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縱向敘事邏輯

丁 志 剛,張 書 華

(蘭州大學 管理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一、研究回顧與問題提出

在2022年黨的二十大上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旗幟鮮明地指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戰略安排,還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2023年2月7日,在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進一步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本質的認識,概括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初步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2]。正是在這樣的重大情境和頂層設計指導下,中國式現代化研究已經成為當今和未來學術研究的重大課題,“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坐標,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必須要回答的重大理論命題”[3]。

對事物進行邏輯分析是窺探某一事物的重要窗口。邏輯既是事物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也是人們對事物進行思維把握時所遵循的規律和規則。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據,也就是有其存在的邏輯。當這一事物與人的思維發生關系時,便產生人的思維邏輯。因此,從人的認識和思維角度講,所謂事物存在的邏輯就是這一事物的存在在人們思維中的反映。只不過,人們對事物認識的邏輯思維有正確與錯誤之分,只有當人們形成正確的邏輯思維時才會導向正確的實踐,反之,錯誤的邏輯思維必然會導致錯誤的實踐。

敘事邏輯是邏輯分析中常見的一種形式。根據《邏輯學大辭典》,敘事邏輯包括廣義敘事邏輯和狹義敘事邏輯[4]532。前者由“故事邏輯”——探究故事本身的奧秘和“敘述邏輯”——探究講故事的奧秘所組成,其共同點都在于從功能、模式、符號等形式結構出發探索這些奧秘,從而整體上常呈現出橫向的內容展開。后者由法國敘事學家布雷蒙(Bremond)首次提出。他先于1966年提出了“敘事可能之邏輯”理念,通過論述事情生發過程中的各種“可能性”闡明了敘事的基本序列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復合序列。之后他在1973年的《敘事邏輯》一書中系統闡述和進一步發展了此理念,將該理念正式升華為“敘事邏輯”理論,指出敘事序列是敘事的基本單位,其基本序列由“可能→過程→結果”三部分組成[5],從而整體上常呈現出縱向的內容推進。具體來說,“可能”是指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達成使得事物具備了形成的可能,其中“最大之可能”也就是最基本的規定(邏輯起點)?！斑^程”是指在“可能”的基礎上主體為了達到目的即“結果”所進行的各種行動,其中“最大之結果”也就是最根本的規定(邏輯終點),“各種行動”也就是連接“可能”和“結果”即連接邏輯起點和終點的邏輯中介。這三大部分不僅是事物進程必經的三個階段,也表明了事物從無到有的深入和推進的縱向歷程。

在厘清了敘事邏輯的廣義和狹義之分后,通過文獻梳理,發現目前學界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敘事邏輯幾乎都是從廣義角度出發的,即更多關注的是橫向的內在的邏輯展開,常見表述如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邏輯、生成邏輯和發展邏輯,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一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邏輯。如張旭從人類發展規律、人民立場、唯物史觀、世界歷史思想四個方面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6];吳明永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步走戰略、四化同步、五位一體五個方面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邏輯[7]。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與文化邏輯。如臧峰宇從近代中國的“兩半社會”開始梳理,認為“在世界歷史語境中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具體實際,方能把握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苦難輝煌的歷程”[8];代玉啟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邏輯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四個方面[9]。三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與辯證邏輯。如于金富等從國家制度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是充分發揮國家主導作用、有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條件”[10];楊榮剛從發展規律、發展要素、發展過程、發展意義四個層面探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辯證關系[11]。四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與價值邏輯。如韓慶祥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邏輯就是從“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到“世界向我”的演進歷程[12];張波等從以人民為中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平發展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邏輯[13]。五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與時代邏輯。如任潔從社會主義文明、中華文明、資本主義現代文明、人類文明發展四個方面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邏輯[14];張潤峰認為建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理論格局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邏輯[15]。綜合來看,這些研究從多個方面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敘事邏輯進行了多維解讀,初步構建出中國式現代化無可比擬優越性的理論“大廈”,為后續相關研究提供了許多有益的思路與啟示。

然而,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敘事邏輯中涉及“邏輯起點(最大可能)—邏輯中介(行動過程)—邏輯終點(最大結果)”的縱向敘事邏輯屈指可數,敘事邏輯研究整體呈現一種“重橫向邏輯,輕縱向邏輯”的不均態勢。從少數相關研究來看,有學者認為對西方現代化的批判與超越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對人類解放的追求與實踐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旨歸[16];也有學者認為實事求是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基點,人的現代化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歸宿[17],等等。這些研究是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縱向敘事邏輯的積極嘗試,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范圍和領域,但綜合來看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間:一是對某一事物為什么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或邏輯中介或邏輯終點的理論性分析相對不足,典型的如對邏輯起點的學理證成有待補充。二是不約而同地具有碎片化和分散化傾向,只注重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或邏輯中介或邏輯終點某一點或某些部分的探討,而涉及將“邏輯起點—邏輯中介—邏輯終點”全部納入進行一體闡釋的整體深入研究亟待加強。那么,中國式現代化的狹義即縱向敘事邏輯究竟是什么?

從抽象意義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的縱向敘事邏輯既是指中國式現代化存在的因果關系及其運行規律,也是這種邏輯關系在人們觀念中的反映。如何科學合理地精準定位并論證好中國式現代化的縱向敘事邏輯,成為理論工作者必須回答好的重大問題?；诖?本文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遵循,從敘事邏輯的狹義內涵出發,深入剖析中國式現代化的縱向敘事邏輯,充分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邏輯終點”的內涵意蘊。這對于新時代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意義,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向縱深發展的時代要求。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

如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所形成的相關理論知識愈來愈成為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根本原因就在于這一體系“是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進行排列的,這種規律性也就是邏輯性”[18]。邏輯的內在特質體現了它是一個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的系統過程,因此需要“先確定一個最基本的范疇作為邏輯起點,這樣,全部理論才能從起點開始逐步展開”[18],繼而形成科學完整的邏輯鏈條。因為“邏輯起點是對理論體系的基本問題進行回答所依賴的關鍵概念,直接影響到基本問題的回答,并進而影響整個理論體系”[19]。正如黑格爾所言“必須用什么作科學的開端”[20]是首要的邏輯命題,而且他在辯證法體系所體現的邏輯“在敘述方法上是科學的”[21],從而受到了馬克思的認可與繼承。因此,邏輯起點對理論體系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縱向敘事邏輯首先需要從邏輯起點這個最大可能開始。

(一)邏輯起點的確認標準

邏輯起點(logical starting point)是“科學的開端”,在整個理論體系中具有決定意義和根本地位。無論何種知識體系都要首先確立于最基本的范疇并將其視為整體演繹的立足點和出發點[22],一旦缺乏明確且正確的邏輯起點,整個理論體系之樹就喪失了源頭活水。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亦是如此。

馬克思關于邏輯起點的含義與特征的相關論述是經過歷史檢驗的偉大真理,理應成為確認邏輯起點的科學標準。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遵循三個環節,即從具體到抽象或一般再從抽象或一般到具體。這是馬克思在批判“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23]701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他指出“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23]701。沿著馬克思的思路,在“具體—抽象—具體”的認識環節中,第一個“具體”指的是存在于特定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形象生動的客觀存在物或實際現象;“抽象”指的是在具體經驗的基礎上梳理出它們的內在關系和本質,探尋出普適性的規律,總結出普遍性的結論,對邏輯起點的確認也就存在于其中;第二個“具體”指的是通過“抽象”后形成的邏輯起點、中介和終點這三個步驟實現“具體的再現。這種具體是思維中的具體”[24]175,得到比第一個“具體”更高級的、更豐富的、更全面的“具體”的客觀存在物或實際現象,從而實現認識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進。因此,馬克思語義下的邏輯起點存在于“抽象”之中,是整個“事物”最本質、最一般、最具規律性的內在“支點”,并能夠成為后續“具體”即內容展開的第一基礎與核心指導。

馬克思在揚棄黑格爾邏輯學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在論述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邏輯起點的過程中闡明了邏輯起點的本質特征(1)《資本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币虼笋R克思是從商品開始分析資本的生產過程,并在分析過程中闡明了商品作為其起點的特征從而指明了邏輯起點的內在規定性。參見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7-102.,即最抽象性、最簡單性、細胞元素性、起點和終點辯證統一性、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相一致性[25]。邏輯起點的最抽象性表明了它不是某個或某些社會的關系、矛盾、問題自身,而是能將其容納概括并以其為實質的、隱藏在它們身后的、不易被直觀發覺的、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的東西,換句話說邏輯起點就是全部內容的依據。邏輯起點的最簡單性也就是最抽象性的側面,最抽象的往往就是最簡單的,簡單到本身不以任何東西(概念、知識)為前提和中介,不需要被任何更為基礎的東西進行解釋從而不能再被拆分,由此成為回答“基本問題”的最本質概念。邏輯起點的細胞元素性一方面指明了它像生物之細胞一樣具備共有普遍性和必然存在性,否則將會失去生命;另一方面也比喻了它具有細胞的擴張延展性(從簡單到復雜的作用),從起點這個初始細胞中生長出其他細胞元素即其他概念范疇,成為整個學科體系的“原始胚芽”。邏輯起點和終點的辯證統一性說明了“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23]707,“第一個轉化的終點……同時是第二個轉化的起點”[26]?！懊恳稽c同時表現為起點和終點,并且只有在它表現為終點的時候,它才表現為起點”[27],終點作為一種“間接存在”立基于起點這一“直接存在”并實現對它的超越和升華,以此區別“起點—終點”的簡單回歸和原地循環。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的相一致性體現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根本原則,強調了最初歷史與最初起點的同步性,正如恩格斯所言“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23]14。

(二)“現實的人”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

馬克思唯物史觀在主體向度上是關于“人”的學說,因此沿著唯物史觀的邏輯進路,研究焦點應首先聚集于“人”上?；厮輾v史,關于“人”的研究自古有之,但無論是古希臘時期的圣人先賢還是資本主義時期的哲學大家,或受制于樸素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或受制于唯心主義的方法論,或受制于機械唯物主義的方法論都沒有抓住“人”的本質。只有當焦點從虛無縹緲的人類學說轉移到馬克思語義下的“現實的人”時,人類歷史演進和人類社會發展才真正具有了現實根基,中國式現代化才真正具備了生發的最大可能。因為“現實的人”是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基礎的,“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28]287,“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29],人民群眾不僅是歷史的創造者,還是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更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既然唯物史觀是從“現實的人”出發去分析主體,在不同主體基礎上所形成的群體及其實踐推動了人類文明的延續與進步,那么中國式現代化所塑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同樣離不開“現實的人”這一主體。因此,人即現實的人是中國式現代化得以形成的最大可能,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

在學理論證方面,把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確認為“現實的人”具有科學的理論依據。首先,現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符合最抽象性和最簡單性的特征,是一種最本質的存在。我們可以對現代化的外圍圈層進行層層分解來以此說明?，F代化的核心和對象在于生產關系,能否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在于生產關系是否現代化,生產關系是由生產力所決定的,而生產力中最活躍最根本的因素又是勞動者即現實的人,從而現實的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最抽象和最簡單的表達,是中國式現代化最本質的規定。此外,中國式現代化最基本的一對矛盾在于現代化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矛盾,即現代化建設實施主體與現代化成果分享主體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無論主體還是客體)都是由“現實的人”所構成的?，F實的人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基本矛盾進而是所有矛盾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塑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產生和存在的現實基礎。因此,只有現實的人才是完全符合邏輯起點特征的最抽象、最一般、最本質的范疇,才是中國式現代化基本問題的核心答案。其次,現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符合細胞元素性的特征,是一種源泉的存在?，F實的人的細胞元素性,既說明了它本身具有的普遍特質又說明了它具有成為任何現代化理論起點的普遍特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現實的人像生物之細胞一樣必然地、普遍地存在于社會之中。如果社會不存在現實的人或只是存在黑格爾(Hegel)語義下的“理念的人”和費爾巴哈(Feuerbach)語義下的“抽象的人”,那么現實社會就會被“虛幻的人”所顛倒和傾覆,現代化建設事業也就無從談起。二是現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所有矛盾的“原始胚芽”,無論何種理論都是由現實的人所提出和建構的。在人的作用下中國式現代化經歷了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的過程,也就是說,現實的人的存在推動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產生和發展?？傊?現實的人貫穿于中國式現代化從始至終的全過程,囊括了中國式現代化所有的研究范疇,“包含著它在辯證思維上升過程中矛盾全部展開的可能性”[24]177。再次,現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符合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相一致性的特征,是一種同步的存在。無論是晚清的實踐探索還是辛亥革命,無論是五四運動還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都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國家和人民深陷“兩半社會”的水深火熱之中。因此,那時的中國并未真正開始現代化,那時的人也不具備開啟現代化的各種能力?！靶轮袊闪⑹侵袊浆F代化道路的歷史起點”[30],只有到了新中國成立,人民從“三座大山”中解放了出來,國家具有了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持久穩定的國內外環境,這時無論國家還是人民才真正有條件和能力打開現代化之門,繼而對“現實的人”的理論抽象不僅有了實際可能,而且中國式現代化也在此時真正成為現實的東西。因此,現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是從新中國成立開始的,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具有一致性。最后,現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符合起點和終點辯證統一性的特征,是一種全過程的存在。中國式現代化源于而又不止于現實的人(這里現實的人指的是當時此時此刻的人),現實的人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實踐中被逐步完善。中國式現代化的不同發展階段其人的質量也各有千秋,后繼現實的人作為優于起點時的前初現實的人而存在,這時后繼現實的人已經具備了全新的內涵和意義,向著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斷邁進?？梢?現實的人以一種全過程的姿態將中國式現代化的起點與終點連接起來,實現彼此的辯證統一。從邏輯起點“現實的人”到邏輯終點“人的現代化”,實現了“人”的質的飛躍,這也是后文所要詳細論證的。

在價值分析方面,把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確認為“現實的人”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首先是理論價值?，F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的開端”是什么,從而為后續研究指明了前進方向,有利于后續研究在此基礎上進行全面且深入的探討,避免出現跑偏甚至走錯的現象。這不僅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所寄托的最基本的范疇,還為后續理論的逐步展開和整體演繹提供了立足點和出發點。因此,這為我們科學擘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頂層設計,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總體方向提供了理論遵循。其次是實踐價值?，F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有利于提高現代化建設事業過程中的合法化、科學化、合理化水平,能夠提高國家行政人員的民本意識和為民理念,使得現代化事業在規劃、落實、監督、修正的不同環節中都能始終圍繞人民利益展開。具體來說,一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指明了要善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通過人的勞動與實踐消除現代化道路上的各種阻礙,因為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根本的因素。二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指明了不能忽略個人所處的時代條件。人民群眾的勞動與實踐、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都是具體的、歷史的,受制于當時的時代條件尤其是物質生產條件。三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指明了要注重回應人的現實需要。既然現實的人是有生命的、在社會中從事實際生產活動的個體,那么現實的人就會有現實的利益訴求,即現實的需要[31]。因為人類所有行為的終極動力在于利益,它引導了人們行為活動和交往互動的現實走向。最后是方法論價值?，F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延續了馬克思關于人類認識的方法步驟。馬克思認為無論分析何種理論范疇“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23]82?，F實的人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范疇,是對活生生的、具體的、社會的、歷史的、經驗的人的抽象把握,是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認識的從具體到抽象或一般再從抽象或一般到具體的方法在科學理論意義上的合理抽象。因此,在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要善于從社會化大生產、人際聯系普遍化、能力需求全面化這樣的具體中進行現實的人的理論抽象,繼而從現實的人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細胞”出發,在之后的邏輯思維進程中一步步揭示與再現實際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所有矛盾。

要注意的是,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現實的人”實際上指的就是“現實的中國人”而不是“現實的全人類”,不能任意擴大“人”的所屬范圍。從共性看,中國人與全人類(外國人)有作為“人”所共同固有的抽象物;從個性看,“中國式”規定了其現代化是在中國范圍內進行的現代化因而受眾對象首先應是中國人,在這里“現實的人”無形之中就被加以“中國人”的限制。類似的“共性—個性”分析同樣適用于“現實的中國人”之中。從共性看,現實的中國人是單個中國人所共同固有的抽象物;從個性看,現實的中國人應是以不同角色為基礎生活在中國現實社會之中的活生生的、具體的單個中國人,他們擁有或處于不同的政治面貌、知識學歷、職業行業、工作等級從而被加以區分。因此要準確把握“現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邏輯起點的內涵意蘊。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中介

所謂邏輯中介(logical mediation)即邏輯中項,是指:“辯證思維整個過程中起點到終點之間一系列的中間環節,其邏輯表現形式是一系列范疇的聯系和轉化,或稱為中介轉換?！盵24]177在邏輯起點轉化為邏輯終點的過程中,邏輯中介起著至關重要的橋梁作用,是起點和終點實現彼此連接的紐帶。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中介作為連接邏輯起點和邏輯終點的中間樞紐,現實地看主要包括思想中介、組織中介、主題中介、基礎中介、目標中介、條件中介六大環節。

(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盵32]馬克思主義自19世紀中葉誕生以來,以其科學性、人民性、革命性、實踐性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廣泛影響著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鄧小平指出:“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盵33]習近平強調:“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盵34]66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明確將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作為一項根本制度提出來。在黨的二十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盵1]因此,在實現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始終具有全方位、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指導地位。

具體來說,作為馬克思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現代化理論直接指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其一,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中關于現代化先決條件的思想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根本前提?！耙粋€大民族,只要還沒有實現民族獨立,歷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較嚴肅地討論任何內政問題……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盵35]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正是以此為基礎,首先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掃清全面建設現代化事業“兩半社會”的障礙和“階級對立”的矛盾。其二,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中關于現代化實質的思想為中國式現代化指明了前進方向。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了西式現代化目標被簡單歸咎于“物”的增長,然而現代化的終極目的并不在此,而是實現人的現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36]。中國式現代化正是以此為基礎在推進現代化的全過程中時刻高舉“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大旗,始終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己任。其三,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中關于現代化實現道路不唯一的思想為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發展路徑。既然俄國不用經過“卡夫丁峽谷”就能直接邁進社會形態的高級階段,那么后發國家也就不必墨守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成規“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37]728。中國式現代化正是以此為基礎在推翻封建專制后并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跨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現代化國家。因此,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旗幟鮮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指引下通過“五個文明”和“五個現代化”的協調發展來真正實現人的現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二)以黨的全面領導為根本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盵34]21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和最大優勢,自然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本質特征和最大優勢。只有始終在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才能成功,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實現。以黨的全面領導為根本是中國式現代化全過程中必須堅守的根本原則,這既符合中國發展的基本邏輯和根本規律,也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建黨使命和執政規律。這些規律內生于黨的長期革命中、成熟于黨的偉大建設中、鞏固于黨的自身改革中,集中體現了黨的性質、宗旨和使命,既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建設和發展的根本遵循,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向縱深發展的根本保證。

現實地看,中國共產黨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持續發揮著核心作用。進入新時代,在黨的領導下我們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不斷完善各項制度體系,明確了現代化的鮮明指向就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黨百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已經充分證明,黨是凝聚人心、匯聚民智的最強紐帶,是推動中國現代化行穩致遠的根本動力,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勝利,未來能否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關鍵在黨,黨既是領導核心又是組織保障。在我國,黨的這一根本地位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者必定且只能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既是掃清現代化道路障礙的最大常量又是不斷推進現代化的最大變量。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會出現西方那樣的兩極分化、社會動蕩、治理失效、零和博弈、生態損害的“現代化之殤”,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無從談起。因此,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始終圍繞在黨的周圍、緊緊依靠黨;需要始終把黨的領導放在第一位,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毫不動搖地自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黨的全面領導不是隨便說說的口號式、標語式提法,而是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全面落實;不是虛無縹緲的抽象,而是黨的領導能力在具體實踐中的展現。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邁上現代化道路,切實實現現代化目標。

(三)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

“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后,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37]655,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工業化是促使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一個主要因素……大工業是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和核心”[38]。由此,生產力、工業化、現代化彼此實現了聯動耦合,以工業化為典型表征的現代化本質上就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這就需要不僅解決生產力的數量問題,更要解決生產力的質量問題。因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上旗幟鮮明地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1]。這是在深刻總結中外現代化建設經驗教訓、全面把握世界現代化發展一般規律的基礎上所作出的彰顯根本性意蘊的重要論斷,因此要時刻以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在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人才支撐為抓手,以創新驅動為動力,以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為兩翼。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在理論層面上就是遵循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在實踐層面上就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從而將過去現代化發展模式的“有沒有”蛻變為“好不好”。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不僅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主動選擇,還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體現,更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自覺。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高質量發展主要是以物質技術為基礎的高質量發展,但如果將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僅僅理解為物質技術的高質量發展,那就是對高質量發展的最大誤解。高質量發展是多領域、全覆蓋的高質量發展,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人口等相協調的高質量發展,其中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基石、政治高質量發展是柱石、文化高質量發展是靈魂、社會高質量發展是重點、生態高質量發展是要義、人口高質量發展是核心。因此,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始終堅持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不斷理順各方面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聯系,著力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通過實體經濟的壯大做強來有效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

(四)以國家制度體系為基礎

所謂國家制度體系在我國就是由總體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體制度所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大踏步前進的重要手段,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堅強有力的制度支撐,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四梁八柱”。制度建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特征,因此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多領域、多層次、多主體的制度體系進行保障?？傮w有效的單個國家制度和健全完善的國家制度體系是實現現代化的小技巧和大智慧。

一是多領域共同推進的制度體系。在橫向類型上的全部領域中,形成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所構成的制度體系。具體來說,根本制度是那些關乎國家性質、命運、走向的制度,包括“以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和全面領導制度為主體的根本領導制度;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主體的根本政治制度;以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制度為主體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社會治理制度;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軍事制度”[39]?；局贫仁歉局贫冉y領下的深刻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性質、深度影響經濟政治生活的制度,包括公有制、多種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在內的基本經濟制度;政黨制度、民族制度、基層制度在內的基本政治制度。重要制度是保障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等各項制度有效運行的體制機制,包括黨的請示報告制度、為人民服務制度、民生保障制度、依法治國制度、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等。二是多層次協同共治的制度體系。在縱向空間上的不同層級中,從中央—省—市—區(縣)—鄉鎮,每一級的制度落實都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陣地。上至中央的頂層設計,下到地方的傳達謀劃甚至是基層一線的具體實踐,都需要不同層次制度體系的保駕護航。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國家民族的宏偉目標,更是基層社會的真實寫照,中間貫穿著層級節制的制度體系,使現代化成果覆蓋“上—中—下”的不同層級單元。三是多主體有效銜接的制度體系。中國式現代化將政黨、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大眾、媒體等不同主體吸納進來,通過各主體間的有效互動實現不同現代化領域的協調發展,使現代化成果覆蓋“前—后—左—右—中”的不同主體單元。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座談會、聽證會、評議會等各類具有協商性質的制度和民主形式,在有效銜接多主體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始終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制度”這一政策工具的治理作用,時刻以制度化治理助力中國式現代化。

(五)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為目標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我們稱之為‘中國夢’?！盵40]在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過程中,“唯有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成功找到了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夢想逐步變為現實的正確道路——中國式現代化”[41]。如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正是由于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為目標有其深刻的歷史邏輯,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上提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的重大論斷。這一論斷不僅是對百年復興歷史的戰略審視和實現中國夢道路的科學闡釋,還成為今后指導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政治宣言書和實踐動員令。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為目標,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現實指向?？v觀中國歷史,中國既有漢唐之盛世,也有宋明之昌榮,在眾多領域都處于世界先進水平。但是到了清朝后期,一系列主客觀原因使得整個國家迅速脫離世界經濟科技文化中心。中國的現代化探索之路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啟程的,形成了“外源—政治”驅動型的獨特風格。從古代的大國泱泱、大潮滂滂到近代的“兩半社會”“三座大山”,這樣巨大的落差使得無數仁人志士開始思索救亡圖強之出路:農民階級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地主階級領導的洋務運動、資產階級領導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并打擊了列強勢力,但最終都難逃失敗的命運,正如毛澤東所說:“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盵42]后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時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更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此中國革命有了主心骨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以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方式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為全面開啟國家現代化建設事業奠定了良好的國內外環境基礎。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淵源和客觀現狀,從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矛盾、階級轉換、主要任務發展變化的內在需要中,孕育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斗目標。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革命、改革和建設的過程也就是以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從毛澤東的“四個現代化”到鄧小平的“三步走”,再到習近平的“五位一體”現代化和“新時代三步走”,每一代黨的領導人都采取了社會主義體制內漸進式的現代化改革方式來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走向高位,這為我們再次實現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巔的中國夢提供了根本動力。因此,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牢牢銘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斗目標,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下通過中國式現代化更好發揮其助力和反哺作用。

(六)以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為條件

新形勢下,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需要安定團結的國內環境,而且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43],需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一方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各種有利條件,同時中國式現代化反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當下我國經濟運行平穩、社會和諧穩定、國家治理生態總體優化,各項制度落實井然有序,為中國式現代化營造了良好的國內環境。在我國主要矛盾轉化、風險社會加劇以及科技產業更新的疊加作用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顯得格外重要,特別是新冠疫情防控阻擊戰愈發突顯了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性和迫切性,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更多機遇與挑戰。第四次工業革命推動下的世界經濟重心正在悄然由“大西洋兩岸”向“太平洋兩岸”轉化,現代化后發國家在世界上的話語權越來越大。2020年以來爆發的新冠疫情更是催化了世界之變,進一步加速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把雙刃劍,它為中國式現代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可能——各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不斷交融,設施互通度和資源共享度不斷提高;但它又給中國式現代化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新威脅——單邊主義和逆全球化大行其道,新自由主義思想加劇了全球社會的風險異化,國際局勢十分復雜。綜合來看,無論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今國家競爭的實質已由傳統軍事現代化轉化為以全面現代化為核心的綜合實力比拼。因此,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求我們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育先機、開新局的首要前提就是要牢牢把握國內外局勢、深刻領悟“兩個大局”,不斷推進和發展既立足國情又面向世界、既導源于歷史又面向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進之,要不斷提高中國式現代化的變革性、適應性和內聚性,在為后發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同時改造環境、塑造世界。

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關于前文邏輯中介的相關論述探討得比較充分,這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向邏輯終點進行轉化提供了充足的學理支撐,從思想、組織、主題、基礎、目標、條件六大方面不僅與邏輯起點一道預制了中國式現代化邏輯終點的前進方向,還鞏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縱向敘事邏輯架構。由此,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思想中介、以黨的全面領導為根本的組織中介、以高質量發展為任務的主題中介、以國家制度體系為架構的基礎中介、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為導向的目標中介、以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為形勢的條件中介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縱向敘事邏輯中具有重大意義,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轉化為邏輯終點提供了可能與路徑,搭建起從“現實的人”走向“人的現代化”的“四梁八柱”。

四、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終點

所謂邏輯終點(logical end point)即邏輯終項,是指“辯證思維進程的最后環節,實質上就是指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思維進程的相對完結”[24]178,“以形成系統理論最后所獲得的最豐富、最具體的范疇”[4]665。從簡約主義來看,邏輯終點也就是構成某一事物本體的所有范疇的終極目的和歸宿,其他概念和理論都為它服務。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邏輯終點與起點具有辯證統一性。既然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是“現實的人”,那么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終點也應該聚焦在“人”上,是對“現實的人”的超越與升華?！叭说默F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得以實現的最大結果,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終點。由此,中國式現代化就形成了以“邏輯起點—邏輯中介—邏輯終點”為輪廓的縱向敘事邏輯架構(如圖1所示),體現了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獨特風貌和價值追求,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學理依據。

圖1 中國式現代化的縱向敘事邏輯示意圖

(一)“人的現代化”實現了對“現實的人”的超越與升華

“現實的人”與“人的現代化”具有辯證統一性,“人的現代化”實現了對“現實的人”的超越與升華,以此區別于邏輯起點到邏輯終點的簡單回歸與原地循環。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式現代化開啟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為中國式現代化的起航與推進內嵌了根本動力。中國式現代化以現實的人為起點并隱藏于人際關系的表象之中,以對實踐中的物質生產所顯現出來的具體問題的回答為終點,是一個不斷循環上升的過程,“邏輯起點本身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越來越具體實際的解釋說明,顯現出起點和終點的統一”[19]。換言之,中國式現代化從現實的人中來,又到人的現代化中去,“人”貫穿于中國式現代化從無到有、從初建到成熟的整個過程,在這一來一去的無數過程中實現“人”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進。正如馬克思在闡述資本流通的辯證法時指出的那樣,資本循環中存在著既是起點又是終點的那個點。一方面,在短時距上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安排為例。我國將于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那時現代化的基本實現需要那時的人來完成。那時的人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將比此時的人更強,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此時的“現實的人”是邏輯起點,那時的“現實的人”也就是與此時的人相比實現了“人的現代化”,是邏輯終點。我國將于21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那時現代化的真正實現需要那時的人來完成。因而那時的人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將比此時的人更強,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此時的“現實的人”是邏輯起點,那時的“現實的人”也就是與此時的人相比實現了“人的現代化”,是邏輯終點。另一方面,在長時距上以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例。當21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人的各方面能力和素質與此時的人相比有了大幅提高,但這也只是持續至少100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束。未來,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將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那時的人在高度自由自覺的基礎上要比之前任何時期的人都將實現更豐富的、更全面、更高質的“人的現代化”。概言之,某一階段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完成不僅意味著上一階段事業本身的結束,還意味著下一階段現實的人的能力和素質的新生(人的現代化),從而實現全新的被豐富的現實的人作為之后現代化建設事業的起點的繼續。

對“現實的人”和“人的現代化”及其二者關系的理解,要注意兩點。一是這里所述的“現實的人”與“人的現代化”是在一般意義上而言的,即從“現實的人”到“人的現代化”是邏輯縱深發展的過程。如果機械地認為“人的現代化”中的人仍然是“現實的人”,或者“現實的人”中的人仍然是“人的現代化”,從而把二者靜態地畫上等號來否定這種超越性和升華性,那么不僅是對馬克思關于邏輯起點和終點相關論述的誤解,而且囿于相對主義的理解方式,從而陷入形式主義和循環主義的泥潭。二是“人的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終點,對“人的現代化”不能作絕對化的理解,不是說人的現代化一旦達成就停滯不前了。就邏輯終點自身特質來看,邏輯終點具有相對性。一方面,邏輯起點的階段性使得邏輯終點在某一較低層次時可以表現為事物的邏輯終點,但在某一更高層次時又表現為事物的邏輯起點。另一方面,人的實踐由于受到當時社會的主客觀條件的制約使得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呈現漸進的過程,也就是無限接近真理的過程。因此,“人的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終點,也會因為自身相對性的特征而展現出時刻發展變化的螺旋式上升與波浪式前進的圖景。這就啟示我們,以“人的現代化”為邏輯終點的中國式現代化沒有終點站,只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要不斷通過推進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生態現代化、軍事現代化等全領域的現代化,來為實現更高層次的人的現代化持續創造機遇和條件。

(二)“人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指向和最終歸宿

當現實的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被確認下來時,后續的現代化道路在起點的預制作用下就會不斷朝著“人”的方向前進,猶如路徑依賴般無時無刻不在加固和深化這樣的走向。英國哲學家萊斯利·史蒂文森(Leslie Stevenson)以“交叉學科”式的言說技巧在《人性七論》一書中指出人的看法各異“自然就導致了我們應當做什么、以及我們能夠怎樣做的不同結論”[44],向我們說明了“邏輯起點不同及對作為邏輯起點的‘人’的不同理解,導致了不同倫理學說對人應當做什么、能夠做什么,應當如何做的不同結論”[45]的道理。質言之,既然現實的人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那么我們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所進行的一切努力和行動都應該是為了實現人的現代化。因此,人的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終點,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指向和最終歸宿。它不僅科學回答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我是誰、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的理論命題,還有效實現了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關于現實的人的最大豐富性和完備性。

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人的現代化有深刻的內涵和明確的所指,即在新時代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在未來遠景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以人民為中心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具有內在統一性。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也是人的現代化,只不過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人的現代化,是共產主義社會所實現的人的現代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序章。

現實地看,站在新的歷史方位,我們在新時代所推進的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指向。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盵46]從人的主體地位來看,一方面,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始終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盀榱巳嗣瘛闭f明了“誰是主人”的問題,它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要把人民認不認可、答不答應、高不高興、滿不滿意作為檢驗現代化建設工作的唯一標準?！耙揽咳嗣瘛闭f明了“誰是主力”的問題,只有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通過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使中國式現代化更好地向縱深發展。另一方面,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始終共享發展成果?！肮蚕沓晒闭f明了“如何共同富?！钡膯栴},它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從人的自身發展來看,一方面,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始終把經濟建設擺在中心位置。只有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才能不斷夯實現代化的硬基礎,才能為人的現代化提供充足的經濟條件。另一方面,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始終堅持文化的育人滋養作用。通過科教興國戰略和文化強國戰略不斷豐富人民的知識積累和精神世界,不斷提高現代化的軟實力。從人的生存環境來看,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既追求“美麗中國”又打造“便捷中國”,是對馬克思語義下人類社會范圍的豐富和發展。所謂美麗中國也就是人的生態環境優美化?！白栽谧匀弧笔侨祟惿鐣靡援a生的前提和基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一背景”,深刻影響著現代化的軌跡和走向。所謂便捷中國也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現代化?！吧钍澜纭笔侨祟愅ㄟ^“自在自然”創造并發展自身所形成的特定空間,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二背景”,直接決定著現代化的效果和質量。因此,現階段大力推進和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是必要的,“主體地位”“自身發展”“生存環境”是人的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應有之義。它不僅是對馬克思人學理論的繼承延續、貫徹落實,也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開辟道路。

在唯物史觀指引下,我們大力推進的中國式現代化最終就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歸宿。在中西方的比較中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么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歸宿。自從人類步入現代社會,世界上關于現代化究竟是指向“物”還是指向“人”以及指向什么樣的“人”的爭論就甚囂塵上、不絕于耳。馬克思把人類社會形態劃分為人的依賴、物的依賴、人的全面發展三大階段,尤其后兩個階段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和意義更大。普遍來看,西式現代化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使人對“物”的依賴不僅出現“拜物教”還導致勞動深陷資本的泥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物”抑或“資本”出現了“人”的抽離的異化繼而具有主體性和獨立性地位,資本不僅搖身一變為現代化的“主宰”,甚至連掌控資本的人——資本家也僅僅只是具有“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執行職能”[23]158。西式現代化表面上看是人的現代化但實際上卻是被資本所裹挾的現代化,真正的現實的人從始至終就沒有在這樣的現代化范疇之內切實發揮作用,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必然出現人的異化和勞動異化,導致這樣的現代化必然表現出片面性和破壞性。

雖然有一些西方學者表面上看似乎跳出了“物”和“資本”的桎梏而大張旗鼓地向世人鼓吹他們的現代化也是“人”的現代化,宣稱“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后的副產品,而是現代化制度與經濟賴以長期發展并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47]。這一觀點除了具有與封建社會相比實現了從“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的合理意義之外,更多更重要的是假借這樣極具迷惑性的表述來粉飾階級矛盾、掩蓋階級剝削、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從而確認現存社會的合理性。本質上這樣的人的現代化仍受制于“物”的枷鎖,與馬克思語義下的人的現代化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截然不同。西方所謂的“人的現代化是指工人勞動能力的‘現代化’,即人作為工具的現代化”[48],因為資本需要人,沒有人就沒有資本增殖,沒有工人勞動能力的提高就沒有剩余價值的源源不斷。馬克思曾尖銳地指出“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49]407,也就是工人作為“機器”與機器本身一起被資本家所霸占,“結果是,人(工人)……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49]54。這就是資本主導下的人的現代化的真實面目。

綜上,西式現代化是受資本邏輯自發驅動,以實現資本無限積累為目的的。無論資本主導還是所謂的人的主導,西式現代化最終指向“物”是不爭的事實,是赤裸裸的“物”的現代化。人與物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被徹底顛覆了,出現了資本奴役勞動、物統治人的奇葩景觀。在以資本為中心的物質生產框架和現代化體系中,少數資本家掌握著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憑借資本的貪婪本性無情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與廣大勞動群眾,導致社會出現一極的財富積累和另一極的普遍貧困的畸形局面?！百Y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23]297,因此資本“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28]158,人民成為資本家走向現代化的跳板和犧牲品。習近平總書記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一些發達國家工業化搞了幾百年,但由于社會制度原因,到現在共同富裕問題仍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盵50]正是由于資本的逐利性和破壞性以及“物”的現代化對人的壓迫和吞噬,所以“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49]412-413。

因此,西式現代化在發展自身的同時也培養出無產階級這個推翻資本統治的掘墓人,“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49]406。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全世界無產階級就有了科學的革命理論,他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深刻批判資本主義的商品拜物教和金錢拜物教本性,竭力打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異化勞動,自覺把最高級、最根本的人的現代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視為自身的永恒使命。從此意義看人的現代化既是社會主義的價值指向,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歸宿。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式現代化在社會主義的快車道上不斷“策馬揚鞭”,獨立自主探索出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深知物的現代化只是為了實現真正的人的現代化的工具理性層面的手段,所以通過現實的人對資本的駕馭來時刻彰顯人本主導的現代化發展邏輯,從而不斷朝著馬克思的終極目標——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前進。在馬克思看來,未來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將處于“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23]267。這樣的社會形式也就是馬克思語義下的“自由人聯合體”,那時經濟基礎體現為一種公有經濟和共同經濟,既消滅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私有制和資本增殖的固有弊端,也實現了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超越和升華。在自由人聯合體里,“共同生產,作為生產的基礎的共同性是前提。單個人的勞動……是共同生產中的一定份額”[51],“不是為了獲得財富的單純增長,而是為了每一位自由公民的自我實現”[52],在根本消除“異化”的基礎上實現了全人類的解放繼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只有在共同體(指自由人聯合體——作者注)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盵28]571一方面,人在自由人聯合體中才具有了實現真實平等的自由的可能,避免了資本主義在“物”的邏輯下所出現的資本自由,從而實現“私生活”與“公生活”的最終和解。另一方面,人在自由人聯合體中才是立基于充分自由自覺的全面發展,屆時人的覆蓋范圍、綜合素質、互動過程、社會關系等各方面都實現了長足進步。概言之,個人只有在自由人聯合體中才能實現自由全面發展,才能實現最高級、最根本的人的現代化。

五、余 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上高屋建瓴地概括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戰略安排,這為我們進行學理闡釋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邏輯分析為切入點,以狹義和縱向敘事邏輯為突破口,在對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大命題進行解讀與闡釋的基礎上進行了說理與論證,系統分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邏輯終點”的縱向敘事邏輯,構建出中國式現代化向縱深發展的邏輯進路,回答了中國式現代化何以可能的理論問題。目前中國式現代化研究如火如荼,但它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偉大事業。結合本研究,未來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研究時需要注意三點:一是精準把握“邏輯起點”。一方面是因為邏輯起點不同于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它是“科學的開端”,直接決定著某一事物(如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的走向和質量;另一方面是因為目前學界對邏輯起點的運用有比較明顯的誤用和濫用傾向,常常把它隨意與“必然要求”“應有之義”等詞互用甚至混用。對邏輯起點的確認是有一套科學標準的,某事物只有符合這些標準時才能稱之為邏輯起點。二是持續深化研究內容,在中西對比中不斷深挖中國式現代化縱向敘事邏輯的內涵、特征、意義、路徑等要素,從而實現敘事邏輯多領域研究內容的豐富和發展。三是不斷拓展研究視野。視野大小決定認知寬窄,視野長短決定理論深淺。共時態方面,雖然中國式現代化縱向敘事邏輯研究主要屬于政治學學科,但也應從哲學、公共管理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中“兼收并蓄”,從而不斷拉寬研究視野。歷時態方面,雖然我們是在此時此刻對中國式現代化縱向敘事邏輯進行研究,但也應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從現實中獲取力量、從未來中錨定方向,從而不斷拉長研究視野?；诖?只有對中國式現代化縱向敘事邏輯研究提出更高要求和更大使命,才能更好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開好局、起好步,從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