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2020年黃河三角洲濱海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化模式和驅動因素

尹小嵐,譚程月,柯櫻海,*,周德民

1 首都師范大學城市環境過程與數字模擬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北京 100048 2 首都師范大學資源環境與旅游學院,北京 100048 3 首都師范大學水資源安全北京實驗室,北京 100048

濱海鹽沼濕地位于海陸過渡區域,是具有較高草本或低灌木植被覆蓋度的一種濕地生態系統[1];其生產力高,生物多樣性豐富,是“藍碳”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2],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推動區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3]。近年來,在自然與人為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全球范圍內的濱海鹽沼濕地正面臨面積損失和功能退化的風險[4],對鹽沼濕地的監測、保護和修復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問題[5]。黃河三角洲擁有我國暖溫帶最完整、最年輕的濱海濕地生態系統,是黃河流域生態系統健康的“晴雨表”,分布著大量的鹽沼濕地,具有突出的保護和科學研究價值。我國于2021年發布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中,將保護修復黃河三角洲濕地作為推進下游生態治理的重要工作[6]。近五十年來,黃河尾閭河段先后于1976年、1996年、2007年發生三次改變[7];2002年起黃河實施的調水調沙工程增加了黃河入海水沙量,補充了淡水資源,減輕了由于黃河斷流造成的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惡化[8];而孤東油田的建設和耕地、養殖池/鹽田的開發又改變了濕地的水文和生物連通[9]。多重影響下的黃河三角洲具有顯著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正確認識黃河三角洲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化及其驅動機制,對于理解濱海濕地生態過程并制定合理的保護、恢復策略,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應用價值。

當前,國內外許多學者圍繞濱海濕地時空演變開展了大量工作,這些研究涉及濱海濕地的動態監測、景觀格局、景觀演變驅動力分析等方面。如,盧曉寧等通過分析黃河三角洲人工濕地和自然濕地斑塊數量、斑塊面積等景觀指數的變化,探究了研究區濕地的景觀破碎化趨勢[10]; Zhou等選擇斑塊數量、斑塊密度、香農多樣性指數等10個景觀指數分析了黃河三角洲濕地景觀格局變化[11]; Wei等通過轉移矩陣和重心移動研究了2015-2021年黃河三角洲自然和人工濕地的轉化特征[12];Zhang等選取6個景觀指數,分析了1980-2018年黃河三角洲自然濕地和人工濕地景觀的破碎性、連通性和多樣性等特征[13];任玲玲等基于1984-2015年7期Landsat影像,選擇破碎程度、形狀特征、多樣性、均勻性的景觀指數對黃河三角洲人工濕地景觀特征進行分析[14]。目前,濱海濕地時空格局演變分析普遍應用一系列景觀指數來量化各時期濕地景觀的形狀、破碎度、聚集度等,并通過各時期景觀指數值的差異來分析景觀格局演變特征;雖然能夠體現濕地景觀格局的整體變化趨勢,但難以反映變化的空間分布規律和過程機制[15]。另外,在研究區內,多種景觀格局變化類型往往會同時出現,如在不同空間位置上分別出現了破碎、擴張、消失等類型,而傳統方法僅將每種變化類型歸納為一種變化(如破碎、或擴張)[16-17],無法全面體現景觀格局多種變化模式[18]。

為應對上述不足,近年來提出了狀態與演化識別模型(State-and-Evolution Detection models,SEDMS)[18],是一種基于空間形態學規則識別景觀生態過程的方法。不同于單一景觀指數,SEDMS模型利用多個景觀指數的組合設置閾值,在景觀單元(給定窗口內的一組土地利用/覆被像素)尺度上對格局演化模式進行更加全面的表征(如景觀破碎可以分為收縮、穿孔、切割等多種模式),可反映景觀格局多種演化模式的空間分異和過程規律,有助于深入理解自然和人類多重影響下景觀格局復雜演變機制[18]。

基于長時間序列Landsat系列衛星影像,獲取1973-2020年黃河三角洲濱海區域土地利用/覆被分類數據,以鹽沼濕地為主要研究對象,利用并改進SEDMS模型進行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化模式識別,隨后,采用地理探測器分析鹽沼濕地格局演化模式空間分異的驅動因素,剖析黃河改道、海岸線變遷、保護區建設、圍墾開發等自然和人類活動因素對濱海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化的影響。

1 研究區概況

現代黃河三角洲位于山東省北部沿海地區,渤海灣與萊州灣之間,北起套爾河口,南至支脈溝口[19],在東部入?？谔幵O有黃河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北部設有一千二自然保護區。黃河三角洲是中國北方濱海鹽沼濕地的典型分布區,擁有我國乃至世界獨一無二的河口原生濕地生態系統[20]。選擇黃河三角洲濱海地區為研究區,總面積4623.6 km2。具體來說,選擇1973、1980、198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2020年的低潮位無云Landsat衛星影像,分別通過目視解譯勾畫海岸線,將歷年海岸線疊加后選擇最偏向內陸的海岸線,分別向海陸兩側做10 km緩沖區,將緩沖區與一千二和黃河口兩個自然保護區合并,共同構成研究區范圍(圖1)。本區四季分明,屬北溫帶亞濕潤氣候區,土地資源、石油資源、黃河水沙資源、生物資源等自然資源豐富[21]。由于處于黃河與渤海交互地帶,孕育出多種濕地類型,包括濱海鹽沼濕地和淡水濕地[22]。本區鹽沼濕地的植被類型主要包括:蘆葦、鹽地堿蓬、檉柳及互花米草(2008年以后)等。

圖1 研究區位置示意圖Fig.1 Location diagram of the study area

2 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2.1 1973-2020年土地利用/覆被數據

以Google Earth Engine(GEE)谷歌地球引擎云平臺、e-Cognition 9.0軟件為支撐,結合1973年至2020年30 m空間分辨率的Landsat系列衛星影像、JRC-GSW全球地表水數據集[23]、中國多時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遙感監測數據集(CNLUCC)[24]。由于覆蓋黃河三角洲的Landsat數據從1973年開始提供,因此本研究以1973年為起始年份,對1973、1980、198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2020年黃河三角洲濱海地區進行土地利用/覆被分類。JRC-GSW數據集以月為時間尺度記錄了1984年以來全球地表水體的范圍,并根據水體淹沒頻率將水體分為永久性水體和季節性水體。CNLUCC是以Landsat遙感影像作為主要信息源,通過人工目視解譯構建的國家尺度多時期(1980、1990、1995、2000、2005、2010、2015、2018、2020)土地利用/土地覆蓋專題數據庫,總體精度可達到91.2%以上[24]。本文針對研究區的景觀特點將土地覆蓋類型分為:濱海鹽沼濕地(后文簡稱鹽沼濕地)、水體、淡水濕地、灘涂未利用地、草地、海草、養殖池/鹽田、人工表面、耕地、道路堤壩,各種類型具體的定義如表1所示。

具體分類方法為:針對每一時期,首先利用Landsat系列衛星影像計算年內最大NDVI(NDVImax),根據NDVImax設置閾值來區分植被和非植被區域。由于鹽沼濕地中的鹽地堿蓬密度一般較低,因此參照2020年野外踏勘記錄和無人機影像解譯結果,在2020年Landsat NDVImax圖層上選擇160個低密度堿蓬樣本點,計算得到低密度堿蓬的NDVImax均值為0.102。因此為了兼顧低密度的堿蓬,將年NDVImax≥0.1的像元確定為潛在植被生長區,將NDVImax≤0的區域定為水體,0

在研究區內基于Google Earth高分辨率歷史影像(2000-2020年)[25]、GF-1衛星影像(2015、2020年)、以及2020年野外踏勘記錄共計選擇4700個驗證點,對研究區內2000、2005、2010、2015、2020年土地利用/覆被數據進行精度驗證,采用混淆矩陣評價分類精度,總體分類精度依次為:89.36%、85.59%、85.70%、85.45%、90.47%;Kappa系數為0.88、0.84、0.84、0.84、0.89。鹽沼濕地分類的用戶精度、制圖精度分別為:94.59%、84.55%、82.88%、85.37%、89.04%和82.03%、92.08%、91.09%、85.89%、89.66%;分類精度基本符合進一步分析的要求。

2.2 研究方法

2.2.1標準差橢圓

標準差橢圓法(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DE)是一種度量地理要素空間分布的研究方法[26]?；邴}沼濕地分布范圍建立SDE,描述鹽沼濕地的重心位置及偏移距離、偏移方向研究其空間分布的變化;根據橢圓的旋轉角度、面積定量研究鹽沼濕地分布的空間格局。利用ArcGIS進行鹽沼濕地的標準差橢圓參數計算和結果的可視化顯示[27]。

2.2.2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本文利用土地利用轉移矩陣[28]對鹽沼濕地與其它用地類型的凈轉化量進行計算分析,用于衡量鹽沼濕地的動態變化過程,研究鹽沼濕地的面積變化和類型的轉移[29]。

2.2.3狀態與演化識別模型(SEDMS)

SEDMS模型于2021年由Tian等提出[18],該模型將研究區以規則格網空間化,對于每個格網,計算四個景觀指數(Landscape Index,LI),即斑塊數量(LI1)、斑塊面積(LI2)、斑塊周長(LI3)、平均斑塊分形維數(LI4)在兩個相鄰時期的變化(ΔLIi(i=1,2,3,4)),并利用基于形態規則的方法定義景觀格局演化的類型(表2),即切割(D型)、收縮(S型)和穿孔(P型)、聚合(A型)、擴張(E型)和增加(C型),前三種為破碎[30],后三種為擴張(圖2),Ta和Tb為兩個相鄰研究時間點。相比現有景觀格局演化識別方法,SEDMS可以更加全面地表征各種景觀變化類型,并可將變化類型進行空間化,反映格局演化的空間分異特征[32]?？紤]到黃河三角洲鹽沼濕地變化劇烈,本研究在原有SEDMS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進,除破碎和擴張兩種類型外,定義了新增和消失兩種景觀格局演化模式類型。景觀新增則為區域內某類斑塊面積從0%到100%,反之則為景觀消失。具體判斷規則如表2所示。

表2 基于形態學規則的模式識別方法Table 2 Morphological rule-based pattern recognition approach

圖2 基于形態規則的模式識別方法的狀態類型判別示意圖[31]Fig.2 Sketch map of the state-type discrimination using the morphological-rule-based pattern recognition approach[31]D:切割;S:收縮;P:穿孔;A:聚合;E:擴張;C:增加;Ta,Tb:兩個相鄰研究時間點

為兼顧遙感影像30 m分辨率,且能反映出鹽沼濕地格局演變的細節特性,通過對比不同尺度實驗計算結果與遙感影像的真實特征,發現500 m格網比較能夠正確反映格局演化模式的類型,因此本文在研究區內部構建500 m×500 m的格網,以1973-1980年為一個時間段,其后每5年為一個時間段,共9個時段,分別計算各時段的鹽沼濕地格局演化模式類型。同時,統計每個格網中9個時間段不同格局演化模式類別的總數,稱為格局演化頻數,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格局演化的復雜程度。

2.2.4地理探測器

利用地理探測器中的因子探測器[33]研究自然和人為因素對鹽沼濕地格局演化空間分異的影響程度[34]。選取的因子包括:每個格網中耕地、人工表面、養殖池/鹽田、道路堤壩、灘涂未利用地的多年累計變化量,累計變化量即格網內該種用地類型各個階段發生變化(凈增加和凈減少的絕對值)的面積之和、距海距離共計6項指標。通過以下公式探測各影響因子對演化頻數空間分異的解釋程度[35]:

(1)

3 結果

3.1 土地利用/覆被時空變化特征

1973-2020年黃河三角洲濱海區域的土地利用/覆被動態變化顯著(圖3)。其中鹽沼濕地面積由1973年的507.04 km2減少到2020年的254.69 km2,總體上呈現減少趨勢,其中1973-1995年基本穩定在410 km2以上,隨后迅速減少,2010年減少到190.79 km2,2010-2020年則增加了63.91 km2。灘涂未利用地減少明顯,到2020年僅為324.98 km2,平均每年減少23.43 km2。草地在2000年前占有較大面積,到2020年僅為39.96 km2。養殖池/鹽田增加最為顯著,截止到2020年凈增加1015.71 km2,平均每年增加21.61 km2。耕地面積由1973到2020年增加371.30 km2,是增加面積僅次于養殖池/鹽田的用地類型。淡水濕地由1973年的67.53 km2增加到2020年的200.99 km2。人工表面和道路堤壩呈現持續增加趨勢,分別擴張32倍和12倍。

圖3 研究區各土地利用/覆被類型面積Fig.3 Area of each land use/cover type in the study area

空間分布上(圖4)可以發現以下幾個特征:①黃河口地區陸地面積增加明顯,河口區海岸線明顯向外海推移;②鹽沼濕地的分布范圍逐漸縮小,2000年以后,廣泛分布于黃河口和一千二自然保護區內及其他沿海狹長地區,黃河口地區新增大量鹽沼濕地;西北部和東南部沿海地區鹽沼濕地減少明顯。③土地開發程度逐漸提高,養殖池/鹽田、耕地及道路堤壩等人類活動用地增加顯著,灘涂未利用地、鹽沼濕地、草地等自然用地減少明顯?？傊?大部分鹽沼濕地退化地區被人類的土地開發所占用,包括耕地、人工表面、養殖池/鹽田、道路堤壩用地的建設。

如圖5、表3中的鹽沼濕地重心和標準差橢圓的空間分布圖和統計參數所示,1973-1980年鹽沼濕地重心呈現由南向北偏移,年均移動1352.02 m;1980-2005向東部偏移顯著,且偏移幅度較大,年均移動1707.28 m;2005-2020年間則向西部偏移,移動速度有所減緩;總體上是向東偏移的趨勢,其中1973-1980年和2000-2005年空間位移最為劇烈。不同時間鹽沼濕地標準差橢圓圖代表了鹽沼濕地空間分布的方向性(圖5),總體上鹽沼濕地呈現東南-西北向的分布特征。鹽沼濕地分布的標準差橢圓面積經歷了一個“增-減-增”的變化過程,表明從蔓延空間分布的覆蓋范圍上看,2000年之前鹽沼濕地分布呈現逐漸分散狀態,2000-2010年間,其分布較為集中,2010年后則再次出現小幅度分散狀態。

圖4 研究區1973-2020年土地利用/覆被分類圖Fig.4 Land use/cover classifi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from 1973 to 2020

表3 1973-2020年黃河三角洲鹽沼濕地的重心和標準差橢圓參數Table 3 Gravity center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parameters of salt marshes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from 1973 to 2020

圖5 鹽沼濕地重心移動軌跡及標準差橢圓Fig.5 Movement track of the gravity center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the salt marsh

3.2 鹽沼濕地與周邊土地利用/覆被的相互轉化

1973-2020年鹽沼濕地與周邊土地利用/覆被的相互轉化如圖6所示。從各時間段來看,1973-1980年鹽沼濕地與灘涂未利用地、草地和耕地之間轉化劇烈,鹽沼濕地有少量增加;1980-1990年草地占用鹽沼濕地面積最大(75.85 km2),其次是養殖池/鹽田(48.33 km2),鹽沼濕地面積下降;1990-2000年鹽沼濕地轉化為灘涂未利用地的面積最高(162.45 km2),灘涂未利用地又大量轉化為養殖池/鹽田,養殖池/鹽田也直接占用大量鹽沼濕地(46.58 km2);2000-2010年,鹽沼濕地減少的趨勢有所放緩,主要轉化為養殖池/鹽田(57.3 km2)和淡水濕地(27.18 km2),同時大量灘涂未利用地(58.18 km2)恢復為鹽沼濕地,灘涂未利用地轉化為養殖池/鹽田依然明顯;2010-2020年鹽沼濕地以增加為主,主要由灘涂未利用地(13.32 km2)和水體(59.94 km2)轉化而來。

圖6 1973-2020年鹽沼濕地與其它土地利用/覆被類型的轉化Fig.6 Conversion between salt marshes and other land use/cover types from 1973 to 2020

總體來說,2010年之前,養殖池/鹽田、淡水濕地、人工表面對于鹽沼濕地主要以占用為主,2010年后則部分恢復為鹽沼濕地;草地和耕地對于鹽沼濕地的占用也比較明顯,侵占鹽沼濕地的面積逐年下降;道路堤壩直接占用鹽沼濕地面積較小;而鹽沼濕地的增加則主要來源于灘涂未利用地和水體。

3.3 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化模式

表4中各類演化模式的格網數量可以體現鹽沼濕地的演化程度和主要格局演化模式。1995年之前,出現各類格局演化模式的格網數量都較多,表明1995年之前是鹽沼濕地景觀格局變化較為劇烈的時期,該階段出現消失、破碎的格網數量總體多于新增和擴張的格網數量;其中,1980年之前以消失為主,1980-1995年以破碎為主。1995年之后,尤其是2000-2010年間,發生格局變化的格網數量明顯減少,表明鹽沼濕地的景觀格局在此期間趨于穩定,此時格局演化模式由消失、破碎為主逐漸轉變為擴張為主;2010年后,四種格局演化模式的總體數量較為穩定,出現新增、擴張的格網數量明顯多于消失、破碎的格網數量。這表明鹽沼濕地的消失和破碎化程度逐漸減弱,逐漸向著恢復和增加的趨勢發展,現有的鹽沼濕地得到了較好的保護?？傮w而言,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化模式可分為三個階段:1995年之前的動蕩期、1995-2010年的過渡期,以及2010年以后的穩定期。

表4 各時間段演化模式的格網數量統計Table 4 Statistics of grid number of evolution patterns in each time period

3.4 景觀格局演化頻數空間分布特征

圖7展示了每個格網的演化頻數空間分布,可以看出,鹽沼濕地格局演化頻數具有明顯的空間差異性,且具有一定的空間聚集特性,36%的區域出現了多次演化模式的改變。其中,演化頻數較高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北部一千二自然保護區至黃河口保護區,且偏向內陸地區,位于鹽沼濕地與人類活動用地的交界處(圖4),相當部分的頻數達到4次以上,說明其內部的鹽沼濕地在48年間景觀格局變化頻繁,鹽沼濕地生境不穩定。在黃河口和一千二保護區內,格局演化頻數呈現內陸高、沿海低的特征;在保護區以外,格局演化頻數也較低,表明其鹽沼濕地的格局演化模式類型較為單一,格局演化頻數較高的區域則為鹽沼濕地生境脆弱的區域,多位于人類活動用地(如耕地、養殖池/鹽田等)與鹽沼濕地分布的交界地區。

圖7 鹽沼濕地全部格局演化頻數空間分布圖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requencies of salt marsh landscape changes

3.5 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化空間分異歸因分析

圖8顯示了各影響因子的空間分布情況;其中,耕地、人工表面、養殖池/鹽田、道路堤壩和灘涂未利用地的值分別為其網格內面積的多年累積變化量。表5所示,對全部格局演化頻數解釋力最強的因子為灘涂未利用地(q值=0.520),其次主要的因子為耕地>養殖池/鹽田>距海距離>人工表面>道路堤壩。對鹽沼濕地破碎頻數、新增頻數解釋力最強的因子從高到低排序相同,依次為:灘涂未利用地>耕地>養殖池/鹽田>人工表面>道路堤壩>距海距離。對鹽沼濕地消失解釋力最強的因子從高到低依次為:耕地>灘涂未利用地>養殖池/鹽田>人工表面>距海距離>道路堤壩。擴張解釋力的因子依次為:灘涂未利用地>耕地>養殖池/鹽田>人工表面>距海距離>道路堤壩。

表5 格局演化頻數的影響因子q值統計Table 5 The q valu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umber of evolutions

圖8 研究區影響因子空間分布Fig.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study area

總體而言,研究區內鹽沼濕地格局的演化主要受灘涂未利用地和耕地的變化影響最為顯著,其中灘涂未利用地的面積變化對于鹽沼濕地的破碎、擴張和新增的影響程度均較為顯著(q值>0.50),耕地對于鹽沼濕地的消失影響最為顯著(q值=0.55);人工表面和養殖池/鹽田的增加對于鹽沼濕地格局演化的直接作用較為有限(0.1-0.3);道路堤壩增加和距離海岸線距離對于鹽沼濕地格局演化的作用并不明顯。

4 討論

上述結果表明,近五十年來,黃河三角洲鹽沼濕地景觀格局動態演變復雜、頻繁、時空異質性強,且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973-1995年,鹽沼濕地的面積較大,空間分布相對分散,重心總體上向北偏東方向遷移,各類格局演化模式的格網數量均較多,格局演化頻繁,鹽沼濕地與灘涂未利用地、草地和耕地之間的轉化強烈;1995年到2010年之間,鹽沼濕地面積明顯減少,空間范圍趨向集中,重心逐漸向東部外海偏移,格局演化模式處于過渡的時期,由消失、破碎為主逐漸轉變為擴張為主,這一時期鹽沼濕地主要退化為灘涂未利用地或被養殖池/鹽田占用,養殖池/鹽田又大量占用灘涂未利用地,表明該時期人類開發活動對于鹽沼濕地生境直接間接的占用十分明顯。2010年以后,鹽沼濕地的面積和分布范圍有所增加,空間范圍趨向分散,重心逐漸向西部內陸偏移,格局演化模式相對穩定,且以擴張和新增為主,鹽沼濕地生境得到恢復,河口處新增了大量鹽沼濕地。

考慮到黃河三角洲鹽沼濕地景觀格局高強度變化的特點,本文對原有SEDMS模型進行了改進,在“擴張”和“破碎”兩種大類的基礎上增加了“新增”和“消失”兩種變化類型。在1995年之前的每個時段內,“新增”和“消失”的格網數量均較多,表明該時期鹽沼濕地空間分布呈現劇烈變化。同時,演化模式的頻數,體現了鹽沼濕地格局演化強度的區域差異。結果表明,各種格局演化模式可以很好反映鹽沼濕地在各時間段演化過程的特征及在空間上格局演化的強度的區域差異;根據格局演化頻數,發現鹽沼濕地格局演化頻繁的區域主要位于人類建設活動用地和鹽沼濕地交界處,受到人類的影響較為強烈,使得鹽沼濕地的格局演化頻繁,表明該區域的鹽沼濕地變化劇烈,生境脆弱,因而應該為鹽沼濕地保護和恢復工作的重點區域。沿海新增鹽沼濕地和保護區以外的區域由于鹽沼濕地存在時間相對較短,受到人類的直接占用而消失或為新生鹽沼濕地,使得其格局演化頻數較低;而演化頻數的降低也得益于當地濕地保護措施的實施,使鹽沼濕地生境趨于穩定。

地理探測器結果表明,灘涂未利用地和耕地的變化對于格局演化頻數的空間分異具有顯著影響,人工表面和養殖池/鹽田的增加對于鹽沼濕地格局演化頻數也有不同程度的作用。圖9梳理了1973年以來黃河下游和三角洲的主要事件。黃河在1976年、1996年、2007年發生的改道,導致黃河入?？诘奈恢冒l生劇烈的變化,河口區新增大量灘涂,為鹽沼濕地新增和擴張創造了條件;改道后老河口(刁口河、清水溝)受到侵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鹽沼濕地的破碎和消失。同時,由于黃河改道引起海岸線的向外推移,原本受潮汐影響的鹽沼濕地植被逐漸演替為內陸草本植被;改道導致的泥沙淤積,在此過程中易沖毀或淹沒植被,又一定程度導致了鹽沼濕地的破碎和消失。因此,黃河改道造成的灘涂淤積和蝕退是導致1995年之前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化頻繁的重要因素。另外,鹽沼濕地與上游來水來沙密切相關,1975-1997年間黃河有18個年份出現斷流[8]。黃河斷流造成三角洲地區水資源損失巨大、水質下降、輸送的營養鹽類減少,造成生態環境惡化,生境質量的下降會造成鹽沼濕地的退化;同時,黃河斷流導致來沙量減少、海岸蝕退,長期淹水狀態不利于鹽沼濕地植被的生長,從而導致鹽沼濕地向灘涂未利用地轉化,1995-2000年,格局演化以破碎和消失為主可能受此影響。2002年起黃河通過聯合調度萬家寨、三門峽、小浪底水庫實施的調水調沙工程,極大地增加了黃河入海水沙量,使得泥沙淤積,同時為鹽沼濕地補充了淡水資源,為其恢復起到了積極作用,因此2000-2005年,出現破碎和消失的頻數明顯減少。

圖9 黃河下游及黃河三角洲1973-2020年主要事件時間軸Fig.9 Timeline of major events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 Delta during 1973-2020

從各時期的土地利用/覆被分布來看,人類生產開發活動始終貫穿著整個研究時期,對鹽沼濕地的時空動態特征及景觀格局產生重要影響。研究期間耕地凈增加674.9 km2,耕地墾殖必然要進行濕地排干改造,直接導致濕地干化[36];養殖池/鹽田凈增加1015.71 km2,占用了大量灘涂,進而擠壓適宜鹽沼濕地生長的空間,水產養殖等產業廢水的排放直接污染近岸環境,間接影響鹽沼濕地生境。此外,黃河三角洲擁有重要的石油生產基地,孤東油田于1986年開始建設,占用了部分鹽沼濕地,大量廢棄物的排放也導致環境惡化,對鹽沼濕地產生不利影響;道路堤壩建設阻隔了鹽沼濕地的水文連通,雖然占地面積較為有限,但是弱化了海洋和陸地的水文循環。2005年之后,由于國家對濕地保護的重視程度加強,各項濕地保護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濕地保護政策的實施,使得黃河三角洲地區鹽沼濕地得到有效的恢復[37]。2010年《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38]實施,強調了“要加強海洋生態修復與治理,大力實施濱海濕地、檉柳林等典型生態系統的保護與修復工程”; 2011年設立了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39],將維護黃河下游流域生態平衡作為指導原則之一,將黃河三角洲保護區等重點濕地保護區列為禁止開發區域。隨著國家對黃河三角洲地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力度的加強,對于鹽沼濕地的恢復起到了較為顯著的作用,鹽沼濕地景觀格局的消失和破碎明顯減少,新增和擴張明顯增加,生境得到恢復。另外,互花米草在1989年在黃河三角洲地區出現[40],2011年迅速擴張,到2020年已經遍布黃河口潮間帶地區,新增的鹽沼濕地也一定程度上來源于河口地區互花米草的擴張。

5 結論

基于Landsat系列衛星影像,對1973-2020年10個時期的黃河三角洲濱海區域進行了土地利用/覆被的精細制圖;在此基礎上分析了鹽沼濕地的時空動態特征、鹽沼濕地與鄰近土地利用/覆被類型的轉移情況;改進了SEDMS模型,將各時段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化模式分為擴張、新增、破碎、消失四種類型;結合地理探測器,重點剖析了長時序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化模式空間分異的驅動因素,主要結論如下:

(1)鹽沼濕地面積總體呈減少趨勢,由1973年的507.04 km2下降到2020年的254.69 km2;1995年以前較為穩定,1995-2010年減少明顯,隨后有所增加;空間重心總體向東遷移,分布范圍呈現分散-集中-分散的演變特征。新增鹽沼濕地主要由灘涂未利用地和水體轉化而來,草地、養殖池/鹽田和耕地則為占用鹽沼濕地的主要類型。

(2)鹽沼濕地景觀格局演變模式呈現三個明顯的階段:1995年以前的動蕩期,1995-2010年的過渡期,以及2010-2020年的穩定期。1973-1995年,呈現破碎、消失、擴張、新增格局演化模式的格網數量都較多,其中主要以消失和破碎為主導;1995-2010年,格局演化模式逐漸由消失和破碎為主導轉變為擴張為主導;2010年后為穩定期,格局發生變化的區域較少,總體以新增和擴張為主。格局演化頻繁的區域,主要位于兩大保護區內與人工用地類型的交界地區。

(3)灘涂未利用地的分布和面積變化以及耕地的開發對于鹽沼濕地的格局演化直接作用較為顯著;人工表面、養殖池/鹽田和道路堤壩的建設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鹽沼濕地的破碎和消失;2005年之后一系列的保護政策的實施與鹽沼濕地的新增和擴張在時間上較為吻合,表明人類的干預對于鹽沼濕地生境恢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互花米草的入侵也直接導致了鹽沼濕地的新增和擴張。