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

鄧金錢 張立帆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并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做出決策部署。中國“三農”問題根源于農業生產方式的落后（于金富，2007），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將會從根本上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因此應充分認識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然而，《“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中指出，我國農業農村發展仍面臨不少挑戰，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農村發展存在短板弱項、促進農民持續增收面臨較大壓力、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任務比較艱巨。目前，中國存在“大國小農”的國情農情特征，農業生產規模小、投入成本高、生產效率低，單純通過增加能耗和要素投入等傳統方式難以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李明文等，2020），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尚未發生根本性變革。與此同時，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成效顯著，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2 年）》，2021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 萬億元，占GDP 比重達到39.8%。隨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數字化變革成為促進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途徑之一，數字經濟既能對社會再生產過程產生影響，還能將數據物化在勞動資料、勞動者和勞動對象上，成為助推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工具（李文睿和周書俊，2023）。

實現農業生產數字化，推動農業生產方式變革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而數字經濟是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重要途徑。2019 年發布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強調要加快推動農業數字化轉型，強化農業科技創新供給，加強高端智能農機裝備研發制造，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加快先進農機研發推廣和農業農村大數據應用，為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指明了方向。那么數字經濟能否有效推動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呢？已有研究探討了數字經濟對土地流轉、農業機械化水平、農村勞動者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制（劉子涵等，2021；宋常迎等，2022；田鴿和張勛，2022；程名望等，2022），并設計了數字經濟促進農業發展的一系列制度策略。但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影響的問題鮮有文獻涉獵。有鑒于此，本文將從農業勞動對象、農業勞動資料和農業勞動者三個維度構建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指標體系，從信息化發展、互聯網發展、數字交易發展三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指標體系，采用2013～2020 年中國省域面板數據全面探討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對推動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實現鄉村振興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二、文獻綜述

農業生產方式變革是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已有關于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研究可劃分為三類：一是探討了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對農村發展的重要性。郝耕和孫維佳（2020）分析了中國農業生產方式的歷史變革和現實困境，明確提出農業生產方式變革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鄉村振興的根本出路?？紤]到土地制度變革作為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體現，何自力和顧惠民（2022）指出在改革土地制度的基礎上變革農業生產方式能夠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陳彩虹（2023）的研究證實創新農村生產方式能夠推動農村經濟的轉型升級，助推智慧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二是探討了中國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遷過程和變革路徑。各國農業發展具有特性也有共性，孫麗紅和呂麗莉（2021）分析了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模式，指出中國可通過規?；洜I和精細化經營變革農業生產方式。高晶晶和史清華（2021）從要素投入視角考察了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遷，發現中國農業生產方式實現了由傳統的依靠勞動力到依賴化學農資的轉變。于法穩和王廣梁（2021）針對當前中國農業存在的綠色生產相對滯后的問題，提出推動農業生產方式綠色轉型的具體路徑。魏后凱等（2018）通過研究中國糧食供需關系，闡明了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基本方向。三是探討了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因素。李勇（2020）表明農業機械化是帶動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推力；周紹東（2016）指出“互聯網+”新的生產力形態能夠推動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王菲等（2023）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黃河流域的農業集約化呈正U 型非線性影響。

建設數字中國是新時代新征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數字經濟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和機制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文獻汗牛充棟，數字經濟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已經被大量研究證實（梁琳，2022；Stenberg 等，2009；劉雨軒等，2019）。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電商的崛起，農村電商的發展使農民能夠使用數字平臺銷售農特產品，降低生產和生活成本，提升農民收入水平，推動農產品銷售和相關產業發展，為鄉村振興注入新活力（王鶴霏，2018；秦芳等，2022；Gao 等，2018）?，F有文獻系統考察了數字經濟對農業現代化水平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但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研究多從定性出發（陳彩虹，2023；周紹東，2016），鮮有文獻從定量角度開展研究，其中李文睿和周書?。?023）從物與人層面定義農業生產方式，即包含生產的技術條件、人之間的分工協作關系和農村權力關系。王菲等（2023）認為集約化生產是降低資源壓力、提高農業生產率并促進農戶轉型的重要農業生產方式，由此從綠色集約視角對農業生產方式進行測度，分析數字經濟對農業綠色集約化的影響。高晶晶和史清華（2021）測算了要素投入變化對農戶作物產出的貢獻，檢驗了要素配置調整帶來的生產方式變革。

有別于已有文獻，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有：第一，從農業勞動資料、農業勞動者和勞動對象三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衡量農業生產方式，并利用面板數據構建實證回歸模型檢驗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第二，從人力資本和產業融合兩個視角檢驗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作用機制，以期拓展已有研究的視域邊界。

三、理論分析

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其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影響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因素。物質生產方式，即生產力，包含勞動者、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三要素，是社會生存發展的基礎。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可以通過數字經濟對農村勞動者、農村勞動對象和農業勞動資料三個層面來考察。第一，數字經濟能夠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Atasoy，2013）。數字經濟包含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賦能智慧農業、智慧物流和智能交通等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一方面使得農村更多工作崗位被智能設備替代，導致更多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數字經濟的發展讓信息更加透明，緩解了農民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農村勞動者更容易了解城市的就業機會和市場需求，而且可利用數字平臺接受更廣泛的專業技能培訓，擁有更廣闊的工作選擇空間，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Dimaggio 和Bonikowski，2008）。此外，智能化農機具能幫助農民進行精準播種、灌溉和施肥，減輕勞動強度，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效率。第二，數字經濟能夠促進農村土地流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Yang 等，2018）。數字經濟可通過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手段，將土地流轉相關信息進行共享，利用在線交易平臺減少中間環節，降低交易成本，還可以通過智能技術手段，對土地資源進行精準評估和分析，引入多元化的主體參與土地流轉，優化土地流轉質量，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第三，數字經濟能夠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減少農業生產資源損耗。數字經濟帶動了農村電商的發展，農村電商的發展進一步促進更高水平的農業信息化程度，使農戶可以根據大數據預測市場需求，加之數字金融發展為農業機械化提供更加便捷的融資服務，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戶“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有助于農戶購買和使用大型農機設備，推動農業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另外，借助物聯網技術，通過傳感器實時監測生物生長環境和資源使用情況，實現精準生產，減少資源浪費。綜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H1：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變革。

那么，數字經濟是通過何種機制作用于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2021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明確提出了加快推動鄉村人才振興，全面推動鄉村振興的人才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促進人才區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指明了人力資本在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中的重要作用。2022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將“持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作為“聚焦產業促進鄉村發展”的首要任務，在數字經濟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過程中要發揮好產業融合的作用。結合已有研究（宋敏和劉欣雨，2023；陳國生等，2020；曹菲和聶穎，2021；涂圣偉，2022），本文從人力資本效應和產業融合效應兩個視角梳理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機制。

從人力資本效應來看，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夠激勵勞動者利用在線平臺和數字化服務開展各項業務，引導勞動者靈活就業和創業，提高就業彈性（李夢娜和周云波，2022），還能夠為勞動者提供普遍的學習與培訓機會，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受教育程度，縮小中國城鄉人力資本差距（姚戰琪，2022），激發人力資本創新活力，促進人力資本高級化，進而增加人力資本的有效供給。另外，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信息互通共享，勞動者能夠突破信息劣勢地位，消除人力資本之間的交流壁壘，加快人力資本的自由流動，優化人力資本的配置結構，形成城鄉一體、統一均衡的人力資本供求市場，為引導人才向“三農”流動提供了可能，從而推動農村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把農業技術、先進設備、科學管理理念不斷嵌入農業生產經營過程，能夠提高農業生產的機械化與規?；潭?，減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資源耗費，提高農業耕作效率。加之人力資本的提升可通過示范引領效應增加對其他農民的教育培訓，提高農民受教育程度，增加勞動力就業選擇的機會，有助于實現勞動力轉移并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綜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H2：人力資本是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途徑。

從產業融合效應來看，鄉村產業融合是農業“接二連三”，即與第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滲透，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要手段，是延伸農業產業鏈、增強農村活力的重要方式，是實現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舉措。在生產環節，數字經濟打破了信息壁壘，農戶可以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獲取市場信息，進而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增加農產品附加值并延伸農業產業鏈。人工智能、通訊雷達和感應器等數字技術向農業生產經營的應用深化，可以有效降低勞動成本和勞動時間，使勞動者擁有更多的閑暇時間開展其他生產活動與娛樂活動，推動第二、三產業在農村的發展。在分配環節，作為數字經濟時代核心的生產資源，數據已成為生產要素并參與分配，改變了傳統經濟時代的分配方式，以數字普惠金融這一新業態為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效提升了農戶的金融服務可得性，可以便利地獲取金融服務，推動農業與制造業、金融業等第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在交換環節，數字經濟發展將電子商務帶到農村中，農戶能夠利用互聯網平臺進行農產品銷售，將第一產業與農副產品加工業、銷售服務業相結合，促進農業產業融合，延伸農業產業鏈，帶動農戶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增加農產品附加值（胡石其和熊磊，2018），發展特色品牌，利用相關技術開展商品特色推銷，激發當地農戶生產和消費潛力，實現產業環節升級，推動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另外，產業融合還能夠培育多元主體，聯合企業、合作組織與農民，增強農業發展動力，推動規?；?、科學化經營，創新農業發展模式，進而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綜上，提出以下假說：

H3：產業融合是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途徑。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理論框架如圖1 所示。

圖1 數字經濟影響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理論框架

四、實證設計

（一）模型與方法

1.基準模型

根據以上理論分析，本文以農業生產方式為被解釋變量，以數字經濟為核心解釋變量，并控制影響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其他相關變量，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Deit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Pmit表示農業生產方式，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Xit為一組控制變量，包括人均耕地面積（Far）、金融發展水平（Fin）、產業結構（Stru）、政府干預程度（Gov）、公共交通水平（Tran）等，λ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2.機制檢驗模型

為進一步探討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機制，本文分別將人力資本、產業融合作為機制變量引入模型。機制檢驗模型如下：

參考江艇（2022）關于中介效應分析的操作建議，本文未使用傳統中介效應中的逐步檢驗法，而是只考慮核心解釋變量對機制變量的因果關系。其中，（2）式代表數字經濟對機制變量的檢驗，包含人力資本（Hum）和產業融合（Integ），其他變量與模型（1）相同。

（二）變量選取

1.農業生產方式的測度

考慮到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性作用，以及生產關系難以量化的特征，本文從生產力的角度考察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包含農業勞動資料、農業勞動對象和農業勞動者三個維度。其中，農業勞動資料主要由不斷革新的生產技術與需要固定投入的資源構成，農業勞動者需考慮從事農業人員數量及其生產效率，農業勞動對象將土地流轉、土地利用與土地保護納入其中，構建農業生產方式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測算各地區不同年份的農業生產方式水平，如表1 所示。其中農業生產技術的測算參考孫學濤等（2022）對農業機械化水平的量化研究方法。

表1 農業生產方式評價指標體系

2.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參考劉軍等（2020）的研究，從信息化發展、互聯網發展、數字交易發展三個維度構建綜合指標評價體系，運用熵值法測算各地區不同年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 所示。

表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3.其他相關變量的測度

①人均耕地面積（Far）：人均耕地面積與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密切相關，人均耕地面積越小，勞動力轉移程度越高，機械化水平也越低，因此，人均耕地面積會影響到農業勞動者的轉移和機械化水平，進而影響農業生產方式變革。本文選擇用總耕地面積與農村總人口的比值衡量人均耕地面積，用以控制人均耕地面積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②金融發展水平（Fin）：金融發展水平會對農業機械化水平產生影響，即對農業生產資料的變革產生影響，本文選擇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③產業結構（Stru）：產業結構水平與農業技術發展水平、勞動者就業存在密切關系，對農業生產資料和農業勞動者的變革產生影響。本文選取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值來測度產業結構水平，用以控制產業結構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④政府干預程度（Gov）：地方財政支出與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具有直接關聯。本文采用地方財政支出與GDP 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預程度。⑤公共交通水平（Tran）：公共交通水平對農業機械化水平的發展、勞動力的轉移產生影響。公共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農業現代化水平較低，農業生產方式變革較困難。公共交通水平采用每萬人擁有公共交通車輛來衡量，用以控制公共交通水平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⑥人力資本（Hum）：中國農村發展與變革離不開人力資本的積累，本文選擇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2013～2020 年中國省級層面人均人力資本數據，考慮到數據的可比性，把原指數除以1000 來衡量人力資本。⑦產業融合（Integ）：產業融合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具有重要影響，本文采用（第一產業產值×1+第二產業產值×2+第三產業產值×3）的對數來衡量產業融合。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上述數據中人力資本數據采用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省級層面數據，農業機械化水平相關指標來自《中國農業機械化年鑒》，農村勞動者相關指標來自《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金融發展水平相關指標來自《中國金融年鑒》，其余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與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考慮數據的完整性和可獲得性，本文實證分析選擇2013～2020 年除西藏外的中國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的基準回歸分析以模型（1）為基礎，從全樣本層面考察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的影響。在實證分析前，先選擇合適的計量模型，Wald 檢驗和Hausman 檢驗都表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因此本文使用個體時間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數字經濟與農業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估計結果見表4。第（1）列僅將核心解釋變量納入回歸當中，第二列加入了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從前兩列結果來看，在未加入任何控制變量的前提下，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驗證假說H1。表4 第（3）～（7）列將一系列控制變量依次加入回歸中，結果依舊顯著，表明數字經濟能夠有效推動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表4 第（7）列顯示，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為0.1955，小于第（1）列中的0.4292，說明在不考慮控制變量的前提下單獨分析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的影響，會放大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這啟示政府在發揮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的促進作用的同時，也要不斷優化產業結構、提升金融發展服務“三農”的能力和水平，推動農業生產方式變革。

表4 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的影響估計結果

就控制變量來看，金融發展水平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系數為負，可能是由于區域不協調和資源分配不均，即發達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較高，但農村地區由于金融資源不足而難以享受到金融發展帶來的紅利。產業結構的回歸系數為正，并在1%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產業結構高級化可以帶動鄉村產業發展水平，改善農民就業情況，增加農戶收入。政府干預程度與農業生產方式回歸系數為負，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過分干預而未能發揮好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導致農業生產方式難以變革，也可能由于政府在城鄉之間財政支出比例失衡，過度重視城鎮地區發展，而對農村的財政支出并未形成一定規模而難以發揮作用。公共交通水平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系數為負，人均耕地面積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效應多為正，但均不顯著。

（二）內生性處理

基準回歸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這一估計結果很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原因有二：第一，農業生產方式包含內容較多，影響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因素也較多，本文加入了一些控制變量，但難以控制所有可能的影響因素，因此，存在遺漏變量的可能性。第二，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機械化水平、經濟發展有推動作用，能夠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變革，而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以產業融合、機械化水平提高等形式表現出來，又會對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因此，數字經濟與農業生產方式變革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為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參考黃群慧（2019）、趙濤等（2020）的研究思路，用上一年全國互聯網用戶數與1984 年各地區每萬人擁有郵局數量的交互項和滯后一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進行二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首先，本文在進行最小二乘法回歸時，第一階段回歸中F 值大于10，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接著，我們加入工具變量對內生性進行處理，如表5 第（1）列顯示，兩個工具變量均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顯著相關，表5 第（2）列顯示，加入工具變量后進行二階段最小二乘估計，數字經濟仍顯著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為進一步處理由于遺漏變量和反向因果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以當期農業生產方式為因變量，將數字經濟和控制變量都采用滯后一期與滯后二期，對農業生產方式進行回歸分析，表5 第（3）列為滯后一期進行的回歸結果，第（4）列為滯后二期進行的回歸結果，回歸結果顯示，無論滯后一期還是滯后二期，數字經濟都顯著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變革，本文基準回歸的結果依然成立。

表5 內生性估計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1.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在前文基準估計部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參考劉軍等（2020）的研究，為進一步考察基準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借鑒趙濤等（2020）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測算出2013～2020 年省級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并根據此指數對農業生產方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6 第（1）列所示，可見數字經濟仍顯著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其他變量的估計系數與基準估計結果相比并未發生較大變化，即數字經濟能夠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基準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表6 穩健性檢驗

2.替換被解釋變量

在前文基準估計中，采用熵值法對農業生產方式中相關指標進行測算，因此考慮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測算方法，將農業生產方式中的農業生產資料、農業勞動對象、農業勞動者三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后，改變三者權重，各一級指標權重為1/3，一級指標下對應指標平分1/3 的權重，最終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重新計算的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6 第（2）列所示，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變革，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結論。

3.縮尾處理

為使研究結果更加穩健，減少樣本異常值對基準估計結果產生的影響，本文采用縮尾處理，將因變量和自變量樣本中小于1%分位數和大于99%分位數異常值進行縮尾處理，再將數字經濟與農業生產方式進行回歸，檢驗結果如表6 第（3）列所示，數字經濟仍在1%顯著性水平上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變革，與基準估計結果相符，其他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并未發生顯著變化，即本文基準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四）異質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加深對數字經濟與農業生產方式之間關系的認識，本文進一步從區域異質性、財政支出異質性和城鎮化水平異質性三個視角考察數字經濟影響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邊界條件。

1.區域異質性

區域異質性采用主流文獻的劃分方法，將總樣本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子樣本分別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7 所示。分區域的估計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估計系數在東部、中部顯著為正，西部地區為正卻不顯著，即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促進作用受區域稟賦條件的影響而存在顯著的異質性，在東部和中部地區均成立，但西部地區的影響不顯著。究其原因，東部地區正處于數字經濟迅猛發展階段，其豐富的數字人才資源為數字經濟在農業當中的滲透提供了重要支持；中部地區數字經濟基礎設施較為完善，能夠更好地滿足農業生產中對數字技術的高需求；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數字經濟在鄉村當中滲透率較低。

表7 異質性檢驗

2.財政支出異質性

財政支出異質性檢驗是根據2013～2020 年分省地方財政支出的平均值將總樣本分為高財政支出地區和低財政支出地區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7 所示。分地方財政支出異質性的估計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促進作用在高財政支出地區和低財政支出地區的估計中得到證實，但在高財政支出地區的作用效果的顯著性水平更高。究其原因，在地方財政支出較高的地區，政府往往有更多的資金可以用于支持和鼓勵農業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此外，地方財政支出較高的地區能夠吸引和培養更多的數字人才，提高農民的數字素養和管理能力，推動農村勞動者運用數字工具來改進農業生產方式。

3.城鎮化水平異質性

城鎮化水平異質性是根據分省城鎮化水平的中位數將總樣本分為高城鎮化水平和低城鎮化水平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7 所示。分城鎮化水平異質性的估計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在高城鎮化水平地區能夠顯著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變革，而在低城鎮化水平地區的影響效應呈負且不顯著。究其原因，高城鎮化水平地區的農村勞動者能夠更精準、及時地接收到市場信息，增強產銷對接程度，及時調整生產策略。同時，高城鎮化水平地區的農村勞動者更易獲取來自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進而加強對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運用。

4.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不同維度的異質性檢驗

本文構建的農業生產方式評價指標體系包含農業勞動資料、農業勞動對象和農業勞動者三個維度，現將農業生產方式按維度分解，檢驗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各個維度的影響效應，估計結果如表8 所示。分維度的異質性檢驗估計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農業勞動者和農業勞動對象變革的促進作用顯著為正，對農業勞動資料的估計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從估計系數的大小來看，數字經濟對農業勞動對象變革的促進作用最大，對農業勞動者變革的促進作用次之。究其原因，數字經濟的發展使信息更加透明，農戶土地流轉的中間環節和交易成本降低，土地流轉發生率不斷增加，同時，數字經濟給農村帶來了更科學的生產耕作技術，對土地的利用與保護程度不斷上升，因此數字經濟對農業勞動對象的促進作用最大。而勞動者雖能借助數字經濟在短期內實現生產方式變革，但對數字技術的根本掌握和深度理解需在更長時間范圍呈現，因此數字經濟對農業勞動者變革的促進作用相對農業勞動對象而言較小。數字經濟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農村生產技術的革新，卻可能忽視了生產過程中資源利用效率問題，導致農業勞動資料難以得到有效變革，數字經濟對農業勞動資料的影響有待進一步考察。

表8 異質性檢驗：基于農業生產方式不同維度

（五）機制檢驗

為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路徑，并驗證假說H2 和H3，本文以模型（2）為基礎，分別以人力資本和產業融合為機制變量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9 所示。不難看出，數字經濟在1% 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積累能夠提高勞動者技能，有助于將科學生產技術引入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同時勞動者素質提升使得勞動者有更多機會進入就業市場，增加農戶收入，促進農業經濟增長（江曼琦和張景帆，2023），推動農業生產方式變革，驗證了假說H2。在產業融合這一機制變量的估計中，數字經濟對產業融合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即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顯著促進產業融合，產業融合能夠助力農業“接二連三”，推動多元經營主體融入農村發展，促進農村土地規?；洜I（余晉晶和葛揚，2023），提高土地生產率，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驗證了假說H3。

表9 機制檢驗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數字經濟作為實現農村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在推動鄉村振興與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文從數字經濟高水平發展與農村生產方式不斷發生變革的實際出發，對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開展理論分析，以中國30 個省份面板數據為基礎，構建多指標綜合評價體系測算了2013～2020 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生產方式，并系統考察了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機制與作用效果。研究結論如下：（1）數字經濟能夠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這一結論經過一系列內生性處理和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即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這一結論是真實可靠的。（2）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因區域稟賦、財政支出水平、城鎮化水平等不同而存在明顯的異質性特征，分區域的檢驗表明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促進作用在東部和中部顯著為正，西部不顯著；分財政支出水平的檢驗表明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促進作用在高財政支出地區發揮得更充分；分城鎮化水平的檢驗表明數字經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影響效果在高城鎮化水平地區更為顯著；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農業勞動者和農業勞動對象變革，但對農業勞動資料影響不顯著。（3）機制檢驗證明人力資本和產業融合在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過程中起到顯著的間接影響作用，即人力資本和產業融合對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為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提供了詳實的經驗證據，對推動農村生產方式變革、加快農村現代化建設步伐提供了有益思考?；谏鲜鲅芯拷Y論，本文從中國當前數字經濟發展與農業生產發展的實際出發，提出以下政策啟示：（1）不斷完善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通過政策引領、獎補輔助等形式，加快西部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步伐，補齊制約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數字基礎設施短板，提升西部、低城鎮化水平地區的數字產品可得性與數字技術的應用水平。（2）拓寬數字經濟中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減少農戶在數字普惠金融的申請、審批等中間環節，更好地發揮數字普惠金融的便民利民的功能，減輕農戶購買大型農機等機械設備的成本與負擔，推動農村機械化水平提高，發揮數字經濟的作用，不斷實現農業生產方式變革。（3）創新人才培養與引進方式，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技術開展人才培訓，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開展訓練，節約培訓成本、提高訓練效率。精準對接人力資本市場的供給端，適應農業現代化發展與市場要求，不斷發展特色農業，提供對應的特色工作崗位以引進人才，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與生產方式變革。（4）各地區因地制宜，探索新型農業發展模式，將自身特色與農產品加工業、旅游業、銷售服務業等各產業相結合，同時充分利用數字技術與互聯網優勢，發展智慧農業、電商服務等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模式，在講好農村自身故事、發展農村特色品牌的基礎上，推進農村產業融合，以更好地實現數字經濟賦能農業生產方式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