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文論的歷史構型及其“內外”

王 丹

（信陽師范大學文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在解讀20 世紀以來當代西方文論在文學研究上的歷史及其構型過程中，如果我們不把觀點、話語的增殖本身視為文論知識生產與傳播的最終目的，就會發現：20 世紀以來西方文學研究的歷史雖然是由一系列范圍廣泛的趨勢和運動構成，但卻大都建立在對于語言的關注以及關于語言的自覺意識之上，“語言，連同它的種種問題、種種神秘以及它與其他事物的種種糾纏牽連”[1]，始終是被歸結到諸種派別、思潮“標簽”下的不同批評理論所無法回避的基本話題和知識范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作為從語言問題入手闡釋文學、文學活動的理論研究類型——語言批評的生發及其衍變與走向，從實質上構成了當代西方文論在文學研究上的歷史形態、路數軌跡與發展趨勢。

一、語言問題的規定性

在論及當代西方文論發展變化的脈絡肌理之時，人們雖然有著形形色色、種類繁多的知識描述，但卻大都不約而同地認為“當代文學理論有一個起點（或兩個起點），那便是俄國形式主義及新批評。它們為未來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基本動力；也許還提供了某種將現在極其不同的理論聯系在一起的清晰的基本秩序”[2]。然而，關鍵的疑難之處也恰恰在于此，即一般被視為語言批評早期形態的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究竟是在何種意義上成為當代西方文論“起點”的？它們為后續的理論發展提供了何種基本的“動力”與“秩序”關聯，又具有怎樣的價值與作用？從根本上來講，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直接關乎我們能否對語言批評的演化同當代西方文論在文學研究上的歷史構型之間的關系做出準確解答。

在這個方面，后殖民主義的理論家愛德華·W.薩義德從文學批評實踐的角度所做的精辟闡述，頗具啟發意味。他明確指出，當我們關注一個持續的、有意義的事件或歷史過程的起始點之時，首先就要意識到它不只是一種時間、地點或行為上的“開始”，同時“也是一個思維框架，一種工作，一種態度，一種意識；……它也是理論化的——就像我們問一般的開端是否有獨一無二的認識論特征或認識論表現”[3]（P15）。換句話來說，“起點”并不等同于編年史意義上的“開始”——發生的先后順序，而是指向一定“結果”的、理論化的開始，即要求隨之而來的后續發展是在某種特定的問題架構、認識程序或思路中展開的。從這個角度來審視，不難發現，為文學研究所設置的“問題”或認識論框架的存在，才是彼此之間并無直接學理淵源的俄國形式主義與英美新批評之所以成為當代西方文論的歷史“起點”或第一步的前提。同時，它也是后續的“不同理論”之所以能被聯系起來，并作為語言批評譜系構成一部分的深層依據。

那么，什么是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及其理論架構呢？以羅曼·雅各布遜為主要代表的俄國形式主義在其影響深遠的“文學性”（Literariness）命題中是這么闡釋的：作為美的藝術之一，文學首先是一種非文獻意義上的語言現象，“詩即在審美功能中呈現的語言。因此，文學科學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4]，亦即能使某部具體作品成為文學藝術的基本要素。由于這種作為語言的審美功用之體現的“文學性”，是以背離日常/普通語言的能指表現形態存身于文本各構成部分的聚合之中，因而，“文學作品特有的形式是文學科學研究的主要問題，認為組成它的所有成分作為結構成分具有形式的功能——這種看法當然是原則，而不是方法”[5]。顯然，在這里，俄國形式主義將語言的某些屬性和特征視作理解文學和闡釋文學活動的依據，認為只要把握了文學在語言上的形式特性，就能洞悉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奧秘之所在。

不約而同地是，1949 年，英美新批評集大成者勒內·韋勒克與奧斯丁·沃倫也在他們合著的、影響廣泛的《文學理論》一書中明確指出，既然所有文學作品的本體，都是按劃定的規則排列以傳達意義的語言文字構筑的、交織著多層意義和關系的符號組合體，而“語言的系統是一系列慣例與標準的集合體”，那么，“在這一方面，一件文學作品與一個語言系統是完全相同的”[6]（P169）。因此，對于文學研究而言，解決什么是文學、為什么是以及性質如何等基礎性問題，最簡單的方法“是弄清文學中語言的特殊用法”[6]（P11），亦即對有別于科學語言、日常語言的文學語言及其在審美上的語義修辭關系和非指稱性進行研討。

從整體性意義上來講，上述語言批評家們的理論言說雖然各有側重，卻共同闡明并強調了如下這么一個關鍵事實：作為以語言為存身媒介的藝術樣式，文學首先是由語言符號構成，語言是文學得以建構并獲得外化、物化存在的根基之所在。因此，對于“語言”及其地位、作用等的理解和認知，直接影響乃至從實質上規定著批評理論對文學及其活動的性質、特點與功能的分析和闡釋。也就是說，有著高度自覺的語言意識，將語言與文學間的關系再度問題化，思考語言對于文學和文學活動的本體性意義，其實是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進行理論建構和文學研究的前提與基礎。

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對稱性的“問題化”轉換中，或者說在其自身所提出、僅為語言批評而存在的“語言問題”（語言與文學間的本體性關系）的觀照下，源出于本學科之外的“語言學概念以及與其相關的那些概念……可用于闡明哲學、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問題以及與科學理論有關的問題；并且也只有遵循這種思想方式，才可以使這些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7]。事實上，就這兩個批評派別的文學研究和所操持的概念術語來看，它們也的確是以一定的“語言”認知或語言本體論觀念作為邏輯基點，把文學文本視為語言符號的特殊構成物或特別操作來把握，然后以“語言”即文學語言作為文學研究的核心范疇，化用“能指”“所指”“日常語言”“科學語言”以及“語義”“結構”等來自現代語言學的概念、術語和范疇，立足于語言本身的屬性與特征去進行文本分析和文學闡釋的。

這樣一來，從語言批評與當代西方文論的關系上來講，俄國形式主義與英美新批評的獨特價值顯然就在于：當代西方文論在文學研究上的歷史及其構型過程，始終沒有離開他們所提出、所開啟的文學語言問題的整體規約，其主導性的形態、路數與走向也都是在該問題所設置的知識架構中漸進展開，并由此成為一個前后連貫的有機整體的。與19世紀以來的現代文學觀念、理論常識及其以個性主體意義上的“作者”“作者意圖”為中心的研究方式相比，這種基于“語言問題”的本體論洞見所展開的批評闡釋，不僅調整了文學語言研究的基本觀念、理論方法與知識結構，也逐步轉移了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思考取向和探討場域，開啟了反思、質疑乃至消解“現代審美”論文論范式的歷史進程。

當然，在文學語言問題這一思維框架中展開的、有別于傳統的后續歷史發展，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對“起點”線性的單一接受或全盤繼承，我們不能把理論共同體源自“起點”的形成，等同于自某個具體的“起點”、派別關于文學語言的個別論斷或某些觀點那里形成。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起點”同時亦是歷史的、“制造或生產差異的行為，……這種差異是把已經耳熟能詳的東西和人類工作豐沃的新異性在語言中結合起來的產物”[3]（P16-17）?；蛘吒鼮橹卑椎卣f，其后續所要提出、解答的具體問題以及可能觸及的縱深層面，不可避免地會因對“語言”的不同理解而出現一定的變化乃至偏離。

實際上，這種出于語言認知上的差異所產生的更迭與轉換，可以從出現于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之后的理論樣態、主導走向或思潮節點——結構主義、解構/后結構主義、（狹義）“文化轉向”，以及晚近以某種“反理論”（Anti-Theory）或“理論之后”（after theory）“后理論”（Post-Theory）之類面貌出現的新審美主義與新形式主義（挑戰反審美的詩學，在闡釋實踐中主張重新回到突出文本特征及其效果的“形式主義批評”）[8]、事件文論（質疑語言的差異性）、思辯實在論（挑戰語言的任意性）以及“生命轉向”（重構語言的發生機制）[9]——那里明確看到。

然而，無論是否認同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的具體學說，后續這一切卻又是對“起點”的某種延續、深化和拓展，是在“語言問題”所設置、所統攝的走向上發生的。在研討“語言”及其對于文學、文學活動的規定性上所存在的差異與嬗變，其實恰恰體現了“語言問題”在不同時空中的具體展開狀況及其自反性思考。當代學者弗蘭克·倫特里奇亞在分析后現代的理論與批評史時所提出的“危機說”，恰好可以作為確證這一事實的有力注腳。他非常明確地指出：自英美新批評之后，“語言”雖然已成為觀察、分析文學現象不可或缺的基本維度，但在如何看待文學的語言符號屬性、怎樣把語言分析作為討論文學基本問題的場域等方面，當代西方文論的分歧與爭論并沒有中斷，而理論的危機意識之所以產生，“一個原因是試圖孜孜不倦地使文學話語成為一種獨特語言，換言之，文學被視為一個廣袤的獨立自足的文本和語義世界；原因其二在于將文學放置在更廣闊的話語和歷史語境下從而追求文學語言的‘關聯性’”[10]。

由上所述不難發現，“語言問題”始終是貫穿于當代西方文論發展過程中的核心關注，把語言研究作為闡釋文學的前提或基礎，業已成為處于不同時期的具體流派、思潮及其所憑借的批評理論的集體性共識；盡管面對語言與文學間的關系這一多重的問題集合體，不同時期的語言批評理論都有著不盡一致的認識、看法和追求。比如，在語言本性、作用的界定和關注的具體對象以及所取的視角、方法上，存在著張力、差異乃至矛盾沖突。但是，這種境況不僅不意味前述那些“轉向”界說所偏執的“拋棄”“替換”“取代”，反而以其在不同時期所呈現的、似乎有著質性區別的差異形貌，進一步呈現了這么一種內在邏輯關聯：當代西方文論在文學研究上的歷史及其構型得以實現的內在動因，源自于語言批評在“語言問題”探究上的重心衍化。而經由此種衍化所產生的研究對象、方法或模式上的形態變遷，則對應成為了這種構型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外化軌跡。

二、歷史構型的“內外”：重心衍化與形態變遷

正如伽達默爾所強調的，“問題使被問的東西轉入某種特定的背景中。問題的出現好像開啟了被問東西的存在?！ū粏柕臇|西——引者注）自身的意義只出現在問題的意義中”[11]。任何理論都是基于一定的“問題”來給自己的研究定位的，特定“問題”的提出給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進入文學現象，并將其作為思考以及闡釋對象的方向，被問的東西因此置于某種背景之中，成為一個可以回答問題、可以解答的對象。而且，理論研究所獨有的思路和切入文學的獨特視角也并非是先驗存在的，而是由“問題”這一前見在對象化的關系中構建的，其解答原則、方法、步驟乃至答案本身就在于其提出問題的基本邏輯之中。

從這個角度來看，前述那些“轉向”界說，即便也或多或少地涉及某些語言批評形態、話語在當代西方文論的歷史構型中所起到的影響，但大多只是關注其作為一種應用現代語言學、符號學或語言哲學的文學批評方法所具有的某些模式化功能。由此，不僅忽略了“語言問題”研討重心的發展演化及其所占據的主導位次，還從實質上低估了它對當代西方文論研究文學的歷史及其構型過程的重要意義——闡明為何以及如何研究文學，“點出什么是文學研究當下的相關性與危險性”[12]。

事實上，正如前文所梳理分析的那樣，語言批評雖然是在“語言問題”的整體框架中展開文學研究的范式類型，但其關注的焦點并非始終停留在構成文本的語言本身，也并非始終圍繞著形式范疇展開。而且，從構型的具體過程和外化表現來看，恰恰是隨著“語言問題”的研討重心由語言本身轉到語言活動，當代西方文論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對象論域、關注焦點和闡釋文學的思路、方法等方才發生了相應的更迭與轉換。

展開來講，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以及結構主義批評，雖然都是以語言本身為中心來展開研究的，但是他們的理論探索卻共同呈現了當代西方文論在20 世紀前期的歷史構型，即由語言形式研究階段到語言結構研究階段這么一個過程。之所以這樣說，源于我們對這3 個批評派別不盡相同的研討焦點的辯證把握。前文所述的俄國形式主義與英美新批評，主要是從形式、技巧層面理解文學語言，其對于“語言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語言形式到底是如何成就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審美特質。因而，作為在文學觀念上尚未完全擺脫現代審美自律論影響的文論形態，它們往往將文學不可見的審美屬性即美的某些要素，轉化為文本語言本身訴諸感性直觀的形式、用法或藝術手段來考察，以此來確證文學的“美學價值是按照形式的內部組織規律來實現的，因此也是‘獨立的’”[13]。

從研討的側重來看，俄國形式主義與英美新批評之間的關鍵區別就在于：前者把“陌生化”的語言形式作為審美性的唯一進行關注；后者則熱衷于語言形式的表意功能，即“反諷”“張力”“隱喻”“悖論”“含混”等修辭表達、憑借語言技巧生成復雜語義。由此，英美新批評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當代西方文論在文學研究上的思路與空間，即在對特定的語言形式與指稱、表意之間關系的研討中，已從文學外顯的語言形式結構深入到內在的語義生成機制。

相較于上述這兩個學派而言，以索緒爾語言學為主要知識基礎的結構主義批評，對于文學的語言研究主要集中于追問文學意義是如何被語言的結構系統生產出來的。因此，它并不像傳統文論那樣關注語言表達了哪些依附于外在事物、附庸于作者意圖的指涉意義，也不像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那樣從審美的意義上考慮形式、技巧與文學的關系問題，而是從結構系統的意義上理解“語言”，從而進入更為內在的、作為“某一時代一切作家共同遵從的一套規定和習慣”[14]而存在的文學語言的抽象結構形式，以此“揭示并說明隱藏在文學意義背后、致使該意義成為可能的理解和闡釋程式系統”[15]。于是，在這一階段，當代西方文論開始徹底擺脫了以“形式”為中心的視域和思路，研究的關注也相應轉為使得文本意義得以生成的深層結構，及其從根本上對于文學活動所產生的制約性影響。

從共性層面綜合起來看，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以及結構主義批評將語言本身置于文學研究的中心位置，對文學文本的形式、結構進行語言分析的這種思路或做法，的確從根本上解構了傳統的工具論語言觀，在很大程度上重構了理論研究認知文學的固有知識結構，使當代西方文論逐步走出了“從經驗出發”進行概括歸納的“文學理論”路數，進入了“理論”或者說先于文學實踐的“理論預設”模式。但是，它也從實質上懸置了在社會-歷史的“現實情境中，在不同類型說話者之間的對話中起作用的語言”[16]（P50），并由此割裂了文學同“‘男人’與‘女人’之間、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相互沖突的道德與政治體系之間、各種意識形態觀點之間、現在與過去之間、對‘歷史’的不同理解之間的聯系”[17]。于是，不僅未能充分展開、實現“語言問題”的深廣內涵，反而將對文學的語言闡釋閉合于語言本身靜態而又有限的形式化層級之中。

在這個意義來講，正是在對前期局限或“盲視”的質詢與反思之中，語言批評轉換了探究文學語言問題的重心。東歐學者喬治·馬爾庫什對于解釋社會客觀性的新實證主義和哲學闡釋學框架“語言范式”的理論評述，從馬克思主義的跨學科層面集中展示了這一轉變的重大意義之所在。他非常明確地指出，作為理解和解釋人類社會生活的核心范疇，“語言”不只是“客觀性的形式”系統，更是“世界中的社會行為……‘世界’和‘人類行為’最初都通過語言被建構為確定的可識別的東西”[18]。從這一表述的核心精神不難看出：與立足于語言本身來闡釋文學的前期形態或發展階段相比，興起于20 世紀后期的（廣義）解構/后結構主義批評思潮，因為著眼于語言活動而拓展了理論研究的思路和視野，于是有了對于文學的語言屬性與特征的新認知。而這使得當代西方文論逐步突破了“內在的”語言研究的狹隘格局，邁入了更為廣闊、開放的文化論域，真正具有了闡釋與文學活動相關的各種“外在”關系的理論功能。

從這個角度來看，通常被界說為取代文論“語言轉向”的所謂“文化轉向”，其實不過是語言批評譜系彼此論爭而又縱深擴展的一環。而且，是否借鑒或應用了某種語言哲學、符號學或語言學模型，也從來都不是判別這兩種“轉向”能否關聯在一起的可信標識之所在。即便這些語言理論作為語言批評在不同時期認知“語言”所依據的主要知識，的確為其提供了某些方法、模式、術語以及觀念上的啟發。事實上，解構/后結構主義將語言研究的重心從語言本身轉到語言活動，不僅體現了語言批評在文學的語言“本性”及其功能上的革新性反思，或者說發現了文學語言在現實交流中同“外部”之間的廣泛聯系。而且，它對于語言活動特點的探討，也將對文學的語言分析從“語言形式”轉移到“語言文化”，為文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提供了思路支撐。

具體而言，調整了研討重心之后的語言批評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文學雖然首先是由語言符號構成的表意體系，它的屬性、特征不能不受到語言形式規律的影響?？墒?，作為社會實踐的形式之一，文學語言絕非如同索緒爾所說的那樣，只是有著自身形式因素的封閉系統。事實上，語言形式“僅僅是從動態的言語行為整體——言說中抽象出來的一個要素”[19]。一方面，人們的確可以通過語言本身的“形式”“結構”對文學的本體構成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等級與規則進行概括、抽象和分類，并能通過能指與所指之間的約定性聯系、符號間的差異性對比闡明其意義何以生成。但另一方面，意義的生成又是一個持續變動的不確定過程，有待于語言的功能賦予它明確的范圍和相對固定的具體形態，同時這些功能又涉及文學語言與“語言外部”事物之間的關系問題[20]。而這種關系只能存在于現實的語言交流中，它的運作不可避免與特定的社會歷史規則、言說主體以及文化制度等發生多樣的互文關聯。

在這一復雜關聯中，由于語言活動的建構性特點，文學雖然是由作為訴諸“內容”或再現的能指要素所構成的話語，但它“所形成的東西就不止是使用這些符號來指稱物。正是這個不止（plus）才使物不可簡化為語言與言語”[21]（P60）。也就是說，文學對主客觀世界及相關自然風物、社會人生和思想情感等的諸般言談，不僅僅是描述性的“言”或“話”，更是施為性（performative）的“不止”，即“系統地形成話語所言說的對象的實踐”[21]（P60）。這個時候，呈現在文學世界之中，好似原本如此的“事物”“生活”與“現實”，不僅不是對固有存在本身如實的鏡像反映或透明性的語言再現，反而是一種與知識/權力的關系集合相聯系的語言對象或文本性事實。

這種被建構出來的修辭性“相像”（likeness）混淆了虛構與現實、形式與意義、感知與理解、認知與欲望之間的區別和界限，表述的其實是“個人與其實在生存條件的想象關系”[22]，文學的語言建構也因此成為一種具有意識形態性的文化“事件”，或者說與一定的意識形態生產、傳播相關聯的社會行為。在這種知識語境中，以這樣的認知去讀解文本、闡釋文本的意義，文學顯然不再是靜止或抽象的單純審美對象，它只能成為意識形態的語言構成物。這恰恰也是20 世紀前期的語言批評難以突破狹隘的形式、結構分析的關鍵之一。之所以這么說，其原因恰如巴赫金在批判俄國形式主義時所指出的那樣，語言批評的前期形態在研究伊始就隱含著一種純化語言自身的形式化假設，即“作品的任何成分的結構意義都是用喪失意識形態的涵義為代價而獲得的”[23]，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懸置或忽視了種種意識形態因素對于文學本體構成的影響。

顯而易見，不論是融形式、意義與行為于一體的語言活動給予文學屬性、特征的影響與規約，還是與語言活動相關聯的知識、權力以及社會文化等對文學“意義生產或接受模式，或者說，定論生成之前的價值”[24]的介入和干預，都是無法憑借研討單純的審美關系或形式、結構的抽象所能予以解答的。因而，恰如米歇爾·?？碌摹霸谠捳Z以外，事物沒有任何意義”[16]（P66）、雅克·德里達的“文本之外空無一物”[25]等具有解構傾向的理論話語所預示的那樣，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以及“人”的功能性存在等非審美因素，應當被重新納入到語言研究的考量范圍之內。相應地，在具體的批評操作中，理論研究關注的主要對象就要從作為形式化系統的“語言”過渡到作為社會文化實踐的“語言”。繼而，將“政治的經濟的運作、意識形態的力量和社會控制與符號的指意過程聯系起來”[26]，對文學那種“把能指的物質性和它所指事物的物質性混淆起來”[27]（P103），并使之自然化、合法化乃至神圣化的話語運作方式及其影響進行讀解和解構。在這個意義上，語言批評也就因此具有了意識形態批判的功能。

這一點從新精神分析學、新歷史主義、讀者接受—反應批評、后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新女性主義、性別詩學以及認知詩學等理論話語的研究活動那里不難看到。它們紛紛將目光投向語言活動與文學的多樣化關系，去進一步追問文學的語言建構性：文學為什么要用語言去建構一個事實？建構了一個怎樣的事實？這個事實究竟是憑借什么建構起來的？過程與機制如何？然后，根據這一“語言”認知去分析隱蔽于文本表述、審美形式之中的意識形態癥候，盤詰文學及其意義的生產同諸種文化政治、權力關系間不可見的同謀互塑。進而，批判其對人們的心靈情感、感覺經驗、價值判斷、理想信仰、倫理道德、審美接受與創造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介入、影響乃至形塑。

可以說，正是基于此種“內”“外”交織的協同演化，在20 世紀后期，當代西方文論研究文學的歷史才在整體上“從文學‘內在的’、修辭學研究轉向了文學‘外在的’關系研究，并且開始研究文學在心理學、歷史或社會學語境中的位置”[28]（P216），繼而由此邁入以族裔差異、階級差異和性別差異等為基干播散開來的（狹義）“文化轉向”。不過，恰如解構主義批評家J.希利斯·米勒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的那樣，發生了更迭與轉換后的“文學研究雖然同歷史、社會、自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這種聯系不應是語言學之外的力量和事實在文學內部的主題反映，而恰恰應是文學研究所能提供的、認證語言本質的最佳良機的方法”[28]（P218）。換言之，它對于社會、歷史領域以及自我問題等的涉足，對文學和文學活動的文化意涵的關注，恰恰是通過語言活動的闡釋這個環節來實現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在文化視域中展開的、以文學藝術為對象的“文化研究”，并非是一種與“語言問題”、語言批評無關或對立的理論話語。

同理推之，21 世紀以來出現的、交織于所謂“語言論/反語言論/非語言論”[29]主線中的“反理論和后理論情愫”，也只有放在經由語言批評的演化所構成的“理論已經成為主導范式的背景下”[30]才能說得通。畢竟，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就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理論本身就是這種（對理論的——引者注）抵制”[27]（P114），“理論之后還是理論，……現實中卻并不存在一種所謂的‘后理論’”[31]或“反理論”。不管是倡導“舊有傳統”、要求“回歸文學（經典）本身”的新審美主義或新形式主義，還是思辨“實在論或者事件論實際上并沒有推翻自索緒爾和維特根斯坦以來的語言建構論”[32]，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當代西方文論通過“語言問題”的研究來分析、闡釋文學及其活動的基本思路。在此境況中，與其說它們是對尚處于進行時的語言批評的全面超越或否定式取代，還不如說這其實彰顯了當代西方文論內在于“語言問題”的進一步充實、深入和延展。

三、結語

從20 世紀以來的文學研究及其發展的歷史和實踐來看，理論范型的構成往往是一個“非連續性”的演化過程，“任何一項聲稱要處理這些問題的研究工作，都有可能會因為自己的開端，因為自己的延續性、主題的選擇和詞匯系統而變得復雜”[3]（P16）。通過語言批評在“歷史現場”如是這般不斷深化的思考、選擇與操作，我們也就能夠明白20 世紀以來不同理論學派、批評思潮植根于“語言問題”的文學研究，并非只是因為線性的時間連綴而成為當代西方文論歷史構型的一部分；也就不會把融“形式”“結構”與“活動”于一體的語言批評整體，以及它涉足社會、歷史、文化領域的理論實踐，與傳統——用種種與文學語言及其活動無關的“外在”關系或要素，去關注文學及其活動的社會功能、歷史意義和文化內涵——的語文學研究、傳記式批評以及社會學解讀相混淆；也就不難明白當代西方文論的研究對象為何從相對單純變得似乎無所不包，方法操作為何會由相對單一的審美形式模式泛化為林林總總的話語分析策略或文化政治讀解。同時，也就不會僅憑著“方法”“模式”或“對象”上的表層異同，如同前文所述的那些“轉向”界說一般，不加斟酌地將當代西方文論在文學研究上的歷史及其構型過程人為區隔開來。

由此角度延伸開來，在考察“當代西方文論中國化”尤其是語言批評譜系在本土文論當代建構中的作用與位置時，我們既要看到其作為重要的參照系或知識資源所具有的交流互鑒意義、所起到的積極影響。如在20 世紀80 年代，源自西方的理論成果確實起到了激活我國文學研究新局面的正向作用，改變了改革開放之前以蘇聯的文藝理論為尊的單調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論話語、學科體系以及方法論觀念等方面的建設進程；同時還要在理論與實踐的辯證聯系中，進一步考察、剖析“當代西方文論中國化”作為知識訴求和探索活動的雙重展開及其運作實施的特點。進而，在此基礎上檢驗外來的理論、方法與觀念是否“因其在新時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33]，哪些屬于與當代中國的文藝現實和優秀文化傳統有機融合的科學運用或知識創新；哪些屬于試圖“在某種理論、學說和知識運動中找到對自身利益和目的的表達”[34]而無視“語言問題”規約性的強制闡釋，并對由此產生的理論誤見、遮蔽以及現實問題進行批判性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