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目標下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特征、要求與路徑

張 瑩, 吉治璇, 潘家華,3,4

(1.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應用經濟學院, 北京 102488; 2.中國社會科學院 生態文明研究所, 北京 100710;3.中國社會科學院 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710; 4.北京工業大學 生態文明研究院, 北京 100124)

2020年9月,中國向國際社會鄭重承諾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簡稱“雙碳”目標)。這一承諾提振了國際社會解決氣候危機和落實《巴黎協定》目標的信心,展現出了中國的責任擔當。2021年3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指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2]。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也再次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3]。這一認識精準把握了以凈零碳轉型實現“雙碳”目標的本質。然而,發達國家主導的碳中和理論與實踐探索,將工業文明發展范式奉為圭臬,尋求通過改進型技術路徑來實現碳減排,未以系統性變革的思路推動經濟社會系統實現根本性的凈零碳轉型,只能不斷低碳,卻難以實現碳中和,導致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步伐緩慢、效果欠佳。

科學理解實現“雙碳”目標伴隨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是保障目標完成與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和基石。當前,國內學界關于“雙碳”目標的研究,主要側重探索碳中和的實現路徑,聚焦于能源轉型的關鍵技術、經濟影響與可行性分析,未對“雙碳”目標帶來的系統性變革進行深入剖析與準確解讀,基于單一目標或有限目標優化調控的傳統研究范式,難以為指導和應對巨大復雜的經濟社會系統變革提供理論與方法支持。本文從學理層面理解與研判“雙碳”目標下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的主要特征、具體要求和實現路徑,有助于建立滿足現實需求,提挈“雙碳”目標實現的理論、方法學與政策體系,更好地釋放凈零碳轉型帶來的變革紅利,促進新時代發展、新賽道創新和新征程開啟,為全球碳中和實踐探索提供方向指引。

一、“雙碳”目標下的系統性變革特征

當前,全球范圍內存在一系列難以根除的社會和環境問題,無法通過傳統的治理機制、簡單的局部性改進,以及改革方式得到解決。系統性變革概念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提出,主要指從根本上改變產生環境或社會問題的條件或要素[7],其要求不僅僅是針對問題成因做出調整,而是通過系統的根本性改變來解決問題[8]。完成“雙碳”目標是一項涉及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系統的復雜系統問題[9],簡單地調整某些生產或消費方式并不足以解決問題,必須在能源系統、經濟發展模式、技術創新、社會觀念等領域同時進行深入的系統性變革,才能從根本上減少各個源頭的碳排放,直至最終邁向碳中和。在多重目標、多重約束下,這種變革呈現革命性、廣泛性、深刻性和系統性四大特征(詳見圖1)。

圖1 “雙碳”目標下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的四大特征

(一)變革的革命性

實現“雙碳”目標,并不僅僅是簡單地“就碳論碳”,而是通過能源生產和能源消費革命,促使生產關系、組織模式和分配關系發生變革,形成全新的社會發展形態與范式,從而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這一過程中,整個社會經濟體系都將經歷深刻的變革,并最終實現發展范式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躍遷和重塑。因此,革命性是這種系統性變革最本質的特征。

工業文明建立起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高碳鎖定型“社會-技術范式”[10],而碳中和愿景要求有序退出化石能源,建立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的零碳發展范式。能源是碳排放產生的主要源頭,因此,在這一變革性的范式轉型過程中,能源領域的革命是基礎與起點。2021年,全球與中國能源消費結構中,化石能源占比分別為82.28%和82.72%(1)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2-full-report.pdf。。因此,而要實現碳中和目標,必須大幅壓減化石能源占比。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24/content_5644613.htm。(簡稱《意見》)中明確要求,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在中國一次能源的占比要達到80%以上,這也意味著化石能源占比要降至20%以下。以零碳能源為主體的新型能源體系需要依靠水、風、光、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這些能源類型同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相比,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特征。這種變化意味著電源結構、儲能系統和電網建設等方面都需要發生根本性的調整與改變。通過源網儲荷的系統融合,荷儲一體、荷隨源動,形成全新的零碳能源系統[11]。

能源是連接經濟社會發展各環節的基礎要素,能源體系的革命性變化將進一步推動經濟體系隨之變革,重塑生產關系、分配關系、生產和組織方式等一系列經濟關系。隨著零碳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成為能源結構的主體,這一變化將顛覆建立在化石能源利用基礎上的生產組織方式和生產關系。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具有不均衡的聚集性點狀分布特征,其開發利用資金需求量大,并形成了集中化生產、規?；洜I的生產組織方式。高碳化石能源的勘探、開采,到集中加工與轉換、運輸和分銷過程,呈現出自上而下的科層制依附關系。風、光等可再生能源與之不同,總體呈現相對均衡的分散化分布特征,太陽輻射和風力的廣泛可及屬性也決定了其所有權難以被集中壟斷占有,更加適合以小規模、分散化的方式加以開發利用,因此能源生產組織就變得更加扁平化和更具獨立性。例如,能源消費者可以通過安裝屋頂光伏實現零碳電力的自發自用,成為能源體系中的零碳微單元。零碳微單元的經濟本質是零碳能源的生產型消費者。由于能夠生產能源,零碳微單元就具有了影響能源市場決策和市場均衡的能力,并能與集中型、大規模的能源生產供應者分享生產者剩余。凈零碳轉型過程中,將會出現依靠集中能源規模供給的經濟單元和能源自給自足、分散分布的零碳工廠、零碳園區、零碳社區、零碳小鎮等零碳經濟單元共存的新局面。

系統性變革的革命性還體現在社會發展觀念的轉變與發展范式的根本性轉型。在工業文明發展范式下,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導致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消費主義盛行,人們過度追求物質利益而忽略了福利或真實的幸福,更忽略了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但在凈零碳轉型過程中,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的社會發展模式、組織機制與價值追求都將重塑。在發展目標上更加強調發展的質量,以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社會和諧共榮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為指引,在科學、技術、知識的創新發展和社會各界的認同支持下,建立起全新的零碳經濟、零碳政治、零碳文化和零碳生活,并最終擺脫高碳鎖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格局,形成生態文明發展范式。

(二)變革的廣泛性

單一領域的變革并不足以實現碳中和目標,成功的凈零碳轉型既需要顛覆性的技術革命,也需要同步進行社會性軟技術變革[12]。如果變革只發生在能源體系,體現為能源系統的技術與制度創新,而沒有引發其他領域廣泛的變革,那么經濟社會的導向機制就難以調整。只有當技術變革嵌入更廣泛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系統性變革,從政策導向、社會價值以及市場選擇等方面引導各領域摒棄高碳生產、高碳產品等,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高碳鎖定[13]。因此,“雙碳”目標引致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科學技術、自然生態等多維度,相關工作覆蓋了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對各層面、各主體、各系統、各領域都有著不同層次的影響(詳見圖2)。

圖2 系統性變革參與主體與覆蓋范圍的廣泛性

《巴黎協定》提出的“努力爭取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的上升幅度控制在1.5 ℃以內”,對應于21世紀中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全球愿景,這意味著“給定時間內全球人為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碳移除量達到平衡”[14]。但實現碳中和并不僅局限于全球或國家層面,亞國家主體、行業、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個人都可以在經濟活動全生命周期和影響范圍內,通過實現凈零碳排放,成為碳中和的主體[15]。全球和國家碳中和目標是一個整體性概念,并不要求經濟社會中的所有主體都必須同步實現碳中和。然而,每一個參與主體行為決策的轉變和調整,基于各自實際情況來降低行為活動伴隨的碳排放,是決定凈零碳轉型成功與否的基礎與關鍵。凈零碳轉型帶來的系統性變革除了影響人類社會之外,還會改變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人類文明演化進程中,出現過保護自然的解決方案、利用自然的解決方案和耗竭自然的解決方案,而實現碳中和要求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凈零碳催生了增值自然的解決方案,借助資本、勞動和技術,利用自然生態系統,提供零碳能源,增加碳匯[16]。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決策的立足點不能僅局限于自身,更應該拓展到更為廣泛的地球生態系統,人類不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的主體,而應推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共榮、共贏。與此同時,自然生態系統的固碳作用,所提供的生物質能和生態系統功能都將有助于實現碳中和目標[1]。因此,自然也是系統性變革的重要參與主體,自然系統與經濟社會系統的協同也應該成為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的目標之一。

除了影響主體廣泛之外,系統性變革的覆蓋領域也具有普遍性和廣泛性,涉及生產、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目前,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作出了碳中和承諾,并制定了保障目標實施的政策體系。2019年,歐盟推出《歐洲綠色協議》,以歐洲整體實現氣候中和與可持續轉型為總體目標,確定了詳細的戰略政策框架與路線圖,涉及能源、工業、建筑、交通、農業、生態系統、循環經濟、數字科技、生物多樣性、污染治理等幾乎所有經濟社會領域,同時考慮了資金保障和社會的公正轉型。日本的《2050年碳中和綠色增長戰略》,對能源、制造業、交通、農業、建筑、行為方式轉變等14個細分領域作出方向性規劃?！兑庖姟纷鳛椤半p碳”目標政策體系中的統領性文件,對中國經濟社會全面迎接凈零碳轉型作出了總體部署。2021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印發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的通知》(3)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中明確了促進碳達峰十大行動,各部門、各地區根據《意見》確定的目標原則,進一步部署制定了能源、工業、城鄉建設、交通運輸、農業農村等領域,以及具體行業和地區實施方案。這些方案與科技支撐、統計核算、督察考核等支撐措施,以及財政、金融、價格等保障政策共同構建形成了覆蓋廣泛領域的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為各領域的發展方向調整與變革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雙碳”目標引發的系統性變革也伴隨著廣泛的影響,除了重塑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和人與自然的關系之外,還將帶來有助于社會發展的技術創新與突破,引導投資方向發生重大調整,鼓勵制度改革與創新,最終實現發展理念、生產方式和生活行為的根本性改變。

(三)變革的深刻性

碳中和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遠期目標,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經濟社會變革預期與導向,必須通過深刻的變革來實現凈零碳轉型。自然科學研究已經證實,氣候變化給地球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是長遠的[17],碳中和愿景是隨著氣候變化問題的科學認知不斷強化凝結而成的政治共識,是人類為了保護共同的地球家園而主動調整能源消費行為、經濟發展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的重要戰略選擇。這種系統性變革關乎人類未來長遠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絕非權宜之計。

在凈零碳轉型過程中,對能源生產與消費、發展與碳排放關系的認知都會發生深刻的變化。過去的發展模式和研究范式都固化地假定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以伴隨著溫室氣體排放的能源使用為基礎。但人類發展所需要的只是能源服務,零碳能源與高碳能源所提供的能源服務并沒有本質區別,也就不必然會產生碳排放。過去基于卡亞恒等式的碳排放主要驅動因素結構分解的研究中,學者認為碳排放取決于人口、人均經濟產出、單位經濟產出能耗和單位能耗碳排放等因素[18],并以此指導減排行動。然而,當能夠提供與化石能源同質服務的零碳能源具備市場競爭力并加速將化石能源從市場中擠出時,影響碳排放的關鍵因素也將發生變化。隨著凈零碳轉型的推進,單位能耗碳排放接近于零之后,其他因素的擴張就不會推動碳排放水平顯著上升。因此,碳中和的終點目標對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減碳的理論認知和路徑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對凈零碳轉型下變革深刻性的理解不足,是導致氣候威脅始終無法得到根本解決的癥結所在。從發達國家的碳減排進程來看,傳統的工業文明發展范式下,主要依靠能源結構調整、產品替代、工業再造和行為改變來改進終端用能技術,其邏輯是這種減排路徑往往位于減排成本曲線最左端,因此減排效益比較顯著[19]。但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變化趨勢昭示,如果不調整能源結構,僅依靠提升終端用能效率將永遠無法實現碳中和目標。盡管目前的已有研究表明,在各終端用能領域,能效提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如交通部門能效仍有約50%的提升空間[19],但如果不從燃油汽車切換到零碳能源驅動的電動汽車,這種能效的改進只能低碳卻無法零碳。因此,必須跳出堅守化石能源賽道修修補補、艱難前行的思維定式,正確理解凈零碳轉型進程所伴隨系統性變革的深刻性,通過零碳能源擠出化石能源,才能最終實現碳中和目標。

在凈零碳轉型過程中,“高碳低成本,低碳高成本”的情況也會發生深刻的變化。長期以來,以風能、太陽能等為代表的零碳可再生能源一直被認為成本高、可靠性差,難以成為主力能源品種。然而,在全球碳中和的大勢下,可再生能源發電和儲能技術發展迅猛。如圖3所示,2010—2022年零碳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競爭優勢不斷凸顯,一旦跨越技術發展的“破局點”或“加速拐點”,能源領域的重大變革將隨之而至。如果無法深刻理解和預見這種變革的深刻性,未提前做好相應的預期規劃與調整,將引致高碳鎖定、資產擱置和市場擠出等風險。

圖3 2010年和2022年全球不同發電種類平準化度電成本變化與比較數據來源：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

凈零碳轉型帶來的系統性變革是經濟社會發展躍遷的機遇,將重塑產業發展格局,催生新的發展業態。傳統的能源和重化工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將持續下降,新興的綠色零碳技術產業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競爭力的關鍵所在[20]。一方面,零碳產業鏈上將衍生出大量新興產業,例如,電動汽車、儲能、可再生能源、能源互聯網等,形成新的產業格局和市場競爭標準體系。以電動汽車為例,如圖4所示,2022年全球電動汽車銷售總量為1 020萬輛,高達2010年水平的1 347倍;其中,純電動汽車占比超過71.5%[21]。電動汽車的快速崛起對以燃油汽車為主的傳統汽車市場格局發起新的挑戰,實現了交通部門從提升燃油效率降碳到切換動力來源的結構跳躍。同時,電動汽車作為移動儲能的載體,也帶動著儲能電池、智能設備、云計算等相關產業聯動發展。另一方面,以太陽光伏發電、風電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行業,上下游產業鏈條長,涉及非金屬開采、生產制造、運輸、安裝、維護運營等多個領域;電動汽車產業涉及電池與汽車生產、充電樁安裝、維修及個性化服務等方面,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地區間、部門間的就業分布和技能需求也需要隨之調整,凈零碳變革將成為推動經濟社會深刻變革的新動能。

圖4 2010—2022年全球電動汽車銷量變化數據來源：國際能源署(IEA)。

(四)變革的系統性

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精準地指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系統性變革的本質,并提出“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2]。生態文明有別于工業文明,本身具有多樣化、系統性、協同性、平衡性等特點[22]。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是多目標、全方位協同推進的,覆蓋經濟、政治、社會、生態和文化建設等各方面和全過程,將“雙碳”目標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抓手和轉型進程的剛性測度,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體現了這一變革的系統性特征。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系統性思維,統籌處理好發展與減排、降碳與安全、整體與局部、長期愿景與短期目標、立和破、政府與市場、國內和國際等決定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關系[23]。

在生態文明引領下,推動凈零碳轉型需要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兼顧能源資源安全和社會可持續發展[24],處理好發展與減排、降碳與安全的關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求,“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盵3]這也充分表明以實現“雙碳”目標為統領的降碳工作涉及污染治理、生態保護以及經濟發展等多重領域,還與能源安全、民生保障、充分就業等多重目標系統相關。因此,伴隨的系統性變革會引發不同目標之間的協同增效與競爭博弈復雜影響,需要綜合考量多維目標,系統施策,精準行動,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促進綠色發展和推動經濟增長等多目標的優化共贏,充分發揮系統目標優化帶來的協同效益。

中國實現“雙碳”目標需要在“全國一盤棋”的布局謀劃中依靠國家內部經濟產業和地區發展的區域協同,處理好整體與局部的關系。中國地域遼闊,各地區能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國家整體的碳中和目標并不意味著國內各地區也必須同步實現凈零碳,而是在充分考慮區域差異性的基礎上探索系統凈零碳轉型的最優路徑。中國風能、太陽能、水電等零碳能源資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但負荷中心卻主要集中在中東部,因此,各地區間的協同配合成為實現整體碳中和的必然選擇。然而,風、光等可再生能源供給具有間歇性和波動性的特征,凈零碳轉型過程中地區間的能源供需平衡系統性工程并不能完全沿用化石能源主導時期的思路和做法。一方面,需要依靠技術發展,以特高壓遠距離輸電或其他輸電運電方式將西部的零碳電力輸送到東部,并通過零碳能源多能互補、抽水蓄能、多種儲能有機結合保障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將東部一些高耗能、低耗水的產業轉移到西部零碳電力充沛地區,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納和利用,助推西部地區的就業提升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凈零碳轉型系統性變革將為產業發展缺乏優勢、人口資金極度匱乏的地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有利于打造空間均衡的零碳格局,促進產業空間結構重構,縮小區域間的發展差距。

此外,在實現“雙碳”目標的進程中,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存在差異,在減排和增匯行動中的潛力不同。為實現碳中和,城鄉之間的定位和發展方向也會發生重大的調整,需要系統性考量并建立針對性的協同機制。城市地區人口密集,經濟發展水平高,能源消耗量大,獨立實現碳中和困難較大;與之對比的,農村地區空間廣袤,人口密度低,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潛力大,還能通過人工的生態修復等手段,實現碳匯增匯。因此,實現碳中和意味著城鄉必須協同互補,共同參與變革并作出貢獻。

“雙碳”目標的實現進程以及不同實現路徑產生的影響本質就是凈零碳轉型短期與中長期目標協同的問題。碳達峰是系統性變革的第一個拐點,意味著經濟社會系統將脫離伴隨碳排放不斷增加的發展路徑,逐步實現碳排放的穩中有降;與此同時,碳達峰也是隨后碳中和目標實現的基礎。盡早達峰、低位達峰有助于碳中和目標的早日實現,反之,打著爭取發展空間的高位達峰,不但無法真正促進發展,還會因為高位達峰伴隨的峰值平臺期和高碳鎖定效應加大凈零碳轉型的難度和實現成本。因此,從不同的時間維度上對“雙碳”目標進行總體布局,有助于更加高效地推動凈零碳轉型。

二、實現系統性變革的要求

全球對氣候問題科學認知的不斷深化,有效推動了國際社會逐漸在氣候治理中形成關于碳中和目標的政治和道義共識。然而,從1992年達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到如今,發達國家在政治認同、資金充裕、技術先進等有利條件下,開展碳減排30年,結果卻不及預期：一些工業化國家在碳排放自然達峰后,碳排放總量和人均碳排放水平都維持在高位,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極為有限,凈零碳轉型進程滯緩?！栋屠鑵f定》目標確定后,發達國家的減排行動才開始提速、減排幅度也有所加大。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時,雖然提出了明確且具有雄心的碳減排乃至碳中和目標,但并沒有將碳中和愿景納入經濟社會的整體,沒有在系統層面開展廣泛而深刻的變革。因此,本文基于系統性變革的思路,對工業文明時代建立的理論認知、政策導向、社會預期進行重新反思,為推動凈零碳轉型變革提供基礎保障。

(一)理論認知

從學理上分析,建立在工業文明發展范式之上的傳統西方經濟學,將溫室氣體引致的氣候變化問題視作一個外部性問題,認為經濟發展與碳減排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將減排的收益定義為未來經濟損失的減少,以“成本-收益”分析法來研究碳減排和氣候變化問題。在缺乏變革性視野的前提下,西方經濟學始終將碳排放作為經濟體系中必要的非期望產出,堅持在現有的社會經濟關系下實現減碳以解決氣候問題[25]。然而,氣候變化問題本質上并不僅僅是一個碳排放的外部性問題,而是經濟社會發展范式的問題。長達數十年的氣候治理實踐已經證明,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在技術進步背景下,依賴市場化手段去糾正與氣候問題相關的市場失靈及外部性問題,并沒有取得成功也未能指導發達國家率先實現碳中和;原因在于碳排放的背后反映的是經濟社會運行模式,必須通過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才能解決該問題。

氣候問題與其他環境問題不同,其帶來的影響與后果具有跨期性特征,因此需要對當下與未來的收益、損失進行比較權衡。這種方法的內在邏輯是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理性”,即各種福祉影響都可以用貨幣單位計值,把全球氣候系統的安全性問題抽象為關于效用的跨期決策。在這一研究框架下,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即可確定外部性條件下的最優減排水平。另外,決策主體對氣候風險的態度會決定貼現率水平的取值,并進一步影響最后的跨期決策結果。然而,這種分析框架無法反映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災害性后果和其他倫理問題。在較高的貼現率水平下,最優結果會趨向于溫和的減排路徑。但由于碳中和愿景已經在全球層面形成政治共識,這就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西方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理論認知：在關系到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全球性議題上,生存的影響并不能具化為財富或貨幣單位。氣候目標從碳減排到碳中和的變遷,反映的是從將排放空間視為公共物品轉為將零碳產品視為公共物品的變化。制度剛性約束下,碳排放的歸零意味著外部性問題隨之消失。因此,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構建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學理基礎也就不復存在。

在進行氣候與經濟社會影響分析時,現有經濟學模型以新古典經濟學邊際分析法為基礎,用碳的社會影子價格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得到市場競爭性均衡結果,卻忽略了碳中和下需要的是能源服務,而不是碳;隨著可利用能源品種的多元化,二氧化碳并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碳市場、碳價格在碳中和情景下也將泯沒。此外,以融合了氣候影響與經濟影響的綜合評估模型(IAM)為代表的分析工具也無法刻畫和考察經濟變革的特征,難以揭示經濟社會巨型復雜系統內多要素的相互影響機制,對所需變革的系統性、廣泛性和深刻性的展現與研究存在不足,對凈零碳轉型背景下新發展機遇與新變革賽道的刻畫也存在缺陷,以此為邏輯建立的學理體系難以指導經濟社會體系統的變革,不足以應對可能出現的風險沖擊。因此,亟待重構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學基礎,推進關于“雙碳”目標下系統性變革的學理深化研究。

(二)政策導向

自國際氣候治理步入制度化的軌道以來,政策工具就成為保障氣候目標實現的重要手段與基礎。在促進能源轉型、技術進步和各領域減碳過程中,各國通過命令性管制措施與激勵性政策工具,以及“以政府為基礎”和“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措施為實現碳減排提供引導與支持[26]。但發達國家過去所建立的氣候政策框架,往往只是將碳減排作為獨立的政策約束目標,聚焦能源、交通、建筑等重點部門,并未將政策覆蓋領域拓展到廣泛的經濟社會體系。新的碳中和愿景所要求的減排力度遠超以往,將會產生跨系統的影響;行動范圍也不僅僅限于少數部門、地區和供給側,而需要所有部門、地區和供需兩端的參與[27]。單一維度的政策導向難以推動經濟社會運行系統的全面變革,并可能導致不同領域之間政策效果的相互抵消。碳中和目標的實現與地緣政治、產業發展、資金流向、區域協同等形勢密切相關,因此,需要以更寬廣的視野,理解氣候治理與經濟社會凈零碳轉型之間的關系與相互影響機制,建立覆蓋全面、系統協調、導向公正的政策體系。

在過去的氣候政策框架下,碳減排的路徑選擇通常被理解為技術經濟問題;但在“雙碳”目標下,政策的構建要從系統優化的角度出發,既要考慮對凈零碳轉型進程產生顯著影響的因素和環節,也要考慮目標實現與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聯動關系以及帶來的具體影響。例如,在實現碳中和的過程中,由于能源體系經歷重構,用能方式的轉變將導致國家稅收結構也相應發生變化,支撐中央財政“錢袋子”的化石能源稅收資金將不斷減少,分布式能源系統的推廣將使用能主體實現零碳能源生產、消費的自主循環,會推動電力市場上的稅基和稅源都發生深刻變化。建立在化石能源利用基礎上的稅收體系無法適配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新社會經濟結構,難以為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亟需對新的稅種和稅收制度展開研判分析,從政策層面為經濟社會的快速變革做好預案。但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區域發展格局也將隨之調整,國家安全的內涵與國防政策的重點都要從化石能源轉向零碳可再生能源,并會進一步影響國際合作方向與外交政策,這些變化將共同推動國家政策體系的凈零碳變革。

碳中和變局的影響遠非傳統環境議題可以比擬,為實現碳中和目標,除了考慮各領域政策與措施之間的協調和交互影響關系之外,還必須認識到碳中和系統性變革帶來的紅利釋放和伴隨風險產生的政策需求,以此建立起覆蓋宏觀戰略、中觀架構和微觀結構的多層次政策體系[28],將碳中和目標納入國家層面的整體戰略部署,指導各領域的中長期發展,構建全面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行動計劃、具體目標與路線圖。

(三)社會預期

社會預期是社會各界對客觀現實和發展狀況形成的主觀反映,所形成的社會預期反過來又會對社會現實發展趨勢產生能動的影響,通過社會規范形式對社會各種活動產生指導或約束作用。碳中和明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愿景,社會對于未來發展的預期和導向應該適應與之伴隨的系統性變革,認識到高碳的能源、產業、消費方式都是沒有未來的。一旦關于碳中和愿景的可及性形成了穩定的預期,整個經濟社會系統就會朝著這個方向加速發展與轉型,從而推動目標的自我實現。

“雙碳”目標進程中,最重要的預期調整在于必須認識到高碳并不是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因為碳不再是能源的必然屬性而是面臨的剛性約束,零碳能源與高碳能源所提供的能源服務本質上并無差別。作為含碳量最高的化石能源品種,無論如何清潔高效,煤炭利用可以低碳但不可能零碳。很多研究從能源資源稟賦和能源安全的角度強調煤炭在中國能源體系中的“壓艙石”作用,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很長時間內都仍將依賴煤炭。但系統性變革的革命性與深刻性意味著隨著可再生能源和儲能技術的快速發展,零碳能源產業競爭優勢將不斷凸顯。在這種背景下,社會預期調整要求摒棄高碳鎖定的思維模式與傳統觀念,盡早切換和布局到零碳能源及相關技術領域。

從投資的角度看,過去一些重要的高碳投資領域,如化石能源生產開發、鋼鐵、水泥、房地產等,都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短期見效快。如果不及時調整社會預期,繼續大規模投資于高碳領域,未來的投資回報將受到“雙碳”目標的剛性約束,會面臨嚴峻的資產擱淺風險。為規避和防范風險,應逐步調整高碳生產方式,退出高碳產品領域。與此同時,及時調整預期,加大對零碳能源與技術的投資規模,將能在相關領域的技術研發、產品革新和市場延展中占據先機與優勢。

在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工業文明時代建立起的財富觀、福利觀以及生產和消費方式也將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在以消費主義引領社會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從而刺激經濟增長的工業文明發展范式下,生產者為謀求利潤最大化可能發生損人利己、破壞環境的行為,消費者往往過度追求物質消費,產生大量生活碳排放的同時對生態系統帶來嚴重影響,不斷逼近生態系統的剛性約束。然而,在生態文明發展范式引領的凈零碳系統性轉型下,消費者與生產者將產生一種新的預期和目標,從金錢或收入至上轉向追求幸福感的最大化,更加注重經濟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因此,生產和消費方式點都會徹底重構,并對社會發展方向的價值認知產生深刻的影響[1]。例如,在交通領域,消費者預期調整后,就會意識到燃油汽車的未來有限,盡管在短期內使用電動汽車還面臨一些實際問題,但重塑后的長期預期將驅動更多消費者選擇購買電動汽車。

三、“雙碳”目標下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的實現路徑

碳中和目標下的凈零碳系統性轉型涉及較長時空尺度和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于傳統工業文明時期的減排方式與路徑,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不再是相互對立的關系,系統性變革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發展動能,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的相互促進與協同共贏。本文認為,需要對系統性變革的轉型路徑進行提前規劃,做好頂層設計,識別轉型過程中的本源問題,對經濟社會運行的底層邏輯與模式進行剖析,在系統性變革要求的指導下,推動范式轉型、賽道切換、機制創新、技術引領、市場導向和治理轉型等多維度共同發力;通過政策引導與機制保障,技術進步和創新突破,發展觀念的根本改變,形成推動經濟社會零碳轉型的合力。

(一)范式轉型

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的發展范式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氣候危機,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的根源就是凈零碳轉型驅動的發展范式轉型,這種發展范式的轉型是實現碳中和的過程和手段。隨著風、光等可再生能源應用普及,大批自給自足、生產消費一體化的零碳微單元將會出現。能源體系的分散化和去中心化趨勢將推動經濟整體的生產消費方式、經濟運行模式、空間組織方式等都隨之發生變革,提速社會扁平化進程。

在工業文明發展范式下,供需均衡是通過市場配置實現的,而凈零碳轉型通過推動能源體系的分散化、扁平化發展,將打破大規模壟斷資本在傳統化石能源的開發利用過程中通過控制排他性的能源資源所有權獲取超額利潤的收益分配模式。風、光和生物質能等零碳能源分布廣泛,所有權分散,小規模投資即可實現“自產自用”或“自產自消”,為發展小型零碳經濟單元創造了有利條件。由于不需要傳統的能源生產端,更多的經濟單元將參與生產利潤分配;而在能源消費端,能源供需由分離轉為一體化發展,消費者用能成本將顯著下降,福祉將有效提升。這種發展范式的革命性轉型能夠有效縮小區域、城鄉差距,有助于促進社會均衡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目標。

在零碳經濟中,除了資本和企業主導的規?；笊a之外,通過技術手段利用廣泛可獲取的零碳能源,打造能源自給自足的零碳經濟單元,不僅可以就近消納零碳能源,還能成為經濟生產模式的創新與補充。因此,在實現碳中和目標和凈零碳轉型過程中,應前瞻性地理解零碳經濟帶來的系統性變革,加快建設零碳微單元的示范試點工作,擴大零碳微單元的應用場景,建立適應非排他性產權能源資源開發的共享型經濟模式,返利于民,讓所有群體都可以切實共享零碳轉型帶來的多重紅利。

凈零碳轉型還將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空間組織方式的變革,零碳能源分布的廣泛性與均質性意味著追求規模效應的空間集聚模式將逐漸被分布式的空間均衡組織形式所替代,高碳集中的城市形態與分散化的零碳型經濟微單元共存并生。在城市和產業規劃中,應鼓勵均衡導向,圍繞零碳能源的利用與化石能源的退出,重新布局與優化生產力,推動實現風、光、生物質、水能以及儲能一體化發展,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的同時增加電網穩定性[29],促進就近就地的資源配置和空間發展功能融合,形成互補型、扁平化的高質量發展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結構。

(二)賽道切換

“雙碳”目標要求重新定義能源利用方式,實現從高碳化石能源向零碳可再生能源生產和終端消費軌道的整體切換。通過加速發展具有分散化特征、易于就地利用、均質公平等優勢的風、光等零碳能源,擠出具有壟斷集中特征、不可再生且高污染性的化石能源,實現能源結構的脫碳化。發達國家在減排進程中,通過“去煤增氣”,用相對低碳的天然氣代替含碳量高的煤炭。然而,考慮到中國的能源稟賦實際情況,無法蹈襲這種減碳路徑。為了清零化石能源碳排放,恢復地球氣候與生態系統的平衡,需要將能源體系的支柱從煤炭直接切換到零碳能源。這種發展動能軌道的切換過程孕育著巨大的發展機遇,能夠促進產業協同發展,釋放出零碳發展的新動能。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3]。切換賽道不僅僅是為了實現“雙碳”目標,更在于在這個過程中增進實現就業、增長、福祉、公平、安全、環境等可持續發展關鍵目標的效能。碳中和目標的確定,意味著化石能源和高碳產業已經沒有未來。切換賽道后,零碳能源相對于高碳能源的等量替代過程中,產業鏈延長,就業崗位增多,資本參與利潤分配的比例降低,意味著社會總福利水平的提升和更大的消費動能釋放潛力。

全球性的凈零碳轉型將是重塑經濟與政治格局的重要推動力,誰能率先成功切換賽道,探索出降低經濟社會轉型成本的最優路徑,就能在新的全球性產業競爭中占據先機,擁有更強的話語權和更大的市場份額。賽道的切換要求把發展重點放在新興的零碳產業,但是也并不意味著要放棄傳統產業,針對這些行業的綠色轉型升級也是賽道切換的一部分。在這個切換過程中,能夠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找到持續前進的動力,促進經濟提質增效。

(三)制度創新

國家要實現凈零碳轉型,不僅需要大規模和系統性的技術突破與創新,還需要對制度體系進行革新,通過政策制度和市場機制的創新,構建起能夠適應系統性變革需求的制度框架,為變革中各參與方提供支持、約束、激勵與補償,以制度創新為系統性變革的積極影響提供激勵與支持,規避變革帶來的風險與沖擊。

為了確?！半p碳”目標的實現,應加快出臺相關的立法,用法律形式保障“雙碳”目標的剛性約束,統籌制定或修訂現有法律法規體系中相關內容,為實現能源公正轉型、迎接系統性變革提供法律支撐。建立適應碳中和變革的考核監督激勵與懲罰機制,依托當前已有的行政考核體系,輔以能促進凈零碳轉型“利益分配、風險分擔”的制度創新,確定目標,明晰監督,加強激勵,破除障礙,為目標實現提供體制保障。在構建零碳行業領域標準與評價體系、保障關鍵性稀有金屬資源供應鏈安全以及促進零碳技術研發與人才培養等領域重點發力創新。

在發展分布式零碳電力和建設零碳經濟單元的過程中,應通過制度創新鼓勵并引導企業、機構、個體進行大膽探索與試點來打破利益藩籬。加大對零碳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創新交易機制,實現多方共贏。例如,在電力市場推動類似隔墻售電等舉措,讓更多零碳電力生產提供方參與到能源供應的利益分配中,降低全社會的用電成本;繼續探索光伏扶貧等創新的零碳能源利用模式,讓有條件的低收入群體能夠使用零碳能源并提高收入。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關注化石能源退出伴隨的經濟社會問題,出臺新的補償和援助政策,妥善解決好企業退出、債務處置、員工安置等方面的挑戰,防范出現系統性風險,促進實現公正、包容的凈零碳轉型。

(四)科技引領

科技創新與突破是實現碳中和的關鍵,凈零碳轉型下的技術進步呈現系統性演進、多元協同的特征。圍繞碳中和顛覆性技術創新和突破的現實需求,大力投入研發、建立技術創新支持體系,是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在頂層設計層面,應制定科技支撐凈零碳轉型的針對性戰略規劃和行動方案,聚焦零碳能源生產和消費領域的關鍵技術需求,布局一批具有戰略性、創新性、前瞻性和國際引領性的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項目,通過基礎研究的突破和創新環境的改善,啟動科技革命并催化各領域的變革動力。

長周期、高投入、具有明顯正外部性的技術研發與突破離不開公共政策的扶持。針對這種情況,應當把握當前技術發展趨勢,根據創新型技術的成熟性和成本收益情況進行區分對待。對于未來的技術研發支持方向應該放在儲能、新能源開發利用等核心領域,通過“揭榜掛帥”“賽馬”等機制激勵技術突破[30];促進零碳技術在工業、交通、建筑、農業等重點用能領域的廣泛應用,形成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補與終端用能相匹配的技術體系,推動零碳能源與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及智能化高效融合發展[31]。推進產學研用合作,降低技術轉化成本,刺激技術進步。充分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以培育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技術創新中心、重大科技創新平臺和大規模集成示范項目等方式,制定“雙碳”目標下技術突破戰略,加強創新能力建設和人才培養,強化應用基礎研究。

碳中和愿景下,各項顛覆性技術交叉融合滲透,能源轉型大潮將激發相關領域核心技術的全球競爭。為了在這場角逐中占據先機,應當強化對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研發布局,推動重要領域的關鍵性技術加速突破,強化優勢領域的技術引領性和原創性。中國具有全球最強的技術學習能力,并已在純電動汽車制造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全球競爭中占得先機,但也因此受到歐美市場的打壓。然而,從更為廣泛的視域看,在與碳中和相關的其他領域,中國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仍然較低,處于國際領跑、并跑地位的前沿技術占比不足一半。因此,應加強原創技術與研發,實現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加強對國際技術應用規則的理解,在全球凈零碳轉型競爭中掌握技術標準制定的話語權,在全球性的技術變革進程中掌握主動權。此外,還應該重視拓展國際合作,以“一帶一路”“南南合作”“全球發展倡議”等平臺為依托,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技術轉移和交流工作。

(五)市場導向

本文認為,充分依靠市場機制仍是成本效益最優的碳減排路徑,市場的力量與效率能夠促進資源重新優化配置,推動零碳經濟發展。合理利用好價格信號、供求關系與競爭等市場機制來促進零碳技術、產品和服務的發展與應用,將有力助推“雙碳”目標的實現。

在系統性變革的視域下,引導凈零碳轉型的關鍵發力點并非用強制性的行政指令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而是通過碳定價、零碳金融等市場機制提升零碳可再生能源的市場競爭力。市場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要素流動的主要載體與平臺,發揮著優化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推動并實現系統性變革將產生巨大的資金需求,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明確市場信號的激勵機制,鼓勵金融機構為零碳可再生能源技術、產品和項目等提供資金支持。通過綠色債券、綠色信貸和其他綠色金融工具吸引投資者支持零碳項目,為零碳技術和解決方案提供研發資金,構建差異化的融資體系框架,促進技術競爭和市場化。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向綠色、零碳發展方向集聚,激發不同市場主體參與凈零碳轉型的內生動力和活力,提升零碳能源終端替代的市場競爭力與滲透力。

不同的靈活市場機制組合將產生增效或掣肘等差異化的效果,應該以系統性思維去考量不同機制的協同效果,通過不同市場工具的相互配合,加強市場機制的整體效果。如將碳市場或碳稅機制與零碳能源技術研發補貼相結合,在不同部門之間建立市場鏈接,以市場平臺鼓勵技術創新等。這要求以實現“雙碳”目標為統領,為不同的市場機制提供統一的行動方向;明確不同市場機制的規則,并確保規則之間沒有沖突,可以相互配合;通過信息交流與共享,確保市場信息的透明性和及時性,使市場參與各方能夠更加準確地響應市場變化。

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需要政府、企業和公眾的共同努力與合作,確保市場機制能夠合理、正確地應用于促進“雙碳”目標的實現;借助市場機制,為企業和個人使用零碳能源、零碳產品創造有利條件,通過碳信用、碳普惠等激勵制度,刺激綠色消費,推動生活方式的轉變。

(六)治理升級

凈零碳系統性變革需要開展廣泛的治理升級,以破解過去在體制機制方面存在的約束。軟性的治理變革與升級首先需要將碳中和與可持續性的要求融入社會治理全過程,引導社會發展和運行方式從高碳向零碳轉換。

面向碳中和的要求,應充分考慮凈零碳轉型伴隨的系統性變革,將碳資產意識融入政府的治理與政策制定中。對于存量碳資產,如既有基礎設施和房屋建筑等,不宜輕易破壞、舍棄,開展大拆大建;而是盡量通過維護延長使用,發揮和放大鎖定在碳存量中的社會價值與效用。對于新增的社會需求,在治理導向上也應引導降低伴隨的碳排放。這就要求未來的城市治理綜合考慮決策背后的碳存量、碳增量和碳資產變化情況,以資源就近配置、不同功能融合的思想指導規劃布局,壓縮生活、交通領域產生的剛性碳需求[32]。

針對凈零碳轉型給經濟社會系統帶來的變革性影響,也需要建立與之適應的治理機制,在零碳能源體系、零碳經濟運行方式、供給側、需求側、利益格局、商業模式等方面出臺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促進這些系統性變革產生多贏繁榮的積極影響。治理轉型還應遵循系統性思維,將實現“雙碳”目標與其他領域工作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凈零碳轉型帶來的系統性變革促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共同富裕、美麗中國等國家戰略的共同落實與完成。

系統性變革的廣泛性表明凈零碳轉型離不開經濟社會系統中的每一個個體。因此,治理的升級也必須超越傳統的、單一的、以政府為中心的治理方式,通過社會中各種組織的共同治理,形成不同主體在各層面上共同參與合作的多元化治理體系。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引領建立自上而下的機制體系,企業、民間組織和公眾則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參與其中。通過垂直整合與水平協作相結合的方式,讓各方的利益訴求都能在治理進程中得以反映,為實現“雙碳”目標和迎接系統性變革爭取最大程度的社會支持基礎。

四、結論

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統領的生態文明建設,將推動能源、環境、經濟、技術、社會和政策體系發生結構性變革與發展范式的轉型,涉及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個環節的發展方式調整與轉型路徑創新。廣泛而深刻的系統性變革,需要發展理念的調整,需要跨部門、跨學科的合作,以及針對性的戰略規劃,也需要時間、努力和行動,以確保成功地實現所需的變革。中國的零碳能源生產和終端消費產業已經昂立凈零碳轉型大勢潮頭,發展潛力巨大,應該在明確的愿景預期下,以堅定的信心主動迎接變革、尋求變革,在全球性的凈零碳轉型進程中,發揮貢獻者、推動者和引領者作用。

“雙碳”目標下的凈零碳轉型,本質是經濟社會發展范式的系統性變革,不僅需要科技創新的突破發展、政策的支持保障,更需要思想理念的調整和創新的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學加以引導與提供支撐?；诠I文明發展范式和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能源利用模式所建立的理論認知與凈零碳變革的特征和要求存在根本性差異,以此為邏輯建立的政策體系也難以正確引導經濟社會適應與應對系統性變革帶來的發展機遇與風險沖擊。本文認為,需要全面、科學理解“雙碳”目標下系統性變革的革命性、廣泛性、深刻性以及系統性四大特征,從根本上摒棄高碳慣性思維;轉變認知,立足現實需求、建立適應系統性變革的技術、標準、規范和話語體系,釋放凈零碳轉型發展動能,通過打造多贏繁榮的零碳經濟,推進以凈零碳轉型為目標導向的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助推民族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