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音接觸的對應借用、相似借用、音值借用和結構借用

戴黎剛

（浙江工商大學 人文學院，杭州 310018）

一、對應借用的相關論述回顧

什么是對應借用呢？陳保亞（1996）[1]162-164指出，語言的接觸和方言的接觸不一樣，這種差別表現在借詞的語音形式上；北京話和西南官話屬于方言之間的接觸，它們相互借用時在聲調上總保持著這樣一種對應：

陳保亞認為，西南官話借用北京話時，其聲調借用不是以相似原則借用（原文稱為“相似接觸”），而是以對應原則借用（原文稱為“對應接觸”）的，西南官話“搞kau53”的聲調和北京話的去聲相似，但它借入北京話時絕不讀去聲，而是讀為上聲（搞kau214），這個過程必須符合歷史音韻的對應原則。

陳保亞還認為，皎平傣語也是用對應原則接受西南官話借詞的，其過程應該理解為皎平傣語早期是用相似原則接受西南官話借詞，由于借用程度深廣，盡管皎平傣語聲調調值發生了變化，皎平傣族仍然能夠意識到原詞和借詞的對應關系，并繼續用這種對應關系接受漢語借詞，于是，相似性借用逐漸轉化為對應借用。

對于皎平傣語的對應借用，曾曉渝（2003）[2]1-11提出了三點疑問：（1）西南官話陰平（55）、上聲（53）兩調的字，借入皎平傣語后均為第2 調，借詞的一個調類匹配原詞的兩個調類，這不符合侗臺語漢語借詞與原詞一對一匹配的普遍規律；（2）皎平傣語里的漢語借詞只有三個調類，而所借的西南官話是四個調類，那么，怎樣理解調類之間的對應借用呢？（3）皎平傣語以33 調值匹配西南官話的213 調值，比用11 調值和35 調值更符合相似性借用，因為調域更相合。因此，曾曉渝認為皎平傣語是以相似原則借用西南官話的。

我們認為，曾曉渝所提出的三點意見都有道理。侗臺語（包括傣語、侗語、水語、壯語）中的漢語借詞往往包含兩個借詞層次，一個是古代漢語借詞，一個是現代漢語借詞?，F代漢語借詞，明顯是侗臺語以相似借用原則向現代漢語借用的；而古代漢語借詞看起來像是對應借用，其實還是相似借用，只是后來侗臺語和漢語的調值發生了改變，使早期的古代漢語借詞看起來像對應借用而已。由此可見，以相似原則借用是侗臺語借用漢語的普遍規則，皎平傣語中的漢語借詞也是以相似原則向漢語借用的。

托馬森（2001）[3]129-153將語言接觸機制分為7 種，分別為：（1）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2）語碼交替（code-alternation）；（3）被動熟悉（passive familiarity）；（4）“協商”（“negotiation”）；（5）第二語言習得策略（strateg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6）雙語人的第一語言習得（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7）蓄意決定（deliberate decision）。

這些語言接觸的變化類型，托馬森都有例證，但是在國內并未得到廣泛應用。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是有的接觸機制不好區別，因此也不好應用。比如，語碼轉換和語碼交替，看起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接觸機制，但在實際分析中，有時很難區分到底是語碼轉換還是語碼交替。還有一個原因是，雖然有些語言接觸機制的確存在，但并非普遍的、常見的機制，比如蓄意決定機制。托馬森指出，蓄意決定機制是說話人通過有意的決定或者有目的的行為來改變其語言的特征。但是，漢語未見蓄意決定機制的報道。退一步而言，即使漢語存在蓄意決定機制，它也不可能是漢語當中廣泛使用的語言接觸機制。

托馬森所主張的7 種接觸機制當中，最受中國學者認可的是“協商”機制。在“協商”機制當中，托馬森闡述了中國學者常常提到的對應借用。托馬森提出，語言接觸存在“對應規則”（correspondence rules），也可以稱為“借用常規”（borrowing routines）。它是雙語人對所使用的雙語音系對應規律的歸納總結。如果兩種語言關系密切，并且有很多共同詞匯的話，這種對應規則更顯著。也就是說，“你語言當中的X，就是我語言當中的Y”。對應規則通常用來改造借詞的語音，以使其本土化。在吸收外來詞時，對應規則的運用通常是看不見的，只有這種規則運用產生錯誤時，才能被察覺到。托馬森還舉了例證（表1）：

表1 Salish 語/＊n/和/＊l/的演變比較表

chilliwack 語和Thompson 語都是加拿大西南地區的土著語言，兩者有同源關系。其原始母語Salish 語中的/*n/音位和/*l/音位，Thompson 語仍然保留，但chilliwack 語已經將這兩個音位合并為/l/。換言之，chilliwack 語的/l/，既可以和Thompson 語的/l/對應，也可以與其/n/對應。因此，當Thompson 語向chilliwack語借用時，chilliwack 語的/l/音位，Thompson 語到底是以/l/音位來對應，還是以/n/音位來對應，這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比如（表2）：

表2 Thompson 語“蔓越莓”的借用比較表

托馬森指出，Thompson 語其實應以/l/音位借用chilliwack 語的/l/音位，因為原始語當中，該音位也是/l/音位。Thompson 語之所以出現/n/音位，這是雙語人運用對應規則時產生的錯誤。

可見，托馬森的觀點也屬于對應借用或者對應類推（請見下文）一類。

王洪君（2014）[4]258-261認為借用機制有三種，其中主要的有兩種：一種是按音值借，即音值匹配型借詞，也就是通常所謂的相似借用；另一種是按音類借，即音類匹配型借詞，其實就是對應借用。音類匹配型借詞是指通過方言接觸與源語建立音類共時匹配關系，然后受語按照音類匹配關系，將借入的外方言詞類推到其他相關的語音形式。音類匹配與歷史比較法嚴格按照語音條件的語音對應還不完全相同。王洪君特別強調，語音對應不一定語音相似，所以借入的音類匹配型借詞的語音不一定在音值上與對方最為匹配，但是卻符合音類對應的匹配規律。比如（表3）：表3 顯示，蘇州話的? 音類和北京話的ai 音類形成了對應，兩方言人的心理上都建立了?＜—＞ai 的音類匹配關系，照此類推而產生了“揩”的khai 音?？梢?，按音類借用的原則，不僅涉及音類對應，還涉及類推。

表3 蘇州話“揩”的借用比較表

我們認為，王洪君的看法有幾個問題。首先，借用方向有問題?！翱笔菑奶K州話借入北京話，而不是從北京話借入蘇州話的。要在“兩方言人的心理上都建立蘇州?＜—＞北京ai 的音類匹配關系”，這不是偶然、個別的接觸所能具備的，必須有廣泛的、深入的語言接觸才能產生。根據王力（1998）[5]419，蟹攝開口二等見系字，清末聲母就已經從k、kh、x改讀t?、t?h、?了。如果北京話的“尬、揩”借自蘇州話卻讀為k-組聲母，那么，它們應該在清末之前就借入北京話了?，F在的問題是，清末之前，北京人有必要、有可能在心理上建立與蘇州話的音類匹配關系嗎？漢語各方言區都要學習普通話或者北京話，而北京人則無需大規?；蛘呱钊氲貙W習各地方言，特別是吳語。因此，北京人不可能按照蘇州話音類對應類推自己的母語。當然，也有觀點認為，這是進京做官的蘇州人所做的蘇州話與北京話的音類匹配，但由于匹配失誤導致了上述現象。果真若此，那么，北京話該字音則屬于新增的個別誤讀，不屬于對應借用或者相似借用的范疇。

其次，北京話有些字同樣借自蘇州吳語，卻是相似借用。比如，北京話的“尷尬” kan55ka51，也是明清時期從蘇州話的kE44k?21借入北京話的，這是學界公認的?！翱焙汀稗巍倍紝儆谥泄判窋z開口二等見系字，“尬”屬于蘇州話? 音類字，以“按音值借”的方式借入北京話。那么，“揩”也屬于蘇州話? 音類字，為何卻以“按音類借”的方式借入北京話呢？因此我們認為，北京話“揩”讀為khai55，應當另尋原因。

再次，聲母和韻母的對應借用，理論上似乎是存在的，但實際例證卻非常難找。目前所見的聲母和韻母對應借用的例證，實際上都是相似借用。因為聲母和韻母的借用不必經過對應類推，相似借用更直截了當，下文繼續論證。

金耀華（2019）[6]405-417贊同上述學者提出的對應借用。不過，他將其改稱為“跨語言（方言）類推”。他以平頂山話入聲字為例（表4）來分析：

表4 平頂山話入聲調值借用比較表

金耀華認為，平頂山話“竹、覺”等字聲調的變化機制，和北京話“揩”字一樣，首先是雙方言者建立了“源語中的X，就是受語中的Y”這一音類對應關系，其次是同源語素在讀音上的跨方言類推。唯一不同之處在于，“揩”字借入北京話是通過詞匯借用的，由于“揩”這一語素在北京話口語中缺失，缺少音韻學背景知識的雙方言者就通過音類對應，類推出“揩”字的北京話讀音。而普通話對方言語音的系統性影響，使從小就接受普通話教育的雙方言者的母語方言能力出現損耗，造成本方言語音知識的系統性缺失，因此必須借助普通話的語音知識來類推本方言語音，這是一種較為典型的“第二語言影響第一語言”的現象。

金耀華的“第二語言影響第一語言”的結論是正確的。但是，平頂山話的雙方言者由于“母語能力出現系統性損耗，造成本方言語音知識的系統性缺失”[6]405-417的論斷卻未必可靠。近年來，普通話的推廣力度空前，各地方言能力受普通話影響下降，這是事實，但以此解釋平頂山話入聲的變化卻不一定合適。通過比較，我們發現這些產生調類類推的字都屬于中古入聲字。如同屬中原官話鄭曹小片的鄭州話（蘇夢雅，2018）[7]21-71，受普通話的影響，現在已經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三種口音，其差異主要是入聲的變讀不同。與老年人相比，鄭州青年人中古入聲字有調類變讀的，高達266 個字，而中古的平聲字、上聲字、去聲字的調類無變異。這是本人根據《河南方言研究》[8]355-356以及《鄭州方言志》[9]29-58的同音字表得出的結論。中古入聲字，今鄭州話的歸類異于普通話，因此被普通話同化以后就按照普通話的調類結構重新歸類；而中古平聲字、上聲字、去聲字，今鄭州話分別讀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其格局已經和北京話對應，因此即使受普通話影響也不會發生新的串調現象。另外，鄭州話對普通話調類的借用，看起來是對應借用，其實仍然是結構借用，也就是借用普通話的調類結構。當然，其后還可以存在調值借用，也就是再借用普通話的調值，從而使鄭州話的調類和調值都變得和普通話完全一致，就像內蒙古的赤峰話一樣。結構借用是語言同化的一種，而語言同化本身就是相似借用。

那么，鄭州話和平頂山話為何只有入聲字會發生“語音知識的系統性缺失，必須借助普通話的語音知識類推本方言語音”，而別的調類不發生此類變化呢？我們認為真正的原因是，鄭州話和平頂山話只有古入聲字今讀的歸調和普通話不同，因此才會受普通話的影響產生“對應借用”。

二、對應借用其實屬于相似借用

綜上所述，“對應借用”是目前學界廣泛認同的語言接觸原則，雖然表述略有不同。它們存在的問題，上文已有分析。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認清“對應借用”的本質，以下分別分析。

上述“對應借用”的相關術語當中，以“對應借用”最為不妥。請比較（表5）：

表5 完全對應情況下的受語借用過程

如表5 所示，假設源語的i 音類只包含5 個字，而這些字受語都讀為y，如此，源語的i 音類和受語的y 音類可以構成完全對應。那么，按照對應借用原則，借用應該如何發生呢？如果是受語的y 音類被源語的i 音類所代替，那么這樣的借用過程，既有對應，也有借用，但與對應借用無關，故不能稱其為對應借用，其仍然只是相似借用。

如果把表5 進一步擴展，那么就變成王洪君的“按音類借”，或者金耀華的“跨方言類推”，如表6 所示：

表6 不完全對應情況下的受語借用過程

假設源語的i 音類所屬字共有7 個，而受語中這7 個字分為兩類：Word 1 至Word 5 讀為y 音類，Word 6、Word 7 讀為a 音類。這樣，源語的i 音類對應受語的兩個音類，因此仍然不好應用“對應借用”。如果“按音類借用”或者“跨方言類推”，那么Word 6、Word 7 應該改讀y，也就是表6 的階段2；如果借用繼續，那就是表6 的第三階段，也就是表6 第二階段受語的y 音類受到源語i 音類的影響進一步變為i。

現在的問題是，表6 的階段2 真的存在嗎？常言道：說有易，說無難。漢語方言聲母和韻母相似借用的實例，比比皆是（就本人所見過的漢語語料而言，凡是發生聲母、韻母借用的，都是相似借用，似未有反例）。而表6 對應借用的音變過程，看起來也合乎邏輯，但實例非常難找（甚至不存在）。我們以閩語楓亭話（戴黎剛，2013）[10]420-429為例（表7）：仙游楓亭話屬于莆仙話，由于毗鄰惠安，受惠安話影響嚴重。表7以仙游城關話代表受語楓亭話的第一階段。

表7 楓亭話i 音類的受變過程

表7各字，惠安話都讀為?音類，仙游話則分別讀為y音類和o音類。按照“跨方言類推”或者“按音類借”的方式，作為接觸結果的楓亭話，其“資私”類字應該被類推為y 音類，但其“資私”類字卻仍然讀為o 音類。因此，表7 只有相似借用，不存在跨方言類推或者按音類借用。

表7 楓亭話的“資私”類字應該讀為i，可仍然讀為o，這是為什么呢？我們認為，這正是相似借用的反向效應導致的。楓亭人認為自己的y 音類和惠安話的? 音類差異大，因此就用相近的i 音類來代替y 音類；而楓亭話的o 音類和惠安話的? 音類差異相對較小，因此尚未被改造為i 音類。音值差異大，就發生借用，音值差異小，就不借用，因此，音值差異大小是借用發生的關鍵?？梢?，相似借用才是真正發揮作用的機制，和類推沒有關系。

聲母的借用和韻母一樣，也未見過對應借用的實例，已有的實例也很可疑。金耀華“聚合關系的類推”的相關例證，其實也能用相似借用解釋。比如徐州話“芝”類的類推（表8）：

表8 徐州話 音類的受變過程

表8 中，“知”類字和“芝”類字，普通話都讀為 ，徐州話原本分別讀為 、ts 兩類，現在“芝”類字受普通話影響改讀 。如果徐州話是受普通話影響把“知”類字的 類推到“芝”類字，這形式上也勉強可行（因為類推理由不夠強）；但是，如果把該過程看作是相似借用，不但可行，而且更直截了當。

再比如，平頂山話調類的對應類推，其實是相似借用（更確切而言，應該是結構借用）。下面以普通話陽平為例（表9），請比較：

表9 平頂山話陽平調的受變過程

表9 中，平頂山話的“竹、覺”原本屬于陰平，現在受普通話的影響也改讀陽平，如果從調類而不是調值來看，我們完全可以認為這是平頂山話借用了普通話的調類結構，因此，這是相似借用，而不是對應借用。

上述聲、韻、調的借用過程，似乎都是相似借用和對應借用兩可。那么，它們到底是相似借用，還是對應借用呢？我們認為，它們其實還是相似借用，下面以龍巖話來證明。龍巖話屬于閩南話，原本與漳州話更接近，后來受客家話影響產生變異。我們以梅縣話作為源語，以漳州話作為受語龍巖話的起始階段，表10 中的“鶯景情陵”類字，梅縣話都讀為前鼻音-n 韻尾，漳州話讀為后鼻音-? 韻尾。龍巖話原本應該和漳州話一樣讀為-? 韻尾，現在讀為-n 韻尾，這是受客家話影響導致的。但是，龍巖話的“丙猛”類字非常奇怪，漳州話這些字讀為-? 韻尾，客家話也讀為-? 韻尾，如果龍巖話是保留漳州話，那應該也是-? 韻尾，如果龍巖話是受客家話影響的，那也應該是-? 韻尾，可龍巖話偏偏讀為-n 韻尾，這應該如何解釋呢？我們認為，這肯定不是“跨方言類推”“對應借用”“按音類借”導致的，因為其源語梅縣話也不讀為-? 韻尾。戴黎剛（2019）[11]67-75認為，這是龍巖話的內部類推導致的。也就是說，龍巖話i? 音類在逐步借用梅縣話in 音值的過程當中，產生了“i? →in”的音變意識，這種音變意識帶動了同屬i? 音類的“丙猛”類字，也從i? 音類變為in 音類。由此亦可見，表10 龍巖話的“鶯”類的in 音值字，是以相似原則借用客家話的，和對應借用沒有關系。

八里罕話的新調類，雖然屬于音類創新，但也是以相似借用產生的，如表11：

表11 八里罕話新上聲調的受變過程

八里罕話只有三個調類，普通話的上聲字，在八里罕話中并入了陰平。不過，受普通話（或者赤峰話）的影響，八里罕話中這些并入陰平的清上字，新產生了一個和普通話上聲接近的降升型曲折調?？梢?，八里罕話調類借用也是相似借用。

不僅音類創新類型的借用是以相似借用完成的，音類轉移的借用也是以相似借用完成的。我們以湘語益陽話為例。益陽話有種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去聲變入”（徐慧，2001）[12]。這些“變入”的字（包括古清去、濁去、濁上）全部屬于文讀音層次，其白讀音則分別屬于今益陽話的陽平和去聲兩個調類。如表12：

表12 益陽話“去聲變入”比較表

益陽話有五個聲調，分別為：陰平34、陽平13、上聲41、去聲21、入聲45。表12 中益陽話清去的白讀音是陽平13，濁上、濁去的白讀音是去聲21。但是，他們的文讀音都讀為入聲，這是為什么呢？戴黎剛（2009）[13]33-41認為，這是益陽話受西南官話影響產生的結果。西南官話（比如常德話、吉首話）的清去、濁去，多讀35 一類的中升調值。但是，益陽話陽平調值是13，去聲調值是21，都與西南官話的35 調值差異大。當益陽話從西南官話借用35 調值時，因為35 調值和入聲45 調值的調型相似，這些新借字就并到入聲了。因此，益陽話這些清去、濁上、濁去字，是以相似借用的方式借用西南官話的去聲調值；同時，益陽話是以音類轉移的方式而不是以音類創新的方式完成借用的。簡言之，即使是音類轉移，也照樣發生相似借用。

三、對應借用的本質是結構借用

同化是從源語的角度而言的，受變、自變、借用、類推則是從受語的角度而言的。我們認為，音類的借用不必以音類對應為前提，盡管受語和源語的音類往往是對應的。語音借用分為兩種，一種是音值借用，一種是結構借用，他們本質上都是語言同化，都屬于相似借用。漢語聲母和韻母都是以音值借用的方式而不是“對應借用”的方式實現同化的。但是，聲調較為特殊，它包括調類和調值兩方面，因此，聲調借用涉及的內容分為調值借用和調類借用兩類。如此，聲調的借用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借用源語調值，一種是先借用源語調類結構，再借用源語調值。聲調的“對應借用”實際上是結構借用。至于類推，其實是受語基于大量受變基礎上的自變，它既與受語的受變相關，也與受語的自變相關（戴黎剛，2013）[10]420-429。而借用屬于受變，純粹的借用與自變無關。

應該說，對應借用（包括跨方言類推、按音類借）可以解釋絕大多數結構借用的例子。但是，對應借用意味著在借用源語的音類時，受語必須先有音類與源語對應，然后受語按照音類對應借用源語的音類。那么，如果受語沒有與源語對應的音類，借用還能發生嗎？這又分為三種情況：

（1）受語是零音類，因此源語/受語不能形成對應，如桂林話中古日母字（張輝，2010）[14]25-41：

表14 中的日母字，北京話都是讀為?，老派桂林話都是沒有聲母的，所以老派桂林話不存在和普通話聲母對應的音類，因此無法運用“跨方言類推”，也不能“按音類借”?？墒?，新派桂林話都產生了聲母z，假設老派桂林話的“Word7”也沒有聲母，那么新派桂林話該詞也會改讀z 聲母嗎？答案無疑是肯定的?？梢?，其借用過程與桂林話和北京話是否有音類對應無關。

表14 桂林話日母字的受變過程

漢語的每一個音節都有調類，那么，聲調的對應借用（包括跨方言類推、按音類借）可以成立嗎？其實照樣有問題。從理論上講，完全有可能存在沒有調類的漢語方言，這樣就不能按照源語/受語音類對應的模式進行借用。但是，漢語的音節都有調類，所以具體例證不好找，不過我們有近似的例證。比如，金耀華（2019）提到的老派八里罕話只有三個調類，缺少上聲調，普通話卻有四個調類，對于老派八里罕話而言，我們可以認為其上聲原本就沒有調類，既然上聲沒有調類，就不能按照調類對應借用，也不能按照調類對應跨方言類推。但是，新派八里罕話照樣產生了上聲調，這也說明借用無需音類對應。

（2）源語是多音類，而受語是單音類，因此，源語/受語不能形成明確的對應。請比較表15：

表15 多音類源語/單音類受語的受變過程

假設表15 源語的5 個字分別讀為y、a、e、u、o 音類，而受語只讀為i 音類（該類的實際例證，請見表11），源語/受語之間就無明確的音類對應關系。那么，這樣的借用還會發生嗎？答案是肯定的，受語無疑也將改讀y、a、e、u、o 音類。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受語借用源語的音值，也可以認為這是受語借用源語的音系結構。但是，我們不宜認為這是源語/受語之間的對應借用，因為它們的對應關系無法明確；也不能認為這是跨方言類推，因為根本就無法類推。而“按音類借”的原則，不僅與音類對應有關，還與類推有關，因此也不能適用。

（3）源語是單音類，而受語是多音類，因此源語/受語不能形成明確的對應。請比較表16：

表16 單音類源語/多音類受語的受變過程

假設表16 中的源語是i 音類，而受語讀為y、a、e、u、o 多個音類（該類的實際例證，請見表8）；那么，在源語影響之后，受語無疑都得讀i。這肯定不是類推借用，也不能“按音類借”，而是逐個相似借用，或者是整體借用源語的i 音類。

上述三種情況，源語和受語的音類都無法對應。當方言區的人熟練地掌握源語之后，他就非常了解源語的音系結構，在使用自己的母語時，他會不自覺地將源語的音系結構，包括調類結構，反過來應用到自己的母語中，重新組織自己的母語，源語的結構怎么樣，受語的結構就重組為怎么樣，從而使其母語的結構更接近于源語?？梢?，這種重組和受語原有的音類結構無關，因此無需在源語和受語之間建立音類對應。

換言之，所謂的“對應借用”實際上是結構借用。

音值借用和結構借用（常被誤解為“對應借用”）都屬于相似借用，都是語言同化的一部分，只是處于同化的不同階段而已。下面以平頂山“客刻克”類字的同化進程為例：

平頂山的“客刻克”類字，原本讀為khai24①，其后受到普通話的影響產生了文讀音，與白讀khai24①并立，構成文白異讀，此時，他們的調類仍然都是陰平。接著，平頂山話的白讀音消失了，同時在原有的文讀音基礎上又產生了新的文讀音。這個新的文讀音與舊文讀音相比，聲母和韻母未變，但是聲調變了，新調類和普通話完全相同，可見是被普通話進一步同化產生的。此時，平頂山話的音系格局已經和普通話幾乎完全一致了，唯一的差異就是它們的調值?？梢酝浦?，在不久的將來，平頂山話“客刻可”類的調值很可能由31 變為51，其他所有調類也很可能如此變化。如果這樣的話，平頂山話就被普通話完全同化了。內蒙古的赤峰話，與普通話很難區別開來，就是因為它受普通話強烈影響而被普通話完全同化了，其同化進程比平頂山話稍快一步。

聲母、韻母的借用，通常都是音值直接借用，顯示不出同化的階段性。不過，聲母、韻母受變過程，其實也具有階段性，下面以蠻話為例（戴黎剛，2017）[15]26-35：

蠻話分布在溫州市蒼南縣，它是以閩東話為基礎，受溫州話的強勢影響而成的。表17 顯示，中古的群母字，今福州話讀為k，溫州話讀為dz。今蠻話則分讀兩類：一類讀為dz，既有文讀也有白讀，這明顯是直接借自溫州話dz 的層次；另一類讀為g，該層次既不像溫州話的dz，也不像福州話的k、kh，實際上，它是在閩東話原有的k、kh 聲母的基礎上，借用溫州話的濁音特征形成的，其性質與閩東話、莆仙話的聲母類化相似，都屬于半同化。那么，為什么偏偏是這些古濁音字產生半同化呢？原因在于，這些白讀字屬于蠻話口語常用字，是蠻話的底層，使用頻率更高；因此，它們即使發生變化，也會比其他字的變化慢一拍，仍然保留受語的部分語音特征，從而使聲母的借用具有階段性。

表17 蠻話中古濁聲母的階段性受變比較

四、小結

語音借用不必以音類對應為前提，盡管受語和源語的音類往往是對應的。語音借用分為音值借用和結構借用兩類，他們都屬于相似借用，本質上都是語言同化。聲母和韻母都以音值借用的方式直接同化。在音值同化完成以后，音值借用也可以看作是音類借用。這樣，從表面上看，受語和源語的音類對應就構成了“對應借用”。聲調包括調類和調值兩部分，所以聲調借用的內容涉及調類借用和調值借用兩方面。聲調的同化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調值直接借用，一種是先結構借用再調值借用。聲調的“對應借用”實際上是結構借用。類推是受語在受變基礎上的自變，它既是受變也是自變。借用則屬于受變，純粹的借用與自變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