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余 英 熊子雯

一、引 言

自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以來，實施創新驅動成為中國重要的發展戰略。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以2017 年武漢實施的“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工程”為標志，地方政府拉開了人才爭奪的序幕，并在此期間，眾多一二線城市迎來了人口遷移的顯著變化。事實上，人口遷移的變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人才政策確實能帶來人口的流入，但流入的人才數量占比如何，是否是當地經濟發展需要的，以及這些流入的高學歷、高技能人才能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我們很難從數字上看出。所以，各地人才政策的效應評估備受關注。

當前學術界對人才政策效應的評價仍存在分歧。部分學者認為，人才政策可以通過降低引才成本，形成人才集聚效應，除了給企業注入新鮮血液外，還能通過嫁接政府資源、驅動企業資源和吸引社會資源來影響企業技術創新（劉亦晴等，2023），進而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但這種影響可能是短暫的。在基本公共服務不完善的情況下，城市很難留住新引進的人才，這使得人才常因“水土不服”而進行二次流動，由此造成政府財政資金的浪費（趙全軍，2021）。政府人才補助作為人才政策的主要形式，雖然能在短期內帶來大量外來人口流入，但隨著人才爭奪的白熱化，各地人才補助開始出現形式單一、同質化問題（趙國欽等，2018），并且隨著人才標準的逐漸降低，人才爭奪極易異化為人口爭奪，這既給地方公共物品供給帶來沖擊，也會造成地區間的發展失衡。

因此，本文基于微觀企業數據，以中國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來研究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的影響，驗證政府人才政策作用的機制路徑，并通過與政府創新補貼政策的比較、考慮城市營商環境和城市公共服務變量等差異性制度背景，豐富該領域的研究，以期對未來政策改進提供啟示。本研究可能的邊際貢獻如下：第一，在微觀層面驗證了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將政府人才補助背后的認證信號傳遞給資本市場，改變投資者、債權人對企業經營管理的看法來降低企業的融資約束，從而促進創新。第二，驗證了在營商環境、城市公共服務建設水平不同的地區，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激勵效果的差異。同時，相較于政府的創新補貼，人才補助對企業的創新激勵效果更強，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創新補貼。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政府人才補助與企業創新

研發創新活動的產出是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知識，由于企業無法充分占有知識帶來的全部收益，再加上沉沒成本較大和研發投入回報的不確定性，企業通常缺乏動力進行研發投入（Cerulli，2012），所以政府會采用財政直接投入和稅收激勵手段來介入企業創新（王璽和張嘉怡，2015），其中財政直接投入在總體上對企業的創新活動促進更大（Pan 等，2022；程躍和段鈺，2022）。一般而言，影響創新的要素可以概括為資金、人才、市場、技術和企業家精神，在市場、技術一定的情況下，政府介入企業創新的常見方式主要是給企業研發創新資金，即研發創新補貼以及給人才予以支持。

郭玥（2018）考察了政府創新補助的信號傳遞機制，發現政府創新補助能讓企業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從而顯著促進企業的研發投入與實質性創新。但是，政府補貼對企業研發創新的作用并非簡單地呈線性關系（熊凱軍，2023），補貼飽和點的存在使得只有適度的補貼才能顯著激勵企業創新。Dai 和Cheng（2015）通過對不同公共補貼水平的探討，發現一旦公共補貼超過飽和點，公共補貼的增加對企業研發投資將不會帶來任何影響。而且，為了誘導企業增加研發支出，公共補貼也存在一個最低門檻。Chen 等（2018）也證明了由于會對外界傳遞企業技術能力的正向信息和研發風險的負向信息，研發補貼確實會存在閾值的情況。

財政直接投入影響企業創新的第二種常見方式是對人才予以支持，即政府人才補助，其本質仍是一種針對創新的財政補貼手段（鐘騰等，2021）。所以和政府的創新補貼一樣，政府人才補助可以發揮政府認證作用，進而嫁接政府和市場資源。但不同于創新補貼的是，人才補助面向的對象更多是創新過程的主體——人。劉春林和田玲（2021）驗證了人才政策具有資源嫁接的信號功能，能提高企業的商業信用和市場資源的獲得，進而促進企業創新。劉盟和楊慶（2022）發現，區域制度環境會影響人才政策對企業創新的作用，當區域制度環境指數突破某個值后，人才政策的作用會更加顯著。而劉衛萍和楊世信（2021）以少數民族地區企業為調查樣本，驗證了人才政策可以通過完善企業內部激勵機制來提高創新績效。綜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說：

H1：政府人才補助能夠促進企業創新。

（二）融資約束的機制分析

企業研發活動的前期需要巨額資金投入，而這僅依靠內源融資是很難進行的，所以外源融資成了企業研發創新的重要來源（安志勇等，2023）。一般來說，外部投資者會綜合考量企業的還本付息能力、項目盈利能力、企業現金流等因素決定是否要借給企業資金或對企業進行注資，但是由于創新活動存在周期長、風險高的特點，投資者往往很難準確識別企業創新項目的好壞，再加上為避免同行競爭者的窺探，企業基本不愿意披露與研發創新相關的信息（張璇等，2017），這導致外部投資者與企業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從而使企業極易面臨融資約束的問題。張璇等（2017）利用世界銀行中國企業調查數據研究發現，融資約束能顯著抑制企業創新，尤其是在信貸尋租下融資約束對企業的制約作用更強。陳立和蔣艷秋（2021）、夏喆和張梓鈺（2021）進一步發現，融資約束對企業創新的抑制作用在政府補貼的作用下能得到有效緩解。

作為財政直接投入的政府人才補助，除了能作為外來資金直接用于企業人才創新項目的研發，更重要的是能發揮政府認證作用，向資本市場傳遞出資本市場傳遞出企業有人才優勢、企業創新能力得到認可以及企業和政府之間關系良好這三種有益信號，從而讓關注企業發展潛力的外部投資者更了解企業的經營管理，降低與企業間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另一方面，政府人才補助的有益信號能提高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企業創新項目盈利能力、企業還債能力的評分，從而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緩解融資約束。

具體來說，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是利用人才對外界知識的感知與捕捉，將新形成的理解和認知運用到實際的技術升級和產品開發過程，所以擁有實力較強的研究人員能大大提高從知識到技術和產品的轉化率。因此，如果獲得政府人才補助，可以認為企業擁有研發人才優勢。其次，是否獲得政府人才補助有時候還取決于該人才是否在最近幾年里有創新成果，是否正主持重大科研創新項目。在對該企業的人才能力，以及已有或正進行創新項目的市場價值、風險進行評估后，政府才會決定是否給予企業人才補助。因此，如果獲得政府人才補助，可以認為企業的創新能力、創新項目的價值得到了政府的認可。最后，企業招攬符合所處地方要求的人才可以視作對政府政策的積極響應，是企業與政府間關系良好的外在表現，所以政府會更傾向于將人才資金托付給這樣的企業（劉春林和田玲，2021）。綜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說：

H2：政府人才補助能降低企業融資約束，進而促進企業創新。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8～2021 年中國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樣本篩選過程如下：①從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 獲得專利數據，缺失值通過壹專利數據庫進行人工收集補充；②從中國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CSMAR 獲得上市公司財務數據、非財務信息及政府補助信息，缺失值通過東方財富網進行補充；③剔除金融類以及ST、PT 類上市公司。最終得到的研究樣本包含1939 家公司、13070 個觀測值的非平衡面板數據。同時，為降低異常值的影響，對連續變量進行1%和99%的Winsorize 處理。

（二）實證模型構建

為檢驗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固定效應模型：

其中，Yi,t+1代表t+1 期的企業創新水平；lnsubsidy代表企業獲得的政府人才補助；controls代表控制變量；i代表公司編號；t代表年份；λi代表個體固定效應；τ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ε為隨機擾動項。

（三）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企業創新。本文參考通用做法，將企業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申請數和非發明專利申請數均+1 取對數以作為企業創新產出的數量和質量的代理變量。因為：①專利的申請數據相對容易獲得，且在統計和類型界定上較為準確清晰（陳經偉和姜能鵬，2020）；②企業的創新過程離不開人、財、物的投入，如果將高學歷、高技能人才作為企業創新的要素進行投入，得到的最直接產出是企業的專利申請數。同時，參考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本文將企業的專利按照創新動機細分為實質性創新和策略性創新兩類，具體生成lnpatent、lnpatent_發明和lnpatent_非發明變量，并基于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時滯性影響的考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均使用t+1 期數據。

2.解釋變量：政府人才補助。本文采用企業獲得政府給予的人才補助金額來表征人才補助的力度大小。上市公司獲得的政府補助信息披露在公司年度財務報表附注“營業外收入”下的“政府補助明細”中。借鑒郭玥（2018）、劉春林和田玲（2021）的方法，本文通過關鍵詞檢索的方式來搜集政府人才補助明細，具體關鍵詞有“人才”“引才”“英才”“引進”“博士”“院士”“專家”“高?！薄皥F隊”“工匠”等，檢索結果經人工比對確定屬于人才補助范疇后進行加總，從而得到上市公司每年度獲得的人才補助總金額，最后將上市公司當年獲得的人才補助金額+1 取對數，生成解釋變量lnsubsidy。

3.機制變量：融資約束。本文參考Whited 和Wu（2006）、劉莉亞等（2015）等研究的做法，使用綜合考慮現金流與資產比率、現金股利啞變量、長期負債率、企業規模、企業所處行業平均銷售增長率和企業銷售收入增長率的WW 指數度量企業融資約束程度。

4.控制變量。參考馮根福等（2021）、劉春林和田玲（2021）等研究的做法，本文選取企業規模（scale）、企業年齡（lnage）、固定資產比率（PE）、市場勢力（market_power）、總資產凈利潤率（ROA）、管理費用率（AC）作為控制變量。

（四）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 是主要變量的定義及描述性統計。企業獲得的人才補助（lnsubsidy）年度均值為5.6657，標準差為6.2119，中位數為0，說明能獲得政府人才補助的企業只是少數。被解釋變量專利申請數（lnpatent）、發明專利申請數（lnpatent_發明）和非發明專利申請數（lnpatent_非發明）均值和中位數近似相等，說明經過取對數和縮尾處理后的被解釋變量近似對稱分布。

表1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表2 匯報了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影響的回歸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分別為度量企業創新數量和質量的企業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申請數和非發明專利申請數。第（1）列是僅進行簡單多元回歸的結果，第（2）～（4）列為控制企業層面個體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并使用了異方差穩健標準誤修正后的結果。

從（1）、（2）列結果來看，lnsubsidy的估計系數在1% 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每一單位政府人才補助能促進企業創新水平提升約0.49 個百分點，即政府的人才補助確實能顯著促進企業創新水平的提高，研究假說H1 成立。第（3）列中政府人才補助（lnsubsidy）對企業發明專利申請量的估計系數為0.0060，在1%水平上顯著；第（4）列的政府人才補助（lnsubsidy）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政府人才補助不會引發存在研發操縱行為的迎合性創新的激勵，反而能顯著促進企業進行實質性創新。出現這個結果的原因可能是：①在樣本企業中，政府人才補助占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總額的比重均值只有1.8%，即對于金額較小的政府人才補助，企業缺乏動力進行迎合性創新；②申請政府人才補助的先決條件是高學歷、高技能人才，如博士、院士、進入“萬人計劃”“千人計劃”的專家學者等，擁有這類人才的企業大多是希望通過吸引人才來促進企業未來的高質量創新，所以很少會為獲得人才補助而創新。綜上，以人才為錨點的政府人才補助能給外界傳遞出更強的“認證信號”，從而顯著增加企業創新的數量，提高研發創新的質量，促進企業進行實質性創新。

（二）作用機制分析

在前文的分析中，本文認為政府人才補助會給資本市場傳遞出三種信號，從而改變投資者、債權人對企業經營管理的認識，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進而影響企業創新。為驗證該作用機制的存在，本文使用WW 指數作為融資約束的測度指標進行機制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機制檢驗

第（1）、（2）列的結果表明，政府人才補助能顯著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通過在基準回歸中引入WW、WW× lnsubsidy進行回歸，得到的核心解釋變量——政府人才補助（lnsubsidy）依舊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交乘項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符號與主效應回歸一致。已知WW 指數越大，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越強，所以（1）、（2）列的結果說明：政府人才補助能減小企業融資約束，從而促進企業創新。尤其是第（2）列的交乘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主要在于融資約束高的企業，研究假說H2 成立。為進一步驗證結論的穩健，本文以WW 指數的中位數為依據將企業分為融資約束高和融資約束低兩組進行分樣本回歸。結果可見，融資約束高的樣本lnsubsidy系數顯著為正，而融資約束低的樣本lnsubsidy系數不顯著，說明對于那些面臨融資約束較強的企業來說，政府人才補助更能發揮作用。

（三）進一步分析

1.異質性分析：分企業所有制和政企關系

據企業實際控制人劃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進行分樣本研究，結果表明，政府人才補助會顯著提高民營企業的創新數量和創新質量，但對國有企業的創新激勵并不顯著（見表4）。這和本文的預期相符。首先，國有企業的性質決定了其在資源稟賦上有著先天的優勢，加之不以利潤最大化為主要目的，所以創新意愿較低，政府人才補助的激勵作用不明顯。與之相比，民營企業常因企業創新的不確定、外部投資者對企業的不了解而面臨著較大的融資約束。所以對于民營企業來說，獲得政府人才補助一方面能作為企業人才創新項目的研發投入，另一方面也代表政府認證，能減少外部投資者和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第（2）、（4）列結果表明，政府人才補助對民營企業的實質性創新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表4 異質性分析

表4 第（5）、（6）列是對民營企業按照企業高管是否曾經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在政府部門擔任正處級及以上職位來劃分企業是否有政治關聯，得到的結果是，政府人才補助對于沒有政治關聯的企業，創新激勵效果更強。在以往的研究中，企業會因為政府創新補貼資金的相對較大而出現研發操縱、尋租等行為，使得擁有政治關聯的企業相對更容易獲得創新補貼。而表4 第（5）、（6）列的結果則顯示政府人才補助能使沒有政治關聯的企業對資本市場釋放的信號更強，從而更能促進這些企業的研發創新。

2.異質性分析：分企業生命周期

本文參考Dickinson（2011）、劉詩源等（2020）的做法，依據企業經營、投資和籌資活動現金流凈額的不同組合，將企業劃分為：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個階段進行分樣本回歸分析?；貧w結果如表4 第（7）～（9）列所示。

對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業而言，政府人才補助對成長期企業的創新激勵效果更為顯著。一般而言，處于成長期的企業雖然擁有較強的創新意愿和動力，但由于對市場的不熟悉、研發經驗不足和研發人才匱乏，往往使得他們的創新成功率較低，再加上信息不對稱，外部投資者通常會持有謹慎的態度，因此他們會面臨較強的融資約束；而政府人才補助的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緩解這個問題，最終呈現成長期企業創新受政府人才補助影響最大的結果。對于成熟期企業，在擺脫了初入行業時謀求立足的狀態后，他們開始想要在行業內大展身手。由于生產經營模式日漸成熟、組織架構不斷完善，成熟期企業更多依靠內源資金作為研發投入，所以政府人才補助的信號傳遞功能不強。至于衰退期企業，則更多地關注企業內部的運營和生存問題，而非從事高成本、高風險的研發活動，所以企業引進的人才更多地集中在管理層面，甚至在獲得的政府人才補助不能彌補企業在引進人才方面的費用時，新引進的人才可能會進一步加重企業負擔。

3.政府人才補助與創新補貼

人才能讓企業更好地進行資源整合，增強企業對外界信息判斷的敏銳性，從而使企業高屋建瓴，把握整體運轉和研發業務的方向。因此，獲得政府人才補助的企業會在實現知識轉化、增強研發成功率、應對研發風險等方面更有成效。一般來說，政府創新補貼的數額較大，所以企業會有通過其他渠道增加自身非市場導向技術創新成果的動機，從而謀求政府支持（Pan 等，2022）。而政府人才補助由于金額較小，且直接影響企業的人員架構、費用和營業利潤，所以企業謀劃的空間和動力會相應降低。但在現有文獻中，少有學者關注政府直接投入的這兩種方式對企業創新的聯合效應情況，所以為考察政府人才補助和創新補貼兩種不同方式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本文進一步在模型中引入創新補貼及其與人才補助的交互項。創新補貼變量的構建同樣是對財務報表附注下的政府補助明細進行關鍵詞檢索，將企業獲得政府補貼金額+1 取對數生成，具體參照Chen等（2018）的做法，主要檢索詞有：科技、研發、技術改造、創新、開發等。

表5 第（1）列顯示，變量政府人才補助（lnsubsidy）和創新補貼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不論是政府人才補助還是創新補貼都能顯著促進企業創新。第（2）列交互項（創新補貼×lnsubsidy）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企業在獲得較少創新補貼時，給外部投資者傳遞的信號更多的是企業不穩定、研發風險高等負面信息，所以此時的政府人才補助反而充當起主要的“政府認證”作用，即意味著政府人才補助和創新補貼兩種方式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果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更換被解釋變量為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數，結果見表5 第（3）列，前述結論依舊成立。第（4）、（5）列是將創新補貼進一步分為一般性創新補貼和專項創新補貼進行估計的結果。本文的劃分依據是將諸如研發經費、科技研發投入、技術改造、科技支出等未具體說明資金用途的創新補貼定義為一般性創新補貼，而明確說明資金使用用途的，如863 項目科研經費、重點研發計劃專項資金等定義為專項創新補貼。結果可見，一般性創新補貼因具有使用范圍的不限定、企業使用自由權較大的特點抑制政府人才補助信號的傳遞，從而削弱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的激勵作用。專項創新補貼雖然能顯著地促進企業研發創新，但也存在削弱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激勵效果的情況。

表5 政府人才補助與政府創新補貼

4.政府人才補助、營商環境與企業創新

營商環境是企業在創業創新、生產經營、投資融資等過程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綜合體（李志軍，2021）。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不僅可以為創業初期的企業提供資源支持，減少搜尋成本；也可以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和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本文采用李志軍構建的2019～2021 年中國城市營商環境指數作為企業所處地級市營商環境的度量指標?；诳杀刃钥紤]，以2019～2021 年營商環境指數均值作為劃分樣本企業所處區域營商環境高低的標準，結果見表6。

表6 政府人才補助、營商環境與企業創新

第（1）～（4）列結果表明，對于處在營商環境更好的區域的企業，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的激勵作用更大。而處于區域營商環境較差的企業，政府人才補助的激勵效應不顯著。第（5）～（8）列是用城市公共服務指數為依據進行分樣本回歸的結果。城市公共服務指數體系的構建涉及城市水電氣供應和醫療衛生條件等，屬于城市硬件設施建設的一個方面。城市公共服務水平較高的地區，政府對于基礎公共服務建設的重視程度更高，更能吸引外部投資的進入和高學歷、高技能人才的流入，而為留住外資和人才，區域政府會相應地重視本地人才激勵機制的構建，出臺與人才引進培養、人才發展、人才保障、人才激勵等方面相關的政策，使得處于公共服務較好城市的企業，政府人才補助對創新的促進效果更好?，F實中，各地政府也正致力于圍繞人才落戶、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提供一條龍服務，以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從而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

（四）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問題

本文在基準回歸使用t+1 期的企業專利申請數的基礎上，使用上一年度同省份企業獲得的政府人才補助金額的均值作為企業當年獲得的政府人才補助的工具變量（IV），然后采用IV-2SLS 法重新進行估計?？紤]到可能存在的樣本自選擇問題，本文采用處理效應模型（MLE）進行緩解。理論上來說，上一年度同省份內企業獲得的政府人才補助水平會影響該企業在未來年度是否招攬人才、是否進行人才項目申報，符合相關性條件。同時同省份上年度人才補助均值并不能直接影響企業當期的創新決策和下期的創新產出，滿足外生性條件。所以該工具變量是較理想的工具變量。

表7 第（1）、（2）列報告了IV-2SLS 的檢驗結果，其中在第一階段回歸中，工具變量IV 的估計系數在1% 水平上顯著為正，F 值大于10，拒絕工具變量不可識別的原假設；Cragg-Donald Wald F 統計量大于Stock-Yogo 弱工具變量識別檢驗中15% 偏誤的臨界值，表明不算是弱工具變量，支持了本文所選取的工具變量的合理性。在第二階段回歸中，政府人才補助（lnsubsidy）的估計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政府人才補助能顯著激勵企業進行研發創新。而當被解釋變量更換為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數后（表7 第（3）列），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依舊顯著，即在構建工具變量緩解基準方程內生性問題后，基準回歸的結果依舊保持穩健，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的實質性創新有顯著激勵效應。

表7 工具變量法和處理效應模型檢驗結果

此外，創新水平高的企業往往更有研發創新的意愿，在企業人員構成上傾向于招攬高學歷、高技能人才，以降低研發活動的不確定性，所以這必然會讓企業獲得政府人才補助的幾率大大上升。這會導致不是政府人才政策推動企業創新水平提高，而是企業想要提高創新水平，招攬了人才，從而獲得人才補助的情況。故在基準回歸中，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存在樣本自選擇偏誤。因此，為緩解以上問題導致的核心解釋變量系數在估計上的偏誤，本文進一步使用處理效應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表7 第（4）、（5）列是處理效應模型回歸結果。使用MLE 估計的處理效應模型中，核心解釋變量是否獲得政府人才補助（subsidy0-1）的系數為0.7346，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依舊證實了前述結論。此外，IMR（lambda）的估計系數為-0.3020，rho 的Wald 統計量為37.99，說明至少在5% 水平下拒絕原假設“H0：rho=0”，即模型中確實存在不可忽視的樣本自選擇偏差。工具變量（IV）估計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工具變量選擇有效。

2.替換關鍵變量

在現存文獻中度量企業創新的指標可分為三個視角：創新產出視角、創新投入視角和創新效率視角。為確?；鶞驶貧w的結論不隨被解釋變量度量方式的改變而改變，本文新增企業獲得的專利授權量、企業獲得的發明專利授權量、企業研發投入、研發強度作為企業創新水平的替代變量。最后，參考馮根福等（2017）的方法，使用企業專利申請數和研發投入金額的自然對數的比率作為企業創新效率的度量指標。以上替代變量均取t+1 期。

估計結果如表8 第（1）～（5）列所示，企業獲得的人才補助除增加企業創新產出的數量和提高企業創新產出的質量外，還能促使企業增加未來一期的研發投入，加大研發強度，提升創新效率。同時，為驗證基準回歸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參考孔東民（2013）、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的做法，使用消除企業規模影響的subsidy_占比（政府人才補助金額/總資產）作為解釋變量的替代變量，從（6）、（7）列的結果可以看出，消除企業規模影響后的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數量和質量上的影響依舊在1%的水平上顯著。

表8 替換關鍵變量

3.變換回歸模型

在本文中，企業專利數量屬于計數數據。在初步的混合負二項回歸中，過度分散參數α=1.4345，說明在5%的水平下拒絕原假設“H0：α= 0”，即企業專利申請存在過度分散的問題。所以，本文進一步使用負二項回歸模型來檢驗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的影響。表9 第（2）、（3）列為雙向固定效應的面板負二項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政府人才補助確實會顯著激勵企業研發創新。

表9 替換回歸方法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隨著2017 年各地方人才爭奪序幕的拉開，不同城市的人才政策不斷推陳出新。作為政府干預人才資源空間配置、介入創新活動的重要方式，人才補助在微觀企業層面的效能是否真的顯著？本文研究發現，政府人才補助確實能顯著促進企業創新水平的提高，尤其體現在其對企業進行實質性創新的激勵效應上。從機制來看，政府人才補助能夠發揮“政府認證”作用，通過向資本市場傳遞企業的正向信號來減少外部投資者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進而促進企業創新。進一步分析表明，政府人才補助對民營企業和成長期企業的創新促進作用更顯著，而且這種激勵作用會受到區域營商環境、城市公共服務水平的影響，即在營商環境好、城市公共服務水平高城市的企業，政府人才補助對企業創新的激勵作用相對更強。此外，政府人才補助在一定程度上和政府創新補貼存在替代效應?；谏鲜鰧嵶C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政府創新政策的作用點可以更多地聚焦于企業人才，適當地向民營企業和處于成長期的企業傾斜。相較于以往直接給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的創新補貼，以人才為錨點的政府人才補助能夠通過激發企業人才的創新積極性來帶動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增強研發強度，進而提高企業創新效率。同時這種補助的發放相對更為公平，也不會帶來企業的研發操縱行為，對企業的創新激勵作用更強，能更大程度地發揮財政資金的作用。隨著各地城市陸續出臺形式多樣的人才政策，政府可以轉換思路，適當拓寬政府人才補助的方式。不僅可以給人才提供方便和支持企業引進人才，政府人才補助還可以用于支持企業進行產學研活動，如用于支持企業和高校人才開展的合作項目、用于支持企業聘請高校、研究所人才到企業做長期技術顧問等，從而提高補助資金的使用效率，更大程度地發揮人才效能。

第二，加大人才政策宣傳力度，增強政府人才補助給資本市場傳遞的信號強度。具體可以通過各地級市政府網站的信息公開欄目來公示獲得政府人才補助企業的名單，從而讓外部投資者能通過這個平臺了解企業情況，減少外部投資者對企業的信息不對稱，使企業降低融資成本、拓寬融資渠道，進而促進創新。

第三，加強地區配套設施和服務環境建設，形成良好的創新人才激勵機制。政府人才補助能增加研發投入，加大研發強度，提高企業創新效率，而且一個好的營商環境、較高水平的城市公共服務供給不僅利于企業的發展經營，也利于轄區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從而形成人才聚集與知識溢出，最終促進企業實質性創新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