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新的學術命題：新時代中國特色傳記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綜述

根據文化和旅游部關于加強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的有關精神，2023 年11 月16 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新時代中國特色傳記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陳劍瀾，中央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副主任、教授鐘進文，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馬自力，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杜桂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大學特聘教授劉躍進，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江東，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長、教授孫偉科，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正潤，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日新書院院長王中忱，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原院長、教授張新科，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劉佳林，中國海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熊明，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李修建等來自全國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二十多位專家、學者圍繞“新時代中國特色傳記學學科建設”主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研討。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成果管理處鄧文卿出席研討會，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李樹峰致辭，中國藝術研究院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齊永剛主持開幕式。學術研討部分分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李樹峰，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所長、《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主編、研究生院中文系主任魯太光，《傳記文學》雜志主編、傳記研究中心主任斯日主持。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李樹峰從中國傳記的悠久傳統和雄厚的事實基礎，豐富而多元的學術價值，傳記學發展現狀、存在問題及其解決對策，傳記學學科建設的新機遇四個方面對中國傳記發展歷程，中國傳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學術價值以及當下所面臨的問題等加以總結，提出在當下大力提倡文化強國建設、講好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故事、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大背景和新文科、跨學科、交叉學科建設成為學科建設與發展主流的倡導下，傳記學學科建設迎來新的機遇。因此，關于傳記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范疇厘定、體系建設、價值重構、意義闡釋，以及落實于高等教育學科序列的具體實踐，都需要有開創性的推進和實質性的突破，希望學界共同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傳記學學科建設這個新時代的新課題。

李樹峰在致辭中說，中國藝術研究院是文化和旅游部直屬的國家級藝術科研機構，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目前形成了以藝術科研、藝術教育、藝術創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化藝術智庫為一體的發展格局，確立了全國一流、世界知名的藝術科研中心、藝術教育中心和國際藝術交流中心的發展目標。我院在中國特色“藝術學”三大體系建設方面作了系列工作，組織學者撰寫和發表、出版相關文章和著作，更是立項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中國藝術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現狀評估與建構目標及評價標準研究》，在學界發揮了領先帶頭作用，影響廣泛。與此同時，我們也非常重視傳記學學科建設，在傳記研究和創作方面具有豐富而扎實的實踐和理論基礎，主辦國內傳記領域名刊《傳記文學》，創建傳記研究中心，發表年度傳記研究發展報告，立項傳記研究課題，舉辦傳記論壇，開設傳記研究和寫作課程，在學界發揮帶頭作用。我們期待依托我院學科平臺和優勢資源，在推進學科體系建設方面，特別是制度體系、人才體系、課程（教材）體系等方面，作出我們的貢獻。

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圍繞“傳記發展史以及傳記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現代學科分類中傳記學的學科歸屬及制約傳記學學科發展的因素和機制問題”“傳記的跨學科性質及未來發展方向”“傳記教育及教學現狀、教材編寫和人才培養情況”“建立新時代中國特色傳記學學科的構想和對策”“傳記學學科建設相關其他前沿問題”等議題展開討論。大家一致認為，中國是傳記大國，中國傳記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塑造和凝聚中華民族精神、傳播和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研究和敘述社會發展史、書寫和講述個體生命史及其與時代關系、講好中華文明故事、傳播好中國經驗等諸多層面，一直在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這些價值，在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突出中華文化主體性，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背景下，愈發顯示出其重要性、獨特性、不可替代性。今天提出傳記學學科建設這個學術命題，具有時代發展、學科建設發展所需要的必要性和創新性，是現代學科觀念成熟的標志，也是學術繁榮的必然要求。中國特色傳記學學科建設是新時代的新課題，新發布的學科目錄中交叉學科門類的設置，為傳記學學科獨立提供了制度性通道，學界應以此為方向，致力于傳記學學科在國務院學位辦的學科目錄中獲得符合其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一門綜合性的學科這一獨特屬性的地位，推進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

傳記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內涵

陳劍瀾教授認為，中國是傳記大國，在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傳記的歷史非常發達?！妒酚洝返仁穼W著作表明，紀傳體本身就是歷史的基本體裁。這決定了中國的傳記，不僅是今天圍繞著名人或者歷史上的若干人物形成的文體，而且傳記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意識是息息相關的。

杜桂萍教授認為，戲曲和中國史傳文學關系非常密切，和中國雜傳、小說關系也很密切，戲曲創作的很多題材都來源于這些領域。比如，中國戲曲中的傳記體，實際上是在乾嘉時期以蔣士銓為代表的一批戲曲作家中成熟的，在戲曲文體中出現了大量傳記體的戲曲作品。同一時期的雜劇作家徐爔，把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片段以雜劇形式表現出來，形成《寫心雜劇》，在文體上、在藝術表達上都有特殊的意義。

劉躍進教授認為，傳記是中國的傳統，也是當前研究和創作的熱點。傳記是歷史和文學之間的一門學科，今天傳記如此昌盛，年出版量一萬部左右，說明傳記符合人類文明進程的一個基本規律。比如，當回望改革開放40 年的時候，這些親歷者似乎都到了自己要記錄自己感受的時候。歷史的記錄不是歷史學家的，而是每一個人的，每個人把歷史記錄下來，將來交給歷史學家敘述，傳記正好起到了歷史和文學不能起到的作用。歷史不僅僅在文件里，歷史還在細節當中，在每一個人的筆下。因此傳記在歷史和文學中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獨到作用。就傳記而言，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是由無數個人來書寫的。歷史深處的細節在普通人大量的文集當中，在大量歷史記述當中。

孫偉科教授認為，運用傳記學方法研究《紅樓夢》為紅學成為熱點，成為20 世紀顯學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紅學中的傳記學方法有獨特的方法優勢，比起索隱派，它有文獻依據，切實可靠；比起典型說，它為典型找到了原型和素材，有實證性和驗證性，因此具有學術品格和極大的吸引力。

劉佳林教授認為，傳記的轉向導致我們不再將傳記看作只關注過去，某種靜態向后看的一種寫作行為，而是與當下發生關聯的一種參與性、建構性的行動，因為它直接參與當下的社會生活，參與到當下的社會建構之中。傳記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對過去的書寫，傳記因為它向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滲透直接關乎當下我們生存所面對的問題。傳記的轉向已進入整個社會科學的領域當中，采取傳記方法對人進行一種語境化的研究，應該說是近二三十年來整個社會科學關注的熱點。以社會學為例，傳記方法進入社會學以后，開始關注心理分析、人類學、文學批評等方面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社會學的傳記方法是基于個體的生活而開展的一種研究，它不再基于一種宏大敘事而形成一種社會結構與功能的分析，而是把社會當中每個個體當作其所關心的對象，采取個人自傳或者訪談，或者其他與傳記相關的形式，對社會學的問題進行一種描述性的分析，其研究成果的呈現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這樣一來，傳記社會學體現出個體性特征、經驗性特征以及反思性特征。

熊明教授認為，傳記創作源遠流長，傳記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文化史，傳記的發展歷史與中國古代文學、史學發展密切相關。傳記在歷史發展中與文學領域中的小說、散文、詩歌，以及和史學領域中的史傳、雜史、故事等都有密切關系，而且它們之間形成了緊密交流和影響。傳記文獻遺存特別豐富，傳記的價值比較獨特，不僅具有主體獨立研究價值，在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研究方面，同時還具有獨特的文學價值、史料價值。傳記中還保存著大量的地方風俗風情、特定的時代人文寫照，有著豐富的一時一地的民俗、民風資料遺存，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民間、民俗、民風研究中也具有標準意義。從這一點來說，傳記的資料性可以和文學中的詩歌、散文、小說相提并論。在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中國傳記也實現了從古代到現代跨越，并在這個過程中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傳記實現交流與映照，成為當代世界多元傳記構成的獨特存在和重要組成部分。

魯太光所長認為，傳記是多文化、多領域的，空間很廣闊。歐美學者十分擅長利用傳記推動學術研究，如弗里曼、畢克偉、塞爾登寫作《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在人物傳記的基礎上提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嚴謹思考，還有孔飛力的《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等。國內學者在這方面也有影響力較大的作品，如林耀華的《金翼》、莊孔韶的《銀翅》等社會學著作。由此可見，傳記學科對人文學科研究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傳記研究的發達，有可能會解決文學研究中長期對峙的問題，即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問題。此外，如傳記研究得到進一步加強，可以有效彌合這個問題。傳記的教學與寫作，對于學生就業和品格的養成也有很大的幫助。

傳記學學科建設是時代發展、學科建設發展的必然要求

陳劍瀾教授認為，在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大背景下，傳記學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立足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特別是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構建中國自身敘事體系”，傳記學的學科論證是擁有堅實基礎的。

鐘進文教授認為，2023 年10 月27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優化學科設置，加強學科建設?！睆膶W科角度來說，傳記學應該把握住這個良好機會，進而調整傳統學科布局，這對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進一步拓展、豐富是特別有啟發的。

馬自力教授認為，作為一門跨學科的綜合性學科，傳記學更多地關注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傳播學等眾多學科領域之間的交叉地帶。在學術領域，傳記學早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有很多學者已經在呼吁，或者已經把它當作一門獨立學科進行研究，有關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專著及學術論文都非常豐富；但在教育領域，特別是在國務院學科目錄里面，傳記的學科歸屬仍舊模糊不清?！坝枚槐?，辨而不晰”，是一種傳統，但也是我們做一些事情的通病，往往造成概念、范疇乃至體系的模糊、交叉和矛盾，所以今天對傳記學予以學科歸屬的定位，是恰逢其時的。目前，已有心理傳記學、傳記史學、群體傳記學若干種學科理論表述。

杜桂萍教授認為，現在傳記寫作已經向理論發展，又從理論發展進入知識體系建構，現在提出了傳記學科的問題，這是傳記創作和發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當代新文科背景下學科建設、話語建設、知識建構值得期待的未來學術景觀，很多新的領域確實期待著繼續思考和探索。世界性傳記學建構從上個世紀已經開始，中國傳記學科相關機構、項目、研究成果、人才培養以及課程體系建設也已經開始。這個學科經過學界同仁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將來進入學科目錄，確實是一個最直接的、最值得期待的目標。

劉躍進教授認為，現在強調的“三大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學科體系，而現在的學科設置，客觀地說已經遠遠不能適應今天的文化建設了。20 世紀以后，我們的學科是基本按照西方的大學科來設置的，而實際上，中國現在強調文化建設，其要義就是適合當前文化建設。中國自主的學科體系最核心的問題，是中國傳統學科是一個綜合性的學科，事實上今天也是如此，任何一門學問，歷史、文學、哲學都是通的，如何既通又獨立，是一個難點，需要隨著社會發展、文化變化一點點整合、一點點修訂?，F在的學科劃分非常僵化，尤其是文科確實到了必須要調整的時候。學科調整是為了就業，為了學術發展，這都要充分考慮，總的一個原則是國家需要什么我們就設什么。今天學科建設如果還是恪守過去，學者培養、科研隊伍都將出現問題?，F在為什么出不了令人向往的“一代宗師”，就是因為學科劃分太細，只知道馬尾巴的功能而不知道整個馬的狀態，這是現在學科劃分的最大問題，所以學科調整要建立在這個基點上。國家發展到了今天，我們不能用過去僵化學科去規劃現在學術的需要。中國有著悠久的傳記傳統。一般來講，每一個中國人的文集都有自己的自序。從秦漢時期開始，司馬遷、班固、揚雄、王充莫不如此，中國人的史學觀點都有這個意識。這就是中國的傳記文學，它的意義不是一個人的喜怒哀樂，不是一個人的私人化感受，傳記關乎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從這個角度而言，傳記不是歷史能決定的，也不是文學能決定的，但它又是歷史，又是文學。今天正是一個急需將這些歷史記憶保存下來的特別重要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傳記學科如果不大力推動，這些歷史記憶就要損失了，這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損失。朱東潤先生早年一直有這樣一個夢想，就是把中國傳記文學給樹立起來，于是身體力行寫了好幾本書，比如《張居正大傳》等。這個傳統需要我們今天把它接續起來，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傳統。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傳記已經不僅僅是中國的，它是世界的，而且現在的世界名著、獲得各種獎項的很多就是傳記。

孫偉科教授認為，傳記學研究現在上升到學科高度來建設確有必要，如果有學科體制的保證，對傳記的成長發展和方法推廣作用非常大。傳記學實際的研究問題也能夠在傳記學逐步學科化、內容逐步豐富上發生極大的影響。

楊正潤教授認為，傳記學學科建設討論會的召開，意味著傳記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已經得到了承認。長期以來，在中國和西方，傳記都被視為歷史或文學之下的學科，而不是一個獨立學科。在西方，傳記學受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的影響后，逐漸成為一個獨立學科。在中國，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教育部曾通知各個大學要開設傳記課程。朱東潤先生開始在中央大學和武漢大學講傳記。同樣，王元在中山大學開設了傳記學理論課程后，在1948年出版《傳記學》，這部傳記學理論著作的出現，標志著中國開始建立傳記學。傳記學的獨立是有傳統的，當前召開會議，意義非同反響。

王中忱教授認為，傳記的作品如此昌盛，如此大量出版，但是相應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批評沒有跟上。在當前的現狀下，我們來討論傳記學學科如何建設很重要。關于傳記的很多問題都沒有得到相應的理論討論，更不要說對傳記寫作當下狀況的批評，這點是傳記作品質量參差不齊的原因。中國當然是一個傳記大國，但是19 世紀、20 世紀以來的傳記，又不僅僅是與中國，而是和整個世界文學和文化都有關系的?，F在需要深入討論一些關于傳記的理論性問題，進而能夠對傳記寫作出版現狀進行嚴肅的批評，使這個學科建立在一個較好的基礎上。

李修建研究員認為，在“三大體系”建設的背景下，談論傳記學的學科建設非常重要，傳記學與藝術學等其他學科面臨的話題是有共通性的。

劉佳林教授認為，傳記寫作和傳記研究之間的不平衡性，可能跟傳記這樣一個古老文類以及傳記作為一種學科建設兩者在時間上存在先后有關系。傳記轉向的問題在當下尤其值得關注，在傳記學學科建設的背景下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當前，中國讀者、中國出版界對傳記有著高度熱情和關注，傳記本體得到專業性的研究不斷深入；與此同時，傳記的觀念、傳記意識、傳記方法也在向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深入滲透。美國著名文學期刊《新文學史》關注回憶錄，并且新編的《英國文學史》，無論是19 世紀英國文學，還是20 世紀英國文學，都把傳記當作獨立的一章來書寫，說明回憶錄或者說非虛構寫作、傳記寫作、傳記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是當今世界學術界的一個前沿和熱點問題。

熊明教授認為，從自身研究的切身體會來看，設立傳記學學科，培養專門的傳記人才，擴大傳記研究影響，擴大傳記研究共同體影響十分必要。當傳記既屬于歷史，又屬于文學的時候，就出現某種程度的尷尬局面。因此，要推進傳記學學科建設或者培養人才。另外，從中國古代傳記歷史發展來講，設立傳記學學科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中國古代的傳記長期依附于史學和文學之末的這種狀態應該得到改變。建構獨立的傳記學，在當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學術體系的自覺實踐中更具有突出意義。

魯太光所長認為，當前傳記研究面臨很多的問題，比如一些有名的傳記作品提出了很多深刻的理論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所以傳記面臨很多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進一步突顯了其學科的重要性。

傳記學學科建設努力的方向

陳劍瀾教授認為，傳記學應該在三個方面有所開拓：一是研究中國傳記歷史，這是一種跨門類的研究，既包括把傳記作為一種文體來研究，也包括把傳記作為一種歷史的、獨特的書寫方式來研究?？梢哉f，傳記學第一個含義是中國傳統傳記學研究，作為交叉通常的歷史研究、歷史敘述學研究、文體研究三者的框架，要將原本分散在不同學科的研究中的內容，在新的方向上凝聚起來；二是作為歷史研究方法（或曰視角）的傳記寫作。傳記作為一種歷史研究的方式，不僅僅是作為20 世紀的歷史研究方式存在，作為以前歷史研究的方式，一直是活著的。例如“世間已無張居正”這樣的問題，表明大家一直在用傳記寫作的方式從事歷史研究，傳記研究一直是歷史敘事和歷史研究的基本視角和方式，而不僅是研究對象；三是將傳記寫作納入非虛構寫作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來考量，作為中文創意寫作的一個部分。

鐘進文教授認為，傳記學需要對一些學科本身的基礎性問題及學科地位進行重新論證，可以參考正在構建中的學科的一些做法，如參考中央民族大學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這個學科的方式。假設傳記學放在中國語言文學中的二級學科，那么從學科建設角度，有以下幾點考慮：一是學科方向問題，作為一個二級學科，學科下面可能有幾個分支方向，和現在傳統的創意寫作以及其他學科的關系和區分還要細化；二是對于傳記學學科的主干學科和分支學科的歸屬問題也要進行進一步的思考，因為傳記學學科不僅是中文學科的；三是梳理研究隊伍，目前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傳記的創作隊伍，對于傳記學的研究隊伍還要做一個更好的梳理。作為一個學科，傳記學還擔負著人才培養的使命。要認真思考人才培養課程體系，以及理論課程、實踐課程如何設計；四是厘清傳記學與相關學科之間的關系，更仔細地區分傳記和其他文體之間的關系。比如在民間文學中，神話、傳說和故事三者之間分類是很清楚的，其中傳說跟傳記是比較接近的，從民間文學角度，比如神話、傳說、故事角度作一下更加仔細的區分，可能會更好；五是要關注一些已有一定成果的傳記研究領域。比如藏族有藏傳佛教的信仰體系，其中有許多關于高僧傳記的撰寫方法，已經成為一個傳統。比如從印度引進了《詩鏡》，形成了藏族的“年阿體”散韻結合的歷史文學著作，比如已經有了《米拉日巴大師傳》這樣一些高僧傳記，對其研究值得關注?？傊?，傳記遠遠不止文學范疇，傳記放在跨學科的研究角度可能會產生更好的效果。

馬自力教授認為，傳記學不僅僅關注個體的成長經歷和思想觀念，還深入探究個體與社會、歷史、文化等復雜因素之間的關系。因此，傳記學是現代已有的任何一種一級學科難以涵蓋的，它應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類的交叉學科。簡而言之，傳記學是一個橫跨文學、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人文社科領域的綜合性學科。建設傳記學學科的路徑策略，首先要加強學術研究，拓展傳記學的理論和方法。董乃斌提出，文學史的本體論有“四本”（文本、人本、事本、思本），可以參考這一思路梳理歸納中外傳記學理論和方法。一是要關注傳記類型或者說形態的演變，即從史傳文本（文字記載、口述史）到目前多媒體樣態（圖像傳記、傳記電視片、視頻傳記、自媒體傳記）傳記；關注傳主的歷史演變，從古代的帝王將相到現代普羅大眾，有一種大眾化和平民化趨勢；關注傳記功能演變，從傳統的樹碑立傳到如今傳記功能的泛化。二是編纂中華傳記經典集成大型工具書和數據庫，以數字人文的方式切入傳記學研究，可以參考“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唐宋文學編年地圖在線平臺”這類關系型的數據庫。三是加強傳記學經典的研究，研究史傳文學傳統對各個文體，特別是小說（魏晉志人志怪小說、唐宋傳奇、明清戲曲小說）的影響和滲透。四是撰寫涵蓋中華各民族、貫通古今的中華傳記發展史。五是重視人才培養，為傳記學的發展提供人才的保障。最后是要促進跨學科交流與合作，推動傳記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需要強調的是，在建設傳記學學科的過程中，既要有牽頭和重點投入的單位，同時也需要充分發揮團隊力量，各高校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是至關重要的?？梢砸劳懈咝＠锩嬖S多已經成立的有關傳記學研究的學術機構及專業的學術雜志。與上述傳記學學科建設策略相適應，終極目標在新文科建設背景下的獨立學科建設目標達成；另一種方式是繼續附著在歷史學、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等一級學科之下，成為自主增設的二級學科方向。這兩種方式各有利弊，前者一步到位，可以在學科體制上有利于開拓學科發展空間和學科的整體發展，它有一個頂層設計，可以有一個共同推進的方向。但是需要學術積累，包括人才培養、師資隊伍等一系列體制機制建設，需要一個發展過程才能水到渠成；后者自主增設二級學科方向，它雖然依托原有的一級學科體制之下，但在目前情況下有利于傳記學研究的深化和細化。

杜桂萍教授認為，傳記在創作方面非常繁盛，在傳記理論方面還需要進行相應的工作，創作的繁榮和理論的相對滯后這個問題，是學科建設中需要特別重視的一個問題。不僅是理論和創作存在疏離關系，現在傳記研究主要立足于現當代傳記的創作，還有其他非常值得挖掘、反思、建構的一些理論資源，這方面當代學界可能還需要投入更多的關注。學科本身建構從傳記文體這個角度，它涉及審美和歷史認知問題、個人與社會歷史關系的問題、宏大敘事和日常生活問題。從古代到現代，傳記發生了很多變化，也需要進行理論探討，一個學科不僅是研究隊伍、人才培養、課程體系、社會服務這些問題，關鍵還是傳記學本身知識體系的完善和創新的問題。傳記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內涵和外延、傳記學的邊界問題都解釋清楚了，學科實踐建構也會相應完成，這兩者是不可能分開的。大學在招收研究生進行課程體系設置過程中，這些實踐活動可能會反過來影響傳記學創作、理論和知識建構的相關問題，二者當然是不可忽略的。至于具體學科歸屬問題，在今后過程中它也會日漸明晰，無論在中文、歷史還是在交叉學科下，都有其道理。目前最緊迫的問題，還是傳記學本身知識理論和相關研究、建構的問題。

劉躍進教授認為，傳記學學科建設實際是為國家作記錄，要站在歷史記憶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具體工作，要盡量把傳記創作系統化，進而引起學術界關注，引起相關部門的關注。要作一些大規模的資料集成，總結既往是為了更好的未來，設立總結既往的集成性的一個或幾個項目，這樣可能能夠體現出效果。

江東研究員認為，對于傳記學學科來講，與藝術學學科類似，似乎也有“學”和“術”的問題，存在把理論和實踐分開的傾向，所以在學科建立之初，可以盡早平衡這樣一對二元的關系，可能不會走太多彎路。

孫偉科教授認為，傳記學方法在我們國家有先在優勢，原因在于知人論世的文學傳統，即將文本閱讀看成是讀者與作者心靈對話，讀者對話的是作者，而不是僅僅把文本閱讀當作是讀者對文本的接受。作品是作者的女兒，所以作者才是作品的源頭。傳記學方法進一步發展確實需要上升到傳記學學科的高度來反思，自覺地認清傳記學方法特點與邊界，將會使傳記學方法在研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楊正潤教授認為，動機心理學、記憶心理學等心理學方法對傳記研究者和傳記作者都很重要。傳記接下來的發展還要進一步開拓眼界?，F代傳記學學科正在向傳記文化發展，出現了一種新的傳記形式，即自媒體傳記，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當前自媒體傳記的質量參差不齊，但歷史的發展總是把不入流變成入流，總是把低俗變成經典，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自媒體傳記作為一種文學、一種文化的發展，前途是不可計量的。

王中忱教授認為，在學科制度里面爭取傳記學的位置可以獲得一些資源，但如果一些相應的理論和批評跟不上，即使得到資源也未必會有好的結果。學校里面最近幾年不斷討論學科改革和改組的問題，實際上是現有的學科和行業、社會生活脫節了。傳記學如果形成一個學科，或許沒有必要把它放在某一個學科下面，它可以本身就是一個交叉學科，建學科是為了使我們的學術更充滿活力，更激發它的活力，這是我們，特別是在現在應該考慮的問題。

張新科教授認為，除了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還要著力建設傳記學的話語體系，包括文體話語、創作話語和批評話語。學界應在《中國傳記批評資料長編》的基礎工作上，梳理話語體系的關鍵詞。在傳記學學科建設上，要弄得比較有聲勢、有效果，要能看出整體實力，可以著力打造“十個一”工程，即“一個平臺、一個陣地、一支隊伍、一個數據庫、一本教材、一個講壇、一本年鑒、一個網站、一個公眾號、一門學科”。從地域上來說，要打造“金三角”，在各地、各高校拓展傳記學的學科陣地。

李修建研究員認為，學科是一個知識分類，是一個人為的建構。但是這種人為背后是知識的積累、知識的演變。一個研究對象要成為一個學科，需要一個具體的對象，面對一些具體的問題，要有一些成體系的研究方法，要有一個研究隊伍等。但歸根結底是一個努力的問題。無論是建設學科隊伍、學科平臺，還是課程設置、編寫教材、編輯刊物、形成團體、開展工作坊，這樣一些努力會對傳記學成為一個學科有很大促成作用。需要大家去團結起來，形成一個學術共同體。由學術共同體推動、參與，逐漸力量越來越大，被學科體系接受，納入“三大體系”建設里面。

劉佳林教授認為，中國傳記研究并不落后于外國。在傳記這個學科的觀念誕生以來，中國傳記研究的成績是可圈可點的。楊正潤教授對中外傳記文學史的研究和傳記作為一個文類的本體研究，都是有非常厚重的成果的，比如《傳記文學史綱》《現代傳記學》，能夠代表我們中國學者在傳記學領域里的學術貢獻。1999 年國際傳記協會（FIBA）就是由中國學者參與，在中國成立的。如果中國特色傳記研究希望繼續在世界上領先，傳記制度化建設將變得更加重要。中國的人才培養體系很多方面和我們的學科歸屬相關，所以傳記本身的發展、傳記研究本身的發展，都在呼喚傳記學學科能夠早日形成體制內的、可以在國務院學科目錄當中看到的學科。

熊明教授認為，傳記學學科當下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厘清，比如，相關概念內涵、構成要素、發生原理、主體構成、時空邊界、性質特征、主要標志等基本范疇還需要相關學者進行凝練、界定和闡釋。傳記本身規律和特征需要進行梳理總結，建立傳記歷史發展模型和理論體系，總結和形成傳記學系統知識體系。所以知識體系構建也是相當重要的，這就需要我們不僅從理論上，也需要從基礎文獻上來進行這些工作。

本次研討會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文學》編輯部、研究生院、期刊管理處、科研管理處、傳記研究中心承辦，相關部門負責人以及媒體記者參加了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