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書寫：文學史觀與編纂方式

顧明佳

（1.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2.東華理工大學文法與藝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歐美中國文學史書寫于19 世紀中葉便已啟動，相較于中國本土竇警凡、林傳甲、黃人等學者在20世紀初的中國文學史編纂，早了半個世紀左右。學界一般把德國人碩特在1854 年出版的《中國文獻述稿》作為最早的歐美中國文學史著作。隨后一個多世紀里，歐美許多國家相繼出版了一系列中國文學史著作，如俄國王西里的《中國文學史綱要》（1880），英國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1901），法國康德謨的《中國文學》（1955），意大利白佐良的《中國文學史》（1959），美國陳受頤的《中國文學史略》（1961），等等。本文主要以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王西里、翟理斯、葛祿博等人撰述的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獨特的域外立場、新穎的研究視角，及其與國內文學史書寫截然不同的編纂理念、理論分析，為中國文學史書寫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發掘其中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意義。

一、重譯介、尊儒學、泛文化的資料采擇理念

縱觀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其涉及內容相當廣博，也十分寬泛，重視對源文獻的摘錄與譯介，尊崇并大量納入儒學經典文獻，具有泛文化的文獻采擇視野，呈現出與我們當今文學史著述在史料選擇上截然不同的面貌。

（一）對源文獻的大量摘錄與譯介

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對涉及到的作家作品主要以摘錄原文、簡單譯介為主，較少有詳細的文本分析批評。例如，王西里《中國文學史綱要》第四章《詩經》一節，70 頁的篇幅中有40 頁都是純詩歌文本的節錄，占近60%的比例；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中純文本節錄幾乎占了全著的三分之二，凡提到的作家作品，均有大量的文本節錄，仿佛是一套作品選讀教材。

綜上所述，對源文獻的摘錄與譯介是早期歐美中國文學史共同的特征，這里包含了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作為歐美學者撰寫中國文學史的初步嘗試，要考慮異域讀者的接受能力，當以作家作品的基本內容普及為主。無論是歐美高等院校的課程教材，還是知識普及的通俗讀本，歐美讀者對中國文學與文化十分陌生，作者“必須選擇一種大眾化的著述方式來為自己贏得讀者……以普及為目標的寫作取向，決定了《中國文學史》的通俗讀本性質”[1]，從教授學生的角度來看，“需要一部簡明的教材……立足西方的學術機制，為西方學生提供認識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窗口”[2]（P94）。在本土文化領域，人們對作家作品的基本內容十分了解，往往先開展學術研究，再進行文學知識普及，而這在跨文化領域并不適用。以王西里為例，他認為“知識普及者的處境卻各不相同……在我們的著作中，知識普及或許第一次不是源于以往的著作，更像是為撰寫中國文學史學術著作開辟新路的一種嘗試”[3]（P20-22），先要進行文學作家作品基本內容的普及，然后才能進行深入研究，“他在書中用大量篇幅介紹和解說中國的語言文字、中國古代文獻的歷史，以及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實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4]。另外，葛祿博也是“將該書的受眾目標定為普羅大眾，將大量通俗易懂的譯文穿插于論述之中，降低了德國讀者了解中國文學的門檻，是一部難得的中國文學史普及型專著”[5]（P48）。二是中國文學體量龐大，早期歐美漢學家受制于學科背景、個人精力、資料占有等，只能以作家作品譯介為主。雖然歐美漢學家很早就開始了中國文學文化的研究，也有在中國本土生活工作的經歷，但苦于研究對象體量的龐大，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并且早期文學史著全憑一人之力完成，所以往往只能以作家作品的簡單翻譯、介紹為主。以翟理斯為例，“盡管在早期漢學研究者中允稱翹楚，但在體量龐大的中國文學面前，為語言和精力所限，其首要的工作只能是翻譯”[2]（P95），為了掩飾這種無奈，他在《中國文學史》前言中為自己辯解道，“本書的大量篇幅都是翻譯，以便最大限度讓中國作者自己現身說法”[2]（P96）。同時，早期歐美漢學的整個學科體系還遠未完備，漢學家受到的學科支持力度較小，手頭掌握的資料并不充裕，基本是個人了解或曾讀過的漢文書籍。正如王西里所說：“我所提及的著作，沒有一本是我未曾讀過的……我們至多也就知道偉烈亞力的那一份來自《四庫全書》簡明（不是完整的）目錄的枯燥書單”[3]（P22）。

（二）重點納入儒學經典文獻

早期歐美中國文學史十分注重對儒學經典文獻的評介，幾乎每一部史著的三分之一篇幅都在論述儒家概況以及后來的理學發展，涉及的經學書目不勝枚舉。王西里《中國文學史綱要》十四章中有六章涉及儒學內容，有四章專門論述儒學典籍，占篇幅120 頁左右，而全書總共才215 頁，近60%的比例。翟理斯《中國文學史》八卷中除了元明兩代以戲劇、小說的論述為主，其他每一卷都涉及了經學典籍。葛祿博《中國文學史》相對王西里、翟理斯的文學史著書來說，更是以儒學發展的前后脈絡作為文學史撰寫的總線索，同樣從“四書”“五經”等早期儒家典籍講到兩漢時期大量的經學注疏類文獻，直至宋代理學發展的僵化對中國文人精神生活的影響，其間涉及眾多的儒學經典文獻。

至于早期歐美漢學家為何要以儒學文獻作為文學史著的主體，筆者認為有以下兩點緣由：一是早期歐美漢學家都認識到儒學思想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重大影響。不論是社會政治制度還是家庭日常倫理，儒學思想構成了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王西里在“開宗明義”一章中說：“至于儒學，它已經滲透進了中國人的身體、血液甚至骨髓。儒學盡管沒有我們這里的宗教形態，但與其他民族的宗教（其中也包括伊斯蘭教）相比，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其對中國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經濟、政治、思想以及文學）都具有更大的影響”[3]（P21）。中國文學也不例外，尤其是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儒學經典文獻占據著重要的位置，中國固有的文學觀把經學也納入文學范圍之內，所以王氏接著指出，“整個中國文明以及浩如煙海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學的基礎是儒學……進行系統的文學教學時，便無法將儒學排除在外了”[3]（P21-22），儒學經典自然也是文學史撰寫的重點對象。翟理斯則更是將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視為“中國文學的奠基人”，經過他整理的《詩經》對“研究孔子以前的中國風俗、習慣和觀念非常有價值”[6]（P7，P14），而《孝經》“是公認的中國文化之基石”[6]（P33）。在論述漢代文學時，翟氏再次指出儒家經典與文學的密切關聯：“雖然對我們西方人來說，注解經學通常并不被認為是文學的范疇，但中國人卻與我們不同，他們極其重視解經著作，甚至將杰出的解經大儒配享孔廟”[6]（P67）。至于宋代朱熹創作的儒家經典注疏，翟氏稱其“被認為是不刊之論，因此漸漸演變成中國社會政治和道德的流行標尺”[6]（P157）。葛祿博在文學史著中花了大量篇幅講解儒家孔子與中國文化精神的關系，認為“若想理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減少對中華民族的誤解，首先需要領會儒家思想與中國文化間的聯系，孔子處在中國文學的核心位置，對中國古典文學的介紹須以孔子為起點”[5]（P12），“抓住了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儒家思想，系統、全面地剖析了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學以及中國文化的影響，將千年來中國文學的變遷融匯于儒家學派的興衰之中”[5]（P18）。二是早期歐美漢學家大多都經歷了全面系統的儒學熏陶，具有深厚的儒學功底與扎實的前期積累。這些漢學家大多在歐美高等院校漢學專業學習，上過許多儒學課程，畢業后從事漢學研究與教學，編撰過大量教材、講義，其中不乏儒學資料。比如，王西里原本在喀山大學擔任漢學講席，后來調任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執教，其間一直將中國文學史作為核心課程，后來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前身正是當時作為授課講義的《中國文學史資料》，內容包括“純粹的儒家典籍作者”“新儒學”“朱子”“新儒學著作概述”等，可見王氏具有深厚的儒學積累，對儒學思想熟稔于心[3]（P5）。作為王西里的學生，在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求學的葛祿博所受的中國文學史教育，也基本上以儒學文化課程為主，包括“儒家學說的意義”“不同階段的儒家學說”以及儒家典籍的翻譯等。他畢業后來到德國萊比錫大學師從甲伯連孜學習歷史比較語言學，又攻讀了“孟子詮釋”“孔夫子與中國人”等儒學文化課程，經歷了長期的儒學熏陶[5]（P7-8）。翟理斯所在的英國漢學界也一直以儒家典籍為研究重點，如理雅各對“四書”“五經”等經典文獻的譯介，大量的儒學資料唾手可得，造就了翟氏深厚的儒學功底[7]（P6）。

（三）泛文化的文獻采擇視野

早期歐美中國文學史所涉及的文獻典籍可謂寬泛駁雜，不但納入史學、哲學、佛學典籍，就連地理學、法律學、農學、醫學等著作也悉數盡在所論之列，簡直可稱為中國文化史。以王西里的史著最為典型，他在第八章“非儒思想家·道家”中專門談到道教典籍張君房的《云笈七箋》；在第九章“佛教”中提到《妙法蓮花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在第十章“中國人的科學發展·史地著作”中涉及百科全書式的《通志》《通典》《文獻通考》，還有地學、方志類專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大清一統志》等；在第十一章“中國人的律學”中則重點論及法律法令類著述，如《唐六典》《元典章》《大明會典》《乾隆會典》等。翟理斯的史著同樣論及《說文》《廣韻》《六書故》等語言學著述，《本草綱目》《農政全書》等醫藥、農學典籍，還有百科全書式的《永樂大典》，甚至涵括了宋代法醫學名著——宋慈的《洗冤錄》。葛祿博的史著雖不如王西里與翟理斯的那般駁雜，但依舊辟出專章重點介紹了道教與佛教典籍。

如此駁雜的文獻采擇視野，從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出發，無外乎有兩大因由：一是滿足西方海外擴張的政治需求，通過學習中國各類文化典籍，加強對中國民族文化的了解。19 世紀西方出于對外市場擴張與生產資源占有的訴求，希望對中國這個古老國度有所了解，而中國各類典籍中所含蘊的民族歷史、文化特征是西方了解中國的便捷途徑，“只有借助中國文獻，才可能研究和認識那半個亞洲大陸”[3]（P21）。早期歐美漢學家學習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是與政治緊密相關的，以傳教士為主體的早期漢學家受國家利益驅動，“并未把精力用于發展宗教事務，而是將注意力放在對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情報收集上”，如以王西里為代表的俄國東方學研究“是以滿足實際外交、政治活動等而進行的，很大程度上是俄國為了與英法爭奪海外（特別是東亞）殖民地的需要，從而打上了深刻的殖民主義烙印”[8]（P130）。同樣，葛祿博“《中國文學史》的問世彌補了德國漢學在中國文學領域的欠缺，極大地滿足了德國社會對于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的迫切需求，迎合了帝國主義時代下德國海外擴張的利益需要”[5]（P43），而對西方來說，了解異域文化的第一步，就是對各類異域文化典籍的直觀接觸，全方位認識異域民族特性、歷史文化，為政治、軍事、文化入侵奠定前期基礎。當然，有些漢學家是為了改變過去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片面認識，希望通過大量文化典籍的介紹增進西方對中國民族傳統的正確理解，“試圖通過這些著作把中國和中國人真實面貌介紹給西方讀者”[7]（P17）。二是早期歐美漢學家普遍接受中國固有的大文學觀，將文化典籍均納入文學的范疇。中國固有的文學觀發軔于 “孔門四科”，指文章與博學，包括一切學術著作、文化典籍，不論是古代的經史子集各類文獻，還是現代的文史哲各類著述，甚至地學、醫學、法學等?？频浼?，均在中國固有文學觀念的籠罩之下。王西里在比較中西文學的差異時感嘆道：“在創造精神以及表述的典范性和科學性上，中國文學確乎遜色于希臘文學和羅馬文學。然而，較希臘和羅馬文學的那些遺產而言，可以說，中國文學在規模上和內容的豐富性上更勝一籌”[3]（P19）。

二、折合中西的中國大文學觀

歐美早期漢學家由于其跨文化立場，在史著中所呈現的文學觀，既遵從中國古代固有的文學觀念，又受到西方現代文學觀念的影響，整體秉持折中式的中國大文學觀，認為其以儒學為主體、以政治功利為導向。

（一）折中式的中國大文學觀

縱觀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著述可以發現，早期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的看法既不同于中國自古以來固有的文學觀，也不同于19 世紀以來確定的現代意義上的純文學觀，而是呈現出一種折中式的中國大文學觀。早期漢學家受制于國籍歸屬、教育經歷、學科背景等現實因素，深受西方中心主義思想浸潤，普遍站在西方立場審視中國文學，但是他們均長期從事中國文化典籍的學習，并不盲從于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觀，而是對中國固有的文學觀有著十分清晰的認識，并主張“有必要堅持一種次序，即異域文學賦予其作品的一種層次”[3]（P21），“中國文學的新時期不會像其他非歐洲民族文學那樣與過去的歷史被一條鴻溝所分割”[3]（P19），充分尊重中國固有文學觀存在的合理性、延續性。上文已經提到，中國古代固有的文學觀從孔門四科發源，以儒家六經為基礎，涉及經史子集眾多文獻，包囊一切有文采的篇章、學術性的典籍等，范圍極其廣大，與19 世紀以來從西方經日本傳入的以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為主體的現代純文學觀差異頗大，早期歐美漢學家已有體認：

孔子……是中國文學的奠基人……為后世整理、修復了不少極具價值的殘存古籍[6]（P7）。

道家文學以老子首倡的道為核心，是與儒家文學并蒂而生卻爭相斗艷的一朵奇葩[6]（P40）。

從誕生起，百科全書就注定要在此后的中國文學中占據很大的空間[6]（P166）。

這部百科全書（《永樂大典》），不僅涵蓋并詮釋了中國文學的整個范圍，而且包納了很多完整的、非賴于此則將失傳的著作。這其中，有不少于六十六部儒經，四十一部史著，一百零三部哲學作品……[6]（P212）

康熙帝仍然在當世杰出學者們的幫助下，啟動并實施了好幾項世所罕見的重大文學工程。這些工程主要有：……《康熙字典》……《佩文韻府》……《駢字類編》……《淵鑒類函》……《圖書集成》……[6]（P282）

如果不談諺語和格言，中國文學最基本的輪廓幾乎就不能說是勾勒完整了[6]（P317）。

先秦時期殘存的古籍、儒道兩家的典籍、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史學與哲學著述、語言文字匯編乃至諺語格言等，均在中國文學考察的范圍之內，可見中國文學的寬泛駁雜，這也是前文所述早期歐美中國文學史“泛文化的文獻采擇視野”的主要原因。然而，從體裁出發，就中國文學發展的具體實際來看，詩文無疑占據著統治地位，是中國文學的正宗。王西里曾說：“中國人敬重雅文學的程度可能遠勝于我們，他們視雅文學為一個人的最高修養，是其學識和道德的標志”[3]（P201）。此處的“雅文學”即指詩文一類，在古代科舉取士的制度下，“擁有思想與深厚的語言功底也可以使學者成為詩人，科舉考試也出詩賦題目”[3]（P202），追逐功名的文人士子均以習詩作文為正道。反觀小說、戲劇則往往遭到蔑視，不被納入文學的范疇：

這些劇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無法推定作者……他們也都是在中國人的文學視野中全無所知的人。要知道，戲劇是被完全排斥在文學門檻之外的[6]（P193）。

中國人歷來把經學置于人類理想的最頂端，而把劇作家和小說家僅僅視為文學的寄生蟲[6]（P212）。

在中國的純文學主流中，并不包括小說和戲劇，這是一個規律[6]（P250）。

在中國，所有的文學都是純粹的。小說和故事并不包括在文學的范疇之內[6]（P314）。

這與古代小說、戲劇源自民間，屬于俗文學一類，與儒家正統思想不合，不被官方認可有很大關系。早期歐美漢學家認識到中國固有文學觀的寬泛駁雜，也充分尊重這一點，在各自的文學史著作中收納了多學科、泛文化的作品典籍，將詩文作為論述的重要對象，尤其是詩歌，像《詩經》、唐詩等都有專章介紹。同時，早期歐美漢學家又有著自身的西方中心主義立場，秉持著現代意義上的純文學觀，小說、戲劇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文學門類，在西方“最稱得上是雅文學的文學類別了”[3]（P207）。因此，他們在文學史撰寫中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了小說、戲劇的情況。王西里《中國文學史綱要》“俗文學·戲劇及中長篇小說”一章中專門介紹了戲劇、小說的發展史，梳理了《西廂記》《紅樓夢》《金瓶梅》等經典作品的故事梗概和思想內容；翟理斯《中國文學史》在元明清三代文學中將戲劇、小說專設一節，論述其基本概況，并摘錄了大量作品原文；葛祿博《中國文學史》第十章專論戲劇與小說，以時間為限論述元代、現代戲劇，以體裁為限論述長篇、短篇小說，對具體作家作品進行了個人的分析述評。并且，他們十分推崇中國古代的小說、戲曲，認為它們具有突出的文學價值。例如，翟理斯在介紹元代戲劇時說：“如果說元朝在中國詩、普通文學和經學解注的海洋中加入了極少的一些具有永恒價值的東西的話，那么它一定會是在中國文學史的兩個重要領域被銘記。戲劇和小說可以說是在這個蒙古統治的世紀里產生了”[6]（P179）。顯然，他是從現代文學觀出發看待元代的戲劇文學。

綜上可見，早期歐美漢學家既能認識到中國固有文學觀的基本情況，又能采用現代意義上的純文學觀視角，在各自的文學史著作中呈現出一種折中式的中國大文學觀，將多學科、泛文化的重要典籍與戲劇、小說等純文學作品均納入觀照之下。這不僅體現了早期歐美漢學家在熟稔中國文學后博觀約取、實事求是的優秀品質，更體現了他們中西比較的國際視野，在當時有這樣的理論高度實屬不易。

（二）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學觀

早期歐美漢學家在文學史著作中大量涉及儒學文獻，無疑體現了對中國固有文學觀的極大尊重，即認為中國文學的主體就是儒學?！拔膶W”一詞最早就出自于儒家，孔子教授弟子“文學”也以儒家六經為教本，兩漢時期以儒家典籍為國家治理、人民教化的經典教科書，宋代朱熹確定“四書”“五經”的規范闡釋，成為科舉取士的基本教材，綿延整個封建時代，儒家在我國社會生活、思想文化領域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中國文學“是以儒家經典為基礎，包括歷史、哲學以及雅文學和俗文學等各種著作的整體”，從這個方面來看，中國固有文學觀“更像是儒家的‘文學’觀”[3]（P8）。以《詩經》為例，作為中國文學經典文本，在后世的儒家經學注解中，充分發揮其政治教化價值：“無論在中國文學當中，還是在這種文學的重要現象儒學當中，我們都賦予《詩經》以獨特的價值。這是中國精神（尤其是‘經’）整個發展史的基礎”[3]（P100）。又如兵家軍事典籍，中國固有文學觀之所以將其納入中國文學范疇，歸于四部中的子部文獻，也是因為其中體現了儒家仁義思想：“中國文學也不將兵家排除在外，甚至堂而皇之地稱其為子。這是因為古代兵家不僅僅提出了實戰原則，而且還用仁義理念探討了戰爭的意義”[3]（P199）。小說、戲劇在中國固有文學觀中受到蔑視而不被納入進來，“作家們無意于在小說和故事等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在這類作品上署名，意味著從這個國家的正統標準來看有所跌落”[6]（P314），這個“國家的正統標準”恰恰就是儒家制定的政治倫理標準，由于小說、戲劇等俗文學帶有濃厚的民間俗世趣味，講述了一些底層粗俗故事，所以“作者恥于承認這種在中國學究們眼中的粗俗之事是他所為，中國文人甚至難以啟齒說他曾經讀過某些名劇作或名小說”，“經典文獻中既不包括戲劇，也不包括長篇小說，所以這是一種空虛的傷風敗俗文學”，顯然體現了儒家正統思想的基本價值觀，以及“儒學極力捍衛其思想控制權的立場”[3]（P207-208）。在具體的中國文學史撰寫過程中，早期歐美漢學家也十分注意厘清儒學發展的線索。王西里《中國文學史綱要》對儒學作專題介紹，將其分為兩個階段：先秦兩漢時期的儒家經學階段，以孔子與“六經”為主；宋明時期的理學階段，以朱熹與經典注疏、理學文獻為主。翟理斯《中國文學史》雖以朝代為劃分標準，但也能抓住各個時期儒學發展的前后線索：分封時代的“四書五經”——秦漢時期的“焚書坑儒”——魏晉與唐代的經學注疏——宋代的理學名家——清代的儒家倫理道德著述。葛祿博《中國文學史》與王西里的有些相似，分兩個專題介紹孔子與早期儒家學說、朱熹與宋代理學思想，追尋其中的儒學發展脈絡。

（三）以政治功利為導向的中國文學觀

根據上文所述，中國文學的主體是儒學，早期歐美漢學家認識到其中蘊涵著強烈的政治功利目的。崇尚經世致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純審美的文學活動在中國古代并不多見，尤其是受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社會政治影響，中國固有文學觀所納入的作品典籍均帶有強烈的政治功利性，許多文學篇章都是“更好地為儒生占主導地位的政府服務”[3]（P109），“書面文字似乎主要用于政事目的”[6]（P7）。從經學文本出發，許多作品被賦予了國家政治、社會教化的內容。王西里曾說像《詩經》“這樣一種為專制帝王、事實上也為儒家統治提供了廣闊空間的文本……對儒學給予了支持”[3]（P96），盡管其中存在著一定的曲解，而“這種曲解也有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3]（P111），《孝經》是儒生為了“尋求一種人類得以依靠和朝廷賴以穩定的更加牢固的基礎，這種原則只表現在道德層面，他們將家庭倫理作為道德的基礎”[3]（P116），《禮記》講述了儒家的社會政治禮儀，《尚書》反映了儒家掌握國家權力的執政意圖，“在致力于實現一個始終不變的目標，即展現儒家的治國之道和理想，各篇意思互不為害，每一篇的根本思想都是用來解決所遇到的問題”[3]（P130）。翟理斯同樣認為傳統的經學家“不能不強調孔圣人的價值判斷和理念宣貫，往往把日常的鄉間民謠解讀成重大的道德宗旨和政治原則”[6]（P10）。葛祿博則確信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者“注疏經典，重現古代文化傳統”，“并不是為了將它們作為研究古代歷史的寶貴資料”，而是“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最終實現禮治社會的理想”[5]（P26）。

另外，就連應用性文體如古代臣子的奏章，由于其“宗旨是為治國與立法而進言陳事，因此我們應將其歸入文學一類”[3]（P189）。從古代科舉取士的角度來看，“中國文人都是出色的文學家，因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就是按照固定的題目作一篇優美的文章，而三年一度出現的狀元文更是士子們爭相一睹的范文”[3]（P16），這些科舉策論無一不關乎國家行政、社會治理等內容，包括文人們應舉的動機，均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性。

三、歷史主義、稽古守舊、作偽深重的中國文學史觀

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注重社會歷史、王朝政治等外部因素對文學發展的深刻影響，認為儒學思想的主導地位致使中國文學的發展帶有稽古守舊、作偽深重的特點；同時重視發掘其中的文化因素，并十分推崇民間文學。

（一）社會歷史、王朝政治對文學發展的重大影響

歐美早期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文學演進的過程時，均十分注意社會歷史、王朝政治等外部因素對文學發展的深刻影響，從現在的理論視角出發，顯現出歷史主義文學史觀的某些特質，“將文學作品視作歷史條件與自然作用力的結果，并且力圖用歷史的方法來重現文學史的原貌”[9]（P92），強調政治、經濟、文化等外部因素的決定性作用。這在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在漢代文學卷的開篇便指出“沒有哪個國家的文學像我們接下來將要討論的這個時期之初的中國文學那樣，與國家的歷史如此緊密相連”[6]（P55）。

事實的確如此，秦漢之際既有秦始皇焚書坑儒“給他的英名烙下了污點”，文學發展遭遇歷史厄運，大量“經典將不可挽回地湮滅在焚書的烈焰中”，又有“天下初定，新生的漢王朝很快努力解除了這個國家的文學遭遇的至少部分不幸”，“昔日被封藏的書又從它們的封藏之所重見天日”，一大批學者“全力投身于修復失佚舊籍”[6]（P56-57），文學再次迎來利好的發展局面；在隨后魏晉南北朝的幾個世紀里，“并不是很利于這個國家的文學發展和壯大”，“大部分時間烽煙四起，地方割據，人們沒有太多閑暇來讀書，也很少有統治者崇文尚學”[6]（P83）；五代十國時期文學的發展情況與之相似，“五十多年里，帝國經歷了至少五個獨立朝代的動蕩，這不是一個有利于文學進步的年代”[6]（P145）；宋詩的成就遠不如唐詩，主要是由于“賦詩開始成了禮學教育的一部分”，成為國家科舉考試必須涉及的部分，“詩的形式得到了更多關注，但之前大師們的神髓卻被俗套所束縛”，文士們為了掌握這些應試俗套，在科舉中拔得頭籌，“被按規程培訓成了這樣，但這種詩展現的只是赤裸裸的技術，只能留給讀者失望和冰冷”[6]（P160）；明代統治者“強化和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后，很快就把注意力轉向了文學和教育”[6]（P209），編撰了如《永樂大典》這樣的百科全書，保存了大量的文學著作，促進了文學的繁榮；作為“被滿洲這樣一個善習騎射的野性牧民民族統治”的清代來說，“連自己的文字也晚至1599 年才構建，文學本能尚處于待開發之中”，“不可能有太多代表人文的東西被期待”，但是康熙與乾隆“兩位皇帝治下所展現出來的那種對文學的廣泛鼓勵、對文人的大力眷顧”[6]（P250），助推了清代文學的中興，如前文所述，康熙帝啟動了《康熙字典》《圖書集成》等重大文學工程，而乾隆帝敕令編纂的《四庫全書》大規模搜集并保存了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學著作。

王西里也同樣十分重視社會政治對文學發展的影響：漢代是文學昌盛的時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朝統治者的政治決策，“全部中國文獻，當然不僅僅是儒家文獻，得到了漢武帝兩個弟兄河間獻王劉德與淮南王劉安的扶持”，前者搜集保存了大量先秦古籍，后者召集門客編撰了許多文學著作，“他們對學問的庇護”[3]（P106），使更多文士從事整理文獻、編撰圖書等工作，為文學的持續推進貢獻了重要力量；魏晉南北朝是佛教隆興的時期，“在統治者的庇護下，佛教已經廣泛扎根”[3]（P170），大量佛家典籍涌出，對文人的精神思想影響頗深，文學發展中的佛家因素漸趨明顯；近代中國飽受外侮，國人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外國先進文化，文學中的翻譯事業快速發展，如“在中英戰爭之后，中國的著述者開始翻譯歐洲的地理學著作，甚至對其進行詮釋”[3]（P184），魏源的《海國圖志》便是一例。除了翟理斯和王西里，葛祿博也持相似文學史觀：“秦始皇焚書之舉使自古留存在國家檔案館中的書籍因此被焚毀，極大的破壞了先秦文學的傳承”[5]（P13）。

綜上可見，文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文人生活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社會政治、文化背景等外部因素對文人創作的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雖不能否定這一點，但也不能肯定其決定作用，我們絕不能忽視文學發展的內部因素與規律，如文學發展的不平衡性、文體之間的滲透融合、復古革新的交替碰撞等。早期歐美漢學家受限于跨文化立場，對中國文學傳統的內部特征、演變規律不能有全面系統的認識，將著眼點放在更為直觀的文學外部因素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持守稽古、守舊甚至停滯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觀

根據前文的敘述，我們能夠深切感受到中國文學與儒學的緊密聯系，中國古代固有的文學觀簡直就是儒家的文學觀。儒學思想在我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在早期歐美漢學家看來，這也導致了中國文學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發展的稽古性、守舊性、停滯性。王西里認為，由于儒學在人們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統治覆蓋，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獨立自我發展的社會，這里的人們顯然樂于推崇本國的歷史，卻并不了解人類生活的真正歷史”[3]（P134），儒學像宗教一樣禁錮著人們的信仰、思想，使其處于一個封閉的空間，造成“中國是一個沒有生命力的國度，沒有任何思想的激蕩，不能從進步走向進步，不能在創新之后再創新”[3]（P192），保守封閉的環境阻礙了新思想、新觀點的萌發。具體到中國文學的發展，他確信其“主要特征不過是起源于公元前的基本原則的發展”，“僅僅是過去一些方面的延續，而這些方面或者在過去某個時刻雖被觸及卻陷于停滯”[3]（P19）。這里的“基本原則”“過去的一些方面”指的就是儒家確定的文學觀念，漢代經學昌明鼎盛，儒生以編修整理圖籍為己任，注疏附會統一的儒學思想，奠定之后中國文學發展的基本方向，作家作品深受儒家傳統文化觀念影響，新思想、新文學的發展在儒學的統攝下極為艱難，基本陷于停滯。翟理斯在論述唐宋文學時也談到，正是由于儒學在宋代對思想文化的進一步鉗制，尤其是在科舉教育中的主導地位，文學形式大于內容的推崇，以詩歌為典型的宋代文學缺少了唐代的生氣活潑，更使此后的文學“進入了衰落時期，并再也沒能從中恢復”[6]（P160），在儒學稽古守舊的氛圍中，文人們創作的文本內容單一陳腐，“沒有看見任何文學分支領域出現原創的偉大作家，也沒有看到任何值得流芳后世的偉大原創作品產生”[6]（P312）。關于中國文學發展停滯僵化的問題，葛祿博繼承碩特的觀點，認為中國“像所有東方國家那樣沒有‘自由意識的進步’”[10]，他在個人文學史著中談了很多這方面的情況：

我們這個領域所面對的是鮮活的東西，能看到一段活著的古代。

古代仍舊強有力地、活生生地在當下延續。

傳統之神圣紐帶，成為精神的束縛。因此，許多中國文學作品在我們的感覺下留下的印象是呆滯、守舊和扭曲[11]（P4）。

從漢代開始，儒家定于一尊，儒學經典被奉為民族圭臬，文人精神思想受到束縛，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學逐漸陷入守舊僵化的境地，不利于自由創新意識的萌發。當然，不能將所有的罪責都推給漢代的獨尊儒術，葛氏認為宋代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一統也是讓文學發展真正陷入停滯狀態的重要原因，這在他的《中國文學史》第九章“宋代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中有詳細的探討：

不只是文學創造力，整個精神生活和倫理行為也同時步入停滯狀態，這主要是在朱熹的影響下發生的。他所開啟的儒學公式化和教條化，只能起到遏制思想的作用[11]（P9）。

平心而論，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確有保守陳腐的一面，比如對儒學思想公式化、教條化的頂禮膜拜，但也有合理進步的一面，儒學思想對國家統治、社會穩定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以儒學為主體的優秀傳統文化一直為我們中華民族所傳承與延續，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生活、個人行為，古老的文學傳統中積累了碩大的文化財富，我們現在的文學發展也是建立在汲取過去文學養分的基礎上，這絕不能僅僅用“僵化停滯”來總結。如果追尋深層次原因，早期歐美漢學家之所以對中國文學持有這種觀點，恐怕還是因為跨文化立場與西方中心主義思想在作祟。他們雖對中國文學與文化有濃厚的興趣，但限于自身的跨文化背景，不可能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入、全面、系統的理解，往往只是根據個人的視角得出較為片面的結論，而個人又深受西方中心主義思想的熏陶，根據黑格爾的觀點，“東方文化雖然是人類文化的起點，但東方文化稚嫩缺乏理性精神和獨立人格，作為東方代表的中國人沒有任何自由”，“太陽在西方‘散播一種更為高貴的光明’”，他們從西方價值觀出發，認為“按照中國原有的歷史模式而發展，它的發展前景讓人難以捉摸”[8]（P132），中國文學應當向西方學習，“在歐洲文化的大潮中得到充實與新生，吸收歐洲的思想、知識以及豐富的精神內涵”[3]（P19）。顯然，這樣的觀點是極其片面的，甚至帶有偏見的，但考慮到早期歐美漢學家所處的時代背景，我們也不必給予苛責。

（三）持守作偽嚴重、深受質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觀

19 世紀被稱為“歷史的世紀”，實證史學盛行于西方學界，尤其是德國蘭克史學宣揚的“客觀主義”“科學主義”，特別看重史料辨偽[8]（P128-129），早期歐美漢學家受此影響，站在跨文化的立場，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國學者受自身傳統文化深刻浸染所造成的前理解、期待圖式，并對中國文學經典文獻、歷史記載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以王西里為代表，他們非常重視對中國文學原典的研究，“不會轉述摘錄其他歐洲學者著作中的文字”，懷疑二手資料的可信度，認為“征引那些自身尚需受到批判、說明、補充或者駁斥的文章，實在是得不償失”[3]（P22），從文獻本身出發，得出較為合理的結論。

首先，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常常從中國文字的產生開始講述，并對其古老性提出質疑。王西里在考察中國文字時，對蝌蚪文的古老性產生了質疑：中國人認為“黃帝時期有一個叫倉頡的人發明了所謂的蝌蚪文字”，并且后來魯恭王在孔壁中發現的《尚書》《論語》也是用蝌蚪文撰寫，時人根據已知篇目辨認出幾篇，余下的未能破解，王氏認為“這種情況本身就已經完全暴露了這個杜撰故事的荒謬，假如能辨識出若干篇來，自然也能辨識出余下各篇”，所以根本不曾有過這樣的發現，后來又有人說發現大量先秦典籍的汲冢竹書是用蝌蚪文寫成的，但那時“已經發明了名為‘篆’的新書體，而且為孔子及其弟子所使用，為什么在孔子生前和身后還要使用這種蝌蚪文字”，這種說法很明顯也是純屬臆造。王氏認為蝌蚪文是后期的偽造，原因是“需要偽造古書時，中國人就用奇異怪誕的字體來書寫”，從文字上證明偽造文獻的古老性[3]（P33-36）。關于蝌蚪文的確切歷史這里不做討論，王氏的說法主要是為了他的“漢字起源于埃及文字”的觀點服務的，漢字不能有比埃及文字更為久遠的歷史，但僅憑中國漢字與埃及文字均表示約定意義這個理由，便確信兩者的淵源關系，實難讓人信服。

其次，早期歐美漢學家指出中國文學經典文本存在大量偽作。翟理斯曾說先秦時期眾多經典文獻“在歲月流逝中失傳了，還有一些則由公元1-2世紀間出現的偽作傳世……一個托名古人的偽作高潮”[6]（P30），公元1-2 世紀正值漢代，秦火焚書后，大量圖書文獻急需編校、整理、恢復，以儒生為首的學者為了延續學派學說傳承，不惜偽造古籍文獻，并把著作權推給古老的圣賢明君，獲得古人權威的支持。以《尚書》為例，漢人認為這是從堯舜禹時期就有的宮廷史官專門記錄帝王言行的典籍，但其中“講述上古史的內容只有區區幾頁，而且并非歷史敘述，而是教諭性的，空泛議論式的……很明顯，這部書是后來寫成的”，其來源是“將自己的文字和職官等強加給每個上古帝王”[3]（P39-40），可見作偽用的都是以今擬古的辦法。葛祿博也肯定《尚書》是偽作的說法，認為“被后世尊為先儒、孔子后裔孔安國所獻《古文尚書》是偽書”，但不能“斷定孔安國有意篡改，他很可能根據孔家家傳的殘稿重構和新添了篇章”[12]。又如《周禮》一書，漢人明明意識到其是偽作的，“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對其廣征博引并不假思索地用以闡釋中國的古代制度”，當認識到這些制度與真正的古老書籍有所抵牾時，“試圖證明此事不假的學者便推斷此書雖為周公所作，但這些機構卻未及設置”，漢人極力掩飾作偽的事實，無非是服務于當下的社會政治，“意欲在自己的新律法中倚賴古人的權威”[3]（P40-41）。

再次，早期歐美漢學家認為中國文學典籍存在大量注疏家的附會闡釋現象。翟理斯說：“中國人在托名偽作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以至于他們先是為古籍創作了一些偽作，而后又創作了一些專著與之配套”[6]（P30）。與之配套的“專著”即指注疏家的作品，符合社會政治需求的偽作一經問世，后面便有無數的注疏文獻來闡發其中的正統理念，使之成為統治的思想利器。這在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簡直不勝枚舉，就從最具有文學性的《詩經》來看，“漢朝的儒學為了控制政府，從一種民主和革新的學說變成了一種隨遇而安和俯首帖耳的學說，《詩經》又怎能獨善其身，這樣一種為專制帝王、事實上也為儒家統治提供了廣闊空間的文本怎能不受到歡迎”[3]（P96），“每一篇不朽詩歌都被硬性嵌入了弦外之音，注入了相應的道德取向”[6]（P10），經學闡釋改變了《詩經》產生之初那種自然淳樸的內涵，以迎合政治教化、國家一統。又如《春秋》一書，內容貧瘠如“斷爛朝報”，但這卻給了注疏家發揮的空間，“各種各樣注疏的出現，為解釋這些信息而編寫了一些甚至可能是臆造的或者矛盾的史實”，他們賦予這些史實以基于道德和禮儀等教育意義的闡釋，以期“有助于國家統一和清除不利君主獨裁言論”[3]（P102-104）。即便是反映孔子思想的《論語》也存在多個版本，他們依照各自的理念來解讀文本，當然，最后流傳下來的通行本已將那些與社會政治“既定觀念相抵觸的內容刪除了，使之更好地為儒生占主導地位的政府服務”[3]（P109）。

總之，早期歐美漢學家對于中國文學典籍作偽深重、附會闡釋頗多的認識是較為洞明的，并且對成因梳理得較為透徹，可見其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傳統儒學有著較為深入的了解。然而，他們對中國語言文字古老性的質疑，尤其是認為中國文字起源于其他民族，顯然有穿鑿拉扯之嫌，也未提出強有力的證據，筆者揣測主要是因為相較于有著傳世文獻的儒學而言，語言文字的起源更為古老，也更具精密科學性、實踐性，中國人自身尚且沒有確切統一的“成說”，遑論處于跨文化背景下的早期歐美漢學家。此外，漢學家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立場上，妄圖將中國納入其世界文明發源體系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四）“文學文化史”特質與淳樸的民間文學

早期歐美漢學家的中國文學史觀除了以上三個主要方面外，還存在一些次要特征。首先，早期歐美中國文學史呈現出“文學文化史”的某些特質?！拔膶W文化史”是近年來新歷史主義文學史觀背景下涌現出來的文學史研究方法，主要是從文化學視角出發研究文學史，但與19 世紀以來盛行的歷史主義文學史觀頗為不同，歷史文化不再被簡單認定為文學演進的背景，而是和文學一起成為整體敘述的對象，文學文化史書寫內容“既包括文學本身的歷史，也包括作為大背景的文化和社會歷史”[13]，將過去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文學史書寫體系轉變為對整個文學活動及其文化語境的書寫。翟理斯曾在史著中說明書寫工具的變革對文學發展的促進作用，秦代大將軍蒙恬“發明了中國人重要的書寫工具、用獸毛制作的毛筆”，“竹簡和刻刀從此被拋棄，帛書得到廣泛使用”[6]（P57），漢王朝大量文學典籍的撰述整理也得益于此。王西里則談到了戲園演出的盛況對俗文學的影響，“凡是大一點的村子一年當中至少也要請一次戲班子來唱戲（當初我們在北京時，城里一共有十三座戲園子，而戲班子有一百五十來個，這些戲班子都靠四處演出為生），戲園子也沒有特定的戲班子，通常是今天這個來演，明天那個來唱”，反映民眾趣味的俗文學讓“儒生們再不能反對（因為皇帝也有戲臺）”[3]（P207-208），戲曲文學的長足發展不可逆轉。此外，由于理學、佛教、道教與文學的密切關系，早期漢學家在史著中幾乎都有專章論述，介紹其產生發展的基本歷程。同時，他們還關注到女性文學創作，如漢代的班婕妤，明代的妓女作家薛素素、趙彩姬、趙麗華，清代藍鼎元關于女性道德教育的著作——《女學》等。

其次，早期歐美中國文學史對淳樸自然的中國民間文學十分推崇。這在對《詩經》的介紹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我們在這里可以看到情歌，有希望出嫁的少女之歌，有迷戀美人的情郎之歌，有情人約會，也有棄婦哀怨，還有夫婦、情人和親人的離別之訴?！€有經濟、農耕和日常生活題材，一首詩歌中甚至能展現一部民間歷法?！y道還有哪一個民族能對自己的一般情感和民眾生活進行如此生動而清晰的表現？[3]（P50-51）

王西里如此熱愛《詩經》中的民歌，譯介了132篇詩歌文本，與其他作品形成鮮明對比。翟理斯則反對注疏家對《詩經》的經學闡釋，認為這破壞了“這些詩歌中簡樸自然的美”，“生活的愁苦被充分宣泄，對統治者的不滿頻頻流露”才是民歌常見的主題，對“研究孔子以前的中國風俗、習慣和觀念非常有價值”[6]（P10-13）。當然，對民間文學的推崇也是因為其更接近于現代意義上的純文學。

四、含混通俗的編纂方式

19 世紀以來各類中國文學史的編纂方式可謂五花八門。就通史性質的著作而言，從宏觀方面著眼，有按照文體類別來組織構架的，有按照朝代時代來分期敘述的，還有兩者兼而并行的；從微觀著眼，有的以語言文字為開端，有的以神話歌謠為肇始，有的重在作家作品思想內容的總結，有的重在文本辭章特征的分析批評?？傊?，由于時代、學術的進步發展，文學史編纂方式整體上呈示從簡單粗略到繁復精細的發展趨勢。早期歐美漢學家作為最初編纂中國文學史的群體，基于自身跨文化的立場以及處于探索初期的實際，在文學史著作的具體編纂方式上與當今的文學史編纂存在諸多差異。

（一）時代、主題、文類兼而并行的組織構架

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在組織構架上呈現出“含糊隨意”的基本樣式，缺乏鮮明準確的結撰宗旨，與現今越趨精細明晰的編排方式截然不同。這以翟理斯《中國文學史》較為典型。

就目錄而言，從整體著眼，以朝代的劃分為大框架，分為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等八個部分；從細部著眼，第一卷先秦“分封時代”中有“四書五經”“道家”等以主題為劃分依據的章節，有“詩”“銘文”等以文類為劃分依據的章節；第二卷“漢代”中有“史學”“詞典編纂學”“佛學”等以主題為劃分依據的章節，有“詩歌”等以文類為劃分依據的章節……第七卷 “明代文學”中有“中藥學”“農學”等以主題為劃分依據的章節，有“小說”“戲劇”等以文類為劃分依據的章節。葛祿博《中國文學史》較翟著在架構上更為含糊隨意，如第一章“序言：語言和文字與文學的關系”、第二章“孔子與中國古典文學”、第四章“老子與道教”是以主題為劃分依據的章節，第三章“先秦文學”、第六章“漢代”、第七章“漢唐之間的文學創作”、第八章“唐代：詩歌的鼎盛時期”、第九章“宋代”是以時代為劃分依據的章節，第五章“詩藝復興：屈原與楚辭”、第十章“戲劇與小說”是以文類為劃分依據的章節，總體章節架構的雜糅昭然若揭。相較之下，王西里《中國文學史綱要》顯得更為規整，大要以主題來劃分章節，包括 “語言文字”“文獻的古老性”“儒學”“道家”“佛教”“史學與地理學”“法律學”“博物學”“農學”“醫學”等內容，但也有例外，如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即以文類為劃分依據，包括詩歌、散文、賦體、戲劇、小說等內容。

至于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為何會呈現出如此的結構框架，究其緣由，一是早期歐美漢學家的中國文學史編纂才剛剛起步，甚至文學史學科的理論體系也尚未形成，一切還處于摸索階段，受限于當時的學科實際，他們尚不具備精準的文學史編纂理念，只能根據自身基礎的漢學知識與初步的學術設想來確定文學史的編纂框架，必然會有稚嫩、不成熟的一面，呈現出編纂理念“含糊雜糅”的情況；二是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一般都是作為漢學家教授學生的教材而編寫，大部分是以前期授課講義為藍本，并不具備全面系統的知識結構體系，呈現出“粗疏隨意”的特點，也在情理之中，例如王西里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就是以前期在喀山大學、圣彼得堡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史課程時編寫的講義《中國文學史資料》為藍本[3]（P5-6）。

（二）從中國語言文字談起

雖然我們國內的中國文學史很少專章述及語言文字的情況，但在早期歐美中國文學史中，從語言文字開始談起似乎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這主要是因為在跨文化立場的漢學家看來，不論是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譯介，還是對文學演進特征的歸納總結，首先要以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理解與運用為基礎，并且他們普遍認為文字的產生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學發展的開端：

公元前6 世紀成了研究中國文學史一個方便的起點……中國人已經有了足以適應大多數交流需求的早期文字[6]（P4-5）。

任何一個獨立民族的發展都自有其起點。那些可能在文字誕生之前就已被創造出來，并在文字誕生后立刻被記錄下來的早期文獻，對民眾創造力的發展以及促使民族意識關注那些其他民族意識所忽視的生活和知識層面發揮著重大影響[3]（P21）。

王西里《中國文學史綱要》開篇專門探討了“中國人的語言與文字”，首先講述漢字書面語與口語的較大差異，方言口語的多種多樣凸顯了書面語對不同地區人們交流的重要性，接著說明漢字的單音節性、象形特征造成同音字眾多的現象，進而導致漢字的多義性，“詞根的意義非常豐富，有時甚至可以表示完全相反的概念……詞根的筆畫只包含一個確定的意義，但詞根在使用過程中能夠賦予這個筆畫各種意思”[3]（P26），最后提出大膽的設想，認為漢語與雅利安語有淵源關系，“漢語詞根不僅與被視為所有歐洲古代語言標準與基礎的梵文具有親緣關系，而且證明這些語言中許多在梵文詞根中不能得到解釋的詞匯卻可以在漢語詞根中得到說明”[3]（P30），以及上文提及的漢字起源于埃及文字的說法，極力證實中西方的早期交往。翟理斯《中國文學史》首章“書寫的起源”也重點探討了語言文字問題，從“紙張毛筆取代竹簡刻刀的書寫材料更替過程中”所體現的漢字寫作的穩定特點，說明字形穩定源于漢字“明顯表意功能”的強大[6]（P5-6），也即漢字的多義性?？梢?，王氏和翟氏都說到了中國語言文字的多義性和字形穩定性的問題，這也與他們后面所要論述的中國文學現象有密切關聯。比如，正是因為字形的穩定性，導致漢字形體變化極少，體現在文學作品中就是辭章文句的簡潔表達；漢字的多義性則導致了后來注解闡釋文本的大量涌現，正是由于經典文獻中字詞章句的多義性，才有了注疏家可以根據“為我所用”的目的對文本進行闡釋發揮，甚至是隨意的穿鑿附會，這在儒學典籍中十分普遍。葛祿博《中國文學史》同樣在首章就討論了“語言文字與文學的關系”，他也談到漢字同音多義的現象，并認為漢字書寫的復雜難度以及刀筆竹簡的書寫方法，“極大影響了文字的運用，制約了文學生產，導致人們竭力用盡可能少的文字來簡化文本”，形成簡約的文學表達方式，“可見文字對文體和風格的作用”[14]（P8），這與王氏、翟氏的觀點頗為一致。同時，他還注意到漢字象形的直觀性特征，“贊美漢字的視覺形象……視覺比聽覺快，而且比聲音傳遞給大腦所產生的想法更為鮮明而生動”[14]（P8），這正與中國藝術書畫一體的本質特征相合，也與中國文學充滿畫面感的審美想象特征相合。綜上所述，早期歐美漢學家除了受跨文化立場的制約而優先敘述語言文字問題，還有一個重要緣由是受19世紀實證史學的影響，傾向于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與西方語言進行橫向對比，說明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語言的特點。無論是漢語與雅利安語的親緣關系，還是漢字與埃及文字的淵源承續，均體現了早期歐美漢學家西方中心主義心態，通過證明“漢語與西方印歐語系同源，是同一種語系”，妄圖以“語言學上的聯系，將中國文明納入到基督教知識體系的深層文化思考”[15]，這也是他們當時研究中國文學、認識中國文化以及急需掌握中國等東方國家語言文字的現實目的。

（三）將背景知識、作家生平、作品內容的簡介作為編纂主體

通過前文論述可知，基于跨文化立場的早期歐美漢學家受限于自身的漢學知識儲備，以及史著所面對的讀者受眾，他們以介紹中國文學的背景知識、作家生平、作品內容等為史著編纂主體，服務于認識和傳播中國文學文化基礎知識的任務目標，較少對作家作品的理論分析、文學批評，對于文學發展規律的探賾索隱更是鳳毛麟角，其間穿插著眾多逸聞軼事，具有通俗性、趣味性，這也符合早期漢學家“寫一本篇幅不大的中國文學史通俗性概論”[3]（P20）的編纂動機。

首先，背景知識較為寬泛，社會政治、民族文化、風俗人情等均可納入其中。例如，翟理斯在講述佛教傳入中國時穿插了許多有趣的故事：

早在公元前217 年，就有沙門室利防和其他一些佛教徒來到中國。秦始皇似乎對他們不信任。無論如何，秦始皇把他們投入大獄。根據記載，他們在一個夜晚被一個金剛或天使之類的人救出。此后，直到漢明帝之前，一直沒有聽說過佛教出現。相傳漢明帝夢見一個異國天神，于是派出一行使者前往印度，探求異國宗教可學之功。這批使者共有十八人，他們帶著迦葉摩騰及竺法蘭兩位印度僧人于公元67年返回漢朝。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在當時的漢朝首都河南洛陽安頓下來，并將《四十二章經》譯成漢文?！端氖陆洝芬虼顺闪酥袊谝徊糠鸾探浀?。不久后，迦葉摩騰去世，但是種子已被播下，道教的強大競爭者很快就將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6]（P76）。

不論是秦始皇對異域佛教徒的忌憚，還是漢明帝的佛國夢境，其中都充滿了奇異幻想的內容，這說明早期漢學家對佛教傳入中國的實際情況并不十分明晰，帶有臆測的成分，讓人半信半疑，但讀起來卻饒有趣味。

其次，在敘述作家生平時，記錄了許多作家生活中的逸聞軼事。例如，文人晁錯向90 歲的經學大師伏生問學，由于口音方言的差異，只能讓伏生9 歲的孫女作為傳話者[3]（P131）；昭明太子蕭統不但以文才名世，更是一名大孝子，“母親去世后，蕭統悲傷不已，飲食俱廢，只有在父親的嚴旨逼勸下，他才勉強略進飲食”[6]（P97）；沈約勤勉好學，晝夜不倦，“母親擔心他晚上過勞有損身體，因此常常限制他的燈油”[6]（P96）；陳子昂為了引起他人對其才學的關注，重金買下價格昂貴的胡琴，而在次日“把胡琴摔得粉碎，并遍發詩文給周圍的人”[6]（P104）；袁枚的朋友曾送給他一只蟹和一只鴨，但是“兩只鴨和一只蟹更符合中國傳統，甚至兩只蟹和一只鴨也更接近中國習俗一些，由于失誤或其他原因，那只蟹單獨跑到了袁枚家”[6]（P295）。這些逸聞軼事的加入，使文學史更具通俗性、趣味性、可讀性。

再次，在梳理文學作品的故事梗概時，加入漢學家自身的中國經歷或是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翟理斯在講述元代戲劇《轅門斬子》時，結合自己在廈門觀看這出戲演出的經歷，說明當時中國人對西方的憎惡、仇視：

兩個看起來無精打采的外國人正在舞臺上，他們的表演明顯可以每隔一個字就博得滿堂喝彩?！@些所謂的西方人并不是真正的外國人，而是為了這節表演穿上外國服裝的中國人。盡管其初衷無疑是諷刺或調侃，而非準確的再現或模仿?！谖宜姷哪且荒恢?，把這兩個侍從裝扮成諷刺19世紀的西方人的做法，只是一節插科打諢，但卻極大地逗笑了觀眾?！瓚騽≈?，這兩名可憐的假外國人于是被安排跪在舞臺上，他們的頭被劊子手立即斬了下來。此時，周圍的觀眾爆發出震耳欲聾的喝彩聲[6]（P194-196）。

19 世紀是中國遭遇外侮的開始，翟氏雖從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在敘述中隱含著對這種做法荒謬可笑的認識，但這樣的戲劇演出客觀反映了民眾強烈的反抗情緒。戲劇文學與演出實況相結合來論述，返回到文學活動的歷史場域，展現出文學史內容的立體感。另外，“而非準確的再現或模仿”也體現了翟氏對中國文化藝術“重神似寫意、輕形似寫實”基本特點的認識。

總而言之，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的書寫體系并不完善系統，還帶有摸索性、幼年性的發生期特征，呈現出與現在完全不同的風貌。在資料采擇上，歐美早期中國文學史大量摘錄和譯介中國文學源文獻，重點納入儒學經典文本，體現了泛文化的文獻采擇視野；在文學觀上，秉持折中式的中國大文學觀，認為其以儒學為主體、以政治功利為導向；在文學史觀上，認為中國文學發展深受社會歷史、王朝政治的影響，帶有稽古守舊、作偽嚴重的特點，重視發掘其中的文化因素，并十分推崇民間文學；在編纂方式上，采用時代、主題、文類兼而并行的組織構架，從中國語言文字談起，將背景知識、作家生平、作品內容的簡介作為編纂的主體，體現了含混通俗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