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性與日?；?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困境與突破路徑

唐璐璐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于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非遺公約》)規定,“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1](P5)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的重要領域之一。如果追溯《非遺公約》的起源,有一個繞不開的故事,即1973年玻利維亞共和國外交和宗教部致UNESCO總干事的一封信。信中聲稱,民間“諸如音樂和舞蹈等表達形式,正遭受著最嚴重而隱蔽的商業化和外流?！薄皹非慌c創作無關的人錯誤地盜用,他們將其注冊為自己的作品,以確保自己享有版權法規所承認的利益?！盵2](P28)在玻利維亞看來,當時風靡全球的流行音樂作品《山鷹之歌》(EICondorPasa)是對玻利維亞華依諾音樂的抄襲,是一種跨國盜用[2](P60)?！渡晋椫琛方洑v了從民間音樂到注冊為版權作品,到再次在民間風靡的傳播過程,其中涉及的口頭傳統保護的復雜性,被認為是UNESCO開始關注非遺保護的關鍵事件?！吨腥A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也將“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3]作為非遺的重要類別進行保護。①

如果說,傳統工藝因其天生具有的商業屬性,表演藝術因其本身的展演性而能與大眾消費結合,與當下的生活距離更近。那相較而言,作為一種口頭傳統,由于滋養其生長的土壤和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民間文學類非遺的傳承與發展也經歷著更大的挑戰。民間文學類非遺的保護也一直是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本文將從田野調查實際出發,以具體案例為考察對象,分析民間文學類非遺保護面臨的困境,探索傳承、傳播民間文學的路徑。我們的田野調查于2023年7月進行,主要任務是調查Q縣②的非遺資源;其中一項就是調查當地被列入省級名錄和市級名錄③[4]的兩項“民間文學”類非遺項目,即水滸人物傳說和水神傳說。④

一、民間文學類非遺的主體困境

《非遺公約》相較于UNESCO之前通過的遺產保護公約,有一個重要的保護范式的更新,就是強調了非遺與人的關系,非遺相關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1](P5)才是非遺的主體,應該在非遺保護中發揮主要作用。在對提交申請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下簡稱《代表作名錄》)的申報文件的審查中,該遺產項目是否有傳承的社區也是重要的審查內容之一。同時,《非遺公約》對非遺本質的認識也更朝向當下,即注重其活態性,它不是一種歷史產品,而是“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1](P5)。具體到民間文學領域,其基本特征包括口頭性、集體性、變異性和傳承性[5](P62)。下文也將從民間文學這四個基本特征出發,探析民間文學類非遺所遭遇的挑戰。

(一)口頭性遭遇文字的“權威”

Q縣水神傳說于2018年列入市級非遺代表作名錄,主要在Q縣靠近運河的T村流傳,村里人也普遍具有水神信仰。每年的農歷五月二十七是廟會時間,村民自發成立的管理委員會負責籌備和組織廟會。廟會對于當地村民來說,具有重要的文化認同功能,許多在外工作的村民會在當天回到村里參加廟會。在Q縣范圍里,只在T村有水神傳說和水神信仰;鄰村村民有聽說的,但是不了解傳說內容,也不會參加廟會。在當地縣志辦公室工作的張永(化名)2015年偶然參加T村廟會時,發現了當地的水神傳說。于是,出于個人興趣,他開始走訪T村及周邊地區村民,收集和整理水神的故事。張永在收集水神傳說時,遵循“三老”原則,即找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打探可靠資料和線索。村里80歲以上的老人基本都認識張永,又因老人們口口相傳,因此,T村人大多知道張永。T村人最感謝張永的是,2018年他將整理好的資料結集印刷成《水神的故事》。⑤在T村人看來,“出版”成“書”,這是一種對水神傳說更高級別的“認定”。

《水神的故事》印刷,一方面幫助T村記錄和整理了水神傳說,保留了重要的民間文學文本。但另一方面,這種記錄與整理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對水神傳說的傳承造成了一定影響。張永本人承認,自己對水神傳說的整理是以村民講述內容為主,但也進行了一些文學加工與修飾?；镜脑瓌t是,以事實為基礎,在口述內容首尾不接時會進行推理和加工。因此,《水神的故事》封面并沒有標注這是張永采編的民間文學作品,而是標注“張永 著”。原本在集體傳播,為集體所共享的民間文學變成了個人作品。

頗有意味的是,T村人并沒有反對張永這一行為。相反,他們認為張永是文化人,將水神傳說整理、“出版”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能幫助他們宣傳水神傳說。這帶來的另一問題是,當我們進村調查水神傳說在T村的傳承現狀時,希望從村民口中聽到相關講述是非常困難的:有的村民認為自己年紀大了,記得不清,沒有“書”里準確;有人認為自己只了解大致情況,“書”里介紹更為全面。每位村民都會拿出一本《水神的故事》,認為這是最完整、最權威的版本。廟會有位主持人小朋友,最初也是從《水神的故事》這本讀物開始知道“水神”其人其事的。

這些情況說明,原本“野蠻生長”的口頭傳說,被文字予以規范化;而這種規范化正在削弱傳說的“口頭性”,從而影響其發展。文字在幫助人們進行記憶的同時,也在制造一種區隔。正如米歇爾·?？?Michel Foucault)所說,“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權力制造知識”[6](P29)。文字成為知識階層、精英階層的一種權力,而這種權力所產生的知識,即使是印刷的并非真正意義上出版的書籍,也比民間的口頭傳播具有權威性。又因中國崇文重教的傳統,文字相較于口語的優越性就成為很多民眾根深蒂固的觀念。民間并不會將“民間文化”視為一種真正的“知識”,更多是作為生活經驗,認為這與居于廟堂之上的書面表達還是有距離的。

當然,除了文字“權威性”的影響,水神傳說所依賴的“口頭性”在當下還受到了來自網絡、城鄉生活差異等多方面的挑戰。比如,即使是夏季,聚集在村頭聊天的人也并不多。一部分原因是農村人口減少,年輕人都外出務工;還有部分原因是大多Q縣農村的中老年人都喜歡在家中用手機拍攝、觀看、點贊“快手”“抖音”等短視頻APP,足不出戶就可在網絡中實現“社交”。生活方式的改變,削弱了口頭交流這種身體實踐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而水神信仰則不同,廟會等形式的參與過程對于村民來說會有更豐富的感覺經驗和細致感受[7](P127),這種身體實踐是利于非遺傳承的。

(二)民間知識分子的主導與“集體性”的隱沒

不論是UNESCO所主張的“社區”之于非遺的重要性,還是民間文學“集體性”的本質屬性,都說明在民間文學類非遺的保護中,要注重發揮群體的力量。當然,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民間文學傳承中“集體”與“個人”的關系,在很多時候往往是能力突出的“個人”對民間文學的發展產生推波助瀾的重要影響。有學者就曾指出,民間知識分子往往“占據著民間知識的話語權,并且實際引領著民俗的整合和變異的走向”[8](P151)。民間知識分子通常是當地文化程度較高的群眾,同時,他們又對地方習俗、流傳的各種民間文學形態較為熟悉。因此,他們對地方文化有強烈的介入意識,會有意識地選擇和改造,進而影響當地民眾的認識,甚至這種影響是顛覆性的[8](P148)。

如果說張永的記錄對水神傳說流傳的影響主要是在T村,那么,對Q縣全縣范圍內的民間文學傳承產生重要影響的,就不得不提另一位民間知識分子——丁進(化名)。丁進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搜集、整理Q縣的民間文學,個人也愛好文學創作。他對各村口頭傳說的流傳情況都比較熟悉,也對Q縣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作出過突出貢獻,因此是我們田野調查在當地的重要聯絡人。丁進表示,水滸人物傳說他在很多年前就收集過,目前水滸祠及相關展廳內的文字內容都是他撰寫的。在我們問及村里是否還有老人講述相關傳說時,丁進表示,由于很多會講故事的老人不在了,現在村里人很少有了解情況的人。而且,即使我們能找到講故事的老人,也沒有他本人掌握得全面、準確,他已經將所有內容都整理、出版,并且創作了小說。

Q縣的水滸人物傳說于2007年6月、12月分別被列入省級名錄和市級名錄。在我們進入W莊,希望跟村委會了解村里關于傳說的傳播現狀時,村委會的工作人員直接否定了當地有水滸人物傳說,認為這都是“炒作”出來的。在挨家挨戶進行調查時也發現,村里少有人能講述水滸人物傳說;部分人曾聽到只言片語,但記憶不深刻。全村目前只有一位曾經是中學教師的80多歲老人能說出幾個故事,證明這些傳說曾經在W莊真實流傳過。

和丁進對水滸人物傳說甚至是Q縣民間文學類非遺話語權的掌握相比,應該享有這些文化形式的當地群眾似乎一直是處于“失語”的狀態。Q縣水滸傳說更多地存活在丁進這樣的民間知識分子的話語中,“集體性”幾近隱沒。因為大多數人不清楚這些傳說的細節,也不關心誰掌握了這些傳說。有當地人就對我們的田野調查感覺不理解:Q縣有什么內容是值得調查的?在他們看來,這些傳說都很少聽到過。

(三)傳說的“權威”版本之爭

民間文學在流傳過程中會產生很多異文,并沒有誰掌握的版本是最本真、最權威的。大部分民眾對于誰掌握傳說的“權威”版本也并不關心,這在Q縣的不同村莊又表現得并不相同。W莊的情況是,很多村民并不知道當地的水滸人物傳說;T村村民是直接認定張永整理的《水神的故事》是最權威的版本,他們自己的記憶是不完整的;而在Z村,則是只有一位村民掌握著關于水滸人物傳說的絕對話語權。真正對傳說的“權威”版本有爭議的是民間知識分子。

Z村和W莊流傳著不同的水滸人物傳說。Z村有一座與人物相關的水滸祠,這是20世紀90年代Q縣打造的一處旅游景點,Q縣人基本知道也大多去過水滸祠,因此在全縣范圍內知道這一水滸人物傳說的人也更多。水滸祠展廳內的展板介紹了水滸人物的生平事跡,這些文字是由丁進撰寫的。丁進的講述是他根據對Z村村民的采訪內容和歷史文獻綜合整理而成的。而Z村有一位重要村民趙軍(化名)并不這么認為。趙軍是水滸祠的看守人,也會自覺給前來參訪的游人講述相關水滸人物傳說。他曾在外當兵,是村里見過世面的人。在趙軍的講述中,一方面,他否定了丁進撰寫的內容,認為這屬于文人墨客的書寫,有很多個人創作。他所講述的版本與展廳展板上的內容有不一致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也提到村里人對水滸人物傳說沒有他了解得多,都不懂,也不準確。在后續我們對全縣范圍內民眾進行的隨機采訪中也發現,幾乎所有人對此人物的講述,都與趙軍所述內容基本一致,對故事細節不了解也不關心。實際上,丁進在展板上介紹的內容在基本情節上與趙軍的講述也是一致的,只是增加了更有“文采”的內容。但通過水滸祠,趙軍將自己的講述傳遞到每位游客,建立和鞏固了自身的權威性,也深刻影響了當地人對水滸人物傳說的認知。

當然,除了趙軍對丁進撰寫內容的異議,對其他民眾話語的“打壓”,丁進本人也在我們的調查中多次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一是認為當地老百姓沒文化,對我們要調研的內容并不懂;在我們與當地村民的聊天中,他也經常提出村民的說法有問題。二是認為張永對傳說的記錄、整理進行了很多改編,沒有做到忠實記錄,破壞了民間文學的本來面貌。張永本人倒是很少表達類似的觀點,他也坦誠《水神的故事》有改編的成分。雖然丁進與張永同是進行民間文學搜集、記錄工作,也都有個人改編的部分,但丁進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而張永的做法是有問題的。

在Q縣的調研中,筆者更愿意將丁進和趙軍視為當地的“民俗精英”,也就是說他們對“特定的民俗具有明顯的話語權和支配力”[8](P159)。他們一方面在“發明”傳說,使原本在民間流傳的只言片語更加體系化或書面化;另一方面,又在“壓制”傳說的生長,遮蔽其他人的演述?？傮w來說,通過這兩種作用,他們建立了關于Q縣水滸人物傳說相對穩定的話語秩序[8](P159-172)。

(四)對“傳承性”的多重挑戰

《非遺公約》明確了非遺的活態性特征,也就是說非遺“保護的重點在于世代傳承或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所涉及的過程(processes),而非具體表現形態的產物(production)”[9](P117)。具體到民間文學類非遺,也應該是關注口頭傳承的過程。但是在Q縣維護民間文學的傳承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戰。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農村人口減少、“空心化”嚴重等問題之外,文學作品和大眾傳媒也影響著當地水滸傳說的傳承、傳播?？h城興建的市民休閑廣場是以水滸人物命名的,在廣場內的多處宣傳欄內介紹了人物傳說。但這些宣傳內容,包括主題雕像,主要都是源自《水滸傳》小說內容,而非當地流傳的不同傳說。Q縣普通群眾更多是從電視劇版《水滸傳》了解到當地兩位水滸人物的故事。有個很重要的區別在于,當地傳說內容主要是關于人物“上梁山”之前在本地懲惡除奸的故事,甚至有對應的地點和據傳存在的“文物”可以證明;但是普通群眾了解的情節都是電視劇中的經典情節,對這些“早期”的故事不甚了解。

地方的行政管理也是影響民間文學生存狀態的重要因素。據Q縣已經退休的文化干部王陽(化名)介紹,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的Q縣縣長對文化事業特別重視,也注重發掘地方文化。雖然縣領導主要是出于旅游開發的目的需要在全縣范圍內打造一系列“景點”,但這些行動也在客觀上調動了民眾對地方文化資源進行整理的積極性。上文所提及的水滸人物廣場、水滸祠等Q縣文化標志地點均是在這一時期打造的。丁進也是在這一時期參與了大量的Q縣民間文學整理和“發明”工作。而在行政領導換屆后,由于每位領導的執政重點不一樣,其他的縣領導更注重支柱產業的發展,地方文化受關注的程度隨之降低。在當下,對于Q縣地方文化的呈現,更多是以靜態展示方式進行的。例如,Q縣非遺館就列出了本地27項省、市、縣級非遺代表性名錄,但展覽內容僅僅是關于這些項目的文字簡介和圖片。實際情況是,約一半以上的項目,包括傳統美術、傳統戲劇、曲藝、傳統技藝等類別都是處于無人了解、無人傳承的狀態。

我們經常說民間文學與民眾生活緊密相關,是生活的重要內容。但是,當我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發生變化時,民間文學的傳承又如何維系?

二、瑞典振興“講故事”傳統的啟示

Q縣民間文學類非遺的生存狀態在全國范圍內,甚至在全球范圍看并非特例。社會環境的變化、大眾傳媒的影響、文字/書面化的話語霸權、地方“民俗精英”的話語壓制等因素,都使作為民間文學主體的普通民眾減少了關注和參與民間文學類非遺保護、傳承的動力。少了“群眾基礎”,民間文學的集體性、口頭性等基本特征都無法維持。因此,如何吸引更多民眾主動參與到民間文學的傳承中,應該是使民間文學類非遺恢復活力的重要突破方向。瑞典于2018年被列入UNESCO《優秀實踐名冊》的“促進和振興克魯努貝里地區(南瑞典)的講故事藝術”⑥[10]項目,可以為我們在當下的環境中重新激發民間文學的活力,提供一些可資借鑒的經驗。

在瑞典,民間文學類非遺傳承也面臨著與Q縣類似的諸多挑戰。工業化、城市化、電視和社交媒體等多方面的影響,使得講故事的空間不斷減少。之前村民、手工業者、流浪者等在漆黑的冬夜講故事和傳說、互相娛樂、交流經驗、傳播知識和價值觀的傳統幾近消失。講故事的人越來越少,他們掌握的故事數量和種類在減少,孩子們在家庭或學校接觸到故事和傳說的機會也越來越少。20世紀80年代,因意識到講故事的傳統即將消失,克魯努貝里地區的一些教師和圖書管理員開始組織小規模的活動,探討在現代社會中如何以有吸引力、有意義和可持續的方式講述故事。1990年,“克魯努貝里故事網絡”(the Storytelling Network of Kronoberg)協會成立,旨在提高普通民眾對講故事傳統瀕臨失傳狀態的認識;同時,在克魯努貝里地區制定和實施振興“講故事”傳統的措施,主要包括:為講故事和聽故事提供空間;為講故事探索新的功能和傳播方式;開辟新的場地、受眾;與志同道合的人、講述者以及專家在全國和地區層面開展合作等。該協會以博物館為核心,并得到了該地區3個相鄰城市永比(Ljungby)、阿姆胡特(lmhult)和阿爾沃斯塔(Alvesta)的穩定支持,在這3座城市開展了“傳說之地”(Land of Legends)計劃。這一活動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4個層面。

第一,舉辦故事節,促進故事的傳播、分享與學習。從1991年起,該協會每年夏天都在永比舉辦講故事節。參加者包括瑞典各地區(包括少數民族社區)的講故事者、學術專家和故事愛好者。他們來表演或聆聽,或舉辦關于講故事與保護方法的研討會和講座。故事節通常有1 500多名活躍游客,因此是分享、更新講故事傳統的重要場合。

第二,在當地居民中推廣故事傳統。該協會在“傳說之地”標記了大約80個與特定故事有關的地點,其中有40個是木制故事柜。人們可以使用一份特別的地圖,以地理尋寶的方式來找到這些故事柜;然后就可以打開并閱讀當地的傳說,或使用專用的應用程序收聽,通常還會配上傳統音樂。因此,經?？梢砸姷降木跋笫?人們在故事柜附近分享自己發現的傳說。除此之外,在整個“傳說之地”、咖啡館、學校和商業活動中,協會全年都會組織講故事活動和青少年講故事營,以加強講故事的傳統在當地社會和休閑娛樂中的地位。博物館每年會向包括學校班級和游客在內的約14 000人介紹該地區的故事和傳說。

第三,在學校和學術界開展相關活動,旨在提高人們對講故事及其傳播藝術的認識。例如,通過在博物館運用講故事的方法和材料,幫助移民兒童提高對瑞典語和生活方式的認識;為致力于在中小學教學中使用講故事方法的教師提供學術課程。

第四,用講故事的方式進行療愈活動。例如,2005年一場毀滅性的風暴襲擊了“傳說之地”所在的瑞典南部,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就使用講故事的方式幫助人們應對集體和個人的災難經歷。

在經驗交流與國際推廣方面,永比的故事節如今已發展為國際節日,有來自北歐及其他國家的游客參加;協會每年也都會邀請來自世界各國的講故事者交流和分享。受永比博物館的啟發,瑞典其他的博物館也開始聘用講故事的人,北歐其他國家也會組織不同類型的故事節。

克魯努貝里地區講故事傳統的振興,尤其是開展的“傳說之地”計劃,是民間文學類非遺保護的一個范例。首先,在整個行動中,民眾是真正的保護主體,“傳說之地”活動都是由協會成員共同管理和實施的。其次,需要通過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的方式,提高更普遍的群體對民間文學重要性的認識。民間文學依靠個人進行傳承,力量總是微弱的;只有當普通民眾真正認識到這一傳統對于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民間文學的傳承才會有生生不息的力量。不論是舉辦講習班、講座,編寫教材內容、走進課堂,還是在博物館、故事地、節日開展活動,都可以使人們與講故事的傳統接近,或者說是使講故事的傳統與人們的生活接近。再次,任何非遺項目都不會脫離環境獨立存在,民間文學類非遺也可以與其他類型的非遺聯動,比如,在克魯努貝里地區,講故事就經常與舞蹈、木偶戲、傳統工藝、節日或儀式結合起來,成功地吸引了本來對這一傳統不甚了解的群體。

三、民間文學類非遺的生活化回歸

從克魯努貝里地區講故事傳統的振興實踐,反觀以Q縣為代表的地方民間文學類非遺保護實際,我們可以知道并非民間文學與民眾的生活不相關了,只是它們與民眾生活的距離越來越遠了。那如何“由遠及近”,使民間文學類非遺重新與當下的生活關聯,凸顯其對日常生活的意義,就應該是其保護和傳承的方向。

借鑒瑞典故事傳統振興的成功經驗,同時結合非遺工作在中國開展的實際情況,可以探索從以下四方面去改善民間文學類非遺的生存狀態。

第一,完善名錄列入機制,建立動態的名錄系統,設置合理的退出機制。非遺名錄并不等同于“記憶名錄”,其作用不能僅限于是一種“榮譽”或是地方的文化標簽。也就是說,它不應只是在歷史上存在過,作為文獻陳列在各種展館內,更應該是當下民眾重要的文化表達形式。與非遺的活態性相對應,對于被列入名錄的非遺項目,文化主管部門也應該注重后續的監測與管理。如果相關項目沒有履行保護措施,瀕臨失傳或沒有代表性傳承人,則應該被移出代表性名錄。名錄動態系統設置的目的不是“懲罰”,而是更好地發揮名錄機制在非遺保護中的管理功能,關注非遺項目的活態性。同時,在UNESCO對《非遺公約》的名錄列入機制進行全球反思的背景下,重新認識《代表作名錄》、《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下簡稱《急需保護名錄》)和《優秀實踐名冊》三者之間的關系,各自的目標與功能,對完善國內的名錄列入機制也有重要意義。如果說《代表作名錄》更多體現的是人類文化多樣性和創造力,那就非遺保護的目標而言,更應該重視《急需保護名錄》和《優秀實踐名冊》的功能。前者著重對處于“瀕?！睜顟B的非遺項目進行搶救性保護;后者著重將非遺保護實踐中的優秀經驗進行分享和推廣。國內的名錄制度也可參考補充設置這兩種名錄,更好地體現非遺項目的生存狀態,有的放矢地開展保護活動。

第二,通過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的方式,提高民眾對民間文學類非遺項目的參與度。名錄機制在提高人們對非遺重要性的認識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但在調動更多的行動者參與到民間文學的傳承方面作用有限。具體的非遺實踐中,還需要通過能力建設項目,增加民眾參與和傳承的動力。從克魯努貝里地區的經驗來看,一方面,需要非遺項目的利益相關者與教育部門協作,通過與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合作,開展具有地域特征的青少年教育活動,使非遺教育逐步納入正規教育體系,并成為正規教育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地方層面也需要規劃并開展更廣范圍的民眾活動,比如舉辦故事節,促進信息的分享與傳播,打破民間知識分子的話語壟斷。只有普通民眾關注并且認識到民間文學是生活的一部分,傳承民間文學是自身的文化權利時,民間文學的活力才能真正得以維系。

第三,民間文學類非遺相關的傳習活動需探索打破靜態展示的壁壘,通過更具趣味性、體驗性強的活動,使人們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和了解非遺。比如,“傳說之地”就是將講故事與大眾休閑旅游相結合。在歐洲,也有許多因童話故事而聞名的城市和村莊。其中,德國的“童話之路”(Deutsche M?rchenstra?e)最具有代表性?！巴捴贰比L約600公里,沿線包括格林兄弟生活的地點和與《格林童話》中故事相關的地點[11](P67)。這條旅游線路既激發了當地人參與童話故事傳承的熱情,也吸引了全球《格林童話》受眾的“朝圣”之旅,商業化成為保護地方故事傳統的有效手段。

第四,引導民間知識分子和民間組織在民間文學類非遺傳承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唆斉惱镏v故事傳統的振興,離不開最初對這一傳統的存續狀態有危機意識的教師和圖書管理員群體。作為當地的民間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從成立協會開始,就明確了需要不斷擴大講故事傳統的“網絡”,讓更多人參與到振興計劃中來。這說明民間知識分子在傳承中可以發揮積極作用,我們需要通過評價體系的改變,減少“民俗精英”所發揮的“壓制”作用。比如,在代表性傳承人的認定上,更注重“集體性”,而非完全突出個人價值。

Q縣民間文學的傳承情況突顯了民間文學類非遺在當下的一些生存困境,但這也并非特例?，F代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得民間文學的傳承遭遇了多方面挑戰。文字之于口頭性的優勢地位、民間知識分子的話語壓制等因素所導致的“集體”的消失和民間的“失語”,是民間文學類非遺遭遇的主要困境。以瑞典克魯努貝里地區講故事傳統的振興為參照,使民間文學回到民眾中,回到日常狀態,重新發揮其社會、文化功能,使更多人參與到其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才是民間文學的生存之道。

注 釋：

①需要說明的是,民間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包括神話、史詩、民間傳說、民間故事、民間歌謠、民間說唱和小戲、俗語等,從學科角度而言,“民間文學”是廣義的概念。但在我國建立的國家級非遺代表作名錄中,“傳統音樂”“傳統戲劇”“曲藝”等作為單獨的類別存在,“民間文學”類別主要包括史詩、傳說、故事、歌謠等口頭傳統,是狹義的概念。

②為保護采訪對象的個人信息,尊重采訪對象的意愿,本文所涉Q縣案例中的地名、人名均采用化名。

③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建立國家級和省、市、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體系”,我國目前有上述四級非遺名錄體系。

④需要說明的,在非遺名錄中有確切的人名信息,即“××的傳說”。出于信息保護原因,本文不列出具體的項目名稱。另外,在民間文學研究中,對“傳說”與“故事”有所區分,“傳說”與當地歷史文化關系更為密切,是關于特定的人、地、事或物的故事。但是在Q縣老百姓口頭,并沒有這種區分,將這些內容都稱之為“故事”。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20級本科生張宇萱、崔天、劉菁偉、楊珺杰參與了水滸傳說的調研,陳正君、鐘海群、王梓凝、車莉敏參與了水神傳說的調研,對此文亦有貢獻,在此謹表謝忱!

⑤《水神的故事》為非公開出版物,沒有國內統一書號,為張永個人印刷作品,但是T村村民習慣稱之為出版的“書”。

⑥該遺產項目的申報材料卷宗可從教科文網站獲取,文章對該項目相關情況的介紹均來自此申報材料,不再另作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