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就靈”？生產外包如何影響農業多維產出
——來自福建龍巖煙葉種植戶的證據

鐘 真 趙雪嬌 于亢亢 薛仁杰

一 引 言

從關系契約理論的視角來看，農業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各種產業組織模式本質上都是外包形式不同的契約體現。不同契約具有不同的交易費用，因而外包形式的選擇對農業生產效率有著重要影響(聶輝華，2013)[1]?！巴獍币辉~最初出現于企業經營活動中，是企業把先前由內部實現的活動，簽約給外部承接者來完成的一種市場組織形式(Domberger，1998)[2]。已有文獻基于不同行業的研究，提出企業的組織結構一定程度上可以定義為一體化模式和不同程度的外包模式(曹冰雪和鄭風田，2017[3]；胡君和郭平，2018[4])。目前，采用外包模式組織生產與經營的企業數量逐漸增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也越來越多地將自身非核心生產工序外包給國內甚至國外的其他企業，深刻改變企業的生產組織模式，提升生產效率(蔣為和陳軒瑾，2015[5]；Amiti和Wei，2009[6])。但是，外包程度與產出之間究竟是何種關系，已有文獻尚未達成一致的結論。

產業組織模式的產出效應是農業經濟領域學者們關注的重要話題之一。已有研究基本上肯定了不同產業組織模式對經營主體產出的顯著影響(侯晶等，2018[7]；張康之，2020[8])。但從外包角度看依然有兩方面的問題有待探討：一方面，如果農業生產主體是農戶，供給端的組織模式是農戶選擇的結果，但多數研究是從合作社等組織層面解讀外包的作用，少有研究從農戶行為視角來探討他們的選擇及其對產出的影響，抑或僅著眼于農戶外包行為決策的影響因素，而往往忽略農戶生產外包決策自選擇造成的估計偏差問題。另一方面，由于產出維度的多元化，已有研究對不同外包程度的產出效應的測度視角也存在很大差異，有從生產效率(含技術效率等)的角度(Mosheim，2014[9]；Boubacar et al.，2016[10])，有從產業經濟效益的角度(Sturgeon，2002)[11]，有從生產者增收效果的角度(李霖等，2019)[12]，也有從產品品質與安全或農業生產者質量控制行為的角度等(周潔紅，2006[13]；常倩等，2016[14])?？梢?，基于外包的農業產業組織模式與產出效應之間究竟是何種關系，會因觀察視角與衡量方式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答案。

為此，有必要找到一個合適的涉農產業，并以農戶為研究對象，綜合考察農戶不同外包選擇所形成的組織模式在若干維度上的產出效應，更好地在微觀上揭示外包程度與農業產出之間的關系。本文選擇龍巖市煙葉行業作為考察對象，原因在于煙葉產業組織模式與產出之間的關系能夠很好地映射到整個農業生產當中，我國的煙葉生產長期依賴于小規模煙農種植、采收和烤制。與其他農作物品種相比，煙葉產業具有其特殊性，比如產業鏈相對封閉、兼具經濟與社會屬性等(程郁和張小林，2004)[15]，但其仍然具備農業生產的典型特征，并且因政府干預程度深而使得其產業組織模式變遷問題更加凸顯，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具體來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煙農是農民群體的一部分。他們生產決策的主要目標是增加產量、提高質量進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當面對生產外包決策時，煙農會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特征做出最優選擇，其行為符合理性人的假設。本文主要關注的煙農決策為是否參加煙農互助組以及是否聘請專業服務隊，前者意味著勞動和技術的共享，煙農自身的生產參與程度相對較高，后者意味著某些生產環節完全外包，煙農自身參與程度降低。與其他類型種植戶面臨的外包決策情景類似，本質上來看，農戶會考慮外包的質量和時間的不確定風險而對自身參與農業生產的程度做出選擇(魏素豪和唐忠，2022)[16]。

二是煙葉種植本身就是農業生產過程。煙葉種植過程與其他經濟作物一樣存在季節性、周期性等生物特性，受自然環境的影響較大。事實上，煙葉種植環節更多，包含育苗、大田栽培管理、采收、烘烤、分級、裝卸、運輸等，且生產過程中多為勞動密集型以及技術密集型的生產環節。因此，煙葉種植作為農業生產的一種，其對外包服務的需求及對煙葉產出的影響機制與“大農業”無異，因而研究結果也同樣具有實踐參考價值。

三是煙葉行業同樣面臨“未來誰來種煙”的生產外包問題。與我國農業生產特征相似，傳統煙葉生產種植模式具有 “小農生產、分散種植、粗放經營、人工作業”的特點。類比“誰來種田”的難題，煙葉生產也正面臨著“無人種煙”的局面，為此很多煙區正在積極推動煙葉生產組織模式的轉型，其中專業化的外包服務成為常用措施之一。早在2007年國家煙草專賣局印發的《關于發展現代煙草農業的指導意見》就曾提出要創新煙葉生產組織模式，以煙農為主體提高煙草農業組織化程度。2020年國家煙草專賣局印發的《關于推動煙農專業合作社發展質量提升的指導意見》(國煙辦綜〔2020〕85號)，為推動“種植在戶、服務在社”的生產外包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中，福建省龍巖市煙草局響應政策號召積極進行產業組織模式的創新。 2019年以來，龍巖市煙草局開始推行“種采烤分一體化”生產組織模式，依托合作社和信息技術，以烤師為核心，煙農為主體，專業化生產服務為紐帶，推動實現煙葉生產減工降本和提質增效。這與近年來“大農業”中社會化服務發展對農業節本增效的影響是類似邏輯。

基于此，本文以煙葉生產為例，以煙農為研究對象。采用2019年福建省龍巖市煙葉主產區調研數據，考察煙農的生產外包選擇及其對煙葉產出的影響，深入分析農戶生產外包程度與農業產出之間的綜合關系，為促進農業生產組織模式的優化提供有益參考。

二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說

(一)生產外包與產量的關系

現有關于產業組織模式對農產品產量影響的文獻大多以不同組織模式間的產量比較作為主要研究內容(Mosheim，2014[9]；王亞飛和唐爽，2013[17])。由于傳統的“公司+農戶”的產業組織模式可能因“委托—代理”問題而造成企業最終產量的損失，因而不少學者認為“合作社+農戶”模式產量優勢較為明顯，相比其他產業組織模式來說更適宜涉農產業的發展(趙云平等，2006[18]；陳超等，2018[19])。于是，部分研究倡導對合作型組織模式進行引導與政策支持，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劉森揮等，2019)[20]。當然，也有研究發現將整個生產環節串聯起來的專業化生產一體模式比“農戶+市場”“合作社+農戶”等傳統模式更能提高生產效率(崔言民和王騫，2012)[21]?？梢?，“合作社+農戶”模式也并非是提升產量最有優勢的產業組織模式，其在部分行業中的生產效率與一些私營部門仍然存在著差距(Piesse et al.，1996)[22]。例如，王常偉和顧海英(2013)[23]的研究顯示，選擇加入合作社很可能導致下游企業種植監管的作用不能完全發揮，甚至形成對超量農藥施用的正向激勵，導致最終產量的損失。因此，以往研究對農戶選擇加入合作組織、外包生產環節并形成新的產業組織模式對農業產量影響的結論并不一致。

有關煙葉生產的文獻中，外包與產量的關系同樣并不確定(黎志成和趙傳良，2003)[24]。從種植上來講，煙葉生產具有不同于一般農業的特點：煙葉生產是一個集育苗、移栽、中耕、封頂打杈、烘烤等于一體，生產環節多，勞動強度大的產業，任何生產環節的變動都會導致最終產量的差異，所以煙農的外包選擇對煙葉產出的影響也更加復雜。從外包環節的數量差異來看，煙葉生產中存在全環節生產外包和部分環節生產外包兩種模式。有研究者認為，為煙葉生產提供全方位外包服務有利于整合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但是當前的農戶生產外包環節多由合作社完成，在合作社快速提升外包程度的過程中，專業化服務能力不足反而會降低煙葉的產量(李光雷等，2019)[25]。

(二)生產外包與質量的關系

生產外包不僅能提高產量，還能保證產品的質量。不少研究發現，提高外包程度能夠優化農藥化肥等生產資料的投入結構，促進生產技術創新，進而推動農產品質量的改進(Braun et al.，2011[26]；鄭旭媛等，2022[27])。但由于外包程度越高越容易導致監督的困難(何玉梅和孫艷青，2011)[28]，在外包合同履行階段，相應質量評估、測量等機制的缺乏也會給外包企業的產品質量帶來較大風險(D.C. Chou和A.Y. Chou，2011)[29]。因此，將外包比例控制在一定區間內才能夠帶來更高的產品質量(Park，2015)[30]。相比之下，我國現行的煙葉生產組織形式中，煙葉生產的種采烤分環節基本由煙農自己實施，而煙農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對于技術難度較大的環節難以把握。將部分環節外包有助于煙農降低生產強度，促進煙葉生產的標準化，提高煙葉質量。但在過高的外包程度下，由于農業生產環節的差異，一些環節標準化程度較低，特別是大部分工序都由人力或畜力完成，機械化程度較低，因此作業質量監督難度會逐漸加大，影響最終的產品質量(孫頂強等，2019)[31]。

(三)生產外包與成本收益的關系

多數研究顯示，外包的動因主要是成本。當組織的生產成本較高且難以控制時，生產環節外包的需求就容易產生，此時外包程度將成為經營者成本收益率的重要函數(Williamson，1985)[32]。在傳統制造業中，外包程度較高的產業組織模式能大大減少企業的成本，通過外包降低成本、增加企業彈性使企業專注于核心業務是提高其績效的主要途徑(Espino-Rodriguez和Padron-Robaina，2004)[33]；在技術性較強的IT行業，提高業務外包程度同樣會降低企業成本(Barthelemy，2001)[34]。在涉農領域，農業生產外包程度對成本收益的影響也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有學者基于水稻種植的研究發現，生產環節外包，尤其是病蟲害防治等環節外包能顯著提高農戶水稻生產的效率，降低生產成本(Sun et al.，2018)[35]。張忠軍和易中懿(2015)[36]同樣以水稻生產為考察對象，研究結果卻表明病蟲害防治等環節外包盡管能提高水稻生產效率，但生產成本卻有所上升。因此，農業生產中，外包程度對生產成本的影響結論也并不一致。進一步地，收益是產量、質量、成本等因素的綜合反映，結合外包程度與產量、質量和成本的關系并不確定的文獻梳理結果，可以判斷外包程度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同樣存在不確定性。

(四)煙農生產外包對煙葉產出的作用機制推斷

技術進步條件下，專業化發展使個別生產環節得以分離出來，從而達到個別生產環節的最優生產規模(羅必良，2017)[37]。農戶將農業生產過程中的一些勞動密集或技術密集環節分離出去，外包給專業化組織，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進而增加產出、提高產量。然而，根據“斯密猜想”，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發展存在“天然的內生性障礙”(陳哲等，2022)[38]。一方面，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與周期性要求生產者具備相機抉擇的能力，精耕細作的種植模式更能發揮土地潛能，因此一些核心生產環節更需要土地所有者親力親為，比如煙葉生產過程中的植保、烘烤等。另一方面，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乃至同一地區不同地塊的土地狀況存在差異，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再加上我國固有的土地分散化國情，小規模的家庭經營將長期存在并占據主導地位，從而部分機械作業無法發揮規模優勢。農戶將適合外包的環節全部外包出去以后，如果繼續外包其余的生產環節，減少自身投入，會導致生產過程的精細化程度降低，造成產量、質量的下降。

從成本收益的角度來看，生產環節外包服務的發展能有效解決由煙農勞動力不足和分工專業化不夠帶來的問題，在一定的外包程度內可以有效提高產量和質量，并降低勞動投入成本，從而提高總體收益率。但由于煙葉生產涉及環節較多，隨著外包程度的提高(即外包環節的增加)，煙農需要支付的外包服務費用會進一步增大，也會導致協調、監督等組織管理成本的升高(王豐等，2013)[39]，而此時自身的生產資料投入并沒有明顯減少。比如加入互助組主要減少了煙農自有勞動的投入，因此在外包程度提高的開始階段，成本會隨之升高。后期隨著生產外包程度的進一步加深，農戶自有生產資料的投入減少，加上分工所帶來的規模經濟，使得生產過程中的總成本開始降低。

綜上，本文提出能夠使產量和質量最大化的產業組織模式是服務與自有勞動的適當結合，此時能夠更好地發揮分工效益，既可以有效地利用先進技術，又能結合自身的精細勞動投入，降低監督成本，達到最佳效益。成本隨外包程度的變動也是先增加后減少的，且本文認為成本收益的拐點可能會比產量或質量的拐點更早到來，原因是煙農投入的成本一定程度上能作用于產量和質量，成本的升高往往會帶來效益的提升，從而生產外包對產量和質量存在間接的影響。生產外包與產出的變動趨勢大致如圖1所示。

圖1 產出水平隨外包程度的變化趨勢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1和H2。

H1：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煙農選擇的外包程度高低會造成煙葉產出的差異。

H2：煙農外包程度與各維度的煙葉產出呈倒U型關系，但產量、質量、成本、利潤等維度出現拐點的區間存在差異。

三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煙草種采烤分一體化生產組織模式創新研究”課題組于2019年11月進行的調查。該調查選擇福建省龍巖市煙葉主產區的連城縣、上杭縣、長汀縣、武平縣、漳平縣、永定區共6個縣(區)作為調查的主要區域，利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從6個縣的不同煙站選取煙農進行調查。煙葉產業是龍巖市重點產業之一，生產規模較大，對全市經濟發展有著重要作用。據福建省煙草專賣局統計，2018年龍巖市共收購煙葉46.83萬擔，占福建省總計劃收購量的27.9%。2018年起，龍巖市煙草專賣局創新實施采烤一體化的單元化生產組織模式。2019年，延伸生產環節，推進種采烤分一體化工作模式。隨著煙葉生產外包程度的提升，龍巖市煙葉行業演化出了多種產業組織模式。為考察不同產業組織模式和外包程度下農業產出的差異，本文選取福建龍巖作為研究區域。

調查共發放問卷340份，得到有效問卷317份，有效回收率93%。調查員均參與了調查問卷的討論、設計、修改、填寫工作，保證了問卷數據的質量與完整。在剔除有效數據缺失的樣本后，進入計量分析的樣本包括307個觀測值。

(二)指標選擇

1.主要變量：首先是煙農外包決策，即煙農選擇多大程度的外包。為了更好地回應前述所提推斷，本文重點將外包程度進行分組，而不是針對是否外包進行分組。從當地的具體發展情況來看，主要有以自種自烤為主、以互助組為主、互助組和專業服務隊混合、以專業服務隊為主四種產業組織模式。其中，互助組是指煙農在勞動力較為密集的種植、采摘等環節采用互相“換工”的辦法所形成的協作小組，一般不需要支付現金；專業服務隊是指按照市場化原則將生產作業作為服務型商品出售的專業隊伍，一般需要為購買服務支付勞務費用。前兩類組織模式中，煙農主要依靠自身發展煙葉種植，外包程度較低；后兩類組織模式中，專業服務隊逐漸參與多環節煙葉生產，外包程度較高。因此，本文將前兩類煙農劃分為低外包程度組，后兩類煙農劃分為高外包程度組。樣本數據顯示，80%的煙農采取了高外包模式。

其次是煙葉生產，其產出主要指標包括煙葉產量、質量、煙農收益。為了更清晰地了解到外包程度對煙農收益的影響，本文將收益細化為成本與凈利潤兩個指標。因此，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2019年龍巖地區煙農的畝均產量、煙葉平均價格、每畝成本、每畝凈利潤。其中，選用煙葉平均價格衡量質量的原因在于：煙葉的收購分級制度極為嚴格，由煙草局和物價部門根據等級制定價格，煙葉的質量越高，其所在等級的價格也越高，兩者幾乎存在等價關系。

2.其他變量：結合相關理論及實地調查(Cai，2016)[40]，本文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開展研究。(1)煙農個人特征，包括被訪煙農的年齡、煙葉種植年限、受教育水平；(2)居住特征，包括住處到煙站的距離、住處到烤房的距離；(3)生產經營特征，包括土地質量、經營煙田面積、是否有流轉土地、種植其他作物情況、自有農用場所和農機具數量；(4)生產意愿，包括經營規模意愿、是否考慮退出煙葉種植、種植前景評價；(5)外部環境特征，包括當前雇人難度、接受煙草公司基礎服務數量。限于篇幅，相關指標選擇的文獻支撐這里不做詳述。具體變量情況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及其描述性統計

(三)模型設定

為驗證前述假說，本文先基于“兩分法”對高外包程度與低外包程度的產出效應進行比較分析，再進一步增加外包程度的梯度差異，對外包程度與若干產出指標可能存在的倒U型關系進行驗證。鑒于增加外包程度梯度后的估計模型較為常見，本文重點對按外包程度高低“兩分法”處理時所用到的內生轉換模型進行簡要介紹。

外包決策常常是煙農自己選擇的過程，受到煙農特征、認知意愿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因而不是一個隨機過程。同時，除了可觀測因素外，還有諸多不可觀測因素導致的選擇性偏差問題。為此，本文采用能夠同時解決上述兩大問題的內生轉換模型(ESR)對煙農外包決策及其產出效應進行分析。ESR模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煙農選擇高外包程度或低外包程度的決策方程，第二階段的分析主要是針對煙葉最終產出的估計。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1)

(2)

高外包程度煙農和低外包程度煙農的煙葉產出模型分別如式(3)和式(4)所示：

Yia=X′iaβa+σμaλia+eia，ifOSi=1

(3)

Yin=X′inβn+σμnλin+ein，ifOSi=0

(4)

為解決不可觀測因素導致的樣本選擇性偏差，本文引入逆米爾斯比率λia、λin及其協方差σμa=cov(μi,eia)、σμn=cov(μi,ein)，并使用完全信息極大似然法對式(2)—式(4)進行聯立估計。

進一步地，可以通過比較真實情境和反事實情境下高外包程度和低外包程度煙農的條件期望產出值來估計外包程度高低的平均處理效應。

高外包程度煙農的期望產出：

E(Yia|OSi=1)=X′iaβa+σμaλia

(5)

低外包程度煙農的期望產出：

E(Yin|OSi=0)=X′inβn+σμnλin

(6)

在反事實情境下，高外包程度煙農如果采取低外包程度的期望產出：

E(Yin|OSi=1)=X′iaβn+σμnλia

(7)

在反事實情境下，低外包程度煙農如果采取高外包程度的期望產出：

E(Yia|OSi=0)=X′inβa+σμaλin

(8)

此時，外包程度較高的煙農作為處理組，其平均處理效應(ATT)可表示為式(5)與式(7)之差：

ATT=E[Yia|OSi=1]-E[Yin|OSi=1]=X′ia(βa-βn)+(σμa-σμn)λia

(9)

而外包程度較低的煙農作為未被處理的控制組，其平均處理效應(ATU)可表示為式(8)與式(6)之差：

ATU=E[Yia|OSi=0]-E[Yin|OSi=0]=X′in(βa-βn)+(σμa-σμn)λin

(10)

利用ATT和ATU可以有效評判外包程度高與低之間產出效應的差異。需要強調的是，為了保證內生轉換模型可識別，需要在選擇方程中加入識別變量(陳超和唐若迪，2020)[41]，也就是說，要設置一個會影響煙農外包意愿，而對最終煙葉產出沒有明顯偏效應的工具變量。本文借鑒劉同山和苑鵬(2020)[42]的做法，選取本地區相鄰煙站管轄范圍煙農的外包程度作為工具變量。主要原因在于，從農村熟人社區的角度來講，相鄰地區煙農外包程度越高，該煙農提高外包程度的可能性一般也越大，但相鄰煙站的煙農外包情況一般不會直接影響該煙農的煙葉產出情況。

四 實證分析

煙葉生產外包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提高產量和質量，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率。但隨著外包程度進一步提升，協調和監督成本上升，反而會對煙農的煙葉產出造成負向影響。這種負向影響在產量、質量、成本、收益四個方面的反映區間和程度可能會存在差異。本部分首先對不同外包程度的產出差異進行實證分析，之后檢驗外包程度和產出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一)按外包程度高低“兩分法”的結果分析

本文使用ESR內生轉換模型對外包決策方程和煙葉產量、質量、成本、利潤四個維度上的產出方程進行聯立分析。四個聯立估計的結果顯示，農戶外包決策方程同相應產出方程的聯合似然比通過檢驗，表明決策方程并不獨立于產量、質量、成本、利潤方程，存在相應的選擇偏誤，因此運用內生轉換模型進行糾正是較為合理的(姜維軍等，2021)[43]。

1.煙農外包決策與煙葉產量的聯立估計。針對煙葉產量的ESR估計結果見表2。種植年限、煙田經營面積、土地流轉情況和前景評價對煙農外包決策均產生了顯著正向影響，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煙農種植年限越長、煙葉種植規模越大，提升外包程度的概率越高。這主要是由于種植年限越長，農戶往往有著更為豐富的種植經驗，會更善于優化勞動配置和專業化生產，將“不劃算”或“不擅長”的環節外包出去。煙葉種植規模越大，煙農可能會面對家庭勞動力資源不足的問題而購買更多的外包服務。對于有流轉土地行為的煙農，如果是轉入土地，情況和面積擴大的邏輯相似；如果是轉出土地，則往往因種植面積減少而更易于將煙葉生產(半)托管給他人。而對前景評價越高的煙農而言，他們對外包服務市場的評價更為積極，更易于通過外包完成煙葉生產。煙農接受過的服務種類對煙農外包選擇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來自以煙草公司為主的支持服務，能夠讓煙農較為直觀地感受到技術指導等帶來的直接效益，從而增強對煙草公司的信任，更可能選擇將生產環節進行專業化的外包。與之相關的是，住處離煙站距離對外包決策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煙農住處與煙站越近，就越可能獲得煙站提供的支持服務，進而更可能有較高的外包程度。此外，相鄰煙站煙農的外包程度與本地煙站管轄范圍內煙農的外包程度選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外包存在區域溢出效應，而這也是外包服務市場的發展使然。

表2 煙葉產量內生轉換模型估計結果

從煙葉產量方程來看，顯著影響高外包程度組和低外包程度組煙葉產量的因素總體上存在較大差異。例如，年齡和種植年限對高外包程度組的產量有明顯影響，而受教育程度、住處到煙站的距離、擴大規模意愿等因素則對低外包程度組的產量有明顯作用；其中，年齡對高外包程度組有負向影響，受教育程度對低外包程度組有負向影響?？赡艿脑驗?，高外包程度的煙農年齡較大，對外包服務質量的監督控制等精力有限；而低外包程度的煙農對煙站的指導和幫助依賴性更大，所以住處離煙站越近煙葉產量可能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土地質量在兩組煙農中均呈現出了與產量之間的顯著正相關關系，且相對而言，土地質量對高外包程度組煙葉產量的提升程度要大于低外包程度組。這可能是因為高外包程度組的煙農將生產環節交由專業化的服務主體管理，這些主體一般對煙葉的種植方式及管理過程更為了解，有著技術和信息上的優勢，能夠最大化利用土地價值，提升煙葉產量。

2.煙農外包決策與煙葉質量的聯立估計(1)為了突出研究重點，此處開始不再對表3—表5的結果進行詳細分析，而對主要指標結果進行說明。。針對煙葉質量的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種植年限對兩組煙農的煙葉質量都產生了正向影響，但種植年限對高外包程度組煙葉質量的提升程度略大于低外包程度組，表明煙葉生產過程中，外包服務能與煙農種植經驗相結合，提升煙葉的最終質量。

表3 煙葉質量內生轉換模型估計結果

此外，對于高外包程度組的煙農而言，住處到烤房距離越遠，煙葉質量越高，這可能是由于這部分煙農的煙葉生產過程更加專業化，生產生活相對分離。對于低外包程度組的煙農來講，種植其他作物和雇人難度對其煙葉質量具有正向影響。主要原因在于低外包程度組的煙農以自有勞動投入為主，如果同時種植其他作物或雇人難度較大時，自身生產經營的程度就更高，自然因監督不力等而出現的質量問題就會減少。

3.煙農外包決策與煙葉畝均成本的聯立估計。針對煙葉畝均成本的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經營煙田面積在兩組煙農中均表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對低外包程度組的畝均成本影響更大。這可能是因為，高外包程度的煙農具有一定的規模效應或更好的煙田經營管理方式，進而能減少單位成本。這也是為什么對于低外包程度的煙農而言，烤房等農用場所往往存在規模不經濟，即數量越多單位成本越高。同時，對煙葉生產經營的前景評價與兩組煙農的畝均成本也呈負相關關系。這說明煙農預期越樂觀，改善生產經營的積極性越高，就越有可能降低單位成本。

表4 煙葉畝均成本內生轉換模型估計結果

4.煙農外包決策與煙葉畝均利潤的聯立估計。針對煙葉畝均凈利潤的分析結果見表5。在凈利潤回歸結果中，自有農用場所數量、農機具數量與高外包程度組煙農的凈利潤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明這部分煙農的畝均凈利潤受到農用資產的負向影響，農用資產越多，這部分煙農的凈利潤越低。對于低外包程度組的煙農來講，種植年限、經營煙田面積是影響其凈利潤的重要因素，種植年限越長的煙農，獲取凈利潤的能力越強；而種植煙田面積越大，這部分煙農所獲取的畝均凈利潤就會越低，這可以用規模不經濟理論解釋。

表5 煙葉畝均凈利潤內生轉換模型估計結果

5.煙農外包決策對煙葉產出各維度的平均處理效應。由于本文討論的重點是外包程度對煙農產出的影響，因此在上述四大產出維度的估計分析后，進一步計算兩組煙農的平均處理效應，匯總結果見表6。第一，從外包程度對煙葉產量與質量的提升作用看：在反事實情境下，高外包程度組煙農若未提升外包程度，其畝均產量將要降低2.55%，用以衡量質量的煙葉出售均價將要降低4.11%；低外包程度組煙農若提升了外包程度，其畝均產量將上升3.88%，指代質量的煙葉出售均價將上升1.77%?？梢?，提高外包程度對提升煙葉產量和質量的作用是明顯的，并且低外包程度組煙農在提升產量上有著更大潛力，而高外包程度組煙農在提升質量上更為明顯。第二，從煙葉畝均成本和凈利潤兩個指標的平均處理效應看：提升外包程度增加了煙農的畝均成本，但是對畝均凈利潤的影響會因外包程度的不同而出現差異。在反事實情境下，高外包程度組煙農若未提升外包程度，其畝均成本將要降低3.56%，凈利潤將要降低21.03%；低外包程度組煙農若提升外包程度，其畝均成本將上升16.8%，凈利潤將下降21.95%。從上述比較中可以看出，對于高外包程度組煙農來講，較高的外包程度提升了其產量與質量，雖然畝均成本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并不大，最終的凈利潤卻有著較為顯著的提升，可以作為促進煙農增收的一個可選手段。但對于低外包程度組煙農來講，提升外包程度在提升其煙葉產量與質量的同時，畝均成本也呈現了比高外包程度組更突出的上升趨勢，相應的畝均凈利潤不僅未增加，反而有較大幅度的下降。這說明，外包程度對煙葉產出四個維度的影響并不都是線性的。

表6 煙農外包決策對煙葉產出的平均處理效應

(二)擴展外包梯度后的結果分析

為了進一步考察外包程度與煙葉產出之間的關系，本文將外包程度的梯度從高低“二分”拓展為四個級別的定序變量，即將自種自烤為主賦值為0，將互助組為主賦值為1，將互助組和專業服務隊混合賦值為2，將專業服務隊為主賦值為3，四種模式外包程度逐次提高。同時，引入外包程度的平方項以探究外包程度與產出之間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诖?，引入工具變量后進行2SLS估計，相關結果都通過了弱工具變量和可識別性檢驗(見表7)。從四個維度的產出方程看，提高外包程度在一定階段內確實對煙葉產量、質量、畝均成本的提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隨著外包程度提高到1.7左右(接近互助組和專業服務隊混合模式)時，外包程度在這三個產出維度上的產出效應會出現負向作用，即呈現明顯的倒U型關系。然而，在畝均凈利潤這一維度上，外包程度的二次項和一次項系數均不顯著?？赡艿脑蛟谟?，利潤受到收益和成本的共同作用，而影響成本與收益的大量市場因素并不能被生產函數有效模擬。

表7 2SLS估計結果

綜合來看，假說H2被部分地驗證了，即倒U型關系在產量、質量和畝均成本維度得到了明確驗證。而出現拐點的外包程度在這三個產出維度上雖然存在差異，但差異并不大，均接近于賦值為2的互助組和專業服務隊混合模式。這說明，在當前煙葉生產經營和產業發展條件下，選擇合理的外包程度區間是煙農實現產出最優化的重要決策。

本文進一步按照不同產業組織模式的分組，考察不同類型成本投入的變化，驗證前文提出的作用機制。從圖2可以看出，隨著外包程度的深化(橫坐標由0到3)，煙農的生產資料(包含種子、肥料、農藥以及農膜四類)投入成本先增后減，作業及加工運輸成本(包含機械作業、排灌費、畜力費、運輸費、倉儲費以及加工費)也呈現出同樣的先增后減趨勢。

從節約的用工人數和交易成本變化(圖3)可以看出，加入互助組或者購買外包服務能夠顯著減少煙農的用工人數，降低用工成本，且互助組和專業服務隊相結合的生產模式能夠最大程度地降低用工人數，一定程度上說明該模式下的資源配置方式最優。而從交易成本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互助組和專業服務隊混合的生產模式下交易成本最高。本文對交易成本的測量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在煙葉生產互助的過程中是否發生過因技術不平衡造成的糾紛，以及是否因對購買服務質量不滿意而產生糾紛(是為1，否為0)；二是煙農認為的保證服務質量的困難程度(由1到5打分，1為很容易)。用兩部分的和代表交易成本大小。

總的來看，除了用工成本，其他方面的成本投入隨著外包程度的深化均呈現出倒U型的變化趨勢，表明煙農的資源配置不斷變化，最開始加入互助組緩解了勞動約束，同時使得農戶能夠增加生產資料投入，從而提高生產效率。若將生產環節外包給專業服務隊，則能夠減少相應環節的各類投入，從而降低成本，但同時也降低了生產的精細化程度，造成生產效率的損失。

五 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以煙葉生產為例，實證分析農戶生產外包程度與農業產出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煙農在煙葉種植上的外包程度對產量、質量、成本與凈利潤四個煙葉產出維度均有顯著的影響。具體而言，一是如果將外包程度以高低“兩分法”來處理，那么高外包程度的煙農總體上具有更高的煙葉產出水平，而低外包程度的煙農如果提高外包程度存在利潤下降的可能；二是如果將外包程度以自種自烤、互助組為主、互助組和專業服務隊混合、專業服務隊為主逐次提高的“四分法”來處理，那么外包程度同煙農煙葉種植的產量、質量、成本三個產出維度呈現明顯的先增后減的倒U型關系，但這三個維度出現拐點時的外包程度差異不大，均較為接近“互助組和專業服務隊混合”模式，而在凈利潤這一維度上，外包程度與之并未表現出顯著的相關關系?？梢?，改進小農戶產出水平并不是簡單的“一包就靈”。主要原因在于，生產外包能夠緩解農戶的技術和勞動約束，增加農戶的生產資料投入，增加成本的同時也實現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和資源配置的優化，從而提高農業產量和質量。但隨著外包程度的深化，農戶將不適合完全外包的環節外包出去，可能會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生產效率的降低。

上述結論不僅可為煙葉生產組織模式的轉型優化提供直接的理論支撐，特別是為福建龍巖煙區在推進煙葉生產種采烤分模式一體化背景下如何提高煙農的煙葉產出效率、提高產品競爭力、增加煙農收入提供了經驗證據，還可以為解釋當前廣泛興起的基于生產環節外包的各種類型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產出效應及發揮其作用機制給出有價值的政策啟示。一方面，對于習慣于全流程自我解決的小農戶而言，借助專業化分工和市場機制的力量提高農業生產外包程度，有助于農業產量、質量和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和相關要素市場不斷完善的趨勢下，外包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過高或不合理的外包程度會導致煙農的成本過高而造成利潤下降，同時對農業產量和質量也可能產生負向影響。因此，推動以小農戶為基本面的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基于生產外包的社會化服務很重要，政策上要予以多方面支持和鼓勵；但從經濟學邏輯看，應根據區域要素市場和相關產業特點因地制宜，為小農戶營造能夠有效發揮家庭經營優勢、便于找到適宜外包程度的市場與制度環境，而不是過度利用社會化服務補貼等政策來提高其農業生產外包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