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李商隱：“武夷格調”的生成與“變態”*

韓 凱

西昆作家往往受到“挦扯義山”的譏評①劉克莊《江西詩派序·黃山谷》稱：“楊、劉則又專為昆體，故優人有‘挦扯義山’之謔。 ”見曾棗莊主編：《宋代序跋全編》卷九五，濟南：齊魯書社，2015 年版，第2641 頁。。 這個評價用于楊億不太恰當，楊億對李商隱詩風并非亦步亦趨、照單全收，而是一種能動式對話，承襲中有所突破、發展。 學界已關注到《武夷新集》與《西昆酬唱集》風格不同，傾向于認為《武夷新集》與《西昆酬唱集》是西昆體不同發展階段的產物。 “武夷格調”不宜視作西昆詩風形成期的審美樣式，與西昆詩風相比存在較大“變態”，啟發、引導晏殊、胡宿、宋祁、宋庠、文彥博、趙抃、王珪等西昆余派詩人對西昆體內部進行變革，如晨星點亮宋詩走向隆宋之路。 本文擬探討楊億與李商隱對話的具體表現，“武夷格調”的特征、詩史意義及相比西昆詩風的變化所在。

一、師法圣人之體：楊億對話李商隱的基本態度

李商隱詩作魅力不只是艷麗雅致的語匯、蘊藉委婉的典故，更在于其情感張力，折射出晚唐士人吶喊、彷徨而苦悶的心理。 如《陳后宮》借古言今，曲斥唐敬宗荒嬉失政②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版，第8 頁。；《隨師東》極言戰爭消耗國力，“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云深”③同上，第32 頁。，民不聊生，詩人憂心忡忡；《有感二首》其二婉述唐末閹黨亂政，“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 ……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 近聞開壽宴，不廢用咸英”④同上，第121—122 頁。，詩人有感于甘露之變，茹痛侘傺、無可奈何盡露筆端；《夕陽樓》抒發漂泊孑然感，“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⑤同上，第82 頁。。 與其將李商隱視作才子，不如將他視作慷慨悲歌的壯志難酬之士更貼切。 報國壯志難以在昏暗腐敗的晚唐社會施展，詩人意識到唐王朝大廈將傾，卻無法喚醒醉生夢死的統治階層，只好借助辭藻與典故自我排解、曲言其志。

西昆正派⑥西昆正派由梁昆《宋詩派別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提出，指《西昆酬唱集》所收17 位作家，與西昆余派詩人相對而言。中， 只有楊億注意到李商隱隱于才子外衣下的慷慨志士身份：“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詩百余篇，意甚愛之而未得其深趣……富于才調，兼極雅麗，包蘊密致，演繹平暢，味有窮而久愈出，鉆彌淡而酌不竭，曲盡萬變之態……得其清峭感愴，蓋圣人之一體也。 ”①楊億口述、黃鑒筆錄、宋庠重訂、李裕民整理：《楊文公談苑》卷五，見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八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 年版，第9 冊，第84 頁。李商隱詩作“深趣”在于變化多端、高才雅麗、言雖盡而意無窮。圣人之體的情感特色在于“清峭感愴”，符合李商隱慷慨悲歌的詩風。 楊億師法李商隱不限于遣詞造句，更在于情感表現：“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 ’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雹谕?，第154 頁。楊億看重的正是李商隱意內言外，蘊藉含蓄，味外之味的詩作。

自我樹立、自成面目的詩人都會自覺與前代典范對話。 這種對話并非蕭規曹隨式模仿，而是意識到前代典范的創作弊病、去弊取精。 楊億意識到李商隱好用僻典的弊端，據《楊文公談苑》：

（徐鉉）嘗欲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 ”獨恨不知灰釘事，乃后漢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 ”商隱之雕篆如此。③同上，第99 頁。

徐鉉博聞強識卻仍難以盡知李商隱作品的典故出處。 楊億以“雕篆”概括義山體弊端。 他與李商隱對話在批判中繼承，自我詩學追求與義山體風貌特點在相互“切磋”中取長補短。 西昆正派其他詩人大多全盤接受李商隱詩藝，不免頂禮膜拜，如劉筠“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④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版，上冊，第288 頁。，錢惟演《初秋屬疾》：“薤簟自憑南郭幾，縠巾猶臥北窗風。 蘊迷候雁辭遙塞，露濕飛螢起暗叢。 ”⑤楊億編、王仲犖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版，第168-169 頁。意在描寫病中居家情狀，更像前人閑適生活故事集，自我主體形象被故典遮蔽，不免重蹈義山體“獺祭魚”⑥“獺祭魚”作為詩歌批評術語，出自《楊文公談苑》卷一：“舊說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鱗次堆積，時號獺祭魚。 ”見《全宋筆記》第八編，第9 冊，第36 頁。覆轍。

能動式對話還表現為轉益多師。 楊億的師法對象較西昆正派其他詩人更廣泛， 既有李白、白居易，也有謝靈運、阮籍。 楊億是宋初少有的幾位師法對象由唐上移的詩人之一。 師法對象多元化，不同詩風碰撞、互滲，《武夷新集》開創的“武夷格調”呼之欲出。

二、“抗心希古”：側重在情感及內容的對話重心

《武夷新集》與《西昆酬唱集》均是楊億對話李商隱的產物， 二者重心有所不同：《西昆酬唱集》主要在藝術形式層面，“研味前作，挹其芳潤”⑦楊億：《西昆酬唱集序》，楊億編、王仲犖注：《西昆酬唱集注》，第2 頁。；《武夷新集》“期漱先民之芳潤”“勵精為學，抗心希古……思睹作者之壺奧”⑧祝尚書編：《宋集序跋匯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版，第1 冊，第75 頁。，“抗心希古”不止藝術技巧，還包括文辭內容，具有一定的文以載道的色彩。

王旦稱：“有貞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⑨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五，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版，第4 冊，第1945 頁。概要而言，“貞元、元和風格”既不同于高度浪漫理想化的盛唐氣象，也不同于細膩幽婉的大歷詩風，而是文人重新思索小我與邦國的關系，既有關注現實的勃勃熱情，也有思索自我生存方式及應對困境的策略。 “貞元、元和風格”正是楊億對話李商隱的重心。

李商隱頗為推重韓愈、白居易。 自述“十六能著《才論》、《圣論》，以古文出諸公間”⑩李商隱：《樊南甲集序》，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1713 頁。，不只善作駢文，少年時用力更多、贏得文名的反而是韓愈等人倡導的古文。 《韓碑》 盛贊韓愈文章“濡染大筆何淋漓”“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①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第909 頁。，如《無題》《錦瑟》等才子之作并非義山體全貌，沁人心脾的“濡染大筆”同樣為李商隱所重視。他將此概括為“君子之文”，且認為白居易堪為典范，“翊翊申申，君子之文”②李商隱：《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仆射太原白公墓志銘》，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第1810 頁。。 他還曾參與白居易組織的詩文盛會，“陳、蔡及門，功稱文學；江、黃預會，尋列《春秋》”③李商隱：《與白秀才狀》，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第1801 頁。。李商隱詩作的志士色彩即可看出韓愈、白居易詩文的影響，體現著貞元、元和時風士風文風的鮮明特點。

貞元、元和年間“慶榮而吊衰”的“候蟲之聲”④出自黃庭堅《〈胡宗元詩集〉序》：“慶榮而吊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至于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見曾棗莊主編：《宋代序跋全編》卷一六，第411 頁。漸成風氣。 受此影響，李商隱詩作大量表現日暮或歲暮景色。 如《秋日晚思》：“桐槿日零落，雨余方寂寥?！雹輨W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第518 頁?！妒辉轮醒练鲲L界見梅花》：“贈遠虛盈手，傷離適斷腸。為誰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雹尥?，第332—333 頁?！队木佣骸罚骸皶噪u驚樹雪， 寒鶩守冰池。 急景倏云暮，頹年浸已衰。 ”⑦同上，第519 頁。景語包含情語，感喟壯志難遂，感傷唐王朝大廈將傾而無能為力。

相比之下， 楊億寫景詩作情感色調趨于明麗，如《次韻和章子美對雪》：“背日旋依松澗積，迎風先傍藥畦消。 袁安此際偏無賴，獨掩閑門對一瓢。 ”⑧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卷一一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版，第3 冊，第1323 頁。再如《次韻和衢州席刑部早秋》：“艷愛芙蓉開幕府，香憐杜若老汀洲。 使君鬢畔多玄發，臨水登山不用愁。 ”⑨同上，第1327 頁。等等，無不如此。

三、“武夷格調”：題材表現多元化、情感意緒私人化

美學風貌升格成美學范式，一般緣于作者有明確的創作主張及融通百家又可自我樹立的自覺意識。 受到“圣人之體”及“抗心希古”美學觀念的影響，楊億的文論主張兼重雕章麗句、凌云詞氣，如其《次韻和章頔見寄》所言：“犬子賦成猶未獻，飄飄詞氣已凌云。 ”⑩同上，第1326 頁。

楊億將凌云詞氣的理論主張付諸創作實踐。其《代參政王諫議陳情表》：“臣自念秉孤直之操，荷非常之知，徒勵夙夜匪懈之誠，固乏左右為容之助。絕無黨援，素少交親，特出宸衷，擢參相府?！?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二八四，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14 冊，第193 頁?！顿R劍門破賊表》：“屬蛇豕之興妖，乘貔貅之鼓怒，遂摧鋒而奮擊，未旋踵以翦除?！?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二八三，第14 冊，第180 頁。固然代同僚陳情、賀邊將戰功，又何嘗不是作者寄寓立朝大節、守護金甌無缺的蕩寇壯志？ 詞氣磅礴、豪氣凌云。 余恕評其《涵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 ”?《楊文公談苑》卷八，見《全宋筆記》第八編，第9 冊，第154 頁。較西昆正派其他文人只注重雕章麗句，是種難得的突破與進步。?西昆正派其他作家的作品基本上不被視為雄文。 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評價劉筠：“能侔揣情狀，音調凄麗”（孫猛校證：《郡齋談書志校證》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下冊，第973 頁），《宋史·錢惟演傳》評其“文辭清麗”（脫脫等：《宋史》卷三一七，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版，第30 冊，第10342 頁）。

相比其他館閣詩人應制酬贈、吟賞宮掖等類型化、同質化作品，“武夷格調”書寫視角不拘于墳籍故典、宮苑臺閣，開始表露私人情感，帶有較為鮮明的個人印記。 多元化題材選擇、私人化情感意緒可謂“武夷格調”的鮮明特點。 《武夷新集》有意識地沖破西昆詩人的題材取向，視角拓展到家國，如《民牛多疫死》關注民生疾苦，《獄多重囚》聚焦刑罰過于嚴苛等，體現作者愛民忠君的拳拳之心，構成與李商隱志士之作的呼應與對話。

“武夷格調”私人化情感意緒不只個人私情，而是由個人閑趣提升到人格操守，如《喜朝京闕》之“愿秉清忠節，終身立圣朝”①《全宋詩》卷一二二，第3 冊，第1415 頁。、《偶興》之“君子益知命，視履如平昔”②《全宋詩》卷一一五，第3 冊，第1329 頁。，提倡清忠剛直而齊榮辱、忘得失的浩然氣節。 《武夷新集》較多出現邊塞題材③如 《黃刑部之陜西轉運》《十六兄赴韶州從事》《并州王諫議》《竇詠從淮陽軍》《次韻和并州錢大夫夕次豐州道中見寄》《錢大夫赴并州》《聞北師克捷喜而成詠》等。，抒發報國壯志，詩風雄豪勁健。 這是其他西昆正派作家未曾屐履的。 如 《黃刑部之陜西轉運》：

百二秦川四塞寬，甘泉烽火報平安。 泥書雙筆遷郎署，粒食千金仰縣官。 江海半生拋別墅，關山何日解征鞍。 定將鞭算資心計，流馬功成國史刊。④《全宋詩》卷一一九，第3 冊，第1386 頁。

敘事主人公雖是黃刑部，抒情主人公卻有作者的“投影”：“烽火報平安”既美贊黃刑部安邊之功，也表露自己的戍邊之志；建功邊塞、國史勒功，既是對黃刑部的美好祝愿，又何嘗不是作者立功以求不朽的凌云壯志？ 書寫題材擴大了，詩人主體形象得以張揚、偉岸。 夏竦評價楊億詩風“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⑤范鎮撰、汝沛永成整理：《東齋記事》卷三，《全宋筆記》第一編，2003 年版，第6 冊，第211 頁。，石介稱楊億“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⑥石介：《怪說中》，見石介撰、陳植鍔點校：《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版，第62 頁。，顯然未注意到《武夷新集》這類作品，論斷不免一葉障目、有失公允。

值得注意的是，《西昆酬唱集》之外，西昆正派其他作家的作品大多依然難脫西昆體習氣：語言雕琢浮艷；題材上或頌太平盛世，自我形象湮沒；或拘于一己私情，罕見家國情懷。 如劉筠《淮水暴漲舟中有作》：“行行極目天無柱， 渺渺橫流浪有花?？妥臃剿贾巯马?，陰虬自喜海為家?！雹摺度卧姟肪硪灰欢?，第2 冊，第1281 頁。極目遠眺、渺渺橫流已顯露雄夐之氣，但堆砌前人乘舟故典而忽視與個人情志融合，詩人個體生動氣韻無從體現；李宗諤《贈蘇承旨》：“金鑾后記人爭寫，玉署新碑帝自書”⑧《全宋詩》卷一〇〇，第2 冊，第1140 頁。，詩人本體讓位于政治活動，只見太平氣象而不見詩人形象；錢惟演《謫居漢東撰曲》：“城上風光鶯語亂， 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鑒朱顏驚暗換。 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唯恐淺。 ”⑨《全宋詩》卷九五，第2 冊，第1067 頁。相比《西昆酬唱集》，此詩雖然流露主體情感，但困滯在自傷自嘆中，雖然對偶工整、詩語清麗，但過于濃重的愁緒不僅籠罩在詩人心頭，也布滿在讀者的閱讀體驗中。

宋仁宗朝詩人雖然矯正西昆體之弊，但大多禮敬楊億，如范仲淹評其“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 端者我游，邪者我仇。 ……仰止遺真，雍雍哲人”⑩范仲淹：《楊文公寫真贊》，見李勇先、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上冊，第168 頁。，王素贊其人格“以方直自守”?王素撰、儲玲玲整理：《文正王公遺事》，見《全宋筆記》第一編，第5 冊，第190 頁。，蘇頌推許楊億名節“文公名節冠當年，沒世清風更凜然”?蘇頌：《讀楊文公文集》，見《全宋詩》卷五二九，第10 冊，第6396 頁。，不僅以“真一代之文豪”?歐陽修撰、李偉國點校：《歸田錄》卷一，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16 頁。概括其創作成就，還贊賞其道德人格。 西昆體其他詩人罕見受到如此盛譽，“武夷格調”正是一代文豪道德人格的生動注腳。

四、“變態”：楊億對西昆體的突破與超越

目力所及，“變態”最早出自《楚辭·九章·思美人》“觀南人之變態”，王逸注解：“覽察楚俗，化改易也。 ”?洪興祖補注，白化文、許德楠等點校：《楚辭補注》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148 頁。從中可知，“變態”的基本含義即變化?！白儜B”后來成為古人藝術評論標準，指書法筆跡體態變化。 如張懷瓘主張“遲澀分矣，無系拘跼；拘跼既亡，求諸變態；變態之旨，在于奮斫；奮斫之理，資于異狀”①張懷瓘：《玉堂禁經》，見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版，第217 頁。，強調繼承成法的同時有所突破、發展。 “變態”作為宋人詩學觀念，最早出自《北夢瑣言》：“薛許州能，以詩道為己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 ’譏劉不能變態。 ”②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卷六，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137 頁。詩歌創作應跳出舒適圈，敢于嘗試不同題材、風格，多面性、多元化，不可千篇一律、缺乏變化。 這一主張被宋人廣泛接受，成為宋代詩學常常討論的命題。 宋代“變態”詩學觀念主要有兩個指向：第一，語言、情感風格。 如歐陽修評價梅堯臣詩風：“其體長于本人情，狀風物，風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 ”③歐陽修：《居士外集》卷二三《書梅圣俞稿后》，見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下冊，第1907 頁。第二，題材內容。如許凱豆頁曰：“韓退之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香。 ’殊不類其為人。 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④許凱豆頁：《彥周詩話》，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第379 頁。以恢復文統為己任的韓愈詩風雄奇勁健，沒想到他也會有吟詠風物、清麗柔美的作品，這是韓愈作品在內容上的“變態”。

宋人對“變態”的理解還包括脫離政治教化、作為文之常態的對立：“若豪氣抑揚， 逸詞飛動，聲律不能拘于步驟，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為狂歌，目為古風，此所謂文之變也。 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俠吾道，觀其樂府，得非專變于文歟？ 樂天有《長恨》詞、《霓裳》曲、五十諷諫，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誰敢非之？ ”⑤田錫：《貽陳季和書》，見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卷二，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版，第32—33 頁。仿照變風變雅提出文之變態。 變態之文指脫離政教目的后主體精神迸發、情態昂揚的作品，故而大儒端士不敢非議，不同于變風變雅。 一定程度上，常態之文指經緯大道之文，變態之文指獨抒性靈之文。

《武夷新集》呈現“變態”，與楊億成功突破館閣詩人身份困境密切相關。 館閣詩人往往需要處理應制酬和等公共寫作與獨抒性靈的私人創作之間關系，私人創作能否擺脫自身身份局限往往影響館閣詩人在接受史中的地位。 錢、劉諸人與楊億的差距在于此，“武夷格調”相比西昆體具有特殊性的原因也在乎是。

不妨來看楊億《偶書》：

朱輪遠守未成歡，薄宦令人意漸闌。 郡閣政清慵按吏，鄉園路近欲休官。 梅花繞檻驚春早，布水當檐覺夏寒。 已是三年不聞問，何如歸去把魚竿。⑥《全宋詩》卷一一五，第3 冊，第1332 頁。

對比錢惟演《謫居漢東撰曲》，此詩雖不一定作于詩人被貶官時，但“薄宦”“遠守”不見得比謫居漢東的錢惟演要好，“未成歡”“意漸闌”的心理與錢氏相近。 所不同的是，詩人未被仕途失意綁架、裹挾，既然為官不得志，不妨歸鄉釣魚，豈不快哉！ 詩歌語言看似不及錢氏綺麗，更多了份平淡，突破失意，增添言盡意遠的味外之味。 這與楊億樂天知命的君子觀及詩意欣賞江湖州郡、視其為精神歸棲之地關聯密切，“君子益知命，視履如平昔”“吏隱偏知幸，民謠豈敢夸。 無嫌勾漏僻，且得養丹砂”。

不容否認的是，《武夷新集》確乎有西昆體色彩的作品，但大多“另豎骨脊”⑦“另豎骨脊”本自陸次云對歐陽修古、近體詩作風貌差異的評價，“昔人謂永叔詩似昌黎，大約謂其五、七言古耳。至于近體，有另豎骨脊之處”。 陸次云：《宋詩善鳴集》卷上，見洪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版，中冊，第695 頁。。 對比楊億《次韻和集賢李博士中元日見寄》與陳越《休沐端居有懷希圣少卿學士》：

鳳池容出沐，蝸舍喜端居。 罷草芝泥詔，閑看紫素書。曲肱銷永晝，行藥繞前除。鬢換二毛近，林凋一葉初。 香街連甲第，席戶望朝車。 暫別同心友，還嗟會面疏。①《全宋詩》卷一一六，第3 冊，第1347 頁。

玉甃銀床蔭碧桐，北窗珍簟水紋融。 衣裁練布如王導，扇執蒲葵學謝公。 瓊屑半和仙掌露，蘭苕輕泛楚臺風。 若非冰雪神仙骨，相樂誰同一笑中。②陳越：《休沐端居有懷希圣少卿學士》，見楊億編、王仲犖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上，第25 頁。

楊億此詩意象典雅雍容，雕琢句意、句法，西昆體色彩鮮明。 看似均以公余閑居為題材，詩歌面貌卻差異較大： 楊詩可見自我身影， 看書、晝臥、賞景，自得自適的主體形象躍然紙上，結尾直接點明對友人思念；陳詩幾乎全篇使典，沉溺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而忘了作詩本旨在于“有懷希圣少卿學士”，形象、情感完全被詠物使典淹沒，濃妝艷抹，失去真淳之趣。 作品中顯露自我形象，正是《武夷新集》西昆體色彩作品“另豎骨脊”的主要表現。

西昆正派其他作家在《西昆酬唱集》之外的作品大多依然以義山體為師法對象。 《武夷新集》師法李商隱而不拘于義山體， 還仿效白樂天體，這也是“武夷格調”相比西昆體主流風格的“變態”處。 除《讀史學白體》外，再如《吳航赴宜興簿》：“家住武夷峰，眉間道氣濃。 風塵久為客，雷火近成龍。 試吏江城僻，寧親嶺路重。 一廛期沒齒，樂土定相容。 ”③楊億口述、黃鑒筆錄、宋庠重訂、李裕民整理：《楊文公談苑》卷五，見《全宋筆記》第八編，第9 冊，第86 頁。此詩自注：“予素有陽羨退居之志，會當占數于樂郊也。 ”退去西昆體脂膩富貴氣息，純粹以平淡語道出，典故運用如花中蜜、水中鹽，體匿性存、無痕有味，與白居易閑適詩風頗為契合。

楊億曾列舉雍熙以來文士能詩者，其中不乏樸淡平易的作品，如楊徽之《春望》“杳杳煙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徐鉉《游木蘭亭》“藍煙破浪城陰直，玉勒傳花苑樹深”；鄭文寶《春郊》“百草千花落，華風細雨天”；劉師道《寄別》“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④同上。，楊億已有避免李商隱雕篆詩風的自覺意識。 這是“武夷格調”得以呈現“變態”的重要原因。

我們可以做出如下判斷：“武夷格調”與西昆體確實存在千絲萬縷、不可分割的聯系：多元化藝術風格，密切關注現實、以故實曲言其志，“武夷格調”與傳統西昆體差別明顯。 “武夷格調”使宋初詩風不致被晚唐五代余緒完全籠罩， 宋詩才得以在宋仁宗朝走向隆宋，這是下節所要論述的重點。

五、以啟山林：“武夷格調”的詩史意義

詩歌史演進無法立竿見影、速見其效。 宋詩在宋仁宗朝走向隆盛并非因為當時士人頓悟猛省，宋初詩壇看似因襲唐詩卻潛伏著新變、啟迪宋仁宗朝詩人的自我樹立。 不同于錢惟演、劉筠等人對唐音亦步亦趨，楊億對話義山體意欲以李商隱詩作深妙的措辭寓意變革晚唐五代詩風，樹立宋調自家面目。

宋詩走向隆盛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西昆改造運動。 其推動力量，歐梅詩派之外，西昆余派也不容忽視。 “武夷格調”對歐梅詩派的啟迪意義，相關討論已較充分。 以下重點論述“武夷格調”對西昆自振的啟發。

一般而言，詩派自我革新往往參考與之風格近似、在某些方面針對性救治其弊的詩體。 西昆自振選擇的參照對象便是《武夷新集》。晏殊曾言：“洎入館閣，則當時雋賢方習聲律，飾歌頌，誚韓柳之迂滯，靡然向風，獨立不暇……自歷二府，罷辭職，乃得探究經誥，稱量百家，然后知韓柳之獲高名為不誣矣。 邇來研誦未嘗釋手。 若乃扶道垂教，鏟除異端，以經常為己任，……則韓子一人而已?！瓡娏鞫袣w，適然沛然，橫行闊視于綴述之場者，子厚其人也。 ”⑤晏殊：《與富監丞書》，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三九八，第19 冊，第221—222 頁。對待韓愈、柳宗元的態度由鄙夷到推崇，在西昆余派中具有代表性。

有個問題值得思考： 西昆余派既然也推崇韓、柳，一些成員與歐陽修、梅堯臣等人聯系密切甚而成為詩友， 那么為何并未被歐梅詩派同化？這正是因為西昆余派推重楊億詩風。 韓、柳詩風與傳統西昆體題材與風格差異較大，西昆余派希望在二者間尋找到平衡，于是《武夷新集》成為他們的理想選擇。 他們將“武夷格調”作為保留西昆體摹寫細膩、 語言雅麗優良傳統的法寶秘籍，回應其時詩文改革浪潮，保證自身的主體地位。 這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就意象書寫方式而言，西昆余派繼承“武夷格調”意象玲瓏的特點。 歐梅詩派如“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卻回如鼻吸，老魚無守隨上下，閣向滄州空怨泣”①梅堯臣：《青龍海上觀潮》，見梅堯臣撰、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一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233 頁。，以水“倒蹙”、魚“怨泣”極言潮水之盛，這樣的雄奇詩風較少出現在西昆余派筆下。 此外，西昆余派繼承“武夷格調”寫景注重空間營構、色彩搭配，如趙抃《曲館》：“日華烘玉甃，煙縷亙雕甍。 棗熟房櫳暝，花妍院落明。 ”②《全宋詩》卷三四〇，第6 冊，第4136 頁。景物布置在高低、遠近之間自如切換，景物光度有明有暗，對比映襯中愈益增添詩作玲瓏美，詩思覃微、體物功夫勝過歐梅詩派。 語言清新樸淡，避免西昆體脂膩之弊。

其次，就情感抒發特點來看，西昆余派繼承“武夷格調”蘊情于故典中，比歐梅詩派內斂、含蓄。 如宋庠 《憂闋詣臺先寄獻臣天休二學士》：“凄涼曾釜粟，感咽晏楹書。 鮒勺懷窮轍，雞棲整故車。 ”③《全宋詩》卷一九〇，第4 冊，第2184 頁。孤苦愁寂的情感體驗借助故典傳達出來。

最后，西昆余派承襲“武夷格調”“麗”“巧”的美學主張，不同于歐梅詩派。 如胡宿《送致政秘丞》：“老筆工詩殊覺麗，清談傾座幾相親。 ”④《全宋詩》卷一八二，第4 冊，第2094 頁。標榜詩風清麗，與歐陽修“雄文大手……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⑤歐陽修：《六一詩話》，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第272 頁。，強調雄文大手筆、縱橫捭闔、雄奇橫溢的文風，差別明顯。

正是有了“武夷格調”如燈塔般的引領，西昆余派才得以與歐梅詩派并列為宋詩走向隆宋的兩大力量。 西昆余派承續“武夷格調”風貌特點，精琢句法、細煉句意，詩風清麗典雅，一掃晚唐五代以來蕪鄙之氣，一定程度上糾正歐梅詩派氣過其文、不善體物等創作弊端，推動宋詩健康發展。隆宋詩人明顯熱衷于煉字鍛意，體現西昆余派的積極作用。 一定程度上，“武夷格調”正如晨星先導、引領宋詩樹立自我面貌。

宋代詩人普遍存在唐音影響的焦慮，踵武其步還是自我樹立，直接決定著他們與唐代先賢是模仿還是對話的態度。 對話意味著法唐而變唐，“深入唐人風格”⑥釋文瑩撰、鄭世剛整理：《湘山野錄》卷上，《全宋筆記》第一編，第6 冊，第14 頁。的同時又有敢于與唐人并驅爭先的昂揚自信，“誰道元和無復致，為君堂上起薰風”⑦范仲淹：《雜詠四首》其三，見李勇先、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上冊，第77 頁。，追摹中有所變形。 楊億繼承李商隱“圣人之體”，轉變感亂傷時的“候蟲之聲”，自覺避免義山體雕篆之弊。

綜論之，《武夷新集》所形成的“武夷格調”可謂宋代詩壇“自名一家”⑧宋祁提出“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傳不朽。 ”見宋祁撰、儲玲玲整理：《宋景文公筆記》，見《全宋筆記》第一編，第5 冊，第47 頁。的最早代表性審美樣式， 使宋初詩壇在晚唐五代濃霧籠罩中露出光亮，先導了宋詩走向隆宋的步伐。 這既是楊億對西昆體詩風的自我突破， 也是對宋初主流詩風的變化。 宋調的確立，如楊億等先導詩人的貢獻值得重新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