儒家經典、接受漢文化教育，并翻譯了大量漢學經史典籍。少數民族政權執著于“漢化”，主動恢復多民族一體化的中央集權體制，并非數典忘祖或自我矮化，而是體現了其跳出“夷夏之辨”、構建超大規模民族共同體的政治追求。

與“漢化”概念相似的是“羅馬化”，但歐洲蠻族的民族史觀與五胡政權的民族統一觀截然不同，中古時期的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因此走出了背道而馳的歷史軌跡?！拔搴肴A”并不是族群隔離的“瓜分天下”，而是多民族融合的“混一天下”，并因此延續了大一統王朝的歷史慣性。五胡史觀認可“天下一家”的整體觀念，無論政權強弱均以“華夷大一統”作為政治追求?；凇叭A夷無外”的民族史觀，五胡史書極力佐證其部族起源與華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地緣、血緣關系上自證為炎黃后裔、華夏后人，也為中華文明此后走向隋唐盛世奠定了民族根基。反觀歐洲，“蠻族入侵”卻導致戰亂頻繁，西方文明甚至因此斷代。其實在羅馬帝國鼎盛時期，西方信奉“世界主義”哲學。羅馬文明并不完全排斥蠻族，如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非常欣賞日耳曼人天性純樸的民族特質，馬克西米努斯、菲利普、克勞狄二世等羅馬帝國多位皇帝甚至擁有蠻族血統[20]（P253）。但與中華文明淡化“胡漢分野”、消融“夷夏之辨”不同，羅馬帝國更多將種族血統或宗教信仰作為區隔族群的依據。此后進入羅馬的日耳曼蠻族，更是強調種族之別與族群分治，以徹底割裂本族群與羅馬帝國的關系，試圖從曾經依附的羅馬秩序中解放出來。在種族起源上，日耳曼蠻族借助其種族緣起的始祖神話，強調不同于羅馬的文明身份，極力證明本族群是羅馬世界的“外人”；在族群關系上，蠻族史觀排斥羅馬文明的統一觀，堅持族群分治；在官方語言上，蠻族王國徹底拋棄了羅馬帝國官方語言拉丁語，以拉丁語為載體的古羅馬文明就此淹沒于蠻荒洪流之中。作為日耳曼人的重要分支，哥特人為保持其血統“純潔性”，極力推行“去羅馬化”的二元政治體制：實行族群分治，禁止羅馬人與哥特人通婚；沿用蠻族制度，而為羅馬人單列羅馬法；信奉阿里烏斯教派（基督教歷史上被視為異端的派別），以弱化羅馬對歐洲政治局勢的影響力。在英國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看來，蠻族立國“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21]。東哥特之后的蠻族，“去羅馬化”更加徹底，甚至干脆拋棄了羅馬的政治制度。

三、穩定的結構性認同與政治秩序，造就了“大一統”的政治共同體

在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始終將“大一統”視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并因此形塑了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無論王朝換代還是政權更迭，始終堅持“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政治傳統與國家治理理念。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全方位一體化，使歷代王朝政治體系一脈相承、文化習俗并行不悖、價值準則世代傳承，并不因政權更迭而各行其是。

（一）“大一統”的超穩定結構體，成為中華文明的歷史主流

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傳統強調“九州共貫”的文明秩序觀和國家治理觀。先秦時期，中國建立起了以周天子為核心的統一國家。而在秦統一六國后，從中央到地方的“大一統”政治格局初步形成。雖然秦朝存續十余年即分崩離析，但很快被下一個“大一統”政治體——漢朝所取代。漢承秦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淡化“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體系，中央集權、郡縣治理、編戶齊民成為兩漢王朝政治體系的鮮明特征。秦漢帝國形成后兩千多年間，中華文明始終維持著“大一統”的超穩定結構體，因政治統一、民族融合、文化認同而形成的結構性認同，不僅化解了國家分裂、文明斷裂的危機，而且為后續王朝奠定了統一基礎。其間雖有過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短暫的政治分裂、南北分治，但“大一統”王朝始終是歷史主流，周邊少數民族地區與中原地區的融合趨勢也未曾衰減。此后的元、清兩朝看似“以夷治夏”，實質上仍是“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歷史延續。

中華文明所塑造的“大一統”國家秩序與政治共同體，與以羅馬帝國為縮影的歐洲政治分裂形成了鮮明對照。西方并不缺乏政治共同體意識，古希臘、羅馬帝國甚至基督教會都曾進行過統一歐洲的嘗試。但從本質上看，強調個人權利、族群利益的西方文明所形塑的共同體，更多局限于“城邦政治、封建自治、小共和國”等局部共同體。比如追求城邦獨立的古希臘，從未建立超越城邦概念的統一國家。受制于所謂“獨立、自由”的政治觀念，希臘統一運動后形成的亞歷山大帝國僅維系七年即宣告分裂，馬其頓、埃及托勒密、塞琉西三大后續王國持續內斗上百年并被羅馬逐一兼并。羅馬在統一歐洲后，雖然建立了古代西方最為宏大的帝國體系，但帝國內部各族群間仍相對獨立，省分三等、民為九級，書不同文、民不同俗，始終難以形成維護帝國統一的政治觀念。此后的“蠻族入侵”摧毀了羅馬帝國，羅馬文明因此而出現歷史斷裂，文明傳統也被蠻族政治及此后的基督教文明所取代。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再也沒能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在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看來，“羅馬帝國解體后的西方政治傳統，是民族主義的，不是世界主義的”[22]（P347）。

（二）“和為貴”的價值準則，為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奠定了秩序基礎

中華文明之所以源遠流長、從未中斷，不僅緣于歷代王朝建立的“大一統”政治秩序，更深層的原因在于中華民族崇尚和平、和睦、和諧，堅持“和為貴”的價值準則。執迷于軍事征服、血腥掠奪、文化殖民的西方文明，因追求斗爭、榨取等破壞性生存方式，而體現出排他性、侵略性的文明特質，而中華文明則更多體現了“和平與寬容”?！爸赶蚱茐牡男手髁x只可能在人類滅亡時終結?！袊酥蛔非笳x和自由，嫻靜而優雅。在對人類幸福所起任用的所有點上，中國文明都比歐洲文明出色”[7]（P16）。

中華文明歷來崇尚和平、和睦、和諧的理念。如儒家主張“仁者愛人、以和為貴”；道家推崇“道法自然、無為而治”；墨家強調“兼愛相利、非攻尚同”；甚至專門研究戰爭的兵家，也提倡“上兵伐謀、非危不戰”?！芭c其說中國人是外向型的奉行征服主義的野心勃勃的民族，還不如說中國人本質上是希望自己國家和平安康的溫和主義者。事實上，中國除了被挑起戰爭以外，自己還從來沒有主動出手過”[22]（P349）。湯因比認為，大一統政治體系中的文官制度，是中國歷代王朝政治統一、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爸袊慕y治階級是文官，既不是騎士也不是武士，他們很早就擺脫了軍國主義形成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是中國文明的一大長處”[7]（P26）。

無論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還是明朝鄭和下西洋，中華文明都體現了突出的和平性，它帶給自身和世界的始終是和平共處與交流互鑒，而非戰爭殖民與霸權主義。這與歐洲過度迷戀以“堅船利炮”鞏固殖民統治地位，以及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將“富國強兵”作為“文明開化”的關鍵形成了鮮明對比。西方國家的崛起，常常伴隨著對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戰爭殺戮、野蠻殖民。希臘政治雄辯家伊索克拉底在呼吁馬其頓國王腓力遠征波斯、統一希臘帝國時曾說：“說服可用于希臘人，強迫可用于蠻族人”[23]。伊索克拉底提出的“征服—掠奪—殖民”的思路，被近代歷史學家稱為“泛希臘主義”，這也是此后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等歐洲各大帝國的政治模板。在西方人看來，“殖民是消除內戰最好的安全閥，也是政治平靜和穩定的關鍵”[24]。盡管西方通過社會制度變革、工業革命等創造了驚人的社會生產力和物質財富，但強調野蠻征服、零和博弈的西方文明，始終無法實現精神意義上的秩序統一。

四、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氣質，造就了“多元一體”的文化共同體

“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僅是物質共同體，同時也是精神共同體，不僅是政治共同體，也應當是文化共同體”[25]。中華民族基于共同歷史傳統、共同文化記憶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文化共同體?！岸嘣币馕吨幕尸F形式豐富多樣，“一體”則體現了中華文明兼容并包的智慧與氣度。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6]。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是由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中國人民共同創造的，是一種超越地理區域、種族血緣、學術門派紛爭甚至宗教信仰差異的精神共同體。雖有百家爭鳴，但諸子百家相互取長補短；宗教與世俗雖存在排異反應，但最終選擇了彼此成全。這與西方所謂的“文化多元主義”有著本質不同。

（一）百家爭鳴卻取長補短，體現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非凡氣度

如果說春秋戰國是中華文明百家爭鳴的標志性時代，那么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則是以歐洲為起源的西方文明的成型期。在思想家競相涌現、不同學術流派激烈交鋒的東西方遙相呼應的人類文明空前繁榮期，從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到哲學理念，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分別孕育了各自的精神內核。

春秋戰國既是古代中國的分裂動蕩期，也是儒家、法家、道家、縱橫家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期，中華文明諸家雜糅并相互融合的精神世界由此形成。無論是諸子百家還是戰國七雄，雖然其哲學體系、國家治理觀念存在差異與分歧，但都不約而同地維持著共同的政治底線即大一統秩序。如儒家尊崇“定于一”的禮樂秩序，強調“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倫理；法家奉行“緣法而治”的法治秩序，主張建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國家形態；墨家強調“兼愛、非攻”，追求“尚同、執一”的社會秩序；即便是信奉“清靜無為”自由精神的道家，同樣認同“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的統一秩序。為維護大一統政治秩序，政治家或諸子百家選擇放棄政見或門派之爭。如孟子雖屬儒家，但主張儒法合流、刑德同用；此后完成統一六國大業的秦，其制度改革、社會變革也多由來自六國的丞相、客卿主導。而秦之后的漢，政權結構沿襲秦制，意識形態發端于魯國，經濟政策仿效齊國，文學藝術源于楚國，北伐匈奴則倚重趙燕舊部。漢武帝劉徹雖“獨尊儒術”、將儒家當作國家正統學說，但也并非真正“罷黜百家”，而是集儒學、道家、法家、陰陽家百家之長，主張“禮法合一、儒法合治”。在重用董仲舒的同時，大膽啟用法家張湯、商人桑弘羊、牧業主卜式甚至匈奴王子金日磾。

將儒家、法家、道家、兵家、刑名家等諸子百家思想融為一體，儒法之間得時而起、過時則退，儒墨之間不求名實、不留名相，體現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非凡氣度。即便對于外來文明，中華文明也從不采取簡單排斥的態度，而是更加習慣于博采眾長、取長補短。如魏晉南北朝至唐宋時期，中華文明融合了道家、佛家哲學，塑造了儒釋道合而為一、有機互補的中華文明精神世界。這種超級穩定的大一統國家形態，成為中華民族強而不霸、弱而不分，中華文明雖時有圓缺卻不曾中斷的精神密碼。個體自由與集體責任、政見之爭與國家利益的對立統一，是中國諸子百家有別于西方學術流派的鮮明精神氣質。在被部分學者稱為人類文明史上的“軸心時代”[27]，當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齊聚稷下學宮為共同的大一統政治追求而慷慨陳詞時，差不多同時期的古希臘哲學家、雄辯家、戲劇家云集于柏拉圖學院各抒己見。但不同于儒家、法家、道家、縱橫家為實現大一統政治目標而百家爭鳴、游走各國，柏拉圖學院的西方學者更多圍繞形而上學和神學議題坐而論道，因極少涉及政治議題，而對執迷于軍事征服、野蠻殖民、甚至宗教戰爭的歐洲各大帝國影響甚微。

（二）宗教與世俗辯證統一，彰顯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內在特質

在世界各種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和以歐洲文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連續性最強且最具世俗化特征的文明形態。但不同的是，西方文明強調“君權神授”，以宗教為核心，神至高無上；中華文明則強調世俗倫理共識，以世俗為核心，禮法至高無上。盡管 “歐洲經常出現宗教和倫理兩者不分家的情況”[28]（P41），但“西方人從猶太人那里承襲了排斥異教的觀念”；而“中國不存在這種互斥排異的情況……儒學和佛教互不排斥”[28]（P215）。中國歷代王朝統治者所謂“奉天承運”，也與西方君主宣揚的“君權神授”有著質的區別。如羅馬將皇帝“神格化”僅為佐證其統治地位的神圣性，其所謂“上承神意”與“下達黎民”無關；中國封建王朝雖自稱秉承天意代行禮法，但天子、天命和民心形成三方制衡體系，維持著君權與民意的動態平衡。

在處理世俗與宗教的關系上，中華文明沒有系統的神學體系，而是尋求二者的辯證統一。中國古典哲學更加注重整體秩序、敬鬼神而遠之，幾乎沒有神權壓迫和對個體的執念。儒家知識精英并不認同“宗教大于國家”的西方哲學，而是“以遁世為非義、以仁心為己任”，沒有給任何一種宗教留下像西方那樣的存續空間。中國雖然沒有以宗教立國的傳統，但也從不將宗教與世俗排他性分開，而是使原本“非此即彼”的多元化宗教在中華文明的浸潤下和諧共生、和睦共存。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在進入中國后，很快融入大一統的國家政治秩序，并因此褪去了“非此即彼”的極端執念，從而形成了“儒釋道合于中道”的包容性文明。

中華文明以其“天下一家”的整體觀念和世俗智慧，對外來宗教以和平方式加以世俗化更新，中華民族也因此呈現出宗教與世俗彼此成全、多元包容的文化共同體特征。中國從來不會因外來宗教傳入而使文明中斷?！爸袊鴮Ψ鸾滩幌窳_馬對基督教那樣輕率——要么屠殺鎮壓，要么全盤接受”[19]（P141）。入主中原的北方胡族政權，雖然多篤信佛教但皆以華夏正統自居，從來不將宗教作為政治代理，更沒有將中國變成佛教國家；北魏、隋朝時源于印度的大乘佛教幾乎高居“國教”地位，但在中華民族世界觀和大一統政治體制的影響下實現了世俗化。中華文明對待宗教的寬容以及對世俗教化的倡導，是動輒發動宗教戰爭、民族與宗教難以和解的西方文明所無法比擬的。雖然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臘哲學同樣強調個體與整體的統一，“羅馬帝國本質上是世俗主義帝國，多神傳統是一種體現宗教寬容與文化包容的精神秩序”[29]；但經過中世紀長達千年的宗教改革與神權壓制，西方哲學更多執迷于以個體意識對抗整體?！拔鳉W從猶太人的宗教和倫理中繼承了狂信、宗教上的不寬容、國家主義的部分”，“開放而不包容、對內多元與對外普世的雙重標準、進取與破壞相伴相生”，更是成為歐洲海洋文明的三大“原罪”[20]（P51）。

五、結語

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風雨而綿延不絕，“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但依舊保持住了文明特征連貫性的只有中國文明”[7]（P14）。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三大古老文明相繼隕落，波斯、希臘、羅馬等西方帝國先后消亡，但中國存續至今仍然朝氣蓬勃，中華文明延續數千年且綿延不絕。中華文明因其內在統一性，塑造了“四海一家、華夷無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因其“天下一家”的整體觀念、大一統的政治體制、多元一體的文化傳統，不僅積淀了有別于西方文明的深刻歷史內涵，而且呈現出愈挫愈勇、歷久彌堅的精神氣質。

作為延續數千年且始終未曾中斷的人類文明，中華文明塑造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既是地緣意義上“天下一家”的國家共同體、血緣意義上“華夷無外”的民族共同體，更是基于共同政治追求的大一統政治共同體、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文化共同體。中華民族“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30]，鑄就了中華文明統一的疆域版圖、和平穩定的民族關系、大一統的政治基因、兼收并蓄的精神氣質?！胺志帽睾稀钡闹髁髭厔菰炀土酥腥A文明“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根性，雖然有過因王朝更替、南北分治、游牧民族沖擊而導致的間歇性中斷，但中華民族始終在國家統一、民族融合、文化認同的歷史進程中矢志前行、屢仆屢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